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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我在医院受罪
作者:小 月

《中华散文·我的故事》 2008年 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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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平第一次住院,感觉苦不堪言。
       刚入院那几天,还不是很听话,老跑来跑去的,以为呆个三五天就可以回家了,可是接着就出了状况,只好乖乖地卧床,连基本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了。尽管一些朋友也有过住院的先例,那时候听他们叫苦,只是满心同情,并不能真正体会出苦的味道,轮到自己的时候,才知道有些苦是叫也叫不出来的。
       卧床休息,听起来很轻松,实际上就跟木乃伊似的,除了有限度地翻个身,基本吃喝拉睡都得躺着,连头都不敢抬起来。情况严重的时候,医生还告诫我最好连笑都不要太用力,这医生真幽默,我整个活死人似的,哪有心情笑得出。
       开始几天,腰酸背痛,哪个部位挨着床哪就疼。护士姑娘来打针的时候还笑我:“小月,你的PP都红了,转个身再躺吧。”我苦笑着说:“护士姐姐,我是整个PP都红了,转到哪边都难受。”再接着,开始肠胃不适,吃下去的东西总是卡在食管里,堵得难受,又不能不吃,肠啊胃啊总是胀胀的。真希望自己就是个木乃伊,起码没有知觉。后来,打针的伤口多了,血管开始发紫,有时还肿胀,护士姑娘找不到好的血管,就总是重复地在原来的针口上扎,开始我还只是像蚊子一样哼哼两声,后来疼得连仪态都顾不上了,杀猪一样大喊大叫,真丢人,哈哈。
       住院期间,悲伤和绝望的情绪一直在加速蔓延,很多时候,看不到希望,心里老是念叨着医生说的“听天由命”,觉得老天真残忍,把人折腾得死去活来的,又不给一点曙光,有几次,难过得眼泪流了一地。后来,总算麻木了,觉得比我苦比我难受的人还有很多,也许,是生活必经的考验和磨炼吧。
       这段时间,虽然只惊动了少数几个朋友,但我永远都会记得他们在我最彷徨无助的时候给我的鼓励和支持。谢谢小小,给予我坚持的信念,使用懂得老天绝不会平白无故地眷顾世上每一个人,而只有勇往直前的意志,才是和老天对抗的最大筹码;谢谢杨子,常给我讲笑话,使我即使在心情最差的时候仍不忘给自己浅薄的一笑;谢谢湄湄,在我狂躁不安的时候给我推荐音乐,其实你的关心也是我平复情绪最好的良药;谢谢妃妃,虽然我没有主动告诉你我的情况,可你还是知道了,收到你短信的时候除了感动还有更多莫名的温暖,让我知道我并没有因此被遗忘;谢谢单向,好几次都说要来看我,被我拒绝了,实在怕自己形象太差影响市容,但我还记得要庆祝你事业有成哦。
       某一阶段的难关闯过去了,但未来的路还很长,苦涩的岁月还在延伸,希望这些苦能为人增加更多生活的勇气和力量。
       我住的是三人病房,除了医院外面有家工厂,白天有点吵之外,环境还算不错。进来的第一天,还有两个病床可以挑,我喜欢清静一点,便要了靠里边的60床,当时也没留意其余两床住的什么人,可是很快,就知道自己做了个错误的选择,因为59床有个“雷神”。
       所谓雷神者,睡觉打雷,惊天地、泣鬼神也。这是我对59床的病友清清的丈夫的尊称。本来嘛,人家的丈夫只是陪人,又不是病人,就是睡觉刮台风也不应该关我的事,可是雷神偏偏特别闲(据说是某建筑公司的老板,丢下所有生意特来陪伴爱妻,感人肺腑啊),几乎可以做到24小时守在清清的床边,这自然免不了留在病房里睡觉,而且雷神特能睡,据我观察,只要他的头挨到床,不到10秒,整个房间就会雷声大作,震耳欲聋。因此,每天中午12点半到下午4点,晚上10点半到早上8点,凡是雷神睡觉的时间,我和58床的芳芳就别指望能好好休息了。为此,我和芳芳都做过同一件事情:就是强烈要求换病房。可是当时的病房已经很紧张,而且不是所有病人都适合住一起的,我只能强迫自己一再忍耐。
