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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台先生”出现于何时，似乎考证起来并不难，自“三陪小姐”出现在社会上以后，或许是“阴阳搭配”之需要，仍由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先行出现了男子歌舞厅陪侍现象，即“坐台先生”。“坐台先生”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何走上这样的道路，通过“坐台先生”谢大勇的悲凉自述，我们或许可一叶知秋，引发人们对这一社会现象的深层思考。
       一 万般无奈的选择
       我是辽宁本溪人，今年22岁，1.78米的个头，长相也算是个“酷哥”吧！我是带着明星梦2002年来北京的，在某个明星影视学院短训班学习了一年，交了三万元的学费，这也是我爹妈一生的积蓄，家里还有一个傻弟弟，也全靠父母养活。当时，我要来当明星时，爹妈就曾苦苦劝告我，说当明星恐怕不那么容易，如果当不成明星就会血本无归，全家的积蓄全部搞光，也就算是倾家荡产了。当明星应该是富家子弟的事，小民百姓挣到几个养命钱挺不容易的，可甭出去胡干胡造。我则向父母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通过学习一定能在演艺界出人头地，到时候在北京混出个人样来，买了车、房以后，把你们二老和傻弟弟一起接到北京去享清福……
       “然而一切灾难都是给小人物准备的”，不出我父母的预测，果真钱造完了，我也没学成明星。短训班毕业后，我旋即成了“京都文艺丐帮”和“北漂集团”里的一员，此时的我不敢向家里暴露真实情况，仍然是报喜不报忧，封封家书都吹嘘自己已经成了明星……父母也信以为真，来信催我将挣到的大钱寄回家来，以聊补无米之炊。此时父母已双双下岗，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傻弟弟的病情也越来越重，面对这一切，我也使出了浑身解数，在京都四处找工作，干过传销、洗车工、卖过饼干、上门推销过图书，可这一切的收入仅够我在北京的开销，即租房、吃饭，而且干各种零工的人如过江之鲫，收入忒低，朝不保夕。我为此急得常常泪湿半个枕头，也常在入睡后被噩梦惊醒。就在此时，一个已在“北漂集团”中混成“大哥大”的大哥姜伟进找到我，告诉我他已知道了我的实际困难，并想帮衬我一把，让我到迪厅去陪女客，并不由分说给我做了重点包装，头发染成了黄色，买了一套全黑色的“俞照林”内衣，并教会我蹦迪的基本步。于是在姜伟进的带领下，我和另外几个与我命运差不多的小哥们儿一同进了北京的苍石迪厅。
       二 初试云雨
       姜伟进告诉我，在迪厅中“混事”，样子要扮酷，前额上的一撮黄发要用发胶做成像刺猬般直立，黑色内衣要贴身紧绷，要腰板挺直，蹦迪步要帅气干脆，要学会抽筋步、甩胯步、螺丝转步、火箭步，特别是要练成轴承脖子，像吃了摇头丸似的大幅度旋转，要旋出风采，旋出力度，下巴要练成橡皮下巴，要学会在女人肩膀上和胳膊上蹭，蹭的要有“拉面”般可松可紧的力度，这一切都是姜伟进在实际操作中的经验总结……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向姜伟进学到了不少东西，特别是对女人要有一种“磨蹭”精神。当女人对你有好感慢慢向你靠近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主动搭讪，要对她不理不睬，拿出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劲头，如果你一主动搭讪，肯定就要“掉价”了，这就叫“一赶三不买，一赶三不卖”，一定要把当天能完成的事分成几天来完成，时间拉得越长越好。