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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东京的“台独”杀手
       1961年深秋的一天，夜间22点10分。日本东京。夜雨纷纷，寒风凛冽。
       一辆紫红色“日昌牌”跑车沿着静冈高速公路，自南向北，穿沼泽，过横滨，箭一般射向东京。
       尾灯漾出的水淋淋“流光”与万千闪烁的霓虹灯仿佛一片炫目的海洋。跑车拐入一条小街，车灯熄灭，从里面钻出一个穿胶质雨衣的中年人。此人瘦高个子，精明凶悍，雨帽遮住了大半张脸，但没有遮住他鹰隼般闪亮的眼睛。他大步来到一幢古朴精美的日式屋宇前，大门左上端嵌着铜牌，上面用中、日两种文字镂印着“台北郑宅”字样。掏出钥匙，打开大门，他返身将跑车直接开进地下车库。
       客厅里。中年人在沙发上摊开四肢。俄顷，他倒了一杯杜松子酒，按动电话记录键。小小的记录带沙沙转动了好一会儿，忽然，一个喑哑冰冷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您好难找哟，难怪郑先生在黑道上声名远播！郑先生，有桩大买卖，想请您做。电话里不便说，另约个时间面晤……”
       “李先生！”中年人眼睛半睁半闭，盯着天花板，一个阴鸷怪谲的面孔浮现在他脑海中。
       “中华寮”是座落在日本横滨市附近相模滩上的一幢日式花园建筑。寮，指小屋，而“中华寮”占地面积却达1009.92平方米，是一幢大型的私人住宅。住宅四周悬崖峭壁，危石耸立，红墙、琉璃瓦常年掩映在苍松翠柏中，更为小宅增添了一层神秘的氤氲。小宅的主人叫廖文毅。廖文毅是盘踞在日本横滨的“台湾独立统一战线”的总裁，是鼓吹“台湾独立”的鼻祖。
       他1910年出生在台湾云林县，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三十年代初期，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的廖文毅即去美国留学，后于1935年回国，先后任“浙江大学工学院”教授兼主任、“中国军政总兵工署”上校技师等职。1940年，廖文毅于抗战期间弃官返回台湾经营企业，一跃而成为当地举足轻重的工商界巨头。1945年8月，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廖文毅又投身国民党政界。1947年，他主持成立了“自治法研究会”，从此开始鼓吹“台湾独立”。国民党溃败大陆以后，廖文毅逃往台湾，立刻引起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被圈进通缉名单。于是，他仓皇出逃，之后一直隐居日本横滨“中华寮”。
       在廖文毅的身边，豢养了一批失意政客、落魄文人和一心想搞“台独”的狂妄分子充当其高级幕僚。有幕僚向廖文毅献计道：“‘中华民国’之所以还能苟延残喘，盘踞台岛，主要原因是蒋介石还在。倘若蒋介石伸腿咽气，‘中华民国’自然也就不保。我们为什么不设法助他‘一臂之力’，送他上西天呢？”这一毒计廖文毅又何曾没有想到过？但每每想到毛人凤和他手下的特工就不寒而栗！然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台岛尽管戒备森严，但蒋介石身边也并非无缝可钻……
       通过几天的紧张密谋，一条暗杀蒋介石的毒计随之出笼。该计划可谓“精细严密”，众幕僚惊诧之余，开始四处出击，秘密寻觅合适的杀手……
       “天云神社”建在东京西南的绿荫丛中，浦和山下。这天天气放晴，夕阳沐浴着天云神社。来自日本四岛的善男信女和外国游客特别多。谁也不会想到，此刻，就在与大殿一墙之隔的北侧暗室里，一场秘密会晤和交易正在紧张进行。
       廖文毅点燃一支炸药棒似的黑雪茄，吸了一口，目光掠过郑松焘木雕般的脸。稍停片刻，沙哑的声音继续说道：“台湾是个很特殊的地方，很难在那里展开‘超级暗杀’，也不易从那里远走高飞。因此，面对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人物，我们决定雇用特殊的杀手在那里刮起恐怖飓风——而这个杀手只能是您。”
       “我要是不干呢？”
       “会干的。”
       “我准备了一万两黄金，它也许会促使郑先生下最后的决心，与我们敲定这桩大买卖。”
       郑松焘不再说话，脸上好几处伤疤在抖动。
       郑松焘，三十八九岁年纪，瘦高个子，精明凶悍，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毕业于日本人办的“台湾警察学校”，学的是刑侦专业。1940年至1945年，在“台北市警察局”当刑警。台湾光复后，郑松焘被“国民党台北市警察局”留用，后因涉嫌参与一起政治事件而被开除，次年即赴日本。从警十余年，郑松焘练就了超人的本领，也具备了过人的胆识、智慧和毅力。加上自幼拜南拳名师习武练成的一身格击本事，三五大汉难以近身。他到日本后，很快得到信任和赏识，就一直为日本商界的达官贵人当保镖。
       廖文毅并不急于得到答复。他又摸出一支粗雪茄，咬掉封口，慢悠悠地点燃。眼里射出束束凶光盯着郑松焘。
       “好吧！”郑松焘的声音冷酷而无情，“我只对报酬感兴趣。”
       “我说过，我已为先生准备了一万两黄金，你有能力拿到这笔钱吗？”
       “这点你完全可以放心。”郑松焘眼光幽绿，一字一顿地说道：“只要给我100万美金，就能买到蒋介石的头！”
       廖文毅暗吃一惊：“你有绝对把握？”
       “我有一个警界福星。”
       “谁？”
       “这与你无关。”
       沉思片刻后，廖文毅眼睛倏地一亮。他端起酒杯同郑松焘碰杯，干脆利落地说：“好吧，成交！”
       “100万，你答应了？”
       “日币！”
       “美金！”
       “郑先生，不要狮子大开口！”
       “用我们老祖宗的话说：要钱不要命！”
       “但100万美金毕竟多了点。”
       “蒋介石的头岂止值这个价？更何况你们‘建国’大业没有100万垫底如何能成功？”
       廖文毅狠狠地吸了口雪茄，吐出粗气，用眼睛瞟了瞟一直跪坐在旁边的李达林。经过李达林的出面斡旋，这位财大气粗的“台湾独立统一战线”总裁终于同意了郑松焘的要求。
       1961年10月26日，郑松焘到达“台北桃园国际机场”。验过护照，通过海关，取回自己的旅行箱，步出机场。
       郑松焘从“桃园国际机场”搭乘一辆红色计程车前往台北市。25分钟后，计程车从中山北路驶过基隆河，进入市区。他让司机沿新生南路驶向观音山，确信无人跟踪后，又让司机拐过新店溪奔向“青年公园”。
       “青年公园”在水源路以北，“历史博物馆”以南，是台北市内有名的风景名胜。过去郑松焘与太太谈恋爱时，这里是他们经常涉足之所。此刻，郑松焘绝无半点浪漫情怀去寻觅昔日芳踪，而是在寻找一个稳妥的安身之处。
