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性民间文化普查启动前，我们在为一件事而焦灼。即要找一个古村落进行采样考察，然后编制一本标准化的普查手册。如此超大规模、千头万绪的举动，没有严格的规范就会陷入杂乱无章。但采样选址何处，众口纷纭，无法决断。
突如其来一个电话，让我们决定奔往晋中榆次。来电话的是榆次的书记耿彦波。他由于晴雯补裘般地修复了两个晋商大院——王家大院和常家庄园而为世人所知。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在榆次西北的山坳里发现一座古村落，原汁原味原生态，他说走进那村子好像一不留神掉人时光隧道，进了历史。他还说，他刚从那村子出来，一时情不可遏，便在车上打手机给我。我感觉他的声音冒着兴奋的光。
我们很快组成一个考察小组。包括民俗学家、辽大教授乌丙安，民间文化学者向云驹，中央美院教授乔晓光，山东工艺美院教授潘鲁生，民居摄影家李玉祥，民俗摄像师樊字和谭博等七八个人。这几位不仅是当代一流的民间文化的学者，还是田野调查的高手。我们的目的很明确，以榆次这个古村落为对象进行考察，做普查提纲。由于这次普查要采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欧美崛起的新学科“视觉人类学”的理念与方法，来加强我们这次对民间文化的“全记录”，故而这个普查提纲既有文字方面的，还有摄影和摄像方面的。
2002年10月30日我们由各自所在城市前往榆次，当日齐集。转日即乘车奔赴这个名叫后沟村的山村开始工作。
是日，天公作美，日丽风和。车子驶入黄土高原深深的沟壑时，强光晒在完全没有植被的黄土上，如同满眼金子。
农耕的桃源
沿着一条顺由山脚曲曲弯弯流淌下来浅浅而清澈的河水，车子晃晃悠悠地溯源而上。依我的经验，古村落大都保存在权力达不到的地方，比如省界或几省交界的地区。谁料车子离开榆次仅仅二十二公里的地方就停下来。跳下车便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世外的天地，一个悄然无声的世界，一个顶天立地的大氧吧，喘气那么舒服。身在这个天地里，忽然觉得挤眉弄眼、诡计多端的现代社会与我相隔千里。
路左一道石桥，过桥即是山村。路右数丈高的土台上，居高临下并排着一大一小两座寺庙，像两件古董摆在那里。小庙是关帝庙，已然残垣断壁，瓦顶生草，庙内无像；大庙为观音堂，建筑形制很特殊，几座殿堂给一座高墙围着，墙上有齿状的垛，宛如一座四四方方的小城；只有左右一对钟鼓二楼的高顶和一株古树浓密的树冠超越围墙，挺拔其上，极是诱人。
大致一看，便能看出这两座庙宇占位颇佳。它们守住村口，即进出山村的必经之处，并与山村遥遥相对。待登到观音堂前的土台上朝北一望，整座山村像一轴画垂在眼前。庙门正对山村。无疑，几乎山村处处都可以遥拜庙中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有求必应的观世音。当年建庙选址的用心之苦，可以想见。
然而乌丙安教授却从整座山村的布局解读出八卦的内涵。古村落与当今城市社区最大的不同，是对风水的讲究。古人择地而居，今人争地盖楼。贝聿铭认为风水的本质是“气”，气尚畅而不能阻。我以为风水的真谛是中国人在居住上所追求的与大自然的和谐，即天人合一。对于后沟村来说，首先是这村口，一左一右两座土山(所谓青龙与白虎)围拢上来，形似围抱，身居其中，自会觉得稳妥与安全。而且此处不单避风，避寒，明媚的阳光正好暖洋洋地卧在其中。至于，在这村里阳光是什么感觉，进了村便会奇妙地感受到。
