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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引言中已经说到，在那里的日子，我见到了太多的眼泪。胥明英老师的母亲之泪让人撕心裂肺，蹇绍琪的父亲之泪令人哀叹不已。其中，最让我难忘的是一位老人的眼泪。这位老人在地震的第二天便匆匆来到北川，来到北川中学，来到难民营，来到我们中间。此前，比这位全国二号领导人职务低得多的有守土之责的人还未见来此踏上一个脚印。当然，此时都来了，都簇拥在总理后边来了。
       总理先是进了难民营口的第一个帐篷察看，我恰好住在那个帐篷里。但我此刻在外边，官员警察很多，想回去也回不了了。总理又走出来。有领导说，哪些人是灾民，总理要对大家讲话。我举起手，他示意我走过去。当时涌上来的人也很多，我刚好站在总理的左侧前方。大家在电视或其他媒介的图片上一定看见了总理面前的两个小女孩，一定看见了总理把手一直搭在一位上年纪妇女的肩上。这位妇女我认识，名叫刘绍英，她的丈夫杨建和我的妻子一样也被掩埋在教学楼里，再过一两年，他就要退休了。也许人们不知道，他当过兵，参加过唐山大地震大援救，救出一个个生命。32年后，自己却在另一场大地震中殒命。我和刘是同一个村子的人，和杨也是同一个乡的人，很熟悉，平常总是以“叔叔”“阿姨”称呼他们。灾害发生后，我们俩泪眼以对，互相打气，期盼亲人还有一线生机。在总理面前，我真的想告诉他我们的惨剧，想让他看看我妻子的照片，问问总理“她漂亮吗？”我没有这样做。因为刘阿姨也只是噙着眼泪略略讲了讲自己的悲伤，便对另一个还在讲述凄惨的妇女说，“别说了，他心里也不好受。”确实，我看到眼泪在总理的眼眶里打转，苍老的面容显得更加疲惫，白发占据了大部分脑袋。说实话，当一个六旬老人在你面前流泪的时候，你还能对他说什么呢？你还忍心让他再伤心吗？他都走在了那些封疆大吏的前面，你还能说什么呢？我静静站在那里，听他讲话，我知道“他也不好受”。
       总理接下来看了北川中学的废墟，察看了几乎完全被毁灭的北川县城。我没有跟去，因为伤感的我很难再迈动步子，因为太多人堵在一起，想跟也跟不去。还要感谢总理的是，在他来视察以后，北川中学的救灾力量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救援物资也大批运抵。我有时在想，要是每个官员都学总理这样不怕危险、心系人民的话，地震带给我们的损失也许还要小得多。可惜，全国只有一个家宝。
       另外两位汉子，我没有看到他们流泪，但同样地让我感动。一个是北川中学校长刘亚春，另一个是北川县长经大忠。刘校长的儿子也被埋在教学楼的废墟下，他没有组织力量先搜救儿子被掩埋的地段，而是完全服从县自救领导小组、援救部队的安排，组织力量优先抢救有人呼救的地方。他的妻子也被埋在县城的进修校的楼房下，根本顾不上去看一眼。大概是在灾害后的第五天，他黯然离开北川中学，始终没能见到儿子的尸首。他说其他的学生都找到了，就他们那排三个同学没有了。有一天，他告诉我，他到县城去过了，根本无法寻找妻子的尸骨。他就在废墟边呼喊妻子的名字，说刘亚春来看你了，然后在那里磕了三个头，返回学校帮助救援。临走那天，他说他把儿子的书房收拾得整整齐齐的，给他摆上文具和水果。他还说，他被妻子给惯懒了，不知道儿子究竟穿什么衣服，他是个不称职的父亲。刘平常是一个不善言语的人，那几天我们成了互相倾诉互相慰藉的朋友。他一直没有流泪，但是从他反复的话语，从他颤巍巍的小个子，我知道，他的泪流在心里。
       关于学校糟糕的建筑，我也和他交换过意见。他话不多，就一句“天总是要睁眼睛的”。好像前任校长曾见到他，有安慰他的样子，他仰头而过，不予搭理。他临走时，碰见了教学楼承包商中的一个，姓陆，说刘校长你走了呀。刘只是说“你修的楼房”。刘在任时修的东西怎么样呢？他主持工作以后只修了一个标准运动场，也就是现在的难民营，地震后几乎是完好无损，尽管地势高过任何一栋教学楼，尽管保坎有三四米高。
       在那里八天，我见到的经县长都是同样一身满是灰尘的衣服，都是嘶哑的声音，都是一瘸一拐的步子——听说有一条腿被砸伤了。我为什么要写他？因为他是在北川中学出现频率最高的领导，因为他和农民一样的装束，因为他沙哑却还要发出指令的声音。听刘校长讲，在灾害发生后十分钟的样子，经县长就赶来，建立起自救领导小组，积极展开自救工作并向上级汇报灾情。只是他的机构已遭到灭顶之灾，要医生，没有；要药品，没有；要武警，没有；要车辆，没有。我记得我是打“野的”在12号七点钟左右赶到北川中学的，一到那里，那辆车就被政府征用去运送伤员。
       当外界的救援力量终于来了时，他又匆匆赶往满是废墟的县城，查看灾情。又在有限的工作人员中抽调力量，行进到乡镇了解灾情。然后匆匆赶回设立在北川中学的指挥部，然后又匆匆赶往乡镇，声音嘶哑，一瘸一拐。
       我曾经为办公区掩埋的教师尸体一事找过他。他说，跟我来。把我带到了消防警察救灾指挥中心。当时，总指挥不在。他用蹩脚的普通话对那里的干事说：“求你们帮个忙吧。北川中学楼房已经毁了，再不能寒了教师的心。我们要留住人才本来就不容易，再不找寻教师的尸骨，有可能年轻教师都会走的。”那位干事答应带我去找徐总指挥。他说，快跟着去。我当时在想，堂堂县长腔调如此可怜巴巴，还讨好的用蹩脚的普通话跟人家交流，跟村长跟我一个小老百姓有什么区别呢？但这时他没有顾及自己的面子，而是为了北川的大计，为了千万羌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大妹妹一家三口全部遇难。幺妹子的女儿，他最疼爱的外甥女被埋在城关小学的废墟里。他查看灾情时早就发现了尸体，只是把女孩脑后的石块轻轻拿走，又匆匆离开，既没有告诉妹妹也没有叫人去挖掘尸体。他的母亲在地震中被砸伤，还从未去看上一眼。要是加上他们家族其他的人，死亡人数应该不下十人。
       我没有看到他流泪。我再也没有为教师尸体的事情打扰过他。只是，不时碰见他一瘸一拐，声音嘶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