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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卷
        第一章
       长辈的山
        一
        我的父亲余学文先生，于今天中午去世。
       在上海同济医院的二号抢救病房，我用手托着他的下巴。他已经停止呼吸，神色平静却张大了嘴。好像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说，却突然被整个儿取消了说话的权利。
       医生说，托着，时间长一点，就会慢慢闭合。
       那么，什么也不用说了，爸爸。闭合吧。
       闭合并不容易，一松手又张开了。爸爸是有脾气的，但在我面前从不固执，只不过现在他已经看不见了，不知道托他下巴的是我的手。他无法通过触觉感知我。
       触觉。突然想起，我几乎从来没有与爸爸有肌肤上的接触。
       小时候我跟着妈妈和祖母在乡下，他在上海工作，偶尔回乡一次，几乎没有抱过我。不是他不想抱，而是过于疼爱我的祖母和母亲担心他抱不好。
       等我长大，与各种朋友见面时会握手，但与爸爸相见却不会。我叫他一声，笑笑，他应一声，也笑笑。
       后来他行动不便了，走路时我会搀扶他，挽着他的胳膊，却也不会碰到他的手。他这次走得干脆，没有留下让我们给他洗澡、洗脸的机会。
       那么，只有今天，当他的生命已经停止，我才真正接触到他，他的毛茬茬的还没有冷却的下巴。
       爸爸的嘴渐渐闭合了。到今天我才那么仔细地看清，他牙齿洁白，没有一颗缺损。八十多岁能这样，让人惊讶，其实原因很简单，他毕生不抽烟，不喝茶，由于长年的糖尿病又不吃甜食不喝酒。
       那就更应该闭合了，爸爸，闭住你一口的洁白和干净。
       二
       大家都在默默流泪。
       连妈妈也只是捂着嘴在病床边吞声哭泣，肩膀抽搐着。她知道这是医院，隔壁还有病人在抢救，这儿的哭声会影响那些病人。
       对于亲人的离去，余家并不陌生。
       本来祖父祖母生了十个孩子，祖父是上海一家著名民族企业的高级职员，薪俸优厚，养得起。但那年月的防病治病水平实在太低，先病死了三个，后来祖父自己也去世了，留下七个孩子给祖母。一个没有工作的妇女在完全断绝经济来源的情况下要养活七个孩子是不可想象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劝祖母把孩子送掉几个。祖母断然拒绝，说了一句正巧与一部当代电影的片名一样的话：“一个也不能少。”
       祖母懂得，那么多孩子，在培养上只能抓重点，大伯伯死后她看中了最小的儿子，我的叔叔余志士，作为重点培养对象。于是，她安排所有的孩子辍学做童工，大家合力让叔叔继续读书，至少读到高中毕业。
       然而，还是丧事不断。她想攥住每一个孩子，却不得不一个个放手，攥住间和放手间的母亲的心，无法度量。直到晚年，她呼叫我们众孙子的名字时常常失口，叫了一个她的死去了的孩子的小名，看我们发傻，她立即更改，更改出来的又是另一个死去了的孩子的小名，一换好几个，一群她没能攥住的骨肉，我们无缘谋面的长辈。
       最后她才叫对我们的名字，叫得很轻，说声“你看我”，便两眼发直，很久很久。
        三
       那样一个饥寒交迫、丧事频频的家庭，我妈妈居然嫁过来了，这不能不佩服我的外公朱承海先生。
       朱家可算一个豪门，外公的父亲朱乾利先生由浙东一个放牛娃而成了上海巨富。我曾经见过一本，印制考究的纪念图集，沈钧儒先生题词评价他是“商界泰斗”。这可能是悼念期内的夸张之言，却也不至于惹人笑话。据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染料市场上发了财。
       到外公一代，几房儿子分了家，各自都分到一些企业，但外公完全不会经商，“泰斗”之气全无，只知书画棋酒。
       那天在上海，外公与一位叫余鸿文的老朋友一起喝酒，随口提起了我爸爸。余鸿文先生叹道，余家如果不是突然变得如此多灾多难，这个忠厚的后生实在可以成为嫁女的最佳候选。
       当时外公随手拿起那杯半温的黄酒，说了一句：“这个后生，可以成婚。”
       订婚在上海。订婚时男方托媒人提出，目前对余家来说，安家在上海有点昂贵。能否先让新媳妇陪着婆婆到乡下住，由新郎一人在上海谋生，以后再作道理?
