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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牛汉
       撰文：何启治 李晋西
       在国民党《正义报》的房间里宣誓参加共产党
       六月初，我们从西乡县坐汽车到安康，又由安康坐船到白河。有同学乔增锐接我，用化名证书在河南、湖北交界的白河住一夜。此时，国共在宣化店已开打（此处离白河三百里）。在白河我们被国民党江边码头派出所盘查后放行。然后到老河口。这里满城都是国民党军队。
       从老河口坐汽车到新野，在乔增锐家住了几天，又到城外的河里洗澡。我和吴平就像度蜜月似的过了几天很痛快的日子。
       然后我们到南阳，住南阳一中一个晚上。接待我们的是南京中央大学毕业的学生。然后坐车到许昌。再由许昌坐火车到郑州。我后来见到台湾诗人痖弦，谈及这段往事。他说他当时正在南阳一中读书，说起来很激动。
       过郑州时，《郑州日报》编辑、诗人赵青勃接待我们（诗人苏金伞安排的）。在《郑州日报》登了史成汉、吴海华（吴平）新婚启事。
       我们在1946年6月辗转到达开封。听说一起办过刊物《流火》的寿孝鹤家在这里，我们就到他家住了。不久，郗潭封来看我。抗战胜利后，复旦复校，他们回了上海。他收到我从狱中写的信，以为我还在汉中监牢里，从重庆到城固，特去探望。见不着，遂到开封来看我。我们同住在《正义报》一个大房间里：他住在一角，我和吴平住相对的另一角。他很理性地谈他对我诗创作的认识。他的诗写得精细。在重庆他和阿垅、绿原、路翎也有来往。阿垅是胡风一群人中最值得我敬重的人。潭封经常跟阿垅谈诗。他说我的诗从上中学到在城固上大学，都是比较空浮的理想主义，需要到更艰苦的地方，锤炼自己的一生，要经历和国民党的面对面的斗争，需要扎扎实实地，经过肉搏、流血，受到巨创，再坚毅地活过来。要好好反省、检查自己，不要狂躁、梦幻、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要沉稳、宁静、理智一些，通过这样的人生体验，写真实的诗，而不是空泛的诗。阿垅的诗就是这样。我们在开封像亲兄弟似的过了一段日子。
       通过西大同学李丹（李树云）见到地下党朱晦生（1926年入党，当时在国民党某副军长那里当机要秘书，文化程度低）。李丹是西北大学中文系学生，她知道我曾经是中共党员，她本人不是，但认识朱晦生。解放前夕朱晦生的警卫员和他老婆私下好，告发了朱晦生，朱晦生被枪杀。
       开封有宋王朝遗址。在一个茶社我向朱晦生讲述了自己的历史，说1938年冬曾入过党。他让我先重新入党，1938年入党的事以后再解决。1946年7月中旬，我和吴平在国民党《正义报》的房间里宣誓入党。苏金伞早已安排，我和吴平都在副刊，我任副刊主编。我是重新入党，没有候补期。我和朱晦生单线联系。我在中共地下汴郑工作委员会任学运组长。领导人是吴宪（解放后杭州第一任市委书记），没见面。宣誓时还有孔浩然（汴郑工委书记刘鸿文之妻），由她监誓。为了掩护便于工作，不久我介绍刘鸿文在开封当中学老师。后来我介绍寿孝鹤入党（他在《中国时报》社资料室当主任）。姚雪垠当时也想通过我恢复党的关系……我编《中国》时他是编委。1950年我在北京见到过刘鸿文，时任省委统战部部长，开封市市长。“文革”时任河南省委副书记。
       我和苏金伞（当时任黄河水利专科学校体育教员）三几天见一面。我们在开封宁静的小巷里边走边谈诗。他走路的姿态略有些倾斜晃动。一脚深，一脚浅，边走还边唱着河南小曲。他的湿润而温厚的眼神，爽朗而憨直的微笑，总带有几分童真。他长我十七岁，只比我父亲小三岁，但他一直把我叫“亲兄弟”。他住在学校旁边，很安静的小院子（平房）。我常到他家吃面条。他妻子的面条做得好，特别有劲儿，每次我都要吃两大碗。
       我和苏金伞的相识，是在1943年下半年，由青年诗人林汀介绍我和苏金伞通信的。当时我刚上大学，他在迁到伏牛山区的河南大学教体育。1944年冬，我们在西安首次相会，还一同去见了郑伯奇。
       1946年夏，为了避免伤亡，张焕彩和复旦大学的一些学生从宣化店突围出来，要转入华北解放区。我通过救济总署的张振亚把他们转移到解放区，给他们一些钱。救济总署也常送救济品到解放区。他们一路上化装成生意人。