       与雷神相伴的日子,老是头痛,心情也特别烦躁,有次家人来看我,遇上他在睡觉,觉得特吵,之后忍不住问他:“你知不知道自己睡觉打鼾打得很厉害?”雷神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有吗?反正我自己不知道,睡得可香咯,我老婆也是,要是听不到我打鼾才睡不着咧。”这夫妻俩真是绝配,我当初怎么就没留意到他们超分量的身形呢?都说胖子易打鼾,可是能打到这么响的非他莫属了。
       除了睡觉打雷,雷神好像还有些怪癖。一是喜欢躲在洗手间抽烟,这是芳芳最不能忍受的,每次随后进去都能闻到一股烟味,而我们这些病人是最闻不得二手烟的,搞不懂他为什么不能到病房外面抽。二是喜欢霸占洗手间,有次芳芳憋得不行,想上厕所,可是雷神霸着厕所半天不肯出来,直到清清去请他,才说自己在拉肚子,要拉完才能出来,气得芳芳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一个劲地投诉他,走廊外面有洗手间不去,一个大男人占着病人的专用洗手间,似乎有失道德了。三是喜欢关灯看电视,他和清清说这样看起来有情调。晕——我看他是以为自己住的总统套房,把我们都当透明了。有时晚上七八点,我和芳芳在吃饭或者看书,他一个高兴,啪的一声就把灯关了,两夫妻有滋有味地看电视,也不管我们在干什么,我有好几次都要摸黑吃饭,这住院住得真累人啊,相见好,同住难,绝对是个经典的真理。
       以后的日子,我总是盼星星盼月亮地盼清清能早点出院。有一次,医生总算同意清清出院了,说给她三天的观察期,只要三天内不出现状况,就可以走。我当时兴奋的心情绝对不亚于清清,想着只要再忍三天就天下太平了,情绪特别的好。可是没想到第三天晚上,清清果然就出现状况,也不知是老天故意的还是什么,总之,她就没能走成,而我的心情也一下跌到了谷底。
       和雷神相伴的日子,一直熬了有差不多20天,清清终于要出院了,他们离开的时候,我们都竭力强装平静的告别,人一走,才发现最高兴的那个人不是我,而是照顾芳芳的护工春姐。她几乎就是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地逢人就说:“今晚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今晚能睡觉了!”天——不知道春姐居然也给压抑成这样了。
       过了几天,59床又进了一个病号静文,她的丈夫碰巧也是一个胖子。我记得我们当时的神情都特别紧张,最后还是春姐试探性地问他:“同志,你晚上要在这里睡吗?”静文的丈夫答得很是爽快:“她情况很好,不需要守夜的,就是要也不应该是我啦,一个大男人的,多不方便。”我们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七八月份是实习生最多的季节,医生或护士每天来查房的时候,身后总会跟着一群学徒。实习医生是没有独立看诊配药的资格的,他们多数只能跟着主治医生收集一些临床的经验;但实习护士不同,大多数时候都需要实践。所以病人一旦看见“实习生”几个字,总会联想到技术生疏、经验不足等字眼,也会增加一些心理负担。
       有次,医院安排某实习护士来给我们打针,这实习生来的时间不长,之前只是辅助性地给病人量体温、发药,很明显,打针是第一次。虽然我们心里都有点紧张,可肌肉注射毕竟是个小case,就算是实习生也不应该有问题吧,为此,谁也不好拒绝。
       首当其冲的白老鼠是清清,这护士开始的操作还算麻利,灌针液、拔针头、涂药水,一切都机械性地进行着,可她下针的时候,还是紧张过头了,针头已经扎进PP一半了,居然又拔了出来,再扎了一次。我明显地听到清清很尖锐的叫声,“怎么回事,为什么给我扎两针啊?”然后就疼得流眼泪了。在场的人看得头皮都发麻。轮到我的时候,自然紧张得声音都发抖,我战战兢兢地对着实习护士说:“姑娘,你要是不行的话可不可以换人,我好怕。”但这护士还是面无表情,也不懂安慰病人,拿着针筒马上就要过来了,我只好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因为有了第一次失手的经历,她这次下手很重,几乎是狠狠地扎进去的,虽然没有扎两次,我还是感到撕心裂肺的痛楚。
