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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突然扣留胡汉民
       1931年2月28日傍晚。
       掩映在林荫深处的蒋介石的中山陵园官邸，灯火辉煌。
       蒋介石宴请的客人陆续到来。因是老朋友相会，戴传贤、于右任、居正、孔祥熙、宋子文、吴稚晖、朱家骅、张继、叶楚伦、邵元冲、陈布雷、陈果夫、张静江、张群、何应钦、吴铁城、谷正伦等人，济济一堂，兴高采烈，谈笑风生。
       他们随行的侍从人员也先后被带到侍从室休息。
       时间快过去半小时了，还不见蒋介石露面，据说他还在楼上忙碌。
       过了一会儿，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走进侍从们的休息室。
       他站在大家面前，神情严肃地说：“等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关你们的事，大家千万不要乱动。”
       侍从们这才发现，各岗位值勤的情况不同往常。大家顿时紧张起来，纷纷猜测，但又确实猜测不出究竟要发生什么事情。好几位侍从各自巧妙地找出很恰当的借口，悄悄溜出休息室，走进餐厅，伏在自己的主人身边耳语。
       热热闹闹的餐厅，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空气也凝固了。
       众宾客坐在餐椅上，有的惊惶失色，有的东张西望，有的似乎胸有成竹，有的干脆闭目养神，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其实，他们此刻都在想心事。
       立法院长胡汉民最后到来。因为召开立法院会议，他到达时已是8时45分。
       “胡院长，这边请。”胡汉民一下车，王世和便急忙迎上去。
       胡汉民拿着衣帽，拐着手杖跟着王世和进门，经过一条甬道，来到会客室。胡汉民刚走到右边的会客室，两个卫兵便走过来，一左一右守在门口。
       胡汉民一见情况有异，脸色骤变。但他很快就镇静下来，沉默着不说话。
       与此同时，侍卫队的官兵，用两人监视一人的办法，强制将胡汉民的侍从副官、司机、卫兵带到警卫室，要缴他们的枪。
       侍从们不从，开始时言语冲突，接着双方摆弄架式，准备动武。
       刚刚安置好胡汉民的王世和，转头看见双方剑拔弩张的情势，急忙又退了回去。王世和见来硬的不行，又另外派了一名侍从出来。
       这位侍从说：“奉蒋委员长的命令，已将胡院长扣留。”谁知，这一下更激怒了胡的侍从人员：“胡院长犯了什么罪？”这位侍从不知道内情，只是说：“这是他们两人在闹别扭，根本不关你我的事，犯不着伤和气，只要把枪交出来，等他们俩把话说清楚，枪还是要交还你们的。”停了一会儿，他又带着威胁的口吻说：“你们想一想，在这个地方耍枪，行吗？”
       胡汉民的卫士终于无可奈何地把枪扔了出来。
       半个多小时又过去了，蒋介石这才从楼上走下来。开始时，他神态严肃，进入餐厅后，立刻微笑着招呼客人入座就餐。
       “展堂近来已有病态，他需要休息一下。”席间，蒋介石说道，“我认真考虑过，不这样办不行———这几年来，我把中枢重任托于他，他不但没有减轻我的麻烦，反而一再反对我的主张。”
       过了一会儿，蒋介石提高声音继续说道：“展堂完全忘了，不是我哪会有他的今天？”
       胡汉民，原名衍鸿。1879年12月出生广东番禺县。1905年8月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任执行部书记长。1912年1月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胡汉民作总统府秘书长。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官僚政客，无所顾忌地开始了反共活动。8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杀，胡汉民因有重大涉嫌，一度被拘留，后被释放去了苏联。