       外公说：“那么干脆，婚礼也可以在乡下办。”
       媒人问：“到余家已经够苦，再到乡下，小姐受得了吗?”
       外公说：“她没吃过苦，但吃得起。”
       媒人把这番对话传给我爸爸听，爸爸傻立半晌，心想不管怎么样我迟早总要把这个家带回上海。
       订婚的时间，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地点在上海，这天是星期一。
       结婚在两年之后，是一九四五年一月九日，地点在余姚乡下，这天是星期二。
       悠悠鼓乐从朱家响起。妈妈华丽的花轿抬出了高大精致的花岗石墙门。经过平整的青石板铺成的宽阔门场，越过一条“穿堂”，便到了河边。船码头上有嫁妆在小心搬载，花轿不上船，只沿着河边一道道缠满藤蔓的竹篱，走上了田边小路。
       过了一座小小的老桥，便到了一个叫高地地的小村，那正是余家的所在。全程不足半华里，但这半华里，山高水长。
       余家处处张灯结彩，然而谁都看出来了，这是出于艰辛的布置。不像朱家，越不事涂饰，就越显富贵。
       一个大家闺秀如此下嫁，惊动了方圆几十里的乡亲，更吓傻了妈妈的同学，他们打赌、辩论，还派出代表到余家附近偷看。
       妈妈发现后大声邀请，他们却逃走了。过了一年再来看，看到了妈妈怀里的我。
       我出生那天正下雨，祖母说，等天晴了到庙里请和尚取一个名字，现在先乱叫一个小名吧，秋天，下雨，顺口叫。
       天晴后去庙里，和尚取了个名叫长庚，祖母道谢回来后又担心了，因为村里已有两个同音名字。
       她居然没有想到让躺在床上的孩子他妈发表一点意见。这不是她霸道，而是由旧时代浙东地区婆媳伦理的迷误所带来的疏忽。
       妈妈腼腆地说：“还是前两天您起的小名好，我写信，让他爸爸定。”
       于是，留住了这个名字，留住了那天的湿润。
        四
        妈妈有一个姐姐，我的姨妈，已在我妈妈出嫁前一年，嫁给了上海一个富有的王姓企业家的公子，可谓门当户对。
       说起来，论当下财富，朱家已远不及王家，但在门庭的高低上，朱家还可以摆摆架子。因为我外公的父亲朱乾利先生的地位声望，毫无疑问远超王家的前辈。朱家的另一个优势是姨妈漂亮，这在当时上海的场面上，已经相当重要。
       按照现代美女的标准，我妈妈大概算不上，因为个子矮了一点。我的二舅舅直到前些年还在给我说：“你真不知道你妈妈年轻时有多漂亮，在河边一路走过去，河的这边那边所有的人都在背后看着她。”
       我说：“河边?那你是说乡下了。在上海就差一点，上海讲究身材。”
       妈妈的这个缺陷，姨妈全给补上了。挺拔、美丽，再加上多年富贵生活的濡养，使她有一种足以指挥街市间一切男女耳目的傲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躲闪、羞涩，一派爽利直率。这种性格特征，与我妈妈一对比，正恰相反。
       当外公决定，大女儿嫁给富贵的上海王家，小女儿嫁给贫困的家乡余家，她们的差距就更大了。
       但不管怎么说，孩子们都喜欢姨妈来，既热闹又体面。
       也有一个回忆让我不太舒服。
       姨妈在上海，每年会到乡下看外公，听说她要来，外婆就非常紧张，不知怎么招待。外婆是姨妈和妈妈的后母，这个身份使她更紧张，好几天连走路都是跌跌撞撞的了。
       姨妈回乡后的第二天，我妈妈必定去探视，不是探视她，而是探视外婆，外婆又必定在我妈妈肩头曲幽地哭。妈妈轻声地劝外婆：“阿姐没有恶意，她月讲究上海派头，忘了这是乡下。”
