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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些人告诫我：人生在世，要学会说话。真话不一定真说，假话不一定不说，丑话笑话不能乱说，痞话不妨随便说说。究竟如何说话，又有人教道：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可我偏偏长着个不开窍的榆木疙瘩脑壳，一辈子似乎学不会说话，结果真的吃了不会说话的亏。
       一句真话，差点儿误了我的前途
       1973年2月，我高中毕业后回乡当了生产队保管员兼记工员。
       那一年，寒露风来得早，正抽穗扬花的晚稻受到了极大的损失，收割时几乎没有了什么收成。生产队政治指导员召开队委会研究，决定没有必要全面收割了，只将稻穗捡回来就行了。捡稻穗不按田亩数量、而按稻穗数量计算工分，两斤稻穗一分工。
       出工的钟声还没有敲响，生产队的全劳力、半劳力全都下田挣工分去了。
       下午我收秤时发现，政治指导员一家捡的稻穗最少，连基本工分也没有拿到。
       晚上，政治指导员托人把我叫过去，说按稻穗数量不合理，还是要按田亩数量计算工分。我当时愣了，中午做的决定晚上就改，比朝令夕改有过之无不及。这么一改，那稻穗捡得多的岂不是明显吃亏了？我表示不同意。没想到他二话没说便大发雷霆，说是你怎么连党的话也不听，还想不想当干部！当时我也是年轻气盛，说你一个人就代表党了？这样不坚持党性原则的干部，当不当没关系，反正也是你一句话。政治指导员就恶狠狠地说：呵！看你国选嘴硬，你就是有飞天的本事，老子也要打断你的翅膀！……
       我正要“回敬”政治指导员，脸上却挨了不轻不重的一计耳刮子。浑身发抖的父亲把我拉向一旁说：蠢崽！你胳臂拧得过大腿？去，给政治指导员大哥赔个不是。我甩开父亲的手，气急败坏地跑回家。
       母亲听我一诉说，觉得我说的在理，她的火暴脾气也上来了。她仗着曾经是政治指导员的奶娘的名分，说话也是无遮无掩的：他是政治指导员，是“地头蛇”，能够一手遮天，我家可不是地主富农，我满崽没有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看他打得死、吃得完！
       父亲顿时用手捂住母亲的嘴，说隔墙有耳，眼下就是这么个世道，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能点灯。转眼对我说：蠢崽呀！你刚高中毕业，前途命运掌握在他手里，忍得一时之气，免去百日之忧呢。又说母亲道：你也真是头发长见识短，他的心肠怎么样你还不清楚？
       父母亲的话我听懂了。
       那还是1972年的事。一天早晨，社员们听到出工的钟声，便带着《毛主席语录》和劳动工具赶到生产队的公厅屋里进行“早请示”，政治指导员领着社员们手舞红宝书，口称“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时，隐听到有人在轻声说：是要身体健康，不然就会接不到班的。
       那时候讲这样的话不是明显的反党言论吗？政治指导员当即决定推迟出工，采取人人过关的办法，查出这话是初中刚毕业的毛伢崽随口说的。这还得了！政治指导员立刻命令民兵将毛伢崽捆绑起来，当众新账旧账一起算，说他这个土匪崽子，反对林副统帅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党！逼着他戴上高帽子，敲着烂铜锣，白天游洞，晚上挨批斗。
       好在不久果然传来林彪叛党叛国、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消息，这场风波才算烟消云散，毛伢崽才算逃过一劫。
       当然，我这事与毛伢崽那事性质完全不一样。他出身“五类分子”家庭，说的又是“政治错误”的话。我家是真正的雇农成分，讲的也是“公”理。
       没想到正因为那句讲“公”理的话，我被恶毒的“地头蛇”咬断翅膀不算，还差点儿踩进了泥潭里。当着的生产队干部自然靠边了；高中毕业时填好的《入党志愿书》，被锁进了刚升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的政治指导员办公抽屉里；1995、1996连续两年推荐上大学的名额，根本没有我的份；两次征兵体检合格，却被“政审”刷下来。好在公社“革委会”管文教的副主任到我们大队蹲点发现了我，调查了我及我的家庭情况，提交“革委会”研究决定，调我当了公社文化辅导员，我才摆脱了“地头蛇”的迫害。
       我走上社会后，第一次尝到了说真话的苦头。
       一句假话，差点儿也误了我的前途
