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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上了文学创作，便有了不少的文友。因为我在同时代的诸多文友中年龄偏小，我便称比我年长者为兄。于是，我便有了多位文兄。
       在我的多位文兄中，李文兄和王文兄是与我交往最深的两位。两位文兄都是地道的农民，在“穷过渡”的年代，他们的家庭都很穷，他们是在逆境中奋起的一代新农民。
       李文兄
       李文兄比我年长十四岁，按理说称为长辈也可以，但我们还是以兄弟相称。我们的交往已经有三十多年，深入的合作也已经有近二十年之久。李文兄是写诗的，被称为“农民诗人”，已经出版过两部诗集。李文兄不是李白式的才思喷涌的浪漫诗人，他是那种思维缜密、精雕细刻、一丝不苟的创作者。为了一句诗文或者一个字，他会反复推敲琢磨，直到自己满意为止。他创作的刻苦态度令人敬服，也让一些才思敏捷、出口成章的文人不以为然。
       于是便有了另一位文兄对李文兄不太尊重的“将军”。大约是在某一次的酒后，他对李文兄说：砸碎你的全身骨头，你也写不出一篇小说。因为在许多人的眼中，小说是诸多文学体裁中最基础、最重头的。说这话的时候，这位文兄已经发表了几篇很不错的小说。一句话激起了李文兄的倔劲，几个月后，李文兄连一根骨头也没砸，发表了一篇堪称上品的小说，之后又接二连三地发表了多篇小说。那位有点轻狂的文兄却再也没写出一篇像样的作品。
       我与李文兄的友谊，起于合作报告文学的创作和出书，以及因此引发的一些纠葛。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后几年，我们经常收到一些文友的约稿信。大意是：为当地的企业写报告文学，收入他们编辑的报告文学集，我们除了能得到不低的稿酬之外，还可以从企业的交费中提成。这样，我们每写一篇这样的报告文学，就能得到一笔大大高于三个月工资的收入。这样干了几次之后，我便和李文兄商量：咱写出一篇就能挣这么多钱，人家出一本一定比咱挣钱还多。既然别人能出报告文学集挣钱，我们为什么不能呢？于是我们一块儿到了山东人民出版社，找到我和李文兄都熟悉的一位编辑，很顺利并且是花钱不多地拿到了书号。
       书号到手了，我们面临着一个令人心情振奋而又难度不小的问题：找出资单位。因为只有有人出资，我们的书才能组织起稿子，才能出版出来，才能产生经济效益。于是我们先找文化宣传部门的领导，得到的是兜头一盆凉水。领导说：我们拿着红头文件，到企业说上一车好话都要不到钱来，你们怎么能？！……领导说话的语气告诉我们：你们这不是异想天开吗？
       我和李文兄都有一股不服输的倔劲。此路不通，另辟新路。于是我们又找了一位曾在文化部门工作，当时任某企业协调管理部门的领导，全面介绍了我们的出书计划，得到了这位领导的支持。我和李文兄一致认为，在本县当时的情况下，必须依托一个政府部门，才有可能办成此事。果然，在这位领导的正确带领下，先是下发了一个“红头文件”，说明出书的重要性和正统性，并且界定为只有被评为“地（市）级以上先进单位者（包括地市级）”才能入选我们的报告文学集。于是我们顺利地找到了二十二家出资发稿子的单位，由他们出钱，我们写出他们单位在改革开放中的先进事迹汇集成册。于是我们的第一部报告文学集顺利出版，我们也得到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我和李文兄自办出书的行为，不能说是对党对人民做了多么了不起的贡献，起码是于人无害，当然对我们自己是绝对有利的，包括名和利两个方面。但就是这样一件于己有利、于人无害的事，惹恼了当时文化宣传部门的领导。领导决定兴师问罪。
       从这部报告文学本身来说，无罪可问。内容符合四项基本原则，书号合法，印刷过程和质量也没大问题。领导感兴趣的是：这两个人一共收了多少钱？开支了多少？自己入腰包多少？这些收入不是贪污受贿，也是非法所得。需知这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初期，改革开放的领域和尺度还没有现在这么宽泛，普通工作人员的月收入也就是百元上下。如果如传说那样我们每人收入了万元以上，那领导的心理实在是难以平衡的。
       刚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和李文兄多少有点紧张，李文兄紧张的程度甚之于我。