走进观音堂，获益不浅。尽管观音堂内的神像全佚，但幸存在檐板和梁架上彩绘的龙，使我认定此庙由来的深远。我与乔晓光和潘鲁生二位教授讨论这些彩绘的年代。大殿的外檐镶着八块檐板，每板画一龙；或升腾，或盘旋，或游走，或回转，姿态各异；从龙的造型上看，威猛而华贵，我以为年代应在乾隆；虽然历经三百岁，上边的石青石绿和沥粉贴金依然绚烂夺目；而画在殿内梁架上的龙，只用黑墨、铅粉和朱砂三色，却沉静大气，古朴无华；龙的形态雄健而凝重，气势浑然，深具明代气象。
我们在观音堂各处发现的五块石碑，为我的推断做了佐证。其中一块为明代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重修观音堂的碑记，碑文上说此庙“年代替远，不知深浅”。看来，早在四个世纪前这座观音堂就是一座古庙了。虽然我们还没有进入后沟村，却已对它心生敬畏。
我向同来的榆次区委书记耿彦波提出三个要求。一是请省文物局对观音堂主殿建筑的彩绘年代进行认定。二是将这五通碑的碑文拓印下来，交由与我同来的天大文学艺术研究院的助手进行考释。三是对庙院内古柏的年龄做出鉴定。
古村落大多没有村史，在县志上往往连村名也找不到。但由于民间历来有“建村先建庙”一说，庙史往往是村史的见证。而庙中植树大多与建庙同时，古庙常与古树同龄。从这古木一圈圈密密的年轮里是否可以找出庙宇的生日?
带着如此美丽而悠远的猜想，我们过桥跨进这来历非凡的山村。
榆次的后沟村有三个。一在沛森，一在北田。这个后沟村属于东赵乡。全村男女老少只有二百五十一人，七十五户人家，高低错落地散布在黄土高坡上。晋中的高原历时太久，由于水文作用，早已沟壑纵横，山体多是支离破碎。村民的居所都是依山而建的窑洞，不论是靠崖式、下沉式，还是独立式，房门不一定朝南，门上边高高的墙壁上却有一个方洞，里边放一尊小小的石狮，用以驱鬼辟邪。一人大门正对的地方则是嵌入墙内砖雕的神龛，有的神龛朴素单纯，有的神龛精工细致，宛如华屋。且不论繁简粗细，天地神都端坐其中。龛上的对联写着“地载山川水，天照日月星”，横批写着“天高地厚”。院内正房的墙壁上通常还嵌着土地爷的神龛，其中一副对联又美又通俗，上联是“土中生白玉”，下联是“地里出黄金”。横批是“人勤地丰”。看到这些对联，便可以掂量出黄土在人们心中的分量，以及人与大自然的关系，那便是由衷的虔敬，崇拜，生命攸关，感恩戴德，还有无上的亲切。
后沟村用于耕作的土地都在山顶的高原上。世代的先人将一样样的种子搅拌着汗水放在那里培植，给今天的后沟村民留下了四十多种五谷杂粮。令村民为之骄傲的是本村盛产的梨子。历史上最高产量曾达到百万斤。村人皆知大清乾隆时本村的梨作为贡品运抵京都，进了万岁爷的龙嘴。
山上蜿蜒曲折的鸡肠小道连接着高高低低的人家，都是用脚踩出来的土路。其中一条主干道，由山脚直通山顶。每到秋后，山顶收获的粮谷蔬果便装上小骡子拉的二马车，由这干道运载下来。这条道是用碎石铺成的，坚实有力，可以承载村民们年年巨大的喜悦和千吨万吨的果实。每逢此时，这碎石道上要铺上黄土，垫上树枝和干草，最怕筐子里的梨子被颠破。后沟村的梨子水多而甜，皮薄且嫩。一车车的黄梨绿菜，红枣白瓜，从山顶运下来后，一半人尸人仓，一半拉到西洛、什贴和东赵的集上去卖。直到今天集上交易的方式常常还是以物易物。
村民说，以物易物，相互看得见，不用算计，实实在在，最公平。
此刻已人深秋，但家家户户的院里还堆放着黄澄澄的玉米。有的人家将玉米码成一垛垛，像金库里的黄金。挂在墙上一串串鲜红的辣椒，椒尖东卷西翘，好似熊熊的火苗。它们依然带着两三个月前收获时节的眉开眼笑与生活的激情。但村民的生活已经进入农闲。二十四节气不仅仅指导农耕生产，也调换人的心境。一种富足和休闲的气氛弥漫这古老的山村。现代社会城中的休闲间断性地一周两日，农耕的休闲从秋叶满地一直到转年的大雁南来。
一条汉子倚在一架手摇的鼓风机上读报；几个孩子聚在一块平台上玩“跌面面”；一个小女孩穿着名唤“外刹孩”的鞋子在一旁独自踢毽儿；还有四五个老人一排靠墙蹲着，晒太阳，抽烟，发怔，相互并不说话。他们几乎整整一生厮守一起，话已说尽，为什么还要坐在一起，一种生命所需求的依靠么?