       计程车停在“青年公园”西侧。郑松焘付给司机一张美钞，提出旅行箱，目送着计程车飞驰而去，转身消失在浓郁的林荫道中……
       郑松焘下榻在公园附近的“白龙大酒店”。
       这是郑松焘计划中的第一步。“白龙大酒店”地处闹市中的僻静一隅，多为政府小职员和外地客商光顾。更重要的一点是酒店如同公园，园内假山林立，管理相对松弛。到处是流水断岩，瀑布洞穴，既便于隐身，又便于行动。办妥入住手续后，郑松焘立即抓起电话，给“国家保密局”局长的随行副官岳安和打电话，邀其来宾馆一晤。
       此人便是他视为此次行动的那个“警界福星”。
       郑松焘与岳安和是小学、初中一直到警察学校的同班同学，又是近邻，两人关系相当不错。当年台湾当局根据举报线索，将郑松焘列入逮捕名单后，幸亏岳安和仗义作伪证，才在上司面前保下了郑，使郑免于牢狱之苦，而只是被开除了事。郑松焘赴日本后，因经济条件优于岳安和，所以经常寄钱寄物给岳安和，十几年没有间断过。
       眼下，郑松焘急切地在等待着见到老友岳安和。他相信，他会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帮助……
       刺探内部的“绝密情报”
       岳安和进“国家保密局”之前，是“台北市警察局”第12分所的外勤警官。他精明干练，在一次追捕抢劫“中央银行”运钞车的劫匪时，和负责侦破此案的“国际刑警组织台湾中心局”的本哲雄警长相识。之后不久，正值“国家保密局”扩编。岳安和由本哲雄警长推荐，进了“国家保密局”。被派到瑞士、瑞典、意大利等国执行海外特别任务，替“保密局”立下了汗马功劳。
       几年后他回到台湾。“保密局”首脑毛人凤赏识岳安和的才干，视其为心腹，不久提升他为自己的随行副官，负责机密情报的送发工作。
       这时，岳安和放下电话。郑松焘的突然归来，给他带来一份意外的惊喜！对于这样一位多年浪迹海外的老友，他安敢怠慢？岳安和匆匆向机要秘书交待了几句，快步离开办公室，钻进局里配备给他的那辆老式“雪驹”牌轿车，驶向新店溪。
       岳安和34岁，中等个，黑脸膛，结实的身材，粗壮的四肢，是一个不讨女人喜欢的男人。但他偏偏喜欢女人。
       他的月薪只有八百台币，加上津贴，有时达到1500台币或更多一点。根据他的收入，完全可以娶一房太太，但他偏偏爱把钞票掷进婊子的钱袋中。尽管岳安和身上有许多恶习，但他却有一个最大的优点：那就是对朋友忠诚。
       很快，岳安和来到青年公园路288甲1号，走进幽静别致的三星级宾馆——“白龙大酒店”。老朋友相见，立刻抱成一团，旋转一圈。
       “你这家伙！”
       “你这黑仔！”
       四目相望，迸出火花。你一拳，他一掌，两个人还像在警校时一样，双双翻滚在厚厚的席梦思床上，笑声直冲天花板。
       “松焘，为什么到这里来？”
       郑松焘不语，眼睛注视着昔日老友。
       “怎么不讲话，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你知道，如今我的日子……并不好过，我已辞了日本人的保镖职业，改行做了一家华文报纸的记者。可动刀动枪的出身，仅粗通文字，如何取得老板器重？再这样拖下去，把我的夫人和儿子盘出去，也抵不上东京猛涨的物价。”郑松焘两眼望天，沮丧地说，“在日本，每夜都能梦见立雾溪大峡谷……”
       岳安和心里“咯噔”一沉，原来是这样！
       他一直认为郑松焘在日本混得比自己不知强过多少倍。此时真相大白，岳安和心情十分不安。他是那种宁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血性汉子，最见不得朋友受到煎熬！
       “那怎么办？”
       “办法倒有……”
       “有什么办法？”
       “因为我是台湾人，所以报社老板安排我专门负责一个以介绍‘台湾政要人物日常生活情况’为主要内容的栏目，”郑松焘见岳安和已上钩，仍装作有些为难的样子，将早已编好的谎言和盘托出，“这次到台湾来，主要是探访亲友，顺便想收集一些与栏目相关的资料……唉，难呀！”
       岳安和不知是计，沉吟一下，低声说：“这有何难？我帮你。”
       “真的？”郑松焘不仅是一名出色的杀手，也是一个演技不差的演员。他想起那离自己越来越近的100万美元，忽然泪光闪烁，激动地说：“我就知道你会帮我！否则，我的家和一切就保不住，就要破产……”
       郑松焘转“忧”为喜，谢了又谢，当场约定从次日起每天谈两小时。
       翌日，岳安和如约来到宾馆。郑松焘穿一件粗呢睡袍，精神焕发，好像台湾的艳丽阳光和老朋友的帮忙使他一夜间卸去心头千斤重负。他为岳安和和自己各倒了一杯杜松子酒，然后坐下，说：“安和弟，这样吧，先谈蒋介石，他是‘总统’，既然向日本各界介绍台湾的政要人物，此公定为首选。”
       “言之有理！”
       岳安和呷一口酒，点燃郑松焘从日本带来的高级香烟，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
       郑松焘拿出一张台北地图，摊在茶几上：“请安和弟先谈一下‘蒋总统’在台北市内外的官邸、别墅，公开的、秘密的，只要老弟知道的，都说一说。”
       岳安和笑道：“其实无所谓公开、秘密，蒋总统的官邸，圈内人士都知道的。”说着，他指着地图一一讲起来。他说一处，郑松焘用红铅笔在地图上标一处。
       接着，郑松焘又请岳安和谈蒋介石每处官邸的地形和警卫情况。作为毛人凤的随行副官，岳安和自然常随这位杀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出入蒋介石官邸，对各处的地形以及内部的防卫情况也了如指掌。但这个问题的提出，让岳安和好生为难。按“国安局”特工处规定，任何人不得在任何场合泄露有可能对首脑人物安全构成威胁的机密，违者严惩不贷！这算不算“机密”呢？当然算！
       当局“保密防谍”的口号，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已普及到台岛的每一个角落。
       对岳安和来说，“亲信”与朋友之间，有如鱼与熊掌，选择起来并不容易。
       现在，他应该怎样做？
       “怎么，安和弟有什么为难之处吗？”郑松焘故作轻松地问。
       “唔……没有。”岳安和回答。
       “那为何面有难色？”
       “我倒是知道一些，让我想想看。”他丢掉烟蒂，站起身踱了几步，心里在紧张思索着。凭直觉，他可以肯定郑松焘决不会是共产党派来的“匪谍”。那么，对这样一位过去的同行和老朋友就不应该保密。更何况，在他事业上遇到困难之际不帮他一把，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朋友——只谈谈地形和警卫情况，相信蒋总统是不会有危险的。
       这样一想，岳安和开始详细介绍起来。
       郑松焘禁不住喜形于色，但他竭力控制住自己，不让这种情绪流露在冷酷的面孔上。他像一个真正的记者那样，又是记，又是画，眼里闪着不易觉察的狡黠的光。