       又征兵了，尽管又有人告我“十大罪状”，好在公社“革委会”把了关，我于1976年2月坐上闷罐列车驶向乌鲁木齐，进入了解放军大学校。下连队不久，我们几个操着“红薯”普通话、经常在“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大小会议上显山露水的新兵，被分配当了文书、通讯员和炊事员，我却单枪匹马上了团部所在地妖魔山，做上了喂猪和看守菜窖的活儿。当时心里很不舒服，指导员发现后，找我进行促膝谈心，说话中流露出殷切希望。又听老兵说：被分配做这些工作的新兵，基本上是组织上看中的对象，进行锻炼考验、重点培养，将来必定有出息。
       我抱着“有出息”的信念，坚守着特殊的战斗岗位，克服冰雪、风沙和孤独带来的困难，尽职尽责地工作。孤独给我创造了文学艺术创作的难得条件，深藏心中的文艺种子发芽了，工作之余，我坚持学习，坚持创作，还特意画了一幅毛主席像挂在“斗室”正面墙上，当作我“家”的唯一亲人。
       连长、指导员及其家属都住在团部附近，两位首长经常光临“寒舍”。连长有时没有时间下山买菜，找我拿点冰冻的白菜萝卜猪羊肉什么的解决家里用餐危机。指导员倒是一来就钻进“斗室”，问寒问暖、问长问短。
       一次，指导员走进“斗室”，站在毛主席像前凝视了很久，随后大加夸赞，说我是难得的“德才兼备”的人才，还有艺术细胞。转眼间像是无意中问道：听说连长经常来拿菜？突如其来的问题，使得毫无思想准备的我，身上的神经根根抽动了，老家政治指导员的狰狞面孔也顿时浮现在眼前。我慌慌张张地矢口否认：没……没有。指导员就说：不必紧张，我也是随便问问。其实，谁拿点东西也是人之常情，再说他是首长，你是战士，也为难。我还是一口咬定：没有，真没有！请首长相信我。指导员虽然没有严肃批评我，那些话的分量却字字千斤。他说：国选同志呀！你出身好，根子正，有文化，是一棵不错的苗子。可说话要注意政治立场，办事要坚持党性原则，千万不能讲假话、办糊涂事。有人都看见了，报告了，你经常帮别人送这送那，你还帮人打圆场、欺骗组织，那就不合适了。你好好想想，对得起培养你的组织吗？对得起关心你的首长吗？对得起寄予你希望的父母吗？
       望着指导员撒手离去的背影，我脑海里还在波浪翻腾，意识到又掉进了“冰窖”里。好在没见连队起什么风波，我心里才慢慢平静了。
       这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第二年便恢复了高考，我心中的“大学梦”便又浮现了。我找到特别关心我的指导员，提出参加高考的申请，指导员却安慰我说：警卫部队有严格的规定，都想考大学去，谁来保卫首长安全？警卫战士更应该听党的话，讲纪律，顾大局，服从组织安排。有机会时，我们推荐你去就是。
       然而，似乎警卫部队一直没有过这样的机会。
       见部队难以实现“大学梦”，我产生了复员的想法。早回家，兴许还能赶上“大学”的班车，等到几年后退伍，像我们这类“畸形”的高中生，还拿什么本钱去与层出不穷的新生代驰骋考场比拼呢？特别是从一封封家书中得知，一个个成绩一般的同学都陆陆续续进入了大学，我却只有眼睁睁地看着。更气人的是，曾经山盟海誓的女友远走高飞后，音信全无，像是在人间蒸发了。我真希望飞到考场，夺个大学通知书让她瞧瞧。然而，身不由己，岂能奈何！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国人民摆脱了“左”倾思想的桎梏，“文化大革命”破坏的文化也与经济一样开始复苏。1979年，中央军委下文，要求“政治干部要学会抓军事工作，军事干部也要学会做政治工作”。与此同时，从军区《战胜报》看到“纪念建国30周年”的文学征文通知，我抓住这一难得的时机和主题，将刻骨铭心的人生片段和激情描绘出来，写成文学作品。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处女作短篇小说《破心谜》、诗歌《侦察健儿练武忙》分别被选入了乌鲁木齐部队文化部编辑出版的小说集《皑皑的雪山》和诗歌集《边防诗抄》中。
       
       谁知因为塑造的“高大全”主人翁形象是“连长”而不是“指导员”，作品像是抬高了连长而贬低了指导员。一位战友悄悄告诉我：你闯大祸了！说他听见指导员大发雷霆，斥责那篇小说没有一句真话、实话，还上纲上线、"帽子"一大堆呢。我说早有心理准备，同时也相信指导员是有水平的首长，不会对号入座，将文学的真实当成连队的真实。况且指导员这次破天荒没有找我谈心，而且还在大会小会表扬我的学习精神呢。
       我的作品在《战胜报》受到了高度评价，听说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都派人来了调查，想留我在部队搞专业创作。然而到第二年，我得到的还是退伍的消息。