阳光照亮他们雪白的胡子，晒暖了每一面朝南的墙壁。一只蜻蜓落在墙上，吸收着太阳从遥不可及的地方送来的暖意，那种玻璃纸一般的双翅和抹在泥墙中细碎的麦秸皮闪闪发光。外边阳光的暖意已经十分稀薄。但是当阳光穿窗人洞，竟在窑洞里集聚得温暖如春。两位妇女盘腿坐在床上，用杂色的碎布块缝虎枕。我知道三晋各地的布老虎加起来至少有八百种。我还一直想去布老虎之乡长治地区做一次“寻虎行”呢。后沟村的虎枕，可以当枕头使用，放在炕上又是一件艺术晶；当然，老虎还是阳刚的象征并具驱邪之意。枕头一端是虎面，猪棕做的粗硬的虎须，白布缝的尖尖的虎牙，朱砂色的线绣成的云形的虎眉。虎的表情既威严又滑稽。枕头的另一端是翘起来的虎尾，尾巴末端还挂着用彩色棉线扎成的一绺彩穗，更显得趣味横生。在中国的民间，对于畏惧的事物，往往不是排斥或仇视，相反要与之亲近。人们恐惧洪水，反要舞龙；人们厌鼠，却把老鼠的婚事印在画上；人们怕虎，竟将虎帽虎鞋穿戴在孩儿身上。这样一来，人们不是与自己畏惧的事物美好地，融为一体了么?每每看到这种表现，不能不被民间的包容性、亲和力及其博大的情怀而感动。
后沟村有动物，但人们从不打猎。老天也爱此地，故而有蛇却无毒蛇。村民们不尚吃野味，只吃喂养的家禽与家畜，以及粮食蔬菜和瓜果梨桃。男人用土烧制砂锅，女人用荆条编制箩筐。烧火是山中的荆条柴草，不去砍木伐树。用水古时取自龙门河，现在来自深井。后沟村最令人惊异的是家家户户的下水全部使用暗道。各户的分道通向总道，在大山里穿来穿去，然后下泄河中。为了防止雨水冲毁山道或积水淹垮山体，引发塌方，故而山村处处都有疏导雨水的明渠。最高的排水沟竟在山顶上。明渠的水汇人暗道，兼亦利用雨水冲洗暗道，排除淤塞。如此聪明的、巨型的排水工程缘自何人?现在的后沟村人已经无人能说清楚。口头的记忆就是如此脆弱。甚至连山村最高处那个位于艮门的神秘的空宅——吊桥院的主人姓甚名谁，也已经化为一团迷雾了。
然而，这个排水系统，令我对后沟村的历史文明心怀崇敬。说到系统，还不止于此。整个山村的生活都是独立的，齐全的，配套的，自成系统的。
它有磨房和油坊。至今还可以看到一个堆着一些空空的大缸的醋坊遗址。村里有铁匠和木匠，开窑造屋人人都会。至于纺线、织布、裁衣，乃是全村妇女们的擅长。女人们还会用刺绣、剪纸和面塑让生活有声有色。山西人制作面食花样翻新的本领可以进入吉尼斯，后沟村的女人能用五谷杂粮煎炒蒸炸煮烙烤，做出六十多种主食来，兼能制做酒枣、干萝卜、灌肠、腌酸菜等等五花八门的小菜小吃。山村半腰的地方有个小小的广场。广场一边是菩萨殿，菩萨毁于“文革”，栋梁上的彩绘依稀可见；另一边是古戏台，前棚后屋，形制优美，保存尚属完好。据观音堂所存重修乐亭(即戏台)的石碑上说，重修戏台是咸丰七年(公元1858年)。这次重修距初建戏台“百有余岁”。按此计算，戏台始建应在乾隆中期。此外，我在戏台后屋发现墙壁上有许多墨笔字，细看原来是榆次市秧歌剧团在1958年9月10日至13日夜场演出的剧目。可见，至少二百年来，戏台前的广场一直是这小小山村的精神乐园。每逢庙会、社火和节日里还有种种自编自演和自娱的活动呢。从物质到精神他们都是有滋有味和自给自足的。这才是农耕文明一个罕见和地道的村落典范!一定是老天为我们抢救民间文化的苦心所动，才在这最关键时刻，把一个完整又完美的农耕村落的标本馈赠给我们。而同时我已预感到这个极具个性、气息非凡的小村落的深层一定蕴藏着更丰