       我到1947年夏天才离开开封。这期间梦游症严重，晚上老是叫喊。被打成外伤，颅内出血没检查，更没治疗。
       在《正义报》待的时间不长。
       晚到二十分钟我就没命了
       1946年9月至12月，我由党组织派到嵩县伏牛山区从事机密工作，险遭杀害。当时解放军正准备南下。我的工作任务是调查那个山区当地国民党武装力量的分布情况，还包括土匪的情况。
       我们离开开封，先坐牛车到嵩县，在宜阳县拜谒了李贺故里。还路过二陈故里。洛阳附近一带满目凄凉。这些经历对我有影响，心想将来一定要振兴李贺故里。
       到嵩县住朋友家，雇骡子到潭头镇。原有地下党员何燕凌在搞情报，我接他的班，他已回华北解放区。潭头镇“七七”中学的校长柴化周是北大学生出身，进步青年，其父是伏牛山有权有势的土匪头子柴老六。我送柴化周几部书——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的书。我在“七七”中学教语文，吴海华教英语。我通过柴化周他们把国民党部队的番号、人数、装备等情报都向组织上汇报了。
       在寂静的深山的一间茅屋里，我写了首讽刺蒋介石的长诗，语言非常尖刻，寄给在上海编《希望》的胡风，没有得到回信，后来知道《希望》已经无法编辑印行。那时我以为，身在炼狱，诗就是反叛的匕首和旗帜。
       当局终于知道我们是共产党派来的人，我和吴海华（吴平）只好雇了头驴子出逃。
       我和吴平走出20多里，就被国民党部队拦截抓住，捆了。他们要在嵩县下一个镇枪毙我。（潭头镇离嵩县70里）有人告诉了柴化周。他立即骑马赶来救我。一彪人马卷起一股烟尘直扑到我们跟前。只见柴化周翻身下马，半跪在我跟前，大声说：我总算在死神之前赶到了。国民党军队见柴化周来解救，便放了我。后来柴化周对我说，晚到二十分钟我就没命了。死里逃生。我们随即到他家大吃了一顿，然后由他派人送我们到嵩县。（1947年洛阳解放后，柴化周为首任副市长）
       寒冷的1946年冬，我和怀孕的吴平住在开封一条小巷临街的没有窗户的小屋里。在阴暗而有霉味的空气里，我写了长诗《血的流域》，记录下那时艰难而充满危险的生活与悲愤的情绪。地下工作是极为艰险的，灵魂在地狱的火焰中得到冶炼和净化。
       1946年冬至1947年春天，吴平在开封女中教英语。这时我介绍张仪威（同班同学）入党。为了救济孔浩然一家人，他从乡下家里拉了好多粮食和南瓜。
       我埋头工作，不再抛头露面。
       1946年12月，国民党又开始抓人。我很危险，便只身逃到上海，在复旦（郗潭封在那里）混饭吃，混住在学生宿舍里。在这里见到诗人冀访。他当时是复旦大学学新闻的学生，1947年毕业。
       吴平临产，我从上海偷偷地赶回来。1947年3月1日晨，长女史佳诞生在河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那时，我们住在开封高中对面的曾是小书店的黑屋子里。寿孝鹤知道我们冷，特意送来木炭，又送我电炉做饭。
       我没有钱，也没有为史佳准备好衣服。接产的医生是山西人，拿了很多卫生纸给我们，收费也很少。寿孝鹤从他刚生孩子的妹妹那里也拿了几件婴儿衣服送来。史佳那时还没有名字，就叫毛毛。不到半个月，吴平又去上课了。她就在学校里搭伙。我从豫北回来看她瘦得一塌糊涂，实在很可怜。但她异常坚强。我很心疼，却也无可奈何。
       3月1日上半夜，女儿出生那天，我得到国民党特务要抓我的消息。3月2日凌晨，我先躲到乔增锐教书的学校，随后出逃到豫北汲县（现在叫卫辉市）。我在这里的一个小学校代课一两个月，写了不少的诗。
       
       在汲县时，山西长治北方大学曾派人来接我到太行解放区。我说组织没发话，我不能去。在汲县我改名史纯夫。张仪威他们帮我弄了个假证件。1947年4月底我回到开封。吴平爸爸在安徽阜阳女中当校长。她爸爸是朱光潜的好朋友，二十年代武汉大学学生。大革命时期进步过。后来教书，但并不糊涂，知道我的处境。5月，我们带着出生才两个多月的女儿到了安徽阜阳。吴平在阜阳女中教了几个月的英语。我只住了几天，阜阳就解放了。
