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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社妹夫”
       孔占伟调到了县上某单位。我俩一块工作的时间不到一年，但留给彼此的情谊和印象，不是简单的几句话所能表述的，我在这里也不想做过多的渲染。通过老孔，我还认识了家在石乃亥草原的作家龙·仁青，他当时在青海广播电台工作。三个人喝了一场酒，初次见面我便请龙·仁青回单位后帮我复制一盘藏族著名歌手达珍的歌曲，没想到他再次回家探亲时还真的给我带来了复制好的歌曲磁带。当时我很高兴，暗想：这个人可交。但是后来因为工作的不断变动，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
       老孔走后，我接替了他的工作。当地牧民习惯性地称乡政府为“公社”，由于汉语发音不准，管秘书叫“妹夫”。我经常能听到来找我办事的牧民在乡政府大院里向其他干事问：“公社妹夫有没有？”一些爱开玩笑的干事就会故意打着藏腔回答：“公社妹夫没有，公社姐夫有。”弄得询问者莫名其妙。
       发生过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情，跟“公社妹夫”没有关系。有一天中午，一名汉族大叔到我处开介绍信。他问我：“秘书贵姓？”
       “我们一般不用姓。”我说。
       他可能没看出我是藏族人，说：“秘书是不愿意和我们这种人相识吧？不然怎么会没姓呢？”
       我回答：“我姓久。”因为乡机关也确实有人叫我久秘书。
       那人立刻出去了。没过多久又进来了，手里提着两瓶“互助二曲”酒。
       我说：“你这是干什么？”
       他笑着回答：“一点心意，以后也少不了来麻烦你。”
       事后我想着有点不对劲，我说姓“久”他是不是误以为在向他要酒呢？
       其实，藏族人也是有姓的，只是除了一定的场合与环境以外很少使用，平常就直呼名字，因此我也很随意地说出自己名字的第一个字，不料，言者无心，听者有意，闹出这样的误会。
       乡上秘书的权力仅次于乡党委书记和乡长。平时办什么事情都得过秘书这一关，在当时，连婚姻登记也不例外，需由秘书亲自办理。
       我因刚走出校门不久，没有社会经验，胆子又大，当时并不知道权力后面还站着一个叫责任的可怕的影子。在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被打破之前，各级机关的干部职工每年都可以享受一种叫做“内销”的福利性质的菜牛羊，价格低得惊人，一只羊30-40元，而一张羊皮拿到市场上能卖45-60元。因此，到村里抓羊时，好多牧民不愿意收钱，他们恳求干部说；“我替你把羊宰好，送到乡上去，羊皮留给我们吧！”
       州、县机关的大车小车开到了乡政府。当我给村民开介绍信时，被他们装出来的可怜相所迷惑，竟然敢在乡领导批示过的条子的基础上多加一只羊，以满足他们的要求。我敢发誓我自己没有得到过一分钱的好处。一年下来，乡领导总共批了80多只内销羊，而我越权开了近50只羊的介绍信。到了冬季，正当乡机关的干部职工去抓内销羊时，问题就暴露了出来——一些村社的内销羊指标已经完成了，也就是说，乡上还有计划指标，村里的羊却抓完了。
       现在分析，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三种：第一，村干部和乡政府驻村干部欺上瞒下暗中批条子抓羊；第二，有些乡领导不通过正当渠道，直接把手伸进村里抓羊；第三，我本人碍于情面擅自增加内销羊的数目。这件事，虽然没有造成大的损失，但影响肯定不好。乡党委书记火冒三丈，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让我停职检查，一个月以后，才让我“官”复原职。书记批评我的时候，问过我一句话，对我很有教育意义，我也因此明白了怎样才能当好一名秘书。他说：“你和我，谁是党委书记？”
       在那遥远的地方
       对于石乃亥的牧人们来讲，自己脚下的这片广袤的草原并不是一个遥远的地方，相反，青海湖以外看不见的地方才是遥远的地方。