       秋末的一个有点寒气的晚上，九点多了，李文兄约我出来，在一片刚打地基的建筑工地上商讨应对的办法。我知道，李文兄之所以约我出来谈话，主要是怕家中的女同志们知道了我们面临的处境，一起跟着担惊受怕。
       我这个人从小不怕事，也不太关心自己的所谓“政治前途”。我告诉李文兄：你就告诉他们，你在这本书的经营中负责书号、组稿、写稿、印刷、出版，姓牟的负责收钱和开支，收了多少钱支了多少钱你不清楚。李文兄也是个敢做敢当不怕官的人，也做了许多应变的准备，并表示有难同当，决不草鸡。他多次在那些能接近领导的人面前表示：我们的做法合理合法。出版社的领导说了，要聘上律师来支持我们。
       不久，我便听到了这样的消息：那位负责文化宣传工作的领导先是找到文化口的领导，让他们查姓牟的问题。文化口的领导说，人家姓牟的是文化口的“业余作者”，来联系是作者，不来联系我们连人也见不上，我们无权查人家的经济问题——这是实话。于是，这位敬业精神很强的领导又来到我上班的商业局：你在商业局上班领工资，商业局领导总该能管着你吧。那时候，我和局领导的关系还不错。局领导说，人家姓牟的是“业余作者”，业余时间做的事我们管不着，他在商业上的本职工作做好了，就是好同志，犯了法自有司法部门处理。就这样，我成了“专业”“业余”都管不着的人物。
       就这样，我和李文兄逃过了这一劫。我们的友谊经历了斗争的考验，更深了一步。现在有个说法，人和人的交往要经历“铁过窗、分过赃、嫖过娼”才算“铁”，我和李文兄既没“铁过窗”也没“嫖过娼”，就算是“分过赃”吧。
       有了第一次的刺激和成功，我们便一发而不可收。一九九二年的下半年，我们申请了第二本报告文学集。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我们还是决定先找一个主管部门帮着办。在分析了县内企业的现状之后，我们决定这一次的写作重点放在乡镇企业上。吸取上次文化宣传部门的领导不但不支持反倒兴师问罪的教训，我们决定不再与文化宣传部门的领导联系，直接找乡镇企业局相助。
       那一年，李文兄大约是五十二三岁，他的同龄人已经到了在某一单位或部门管事而又不怕事的年龄，于是我们很快找到了一位合作者，他是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李文兄的一位挚友，和我也算是熟人。
       副局长也爱文学，又是位热心人，我们合作得相当愉快。副局长也是位有心人，他对全县的基层企业很熟悉、很了解，在很短的时间内帮我们确定了采访对象和采访计划，我们很快便进入了采访和写作的实战状态。在采访这部报告文学的半年中，我最深的记忆是喝酒，以及李文兄在酒桌上的潇洒和认真。
       县里的局长带着两位作家来采访，这对一家规模不大的乡镇企业来说是件大事，其接待规格相当于钓鱼台的国宾。一般来说，出面作陪的是乡镇分管的镇长、书记或者是二者都上。辅助人员是乡镇经委书记、副书记再加上会计、统计之类，这样一来，连客人带陪客往往满一桌甚至有余，司机们常常要另吃一桌。咱山东人喝酒实在，劝酒也实在，这在全国是公认的。
       李文兄喝酒酒风正，这在不小的范围内也是公认的。几个回合下来之后，我对李文兄的“酒风正”有了很深的体会，于是便告诉他：咱两人一块外出采访，起码要保证一个人头脑清醒，若是两个人都喝糊涂了，写稿子的任务怎么完成？李文兄称是。到了又喝酒的时候，我便有意识地与李文兄挨坐在一起，这样酒杯里剩下一点，不至于被人发现，李文兄不告发，我便可以少喝一杯半盏。谁知这样一两回之后，李文兄竟主动地“出卖”了我。他端起我藏在茶杯后面的小半杯酒，说：人家领导都干了，咱也得干！于是，我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之下，喝下这被迫的小半杯。事后我有点生气，说：咱不是商量好，你保护我少喝点吗，怎么又“揭发”我呢？李文兄还是那句话：人家领导都干了，咱不干不合适。这就是李文兄，这就是李文兄的为人。我生了气便说：你是实在过了头。李文兄喝酒实在，便经常喝足了。喝足了也没多少毛病，只是手舞足蹈地唱。沙哑着嗓子唱《小二黑结婚》：清粼粼的水来，蓝格莹莹的天……
       
       十二年的时间里，我和李文兄合作了包括报告文学、业务论文、厂史村志等十一部作品。我们还创造过九天出一部论文专著的“奇迹”：有一位企业的老总要参评“高级职称”，名额是后补的，批下来的时候，离交材料的时间不到半个月了。这材料的“硬件”中，必须有一部“论文专著”。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的网络，我们更不会玩电脑。甭管多么长的文章，都要靠一个字一个字地写。
