第三部 新生
第一章 廖耀湘举起手铐，向头上死命砸去……
廖耀湘被押往东野司令部。
部下问林彪，要不要亲自审问一下廖耀湘。
林彪摇了摇头，说：“抓着就行了。审问是你们的事。”顿了顿，他接着说，“不过要严加看管，不要让他跑了。”
10月31日，廖耀湘被押出东野司令部，关押在一间民房里。
民房门窗已破，房里挂满了蜘蛛网，地很潮湿，散发出一股难闻的霉味。看样子已经很久没有住人了，房屋各处都十分不严实，根本不是一个关押重要战俘的场所。
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枪炮声震得破旧的门窗格格作响，灰尘不断从房顶上“扑扑”震落下来。
为了防止廖耀湘逃跑，他被严严实实地上了脚镣手铐。
廖耀湘望着手上锃亮的手铐，默不作声。此时，他把世界上一切都忘了，白发苍苍的老母，望眼欲穿的妻子，圆睁大眼的儿子，心目中只有四个字：杀身成仁。
为了校长、为了党国，我一定要杀身成仁！
此时，他忽然模模糊糊地记起，10月的这几天，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便向门外看押他的年轻解放军战士问道：“请问，今天是几号？”
“10月31日。”年轻的战士疑惑地看了他一眼，不知自己看押的这个重要战俘此时问这干什么。
“啊！10月31日，”廖耀湘差点轻声喊了出来，“今天是校长61岁的生日呀！”
去年的今日，他正在沈阳为校长做60大寿。校长一纸命令，他当了第九兵团司令。
他端端正正向校长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满面春风地朗声说道：“谢校长提拔栽培，建楚愿为校长、为党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廖耀湘将头向墙上猛撞过去。气息奄奄，血流如注。
看押廖耀湘的年轻的战士破门而入，牢牢抓住了他的双肩。廖耀湘想尽力挣脱年轻战士的双手，再次向墙上撞去……另一个年轻的战士赶紧挡在他的身前。两位年轻的战士严严地架住了廖耀湘。医务人员将他的伤口严严包扎起来。双方都没有说话，也说不上话。在战场上，这样的情况，对部队的医务人员说来，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因而，他们包扎好廖耀湘的伤口以后，便默默地走了出去。
廖耀湘头上缠着白色纱布，躺在铺着苇席的炕上，两眼呆呆地望着熏黑的屋顶。
以往的一幕一幕，像放电影，在他眼前闪过：
蒋介石亲自批准他到法国学军事，指名让他当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师少将参谋长，委任他当第九兵团司令……
全力栽培，恩重如山。我廖耀湘却全军覆灭，被俘成囚。
“奇耻大辱！奇耻大辱！愧对校长！愧对校长呀！”
廖耀湘泪流满面，喃喃自语。
他再一次举起手铐，向头上死命地砸去……双手被看守人员牢牢地钳住。
消息传到林彪那里，有人轻声向林彪提议：“是不是去看看廖耀湘，向他做做工作，你是黄埔军校四期学生，他是六期学生，做起工作来可能方便些。”
林彪没有点头。提议者不知道，正是林彪亲自授意：对于廖耀湘这样重要的战俘，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戴脚镣；二、战俘不准相互交谈；三、要严加看守，任何人不得与其有所交往。
这仅仅是林彪对重要战俘的做法。
第一、二、三野就完全不同了。
二野的陈赓，不但亲自去看望黄埔军校的老同学宋希濂，而且还邀请宋希濂到监狱外面吃饭。
三野的陈毅，对战俘中的旧友，多次登门拜访，与其叙旧，热情鼓励他们丢掉包袱，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来。
廖耀湘当然不知道这些，他看到的是林彪亲自授意要部下给他双手铐上的这副锃亮的手铐……
在解放军的严密监视下，廖耀湘终于没有能够为他的校长“成仁”。
冰天雪地。被称为“东方莫斯科”的哈尔滨，被裹在风雪之中。载着廖耀湘一行的车辆，行驶在哈尔滨的中央大街。廖耀湘坐在车上，用棉大衣将全身紧紧裹住，仍然感到很冷。
他的心更冷。他不愿抬头看同车的一伙。
这是怎样的一伙呀！佝偻着腰，耷拉着脑袋，流着鼻涕，活像一群被收容的乞丐。校长看到他这一群学生，这一群部下，他将作何感想啊！廖耀湘沉重异常地思索着。
车“嘎”地一声，在一座灰色的大楼前停下。廖耀湘抬头一望，只见“马迭尔大饭店”几个大字映入他疲惫的双眼。中文店名下面配有醒目的俄文。长期在国外居住过的廖耀湘知道：这是白俄在中国开设的饭店。
廖耀湘迈着沉重的步伐，一步一步缓缓走进了饭店。他和几个战俘被送进了一间较大的房间，房间里已经住了几个人，由于时近黄昏，加上人人都低垂着头，一时看不清对方的面目。
开晚餐了。餐厅里灯光较亮，他抬头望了望各个餐桌旁的人群，不禁略微感到吃惊：这偌大的餐厅，竟像在开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团聚会”：这里面有1948年10月在长春战役中放下武器的国民党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第一司令官郑洞国；1947年2月在山东莱芜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第二绥靖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1948年9月在锦州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第六兵团中将司令官卢浚泉；第四十九军中将军长郑庭芨……这时，廖耀湘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这里只差校长了！
吃完晚餐，集合训话。一个十分年轻的解放军干部说：“这儿是哈尔滨解放军军官教导团。你们这些从各个战场被解救过来的军官，在这儿的任务就是学习，通过学习改造自己。”
第二天，这个年轻的解放军干部便给各个房间里送来了一些书，这些书名对满腹经纶的廖耀湘说来，有些陌生，什么《共产党宣言》啦，《联共（布）党史》啦，《新民主主义论》啦，他接过这些书，没有去翻它，便放在了床头。
他在思考着未来。管理干部发现廖耀湘很喜欢看报纸，便每天给他送来各种报纸。廖耀湘默默阅读着。外面的各种消息，从报纸上迎面向他扑来。沈阳、营口相继易手，国民党军队像海水退潮般向南退去。
沈阳一个个工厂陆续恢复生产，一座座炸毁的房子重新建起，一批批失业工人重新找到工作，一袋袋粮食送到饥寒交迫的居民的手中……
所有这一切，都是真的吗？廖耀湘定定地望着手中的报纸。
老上级郑洞国仍时时来看望他。他是投诚将领，行动比较自由。交谈中，郑洞国发现，廖耀湘那薄薄眼镜后的双眼里，挂上了越来越深的问号。而廖耀湘却发现：自己的这位老上级、老战友的眼中，却展现出越来越多的惊叹号。
“建楚，”郑洞国带着对什么事情都固有的那种认真，轻声说道，“解放战争如此迅猛地发展，我一点都不感到吃惊，因为我就是当事人之一，这些都在我的意料之中，你呢？”
“开始，我感到有些意外。”廖耀湘坦诚地说，“后来，我认识到这是历史的必然。”
“为什么？”郑洞国问。
“对于一个如此腐朽没落的政权，这只能是它唯一的结局。”廖耀湘回答得十分简洁和干脆。这是他一个多月来思索的结果。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郑洞国微微点了点头，他深信，他自己的老部下是不会随便说出这句话的。
第二章 “历史是最严厉的审判官”
廖耀湘此时此地想的是，我所做的一切，对得起校长吗？
下面，是廖耀湘1948年10月29日在辽西被俘后，在哈尔滨、抚顺、绥化等地解放军军官教导团高级队的部分日记，从这里，可以看出廖耀湘围绕着培养他、栽培他、重用他的校长，在深深地思考着什么：
望着这位自称“八字”比我好的佝偻着身子、流着鼻涕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周福成，我不禁打了一个寒噤。这大概是校长领导下的党国形象吧！周福成看到了我，停了下来，没有说话。此时，我却很想通过他了解我的老上级卫立煌的情况。因为解放军进攻沈阳时，卫立煌正好也在沈阳。
我上下打量他一下，说了声：“请坐。”他木然地坐了下来，低垂着头。顿了顿，我问道：“周司令官，你了解卫立煌总司令的下落吗？”
“卫立煌？”他终于抬起头来，望了我一眼，“还问他干什么？”
“他是我们的老上级呀！”我说。
“老上级？你记得他是我们的老上级，他记得我们这些老下级吗？”他有些愤然。
“此话怎讲？”我摸不着头脑。
“那我就给你讲讲他逃脱沈阳时的情况吧。”
下面，便是他给我讲述的卫立煌逃离沈阳的故事：
锦州被解放军拿下后，立即全力进攻沈阳。兵败如山倒，沈阳城里一片混乱。国民党大小官员忙着收拾劫来的金银细软，准备弃城逃命。卫立煌将我找了去，说：“沈阳城的防务就交给你啦，拜托了！”说完，便与参谋长赵家骧等乘汽车匆匆赶往东塔机场。我赶紧开着一辆车，紧随而去。
机场上一片混乱，枪炮、机车、行李布满机场，人们狂奔着、呼喊着，官兵们你推我搡，争相逃命。
一个小时后。蒋介石派了两架大型运输机，来接国民党准备从沈阳逃亡的高级官员。人们一拥而上，将两架飞机紧紧围住。卫立煌的警卫员把围机的人群奋力拨开，卫立煌先挤上飞机。赵家骧和辽宁省长王铁汉等高级官员也不顾一切，奋力爬上飞机。
