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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政府移民法规定，如果新移民想要保留移民资格，要在登陆后的五年中于加拿大本土待满两年，而要申请公民资格，则需要在四年中待满三年。这两条规定被移民们戏称为“移民监”，顾名思义，当然是说，就像坐监狱一样，等这么个自由身份。）
       这位成天在我们吧台前坐着的迪多老兄就是这样的一个囚徒。迪多来自非洲一个叫做赞比亚的国家，据说他们国家的官方语言是法语，接下来就是他们国家多达十几种的土著部落语。但迪多很聪明，自学了英文，所以跟大家的普通交流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很不幸，当他稍微喝高了点，就开始上述各种语言交叉的激情演讲，那个时候，除了老跟他混的另几个非洲兄弟，别人真的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了。
       从他的演讲片断和他兄弟的描述中，我们慢慢拼贴出了这位非洲之子的传奇人生。他不断诅咒的那个叔叔显然是他们国家的一个政要，在迪多富裕的父亲过世后，侵吞了他们家的财产，十来岁的迪多中断了学业，为了活命，去采石场砸过几年石头，后来机缘巧合，跟人去了安哥拉，恰逢安哥拉战乱，他利用自己灵活的头脑，倒起了军火，常常是死尸堆里走来回，终于积累出了第一桶金子。
       然后，隐姓埋名，重回赞比亚，这才知道，其时他的叔叔所在的政府已经倒台，他于是放开拳脚，利用政府官员贪污腐败，踏上了财富直通车。一次他告诉我，因为赞比亚缺水，他就从美国订购了一批打水设备，也就二百多美金一台的成本，然后和政府官员勾结，达成协议，租赁给政府，每台月租金就是八十美金，维修费用政府还另付。这哪里是打水设备，这简直是打金条嘛。就靠这个协议，他至今每个月净挣四千多加币，折合成他们当地的货币“夸查”，就是个天文数字了。
       然后，他就去创建了他们国家最豪华的夜总会，有自己的私人武装作保镖，生意做得很大，但是非洲政局动荡，政客的胃口越来越大，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这个销金窟慢慢变成了他的无底洞，他也上了四十岁，刀头喋血的日子也有点不适应了，思前想后，决定趁自己还有点钱的时候，移民加拿大，给孩子和自己的未来一点安宁。这个非洲豪客现在很低调，成天就在我们的小酒馆厮混，每天倒计时地算着他可以递交公民申请的日子。豪情难抑的时候，就和在这里认识的布隆迪的几个小兄弟高谈阔论，据说言语甚是倨傲，常常弄得他们色变，可是此人出手实在大方，得罪了听众不怕，他给人不停地买吃买喝，那几位看起来手头拮据的仁兄也只好忍着，卖个耳朵让他说。
       也许是因为自己是白手起家，迪多对在多伦多艰苦打拼的我非常欣赏，自己老来帮衬生意不算，还老嚷嚷着要入伙，跟我合做生意，说自己在多伦多壮志难酬，空有资本，投资却屡屡不见效益，又是七万多投的货车运输，又是十二万投的股票，全都打了水漂。说现在想想只有跟勤劳聪明的中国人合伙才是上策。
       我一了解才知道，迪多在多伦多做生意，还是按照非洲那一套，不相信律师和法律，不相信会计和财务制度，也不理会政府的执照和税收要求，能马虎就马虎，跟人交易，只是弄个收条盖个手印，还涂涂改改，有了事情大家都说不清。我们给他指出关键所在，他居然说，他是非洲人当然按照非洲的方式来做，还谴责加拿大政府和加拿大人如何邪恶云云。听得我们完全晕掉，萨布里娜看看我，小心地把他拍在桌上说要入伙的四万块给推回去，说我们现在还没什么投资意念，等有了再来叫你。
