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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题目在我的心里已经放了12年了，总想把它写出来，却不知写给谁看，念给谁听，看到中国康网的患者园地，我感觉终于找到可以倾诉的地方了。
       那是1995年6月的一天晚上，一个平静的夜晚，一切和其他的日子没有任何两样，孩子睡着了，爱人睡着了，按照习惯我看一会儿书才能入睡，可在看书的不经意间，我发现爱人下颌角处有些不平，伸手一摸果然有一个包，花生米大小，爱人被惊醒，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长的，只是说：“没事，快睡吧。”从事医务工作的我没有他那么轻松，第二天我就把他拉到医院检查，口腔科说好像是一个腺瘤，普外科说可能是一个脂肪瘤，脑外科说不排除神经瘤，但有一个共识是：肯定良性；处理意见：可以观察，为了去心病也可以切除。我们选择了后者，于是在门诊手术室15分钟解决了问题，按照常规切除后送了病理。我彻底放心了，甚至忘记了去取病理结果。
       这一天上午，我正在为一位重病人上特护，同事推开门示意我出来，她递给我一张纸说：“沉住气，你爱人的病理结果出来了，我们必须告诉你，好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接过病理单，上面赫然写着“恶性淋巴瘤”几个大字，怎么会呢？怎么可能呢？我一下懵了。接下来有人接替了我的工作，有人帮忙带着病理结果去他院会诊，两家在当地很有权威的医院给出了相同的结果——伯基特样恶性淋巴瘤，是恶性程度比较高、预后比较差的一种。
       几天来，我像在做梦一样，残酷的现实不时把我从梦中惊醒，我强忍住不争气的总要滚出来的泪水，用谎言把爱人骗进了当地一家最好的医院，主治医生说需要全身化疗和局部放疗，但他们医院没有放疗设备，于是我们又转到肿瘤专科医院，科主任查体后说，发现颌下、腹股沟都有肿大的淋巴结，加之住院后病人有些低烧，保守估计病程已到中期，需要尽快化疗和放疗，但效果只能听天由命，不过解放军总医院可以做骨髓移植，据说有3%的治愈率。
       我不知道有谁有过类似的经历，每天都有坏消息给你以致命的打击，我一直搞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还会发生什么，我不敢想，又不能不想，爱人才30多岁，身体一直很好，经常打乒乓球打得通身大汗地跑回家来，加班一干就是通宵，生龙活虎，精力旺盛，难道真的会很快离开我和孩子吗？不行，决不能！骨髓移植有3%的治愈率，这是几天来我听到的最好消息，我如溺水者抓住了救命稻草，绝不放过！就是1%也要做110%的努力。
       我到单位请了长假，把女儿托付给了亲戚，打了一些筹钱的招呼，带上所有的积蓄，在朋友的帮助下，带着爱人来到了解放军总医院，准备请一位叫纪小龙的病理专家会诊，然后排队等病床做骨髓移植。我不知道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
       纪小龙，曾是全军最年轻的副教授，最年轻的教授，在全国病理界都很有名气，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慕名而来请他会诊，他看过解放军总医院建院以来所有的病理片，对淋巴瘤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这是来北京前我所了解的关于纪小龙教授的全部信息，这足以让我对请纪教授会诊怀抱迫切的期望。在朋友的朋友介绍下，我们来到了纪教授的办公室，一位40来岁的年轻人接待了我们。
       他看完病理片后拍着我爱人的肩膀说：“小伙子，你不用等病床了，今天就可以回家。”“为什么？”我禁不住插话问。“你得的不是恶性淋巴瘤，是良性增生。”我的大脑一下转不过弯来：“怎么……那么……纪教授呢？”“我就是啊。”啊？！按照思维定势，这么有名气的教授应该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大概看出了我的怀疑和不解，纪教授笑着说：“怎么，头发不够白？”在后来的交谈中，他解释已经习惯了因为年轻带来的不信任。然后他让我爱人补做了免疫组化检查，并把结果寄给了我们。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诊断是正确的：十几年过去了，爱人一直健康地生活和工作着，是我和女儿快乐和幸福的源泉。
       在周末安静的办公室里，我终于把这个故事写完了，尽管我们很幸运遇到了纪教授，纠正了误诊且没有误治，但那毕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每次回想和提起都会使我感到一种真切的痛，像揭开刚愈合的伤疤，而今天的一吐为快来自于一种认识。
       ——纪教授的黑发使我认识了自己错误的思维定势，误诊的研究和讨论使我认识了疾病过程的客观和变化，新的认识释然了心中的不快，我也渐渐地谅解了许多，包容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