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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化大革命”那段荒唐岁月里，本人亲历了一些荒唐故事，这里略记一则，以纪念那虽然荒唐却不可忘却的年代。
       “文化大革命”开始那时候，我还是光棍一条，住在独身宿舍。同寝室住着一位档案科长，比我年长十来岁，瘦高挑个儿，长脸白皙，浓眉大眼，说话慢条斯理，整天笑眯眯的。给人的印象是英俊宽厚和蔼可亲。
       有一天，晚饭后闲来无事，我躺在床上读《堂吉珂德》。科长回来了，一脸茫然，满腹忧虑，不停地在屋里踱步。年代久远的地板破旧松散了，他每一落脚地板就“吱嘎”地颤抖一下，我的床也随之颤动，手中的《堂吉珂德》也就跟着抖动，弄得我不胜其烦，便冲着他吼：“你是磨道的驴呀，怎么转悠起来就没完没了？”他好像没听见我的话，继续踱步。我忍不住下地拽着他的耳朵问：“你抽什么疯？让我看一会儿书行不行？”
       他似乎从一种什么境界里回来了，悄声告诉我：“夺了权的造反团要开批斗大会，决定烧掉一个老党员的党票。”我不明白“党票”是什么，便惊讶疑惑地看着他，他说：“就是烧掉党员登记表、入党志愿书等材料。”我当时还不是党员，但知道这些东西都是机密的组织档案，怎么可以说烧就烧掉呢？
       当时正是“东风吹，战鼓擂，谁也不怕谁”的疯狂年代，省委被炮轰了，当权派靠边了，黑龙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造反派连省政府大楼都接管了，烧个党票还不是小菜一碟吗？造反派是“造反有理”，不是造反派有理又奈谁何？他终于不踱步了，躺在床上苦苦思索。忽然，他跳下床悄声问我：“你帮个忙怎么样？”我问：“你要干什么？”他说：“我是档案科长，我有责任保护好党员的档案，如果一把火给人家烧了，将来我怎么向组织交代？可是不烧又不行。我想找人用照相机把档案拍下来留个根据。”
       当时，只有我们编辑部搞摄影的老张有照相机，而我同他又是好朋友，这事要办，自然就得我去请他来帮忙了。我找到老张，他感到事情很重要，便爽快地答应了。
       是夜，秋空寂寥，月辉暗淡。三人拉开距离分别来到办公楼，先到各自的办公室坐了一会儿，看看楼层里确实没有其他人了，才来到档案室。档案室是机要重地，此前我这党外之人根本不许进来。科长熟练地打开那一大排铁卷柜里的一个抽屉，取出已经准备好的卷宗——那是一份党员登记表，一九四几年填写的，纸质粗糙脆硬，颜色泛黄，字迹虽然褪色了，但仍然清晰，我一看“入党时间”栏里的数字，嗬！这位老党员的党龄比我的年龄还长许多呢！
       我们把党员登记表平放到水磨石地板上，老张用一台旧式的“莱斯”照相机一页一页地匆匆拍照，整个过程只十几分钟，我们却像艰难地度过了好几天，三人都紧张得满头大汗。
       事毕，我们又拉开距离分别走出办公楼，记得我还同收发室值班的同事闲扯了几句。我们的行动有点鬼祟，但心情却有一种愤懑和豪壮。
       回到宿舍，一宿无眠。辗转反侧，总是想着这件“犯法的事”一旦捅漏了，后果会怎么样？
       第二天，造反派开了批斗大会，当众烧了那份“党票”。这在省直机关大概算是数一数二的革命行动了，自然产生了轰动性的社会影响。我真的不明白：烧了人家的党票就是革命，那烧了人家的房子呢？或者烧了人家的躯体呢？一种观点，荒唐到莫测高深时，可能就会成为理论！
       后来，我问老张，“那片子拍得怎么样？”他说：“卷冲了，字迹不清，没洗印照片。”再后来，我调离原单位，就再不知此事的结果了。
       又过了两三年，忽然听说档案科长死了，是用手枪自杀的，我不胜惊愕。这位很讲党性原则、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对工作很负责任的好党员，没听说他精神上有什么问题，怎么会自杀呢？又为什么要自杀呢？
       想起那天晚上他在宿舍里不停踱步的神情，我真不该骂他“磨道驴”。想起同室为邻，长夜难眠时相互谈天说地，特别是都来自农村，闲话桑麻就更为投机。想起他坐在床沿上精心地擦枪的样子——当时，组织上有规定：机要人员可以配枪。他的那支枪是“五四式”手枪，他很喜欢，总是把它擦得锃明瓦亮。想不到就是他的这个宝贝要了他的命。
       这么好的人，走得这样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