机场官员见到这等情形，顷刻大乱，人人拼命向飞机爬去。有的爬机翼，有的紧抱起落架，任警卫人员怎样威胁、殴打，乃至朝天鸣枪示警，都没有一个人从飞机上爬下来。飞机不能起飞，拥向飞机的人越来越多。
参谋长赵家骧急得满头大汗，卫立煌将他拉出人群，对着他的耳朵，轻轻耳语了几句，赵家骧头像捣蒜似地，立即擦着汗向飞机跑去，他用尽全身力气，向紧紧围在飞机四周的人大声喊道：“弟兄们，请不要拥挤。卫总司令临上机前接到委座亲自挂来的加急电话，说马上就有4架飞机到达沈阳，凡是下列名单上的人都可以乘这4架飞机飞离沈阳。”说着，便从口袋掏出一张“名单”，向下大声宣读起来：谁乘坐第一架飞机，机号236；谁乘坐第二架飞机，机号238……最后，他望了望蓝天，以十分肯定的口气说道：“卫总司令有令，飞机来了，每个人一定要按刚才宣布的次序登机，保证每个人都能登上飞机，平安到达南京。委座将亲往南京机场迎接各位。”
人们慢慢静了下来，爬在机翼和尾翼上的人也缓缓地不情愿地爬了下来。飞机前空出一条跑道。飞机穿过跑道两旁惊疑的人群，直插蓝天。人们在机场上焦急地等着。几百双疑虑的眼睛焦急地望着蓝天，一直望到天空闪现出如恐惧的眼睛一般眨着的星星，仍不见飞机的踪影。
“我们上当啦！”一位戴着少将军衔的军官一跺脚。
回应他的是机场四周解放军隆隆的炮声。一颗炮弹正好落在机场中央，人们被炸醒过来！
“狗日的卫立煌将我们骗啦！”
“蒋介石王八蛋将我们涮啦！”
蒋介石、卫立煌成了众矢之的。
“矢”还没有放完，骂还没有住口，机场上一个个狼狈不堪的官员，已经成了冲进机场的解放军的俘虏。
这就是卫立煌！
这就是蒋介石！
听完周福成愤恨交加的讲述，我能讲什么？我只能叹口气，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12月23日
今天，发生一件令我感到十分意外的情况：一个军统高级特务被押进了战犯管理所。
对于这些军统特务，我历来是敬而远之的。但是，这个特务说，他是11月中旬从南京带着任务来到沈阳，准备和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一起在沈阳易手后与美国操纵的日本特务一起搞破坏活动的。对于这些，我都认为是一些穷途末路的黔驴技穷的伎俩，完全不屑一顾。只是，他才从南京来，而且，据他自己说，他与校长的秘书陈布雷先生过从甚密。这倒引起我强烈的兴趣。因为，从他这儿可以较为详尽地了解校长的近况。在与他的交谈中，使我了解到此时校长的焦躁、暴戾和颓丧，这是必然的和完全可以理解的。只是来人讲的另一个情况却使我震惊不已，校长的“左膀右臂”、被世人公认的“领袖文胆”、“总裁智囊”的陈布雷先生竟于11月13日服毒自杀了！
这实在太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今年5月，我在南京晋见校长时见到他，他还踌躇满志地跟我说：“建楚，你是校长的一杆最有力的枪杆子，我是校长一支较有力的笔杆子，这一枪一笔，一文一武，要好好辅佐校长，完成一统天下的大业呀！”
是的，这确是他的肺腑之言。也正因为这样，我常以陈布雷为知己。
他有很多地方与我太相似了。他12岁就写过“怀志诗”：“游子浮云梦不成，挑灯坐夜凄凄情，明朝欲向横塘路，大雨潇潇久未晴”。和我11岁写的“怀志诗”：“万仞峻岭与天齐，潇湘夜雨梦依稀 ”如出一辙。而最为相似的是：对校长的知遇之恩。
“士为知者死”。我们这两个一文一武的“士”，都愿意为校长这个“知己者”死。
因而，听到陈布雷之死，使我想到很多。现在，这位代校长起草过那么多震撼人心檄文的“文胆”，这位校长最有力的“笔杆子”，这位校长最具赤胆忠心的“忠臣”，竟然舍弃生命，先我们而去！真使我感慨无限，唏嘘不已。
我向来人问及当时的具体情况，他较为详尽地告诉我：辽沈战役彻底失败，特别是我的被俘，给陈布雷一个极大的打击。他私下对蒋介石说：“廖耀湘这根顶梁柱的遭难，是个十分不祥之兆，以廖之军事才干，都未能将东北保住，那么，其它战场的前途便可想而知了！”蒋介石沉思有顷，摆了摆手，说：“彦及，你的看法未免太悲观了。廖耀湘遭难，固然是我们党国一个重大的无可弥补的损失。但我们还有几百万军队，我们还有强大的空军，我们还有强大的海军，我们一定能转败为胜，重振江山！”陈布雷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说：“我们要早听廖耀湘的话，就不至于有今天了！”
1948年11月11日上午，国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讨论对付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军事攻势问题。陈布雷忧心忡忡地参加了会议。会上，矛盾重重，蒋介石重弹“我们必胜”的老调。在会上轻易不发言的陈布雷，这时显得十分激动，他厉声疾言地说道：“辽沈战役国民党节节败退，全国最大的第九兵团全部被歼，廖耀湘被俘，东北其它兵团也溃不成军。国民党整个军队将骄兵逸，国民党军政大员贪污无能腐败入髓，以致弄得民怨沸腾，怨声载道，老百姓矛头直指几大家族。这样下去，国将不国，军将不军，三民主义还有何希望？今年5月，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从东北到南京向委座汇报东北战况，说了一句至今令我刻骨铭心的话，他说‘我们的党国再这样下去，就只会将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事业毁于一旦了’！”
蒋介石由于辽沈战役的惨败，我的被俘，心里本来就窝着一团火，陈布雷这一顿“暴风骤雨”，无异于火上加油。从不在公开场合批评陈布雷的蒋介石，这时火山爆发，岩浆向陈布雷猛泻而来：“陈布雷，近来你处处跟我唱对台戏！我看，你这对台戏也唱得够了！你该休息了！”
陈布雷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遭到蒋介石如此声色俱厉的斥责，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他悻悻地退出会场，回到寓所，他只说了句：“依我看，廖耀湘的预言是要实现了！”
陈布雷在寝室中，从11日开始动笔留遗书，一共留下11篇遗书。12日晚，服安眠药身亡。
他在给蒋介石的遗书中说：介石总裁钧鉴：布雷追随20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
陈布雷这样一位和我一样，一生如此忠于校长的“文胆”，竟这样默默无声义无反顾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由此可见他对党国前途之绝望。
从陈布雷身上，我看到了党国的前途；从陈布雷身上，我看到了校长惊惧的面庞；从陈布雷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12月30日
今夜是1948年的除夕之夜。
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一座熊熊的火炉旁，在思考着这一年中发生的一切。
去年此时，正是我被校长任命为第九兵团司令之时。想当时，是何等踌躇满志，准备在北宁路以西，与解放军主力决一雌雄，为校长争光。
结果，大大出乎意料之外。在不到一个月里，在与解放军的决战中，部队损失三分之二。校长亲飞沈阳，要对我进行严办，幸据理力争，才得以幸免。尔后，多次飞南京向校长面陈东北战场之危况，并力陈出营口之良策，不被校长接受，酿成今日大败之惨剧。
正在炉边沉思，看守的解放军战士送来今天的报纸。
报纸上赫然登着新华社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献词一开始便写道：“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战争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时候，他们的军队的数量约等于人民解放军的三倍半，他们军队的装备和人力物力的资源，更是远远地超过了人民解放军，他们拥有人民解放军所缺乏的现代化工业和现代交通工具，他们获得美国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大量援助，并且是经过了长期的准备的。”
新华社这段新年献词是实事求是的。我率领的第九兵团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这一机械化部队机械上的每一个零件都是美国制造的。可是，我们却没有战胜手持土枪土炮的解放军。
对我说来，这是一个怎么也无法理解的事实，然而却是铁一样的事实。
大概固执的校长，也不得不承认这一铁的事实。