       当时我已懂事，每年仰头看着这一切。后来，我身边又多了一个站在一起仰头看的男孩子，那就是我的表哥王益胜，姨妈的儿子。但他完全听不懂乡下方言，也不知道彼此关系，一脸茫然。
       姨妈是红颜薄命，丈夫早早因病去世，她那时才二十多岁，却下定决心不改嫁，努力把我的表哥王益胜拉扯大。她说，这是学习我的祖母。
        五
       余家的灾难也在延续。
       早在我出生之后不多久，祖母又经历了一次丧亲之痛。这次是她没有攥住的第八个孩子，我的姑妈。
       姑妈刚满十岁就去做童工，这种经历很容易让人天然地倾向社会革命。几年之后，她渐渐长大，成了工厂里罢工的领袖。据爸爸和叔叔后来回忆，种种迹象表明，她当时很可能已经是共产党地下组织中的一员，而且多半还是负责人。但她没有等到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那一天，在极度的劳累中生下女儿后难产而死，而她的丈夫又到北方参加革命去了，杳无音讯。
       在灵堂上，祖母看着自己孩子的第八具遗体，开始怀疑自己当年的决心。
       抚养的决心，并不等于抚养的能力。她看着哇哇大哭的婴儿，真想伸出手去抱住，但她又犹豫了：‘‘我抱过的孩子都一个个轮着走了，我怎敢再去抱孩子的孩子?”
       她并不是责怪自己手气不好，而是终于明白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世中，一个女人的力量究竟有限。她当时最希望的，是帮助这个孩子找到远去的父亲。
       就在此时，婴儿的哭声停了。祖母抬头一看，她的最小的儿子，我的叔叔余志士一把抱过了孩子。叔叔刚刚成年，他大声地说：“我这辈子不结婚了，养这个孩子!”
       这话现在的青年可能听不懂，在当时却是一个狠誓。因为叔叔已经懂得，要养活一个人很难，要让一个还没有出现的新媳妇在如此艰难的世道中接受并养活一个别人的孩子，更是不可设想，所以他决定放弃家庭。
       孩子又被另一双手夺走了，那是我爸爸。爸爸盯着叔叔的眼睛说：“我来养。我们已经有了秋雨，加一双筷子就成。你必须结婚!”
       叔叔知道爸爸在祖母面前命令他结婚的理由。余家那一辈，只剩下他们两个了。
       叔叔感激地看着我的爸爸妈妈。他的感激，倒不是因为要他结婚，而是因为可以去做他想做的重要事情了。
       他受姑妈的影响，思想也倾向于社会革命，此刻他要完成自己的学业，然后准备悄悄地离开上海，到苏北或安徽参加革命，做一名他理想中的知识分子革命者。
       于是，表妹就到了我家。学会说话后，叫我的爸爸为“舅舅”，叫我的妈妈为“舅妈”。这是爸爸：妈妈的意思，总希望她找到自己的亲爸爸。后来打听到她的亲爸爸已在东北的丹东市定居并结婚，也生了不少孩子，她如果过去，反而彼此不便，就彻底成了我家一分子。
       我又有了三个弟弟，家境立即变得十分拮据，但爸爸、妈妈和祖母都心照不宣，再困难也要把表妹放在特殊重要的位置上。
       叔叔果真下决心去了安徽，可惜已经解放，不再有烽火硝烟中的英雄乐章。他先参加了土地改革，再参加治理淮河，深感那里的贫困，决定不回上海了，选了一家新四军留下的蚌埠东海烟厂，做了一名技术人员。
       一直没有结婚，他似乎一直记着当初的誓言，努力把结婚延后。他总想着塞点钱给爸爸，爸爸用手一挡，“你还要结婚！”
        六
       祖母无名。
