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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2000年的冬天，我带着简单的行李和500元美金走出了家门。去机场的路上，我的鼻子一直酸酸的。一上飞机我就哭了，对一个女人来说，孤身去另一个国家打工挣钱，要迈出这一步有多难！走出这一步我也是不得已。
       1997年，我和丈夫先后下岗了，我不得不想办法挣钱。为了养家、供儿子读书，我卖过菜、摆过地摊，也炒过股票、做过产品代理，可以说只要能挣钱，什么都干过。最累的时候，我同时做好几份工作，白天出去摆摊卖东西，晚上挨家挨户去推销代理的产品，回家时已是深夜了，有时连热乎饭都吃不上。
       但我从没喊过累。我是个很要强的人，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没认输过，这么多年，都是我在挣钱养活我们一家三口。我丈夫虽然有工作，可他每月的工资必须交给公公，一分也不能少，这是公公要求的。
       最令我寒心的还是丈夫的冷漠。这么多年来，他从没关心过我，我在外面多么苦、多么累，他都没有一句温暖的话；对他父亲的无理取闹，他假装不知道，即使我挨了打，他也不会说句公道话。我挣钱养家、我挨打受气好像都是应该的。
       后来，公公婆婆和我们分了家，我借了两万块钱给他们买的房子，这些钱，我拼命干了一年时间才还清。
       如果不是家庭没有温暖，我可能不会选择出国务工这条路，可当时对丈夫真的很失望，我只想找个挣钱多的地方走得远远的。
       开始我想去日本，可费用太高了，去不起，于是选择了韩国，费用是去日本的一半。我拿出多年的积蓄交了中介费，剩下的钱全都留给了丈夫，我对他说：“我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你在家里千万把孩子照顾好了，我会给你们寄钱回来的。”
       丈夫对我的走显得无动于衷，连一句挽留的话都没说。他和他父亲一样冷酷、自私，在他看来，只要我能给他挣钱回来，去哪儿、做什么都无所谓。
       那个冬天的早晨，当我走出家门时，感觉特别凄凉。儿子当时还在熟睡，他刚12岁，快要上初中了，我必须给他挣出今后十来年的学费，这就是我当时唯一的希望和动力。
       我是通过一家中介出去的，当时他们说把韩国的一切都给我们安排好了。可到了那儿我们才知道自己没有合法身份，是“黑户”。当时我最先想到的就是：我被骗了。脑子里冒出好多出国被骗的可怕镜头。但已经来不及了，既然来了就只能听天由命，走一步看一步了。
       接应的人把我们分别安排到不同的工厂打工，我去了一家制造手机零件的会社。那里的工作环境比我想像得要好很多，车间很宽敞，也很通风。最让我高兴的是那里有很多中国人，东北的、福建的、上海的……她们用汉语和我打招呼，听到自己熟悉的语言，我觉得不那么孤独，也不那么害怕了。
       很快，我就被安排在流水线上开始工作了。工作很简单，难不住我，难住我的是语言。我对韩语一窍不通，来之前也没学过，流水线上的组长和车间的段长都是韩国人，他们说什么我都听不懂，就是骂我，我也只能一脸木然地听着。所以，刚去的几个月，我很少说话，就是埋头干活。
       工作是很辛苦的，早晨八点准时上工，夜里两三点钟才能睡觉。会社管吃管住，吃的东西总离不开韩国泡菜，住的地方又经常停暖气、停热水，有时大冬天的也不得不洗凉水澡；睡的是硬邦邦的榻榻米，没有暖气时，几个女工挤在一起还会被冻醒。韩国的冬天比天津冷上好几倍，每当我裹着棉被睡不着时，就忍不住想天津、想家、想孩子，也想丈夫，眼泪经常会把枕头浸湿。
       想家的日子特别难熬，我每天都给家里打电话，用工厂的磁卡电话打跨国长途，只要一听到丈夫的声音我就开始流眼泪。我告诉他我在这边很苦，很想他们，他只是听着，嗯、啊地答应着，然后就是沉默，我希望听到的话一句也没听到，反倒是儿子，在电话里对我说：“妈妈你要注意身体，别累着。”我哭着答应说：“儿子你放心，妈妈没事。”我知道自己选择了一条难走的路，可为了孩子我也要坚持，既然出来了，不挣到钱我决不能回去。
       最盼的就是发工资的日子。我刚去半个月就到了发薪日，半个月的工资连同加班费我挣了将近50万韩币，按当时的汇率换算，那就是3000多元人民币啊。拿着那些钱，我别提多高兴了，第一时间把工资还有我带来的500美金全都寄回了家，自己一分都没留。