       离开部队前，我才从一位同时转业的首长嘴中得知，那次来考察，指导员倒没有讲小说的好坏，主要向组织上反映了我政治立场不稳，阶级觉悟不高，思想品德不好，原则纪律不强。主要事实就是拿连队的物质送人情，讲假话欺骗组织，还有随意乱画毛主席像，贬低伟大领袖。可谓十恶不赦，够得上坐牢杀头了。
       真是怪哉！一句假话，加上一篇并非假话的“假”话，竟然也影响了我的前途。
       党风政风肃然，还是不要“学”说话
       1980年冬退伍后，我的悲观情绪到了极点。尽管当时还有几个从其他部队退伍回来的、原来学习成绩也不错的高中同学多次来约我参加当年的高考碰运气，我却没有了这个勇气。尽管这些“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同学，不少也拼命考上了中专之类的学校，我为他们祝福，但自己仍然没有动心。我想：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也许笔杆子、枪杆子堵塞了，锄杆子还留有一线希望。于是，我决定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还担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摆出一副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架势。
       然而到1983年初，郴州地区从农村基层干部中招考区社干部，我不仅以高分被录取，而且经过干部学校培训后，还被分配到县委组织部干部组工作。组织部干部工作在人们心目中显得神秘莫测，好心的领导和长辈经常侧面敲打我，要学会说话。整整十年的经验教训也让我“成熟”了一些，少说话、多做事成了我的座右铭。
       在组织部工作时期，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向前推进、国民经济开始突飞猛进的大好时机，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政治体制、组织人事制度改革也在稳步推进，县委、人大、政府换届逐步推行了差额选举，政协换届实行了民主协商制，所有干部提拔任用逐步完善了民主推荐与组织提名相结合的制度，只是县委常委会议研究干部还没有推行票决制。在一次研究干部任用时，常委们对其中一名拟任重要职务的领导干部发生了争议，县委书记突然点我这个列席会议做记录的一般干部谈考察情况，而且特别强调要“实事求是”。我当时受宠若惊，又像被鬼迷了心窍，便把考察那位干部的真实情况毫无保留地汇报了。汇报完后我偷偷抬起头来，发现县委书记的脸上有些难以琢磨的难堪。我心里顿时浮出两个字：完了！
       尽管县委书记根据多数常委的意见作出了任命决定，我还是几天几夜没有睡安稳，经常被“调出组织部门”的噩梦惊醒。醒后又想抽自己的嘴巴，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易！怎么就学不会说话呢？！
       可做梦也没想到，一月后我不但被提拔担任了县委组织员，而且列席县委常委会议时，总得准备发言。
       1995年郴州撤地建市，第一次公开选拔处级领导干部，我斗胆投入了这次干部人事制度的潮流。经过笔试、面试、民主评议与推荐、组织考察等严格程序，我进入了“市旅游局长”职位的第3名，虽然没有被提拔任用，一年后还是被调入市环保局担任了办公室主任。
       这顶“乌纱帽”一戴就是十年，其间我经常自嘲道：看来我走上社会时当的是生产队保管员，在岗的最后时段还是扮演“保管员”的角色，也许比以前当保管员更麻烦。办公室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关系像蜘蛛网，涉及面又像天罗地网，尤其是干部职工的利益调整问题更容易“得罪人”，看来不学会说话办事真的不行了。然而，也许本性使然，也许年龄使然，我还是该说的话就说，该做的事就做，如此也批评过一些人，也就处理过一些事，当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得罪过一些人，也委屈过一些人，甚至与不少局领导的工作争论也是时有发生的事情。
       没想到的是，2006年市环保局组织推荐一名副处级干部，在未提名、也未圈定条件的前提下进行无记名投票，95%的干部职工写上了我的名字。尽管市委组织部考察结束后通气时，指出我存在“个性强，有时说话不注意场合和方式”，但我心知肚明、勤恳接受，工作方法是要讲究的。只是觉得年过半百了，脾气个性要改确实也难。而且经常问自己，当前政通人和、风清气正，只要做到诚实为人、据实说话、秉公办事，还有必要怕这怕那、防这防那，去违心地学说假话吗？看来，我这一辈子只能坚持一条原则——
       不“学”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