       于是，我们俩先拟定了题目和提纲，分头写来，十六万字的“论文专著”不到一个星期就完成了。稿子开印的时候，书号还没着落。于是我们让印刷厂先空着“版权页”，到出版社申请书号。说来也巧，我们到出版社的时候，兄弟市的两位熟悉的作者正好也在。他们是已经申请了当年的书号，稿子没组织起来；我们是有稿子了，没有书号。就像计划生育，你有了“娃娃证”没怀上孩子，我没有“娃娃证”却临产了。于是他们的书号让给了我们。于是老总顺利评上“高级职称”，于是我们有了经济收入，还在书上署名主编、副主编。
       这些年来，我和李文兄就这样顺利地合作着。能把自己的爱好与市场结合在一起，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我和李文兄长期的合作现象连出版社的老师们都觉得少见。他们说，有些作者两个人申请了书号，一部书没出来就打成了仇家，你们竟合作了近二十年！
       在与李文兄的长期合作中，我觉得自己真的是占了许多便宜，是名利双收。而李文兄却一直认为是他沾了我的光。我想，这也许就是我们能长期合作的思想基础和性格基础吧。
       王文兄
       王文兄比李文兄年小几岁，写小说，是大家公认的我们那一代作者中的佼佼者。
       一个人对某一事物迷恋得越深，对从事这一事物的有成就者就崇拜越甚。现在的“追星族”也许就起源于这个道理。我迷恋小说创作，所以对小说方面有成就的作者便格外崇拜。
       我喜欢王文兄的小说，崇拜王文兄，对认识王文兄、亲耳聆听王文兄的见解，感到十二分荣幸。
       六七十年代，我们这地方很穷。王文兄的家地处黄河引黄渠首，土地碱化庄稼拿不住苗更穷；王文兄迷上文学创作“不务正业”，更是穷上加穷。据说，在我认识王文兄之前不久的时候，他还领着家人外出讨饭……在这样穷困潦倒的逆境中能写出这样俊俏靓丽的作品，更让我折服到六体投地。
       王文兄的家离县城四十多里地，接到县里文化部门开会的通知，都是背着两个窝头步行赶到的。我那时当工人，家庭经济情况也比较好，便主动跑到汽车站给他买回家的车票。他在招待所住下改稿子，我便买上两条那时候凭证供应或者走后门才能买到的香烟，放在他住的房间里。我觉得只有这样做了，心里才好受一点。王文兄对我也不错，我写了稿子给他看，他总是能提出一些让我很能接受的见解。我和王文兄更深一层的交往和了解，缘于一九七五年夏天发生的几件事。
       一九七五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三十周年。为纪念抗战胜利三十周年，各级文化宣传部门和军事部门都组织一部分作者写文章以示纪念，就像今年“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一样。县里抽调李文兄和王文兄，专题创作本县民兵抗日故事，安排他们住在县油棉厂的一间空房子里。
       那年我二十刚出头，没老婆一身轻松，便常到李文兄和王文兄的住处打发时光。时间长了，耳濡目染，竟产生了创作抗日故事的冲动。
       我的父亲是抗日老战士，我的家乡有丰富的抗日故事，我从小在“打鬼子”故事的熏陶中成长，我还读过包括抗日战争在内的不少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于是我一气呵成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抗日战争故事，取名《药》。
       我把稿子拿给李文兄和王文兄看，两位文兄都说不错，并向县武装部领导作了汇报。部领导说，这次故事征集是以当地的真人真事为基础，你不是本县人，又没参加本县抗日斗争史的座谈采访，写的不是本县事，没有参考价值。
       当时我想，站在全省的角度上，我写的是“本地”斗争史。于是，我把稿子寄给了省军区“抗日战争民兵斗争故事征集办公室”。稿子发出后，很长时间没音信，我想，人家可能早把我的稿子塞锅炉了。
       大约是这年的六月中旬，我接到县武装部的通知：到垦利县县城西双河，参加惠民军分区组织的集中改稿学习班。我的稿子被选中了。