       “采访”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结束后，两人下到楼底餐厅用餐。第二天，岳安和因事没来。
       
       晚上，几天没有尝到女人滋味的岳安和，一下班就驱车匆匆赶到“远东宾馆”。
       由于海峡两岸的紧张关系和战争阴云，台湾旅游业颇受影响。首先遭到冲击的是那些饭店、宾馆等服务行业。有些高级饭店和宾馆便想出了开辟“休息区”的花招儿，吸引和招揽那些不安份的本地客人。
       进了“休息区”，领了寄存牌，岳安和对着壁镜照了照自己那张黝黑而朴实的脸，感到好笑。他曾在这里遇到过自己的上司，但大家都是“嫖客”，只作不认识。“休息区”里穿梭着许多“陪客女郎”，一双双好色而贪婪的目光，追随着那些颤抖的乳房和白嫩健美的大腿。岳安和一眼就相中了其中的一位。
       女郎见到岳安和示意的手势，立刻抛了个飞吻，朝女伴眨眨眼，故意抖动着胀鼓的胸脯走来了。在“休息区”服务台验过小牌，小姐将他带到8102号娱乐室。
       岳安和与女郎脱得一丝不挂……
       正在这时，电话铃急速地响起来。
       “他妈的！”岳安和翻身下床，抓起话筒吼道，“你是哪一个？”
       “安和弟，”话筒里传来郑松焘的声音，“总算找到了你……”
       “老兄找得真是时候！”岳安和心火乍起，又发作不得，眼睛瞟着床上的女郎，嘴里没好气，“能不能过一会儿挂来？拜托了……”
       郑松焘却毫不理会他此刻的心情：“不！我要你马上过来！”
       “什么事？”
       “当然不是玩女人的事。”
       “喂、喂！有没有搞错？我连晚餐都……”
       “算啦，老弟，马上把钱付给那姑娘。”
       “可我还没……”
       “以后我用美金补上你。”
       郑松焘的语气不容置疑，岳安和垂头丧气。光溜溜的女郎在床上嗲声嗲气地问：“哪一个这样讨厌？”
       岳安和不语，默默去掏钱。
       女郎不解地瞪大眼睛望着他。
       这一次，郑松焘仍要求谈“蒋总统”，这回谈的是关于蒋氏的外出情况：此公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外出？通常去什么地方？外出时乘坐什么牌子的车座？防弹性能怎样以及配备多少警卫？以及沿途布岗戒严情况等等，越详细越好。
       好事未成，此刻岳安和人虽已到了郑松焘这里，但根根神经却仍在女郎那儿。他不明白郑松焘何以如此急迫地想要了解这一切，可是仍未产生戒心。只以为老朋友真的写文章用，以解日本方面的燃眉之急。
       良久，在朗姆酒和高级香烟的作用下，又加上郑松焘一再歉意地表示：“文章见了报，赚了钱，我一定让老弟用美金支付那些姑娘，让你玩个够……”这样一来，岳安和倒觉得是自己愧对朋友了。于是，他强打起精神，一五一十地介绍起来。
       郑松焘走笔如飞，一脸兴奋。
       对于岳安和的“知无不言”，郑松焘间或也感到一丝愧疚和忏悔——他欺骗了朋友！但一想到那花花绿绿的巨额美金，便顾不了许多了。他只想事成之后，付一半的酬金给岳安和作为悔罪之资，让这位喜欢漂亮女人的风流汉尽情去潇洒……
       “蒋总统”的有关情况说完后，郑松焘不失时机地对岳安和解释：“我准备抓紧时间到台中、台南去转转，其他政要人物的情况，待我回来再谈，好吗？”岳安和当然同意。
       事实上，郑松焘对蒋介石的有关情况已经烂熟于心。加上过去当警察时了解的一些情况，他感到要完成廖文毅的“刺蒋”行动已有很大把握。但是，要做一名合格的杀手，在了解了暗杀目标的有关情况的同时，还必须缜密地设计好行刺后的退路，这样才能保证万无一失。郑松焘盘算自己得手后，肯定难以用合法的方式逃离台湾，只能偷渡出逃。所以，下一步至关重要——安排好偷渡事宜。
       郑松焘来到嘉义市。
       嘉义距台中130公里，距台南70公里，是紧邻台湾海峡的一个重要门户。十多年前，郑松焘在台北市警察局当刑警时，由于武术门派和业务的关系，曾与一些黑社会头目有过多次接触。对黑社会组织的“切口”十分精通。
       郑松焘找到的人叫“麻皮黑三”。这个老大很仗义，凭着昔日的一点交情，没收郑松焘一分钱，就将郑引见给了堂主阿昆。
       抱抱拳，阿昆紧盯着郑松焘问：
       “想死吗？”
       “不，”郑松焘沉声答，“想活。”
       “那好，偷渡时沉着点，别出一丝差错。”
       “明白。”
       “不过有一点，”阿昆的眼睛半睁半闭，盯着面前这个决非善良之辈的陌路人，害牙疼似地抽着气，“这个不能少。”他用两根粗糙的手指做了个点钞票的动作。
       “懂规矩。”郑松焘点头。一叠美钞从他怀里摸出来，放到阿昆面前。
       阿昆顿时双目放光，舔了舔嘴唇。
       当晚，郑松焘返回台北。
       恰在这时，郑松焘在当天的《中央日报》上发现了一则惊人的消息：
       “为宣传世界上最好的‘主义’——‘三民主义’，‘中华民国’最伟大的领袖‘蒋总统’将于11月2日下午2时，亲赴‘革命实践研究院’作演讲……”
       真乃天赐良机也！但由于台湾海关检查相当严格，他入境时没有携带手枪。不过，郑松焘事先已经精密盘算过，凭自己与岳安和的关系，行动前向老朋友借用手枪不会有任何问题：按照台湾当时的惯例，作为保密局“高级特工”的岳安和可以合法拥有两支手枪，偷偷借出一支，不会引起任何人怀疑。可是眼下，机会来得太突然，刚刚打听到“蒋总统”的情况，就马上提出借用手枪，会不会引起岳安和的警觉呢？
       思索再三，郑松焘拿不定主意。
       他深知，岳安和也有精明过人之处。否则，不可能受到毛人凤的宠信。贸然借枪，势必会引起他的怀疑……但机会又稍纵即逝！
       地上丢了一地烟蒂，郑松焘猛地站住——他决定冒一次险。
       电话打到岳安和住处，没人接。郑松焘沮丧地放下话筒。看看表，已经下午6点15分，距行动时间不过一天多了，莫非这小子又去了“色窝”销魂？他试着把电话打到岳安和的办公室，仍没人接。再打到上次把他从床上拉下来的远东宾馆“休息区”，还是没找到。郑松焘急得团团转，五内俱焚，对着窗外灯火璀璨的台北市区大声诅咒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再次把电话打到岳的住处。通了！
       “啊呀呀！你个大头鬼，跑到哪野去了？”
       “松焘兄么？”
       “不是我又是哪个！”郑松焘没好气地冲着话筒喊道，脸上的肌肉一抖一抖地跳。猛地，他觉出自己有些失态，缓和了语气补充道，“你让我满世界抓不着你的鬼影子……”
       话筒里传来岳安和有些吃惊的声音：
       “发生了什么事？”
       “也无什么事，”郑松焘再次缓了缓语气，让声音变得正常，“明天我准备到龟山岛走一趟，为安全起见，你能不能给予方便？”
       “借手枪？”
       郑松焘心里一紧张，应声道：“只能找你喽！”