新华社的献词还对校长进行了评论：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自1927年4月12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2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吗？请大家想一想，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以来，从1945年10月重庆谈判和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中国人民对于这伙盗匪曾经做得何等仁至义尽，希望同他们建立国内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改变了他们的阶级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没有呢？这些盗匪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是可以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得开的。他们依靠美国帝国主义把47500万同胞投入了空前残酷的大内战，他们用美国帝国主义所供给的轰炸机、战斗机、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动步枪、汽油弹、毒气弹等杀人武器屠杀了成百万的男女老少……
献词对校长进行了严厉的谴责，献词对我在东北的所作所为也进行了严厉的谴责。读到这里，校长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开始由英雄变成魔鬼。但一想起校长往日对我的栽培和恩惠，校长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又开始由魔鬼变成英雄。英雄和魔鬼，在我脑海里共存。我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
1949年1月10日
一件令人震惊同时又是意料之中的事终于发生：我的老上级杜聿明在准海战役中被俘。我们终于走上了同一条道路：成了共产党的俘虏。
而且，他也是全军覆灭。我们到底为什么败得这么惨？校长在共产党强大的攻势面前，为什么显得如此软弱无力？这几天，一个个疑问号在我的脑海里打转，得不到解答。我很想见到老上级杜聿明，和他讨论一下这些问题；我又怕见到杜聿明，不得不和他讨论这些问题。
1月28日
今天，报上刊登中央社消息，校长指示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宣判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无罪。
这使我太感意外了！
我们与日寇八年浴血奋战，我国人民牺牲无数生命财产。冈村宁次双手沾满了我国人民的鲜血。现在，竟然宣布他无罪，长眠在野人山的弟兄怎么也不会答应呀！
校长，你让全国人民，你让你的学生怎样看待这一不可思议之举——这实实在在是不仁不义之举呀！校长高大的形象，确确实实在我脑海里慢慢崩溃。
2月5日
1月15日，天津解放，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被生俘；1月31日，傅作义起义，北平和平解放。
兵败如山倒呀！
今天，报上刊登《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我们这些被俘的国民党战俘看了以后，议论纷纷。
大家议论得最多的是：共产党究竟会如何惩办国民党战犯？
李仙洲说：“在人类历史的长期政治斗争中，胜利者向来不会轻易地饶恕一个自己的仇敌的。”
周福成说：“政治斗争远比军事斗争更残酷，更漫长。”
卢浚泉说：“刀把在人家手里，要打要杀就随人家了。”
郑庭芨不发表意见，却问我的看法。
我的答复是：“我最近读到马克思一句话：‘历史是最严厉的审判官’。我相信：历史这个严厉的审判官，会正确审判每一个人的。”
郑庭芨说：“难怪人家说你是一个军人哲学家，说出话来就是跟人家不一样。”
校长也这样评价过我。但我并不是哲学家，只是一个军人，只不过有时喜欢用哲学家的思维方式思考一些问题。这大概是自己一生取得某些成功的原因，也是有时遭至某些失败的原因。因为哲学使人谨慎。谨慎对一个军人说来，有利也有害。
能从这个角度来总结我在东北战场上的失败吗？
第三章 校长，此时你能听到学生的声音吗？
哈尔滨到处冰天雪地。
廖耀湘的心也结着一层厚厚的冰。在这座冰雪拥盖的白俄大楼里，廖耀湘处处能碰到自己昔日的老部下、老战友、老上级。这些人大部分眼里都流露着烦躁不安、绝望和恐惧。
这里生活是好的。管理他们的解放军吃得很差，却让他们这些战俘吃大米、白面。他们知道廖耀湘是湖南人，爱吃辣椒。管理员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些南方辣椒，使廖耀湘每顿都能吃上辣椒。
管理干部对他们态度也十分好，实实在在地把他们当成他们的朋友。没有一点“胜者为王”的骄横。
所有这些，都使廖耀湘和他的朋友十分感动。但这一切，始终抹不去廖耀湘心中的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的校长到底为什么会一败涂地？我们到底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教导团政委贺群找廖耀湘谈话。
谈话十分随和。他问及廖耀湘的家庭，个人经历。廖耀湘都一一如实做了回答。最后，他对廖耀湘说了一句：“你的出身很苦啊！”
是的，廖耀湘的童年和少年，是在一般人难以想像的苦难中渡过的。
贺政委不知从哪儿得知了廖耀湘在少年时代上学时，因吃不上饭而饿晕在教室这一细节，说你这种锲而不舍的学习精神，实在令人感佩。你成为军人中一位有名的儒将，和你学习上的这股“牛劲”是密切相关的，有很多地方，我还要向你学习、请教。
政委贺群说得很坦然、很恳切，没有一点做作。一位胜利之师的将领，能对一位败军之将如此推心置腹地谈话，使廖耀湘颇受感动。
但廖耀湘仍然无时无刻不想到自己的校长，想到校长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想到校长殚精竭力的栽培，廖耀湘想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应当对校长忠贞不二，对校长始终如一。
廖耀湘一个人单独住一个房间。战场隆隆的炮声，已经远远离他而去。做为一个军人，耳边失去枪炮声，就仿佛失去了生命中最为重要的旋律。
一个人独处，往往容易回忆过去。此时此地，廖耀湘想得最多的是校长决定送他去法国留学，那一次影响他一生的至诚的谈话；到法国以后，是校长远从祖国托人带来的关注和问候；从法国归来以后，是校长亲自委任他担任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师的参谋长，在缅甸野人山，是校长给他带领的部队送来一箱箱食品；抗日胜利后，是校长亲自点名，让他率部担任芷江洽降、南京受降的警戒；东北战场上，是校长力排众议，让他担任中国最大兵团的司令。
没有校长，便没有他廖耀湘的一切啊！可他却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想到这里，他羞愧难当，心如刀绞。校长高大魁梧的身影，时时出现在他身前。他好像在对他微笑，对他鼓励；又好像在对他怒目而视，在对他进行责难和质疑。在校长高大的深不可测的身影旁，出现最多的是母亲苍老佝偻的身影，她刀刻似的核桃般的面庞，她那悲戚盼望的目光。母亲身后是妻子黄伯溶刻骨铭心的身影，她那憔悴的面庞，她那期待的神情，她那悲切的目光，她怀抱中孩子稚气的眼神，她身旁岳父忧虑的神态。
这些和廖耀湘一起被俘的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相当一部分是黄埔的同学。看到他们，他常常想起在黄埔读书的岁月。
有时校长给他们讲话，有时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给他们讲话。蒋介石和周恩来讲得精彩，他们听得专注。当时，是一种何等感情融洽、生动活泼的局面啊！可现在，同是黄埔的同仁，却变成了两个势不两立的团体。这到底是为什么？
廖耀湘始终理不清这个历史的疑团，解不开这个历史的疙瘩。他真想此时能见到校长，能见到周主任，请他们帮他解决这个历史的难题，解开这个历史的疙瘩。廖耀湘在想：“校长，此时，你能听到我这个学生的声音吗？”
第四章 蒋介石的两个得意门生杜聿明与廖耀湘异途同归
这一天，廖耀湘正在洗脸，院里响起了广播，广播的题目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啊！廖耀湘终于听到了老上级杜聿明的消息。他马上 停止洗脸，仔细聆听起来。
一连广播了三遍，廖耀湘仔细听了三遍。但意犹未尽，不能解渴。
大概是解放军军官教导团的领导知道廖耀湘和杜聿明的特殊关系吧，廖耀湘正在十分遗憾没有听清全文的情况下，一位年轻的解放军士兵给他送来一张报纸，说：“这是刚才的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领导上特地要我送一份给你，要你看后好好想一想。”
廖耀湘迫不及待地将它接过来，一口气将它读完，下面，便是《敦促书》全文：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灭，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你们的孙元良兵团已经完了，剩下你们两个兵团，也已伤俘过半。你们虽然把徐州带来的许多机关闲杂人员和青年学生强迫编入部队，这些人怎么能打仗呢？十几天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你们的阵地大大地缩小了。你们只有那么一点地方，横直不过十几华里，这样多人挤在一起，我们一颗炮弹，就能打死你们一堆人。你们的士兵和很多干部都不想打了。你们当副总司令的，当军长师长团长的，应当体惜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别再叫他们作无谓的牺牲了。