       那天他又喝了个大醉，看看他兜里的巨款，我们只好打电话让他老婆来带走了他。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我们都没看到他，听他的小兄弟说，他在离我们店五个地铁站的地方开了个酒吧，我们正说哪天去看看。结果没几天，迪多又出现了，这回喝得更猛。一问才知道，他的确投资了个在繁华地段半地下室的大型酒吧，结果去看店的时候他就没加个小心，根本没意识到他的酒吧楼上，就是另一家三十年历史的运动型酒吧。那个地下室酒吧根本不可能有好生意，所以前任东家要卖。
       他被几个居心叵测的“朋友”蒙骗签了三年合同。酒醒后才觉得不对劲，还好这回请了个律师，七弄八弄，算是只赔个一万块收场。他又开始嘶吼，说我迪多是头非洲的狮子，结果来了多伦多这个什么也不是的地方，被困死了，说，肖恩，你看我的手，这不是手，这曾经是爪子，什么样的麻烦我一爪子拍过去就搞定了，现在不是了，不是了呀！说完放声号啕，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等他平静了些，架起他，把他弄上出租车送回了家。他住在一个豪华公寓里，一个比他年轻十五岁的黑美人做老婆，还有两男一女三个孩子，家人都很习惯他这个醉醺醺的样子了，没人表示诧异。他老婆很熟练地把他的鞋脱了，连内衣都没给他脱，就把他扔进了浴缸。乖巧的女儿给他放水泡泡。
       他老婆给我倒了杯可乐，叹了口气说，迪多真的是很喜欢在你们店里待着，跟我说，你们很能干，也只有你们才拿他当朋友，而不是想从他手里骗钱，跟其他人不一样。又说，迪多这么下去，我真担心他等不到拿公民身份就把身体喝垮了。可是我劝他一次，他就打我一次，我也不说了。等拿到身份，迪多会立刻就走，一天都不多留。也许为了孩子的教育，我不得不留下，可是迪多他一定要回去，不然他就完了，我这个丈夫就完了。黑美人说得泪光涟涟。
       后来，我听说迪多去找工作了，不过他的脾气让他没办法做任何一份工作，他最长的记录是连做了两天工，然后把安全鞋砸到了老板的脸上。然后就来了我店里喝酒，拿这事当笑话说给我听，然后他想想，说，肖恩你知道吗？现在，你的酒吧就像我的教堂，几天不来，我就有罪恶感。我大笑说，那恐怕是因为你干的坏事比较多，要来向肖恩神甫告解。他想了一下说：“我在加拿大还真没干过坏事，可是我活得像个囚徒，这实在太不公平了，我在非洲干了很多让我良心不安的事情，可那时我活得像个国王，这实在是太荒谬了。你不觉得吗？”
       我望着他探询的目光，真的无言以对。
       在对每个人一样公平的这段移民监的时间里，有些人会觉得来到世界的另一头，就像是身陷囹圄，失去了自由，从此消沉，怨天尤人，在记忆中，神话自己的历史的同时，妖魔化自己面对的挫折，失去了当年创业时候的冲动激情，不再想通过改变自己去适应这个新的世界，而是幻想身边的世界会因为自己的辉煌历史而改变。结果就是一连串的失望，这三年就成了人生旅程中一块不愿回首的空白。他们离开的时候心中毫无留恋。
       同样是三年，我也见到另一些人有另一个选择，他们好奇地看待这个地球的另一半，为了更好地融入新世界，就努力淡化自己过去的成功回忆，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用新鲜而渴望的目光来认识新大陆，来学习和感受这里新的游戏规则。通过改变自己，或是回到学校学习，或是去做一份甚至是多份从未尝试过的工作，经历这样一个事实上非常痛苦的过程，来重新寻找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在变化中，再次寻找到对人生的把握，就像重生了一次。
       “移民监，坐三年”。如果这个事实不可改变，那么可以改变的只剩我们自己，因为，境由心造，情由心生，国王和囚徒，我想，这样的对立面其实离得并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