1926年4月，胡汉民回到广州，随后去上海，积极帮助蒋介石清党反共，发动反革命政变，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并担任主席。6月，蒋介石又让他担任了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中央执行和会常委兼宣传部长、中央军委常委。1928年9月，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立法院长。翌年3月，又当上了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委常委。
       的确，这一切，没有蒋介石是不可能的。
       蒋介石一边说，一边望着大家。整个餐厅静悄悄的，所有来客都不敢出声。
       “让展堂休息一段时间也好。”戴传贤轻声说了一句。
       “是啊，是啊，休息一段时间也好。”另外有人也跟着附和。
       客人们坐在各自的位置上，礼节性地拈菜、喝酒，整个餐厅充满着异常沉闷的气氛。在这种时候，谁还有开怀畅饮，细嚼慢品的雅兴呢？
       大家小心翼翼地，各怀着各的心思，匆匆结束了宴会。
       蒋胡矛盾的焦点：要不要“太上皇”？
       宴会散了，客人走了，胡汉民却一直独自一人呆在会客室里。
       他有时背着双手，有时拐着手杖，在会客室踱来踱去。胡汉民感到万分的恼怒，却又无可奈何。
       胡汉民没有想到，居然会被蒋介石冷落在一旁。他更没有想到，居然还会被蒋介石软禁数月。1928年10月，是他把蒋介石捧上国民政府主席的座位；在蒋桂战争上，是他帮助蒋介石扣留了李济深，打败了桂系；在蒋冯战争中，是他帮助蒋介石打败了冯玉祥，清灭了唐生智的部队；在中原大战中，是他帮助蒋介石打垮了联军，使扩大会议烟消云散。可以说，没有胡汉民“早上四点半起身，晚上十时或十一点睡，对于任何事情，都想尽其心力去料理”，蒋介石一个人不可能在军事上、政治上那样一帆风顺。胡汉民觉得，蒋介石之所以节节取胜，自己劳苦功高。
       过了一会儿，蒋介石带给胡汉民一封信。蒋介石在信中说，他崇敬胡汉民，仅次于总理。然而，不知胡汉民为什么要反对政府，反对他蒋介石？无论在党务和政治方面，为什么要处处都与自己过不去。接着，又给胡汉民列出了一条条罪状，每一条罪状旁，蒋介石都亲笔加注。主要罪状有：一、勾结许崇智；二、运动军队；三、包庇陈群和温建刚；四、反对约法；五、破坏行政……
       约12时，蒋介石来了。他走到会客室，坐在胡汉民的对面。这时候，蒋介石与胡汉民两个心中都有数，双方对视着，都没有说话。
       最后，还是胡汉民先开口：“你给我的信，我已经看了，但你有何根据这样讲？你应该明白告诉我。”
       “你自己做的事，难道还不明白？”蒋介石说。
       这句话立刻激起了胡汉民的愤怒，他毫无顾忌地反问道：
       “你究竟想要干什么？总理在世时，我是怎样替你说话？这几年，我又是怎样苦心孤诣地把中央局面稳定下来？你以为冯玉祥、阎锡山就甘心失败吗？张汉卿就真的拥护你吗？江西军事失利事小吗？你总以为军事万能，可以解决一切，那么，江西军事又为什么失败？在政治上，共产党抓住我们一些弱点攻击，影响越来越大。今天，不管哪一个，要关要杀全凭一个人的高兴，国家还有没有法纪？礼义廉耻哪里去了？这样做，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你想到没有？”
       蒋介石根本没有听进去，他对胡汉民说：“讲，我讲不赢你。总之，你对不住我。”
       接着，蒋介石问胡汉民：“究竟愿不愿起草约法？”
       “这是违背总理建国大纲的。”胡汉民说，“从今天起，我辞职，什么也不干了。”
       “胡先生能辞职很好，但不能不问事。你知道，除总理以外，我最尊敬的便是胡先生，今后遇事还要向胡先生请教。今晚胡先生火气太盛，我又不会说话，向来辩不过胡先生。如果冤枉了胡先生，我蒋中正不姓蒋。”蒋介石一面说一面拍着胸脯。