现在黄维兵团已被全部歼灭，李延年兵团向蚌埠逃跑，我们可以集中几倍于你们的兵力来打你们。我们这次作战才四十天，你们已经丧失了黄百韬十个师，黄维十一个师，孙元良四个师，冯治安四个师，孙良诚两个师，刘汝明一个师，宿县一个师，灵璧一个师，你们总共丧失了三十四个整师。其中除何基沣、张克侠率三个半师起义，廖运周率一个师起义，孙良诚率一个师投诚，赵壁光、黄子华各率半个师授诚以外，其余二十七个半师，都被本军全部歼灭了。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的下场，你们已经亲眼看到了。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军长、赵壁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廖耀湘将这份份量如此之重的《促降书》反复看了三遍。他耳边仿佛有一个巨人在向他讲话，在向他讲述着他从来没有听到过的道理。
于是，他埋下头来，又将这份《促降书》重看了一遍。
他想着：他的老上级杜聿明、邱清泉听到这份《促降书》会是什么态度？暴跳如雷，拍桌打椅？性格暴躁的杜聿明很可能是这样。再三斟酌，冷静思考？善于思索的邱清泉很可能是这样。
但他深信：在任何情况下他们决不会投降。他对这两位老上级太了解了。就仅仅凭他们对校长的忠诚，他们也决不会投降。
下午，政委找廖耀湘谈话，动员他给他的这两位老上级写信，劝他们投降。廖耀湘摇了摇头，如实相告：“写也没有用，据我了解，他们是不会投降的。”廖耀湘讲的是实话。他还有一个想法没告诉政委：这就是，我此时写这样的信，实在对不起他们共同的校长。他被俘了，他不能劝他的老上级投降，这是做人的准则。这也是他对校长的忠诚。
第五章 从林彪的战犯看守所到北京功德林
廖耀湘被俘很久了，但一直没有与解放军高层领导见过面。
罗荣桓找着林彪，说：“林总，对廖耀湘这样的高级将领，我们还是要做做工作。”
林彪沉默有顷，抬起头来，望了罗荣桓一眼，一字一字慢慢地说：“有这个必要吗？”
罗荣桓十分肯定地说：“完全有这个必要。”
林彪仄着头，问：“为什么？”
罗荣桓站起身来，双手按在桌上，直视着林彪，这是他和林彪交谈问题时的习惯动作。静场有顷，才慢慢说：“因为廖耀湘是蒋介石王牌中的王牌，嫡系中的嫡系。做通了他的工作，就等于做通了很多蒋介石嫡系的工作。”
林彪背着手，在室内踱着步，最后，终于停了下来，点了点头。
罗荣桓立即将参谋长刘亚楼找来，说：“我与林总商量了一下，请你以林总和我的名义，宴请一下被俘的国民党将领，特别是廖耀湘。”
“好！”刘亚楼立即要参谋长通知了司令部炊事班，准备一桌较丰盛的宴席。
国民党被俘将领一个一个有点紧张地来到设在后勤部办公室的宴会席旁。
廖耀湘最后一个低着头进入办公室
刘亚楼微笑着一一和他们握手。
“各位将军，”刘亚楼举着杯，“今天，我代表林彪司令员和罗荣桓政委，设宴招待诸位。在战场上，我们是对手；放下了武器，我们就可以成为朋友，让我们为成为未来的朋友而干杯！”
刘亚楼和国民党的将军们站起身来，举起杯子，一饮而尽。
廖耀湘没有站起身来，也没有举起杯子。刘亚楼再次举杯向国民党将领一个一个敬酒。刘亚楼走到廖耀湘身旁，举杯笑道：“廖将军，敬你一杯！”
廖耀湘仍然没有站起身来， 更没有举杯与刘亚楼相碰。刘亚楼笑道：“胜败兵家常事嘛，廖将军何必如此介意？”
廖耀湘霍地站了起来，气咻咻地大声吼道：“你们共军打的什么仗？根本不懂战役，也不讲战术。如不相信，请转告林彪将军，我们把部队摆开，重新打！”
刘亚楼左手扶着廖耀湘的肩，右手端着酒杯，呵呵笑了起来：“不是我们不讲战术，是你廖将军看不懂我们的战术。”顿了顿，刘亚楼一语中的地说，“我们以能打胜仗为原则，以有效消灭敌人为目的，事实不正证明了这一点吗？”
刘亚楼一句无可辩驳的话，呛得廖耀湘脸红到脖根儿。他恼羞成怒，抓 起酒杯朝地下摔得粉碎：“刘亚楼，我知道你留过英，但解放军中像你这样的‘洋八路’有几个？他们都是些‘土八路’，用些巫术来打仗！”
刘亚楼一听，也火了！他轻蔑地瞥了廖耀湘一眼，将手中的酒杯重重地放在桌上，厉声训斥道：“廖将军，你不要以为自己上过法国军校，又有美械装备和蒋介石的宠信，就可以横行世界，天下无敌了。告诉你，你拥有的这些统统靠不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是注定要失败的！廖耀湘，你不过是蒋介石的殉葬品而已！”
迎着刘亚楼正气凛然的目光，廖耀湘终于无力地低下了头。
刘亚楼回来，将廖耀湘在宴会上的风波讲给林彪和罗荣桓听。俩人听后，哈哈大笑。从不多言的林彪说：“他廖耀湘既懂战役，又讲战术，但进入东北以来，又打过什么大胜仗？最后还不成了我们的俘虏！”
蒋介石在北平得知自己最主要的兵力廖耀湘兵团全军覆灭，自己最得意的门生廖耀湘被俘的消息后，气得口吐鲜血，痛切地在日记上写道：
东北全军，似将陷入墨尽之命运，才中焦虑，诚不知所止矣！
廖耀湘从哈尔滨解放军军官教导团转至抚顺战犯管理进行学习改造。
1956年1月，沈阳、抚顺、重庆等地战犯，全部迁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廖耀湘也从抚顺迁到了功德林。
功德林在北京德胜门外，原来是一座古老的叫功德林的庙宇，为顺天府习究所。清朝末年，被改建成一座较大的监狱。在当时，这是一座比较“现代化”的监狱。因为它是以学习日本改良司法的名义修建的。所以，严格地讲是一座有着日本风格的监狱。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罗文干经过多方努力，组织监狱的囚犯重新建设，建成这座当时全国最大、最著名的监狱，取名“京师第二监狱”。监狱内共有监房十六座，共计三百五十多间房子，能关押犯人一千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成了公安部直接管理的一座监狱。这座功德林大监狱，占地一百亩，四周围着丈余高的高墙，墙上电网密布。从大门往里走，是一个颇大的广场，广场上原有一个高高的绞刑架，现已撤去，但广场上还留着几个深深的洞穴。大门南门，在三栋并不太高的房子，前面两栋是两层的楼房，第三栋是平房，用来做会客厅，里面摆着颇为讲究的沙发，铺着淡红色的地毯。既然历史上被称为“模范监狱”，里面的“基础设施”也就不一般了。三栋房屋之间，竟有两个小花园。在后栋小花园里，栽着一棵十分名贵的梅花树，一到冬季，梅花便傲雪而放，使人根本感不到这是一座监狱。大门的东面，是一排排整齐的平房，监狱的中心，是放射型的八条胡同。各胡同的交叉点上，是一座威严的高达几十米的八角楼，像一个巨人，在监视着胡同里的一切。一个哨兵在这高大的八角楼上，便可将监狱的一切，一览无余。大八角楼的下面，又有几个小八角楼，像一群小狗，在仰望着它们的母亲。大八角楼、小八角楼的大门，正对着每一条胡同，每条胡同都有一个铁栅门，将胡同牢牢地锁着。穿过大八角楼，再往后走，有两排南北对称的平房，平房中间，是一个颇大的运动场。监狱的后院，是一块二十多亩的杂地，杂地中间还有一口清悠悠的井，井边栽着一棵棵墨绿的梧桐，如果不是功德林前面挂着的那块监狱的牌子，很难使人想到这是一座监狱。
廖耀湘是带着异常复杂的心情，走进功德林的。
他知道：在这里看似“世外桃源”的功德林里，曾经有多少共产党人被自己的校长所杀害。这放射型的条条胡同里，还散发着浓浓的血腥味；这胡同的阴沟里，还流着被校长杀害者的尸水……
现在，自己以国民党败军之将的身份，进入了这座以前关押共产党人的监牢。
共产党会怎样对待我这个双手沾满解放军将士鲜血的国民党最大兵团的司令官呢？廖耀湘本能地预感到：他的前程，肯定是凶多吉少，甚至“凶多吉无”。他如此清晰地记得，去年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惩办战争罪犯的命令，正式明确宣布，凡国民党军官及国民党党部、政府各级官吏命令其部属实行屠杀人民、施放毒气、破坏建筑、毁坏物资等罪行者，皆以战犯论罪。今年年初，中共发言人又发表了关于和平谈判条件必须包括惩办国民党战犯的声明。廖耀湘心里再清楚不过了，按照这两个命令和声明，他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十恶不赦的战犯了。共产党会怎样惩办他这个罪孽深重的大战犯呢？廖耀湘是学军事的，但他的历史知识和政治经验却十分丰富。他知道，各国的冷酷的历史早已无数次昭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胜者绝不会饶恕自己的死敌的。不流血的政治永远比流血的军事更为残酷，更为无情，更为复杂和漫长。任何国家的改朝换代都是这样：一些人倒霉，另一些人走运，可以这么说，在你死我活的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既不走运又不倒霉的人是没有的。校长在“走运”的时候，不也是咬牙切齿地吼着“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掉一个”吗？现在，自己作为校长最得意的学生。在这场 中国最大的最为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成为政治的祭奠品，又有什么顾影自怜和想不通的呢？想到这里，看看自己身上的囚服，他心里反到安然了。