       “你真给老弟出难题。”
       郑松焘不语，焦急地等待着。
       “几时用？”片刻，岳安和问。
       “明天。”电话那一端，岳安和似乎又犹豫了一下，随后一口答应，约定当天午夜前把手枪和子弹送往“白龙大酒店”。
       郑松焘见事情如此顺利，十分高兴。挂断电话，随手又往日本横滨打了个电话，让李幕僚转告廖文毅总裁：“明日将行动，请听消息。”
       然而，郑松焘没有料到，此时事情已经开始起了微妙的变化！
       接到郑松焘的电话后，岳安和两眼发愣。
       原来，他口头上虽然答应借枪，但心里已经觉得不对头了。郑松焘刚抵台北时，并未说过要去台中、台南转转，更未说过要去龟山岛。为何刚刚从台南返回，马上又要去龟山岛？况且，龟山岛既无野兽，也无海盗，由国军第204联队驻防，对于旅游者来说，安全绝对没有问题，无需携枪防身。
       这时，门铃响。他解掉安全拉链，请客人进来。来者50多岁，头发已经花白，清瘦的面孔和一双锐利明亮的眼睛却显出其职业特征。他叫黄维章，情报局的一名少校情报官，因平日与岳安和私交甚笃，所以有事无事常过来坐坐，两人无话不说，到这里就像在家中一样随便。他见偌大的客厅里只有墙角的一盏小台灯亮着，便顺手打开了吸顶灯。
       “怎么搞的，老弟，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黄维章不请自坐，打量着独身主人。
       岳安和慌忙斟茶递烟，坐下来。
       “有什么心事跟我说说。”
       “一时还弄不清……”
       岳安和从座椅上站起来，走到窗前，凝视着远处新店溪畔的观音山，极力抑制住内心的焦急。
       “你在说什么？”
       岳安和没有答话。客厅内寂静无声，座钟声分外刺耳，岳安和的神经几乎一根根绷断。忽地，他看到墙上蒋介石的画像，心里不禁一个激愣：报上刚刚公布“蒋总统”明天下午要去“革命实践研究院”演讲的消息，郑松焘偏偏要在这个当儿借手枪，这难道仅仅只是巧合吗？
       岳安和触电一般地跳起来，一声惊叫：“他妈的！”
       “怎么了？”黄维章蓦地吓了一跳。
       行刺“总统”，乃杀头之罪！郑松焘作为凶手固然要受到制裁，但我岳安和提供情报、武器就能逃脱得了干系吗？想到这里，岳安和再一次失声喊道：
       “天哪——”
       黄维章从未见过沉稳刚毅的岳安和如此惊惊乍乍的，不知他犯了哪路癫症。经过一再询问，岳安和才如实吐出原委。这下，老少校情报官也吃惊不小！如此塌天的大事，在他一生的诡秘生涯中还没遇到过。但他毕竟是块老姜，很快便从惊慌中冷静下来，他轻轻安慰道：“别急、别急，但愿还来得及，来得及……”
       “必须来得及！”岳安和一下明白过来，声音颤抖，面如白金。
       时间已近午夜。干了多年刑警和保密局高级特工的岳安和，毕竟头脑活跃，思维清晰，又有老牌黄情报官从旁做参谋，他们反复考虑该向哪个部门举报。按照惯例，这类案件可以向警察局举报，也可以向“法务部调查局”或“国家安全局”举报，还可以直接向“国家保密局”头子毛人凤举报。但是，此刻毛人凤正巧不在当地。岳安和吃不准郑松焘暗杀“蒋总统”的背景，生怕自己去举报的衙门恰恰暗中和郑松焘的后台有瓜葛，那他便是自投罗网了！
       两人商量许久，最后决定去向蒋经国举报。
       蒋经国当时的职务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防安全会议”秘书长，根据蒋介石的安排，他是掌握“中华民国”所有特务机构的总头目。而且，最主要的一点，蒋经国是“蒋总统”的儿子，他是不会和蒋介石两条心的。如果他也与郑松焘的后台暗中有瓜葛，那就是劫数了！
       想到此，岳安和让黄维章前往宾馆监视。
       他一把抓起警帽，发疯般离开家门。
       紧急情况下的惊险闯关
       台北市中山路5号。“国安会”秘书长官邸。蒋经国坐在自己的办公室内，凝视着办公桌上的一大堆文件。这位外貌与其父迥异、性格却酷似其父、已届不惑之年的“国防安全会议”秘书长，自随父逃到台湾后，一直致力于“国家安危”和蒋介石的安全工作。
       蒋经国的官邸是一座中西结合的豪华别墅。一道6英尺高的围墙上爬满青藤植物，将别墅与喧器的外界隔绝。官邸内警戒森严，终日铁门紧闭，有一支约24人的卫队和便衣哨，一明一暗，轮番把守。另有6只多伯曼种短毛猎犬，狡诈剽悍，一遇紧急情况，它们便会凶狠地扑上去撕咬……
       这时，墙上那只精美的壁钟，时针已指向23点48分。清脆的钟声不断敲击着蒋经国的神经。他收回目光，取下宽边眼镜，轻轻揉着微闭的双眼。父亲明天前往“革命实践研究院”演讲的安全工作已经安排得天衣无缝，可以休息了。
       两扇黑鳄鱼皮蒙面的橡木门，在他身后悄然关上。卫队长恭敬地立在他身后，轻轻地报告：
       “秘书长，有人……想见您。”
       “什么人？”蒋经国没回头，手指仍在微微蹙起的眉头轻轻揉动。
       “一个小人物……”蒋经国心中诧异，双手立刻停止动作，但粗壮的身子却未转过来，眼睛也未睁开。他知道，如此深宅大院，又值深更半夜，没有通天的大事，卫队长是不敢放一个“小人物”随便进来的——他是如何进来的呢？
       原来，岳安和也真可算是“圈内人”。他深谙蒋经国官邸的各个关节，知道若是照寻常方式求见他，是绝对进不了门的，甚至连和岗哨都没搭上话就得被驱赶出去；若再纠缠，凶恶的多伯曼短毛猎犬便会扑上来撕咬。所以他情急生智想了个奇主意——
       他让黄维章驾驶自己那辆“雪驹”牌轿车前往宾馆监视郑松焘，而自己则骑着黄维章那辆崭新的“迈克—150”型两轮摩托车，加大油门来到中正路。看看驶到5号蒋经国官邸大门前了，岳安和突然一个急转弯，摩托车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咆哮着直向官邸大门冲去！曾在训练营地接受过高级技能训练的岳安和明白，此一举不仅是关系到“闯关”成败与否的问题，此时连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已被搭了进去——他极有可能在这一瞬间被无数枪弹穿成血窟窿！但他在所不惜，已别无他法了！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就在事情发生的那一刹那，只见两个便衣大汉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闪电般双双跃出，挡在岳安和飞驰的摩托车前。还没等岳安和明白过来，他已被老鹰抓小鸡般横空从摩托车上揪了下来；另一个人飞起一脚将飞驰的摩托车踢翻在地，那锃亮的车轮，犹在闪着寒光“嗖嗖”地飞转！
       岳安和的目的达到了——他被扣上手铐迅速抬进了官邸大门，扔在警卫室内侧会客室的水泥地上。那辆疯狂的摩托车也已被熄了火推进去，支在角落里。眨眼工夫，一个警卫小组长模样的警官走进会客室，居高临下地盯着躺在地上并不挣扎的岳安和，厉声问道：“你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要冲撞官邸大门？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岳安和叫道：“我是‘国家保密局’毛局长的随行副官岳安和，有十万火急大事求见经国先生！”