富和独特的文化信息。我一边思谋下一步该如何做，一边登上高原。此时，日头西斜，侧光人村，半明半暗，景象更加立体。然而山谷空气之清澄，令我惊异。每一口空气吸人肺，鄙像气化了的清泉，把肺叶凉爽地洗一遍。低头看到一村民蹲在下边一块突兀的山丘的顶上吃面条，人在这地方很是危险，看来他却早已习惯了。而且边吃边与更下边的另一位村民聊天。那村民坐在自家院中的磨盘上。
这下边吃面条的村民与我距离十来丈，他与更下边另一村民又距离十来丈。但所有说话的声音都像在我的耳边，清晰至极。他们平常就这么聊天吗?
据同来的一位东赵乡的人说，有时两人说话，全村都能听见。
我忽然悟到，所谓桃源，既非镜花水月，亦非野鹤闲云。原来——互不设防，才是桃源的真意。
陶渊明所写是他心中的桃源。我所写是我眼见的桃源。
不信，你可去看。但行动要快，倘若去晚，说不定已经被现代化的巨口吞掉了。第一部民俗志
初步考察过后，采样小组成员全都兴奋难抑。工作成果在摄影家李玉祥那里立竿见影。他用随身携带的手提电脑，将所拍摄的影像一一展示出来。更加证实后沟村具有典范的意义。他几乎将这个古村落所有重要的视觉信息尽收囊中。由于我们进村后各自行动，他还拍到不少我没有见到的珍罕的细节，显示了这位涉足过数千个古村落的摄影大家非凡的功力——镜头的发现力、捕捉力和表现力；以及在横向行动中纵向观察的深度。
我对他说：你下边的工作是编写“后沟村民俗调查摄影记录范本”了。
摄像师樊宇提出，他今天遇到村中一家正在办葬事。他决定住进后沟村拍摄该村丧葬民俗的全过程，然后抽样进行人户的民俗调查。
我知道樊宇是具有献身精神的摄像师。他锐利的眼睛已经看到后沟村在人类学和民俗学中的价值。他不会放弃或漏掉任何机会。摄像与摄影的生命就是抓住稍纵即逝的影像。
另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是对后沟村的民间文化进行文字性的全方位和深入其中的普查。我将这—工作交给榆次区的文联与民协。他们是有普查经验的。我将乌丙安教授编写的《村落民俗普查提纲》交给他们，内分生态、农耕、工匠、交易、交通、服饰、信贷、饮食、居住、家族、村社、岁时、诞生、成年、结婚、拜寿、丧葬、信仰、医药、游艺，凡二十类，二百七十个题目，有的一题多问。请他们据此并结合当地情况，另行计划与设题。
随后，我们又赶往祁县赵镇修善村和丰固村考察民间窗花。这两个村庄的百姓都是心灵手巧，多才多艺。凭一把裁布的剪子，一张红纸，人人能剪出满窗的鸟语花香。我们想从中找到一位传承有序的剪纸艺人，来做民间美术及其艺人的普查范本。
从山西返回北京不久，传真机的嗒嗒声中，就冒出榆次文联传来的《后沟村农耕村落民俗文化普查报告》。榆次文联在接受我们的工作安排后，很快组成以张月军为首的普查小组进驻后沟村。并制定三种工作方式：一、对所有七十岁以上老人做调查；二、采用座谈、随机、抽样方式对全村村民做调查；三、对周围村落采用问卷和走访相结合的方式调查。同时将我交给他们的普查提纲，依据当地情况，或减或增，重新列出十六类，一百五十个问题，一问一题。这些题目是在考察之中不断提出和完善的。切实、准确、细微、针对性强，而且周全。这个普查小组颇具专业水准。这便使这份普查报告具有形成范本的可靠基础。虽然我们亲临过后沟村，但读了这份报告后才算真正触摸到后沟村的文化。