他一步步向一条胡同口走去。走到胡同口，只见灰色的墙壁上面钉着一个洗脸盆大的黑底白字圆形的木牌，木牌上用正楷写着一个大大的“戊”字，再看看其他的胡同口上面，分别写着“甲、乙、丙、丁、庚、辛”。看样子，这钉着编号的胡同，就是他近期的归宿了。
廖耀湘机械地走进胡同，他举目一望，一条60米长的深邃的胡同摆在他的面前。他低着头，走进一间30多平米的牢房里，他抬起头看整洁的屋里，只见屋里整齐地摆着散发木香的新床上铺着新褥子，新褥子上铺着新床单，枕头和被子全都是新制的，屋中央还有一张崭新的饭桌和几条新木凳……
他在新凳子上坐了一会，又站起身来，向屋外走去。他倒背着手，在胡同前后打量和观察着，他发现，共产党办事确实周到和仔细，在这座名为监狱的大建筑物里，建有淋浴、盆塘的洗澡间，有抽水马桶的厕所……这里所有一切的一切，和自己脑海存在和思考的，有着很大很大的反差，这种反差看样子一时还是难以弥合的。接着，他到各个房间里走了走，他发现蒋介石的各路“诸侯”，竟在这座幽静得有点世外桃源味道的功德林意外“会师”。在这些战犯里，他见到了自己的老乡川、湘、鄂三省边区主任宋希濂、特务头子沈醉，见到了兵团司令黄维、王耀武、李仙洲，廖耀湘悽然地想，这简直成了“校长的黄辅军校改造培训班”了！
廖耀湘在这里见到蒋介石广为散布的已被“共产党枪决”或“惨遭杀害”的康泽、王陵基等，感到吃惊不已。他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心想：我的校长，直到这时，你还在撒谎呀！
1月10日，廖耀湘来到功德林第二天，为了接待安排廖耀湘等从全国各地集中到功德林的战犯，北京战犯管理处举行了全所最大的一次全体会议。
大礼堂里300多个国民党战犯专注地注视着礼堂的讲台，北京战犯管理所的姚所长，威严中带点不易察觉的柔和与宽厚，并着腿站在讲台前，他眉清目秀，怎么也和一个“典狱长”的形象联系不起来。他讲起话来，明晰而清脆，甚至还带点音乐美。他将双手轻轻按在讲台上，一句一句缓缓地说：“诸位同学——”下面的人听到“同学”二字，悄悄交头接耳说起话来，相当一部人露出了微笑，因为他们被俘以来，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称呼，感到很为亲切。
“是的，我在这里称大家为同学，”姚处长将“同学”两字说得很重，“是因为我们将大家从全国各地集中到北京这个功德林来，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学习，加速改造。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亲自拟定的加强学习，促进改造的重要而具体的措施。对人民犯过罪行的人进行改造，是有一个由强迫到自觉的改造过程的。如果没有这个过程，是完全不可能真正彻底改造好的。现在，对在坐的诸位同学说来，在全国各地，你们的强迫改造的阶段已经过去了，自觉改造的阶段已正式到来。从今以后，你们的学习、劳动、生活的管理，全由你们当中民主选举产生的学习委员会来承担。学习委员会与我们管理所之间的关系，各位和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完全应该是建立在自觉改造的基础上的关系。从现在起，你们可以与自己的家庭自由地通信，可以自由接待亲友访问。”顿了顿，他接着说，“不久，我们将组织大家参观祖国各地的建设，亲身感受祖国建设的成就和前进的步伐，‘百闻不如一见’嘛！”
偌大的礼堂，静得连掉下一根针都听得见，大家心潮澎湃，有很多话要说，但都说不出来。廖耀湘看看身边几个熟识的老朋友，只见他们有的眼里溢满了泪水，有的想笑，却笑不出来；想哭，也哭不出来。大家心里都意识到一件事，他们开始获得信任，开始获得自由了！自由，对这些关了这么久的人说来，是多么重要呀！
廖耀湘的身边恰好坐着杜聿明。杜聿明静静地坐在廖耀湘的身边，好像大礼堂什么也没有发生，他直直地望着前面，在深深地思索着什么。他在想什么呢？在想缅甸战场的激越？在想东北战场的惨败？在想淮海战场的被俘？在想姚处长刚才令人兴奋的讲话？在想今后人生的道路？廖耀湘没有去打扰他，他知道，他的这位老首长，正在经历着自己人生重大的跨越。作为一个一生经历过那么多惊心动魄事件的老将，今天，他当然比一般人想得更多，更远，更深……
廖耀湘知道，从此，他们这些国民党的败将，要开始过正常人的自由生活了。
一天，廖耀湘望着身前的这块“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牌子愣神，轻声自言自语地说着：“功德林，功德林，真是名副其实，这是我们校长的‘功’与‘德’呀！将自己这么多的爱将送到了共产党的‘功德林’！”廖耀湘正细眯着眼在思索着，对面走来了湖南老乡军统大特务、赫赫有名的沈醉。对于在军队中做特务工作的军统特务，廖耀湘历来是不屑一顾的。
沈醉却笑眯眯地迎了上来，说道：“建楚，校长在台湾到处说你已‘杀身成仁，为国捐躯’了呢！听说还在台北公园为你建立了‘烈士纪念碑’啊！”
廖耀湘望了沈醉一眼，冷冷地说：“不是听说委座也给你在台湾建了一座‘烈士纪念碑’吗？”
“是呀！”沈醉笑着点了点头，“委座用心良苦，希望我们‘死后’仍为他‘效忠’，想不到我们这些‘忠魂’，又在这里相会了！”顿了顿，接着问道，“建楚，凭你的军事才干，你怎么竟被共军俘虏了呢？”
廖耀湘仰天长叹一声，说道：“非我之过，非我之罪，乃是委座举棋不定，意见不一，才导致今天的恶果！”
“是这样吗？”沈醉头一仄，望着廖耀湘。
廖耀湘沉默有顷，说道：“对于我自己的军事素养，我是深信不疑，甚至有点自负的。湖南宝庆（邵阳）出了两个军事上的杰出人物，你知道吗？”
沈醉暗暗一笑，故意说道：“我是湖南人，我只知道我们湖南出的许多杰出人物中，宝庆只出了一个蔡锷（蔡松坡），没有听说还有第二个。”
廖耀湘被沈醉揶揄的口气激怒了，拍拍自己的胸脯说：“还有我呢！”
沈醉将廖耀湘从头到脚看了三次，才慢吞吞地说：“可惜矮了一点，不过，将来能再高长??几厘米的话，也许还能够得上宝庆第二号人物。”
“沈醉，”廖耀湘同样瞪着眼上下打量了一下沈醉，“在湖南，我至少比你强！”
“那当然啰！”沈醉晃了一下脑袋，“不然，委座让你当中国最大兵团的兵团司令，不让我沈醉当呢！不过，”沈醉有意顿了顿，“你这兵团司令也没当好呀！你看看，当到现在，可只剩下你这个‘光杆司令’啦！”
“这全怨我吗？”廖耀湘走近沈醉一步，“委座的杂牌部队、残兵败将，在东北到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搞得老百姓鸡犬不宁，怨声载道，弄得我们正规部队想找个老百姓带路都找不到。我们兵团成了‘瞎子兵团’，‘瞎子兵团’的司令能打胜仗吗！”
“唉！”沈醉摇摇头，“谁让我们的廖司令官当的瞎子司令呀？”
“我们英明的校长呀！”廖耀湘没有好气地说。
“想不到你也批评起校长来！”沈醉有点惊异，“你可是校长最得意的门生呀！”
“老师有过错，学生就不能批评了吗？”廖耀湘眼睛瞪得很大，盯着沈醉，一字一字地说。
从抚顺战犯管理所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最大的变化是：学习增多和加强了。
廖耀湘一生酷爱书报。在东北的几年中，对学习资料管理很严，他仅仅能看到经过管理人员严格挑选以后的报纸和资料。但即使是对这些资料，他也看得十分认真，他捧起一张报纸往往能一字不漏地从头看到尾，坐着看得实在累得不行了，便躺在炕上看。当时规定，只能坐在炕上看书报，不能躺在炕上看。有几次，廖耀湘看着、看着，竟在炕上睡着了。看管战士走过来喝道：“学习时间怎么睡觉？”廖耀湘被惊醒了，问道 ：“嚷什么啊？”战士指着他说道：“你学习怎么这么不积极，竟在学习时间睡大觉？”廖耀湘一下火了起来，大声说道：“我学习不积极？你看看，”他重重地拍着身旁一摞厚厚的书报，“有谁看了我这么多书？”战士也不让步，说：“书看得再多，学习时间也不能躺着学习，这是规矩！”廖耀湘更不让步：“这规矩不合理！我要找姚所长！”
姚所长微笑着走来了，问道：“什么事啊？发这么大的火！”廖耀湘将手中的书一扬：“我要求能躺在炕上看书。”姚所长说：“这好办嘛，我们研究一下。”第二天，姚所长就宣布“可以躺在炕上看书”。
廖耀湘的炕上，便有了更多的书。廖耀湘摸着炕上身边的书，对杜聿明说：“这才算真正解放了！”
姚所长看到廖耀湘学习如此认真和积极，便指定他担任一个学习组的组长。他的学习积极性更高了。
姚所长给他们送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以及《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等书，廖耀湘将书一本一本亲自送到组员手里。
“好 好学一学，”廖耀湘郑重地将书放到组员手里，指指自己的脑袋说，“对这里有好处。”
他捧起书本，一字一字地啃起来。
小组学习讨论会上，他常常第一个发言。
“马克思在他的著名著作《哥达纲领批判》里说：‘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廖耀湘一字不漏地引用着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原文。组员们个个感到十分吃惊。连在一旁列席会议的姚所长也怔怔地望着正在发言的廖耀湘，十分惊异于廖耀湘对学习的投入和认真。