       发完工资就过年了，工人们都放假了，工厂里一下冷清下来。许多中国来的打工者也都各自找朋友过年去了，工厂里只剩下我和另外两个中国工人。
       三个女人不敢出去，因为没有合法身份，只能躲在工厂里包饺子、喝酒、唱歌，没有鞭炮和烟花，没有电视，我们互相祝“新年快乐”，脸上却流着眼泪。小刘是河北省人，才20多岁，刚结婚不久就来韩国了，她在电话里对丈夫哭得死去活来，惹得我们两个也抱着她放声大哭……
       那是我这辈子过得最惨的一个年。
       过了几个月后，我逐渐适应了韩国的生活，不像一开始想家想得那么厉害了。不久，发生了一件事，跟我们一起做工的一个中国工人上街时被警察抓到了，因为她也是非法入境，很快就被遣送回国了。这件事令我惶惶不安，好几天都提心吊胆的。
       因为担心被发现，在一位天津朋友的帮助下，我换了一份工作，在一个钓鱼场的厨房里做工。同样是管吃管住，每天也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前三个月工资是每月70万韩币，老板答应，只要做得好，三个月后就给我涨工资。
       钓鱼场老板的父母是一对和蔼可亲的老夫妇，他们对我特别好，尤其是那位老太太，把我当女儿一般对待，她每天都教我说韩语，教我韩国的礼仪和风俗习惯，教我做韩国菜。休息的时候，她也喜欢和我聊天，问我为什么要出国打工，家里还有什么人等等。我觉得她值得信任，就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她。我说，我出国就是为了“辛苦我一个，幸福全家人”，只要能为一家人改善生活、为儿子攒出上大学的费用，我就是受再多的苦也值得。
       老太太听了理解地点点头，又很感动，她觉得，我是一个女人，却像男人一样担起了全家人的担子，很了不起。她对我比以前更好了，从工作到生活，处处关照我。从她那里，我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一点我非常感激她。
       但我在钓鱼场只做了两个月就离开了，因为我觉得老太太“干涉”我太多了。
       那时，我依然每月按时往家寄钱，依然把每个月的工资一分不少地寄给丈夫，自己一分都不留。老太太不止一次地对我说：“金淑，不要把钱都寄回去，你自己留一些好不好？”
       我说：“我在这边管吃管住，又没什么花销，留钱也没用，还是都寄回去踏实。”
       她说：“这样对你不好，你也要为自己想想啊！你给家里少寄点儿好不好？”
       每次说这话时，老太太的语气都有些像是在请求我。当时我不觉得她是为我好，只是对她干涉我自己的事感到反感。我出国就是为了给家里挣钱的，有了钱当然都要寄回去，她不让我寄是什么意思啊？
       在韩国那些年，我心里想的都是丈夫和孩子，从来没想过我自己。我不逛街、不出去玩儿，也不买东西，几乎一分钱都不花。
       记得在韩国的时候，有个天津去的朋友曾经问我：“为什么你不留在家里让你丈夫出来打工？”他觉得，男人更应该扛起生活的担子，担当起照顾老婆和孩子的责任。对他的问话，我只有苦笑一声、叹息一声。
       说实话，我不怕苦，怕的是异乡的孤独和亲情的冷漠。如果我吃的苦能换来丈夫的一句温情话，能让他懂得爱护我这个妻子，我也心满意足了。可是没有。丈夫从没主动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每次我打电话回去，他都很漠然，我问一句他就答一句，没有多余的话，也从没主动叫孩子过来听电话，只有在我坚持的时候，他才不情愿地叫儿子来和我通话。儿子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冷淡，也许是年龄增长的缘故，对我少了许多小时候的亲昵。
       
       和家人的通话让我越来越失望，每次通话前的兴奋和期待，通话后就变成了沉默无言或者匆匆挂断。后来，我和丈夫打电话时说得最多的就是钱，好像除了钱就没别的可说了，他会像汇报似的告诉我最近花了多少钱、花在什么地方、为什么非花不可，可这些我根本就不在乎，也不想听。
       家人不能解我的乡愁，我只好借酒浇愁。在韩国我学会了喝酒，累了一天了，喝点儿酒，既能解乏，又能睡得着觉；不然，我就会失眠。