       武装部的领导说，李文兄和王文兄的稿子题材与别人撞车，都是写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被服厂”，人家写的是渤海军区“被服厂”，咱写的是本县小根据地的“被服厂”，自然“撞”不过人家。而我的“药”题材是唯一的。用这位领导的话说，就缺你这味“药”了。于是上级决定让我带稿子参加学习班。李文兄和王文兄的稿子尽管没选上，但还是让王文兄去参加学习班，于是，便有了我和王文兄的西双河之行。
       从我们的县城到西双河，不到八十公里，但那时交通不便，要绕道张店，走将近一百五十公里才能到达。从我们县城到张店，一天只有两趟班车，我和王文兄到达张店的时候，已经是午饭时分。按王文兄的建议，是赶到西双河吃饭。我明白王文兄的意思：到西双河吃饭，不用花自己的钱；路上吃饭，显然得自己掏腰包。但是我算了一下，到西双河的时间应该是下午五点左右，不饿死吗？于是我坚持在张店吃午饭。那时候的张店也是远没有今天繁华，现在的中心路那时候叫“三马路”。在三马路的那间水饺店里，我要了一斤水饺，并嘱咐服务员一盘盛四两，一盘盛六两，我想王文兄的饭量比我大，六两也能吃饱了。
       我吃饭很快，王文兄吃饭也不慢，我们很快完成了各自的任务。这时我才发现，我低估了王文兄的饭量，他没有吃饱。于是我绝对不是虚让地说，你没吃饱，我再给你要半斤吧。王文兄执意不许，并言之凿凿地说自己确实吃饱了。为了表明自己确实饱了，还使劲拍着裸露的肚皮。我也不好再坚持，便一人一碗水饺汤，边喝边说话。
       大约是在我小便回来的时候，却看到了这样一组镜头：王文兄正端起邻座一个吃剩的盘子，急火火地把盘子中的几个剩水饺扒拉到自己嘴里，然后若无其事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看到这样的情景，我很后悔，也很自责。如果我给王文兄要上一斤水饺，他也许不会捡人家的剩饭吃了。于是，我又想起了关于王文兄要过饭的传说。
       怀着自责的心情，我和王文兄来到了垦利县城的西双河。
       这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学习班，每个县来了两至三人，连负责组织者三十多人。军分区政工科的林干事和地区文化局的张老师具体负责，省军区还经常有人来看看。
       经过在县里长时间的磨练，各县带来的稿子已经是接近成品，再经过集体修改润色提高，省里准备出专集，这对于年仅二十二岁的我，无疑是令人十分兴奋的一件事。领导给我提的修改意见我也很接受，于是便埋头改稿。
       比之我的顺利，王文兄就惨了。他的稿子本来就先天不足，是照顾“面子”才来参加改稿的。来到这里一对比，不仅是题材撞车，就是写作技巧和故事编排也是远不如人。王文兄写小说是以塑造人物尤其是塑造农村中的女性性格见长，编造打鬼子的故事是弱项。李文兄是以写诗见长，两人炮制的“抗日故事”实在没什么“故事”。但是王文兄有股不服输的拼劲，先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大故事性以求以奇制胜，后来是推倒重来另编了一个云天雾罩的故事，其结果是越抹越黑，后来连自己也失去了信心。
       说实在的，我很为王文兄着急。西双河的蚊子多且大，有诗云：“孤岛蚊子大如鸡”，就是说这地方。正是三伏天，那时候房间里不用说空调，连电风扇也没有。每当我被闷热憋醒，看到王文兄还蜷曲在蚊帐里挥汗苦写，心里便生出许多同情甚至是可怜。我们心里都明白，除了稿子本身能否成功，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让王文兄不能不拼。县里调作者搞专题创作，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每天的报酬要比在家挣工分高出数十倍，折腾了大半年，交了白卷，是能力不够还是干活不卖力气？更“不幸”的是，县里调的“专业”没创作出来，而我这个纯“业余”却很可能成功交卷，相比之下，王文兄不敢不拼。看到王文兄这样拼命，我心里很不安，我曾找到负责组织工作的张老师，要求在我们县只有一篇稿子的情况下，署我们两人的名。但没想到这样一个很平常的建议，一贯从善如流的张老师竟断然拒绝了，说：不行，你们县的情况特殊，谁的就是谁的。从这之后，我在每改完一遍稿子的时候，不再署名。
       
       大约是学习班开始半个月之后，多数的稿子已经改了两遍，领导吩咐：以组为单位互相看稿，要认真看，看后互相提意见，再修改一遍。就是这样一件极普通的工作安排，让我和王文兄的兄弟关系经历了一次强烈的地震。