“不容易呀！”姚所长轻声对身边的一个管理干部赞赏着。
“是的，”这个管理干部同意地点点头，“我还亲自听廖耀湘一字不漏地背诵过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全文呢！”
“很好，”姚所长说，“廖耀湘这种认真学习的精神，是值得在全体学员中大力提倡的。”
“在中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在蒋介石统治的旧社会，”会场接着传来廖耀湘发言的宏亮而中肯的声音，“就是由于没有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和‘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所以就产生了剥削，产生了革命，蒋家王朝因此也在历史的进程中走向覆灭……”
姚所长望着正在发言的廖耀湘微笑着默默地点了点头：管理所同志的管教劳动毕竟没有白费，一种新的思想正在廖耀湘这样的蒋介石一手培养起来的人的头脑里开始生根发芽……
第六章 蒋介石两个王牌将军司令官在功德林
蒋介石有五大“王牌军”：杜聿明挂帅的国民党第一支机械化的第5军；廖耀湘领导的新6军；陈诚的18军；“蒋家御林军”张灵甫的整编74师；“天下第一军”孙立人领导的新1军。而其中廖耀湘的新6军又是蒋介石军队“王牌中的王牌”，以致林彪的东北野战军提出“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6军”。杜聿明的第5军则是“精华中的精华”，日本人在缅甸心惊胆颤地说：“提起第5军，胆颤心又惊”。
历史就是这么巧合的事：蒋介石两个王牌军的司令官杜聿明和廖耀湘一起进了功德林，更为凑巧的是：他们两人刚好编在一个学习组，而且同居一个大寝室。
两位昔日生死与共闯野人山，打四平街的战友，在功德林，又成了日日相见的“组友”与“室友”。
管理所人员教唱《蒋介石，你这个坏东西！》，各组人员用不同的音调唱着，杜聿明和廖耀湘都闭着嘴：不唱。
他们现在虽然对自己的校长有了一定看法和想法，校长崇高的形象，也在他们脑海里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崩溃，但他们仍觉得，唱这样的歌，对不起曾经那样栽培过自己的校长。
杜聿明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中将司令，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因而，1950年初到功德林时，一个人住了一个单间。后来，1956年全国战犯大集中才与廖耀湘两人同居一室。
他是陕西米脂人。“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说的是陕西这两地方的男人和女人都长得漂亮和英俊。杜聿明也长得一表人才，方方正正的脸庞，炯炯有神的大眼，一看就是一个儒将。他的被俘，也和他是莫逆之交的战友和下级的廖耀湘惊人的相似：淮海战役全军覆灭后，他脱下威风的将军服，换上一身士兵的服装，刮去心爱的胡子，和士兵一起慌慌张张漫无目的地四处逃逸。被俘后，他自报姓名是“高文明”，自报职务是“军需”，随后拾起一块砖头，狠狠砸了一下脑袋，血流满面，但最后还是被认了出来。
他承认了自己的官职和名字，但拒不承认自己有罪。
杜聿明在撤离东北前，就指使其部队大肆破坏东北的电厂、油厂、交通设施，能抢走的东西全部抢走；能破坏的东西，全部毁掉。
尽管此时杜聿明犯下如此重大的罪行，但共产党仍对他宽大为怀，留有余地。1948年12月17日，毛泽东以中原、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的名义写了义正辞严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杜聿明刚接到这份正气凛然的文告时，心里多少还有些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但正式被俘后，陈毅司令员亲自与他谈话，他却闭口无言，拒绝谈任何问题。多次教育，他根本不听你这一套。直到被集中到山东济南解放军军官教导团，仍坚持不服罪，甚至拍桌打椅，公开侮骂谈话人员，以至1950年11月将他由济南转至北京功德林时，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不得不像廖耀湘一样给他戴上重重的脚镣。
这样的情况，也只发生在杜聿明和廖耀湘这两员蒋介石心爱的“战将”身上。
他们在北京功德林的相聚，更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廖耀湘被送到功德林，并不知道自己的老上级早已在功德林。
廖耀湘一见到杜聿明，惊奇的眼睛睁得很大，张大的嘴怎么也合不拢，成语中的“目瞪口呆”，大概这就是最典型的写照了。
“你，你……”廖耀湘望着自己身前的老上级喃喃嗫嚅着，“你还……还活着呀！”
“你，你……”杜聿明望着廖耀湘，神情和廖耀湘一模一样，“你，你……没有死呀！”
听到老上级杜聿明如此熟悉的确切的和过野人山时一模一样的声音，廖耀湘这时才清醒过来：自己的老上级光亭确实没有死，他含着泪水激动地紧握着杜聿明的手，声音颤抖地说：“后来进战犯管理所的人都说，你早已被镇压啦！还说你的牌位进了台湾的‘忠烈祠’呢！”
“唉！我们校长造的谣言怎么一模一样啊！外面传说你早已杀身成仁啦！”杜聿明摇晃着廖耀湘的手，“还说校长在台湾亲自给你建造了衣冠冢呢！”
“野人山我们没有倒下去，”廖耀湘上下打量着杜聿明，“只想回国以后多为国家做点事情，想不到我们竟在这里见面！”
廖耀湘长长叹了一口气，重重摇了一下头。
“此一时，彼一时。”杜聿明将手放在自己下级的肩上，“建楚，你身体还好吗？”
“还过得去。”廖耀湘打了一下自己，“你呢？光亭？”
“唉！”杜聿明轻轻叹了一口气，“我呀！跟你一样是带着一身罪恶走进战犯管理所的。不过，我还比你多一样东西。”
“啊？”廖耀湘睁大着眼睛，有些不解。
“我是带着一身疾病，走进新中国的。”杜聿明摸了摸自己的胸部，微微点了点头。
接着，杜聿明给廖耀湘讲述了下面一段故事：
你知道，我一直身体不好，在野人山就差点因身体不好而丧了命。淮海战役被俘以后，由于经历的坎坷和心情的忧虑，身体每况愈下，进战犯管理所时，我身患四种重病，但当时我自己只知道三种：肾结核、肺结核、胃溃疡。第四种病是我进功德林后被管理所管教科李振江科长发现的。
1953年秋天，有一天我正在洗澡，这位李科长发现我两腿站着不一样，而且不断打颤，便大声喊道：“201，（201是我的代号）你怎么啦？”我当时没有吭声。其实，我腰酸腿痛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不想知道究竟是什么病，更不想去治疗。我想用此来个慢性自杀，了却此生，给我们的校长留个清白。那知道这位李科长竟急了起来，像上级命令下级一样，要我立直，双脚并拢，接着像医生一样在我全身上下“检查”起来，终于发现我的臀部一边大，一边小。于是，不管我愿意不愿意，马上用小车将我送到公安部最大最好的复兴医院去检查。检查结果，令他们大吃一惊：脊椎结核。当时，他们没有将检查结果告诉我，怕我思想上有负担，对身体不利。只是在我的病床上装了一个石膏架，让我躺着，不要乱动。他们用最昂贵的进口药在给我治病。后来我才知道，这进口药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特地从国外专为我进口的。就这样，我身上的疼痛慢慢减轻，随着身体上疼痛慢慢减轻，我心理上的疼痛也在慢慢减轻。因为，我终于慢慢意识到：共产党是真心实意在为我治病，治我身体上的病，也治我思想上的“病”。对于一个“胜者为王”的一方来说，如此真心实意地对待“败者为寇”的一方，这在中外历史上是少有的。
杜聿明若有所思地讲着，廖耀湘专心致志地听着。他发现，他的固执的老上级身上有一种新的东西在萌生着。
此时，廖耀湘想起与这位老上级在并肩作战时的一切。
东北危在旦夕，被战况弄昏了头脑的校长仍然坚持要廖耀湘集中兵力进攻锦州，杜聿明坚决反对，认为此时进攻锦州，此仗非败不可。固执的校长坚持己见，严令廖耀湘不顾一切，速攻锦州。结果，果然不出杜聿明所料，全力进攻锦州的廖耀湘全军覆灭，连廖耀湘自己也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杜聿明东北败逃北平后，与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有过这样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傅作义向杜聿明问及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情况，杜聿明毫不犹豫地下了这样的断语：“东北共军几近百万，指挥员又是指挥过平型关战役的林彪，他们一定很快就会入关。林彪部队的战略战术及武器装备远远超过关内共军。单从军事上讲，共产党一年以内必将统一中国。”杜聿明看清了中国的前途。此次到北平后的第二天，他便驱车到北海公园凭吊。此时，天下着大雪，他黯然神伤地说：“天公都在为我们掉泪呀！”
“光亭，”廖耀湘打断了杜聿明的沉思，“今后，我们怎么办呢？”