       我看见解放军进城，满怀激情写了几首诗。但解放军是进军大别山区，只是路过阜阳。我们没经验暴露了自己。为了安全，组织上叫我到南京、上海去找适当的工作。1947年7月，我只身到了南京。翦伯赞的儿子是共产党，当时在国民党的国防部工作。我到南京后找到曾卓，他在南京中央大学快毕业了。但他和翦伯赞儿子都帮不上忙。翦伯赞儿子便介绍我到上海去找他父亲。后来，全国学联把我安排在上海交通大学吃住几个月，然后又安排在上海汉口路，住在汉口路山西的一个商库，也是有吃有住。在上海交大，我趴在学生会的地铺上创作了《我的家》、《悼念鲁迅先生》等诗。1947年在北京《泥土》杂志第五期发长诗《彩色的生活》时第一次用笔名牛汉。因为“谷风”有重名，改用“牛汉”。牛是妈妈的姓，再从史成汉中取一个字，也是大汉，牛一样的汉子的意思（艾青说我是“长牛角的汉子”）。以前多用“谷风”。
       后来，组织又指示我赶快回华北解放区（关系在组织部长张盘石那里）。但我没有路费，我们一家便先到浙江天台县玉湖村育青中学，从1948年2月至6月在这里教书。我教语文，吴平教英语。我还为学生墙报画报头。时逢日蚀，我把一尺见方的报头全部涂黑，题了“暗无天日”四个字。当然还写诗，创作了三百行的长诗《彩色的生活》和短诗《我和小河》等。1948年2月29日，将《彩色的生活》寄给了胡风。这是第一次给他写信。
       育青中学校长是某科学家的夫人。她不愿让我们走，但我不得不走。1948年7月，我们一家三人还是先到上海，在这个大都市里容易隐蔽。我先在江湾复旦大学学生宿舍寄居，混在学生食堂吃饭。两个月后转到徐家汇交通大学，在学生会的楼上睡地铺，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我趴在地铺上写了厚厚的一本诗，有二三十首。我还把在汉中牢里写的几首诗整理了出来。我没有自来水笔，使用的是由郗潭封保存的石怀池生前最后用过的钢笔，橘红色的粗粗的笔杆，笔尖是康克林的。石怀池是复旦大学的学生。也是写诗的他，准备到中原宣化店解放区参加革命。从重庆回北碚，过嘉陵江时被国民党弄翻船淹死了。从江水里把他捞上岸，这支笔还别在他的衣袋上。他的金星钢笔（单配了康克林笔尖），捞出来后被郗潭封收存。1946年冬，郗潭封把石怀池的笔给了我。我用这支笔写了《悼念鲁迅》《我的家》《爱》《春天》等等。很多好诗都是用这支笔写的。可惜1955年之后，这支笔遗失了，令我一生难以忘怀。
       1947年8月我和郗潭封、逯登泰曾去看望仰慕多年的胡风。胡风没在家，他到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看电影。梅志在家接待了我们。我曾留话说以后再去看望，但以后终于没有再去。我个子大，怕引人注意。1948年底逯登泰在兰州入了党，是西北军阀马步芳供他上大学的。解放后他被抓起来，死在监狱。郗潭封解放后才入党。
       1948年7月，郗潭封他们送我们上船离开上海，到天津，然后进入解放区。没钱，从上海到天津坐的是统舱。这是我第一次见大海和海鸥，海水深暗，不像是水，更像重重的油液，感到阴森森的。这跟我儿童时的想像相差太远了。
       到天津后找韩俊德（老乡，小学中学同学，地下党员）。1948年7月底他送我们到北平。韩与胡仁奎很好。1947年胡仁奎住在南京郊外。我去拜见过一两回，国民党已把他严格控制，他叫我带材料到解放区去代他向组织上汇报。我没有带他的材料，危险。但我仔细看了他的汇报材料，以便有机会时代为汇报。
       1948年7月底到北平后，我和韩俊德考虑再三，没有去找一个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党员谈胡仁奎的处境。
       1948年8月，我在北平宣武门外住了十天。潜赴华北解放区的前几日，我把手头积存的零零散散的原稿（多为1946年至1948年所写，有部分为未定稿）从宣武门外邮局寄给上海的逯登泰和郗潭封，托他们转交给胡风。诗稿转到胡风那里后，想不到胡风认真看了我的全部诗稿，有的诗还在文字上作了少许的修改。由他编成一集，这就是列入《七月诗丛》第二辑的《彩色的生活》。1948年底，已打好纸型准备出版，因时局动荡而拖延至1951年1月才由上海泥土社出版问世。
       天安门城楼是我第一个打开的