       那人大吃一惊：“有何凭证？”
       “证件在我上衣口袋里！”
       那警官弯腰从岳安和身上翻出灰色面皮上赫然印有“青天白日”党徽和一行小字的证件，查验无误后问道：“你有什么事情要见蒋先生？可以对我说吗？”
       “不行！必须当面对蒋先生讲！”
       那人略一思忖，颇觉为难。他作不了主，但他伸手把岳安和从地上扶起来，让他坐在沙发上，叫一名警卫看住，自己匆匆向里面走去。几分钟后，他去而复返。叫人给岳安和打开手铐，全身搜查，把所有的物品全部掏出来放进一个专用的铁箱内，然后打了个手势，示意岳安和随他入内……
       官邸小客厅里。沉稳平静的蒋经国衣冠严整，不动声色地接见了这位企图用摩托车撞开自己官邸大门的不速之客。
       他温和地问道：“你如此急迫地要见我，究竟有什么事情？”
       岳安和说：“有人要暗杀蒋总统！”
       “什么？”蒋经国浑身一震，笑容立刻从脸上褪去。他刹那间手脚冰凉，急声再问一句，“到底是怎么回事？”
       蒋经国很耐心地听岳安和说完，极力抑制住内心的悸动，看看手表，说：“你讲的情况我晓得了，你先休息一下吧！”遂让警卫陪岳安和去另一个房间休息。
       岳安和出去后，蒋经国所作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往父亲官邸打电话，命令蒋介石官邸侍卫长：“从现在起，按一级战时措施进行官邸警卫，任何人——不论是谁，一律不准进入官邸！”之后，悬着的心略微放下了些。接着又抓起桌上另一部蓝色专线电话，给“保密局”局长毛人凤通了电话，让他火速赶回。
       直到安排妥当，蒋经国粗壮的手指才又抵住“突突”乱跳的额头，稍事休息。
       士林官邸。凌晨2点零5分。
       这是“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在台湾众多官邸别墅中最大的一处“行宫”，其奢侈豪华程度可以和任何一国的首脑官邸相媲美。蒋介石常在这里会见海外重要人物或国民党元老重臣，交换意见、商谈大事。士林官邸的安全设施和警卫比蒋经国的官邸更胜一筹。尽管如此，侍卫长接到蒋经国的电话后，仍下令严加防范，不准任何人靠近官邸。
       蒋介石本人对此事概不知晓。他已睡下。
       蒋经国布置妥当之后，匆匆驱车来到士林官邸。他让司机将“莱斯劳斯”高级防弹卧车轻轻停在前院，自己大步向后院走去。
       官邸里，警卫人员已经全部进入一级战时状态，庭院里遍布明岗暗哨。蒋经国边走边细心倾听察看，万籁俱寂中，“慈湖”波光微斜，睡莲千朵，偶有一两尾观赏鱼跃出水面发出“唧唧”响声……
       来到蒋介石卧房。蒋经国见侍卫长亲自持枪在门口站岗，一颗心终于落回实处。他让侍卫长进卧室通报，侍卫长只得过去小心翼翼地唤醒蒋介石。
       “什么事？”蒋介石问道。
       “经国求见。”侍卫长回答。
       蒋介石当即坐起来：“叫他进来！”
       蒋经国走进卧房，站在床前，先对深夜打扰表示歉意，然后说：“有一件事，不得不即刻报告父亲……”
       蒋介石倚在床头：“坐下讲吧，什么事情？”
       蒋经国在床前蒋介石睡前坐的那把湖南藤椅上落座，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蒋介石睡意顿消，虽年过七旬，肝火却十分旺盛。他左手握拳往床头重重地砸了一下：“娘希匹！这个姓郑的是什么来路？”
       “目前还不清楚，等一下抓住审讯后自然就清楚了。不过，现在尚不清楚刺客究竟来了多少人，为父亲安全起见，经国建议可否取消明天下午去‘革命实践研究院’演讲的安排？”
       蒋介石不语，双目凝视。
       这时，官邸值勤秘书进来报告：“刚赶来的毛局长打来电话，说那个叫郑松焘的人已经离开‘白龙大酒店’，不知去向。目前，他手下的一部分人留在宾馆守伏，其他人如何安排，听候指示！”
       蒋经国望望父亲，蒋介石开腔道：“叫他们紧急出动，全岛缉捕刺客！”
       台湾岛密令杀刺客
       时间推回到1961年10月31日午夜前。
       郑松焘是怎样觉察出苗头不对，又是如何逃脱紧急缉捕他的特工之手的呢？
       原来，精明诡秘的郑松焘在给岳安和打电话要求借手枪后，出于小心，叫了辆计程车来到岳安和的住处附近，悄悄停在暗处观察。郑松焘是刑警出身，做这种事有经验。他知道，岳安和若对自己产生怀疑，必定会去“特工衙门”报告；如果岳安和真的给自己送枪，他再返回宾馆也不迟。
       深夜。飞鹰路公寓住宅区。树影婆娑，寒风阵阵。郑松焘在树丛中像潜伏哨一样一动不动。时间在一点点推移。接近午夜了。
       他感到有些不妙。这时，他看见一个人走出楼门，钻进岳安和的那辆老式“雪驹”牌轿车飞驰而去。正疑惑间，又见岳安和匆匆跑出来，发动了一辆崭新的摩托车……
       郑松焘立刻招手叫来一辆计程车，尾随而去。
       岳安和驾驶摩托车飞驰在午夜空旷的新生南路上，经过市中心铁路线，再从松江路向北。郑松焘目睹岳安和驾驶摩托车冲撞五号“蒋经国官邸”大门的一幕时，他才彻底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郑松焘甚至连“白龙大酒店”也没回去，随即另雇一辆计程车，长途急驶240公里逃往嘉义市……
       距中山纪念堂约1公里的台北市忠孝东路22号是“警察局大本营”。由于近年来台湾政局不稳定，犯罪率猛增，这里常年驻扎着一支近千人的直属“警察总队”。由警察总监刘国宪指挥，执行各种紧急特殊任务。
       凌晨2点15分，刘国宪接到毛人凤电话。就在他拉响警报命令千名警员紧急出动追捕刺客，市区内骤然响起警车鸣叫声的时候，郑松焘已经在嘉义市黑社会“老海帮”堂主阿昆手下的36路滚龙烂虾的帮助下，乘机跳上帆船，潮水般扑进黑沉沉的大海深处。
       11月2日，台湾岛内警戒森严，一片肃杀。所有的公路都布满警察，设置临时路障、检查过往车辆和行人。警察总监刘国宪坐在“侦缉指挥部”办公室内，愁眉紧锁，双目黯淡无光。墙上的挂钟指着凌晨3点10分，钟声让总监更加心烦。他派出台北市数千名警察展开追捕，又派出5个宪兵大队，加上保安、警卫，近一万一千名军警特宪人员封锁了机场、铁路、水道、公路，对车站、宾馆、饭店、客栈、酒吧、舞厅、妓院、赌场和打杀鸡（按摩院）进行“地毯式”搜捕，结果一无所获。
       却说“国家保密局”的四名高级特工在“白龙大酒店”苦熬苦守了两天两夜，仍一直未见郑松焘露面。后来，通过多方面调查，他们终于查到了郑松焘从宾馆客房打到日本横滨的那个神秘电话。