       制不制订约法，是蒋介石与胡汉民争执的焦点。因为约法在宪法未制定前可代宪法行使权力，当时还未成立国民会议，所以由立法院制定。制定约法的重点，在于要不要现役军人竞选总统。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随着几个强劲对手的败北，蒋介石的欲望急剧膨胀，迫不及待地提出尽快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改时期的“约法”，目的是想坐上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之上的总统宝座。
       蒋介石有心，胡汉民也并非无意。胡汉民不满的是，蒋介石独裁欲望越来越大，越来越跋扈专横，他想以法制蒋。胡汉民对三民主义、总理遗教十分熟悉。他引经据典，出口成章。舞文弄墨，唇枪舌剑，蒋介石岂是他的对手？
       蒋介石愤愤然拂袖而去。
       当然，胡汉民也还有他自己的不能也不敢说出来的想法。
       胡汉民在党的地位原在蒋介石之上。他是和孙中山共同创立同盟会的国民党和民国元老，曾多次代行孙中山大元帅职权。胡汉民原本希望蒋介石会像土耳其的总统凯木尔那样，在带兵打败希腊之后，经常住在风景区，醇酒妇人，把国家大政交给他的副手伊斯默，蒋介石会带着宋美龄到各地闲游，把大政交给自己。而结果呢，现在蒋介石什么都管，连国民党中央党部说了都不算，最后还得要蒋介石点头。虽然他身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兼立法院院长，但他曾在众人前不满地说：“我在中央不过是一台开会机器罢了。”
       因此，胡汉民经常批评蒋介石，也公开讽刺、挖苦蒋介石。胡汉民说：“其实什么机关都可以不要，只有海陆空军总司令部便可以了，既简捷又经济，这样一实行，对于减少目前财政恐慌，大概也不无弥补！”他还说：“蒋介石是不是什么事都要闻问，我不得而知，但陈立夫、陈果夫等又有各院部会，事有专司，何可以某一个人的意思来掩盖各机关，难道在政府党部之外，又有一个太上政府和太上党部，总持一切吗？”
       面对胡汉民的所作所为，越来越集权的蒋介石再也不愿忍耐了。
       于是，胡汉民当晚被幽禁在南京郊外的汤山。
       蒋介石亲自部署对胡汉民的软禁
       1931年3月7日，蒋介石的手谕送到了南京警察厅长吴思豫的办公桌上。
       吴思豫看到手令后，便立即打电话给卞稚珊，请他马上到警察厅，说是有要事相商。当时卞稚珊任首都警察总队大队长兼南京南城区城防指挥，担负着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及其所属各院部、委、会机关的警卫及首都各城门的治安保卫。
       卞稚珊匆匆赶到警察厅时，警察厅的核心人物楼文钊、李进德已先在座。待卞稚珊坐定后，吴思豫便拿出蒋介石的手令给大家传看：
       “胡院长应移住双龙巷孔宅。由首都警察厅派保安警察严密保护，具体部署和行动同王世和密切联系。中正三月七日。”
       看手令以后，大家坐在沙发上一时都没有说话。
       为什么这次蒋介石要亲自下手令，不要胡汉民回立法院或回胡公馆，指定要住孔祥熙部长的孔宅？保护上层人物、布置警卫，保安队平时都是独立行动，为什么这次王世和要插手？“保护”究竟是什么意思？当年，蒋介石软禁前司法院院长居正在南京周必巷时所下达的手令，也是明明白白地写着“保护”二字。难道对胡汉民也是软禁？
       “委座还有其他交代没有？”卞稚珊试图弄清手令的真实意图，便问吴思豫。
       “胡汉民反对委员长，不能不采取紧急措施，不住汤山移住城内，不用侍卫队而用保安警察，名为保护，说穿了就是监视。但必须在我们的人的监视之下，胡汉民才可以在南京到汤山这个范围内活动，这是为了对付西南和外面一些人的责难。”
       这些天，蒋介石扣留胡汉民的消息传出，各界都极为震动，且大惑不解。为此，蒋介石不得不发出解释误会的电文，说：“展堂先生对国民会议，坚持主张不得议及约法，恐慌因引起党内无穷纠纷，二十八日晚，特与详细讨论，胡先生以政见不合，欲辞本兼各职，并欲择地静居，谢见宾客，故于本日往汤山暂住。乃闻诊传扣留，殊觉失实。”
       吴思豫又说道，“委座还交代，除了戴传贤院长，邵元冲副院长，吴稚晖委员三人之外，其他任何人没有委座的条子，一律不准与胡会晤。”
       在座的几个人静静地听着，都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吴思豫继续说道：“明天傍晚，即由王世和把人送到双龙巷。以后就是保安队的责任了。为了把这一工作做好，要做到连胡本人都说不出来什么才行。”