       尽管如此，那年夏天从遥远的地方来了一大帮人，说是要拍摄一部名叫《在那遥远的地方》的电影。据说电影取材于我不喜欢的那首同名歌曲。那首歌把青海高原给唱得无比遥远。摄制组与乡政府经过反复协商，最终就草原的使用与保护、损失与补偿等一系列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
       电影开机仪式在鸟岛宾馆举行。我以当地政府领导的随同人员的身份参加了这个活动，第二天写了一条消息，后被发表在《青海日报》头版最下面，这也是我在汉文报刊上发表的“处女作”。开机仪式上，电影导演滕文骥先生连喊带吼地讲了一大堆话，对我影响最深的一句是：“通过这部电影，我要让中国观众重新走进电影院。”他的美好愿望有没有实现我不知道，反正我在石乃亥草原的露天电影当中没有看到《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影片。所有的程序结束以后，丰盛的晚宴把活动推向了高潮。百来号人，杯光交错，气氛非常热闹。
       我特意给影片的女主角卓玛的扮演者——曾经为北京亚运会采集过火种的达娃央宗和她的老师、卓玛父亲的扮演者扎西（或者叫洛桑，记不清）敬酒，并邀请他俩到我们桌上交谈。令人尴尬的是，我们听不懂卫藏方言，而他俩不会讲安多方言，大家只好用汉语交流。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牧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下，影片的拍摄工作非常顺利。制片主任也不像以前那样对我们恭恭敬敬，他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有一天，他来到乡政府，请我们几个藏族小伙子当群众演员，去拍一段几个青年牧民深夜钻进卓玛的帐篷对其进行调戏的戏。我当时就拒绝了，制片主任很不高兴，说：“你们每人给五元钱，拍戏要不了五分钟，去不去？”我说：“不去。”只有其他三个人跟他上了车。
       电影快要拍完了，不记得是什么原因，恰好乡上当时给干部们放了假。等大家回来时，摄制组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什么草原使用费、损失补偿金等，乡政府和牧民群众一分钱也没得到。他们只留下一面小小的锦旗，上面写着“藏汉兄弟，草原情深”八个字。
       电影摄制组在石乃亥草原上唯一的损失是丢了一只木碗。一天下午，我因闲得没事干，就转悠到附近一户牧民家，发现他们家的另一顶帐篷里存放着摄制组的大量道具，其中有很多木碗，就是我小时候用来喝茶吃饭的那种可爱的木碗。我的眼睛死死盯住木碗不肯移开，没办法，我就对这家主人说：“我要带走一只木碗。”
       主人为难地说：“这样不好吧，他们把东西寄存在我们家，就应该如数归还给人家。”
       我说：“不会有事的，这又不是贵重物品，如果那么值钱，他们才不会寄存到你家。”
       主人不说话了，我顺手拿走了一只木碗。
       事实证明，这只木碗没有一点使用价值，斟酒漏酒，盛茶渗茶，把我的桌子弄得一塌糊涂。我只好在里面装满青稞，摆在书柜上，一直到今日。
       在“冰窖”里“自焚”取暖
       在石乃亥，一年当中不用烧炉子的日子不多。
       工作繁忙的时候，尤其是要写材料的时候，我是不烧炉子的，不管是春秋还是隆冬。这并不是说我没时间生火添煤，而是房子里一旦暖和了，来办事的人或没事聊天的人，一进来就不肯走，影响我的工作。于是，我就想出一个近乎自残的妙招，几天几夜不烧炉子，房子里比外面还冷。这样，再没有人愿意和我多呆一分钟，我也可以在冰窖一样的宿舍兼办公室里完成领导交办的工作任务。每当早晨起床，桶里、壶里、脸盆里，都结了一层冰，我只好去找同事要热水洗脸。
       春天，社会主义教育在广大农村牧区开始展开了，我的前任秘书孔占伟作为社教工作队员回到了石乃亥。有一天，快到中午的时候，我终于写完一份材料，准备生炉子过正常人的温暖生活，就找来一些牛粪和木柴，用报纸去点火，小小火苗就是燃不大，情急之下，我拿出一瓶汽油，正要往炉子里倒时，老孔和一名同事进来了，他俩一见我要火上浇油，吓得大喊一声，一把夺走了汽油瓶，并大骂我想不想活？烧了房子怎么办？
       当时我也没有在意，但事后越想越害怕。他俩来得也太及时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肯定会酿成人残屋毁的惨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