       电话“被叫终端”的是一个姓李的日籍华人，公开身份为“药品掮客”，但秘密身份却是“台湾独立统一战线”常务委员——“台独组织”总裁廖文毅的得力幕僚。据调查：郑松焘早已逃回日本。他并非该组织成员。他赴台暗杀“蒋总统”的这一未遂行动，纯粹是因为受到巨额美金的驱使。其出境手续也是廖出面请美军驻日司令协助办理的。
       “国家保密局”会同“国家安全局”专家对上述情报作了分析，最后得出结论：
       一、郑松焘确受廖文毅派遣而赴台行刺“蒋总统”。
       二、廖文毅为此次行动主谋。
       三、行刺目的是拟在台湾成立“台湾共和国”，与大陆脱离……
       当日傍晚，蒋经国面晤蒋介石，禀报此案。蒋介石阴鸷的眼神注视着袅袅升腾的蓝烟圈。在他面前的雄鹰形烟灰缸里，装满了烟蒂。他根本记不清点燃了多少支，只知道整个下午，这种美国产的“箭”牌香烟被自己有些痉挛的手一支接一支地燃着，从未间断过。
       蒋经国禀报完，蒋介石一拍桌子骂道：“娘希匹，廖文毅胆大妄为！”
       “他搞‘台湾独立’，我搞他的脑袋！——经国，立即派特工去日本，把廖文毅解决掉！”
       “父亲息怒……”
       蒋经国倒比其父冷静。他半试探半劝慰地开解道：
       “这廖文毅的后台是美国人，此事怕不这样简单，还须从长计议。自台湾光复后，美国上层一直有人鼓吹台湾‘自治’、‘独立’，这些人在美国决策层中是能起到一些作用的。解决一个廖文毅，不用父亲操心，但那样做无疑会得罪了这股势力，这对……”
       “不要说了！”蒋介石打断他的话，脸色十分难看。
       蒋经国立刻缄口，他深谙父亲的脾气。知道父亲盛怒之下说出的话是绝对不肯改口的，他现在只能不说。但目前正是“反攻大陆”的准备阶段，争取美援又非常重要，不能因一个廖文毅而误了反共大计。所以，不能照父亲说的去办。不过，要等他的火气消下去以后再进行劝阻。
       3天后，蒋经国真的拿了一份《行动方案》再见蒋介石。其时，蒋介石火气已经消退，蒋经国便把自己未说完的想法和盘托出。蒋介石本来就是靠美国撑腰才苟延残喘至今的，对美国人他虽然历来成见很深，但也绝对不敢得罪。尤其在“反共大计”尚未成功之际，他岂是真不知晓杀廖后的利害关系？于是，只能暂时吞下一口恶气，接受了蒋经国的意见。他瞥了瞥蒋经国递过来的那份《行动方案》，努努嘴巴道：“这个……”
       “廖文毅如果见我们对他的如此动作尚无动于衷，不免会小看我们，说不定还会有‘再派刺客’的非分之想。因此，我们必须要让廖文毅明白：不杀他廖文毅，并非缺乏下手之胆之能！而是不屑为之。但要来个‘杀鸡给猴看’，把刺客郑松焘解决掉！”
       蒋介石面露满意之色，重重地点了点头。不过，他对暗杀一个无名小卒不感兴趣，顺手把方案又还给蒋经国，吩咐道：“这个方案，你看可以就批下去吧！”
       翌日，“保密局”便接到正式批复下达的《关于暗杀郑松焘的行动方案》。方案开头签着“蒋经国”三个笔走龙蛇的草体字，日期是：1961年11月8日。
       11月10日，毛人凤派出的三个行动小组搭乘日本川田航空公司的“协和”2118班机飞离台北。
       午夜前22点零3分，行动小组抵达东京国际机场。机场外，停着一辆黑色轿车，一个穿黑皮上衣的人走向他们。双方各掏出一枚特制的菊花胸针，不差分毫。上车后，黑色轿车驶向市区。
       半个小时后，黑色轿车进入东京市。
       当时的东京被称为“新崛起的东方大都会”。市内高楼林立，街道宽阔，道边霓虹灯炫目，华彩纷呈。黑色轿车经过赤坂，驶过银座，来到亲善町尽头的“帝国饭店”。从车上走下两个人后，轿车迅速离去，最后停在距“帝国饭店”仅300码的“梦樱花饭店”大门前，一个年轻的女人钻出车门。
       此次毛人凤挑选的都是30岁以下的青年特工：施丰涛（行动组长）、奇建荣（组员）、李铮铮（组员，女性）。其中李铮铮是当时台湾“保密局”为数不多的女特工中的佼佼者。这3名特工都精通日语，到过日本各大城市，特别是全都经过“桃园特训班”的徒手格斗、夜间射击、定向爆破、空中跳伞、丛林追击和生存技能等各种特殊训练。
       现在，施丰涛和奇建荣下榻于“帝国饭店”，李铮铮则下榻于“梦樱花饭店”。按计划，奇建荣翌日将前往横滨，与“保密局”安排潜伏在横滨专门负责监视廖文毅的特工小组接头。
       台湾“国家保密局”横滨小组的组长是个韩国人，叫朴俊秀，60余岁，神态总是似笑非笑，高深莫测，对外他的身份是“大韩昌都贸易公司”的老板。半个月前，他奉命秘密以那个“被叫终端”的电话号码为线索展开调查，从而查出李达林，最后查出这一行动的主谋者是廖文毅。3人行动小组要寻找的目标是郑松焘，必须在横滨小组的配合下方能奏效。第2天，奇建荣抵达横滨。
       当朴俊秀走进小客厅时，来客坐在沙发上微微地点了点头，一双寒气森森的眼睛盯着这个似笑非笑的小老头。
       “郑松焘确已回日本，并且到过横滨。只是，仅在李达林处住了一夜就走了。”朴俊秀坐在一侧沙发上向来客说。
       “郑松焘现在横滨？”
       “是的。”
       “他在哪里？”
       朴俊秀递过一张打字纸，纸上只有一行打字机打出的日文：
       东京索马叮灯塔道三座114（甲）号八渊公寓2楼6号房间。
       从第2天开始，施丰涛、奇建荣和李铮铮3人便轮流前往索马叮灯塔道，对郑松焘进行秘密跟踪。3天盯下来，台湾特工行动小组完全弄清了郑松焘的情况：郑在东京“大藏机械株式公社”担任总经理大藏川一的日班贴身保镖。清晨7时30分，他从灯塔道的寓所步行6分钟至地铁车站，乘地铁至青山公园下车，在车站外的一家快餐店里进早餐，然后换乘专线汽车前往“大藏机械株式公社”所在地；下午5时下班后，循原路线返回寓所。唯一不同的是，他不再在外面进晚餐，而是回寓所后享受太太为他备下的丰盛晚餐。
       情况摸清后，奇建荣、李铮铮情绪激动。组长施丰涛却不露声色。
       午夜，他将两名组员召到自己的套房，密议行动方案。开始，奇建荣建议在郑松焘寓所附近由他用手枪射杀，施、李二人埋伏在附近接应。但施丰涛考虑到现场不远处即是“索马叮警察署”，而且日本警视厅的机动能力之强、反应速度之快又是世界闻名的，“射杀”恐怕脱身不及；况且灯塔道上又时有巡警经过，事成后极易败露，因此，对这一方案予以否定。
       
       第2个方案是：由李铮铮扮成大学生模样，进入那家快餐店打工，伺机在郑松焘到该店进餐时在其食物里投毒，使郑中毒毙命。这个方案实施起来比较稳妥，操作起来也方便，可以说是万无一失。且对于这3个台湾特工来说，并不愁找不到担保人——他们在日本有亲属、朋友，还有“国家保密局”的潜伏特工，都可以当担保人。但3人经反复研究后，发现这一方案有个致命的“后遗症”：根据日本政府的规定，凡在日本打工的异国人，必须找日本公民做自己的担保人。案子发生后，他们固然可以远走高飞，但日本警方肯定要去找担保人，于是秘密便会泄露，甚至可能引起国际间的政治纠纷。所以，组长施丰涛当机立断，又将此方案否定了。
       时间已近凌晨五点。东京正在醒来。
       左右为难，无计可施。
       李铮铮禁不住有些急躁起来。这位台湾女特工中的佼佼者，素来深得毛人凤的宠信，遇事敢做敢当，讲话更是口无遮拦。此刻，见施丰涛优柔寡断，李铮铮不禁粉腮飞红，起身在地上急转了两圈后，脱口而出：“美人计？”李铮铮取出化妆盒，照了照自己那张美得不能再美的鹅蛋脸，闪出几丝甜甜的微笑。施丰涛却不以为然地皱了皱眉，“惯用的手段在一只经验丰富的狼面前不过是雕虫小技，我们需要新的手段！”