       经大家认真研究，吴思豫最后决定：由卞稚珊负责选派一个中队兵力布置双龙巷孔公馆警卫，由楼文钊负责会同该警察局于明天上午将孔宅及周围有关楼房让出备用，由李进德负责与王世和联系，商定交接时间和手续。
       散会后，卞稚珊亲自前往双龙巷现场视察，并作了精心的布置：以一个班的兵力担任孔宅门警，形式上与一般上层人物住宅警卫相同；孔宅西面、北面、东北角楼房，各派潜伏哨一组暗中监视孔宅内部；加强双龙巷西口通黄泥岗和东口通丹凤街的交通岗的警力，密切注意来往行人和车辆：将孔宅原有电话拆除……
       “这次委员长亲自交代的任务，既不同于一般保护，又不同于一般监视。既要达到委员长的意图，又要做到胡院长无话可说。”卞稚珊在召开的担任警卫任务的有关队长会上说，“对外要绝对保密，严守纪律，遇事上报，不得擅自行动。”
       当天下午6时许，王世和将胡汉民送到，同行的还有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和一名女佣。
       胡木兰扶着胡汉民下车后，胡汉民踉踉跄跄地走到孔宅楼上，往房间沙发上一躺，就不再说什么话。
       
       “院长，您需要不需要什么？”卞稚珊关切地问。
       胡汉民把眼睛一瞪，头一摆，什么话也没有说。
       以后的日子，卞稚珊每隔三五天要去巡视一次。每次去，他总是看见胡汉民不说话，显得心事重重，抑郁寡欢。
       卞稚珊只好和胡木兰交谈三五句，然后离去。
       神秘使者潜入南京营救胡汉民
       1931年8月上旬，一位神秘的人物从上海专程来到南京。
       他照例悄悄住进了卞稚珊家里。来人就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喻培伦大将军的弟弟喻培棣。他要卞稚珊设法救出胡汉民。
       原来，作为国民党第二号人物的胡汉民与外界隔绝后，很快就激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反对。
       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统一政府的胡汉民派、孙科的太子派、张继的西山会议派等首脑人物都明白，蒋介石权迷心窍，是不择手段的。为了避免株连，他们纷纷潜去上海密谋对策。在广州与南京的国民党中央貌合神离，政治分会的元老派，如邹鲁、古应芬、肖佛成、邓泽如和两广实力派如李宗仁、黄绍雄、陈济棠、白崇禧、余汉谋、香屏翰、李杨敬等，对于他们视作政治支柱的胡汉民无端被扣，更是激烈反对。这时在香港的前北平扩大会议主席汪精卫，不甘心在前不久同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的失败，又利用西南反蒋的机会，企图东山再起，于是，便与西南合作。大家联合在一起，与南京国民政府唱起了对台戏。
       5月27日，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发表了反蒋宣言，并且成立了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和广州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由唐绍仪、汪精卫、古应芬、邓泽如、孙科、李宗仁、邹鲁、许崇智、林森、萧佛成、陈济棠、陈友仁、李烈钧、熊克武、唐生智、蒋尊组成，推选汪精卫、孙科、古应芬为常委，汪精卫又一次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
       但是，这个临时组成的集团，各怀心事，离心离德。汪精卫利用国民政府主席这块牌子，表面上援胡反蒋，实际上为了他自己。盟主陈济棠援胡是真，反蒋也不假，但他总是想让人去打头阵，自己却不出人、不出力、不出钱。轰动一时的西南援胡反蒋活动，并没有达到迫使蒋介石恢复胡汉民自由的目的。
       于是，在广州的国民党元老派派专人到上海，委托驻沪的曾经同胡汉民一道参加过广州起义的老战友熊克武、但懋辛、喻培棣等，就近设法援救。
       “我奉锦公和老二哥之命来营救胡先生。”喻培棣对卞稚珊说。