       后来,还是陪同进来的值班护士跟我们说了声对不起,但打针还是成为了一种例行的痛苦。当然,这种痛苦有可能很轻微,也有可能很剧烈。很奇怪,明明是同样的针液,不同的护士施针痛苦的程度也会不同,有时候像蚂蚁咬一口,忍一忍就过去了;有时候辗转反侧,能痛上大半天。为此,每天猜测轮到哪个护士打针也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在医院,医生收红包已是一种惯例。之前偶尔也听过朋友说,大凡住院、生孩子、做手术的病人,都需要事前打点很多人,否则受罪的还是自己。我曾经还很不以为然,觉得这种风气叫人讨厌,还大大咧咧地想过:只要病人坚持不给红包,做医生的还敢把人怎么样!
       可是住院期间的一些经历,还是叫人感到有点寒心。那时候我需要每天打点滴抑制情况继续恶化,按常理,医生应在每天查房后确定当天的治疗方案,如果情况没有特别变化,一般这套治疗方案会持续好几天,直到我的情况完全好转。但是有两次,我却被莫名其妙地停针。第一次,由于不知道治疗方案的运作方式,以为是病情的需要,也就没有细问医生,直到情况真的变严重了,医生才继续给我开针;第二次,已经从其他病友或医生口中掌握了打针和停针的一些基本情况,再发生停针事件,明显感到不对劲,因为找不到主治医生,我便首先去问护士,被告知这是医生的决定,叫我找医生问,后来找到了值班的医生,估计当时这医生在不懂装懂,其实根本就没搞清楚情况,只是随便翻了几下我的病历,就说先观察几天看看。我对这样的解释非常不满意,可也无可奈何,连隔壁床同样症状的清清都说,她连续被施针十几天,从来就没有过停针观察的情况,为何我隔三岔五地被停止治疗。
       第二天,终于找着了主治医生,问她为何对我停止治疗,她居然一副很茫然的样子:“我没有说停啊,谁把针停掉了?”我指着昨天的那个值班医生说:“我昨天问她了,她说要停针观察。”主治医生于是问那个值班医生:“60床被停针了吗?为什么停了?”身后几个医生个个哑口无言,面面相觑,那个值班医生居然还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反问我:“怎么?你还有不舒服的症状吗?”我狂晕,这些医生天天来查房,都不知道查了些什么,我的情况根本日益严重,什么时候说过不需要治疗,就算是停止治疗,医生也应该事先和病人沟通好。
       结果,医生们含糊其辞的就过去了,还是继续给我开了治疗方案,但并没有就自己的行为进行明确的解释和检讨,她们还真当我是傻瓜呢。后来,我将这些不平遭遇告诉朋友,还是朋友提醒了我,她问我是不是没有给医生红包,还说很多病人几乎都是在入院的第一天就给医生红包的。我当时愣了愣,入院的时候情况紧急,又不知道医生的医术怎样,的确没有给红包,可是即使这样,身为医务人员也不会这么缺德吧。半信半疑之下,试探性地问了问其他的病友,晕——居然都给了红包,怪不得除了我,所有人都被照顾得妥妥帖帖的,原来在医生眼中,我是很不识时务的病人。
       后来,尽管非常地讨厌这种行为,可是我也不敢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便叫家人也准备了红包,但是这红包终究都没有送出去,不知道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很羞耻,可是作为病人或者家属,这种行为是绝对可以理解的,因为所有病人都希望得到医生尽全力的救治。而作为医生,也许并不缺这些钱,只是社会风气已经助长了一些人的贪念,有些事情,的确是叫人无可奈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