       微笑僵在女特工脸上，她心里万分沮丧。惊人的美貌常常助李铮铮一臂之力，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她都能办到。李铮铮只有21岁，一张鹅蛋形的脸犹如日月潭边的睡莲。她身材很高，足足有1.74米，曲线优美，健康丰满。一双眼睛似两汪清泉，秋波闪动，燃烧着青春火焰（有时也布满秋风寒气）。特别是那高耸的乳房，倍增魅力，令人神魂颠倒。一双修长的大腿，再加上船形无沿帽下的一头飘洒自如的秀发，她称得上是一个警界仙子、妖冶十足的美人儿，不知引来多少想入非非的贪婪目光。可是此刻，在郑松焘面前，这一切被组长彻底否定了。她打开手提包，拿出香烟，抽了支叼在嘴上，“噗”地一声打燃火机点燃后道：“不行就算了。”
       清晨6时许，第3套方案终于形成。
       ——在地铁车站下手。李铮铮为第一执行者，施、奇二人在侧协助。
       东京地铁成为“地狱之门”
       郑松焘暗杀蒋介石的行动失利后，怕遭到“台湾独立统一战线”总裁廖文毅的毒手，未敢前去见他，只在李幕僚的寓所悄悄过了一夜，请李幕僚转告廖文毅那10万美金权当付给他的“辛劳费”，双方“两清了”。并保证此事他定“严守秘密，决不泄露”，便吞下了这杯苦酒，返回东京继续当他的保镖去了。话虽如此说，但郑松焘并未真正放心。他深知台湾警方和特务机构的厉害，也清楚自己的行动最终逃不过毛人凤遍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耳目”。一旦事情败露，蒋介石是不会放过他的！另一方面，他还要防备廖文毅的人，他知道廖文毅在日本很有势力，法力无边。对于一个失利后返回日本的杀手，他是不会长期留下“活口”的。因此，回到日本后，郑松焘时刻都提心吊胆，枪不离手。上下班途中更是像一只生怕误入陷阱的恶狼，警觉而凶狠，哪怕只是秋风落叶声也会使他噤若寒蝉。他手中紧握的“柯尔特”重型手枪似端在弦上的利箭，一触即发。他叮嘱太太，他不在的时候定要将房门紧锁，任何人叫门都不要开。面对太太莫名的惊惧和惶惑，郑松焘无言作答。他暗暗悔恨自己当初不该利欲熏心，办下这桩没头没脑的糊涂事，让妻儿如今担惊受怕！
       俗话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这天凌晨四点整，郑松焘卧室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惊醒了睡在他身边的太太。郑松焘抓起电话：“你是谁？”
       对方忽然朗声大笑，气冲牛斗，但透出喑哑和冷酷的气息。郑松焘心头一颤：廖文毅！
       “是我。你仔细听着，”笑声陡然收住，“想不到我花重金雇的杀手竟是一个废物！你去台湾无果而回，竟连见我一面也不敢？”
       “你能否小声些，你听我说……”
       郑松焘气极败坏地瞥一眼太太，只见太太面如死灰，眼里全是惊愕——她显然一字不漏地听到了！
       “我连老本都险些赔进去，”郑松焘忽然强硬起来，骂道：“你他妈知道不！”
       “这我不管。”
       “你想怎么样？”
       “对我们来说，你仍然是一个好杀手。”
       郑松焘再次瞥瞥太太，索性大声回答道：“可我对那件事已没有丝毫信心！”
       “总不能让一百万美金就这样从你手指缝中白白溜掉吧？”
       “我已决定放弃！”
       “放弃？”话筒里传来廖文毅如眼镜蛇般的咝咝吐气声，“只怕你想放弃，台湾方面和我也不会随便‘放弃’吧。”
       “听天由命。”
       “我随时可以扼住你的喉咙。”
       “你敢！”
       “在我的履历表上还没有‘不敢’两个字！”
       “那你请便吧，我随时恭候！”
       “上帝与你同在。阿门！”
       “咔嚓”一声，对方挂断了电话。郑松焘气愤地摔下话筒，抽出一支大号哈瓦那雪茄，咬掉封口，点燃吸了一口，吐出一串烟圈，望了望潸然泪下、状如木雕的太太。他紧了紧睡衣带子，拉开厚厚的新加坡鹅绒窗帘，推开玻璃，一股寒风灌了进来。他凝视着雨中的夜空，百感交集。
       1961年11月29日，天气阴沉而寒冷。郑松焘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天竟是他活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天。清晨6时，他起床后和往常一样，在公寓客厅里练了一套南拳，又将那支片刻不离身的“柯尔特”重型手枪退弹出膛，认真检查一番后重新推弹入膛，然后洗澡。太太在厨房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
       7时30分，他在太太的帮助下西装革履穿戴整齐后，转身吻别太太，再吻心爱的儿子，在他耳边轻轻说：“小捣蛋，等爸爸回来。”
       “小心。”太太轻轻提示。
       “会的。”
       母子两人眼含隐忧地望着郑松焘步出家门，走向索马叮地铁站。在检票口，郑松焘出示月票后进入地下站台。站台上，乘客很多，但并没有造成拥挤。郑松焘习惯性地环视周围，没有任何可疑情况，便在距轨道四五公尺处站定。目光仍对左右行人保持着高度警惕。一个人从侧面走过来，边走边吃一只香蕉，经过郑松焘身边时，“漫不经心”地把香蕉皮扔在地上。此人没有驻步，大摇大摆地朝前走过去了——他曾引起郑松焘的某种警觉，但很快郑又吐出了一口气。
       这时，传来火车的鸣叫声。两分钟一趟的东京地铁班车风驰电掣般驶过来了。郑松焘刚要向轨道边的“红色警戒线”迈步，忽然，身旁出现了一个乡下人模样打扮的年轻姑娘。她拿着一张纸片，用手指着上面的日文，朝郑松焘鞠躬后微笑道：“先生，请多关照！”“乡下姑娘”那口流利的日语蒙住了刑警出身、时刻提防着的郑松焘，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名追杀自己的台湾女特工。他朝纸片上瞥了一眼，也用日语说：“小姐，您是问路吗？”不远处的施丰涛暗喜：他的两名助手成功了！
       其时，站台上的红灯开始闪烁，列车即将进站。在“隆隆”的响声中，李铮铮大声问道：“先生，去高田马扬该坐到哪里下车啊？”
       郑松焘刚要回答，不远处的施丰涛忽然用日语大声叫道：“阿川，你在哪里？”李铮铮连忙回头，“不料”脚正踩在香蕉皮上，滑了一下，身子往前打了个趔趄，双手冲郑松焘一推！这个动作在旁人看来很是轻松，哪知李铮铮是受过特殊训练的，又使足了力道。说时迟，那时快，她闪电般出手，郑松焘猝不及防，一下子就被推进了火车轨道。一条“巨龙”喷射着黄色光束，巨大的蓝色车头从急转弯处“轰轰”而来。车头一声巨吼，眨眼间几乎擦着人们的身体疾驰而过，发出金属碰撞时的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响声，无情地推着郑松焘的残骸向前冲去！站台上顿时一片混乱，男男女女又叫又嚷，惊慌失措。气浪卷起的煤渣、碎石、杂物及车轮和铁轨摩擦时溅起的火花洒在许多人的脚面、胳膊上。