       锦公是熊克武。熊克武，字锦帆。1885年12月生于四川井研县。中国同盟会第一批盟员。1924年1月，由孙中山提名当选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同年夏，被孙中山任命为建国川军部民司令，率2万人借驻湖南常德，整训部队。孙中山北上时，曾给他一封英文密函，嘱其部队带到武汉待命，他做了认真准备。孙中山不幸病逝后，他力排众议，率部到广州，准备参加北伐，却遭蒋介石、汪精卫陷害，被囚禁于虎门达两年之久。1927年被释放后，他坚决表示不与汪、蒋合作，密谋进行反蒋。
       老二哥即但懋辛。但懋辛，字怒刚，1886年1月生于四川荣县，与熊克武同学，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参加过广州起义。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北京政府电邀北上“共谋统一建国之方略”，但懋辛随同前往。1929年，但懋辛与熊克武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主要招收川籍学生，家庭贫寒而有志于学者均可到中国公学读书，食宿也可以得到妥善解决。
       “为这件事，西南已采取各种办法，蒋介石仍顽固地拒绝释放。现在远水不能救近火，如果采取军事行动营救还有许多顾虑。所以，才多次商请在沪诸老同志就近设法，最低限度要暗中保护他的生命安全。”喻培棣又补充道，“当然，最好是想尽一切办法，营救他出险。”
       卞稚珊一边听，一边静静地思考。
       当年，即1925年，汪精卫、蒋介石为夺熊克武的几万部队，捏造熊克武派但懋辛与陈炯明勾结。图谋颠覆广东政府的罪名，将熊克武扣留，通缉但懋辛。当时，卞稚珊任熊克武部一师一团团长。熊克武被扣后，群龙无首，官兵分散，各自谋生，遭遇凄惨。
       “当时胡先生亦在蒋介石的监视之下，虽对我们很关心，但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老蒋旧性不改，又以同样的手段来陷害胡先生，无论公谊私情，我们都不能袖手旁观。但如何下手，颇为踌躇。”喻培棣说，“锦公想到老蒋既把胡先生交你负责监视，便可能从中想出一个两个办法。因为大家是多年共患难的朋友，相信你也不会坐视，所以我亲自来一趟，把希望完全寄托予你。”
       过了一会儿，卞稚珊说：“去年我能同你们到武汉反蒋，今天当然要设法救胡。不过需要研究出行之有效的办法，千万不能草率，以免打草惊蛇。”
       “的确需要考虑周全。”喻培棣说，“我看是不是这样，你设法让我和胡先生会晤一下，把内外情况交换后，再作计议。”
       卞稚珊考虑到保安队上下对他虽无恶感，但也无特别的好感；而蒋介石惯用权术，今天用自己，但不一定就信任自己；再说，四处都有蒋介石的耳目，不能保险没有人盯着自己。因此，他对喻培棣说：“你务必要准备好谈话内容，时间不能多耽搁，而且要见机行事。”
       第二天，卞稚珊照平时一样，前往孔宅巡视。喻培棣化装后随卞稚珊前往。到了胡汉民楼下，卞稚珊以请胡院长写书法为名，叫喻培棣把宣纸送上楼去。
       喻培棣乘机上楼见到了胡汉民。
       秘密会见胡汉民
       见到喻培棣，胡汉民很是高兴和激动。
       胡汉民早年就与喻培棣和他的哥哥喻培伦熟识。
       1910年11月，胡汉民同孙中山、黄兴等在南洋槟榔屿开军事会议，准备发动广州起议。翌年1月，在香港设立起义指挥部，他任秘书课长。1911年4月27日，黄兴发动广州起义时，胡汉民与宋教仁未及时赶到，次日晨他到达广州时，起义已失败。喻培伦大将军在这次起义中壮烈牺牲，胡汉民当时十分悲痛。
       喻培棣扼要将外面的情况和来南京的意图向胡汉民作了说明。
       “这几个月来，前后来看我的人共十多个，他们语调不同，用心则一，可以说他们都是蒋介石的传声筒。”胡汉民叹了一口气说，“唉，这也难怪，我的遭际尚且如此，他们焉能不自保安全？”
       蒋介石除了派戴传贤、邵元冲、吴稚晖3人对胡汉民进行劝说外，又增派陈布雷、张静江、于右任、叶楚伦、宋子文、孔祥熙、张群、吴铁城等前后11人对胡汉民施加压力，要他放弃反对制定约法的主张，但始终遭到胡汉民的拒绝。