       我和王文兄是一个组，再者是一个县来的人，他是我的兄长，我理所当然地让王文兄先看我的稿子。王文兄看了我的稿子，也没提什么意见。我想这也在情理之中，经过了这许多遍的修改，领导再没提出大的修改意见，作者之间一般是不会再提什么大的修改意见的。
       那天下午，小组互相提意见，讨论稿子。王文兄第一个发言。他取出一张写满字的纸，先是客气了几句，然后便开始谈他的意见。说实在的，我并没有准备认真听他的发言。我们这个组是三个县六个人四篇稿子，谁知道他先说哪篇？就是谈我的稿子，该说的平时都说了，有什么意见非得等到在小组会上谈不行？但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王文兄经过认真准备的意见不但是针对我的，而且从形式到内容彻底否定了我的稿子，甚至由稿子联系到作者的人格，结论是：这是一篇内容虚假，情节经不起推敲的剽窃之作。那时候“文革”还没结束，由批判作品到批判作者，进而罗织几个罪名加到作者头上的先例并不少见。
       我真的被打昏了。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这一切又确实是真的。
       要知道王文兄给我提了一些什么样的意见，还得简单介绍一下我的那篇稿子。
       我的家乡，在山东省博兴县东部小清河北岸的一个大村，村名龙注河。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抗日根据地的边缘区，我的父亲是这个村的第二任党支部书记，那是一九四〇年的事情。我从小听父亲讲打鬼子的故事，脑子里深深地烙下了这样的镜头：漆黑的夜，小清河岸上，鬼子的两个炮楼之间，父亲和他的八路小组背着用桐油浸泡过的笸箩，或是送八路军的干部过封锁线，或是给根据地送急需的物品。
       于是我的稿子中有了这样的细节：八路交通员在渡河时被鬼子发现，鬼子汽艇追赶过来，交通员跳水，鬼子用机关枪扫射水面，交通员没有向远处游，而是潜回鬼子汽艇下面，躲过了鬼子的子弹。这个细节，显然有《小英雄雨来》的影子。还有一个细节，交通员被鬼子打伤，伤口化脓，交通员舍不得用自己从鬼子火车上扒下来的药品，而是用绳子勒紧伤口，自己往外挤脓。这个细节，是我从王愿坚的一篇小说中受启发而改造过来的。这些创作中的思路，我都无一隐瞒地告诉过王文兄。
       谁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王文兄以此为证，说我是“剽窃”，甚至连题目也是“剽窃”——《药》，剽窃了无产阶级新文化旗手的作品名，问题就更严重了。而事实上我在改第二遍的时候，已经把《药》改为《药的故事》，王文兄竟连初稿中的“政治问题”也不放过。
       我被王文兄重重地打了一棍子。我甚至因此掉泪。我想起了给王文兄买车票，买香烟，买水饺。
       王文兄的这些出于变态心理的意见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认同。负责组织工作的张老师告诉我：这不叫抄袭，更不是剽窃，你的稿子就这样定稿了。
       我是个不善伪装的人。从此，我对王文兄的看法一落千丈。每当只有我们两人在房间的时候，我感到窒息，于是便搬把椅子坐在门前的树荫里。记得就是在这树荫下的膝盖上，我给我的老师——农民作家邵勇胜写了一封信，信写得一定是很动情，记得邵老师见到我的时候说，你写的作品要是和这信一样打动人就好了。
       我们同组有一位老者，是个荣军，跛子。人很善良，也许是看出了我与王文兄之间的感情变化，便开导我：王老师这人对作品要求高，对作者要求严格，提意见重点，也是出于好心。我说也许，不过他要是在平时，或者在县里给我看初稿时就提出这样的意见，就一定是好心了。荣军不语。
       王文兄几经折腾的稿子仍没通过，于是按学习班的规定就应该提前回家了。回家之前，王文兄又做了一件让我实在是难以恭维的事。他对我说：别的县来改稿子的，两人一篇的，都是署两人的名，咱这一篇也署咱俩吧。我想回敬他：这样的剽窃之作你署名不觉得丢人吗？但是我懒得说，把稿子给了他。王文兄便在我的稿子名字的下面、第一作者的位置上，恭恭敬敬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王文兄回家的时候，是我到车站去送他，不过，这次我没给他买车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