       我在韩国的第三份工作是在一家私营的灯具厂打工，那个老板很看重我，不单单因为我是厂里唯一的女工，还因为我是所有工人中做得最好的一个，各样工种我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几十斤重的模具我一个人就能拆卸。在这里，我的待遇好了一些，有一个单身宿舍，每月能挣100万韩币，但工作比以往都累。
       老板是个40多岁的韩国男人，他人很好，却不擅经营，工厂的管理很混乱。他发现我的能力很强，就渐渐地把工厂的很多事务交给我打理。虽然我是个工人，很多时候干的却是老板助理的活儿。
       可是，工厂还是在亏损，老板也开始拖欠工资，我能理解老板的难处，可我也有我的难处啊，拿不到工资，我怎么给家里寄钱？忍了几个月后，我终于和老板吵了一架，一气之下，我提着一瓶酒上了山。
       当时是凌晨，爬到山顶时天就亮了，天空正飘着雪花。我裹着棉大衣坐在山顶上，一口接一口喝着酒，想起自己离开家时，也是这样一个冬天的早晨……我忽然感到特委屈、特悲凉，捶着腿狠狠哭了一场。哭够了，迷迷糊糊地躺在地上竟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醒来时，身上已落满了一层雪。
       2004年春节，我回国探了一次亲。这还要感谢我的老板，他为我办了一张“登陆证”，有了它，我就暂时获得了在韩国的合法身份，在一年有效期内，可以自由出入韩国。拿到证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可以回家了。
       四年没有见到亲人了，我归心似箭，坐飞机都嫌慢，恨不得自己长出翅膀飞回去。
       丈夫去机场接的我，他看见我也很高兴，帮我提着箱子，打车带我回了家。一路上，我贪婪地看着窗外，天津的变化很大，很多地方变得我都认不出来了。好在家并没有变，还在原来的地方。我急不可待地爬上楼梯，打开房门，一踏进房间，我的心就凉了半截——记忆中干净整洁的家变得凌乱不堪，房间里堆满了东西，连站的地方都没有。我喊：“儿子，妈妈回来了！”应声出来一个比我还高的大小伙子，我简直不敢认了——四年前，他才到我肩膀那么高，脸上还充满稚气。
       儿子对我并没表现出特别的热情，他只是淡淡地说了句：“妈，回来了。”我的心又凉了一些。
       在家的日子更加让我失望，儿子和丈夫经常吵架，有一次，因为一点小事，儿子哗啦一声就把饭碗砸了。我想不到自己的家会变成这个样子，我记得当初临走时，对丈夫千叮咛万嘱咐的就是一定要把儿子照顾好，想不到儿子竟然也成了一个自私、冷漠的人，这让我有种深深的失败感。
       丈夫告诉我，家里只剩下一万元人民币了。我很吃惊，四年来，我打工挣了将近40万元人民币，一分不少全都寄给了他，怎么这么快就花没了？对我的质问，丈夫没说话，而是捧出了厚厚一摞记账单给我看。我说算了，我不看了，钱花了就花了吧，无所谓了。我实在没有心情再和他计较这些。
       一过完年，我就提前返回了韩国。我决定再做一年就不做了，如果我再不回家，儿子恐怕就要毁了。
       那一年，我比以往更加拼命地挣钱，白天在工厂里干着和男工人一样的活儿，晚上去回收站帮人家拧瓶子盖，拧得手指都起泡了，后半夜才能回去睡觉。这回，我没再寄钱回家，而是自己存了起来，我怕丈夫又乱花，到时什么钱也攒不下。
       2005年秋天，我终于结束打工生活，回家了。
       从回来那天起，丈夫就不断地追着我要钱，他说他在炒股，又说他要买这买那，我禁不住他软磨硬泡，还是把存折给了他，里面是我一年来挣的十几万块钱（人民币）。
       真的，给他存折时我根本没想过什么“你的”、“我的”，我觉得我们是一家人，我挣的钱就是全家人的，他即使再胡花，也要想想我这些年的辛苦吧？也要想想儿子的将来吧？人心都是肉长的，20年的夫妻，他总不会算计我吧？
       我错了，真的错了，大错特错。我以为丈夫和我一样，在乎这个家，在乎20年的夫妻情分，所以对他毫不设防。然而有一天，吃过午饭后，丈夫若无其事地穿上衣服走了，再也没回来。
       当我意识到有事发生时，家里的存折、现金、房本和户口本全都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