       “这些人的意图，大概可以分为两个，一是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以前，要我放弃主张，不再反对，仍然可以恢复我的名誉地位。对此，我当然不能为蒋介石而开此先例。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法制的根本问题。我不能忘记总理的建国大纲精神。如蒋介石要一意孤行，由他自己负责。”胡汉民说，“二是西南成立国民政府以后，这些人不断啰嗦，理由是，要我顾全大局，一致对付共产党，要我亲笔函劝西南，恢复统一，然后他们才有向蒋疏通的余地。亏他们想得出来，说得出来。”
       胡汉民继续说道：“我想，目前蒋介石不敢公开杀我，顾虑的是可能遭他暗害。特别是近来各方面形势紧张。这一手，他蒋介石是做得出来的。我并不怕死，所不甘心的是死得不明不白———”
       “院长……”喻培棣急忙打断了他。
       “你同锦帆、怒刚诸兄热情可感，不知来此可有妥善办法？”
       “院长，熊先生和但先生对整个形势已经缜密考虑过，不管局势如何演变，大家一致认为目前救人第一，我此来正是为了此事。”
       喻培棣接着说：“熊先生和但先生想到有一人可托，所以要我亲自来与院长联系。”
       “哪一个？”胡汉民立即追问。
       “卞稚珊。”
       “卞稚珊？”胡汉民一听，反而失望地说，“他，他把我看得这样紧，哪会救我！”
       “院长，今天与昨天不能同日而语，你知不知道，他就是卞小吾烈士之后，与我们一军有一段很长的历史关系，是一个能够共患难的同志。”喻培棣对胡汉民说，“去年，他可以同我们到武汉反蒋；今天，又能让我单独进来会你，这难道是一般朋友能做到的吗？”
       直到这时，胡汉民才知道近几个月来暗地关照自己的卞稚珊的一些情况。
       卞稚珊生于1899年2月，重庆江津人。他的父亲卞小吾，天资聪慧，15岁时考取秀才。1902年，到上海参加了蔡元培等所组织的爱国学社。1904年2月返渝，创办《重庆日报》。因其鲜明的战斗性，引起了社会的广泛重视，也引起了清廷的恐慌。1905年6月1日，卞小吾赴女工讲习所授课，步行至重庆七星岗附近时，被清廷差役拘捕。四川同盟会支部会员熊克武、杨伦白、但懋辛等四处营救，但卞小吾还是被谋杀于狱中，身中70余刀，血溅一地。辛亥革命成功后，他被追认为“辛亥革命烈士”。卞稚珊作为烈士后代，13岁时被保进孙中山、黄兴在南京创办的学校学习，后保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先后在熊克武部下任营副、副团长、团长，又接着在黄埔军校任四期教官、五期步兵第6中队中校队长、六期上校大队长少将校务委员、南京军官学校教导营主任教官、中央宪兵司令部副官处长。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发动中原大战时，也曾同熊克武、但懋辛等潜赴武汉秘密策划反蒋活动。
       “既然是这样，那好。”胡汉民很兴奋地说，“我在这里，情况不明，也没有成熟的意见。你们商量怎么办，就怎么办。最好是趁蒋介石忙于江西军事，出其不意，给他一个措手不及。”
       最后，胡汉民对喻培棣说：“我希望你请卞稚珊明天能够来同我谈一谈。”
       三套周密的营救计划
       喻培棣从胡汉民处回到卞稚珊的住宅。
       他和卞稚珊反复密商，初步拟定了三个营救方案：
       之一，和平谈判，恢复胡汉民自由。自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排斥、打击、残杀共产党人，破坏、践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大政策后，国民党内部派别林立，互相争权夺利。蒋介石派打着伪中央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旗号，取得了美、英帝国主义大量的援助，表面上统一全国，实际上，两广、四川、西北、东北各地方军阀都保持半独立状态，割据一方。当然，蒋介石对此很不满意。在国民会议召开后，蒋介石如愿以偿。但是，也因此激起西南成立国民政府以相对抗，使蒋介石在政治上暴露了弱点，在军事上不能实现两广军队在南面包围江西红军的计划。现在江西红军一再胜利，他更需要西南合作。而汪精卫念念不忘的是国民党中央的党权、政权。过去，联合冯、阎发动反蒋中原大战，目的亦是为此。而今虽然当上了西南国民政府主席，但他并不满足于偏处西南一隅的局面，只要满足了他的欲望，那他就什么事也做得出来。至于胡汉民，此时自身难保，无暇他顾；只有在脱险以后，再谈国事。鉴于以救胡出险恶为当务之急，决定以暂时妥协为上策，主动满足蒋、汪的需要。和平解决的办法就是建议西南由元老派出面，以恢复胡汉民自由为条件，撤销西南国民政府组织。