从中，我们详尽和确切地获知该村所有的物产，人们采用怎样的耕作方式和传统技术，制肥与冬藏的诀窍，节气与农事的特殊关系，与外界沟通和交易的方式，信贷与契约的法则，一日三餐的习惯，治病的秘方与长寿的秘诀，节日中苛刻的习俗与禁忌，蒸煮煎烤炸腌的各种名目的食品与风味小吃，居住的规范与造屋的仪式，生老病死、红白喜事的习俗与程序，分家的原则与坟地的讲究，各种花鸟动物图案的寓意，村民们崇爱的剧目，信仰的世界和对象……仅仅数十户人家的山村，竟有如此深厚的文化。而正是这深切而密集的文化，规范、约定、吸引与凝聚着后沟村中这小小的族群中的精气，使之生息繁衍于荒僻的山坳间长长数百年。
此后不多日子，榆次文联又寄来厚厚一本打印的集子。是他们进一步收集到的后沟村大量的谚语、歌谣、故事与传说。其中谚语中“短不过十月，长不过五月”、“人吃土一辈，土吃人一回”、“只有上不去的天，没有过不去的山”、“不怕官，只怕管”等等，都是在这次普查中新搜集到的。多少智慧、经验、感慨、磨砺以及自由的向往与山川般阔大的胸怀，尽在其间。民歌民谣是集体创作的，它反映一种集体性格。我还很欣赏歌谣中的一首《土歌》：
犁出阴土，冻成酥土，
晒成阳土，耙成绒土，
施上肥土，种在墒土，
锄成暗土，养成油土。
这首民谣对土的爱，之深沉，之真切，之优美，真是可比《
诗经》。村民们都是土的艺术家。他们真能把土地制造成丝绸和天鹅绒!还有那些关于喜鹊、石鸡、斑鸠、红嘴鸦等等充满人性的美丽传说，叫我们体味到这些从不猎杀动物的村民的品格与天性。比我们自以为科学万能而肆虐大自然的现代人文明得多了。
在我将这些资料编人《普查手册》时，感觉到全国性的民间文化普查启动之前，已经有了一宗丰厚又宝贵的收获。当然，后沟村也有收获。如今已经拥有全国一流的专家为他们编写的第一部村落的风俗志了。
观音堂考古
一切工作都做得有条不紊。没有急功近利，一如农耕时代的生活。再加上学术上必需的严格与逻辑。
从中我发现，观音堂是解读没有文字记载的后沟村史的关键。
耿彦波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我拜托他的三件事，即拓印观音堂中五通碑的碑文，还有对大殿建筑彩绘和院内古柏年代的鉴定。在历史上后 沟村有许多庙宇，除了观音堂之外，村民们都知道“东有文昌庙，西有关帝庙，南有魁星庙，北有真武庙”这句话。但保存至今的只有关帝庙；庙中具有史证价值的，也只有一块嵌在院墙上的村民们捐银修庙的石碑，年款为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故而，观音堂中种种史料便如一堆宝藏，其中一定埋藏着可以打开后沟村历史的钥匙。
首先是散落在院中和嵌在墙上的五通碑。分别为：
《重修观音堂碑记》(66X49em)
《重修碑记》(143X70em)
《新建左右耳殿并金妆庙宇碑记》(143X66em)
《修路碑记》(128X73em)
《重修乐亭碑记》(189X76em)
其中前三块都是记载重修与扩建观音堂的石碑。经考证，将这三块碑的年代先后排列如下：