“很简单，”杜聿明抬起头来，凝视着廖耀湘，“经过几年痛苦的思索，我终于想通了：共产党的胜利，我们的失败，都是历史的必然，没有任何值得追悔和惋惜的地方。像我们这样的人，唯一的出路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力争还或多或少地为人民做点事情。”
廖耀湘听着，没有点头，但是，他在心里是点头的。他觉得，他的这位老上级，在人生的道路上，在另一条道路上迈步了。看样子，他是应当追上去了。
姚所长宣布可以与家属联系的当天，杜聿明便匆匆找到廖耀湘，说：“你想和夫人黄伯溶联系吗？”廖耀湘回答道：“当然想，但不知道她现在身在何处啊？”杜聿明像往日当司令员一样，带着一个军人的果断说：“我帮你找找，一定能找着的。我也全力去找曹秀清。”
曹秀清是杜聿明的夫人，廖耀湘与她很熟。曹秀清是貂蝉的故乡——陕西米脂人，是盛产美女的地方。与杜聿明结婚后，便成了杜聿明的得力助手。以陕西榆林女子师范和南京法政讲习所毕业的双重学历，在杜聿明任国民党第五军军长期间，担任第五军军人子弟学校兼军人眷属工厂厂长。她十分善于理财，玩股票，投资做生意。也很善于交际，是一位十分出色能干的“女将”。她不仅是杜聿明的一位得力助手，而且是一位出色的“贤内助”，廖耀湘每次到杜聿明家去，她都亲自倒茶，问寒问暖，而且每次不忘问候廖耀湘身边多情的湘女——夫人黄伯溶。因而，当杜聿明提出要全力去寻找曹秀清时，廖耀湘也说：“我也通过关系帮你找找。”
“等等，”杜聿明向廖耀湘摆了摆手，“现在当局虽然宣布可以与家属联系，但我们的家属均在美国与台湾，不在大陆。如果我们提出与美国及台湾的家属联系，当局会不会对我们有其他的想法？”
“这倒是个问题。”廖耀湘沉思起来。
“我看是不是这样。”杜聿明轻声说，“我们也像打仗一样，来个‘迂回战术’。”
“此话怎讲？”廖耀湘摸不着头脑。
“我先在小组会上和墙报稿件上‘暴露思想’，说十分想念在台湾的80岁的老母，看看当局是什么反应。”杜聿明胸有成竹地说。
“这倒是个办法。”廖耀湘像在野山人给杜聿明当参谋一样，肯定地点点头。
第二天，杜聿明的一篇《想念在台湾的母》便在墙报上贴了出来。写得情真思切，谁看了都为之动容。
当天下午，管理所姚所长便找杜聿明谈话。他一下就看穿了杜聿明的心思，说：“你十分想念远在台湾的老母与妻儿，这是人之常情。”顿了顿，姚所长接着说，“据我们了解，你的母亲与夫人、儿女，是大陆解放前夕，被蒋介石作为人质，挟持到台湾的。你这时贸然给在台湾的母亲、妻儿去信，可能对她们不利。因为台湾当局已将你和廖耀湘这些人列入‘成仁’名单，进了‘忠烈祠’，蒋介石还亲自到处为你和廖耀湘这些‘成仁’的学生唱赞歌。你一给她们去信，就等于揭穿了蒋介石的把戏，蒋介石这样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很可能对她们下毒手。”
“那怎么办？”杜聿明有些急了。
“我看是不是这样，”姚所长想了想说，“我们先帮助你与在美国的大女儿杜致礼取得联系，然后再请她用比较隐蔽的方式与她在台湾的母亲取得联系，这样，你的夫人曹秀清和母亲在台湾就会比较安全了。”
“啊！太好啦！”杜聿明站起身来，紧紧握住姚所长的手，眼里汪满了泪水，“你们为我考虑得太周到啦！谢谢！谢谢！”
杜聿明走出姚所长的办公室，立即兴冲冲地找到廖耀湘，向廖耀湘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廖耀湘也很受感动，说：“共产党如此重人情，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廖耀湘作为杜聿明的老下级和莫逆之交，他十分清楚地知道：在美国的这位将门闺秀杜致礼，可是杜聿明的“掌上明珠”。1944年，他和杜聿明一块在缅甸抗日时，杜聿明就多次给国内的曹秀清写信，一定要送杜致礼到当时最好的西南联大附中念书，每次与廖耀湘打了日本人回来 ，给国内发电报时，他总要在电报末尾问一下女儿的学习情况。有一次，给校长一封重要军事情报，竟至在电报末尾也附了一句：“致礼近来学习情况可好？”弄得校长莫名其妙，回电来问是何重要“情报”，以致此信成了“军中笑话”。1946年，杜聿明坚持送杜致礼到北平辅仁大学中文系深造。1947年，杜聿明向宋美龄推荐，由宋美龄亲自将杜致礼保送到美国深造。现在，在功德林，杜聿明想起这个自己疼爱的掌上明珠只身远在他乡异国，就热泪盈眶。他至今还后悔不已，为什么已经买好飞机票，准备与女儿一起去美国治病，到上海以后，经校长一劝说，自己又留了下来，为校长卖命，而让女儿一个人只身去了美国。作为父亲，他并不担心女儿在美国独立生活的能力，心想：自己的部下廖耀湘不也正是自己女儿这么大的年龄只身去法国留学的么？他最为担心的是女儿的个人问题。他常常做着恶梦，梦见自己颇为任性的女儿，嫁了一个趾高气扬、蛮不讲理的美国大兵，时时和女儿及自己这个中国丈人吵架，经常从恶梦中将他吵醒。可杜聿明想错了，他的心爱的女儿1949年已经结婚，丈夫是她西南联大附中学习时的老师杨振宁。
杜聿明很快将给女儿杜致礼的长信写好，交给廖耀湘过目。廖耀湘看完以后，感动地说：“这封信写得很好，实事求是地写出了我们目前的处境、心情以及对女儿深深的思念。”
“建楚，信中还加点什么东西么？”
廖耀湘想了想，说：“如果说一定要加什么东西的话，就在信末加一句：‘请代问你的先生，我未见过面的女婿好！’”
“万一他是一个我所不喜欢的美国佬呢？”杜聿明像个孩子，仄着头问。廖耀湘笑了：“美国佬就不能当你的女婿啦？”杜聿明眨着眼想了想，接着轻“嗯”了一声，顺从地在信末加了一句：“请代问你的先生，我没有见过面的女婿好！”廖耀湘看完这句话，甚至鼓了一下掌：“这才像一个大度的将军丈人！”
杜聿明这封不同寻常的信，是带着他的深情厚意飞离中国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带着中国政府的深情厚意飞离中国的。
当时，中国与美国还没有外交关系，杜聿明这封非同一般的信，是由功德林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甚至由周恩来总理亲自过了目，再由外交部转到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处，由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处转到英国首都伦敦，由伦敦一位著名数学家转到美国普林斯敦研究院，由普林斯敦研究院的一位数学家转到与这位数学家同在一个研究院工作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夫人杜致礼手里的。
此时的杜致礼，以为被俘的父亲早已离开人世。因而，她最为关心的是至亲的父亲的尸骨到底在何处的问题。经过多年打听，到处写信，终无消息，对此事几近绝望。所以，对每天众多的来信的关心，越来越加淡薄。她接过父亲杜聿明千里迢迢从祖国转来的信，拿在左手上甚至连看也没有看，继续用右手和她的爱子下着棋。这时，正在研究院忙完工作的杨振宁回来了，她下意识地将信递给丈夫，丈夫看完信封，将信退回给她。她略略一惊，这是丈夫很少有过的举动，连忙停止下棋，接过信来，一看，竟然是父亲熟悉的笔迹，她慌忙拆开信封，只见父亲龙飞凤舞的字迹跃然纸上，她飞快看完全信，将信紧紧攥在手心，嚎啕大哭起来，弄得举着棋子的儿子莫名其妙，她紧紧搂住儿子，喃喃地说：“外公还在，外公还在！”说着，攥着信冲进书房，铺开信纸，给在台湾的母亲飞笔写起信来，信的第一句是“妈妈：您的老朋友非常关心您。”
远在台湾的曹秀清，对信中“老朋友”的含义当然心神领会。为了慎重起见，她对台湾任何人没有透露“老朋友”的消息。最后，几经周折，她终于以台湾政府委以重托之名，于1958年春前往美国普林斯敦研究院处理“公务”。
这时，在大陆，由于杜聿明作为一个高级职业军人的慎重和机敏，还出现过这样一个插曲：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金去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领奖后去台湾，路过香港而不回大陆，杜聿明有很多想法。他知道，台湾当局对杨振宁的获得诺贝尔奖金大肆宣传和进行拉拢，我方则只登了一条十分简短的消息。因为，当时我方对杨振宁的政治态度还不太了解。但杜聿明想，杨振宁应当回大陆看看，一来可以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点贡献，二来对解决自己的问题也有好处。但杜聿明不想主动向政府提出让他去做女婿的工作，原因很简单：怕碰钉子。而政府这方面呢，也不便主动提出让杜聿明去做自己女婿杨振宁的工作。杜聿明现在还是战犯，碰了钉子也不好。于是，便形成了“麻杆打狼——两头害怕”的胶着状态。这时，作为军事战略家的杜聿明，在另一个军事战略家廖耀湘的参谋下，又搞了一个很意思的“迂回战术”：杜聿明给女儿写了一封信，说在大陆“生活得很好，一切要比你想像的好得多，请你切勿挂念！”他料定，女儿回信一定会说，他们希望父亲的问题早日解决。果然不出杜聿明这位军事战略家所料，他女儿回了一封长信。首先，她代表振宁感谢政府对自己父亲的深切关怀和照顾，并期盼父亲的问题能早日得到彻底解决。杜聿明女儿的这封长信，通过廖耀湘交给了姚所长，并由廖耀湘代杜聿明向姚所长诚挚表示：杜聿明准备多给女儿和女婿做工作，使他们了解党的宽大政策，进一步争取自己的女儿和女婿早日返回祖国。