       之二，安排内线，择机逃离。假如计划之一不能实现时，就运用个人权力，布置心腹，选择有利时机，离开孔宅。由胡汉民慎选精干可靠人员，秘密介绍给卞稚珊。卞稚珊利用批准先遣队补充缺额的职权，把介绍来的人员安插到警卫孔宅的中队值勤。表面上是保安队警士，实际变成了胡汉民的侍从人员，这就为胡汉民提供了随时可以化装溜走的条件。决定出走之前，必须做好三项准备工作：一是在双龙巷东西口，越出监视线外的黄泥岗或丹凤街待选定适当地点，准备好接应汽车或布置接应站，以保证胡汉民溜出孔宅后，能够安全去往上海。二是要严格要求冒充警士的同志，利用值勤机会，沉着地掩护胡汉民溜走后，留在原岗位，照常服务。这个人必须在胡汉民离开一天后，才能自由行动。因胡汉民从不下楼，警卫人员也从未上楼，门警不逃，胡汉民去上海才有充分的行动时间。三是胡汉民走后，胡木兰和女佣还需留下，照常在楼上活动，以麻痹孔宅周围潜伏哨的监视。
       之三，在计划之一、之二条件还不成熟时，预防蒋介石突然袭击。为确保胡汉民的生命安全，这是迫不得已而采取的紧急措施。具体行动是利用卞稚珊有权准许胡汉民出游汤山这一有利条件，到时由卞稚珊亲自出马，与胡汉民同车，表示亲自监视。选择中途预定接应地点，多备现钞，以备在有变情况下收买随行卫士。万一不听指挥，即先发制人，用武力强迫服从，同到上海。要钱给钱，要官给官。以卞稚珊所知的保安队素质，在重奖之下而又有卞稚珊承担责任，他们求之不得。蒋介石惯用金钱收买异己。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过这一计划，不能期其万全，既有冒险成份，非不得已不能采用。
       第二天，卞稚珊即以去取胡汉民书写的单条为由，上楼迳直来到胡汉民的书房，因为此房可以避开周围视线。
       
       胡汉民闻声，即由胡木兰从里面扶出。
       胡汉民上前紧紧握住卞稚珊的手，与过去对卞稚珊的冷淡态度迥然不同。
       “昨天培棣来，才晓得———令尊———”
       卞稚珊不等他说完，马上截住说：“院长，用不着再客气，他已经详细告诉我了。为了党国前途，宁肯少我一个，不能少了胡先生。换句话说，可以牺牲我，不能牺牲胡先生。我来会胡先生，就是表明我的决心。”
       紧接着，卞稚珊把营救的三个计划提出，请胡汉民斟酌。
       胡汉民认真听完后，很激动地说：“这几个计划，只有你才想得出，也只有你才做得到。第一个计划，虽然适应目前形势的要求，但有汪精卫，操之过急，恐难成事，还怕夜长梦多，发生意外变化。第三个计划，固然我们可以不惜用钱，但不能保证不牺牲人，现在还用不着。我看，还是第二个计划稳妥可行。最难得的是你的决心。现在，我把全部希望完全寄托在你身上，你看怎样？”
       卞稚珊说：“单凭我的决心，还不行，还需要准备两个条件才好办。”
       “什么条件？”胡汉民问道。
       卞稚珊紧接着说：“院长，有没有对你最忠实可靠的人介绍给我？”
       “此事请转托伯琅（芦仲琳之号，时任立法委员，与胡汉民有深交）到上海一趟，必要时找陈融（系胡汉民夫人陈淑子的哥哥，时任立法院秘书长）约李文范（广东人，胡汉民任广东省长时的司务长，与胡汉民交厚。时任内政部长，为胡汉民所荐）会同商量。”胡汉民说，“为了我的事，现在又是紧要关头，他们一定能够物色几个可靠的人。我想，为了避人耳目，来的人可以用化名，就以伯琅名义介绍给你。至于接应的汽车等，都告诉他们妥为准备。你想怎样办，就叫他们照办。”
       卞稚珊继续又提出第二个应具备的附带条件，同时他把视线注视到胡木兰身上：
       “照第二个计划执行，不知胡木兰女士有无顾虑？”
       在商计这个问题时，胡汉民神色显得很难过，谁都知道他们父女是相依为命的。
       胡木兰不等他的父亲开腔，就坚定地插话说：“为了家父事，卞先生都这样古道热肠，我更是不辞任何艰险！”