最早一块应是《重修观音堂碑记》。时在明代天启六年(1626年)。碑石很小，嵌墙碑，嵌在西殿南墙上，碑面无花纹图案，字体粗糙，排行草率，其貌原始。碑文说“榆次之东北有乡……建古刹一座……颓墙残壁”。可见那时观音堂只是一座简朴的村庙。明代天启年间的重修只是填裂补缺，没有大的改观。这在下面一块碑的碑文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第二块碑是《重修碑记》。年款已然漫漶不清，无法辨认。但是从碑文可以认定它是明代天启之后的一次再修。碑上描述观音堂时说“顾其庙规模，狭隘朴陋，无华欲焉”，表明明代天启那次重修之简单有限。但这一次大兴土木，故而碑文中对这次重修后的景象十分得意地记上一笔“今而后壮丽可观，焕然维新”。这次重修的成果在第三块碑上也得到了证实。
第三块碑是《新建左右耳殿并金妆庙宇碑记》。时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这是第三次重修。碑文中说，在这次动工之前，经过第二次重修的观音堂已经是“正殿巍峨，两廊深邃”，“自足称一邑之巨观焉”。乾隆年问的重修完全是锦上添花，但规模宏大，不仅扩建耳殿，还对大殿木结构的外檐进行改造，施用昂贵的贴金彩绘。山西省文物局古建专家柴师泽从檐板龙纹的形制也认定是乾隆时期的作品。单看这块《新建左右耳殿并金妆庙宇碑记》的碑石就很讲究。碑体高大，碑石柔细，刻工精美，边饰为牡丹富贵，碑额上居然雕刻“皇帝万岁”四字，显示该村一时的显赫与殷富。
再看另两通碑就会更加清楚：
《修路碑记》记载着后沟村当年修筑村外道路的事迹。施工时，退宅让路，切崖开道，亦是不小的工程。修路是一个地方兴盛之表现与必需。这块碑也佚却纪年。所幸的是碑石上署着书写碑文和主持造碑的人的姓名。即“阔头村生员郭峻谨书，本村住持道士马合铮”。而前边那块乾隆四十一年的《新建左右耳殿并金妆庙宇碑记》也是“生员郭峻谨书写，道士马合铮监制”。由此可以推定，后沟村史上这次重要的筑路工程无疑是在乾隆年间了。
另一块《重修乐亭碑记》在前边已经说过，建造戏台的时间同样是在乾隆时期，几乎与扩建观音堂和修筑村路同时。此时，正是晋中一带大兴营造之风，晋商们竞相制造那种广宇连天、繁华似锦的豪宅。在榆次，车辋常氏的家业如日中天，浩荡又精典的常家庄园就是此时冒出来的。而后沟村既逢天时，又得地利。由是而今，虽然事隔三百年，人们犹然记得年产百万斤贡梨的历史辉煌。它的黄金岁月正是在乾隆盛世。由此我们便一下子摸到后沟村历史的命脉。
关于后沟村建村的时间，却有些扑朔迷离。历史的起点总是像大江的源头那样，烟云弥漫，朦胧不明。现有依据三个，但没有一个能够作为答案：
一是人们在明代天启六年重修观音堂时，已经称之为“古刹”。古刹“古”在哪朝哪代，毫无记载。碑文上只说“年代替远，不知深浅”。正像李白在一千多年前就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可是古蜀到底在何时?
二是榆次林业局对观音堂院内的古柏采用长生锥办法提取木质，又在室内以切片铲光分析年轮，最后推算出古柏的年龄为五百八十年，即明初永乐二十年(1422年)。这么一算，后沟村至少建于明初，但这棵古柏是观音堂最古老的树吗?观音堂是后沟村最古老的寺庙吗?还是无法推算出建村的年代。
三是后沟村中张姓为大姓，一位被调查的村民张丕谦称他的家族世居这里已有三十代。并说原有家谱一册，但在前些年不知不觉中丢失了。如果属实，应该超过六百年。可是这三十代究竟是一个切确的数字，还只是一种“太久太久”的概念?