杜聿明和廖耀湘制定的这个意义深远的“迂回战术”，只有一点没有说出口：这就是政府应尽早解决杜聿明的问题，只有解决了杜聿明的问题才能使他的女儿、女婿了解和相信党的宽大政策，才能最终争取女儿、女婿早日返回自己祖国，为自己祖国的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杜聿明和廖耀湘这个“迂回战术”的最终目的：请政府出面，要杜聿明去做女儿、女婿的工作，这样，既给了杜聿明的面子，效果也会好得多。
杜聿明通过这几年的观察和学习，他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共产党最注重其外部形象，杨振宁是世界有名的科学家，是华裔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金者，如果共产党宽大他的岳父，那么，共产党的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特别是其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就会传遍全世界，共产党在全世界的威信就会大大提高。对于自己有影响的女婿，他也不说请他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施加影响，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早日解决自己岳父的问题。因而，他在给女儿、女婿的信中，只单独给女婿写了个十分简单的小字条：“祝你在科学上取得新的成就，祝你一切顺利。”他用这个小字条向政府表明，他杜聿明并没有利用女婿的声望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杜聿明和廖耀湘这两个颇具匠心的军事战略战术家，用他们的“迂回战术”，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
这两个优秀黄埔生能如此娴熟地运用“迂回战术”，是从他们校长那儿学来的。作为校长最忠实的两位学生，林聿明和廖耀湘永远不会忘记：影响深远的辽沈战役，在锦州失陷以后，他们两人在琢磨自己的校长是否撤出整个东北。这时，他们的校长就机敏地采取了“迂回战术”，决定：一，坚决收复锦州；二，采纳杜聿明和廖耀湘的意见，撤出东北 。这时，杜聿明和廖耀湘都琢磨，自己校长很想撤出整个东北，但作为校长，在学生面前说出这样有失体会的话，面子上很不好看，尤其是在其主子美国人面前大丢面子。所以，他不能说出这个丢面子的话，而只能由自己的学生说出来。于是，杜聿明和廖耀湘商量后，说出了自己校长想说而又不愿说的话：撤退！校长马上点头，体面撤退的决定就这作出了。校长既保住了面子，又达到了撤退的目的。这“一箭双雕”的“迂回战术”就这样被杜聿明和廖耀湘成功地运用到解决杜聿明问题和动员杨振宁回国这件事情上了。
实际上，杜聿明即使不采取这种“迂回战术”，政府也会正面做动员杨振宁回国的工作的。
周恩来在得知杜聿明和杨振宁的情况后，亲自请来杨振宁当年的老师著名物理学家张文裕教授，对他说：“文裕教授，有一件事请您老帮一下忙，不知您愿意不愿意？”张文裕教授爽快地答道：“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去办。”
“您是杨振宁教授的老师，我们想请您的学生杨振宁教授回国帮助国家科学事业做些工作。”周恩来站起身来，走到张文裕身边，拉着张文裕的手。
“没说的，我早就这样想了。振宁是我最好的学生。”张文裕顿了顿，接着说，“只是不知道现在他对我们的态度怎样？”
“所以，我们想请您去找一个人帮一下我们。”
“谁？”
“杜聿明。”
“他会愿意吗？”
“我想会的，”周恩来点点头，“他也是我黄埔军校的学生。”
“那好，我去试试。”
张文裕教授受周恩来之托，怀着一颗十分兴奋又有点担心的心情走进门禁森严的功德林。在功德林小巧清洁的会客室里，张文裕兴奋地告诉杜聿明，当时还未见报的关于杨振宁即将赴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为中国人第一次领取诺贝尔奖金的消息，恳请杜聿明以岳父大人的名义给女婿杨振宁写一封信，由他这个老师亲自带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在诺贝尔奖金隆重的授奖仪式上代表中国政府向杨振宁祝贺时当众交给杨振宁。并告诉他，这是受周恩来总理之托而来。杜聿明听了，异常激动。心想：自己这位黄埔精明的老师还没有忘记自己这个有罪的学生啊！他由衷地感谢对自己宽大为怀的老师，他由衷地为自己有这样一位女婿而感到骄傲，更为整个中华民族感到骄傲！“龙的传人”，“炎黄子孙”，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共同的名字。杜聿明是带着沉重的脚镣和思想上的“镣铐”走进新中国的。现在，这两种镣铐对他都不存在了。在他脑海里存在和滋长的是，我是一个炎黄子孙，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应当对得起自己的祖先和后代，而不是那位曾迷惑与统治自己半辈子的校长！
他向张文裕教授点了点头，立刻兴奋地拿起笔在一张洁白的信纸上奋笔疾书，写就了下面一封言简情深的短信：
“亲爱的宁婿：
我衷心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金，这是全民族的。祝贺你在科学上取得成就，祝贺你为我们中华民族争光！
杜聿明即草
写毕，随即拿起桌上的信封，一件小事却使他犯起了愁。按照战犯管理所的规定，他们的通信地址应当写：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一号。这是政府经过反复考虑定下的名称。但杜聿明和他的同学一直是把“功德林”和“监狱”等同起来的。他们也一直认为外界乃至包括国外也是把这两个名称等同起来的。他担心这个地址给自己未见过面的为中华民族获得如此巨大荣誉的女婿在心灵深处蒙上阴影。为了这个问题，他跑去找廖耀湘，问他怎么办？廖耀湘得知杜聿明的女婿杨振宁即将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领取华人的第一个诺贝尔奖金时，高兴得答非所问，说：“就在信封上写上‘诺贝尔奖金得者杨振宁女婿收’就可以啦！”杜聿明笑着在廖耀湘胸上打了一拳，说：“我在问你我们的地址怎么落款？”“啊！”廖耀湘摸了摸自已的脑袋，“这倒是个问题。噢，想起了，你就写你过去在北平住家的地址：‘弓弦胡同二号’嘛！”“哎！这倒是个好主意！看来校长送你到法国留学没有白送！”一向严肃的杜聿明，一高兴，竟然开起玩笑来。他拿起笔，在信封的落款处恭恭敬敬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弓弦胡同二号杜缄。”
杜聿明很快收到了女婿杨振宁的复信：
“尊敬的岳父大人：
大札敬悉。婿振宁此次获得诺贝尔奖金一誉，全仗祖国人民给婿的力量与支持。婿当谦虚谨慎，为中华民族争取更大荣誉。婿非常感谢岳父大人的关怀与支持。
婿杨振宁叩上”
不久，杨振宁应邀到瑞士日内瓦讲学，他的父亲、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杨武之前往日内瓦与久别的儿子会晤。动身之前，杨武之再次受周恩来之托来到功德林，向自己的亲家索取给自己儿子的信件。
杜聿明又一次激动地铺开信纸，写道：
振宁吾婿：
来信收读。得知你奋力在为我中华民族拼搏，甚感欣慰，盼继续努力，为民族争得更大荣誉！
杜聿明草
从此，在政府特别是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杜聿明和自己在美国的女儿和女婿书信不断，感情日益沟通和融洽。同时，也了解到了在台湾的老母和妻子儿女的情况。杜聿明感到特别兴奋和愉快，一向严肃的杜聿明有时竟轻轻哼起了京剧。一天，杜聿明又拿着女儿、女婿从美国寄来的信给廖耀湘看。信中说：“你们那位校长得知我与振宁常和您通讯，得知振宁在您的影响下，经常到大陆讲学，气得拍桌打椅，说非要给母亲一点颜色看不可，母亲也豁出去了，说：‘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到中国讲学，我就是要鼓励我女婿杨振宁到中国大陆讲学，我就是要让他更多了解自己伟大祖国，让他更热爱自己伟大的祖国。’”
廖耀湘看完信，拳头一紧，说：“好！致礼讲得好！讲出了我们中国人的骨气！讲出了我们中国人的浩气！就是要让我们这位心胸狭窄的校长生气！”顿了顿，廖耀湘想起了什么，说，“呃，光亭，我们给你女婿杨振宁教授寄几件能够代表祖国的礼物去吧！”
“这个主意好！可寄什么好呢？“杜聿明挠着后脑，望了望廖耀湘。
“我看，寄几本最能反映新中国面貌的画报去！”廖耀湘拿起桌上的几本画报。这文情并茂的画报，使你的女儿和女婿更能形象与直截地了解自己祖国的新面貌。”
“好！”
几本反映新中国日新月异面貌的画报，就这样从功德林越过波涛汹涌的太平洋，飞到了渴望了解祖国面貌的杜聿明的女儿与女婿的手里。
廖耀湘对杜聿明说：“这下，校长更该气歪鼻子了！”
廖耀湘和杜聿明相对哈哈大笑起来，惊得窗外树林中的鸟儿“扑”地一下飞向遥远的天空……
（未完，下期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