       1948年8月中旬，挚友寿孝鹤护送我们一家三口由北平到天津。离开北平那天是朱自清去世的第二天。我们从天津坐火车到沧县泊头镇（现在叫泊镇，属沧州，京浦线上一个站），从这里进入华北解放区，是荣高棠介绍的（我没有见到他本人）。那时国统区和解放区之间有一条界河，渡口也有地下党。我们谎称回老家。到了沧县泊头镇中共华北局城工部。好吃好住，好几个人找我谈话。姓张的主谈。他是山西、内蒙口音（解放后当过天津市委领导，后当总检察院副检察长，是胡风案的主审人）。工作需要我取个新的名字。我说就叫牛丁吧。他说很容易重复，加三点水吧。从此我有了牛汀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现在。
       我接受审查，汇报了十年来地下活动的情况。他们要我找证明人，我说可找我三舅父（牛佩琮，当时是太岳行署主任），薄一波也知道我。城工部让我给薄一波写封信。薄一波很快回了信。有两三页纸，表示很高兴，知道我在大学表现很好，说我被捕的消息《解放日报》登了，说你来解放区，你舅舅放心了。还说已和有关组织联系，很快就会安排工作。城工部长刘仁也找我谈过话，大约有半小时。他光着脑袋，一边鼓励我好好学习，好好工作。我把胡仁奎所托的事向刘仁汇报了，了却了一件事。（胡仁奎多年在国统区，怕党误会，把自己的处境和对党的感情讲了，解放后当过海关总署副署长。）
       1948年8月末，我们到了河北平山烟堡华北局所在地。刘亚雄，中央华北局负责人在招待所接待我。我到华北局转关系，所谓转关系就是把我的材料密封了带到华北大学去。物质上还是紧张，擦屁股用土坷垃。刘亚雄给了史佳一包饼干。组织上知道我1938年第一次入党，被捕后很坚定，又熟悉学生运动，希望我留下来搞青年工作。但我渴望学习，以便充实自己。我自愿申请到华北大学学习，艾青在那里任文学院副院长。
       这样，我便从华北局所在地到了正定县的华北大学。在这里，我看望了在华大任文学院副院长的艾青。艾青比我大13岁。他住在天主教堂旁一间平房里。他老婆韦嫈端庄典雅，广西人。我碰巧见到她在房外土地上铺张席子絮棉被。随后见到了徐放、鲁煤、陈企霞、严辰等人。还见到贺敬之。
       在华大，我只学了个把月就在10月间调到华北大学教务部工作，具体任务就是负责审查由国统区进入解放区参加革命的学生。一块儿工作的有黄达、徐禾等。
       很快任命我为华北大学保卫小组成员。共三人，有胡沙，解放后担任过教育部办公厅主任，还有石××——解放后自杀。这个小组不公开，负责审查学生，很忙碌，每天都有国统区学生来华北大学；还负责审查党的干部，我把华北大学干部材料都看了。
       1949年1月末，随校部二十人先遣队步行进北京（2月3日或4日到达）。我身上揣着四个手榴弹。华北大学校部在正定。我们经过保定走到长辛店才坐上火车进北京。没赶上参加进城仪式。
       1949年2月进城到开国大典最忙，最累。
       有一件事，值得回忆：天安门城楼门是我和一个工兵干部打开的。
       那时天安门前面马路南有围墙，东西有牌楼。东边是北京市公安局，过去的一座王府。东西两侧也有边墙，直到前门。墙里面有草木地。
       1949年9月22日，组织上让我带二三十个青年学生打扫天安门城楼。同时参加的还有北京市公安局和工兵部队的人。我们从西边马道上来。拐角有绞死李大钊的绞架，我们对前辈革命领袖肃然起敬，情不自禁地带领学生们默哀了三分钟。
       来到天安门城楼，我和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个人见重门紧锁。大锁其实早锈蚀了。我上去用手就把锁扭开了。里边黑黢黢的，感觉也没有现在高。从各个旮旯里噼里啪啦腾地飞起一些麻雀、鸽子。天安门上面的草很难清理，我们用刺刀撬，用手拔，手都流血了。直到第二天天亮（我们带着汽灯），清理出十几大箩筐的杂草、尘土和垃圾。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一早我就奉命到北京市公安局去，还带了几个学生。市公安局临时组成几个纠察队。我任其中一个纠察队的队长。后来有远处来的工人、农民陆续到达。我就站在天安门前中间的位置，负责维持秩序。大约中午过后，有受检阅的海陆空部队和几十万群众参加的开国大典才开始。
       开国大典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结束后我们负责清理会场。丢的鞋有好几百双，柳条篓装了四五篓子。还有布帽子、烟袋等等。郊区来的群众很热情，又渴又饿，打着赤脚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