       “既然这样，外面的一切由我负责。不过从今以后，院长还有必要假装有病，连会客都宜少去，对麻痹他们放松监视有好处。”
       说完，卞稚珊又将警卫分布情况指给他们看。
       他们这才明白，四面八方都有监视的人。
       大约相隔一个星期后，芦仲琳用函先后介绍两人前来卞稚珊处。
       按照预定计划，卞稚珊先安排他们在总队部服务。到了这年的8月底，各队缺额表报来时，卞稚珊立即把这两个人补进一个中队充当警士。接着，他又有意识地将这个中队调到双龙巷孔宅接防，待机行动。
       南京打出胡汉民这张牌，与广东和解
       正当计划逐步实施过程之中，“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了。
       东北大片土地不断沦陷。中国共产党粉碎蒋介石任总司令的第三次“围剿”后，及时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而蒋介石仍然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把中国共产党当成心腹大患，妄图彻底清剿。蒋介石一是呼吁朝野信赖国际联盟，提出“余主张以日本侵占东北三省事实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与签约作战公约诸国，此时唯本诉诸公理；一方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二是压制抗日爱国运动，他说“国家存亡，关系重大，此时务须劝告民众———严守秩序，顺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三是谋求宁粤双方和解。同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对粤方采取和平方针，宣布释放被囚禁了8个月的胡汉民。于是，宁方派出居正、叶楚伦等为代表，粤方派出汪精卫、孙科为代表在上海举行和平谈判，很快就达成了宁粤合作。
       在宁粤双方派代表在沪进行和谈前夕，蒋介石突然下令，要卞稚珊派兵保护胡汉民去上海。
       “放就放，为什么还要派兵保护？”卞稚珊不解地问吴思豫。
       “胡院长来的时候是叫派兵保护，今天离开，仍叫派兵保护，前后一致，委员长有他自己的道理。”吴思豫回答说。
       “外面谣言很多，究竟中央决策如何？”卞稚珊又问道。
       “委员长这些天来，很伤脑筋。”吴思豫说，“大致已经决定，采取分别对待的办法；东北问题用外交解决，江西问题用军事解决，西南问题用政治合作解决。”
       卞稚珊将这些情况转告胡汉民的时候，胡汉民松了一口气，他说：“刚才季陶、元冲等人都来转达蒋介石的意思，要我到沪休养，我正为此事忐忑不安。现在好了，只是我完全没有料到准备实行的第二个计划竟备而不用，而认为远水不能救近火的第一个计划，反而提前实现。”
       “院长，不管怎样，只要你能安全离开就好。”
       “形势变化，殊难预料。”胡汉民对卞稚珊说，“情况既已摆得很明显，那就尽快走，先到上海再说，国难严重，蒋介石一意孤行，要负完全责任。”
       冷落已久的孔宅，又车水马龙，气象一新。国民党中央和政府各部门的要员，都排在两旁，争先恐后、笑容可掬地向胡汉民问好。但胡汉民昂着头，旁若无人地径直走向专车，弄得众人面面相觑，尴尬万分。
       这天，卞稚珊也早早地来到孔宅送行。只是，他远远地站在众多人群之后。
       胡汉民就在上车刹那间，猛然抬头看见卞稚珊。他情不自禁地下车，走到卞稚珊身旁，紧紧地握着卞稚珊的双手，连声说：“谢谢！谢谢！”
       谁知众目睽睽之下的这一握谢，竟让卞稚珊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被蒋介石借故就地免职……
       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在广州因脑溢血病死。卞稚珊历经多次对日作战后，辗转回到家乡，开始了新的生活，解放后，他曾当选为四川省政协委员、江津市政协副主席。1989年7月，卞稚珊因病逝世，终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