       “快走！”施丰涛一拽李铮铮，3名特工乘乱溜走。
       走到生命尽头的蒋介石
       郑松焘之死，不啻在东京刮起了一股风暴。死者惨状之甚，令日本警方大骇。“警视厅”长官严令对该案进行严密调查，但结果一无所获。不过，“台湾独立统一战线”总裁廖文毅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吓得魂飞魄散，唯恐自己成为台湾特工的下一个暗杀目标。不久，他就住进了“帝国陆军总医院”。
       此后，廖文毅一蹶不振，“台独”调子越唱越低。美国人见他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便开始冷落他。这样，廖文毅对搞“台独”愈加不起劲。蒋介石闻悉，派人给廖文毅捎话：只要放弃“台独”，欢迎他返回台湾，为“政府”做点事。
       1965年3月，廖文毅在东京宣布“台湾独立统一战线”解散，他本人放弃“台独”主张，随后便返回台湾。廖文毅返台后，先后被蒋介石委任为“曾文水库筹建委员会”主任、“台中港筹建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71年10月，26届联大通过驱蒋案。1972年2月，蒋介石最主要的“外交”盟友——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这股“冲击波”使整个台湾处在动荡与不安之中，蒋氏父子更是心急如焚。同年9月，蒋介石的另一“外交”盟友——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也紧步尼克松后尘，踏上了中国大陆进行友好访问。在此前后，许多国家相继与台湾当局绝“交”。
       在一连串的打击之下 ，年届85岁高龄的蒋介石终于倒下了。
       1972年3月，蒋介石因前列腺肥大做了手术。
       1972年8月6日，蒋介石乘坐的专车与某将军的小车在阳明山的岔路口相撞，蒋受伤后再次进“荣民”疗养，直到第二年的12月22日，才返回士林官邸。
       蒋在住院期间的情况是高度保密的，外界很少知道。他本应辞职，由“副总统”代理，可他一直没有这样做，以便为长子接班做更充分的准备。直至1973年，报纸上才登出蒋介石在其第4个孙子蒋孝勇结婚时与他拍的合影，算是他病后第一次公开露面向公众表明他的健康状况，说明他并未暗中引退。
       10月10日“国庆”日，蒋照例又发表文告，仍然表明其反共的坚决态度。他说：“纵使我们的权利蒙上一层悲恸的面纱，我们的气氛暂时受到“安抚逆流”政策的毒化，我们也不会气馁、不会迷失方向与道路。”
       他仍在强撑着，编织他的“反共复国”神话，鼓励台湾军民去“奋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倔强之态，真可谓跃然纸上。
       1975年5月，蒋的病情日趋恶化，高烧不退。蒋经国见父亲病情毫无起色，深感不安，夜难成眠。1975年春节前后，蒋介石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但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想为打通国共和谈的渠道做最后的尝试，即通过已经从美国返回台湾、担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先生，经“秘密通道”向中共中央发来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陈立夫和谈心切，在没有得到回音的情况下，就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陈立夫在文中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和谈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陈立夫还特别呼吁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先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1975年4月5日，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家家户户都在祭扫祖坟。显然，这一天对病人来说是最不吉利的日子。
       当天下午，蒋介石感到腹部不舒服，尿量减少。医疗小组认为蒋心脏功能不佳，可能腹内积尿，便给他服用少量利尿剂，使积尿很快排出。下午4时许，蒋小睡片刻。晚8时15分，病情进一步恶化，脉搏突然转慢。医生当即实行“心脏按摩术”和“人工呼吸”，并打针急救。约一两分钟后，心脏和呼吸恢复到正常状态，过了四五分钟，心脏又停止了跳动。再用以上几种急救方法，效果已不明显，心跳时有时无，呼吸亦未能恢复，血压也已测不出来了。夜11时50分，蒋瞳孔放大，人已死去，但急救仍在进行。先注射数次“心脏刺激剂”，后又将电极刺入心肌，却已毫无作用了。
       台湾当局党、政、军要员在接到蒋的病危通知后，于当夜赶到士林官邸，并在此举行了在蒋介石遗嘱上签字的仪式。首先是由蒋夫人宋美龄签，继而由“副总统”严家淦签。当“行政院长”蒋经国在其父遗嘱上签字时，“双手发抖，已不成书”。其后，“立法院长”倪文亚、“司法院长”田炯锦、“考试院长”杨亮功、“监察院长”余俊览诸人都颤抖着提起笔在遗嘱上签了字。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这位主宰中国命运达50年之久的“军事政治家”在台北死去，享年89岁。1986年，廖文毅病卒于台北，终年76岁。
       其间，大陆对蒋家以礼相待，整修蒋家故里的祖宗坟墓，肯定了“蒋氏父子”在历史上的某些贡献，特别肯定了他们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这一正确立场。
       1988年，蒋经国也撒手人寰。
       一段鲜为人知的秘闻被掩埋在台岛的历史风云中……
       蒋的黄色皮包里的遗物是：中国大地图、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台湾军队的军队部署图及调整记录，还有党证和身份证。
       蒋介石病逝后，蒋经国与宋美龄商量墓地问题，母子俩决定暂厝蒋介石灵柩于台北市南60公里处的“慈湖”，“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以遂其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