跟随姜伟进在迪厅中学了半个月以后，我放了单飞。我单独上岗的当天就遇到了一条大鱼，一个款姐模样的女人在迪厅中自己单独占了一张贵宾台，吐着烟圈冲着我露出一种灿烂的笑，我假装没看见，仍然在舞池中奔放地扭动着两胯，由于我的无动于衷，那女人产生了更强的欲望，她跳下舞池疯狂地摇摆着她的披肩长发，故意把长发往我的脸上抽，抽得我几乎睁不开眼了，转而那女人又用她的肥臀去碰撞我的瘦胯，直撞得我踉跄了几下，那女人虚情假意地对我说：“对不起，对不起！请你到我的台子上坐坐，我有话对你说！”我装作不情愿的样子，慢慢地跟她来到座位上，那女人热情地递给我一支中华烟，并招呼来服务员给我上了一扎啤酒，“一看你就是个雏，显得那么腼腆，说，陪大姐聊聊天，要多少钱？”我眼睛一眨，摇了摇头说：“大姐，你看我像坐台的吗？我是大学生，是来随意玩玩的！”我用上了在姜伟进那里学来的“钓”功。“好好！我就喜欢有学问的人，这样吧，你陪我坐一会儿，我付200元小费，散场后，我开车送你回去……”款姐一副慷慨模样。我点了点头。
       于是款姐便打开了话闸子，她先说，大学生现在也不检点，“乱”的厉害，又说男人坏，寻花问柳嫖娼的男人到处都有，公安应该对男人严厉打击。要罚就罚他个倾家荡产，要关就给他带上手铐脚镣，关他一辈子。从款姐的言谈话语中，我充分体会到了她对男人有极强的偏见，她肯定是受过男人的骗，是个“伤心的人”。“其实男人挣钱也很不容易，男人的负担也很重！”我呢喃着，像是说给她更像是说给自己听的。“你真像一只小猫，来来，小猫到我身边来……”款姐被过量酒精刺激的神经有了击发般的力度，她顺势把我搂在怀里，一只胖胖的手在我身上四处游荡，在游荡中还不停地拍拍我的屁股，趁我不备还在我脸上很响亮地亲了一下，那脆响声引得四座都向我们投来惊异的目光，“走小猫，到我家去坐坐。”款姐起身挪动着企鹅步，“您先把坐台费200元付了，我再跟你走……”我怕她酒后赖账急忙说。款姐牛眼一瞪，“你真小看姐姐！”便从腰间鳄鱼皮的皮夹中抽出4张百元大钞塞进我的手中，霎时一股热流涌遍了我的全身，钱对我简直太重要了，我乖乖地与款姐一起钻进了她停在迪厅门口的凌志400豪华车，半个小时后，小车钻进了一个豪华别墅区里。款姐彻底喝醉了，在屋里，一夜的絮絮叨叨全是骂她的前任男人。原来，她的前任男人是个做房地产的总经理，在长城饭店天上人间歌舞厅认识了一个叫马莉的小姐，于是由夜不归宿到公开同居，把她这个人老色衰的糟糠之妻干脆给甩掉了，当然那男人也算仁义，离婚签字时给了她200万元人民币，算是补偿费。说到伤心处款姐泪水横流，在伤感的情绪带动下，我想到自己的生活窘迫，似乎有了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触，也禁不住潸然泪下。两情交融，一夜风流之后，我除了又挣到1000元以外，还真切地感受到款姐也是个好人，她红杏出墙去寻花问柳，决不是品质不好，而是她空寂的灵魂太需要慰藉了。
       三 用“九百九十九朵玫瑰”告别
       入行之前，姜伟进曾千叮咛万嘱咐，告诫我当坐台先生，俗称“鸭子”，千万不能动真情，你要是到那里面谈恋爱，就什么钱也挣不到了。忠告归忠告，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一次一位苗条貌美的大姐在享受了我的蹦迪强项“拉面”后，与我攀谈起来。她告诉我在北京可做的事太多了，可以去学电脑，去学炒股，最不济去当个保安也可以，何必非在这里当“鸭子”呢？