当然，从以上三个依据，至少可以说元末明初已有此村。但什么原因使最初建村的那些先人远远而来，钻进了这高原深深的野性的皱褶里?
学者们有一种观点。认为与明初移民建村有关，当地民间就有“洪洞大槐树”之说。明初奖励垦荒，凡洪武二十七年后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但有学者认为，洪武移民多往安徽。《
明史》和《明实录》中均没有移民山西的记载。
有的学者认为后沟村建村应在元朝。蒙古进入中原，杀戮汉族十分凶烈，迫使汉族民众逃亡，隐居山林。山西正是“重灾区”。
我支持这种观点的依据是，后沟村是复姓村。张姓四十七户，范姓十五户，侯姓四户，贾姓、刘姓、韩姓等各三户。无论多少，全是聚姓而居，至今亦是如此。这很像宋代逃避到南方的客家人。在异乡异地，聚姓(族)而居是凝聚力量、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
可是单凭这个依据又显得脆弱无力。
在山顶的一座宅院引起人们的兴趣。这宅
院前有一座吊桥。吊桥是戒备设施。然而后沟村从来是和睦相处，自古就是“零案件”，吊桥用来防谁?此宅早巳荒芜，院内野草如狂；吊桥空废更久，桥板一如老马的牙齿，七零八落。去问村人，无人能说。于是一个古老又遥远的隐居村的想象出现在人们的脑袋里。
可是，如果真的是那种恐惧心理伴随着这个村落悄悄的出现，待到了明代就应该改换一种情境。后沟村各处的庙宇早已是晨钟暮鼓，声闻山外。许多寺观庙宇皆荡然不存，为什么这个吊桥反而越过六七百年一直保存到今天?
然而，历史的空白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是它迷人的一部分。正像玛雅文明与三星堆那样。我们愈是向它寻求答案，愈会发现它魅力无穷。
尽管大家做这些事没有任何报酬，但谁也没有推卸自己分担的责任。一个月后，纷纷将各自完成的那部分内容寄给我。榆次文联普查小组、李玉祥和樊宇分别将关于文字、摄影和摄像的普查范本寄给我。按照要求，他们还各自设计一份普查表格，供普查使用。从专业的角度看，这些田野的杰作无须加工，已是高水准的范本了。在十月底初次考察后沟村之后，樊宇又跑去过两次，一次为了补充调查民俗，一次专事记录婚俗。我欣赏他的敬业精神近于一种奉献。他每次人村拍摄，不去打扰村民，就住在空荡荡的观音堂的大殿里。此时，天已入冬，他便在房子中央生个小炉子。更实用的保暖的办法是多带一些羽绒的防寒服和毛线袜。不要以为我们抢救民间文化一呼百应，有千军万马。真正在第一线拚命的只是这不多的一些傻子。
春节前我将《普查手册》的全部稿件交付出版社。大年三十之夜的子午交时，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樊宇。他没有在家里过年，居然又跑到山西榆次东赵乡后沟村去了。他正把摄像机架在冰雪包裹的滑溜溜的山头上，拍摄那里的年俗。他知道只有将年俗记录下来，才算完成这个古村落的“全记录”。我拿着话筒，感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话筒里听着他在喊：“山里放炮响极了!”我还是不知说什么，忽然电话断了，心想肯定是山里通话的信号不佳。待我渐渐想好该说的话，一遍遍把电话打过去，听到的却总是接线员的“无法接通”事后我读到樊字写的一本《影像田野调查》才知道，那时陪他上山的村民滑倒在山坡上，险些落人漆黑的山谷。读到这里，我心中涌起一种骄傲又悲壮的感觉。我为我的伙伴们骄傲。因为在这个物欲如狂的时代，他们在为一种精神行动，也为一种思想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