男人要安家立命，不可这样胡闹一生，如果染上艾滋病命就没了……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看到有人真心关心自己，我特受感动，分手时这位大姐除了递给我200元钱以外，还递给我一张名片，原来她叫闵莉，是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她让我有空儿去学校坐坐，我去了几次，闵莉教会了我操作电脑和上网，本质上好学上进的我被闵莉的“知本家”的风度彻底迷住了，同时闵莉也为我的家境窘迫而扼腕叹息，我俩真心实意地相爱了。白天我俩结伴出入人大校园，晚上结伴去迪厅蹦迪。但矛盾很快就产生了，只要我一跟别的女人“出台”，闵莉就生气，可是死守闵莉我又挣不到钱。闵莉说她到迪厅里来是搞社会学调查的，并不是来寻欢作乐的，我说自己来蹦迪只是为了谋生，自己既没有音乐细胞，更没有“性欲”要求，自己一想到苍老的、生活无着的父母和傻弟弟，跳楼的心都有，在这里纯粹是强颜欢笑。我俩经过激烈的争吵，谁也说服不了谁。闵莉曾咬牙提出，只要我不再去迪厅，她每月给我家里寄1000元去。可闵莉的经济状况我最清楚，她读研原单位每月只给她发500元生活费，她哪里有多余的钱接济我。面对为情所困、直接影响每天的实际收入的尴尬境地，我只好采取“三十六计”中的“走为上计”，我不辞而别，突然在闵莉面前失踪了。在失踪前一天晚上，我请闵莉吃了一顿大餐，席间我含泪为闵莉唱了一首“九百九十九朵玫瑰”……不明就里的闵莉用一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回报了我。
       四 爱情像流水不会为谁停留
       违心地离开闵莉后，我换了一个迪厅继续“经营”，只是压抑的心情大约持续了一个月，以后便好了起来，同时也深刻地体会到，那“爱情”只是富人的游戏，对穷人来说那就是危险的游戏。试想一个食不果腹的人怎敢去奢谈爱情，那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觉得哪儿都好，可哪儿都不是你的……
       继闵莉之后，我又遇到了几位和闵莉相似的动真情的女人，最后都是“始乱终弃”被我一一抛掉。此时我的性情也由过去的纯朴单一型变成了多棱型，不会轻意为谁动情。在陪侍中，我也充分体会到女人的脆弱与可怜，她们有的是被另有新欢的男人无情抛弃；有的是用虚伪和欺骗来对待男性，结果得到的回报是人老珠黄也未嫁出去；有的是不停地给男人施加生活压力，欲望无尽，终把男人逼走，出国后一去不回头，使自己在国内独守空房；有的是对男人的父母横加虐待，终使男人弃她而去；还有的在找对象时，高不成低不就，总没有合适的，为“应急”解决性欲问题，便来到了娱乐场所，找“出台先生”；还有的女人本来是“鸡”出身，因为机遇的关系，突然成了“富姐”，反过头来到娱乐场所里来戏弄“坐台先生”，对男人疯狂报复，如果“出台先生”经过她们这类“内行人”的收拾，回家后起码要躺3天才能缓过来……“坐台先生”对这类女人又恨又怕又无奈……
       无论如何，自打干上“坐台先生”的活以后，我每月都可以往家里寄2000元钱了，这些钱既解决了父母的生计问题，也弥补了我的愧疚……我也打心眼里感谢闵莉，是她教会了我预防艾滋病的知识，特别告诫了我要防男人，同性恋是直接传染艾滋病的传染源。我相信她的忠告，在迪厅中，也曾遇到过蓝眼睛、黄头发的男老外来纠缠我，结果无论对方开价多高都被我给拒绝了。甚至有一次由于我的不合作，一个性欲十足的老外，追到迪厅门外，当众闷了我两拳，闷得我两个眼眶发青，两个星期未能“上岗”。经过辗转腾挪，我终未与“同性恋”者有染，也算避开了艾滋病的传染源。
       2006年一开年，我将全部积蓄5万余元拿了出来，在丰台区桥梁厂盘了一个小饺子馆，当起了饺子馆小老板，彻底告别了“坐台先生”的生涯，“从良”了。毕竟那是黑道生意，整天提心吊胆，既怕警察抓，又怕得艾滋病，本来我就是平民百姓家的子弟，还是过平常人的生活踏实，有劲儿，睡觉都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