       只知道她姓毛，嫁给我祖父后就不再有自己的名字，成丁“余毛氏”。我估计连大大咧咧的祖父也未必知道他妻子曾经有过的名字。
       她比毛泽东主席大一岁，应该算是同龄人。近来有历史学家考证，毛泽东主席的祖辈也是从浙东
       到湖南去的，与蒋介石先生的原配夫人，也即蒋经国先生的母亲毛福梅女士属于同宗。这事情细想起来有点好玩，所以人们也就不去细想。我祖母显然出自浙东毛家，是否与谁同宗，也不细想了。只知毛泽东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处处需要登记名字，登记人员写下一个“毛”字后用目光询问她，她说：“你随便写一个吧。”
       登记人员是个年轻的姑娘，这样的事情在当地妇女间已经遇到不止一起，也就不假思索地随手写下两个字。祖母不参加社会活动，因此也不太用得着这个连她自己也记不住的假名。 那就是说，余家艰难的传代事业，竟然是这位谁也不知其名的老太太完成的! 我小时候曾和弟弟一起，天天做着为祖母猜名均游戏。那时祖母非常需要我们为她敲背，我到长大后才知道，这个腰背曾经负担过多大的重量，而小个的拳头又究竟能解除多少渗透在筋骨深处的酸南?我们总是先在拳数上与她讨价还价，然后便开冶猜名。她的真名肯定问不出来了，那我们就干脆吧这一带妇女的常用名报个遍，一拳报一个，心想她总会有可能在听到某个名字后失声答应，或表情有异。
       但是，排列组合不知多少遍了，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她从来没有答应过。
       我想一定已经被我们叫到过了，至少很多次叫着了谐音和近音，而她却永远如六朝之山，巍然不力。
        后来我们想出一个狠招，随口叫一个我们都不喜欢的名字强安给她，让她恶心，然后不得不说出真名。强安给她的名字叫“素娥”，半俗半雅的不大是味道，便连着叫。叫了十天半月，她只是微笑，不答应也不推拒。
       七
        那天我们又叫了几声，窗外传来一个响亮的男中音：“谁是素娥?”原来是外公来了。
       祖母立即站起身，招呼一声：“外公来了，快坐广便扬头叫楼上的妈妈下来。
       祖母和外公总有一点客客气气的隔阂，一见面，关于“素娥”，一个不再问，一个不再答。祖母听到妈妈下楼梯的声音，就转身到灶间煮茶去了。
       两位老人的隔阂，不是出于直接原因，而是出于背景。与一个富贵之家结亲，按照祖母的性格，既不会激动，也不会害怕。她唯一担心的是余家在整个典仪中，由于她掌持不当而丢份。因此她从儿子订婚到结婚的两年多时间里密切关注朱家动态，来调整余家的动作。
       祖母能读懂朱家的每一个生活细节，因为她也是从一个有头有脸的家庭走出。
       在这整个过程中，外公没有任何不妥的言行，却在毫无知觉中成了祖母心中的对手。
       其实也正是在这种关注中，祖母了解了朱家的伤痛。这是一个处于迅速败落过程中的门庭，在祖母看来，外公本人有重大责任。外公不惯艰苦，不知奋斗，只知在笔墨娱乐中优哉游哉，好好一副家业已经坐吃山空。这是祖母看不起的。
       她自己正在危境中抱扶起全家，而外公却在糊里糊涂中把全家推人危境。对此，祖母只能暗自跺脚。
       她有太多拯救朱家的方案，明天就可实施，但她又明白，她没有发言权。
       在我看来，这是两个“大人物”的相遇。两人背后各有一个大家庭，一个是来了结的，一个是来支撑的。一个天天叹息着“昔日韶华不再”，一个天天默诵着“天无绝人之路”。
       他们的父亲，都是十九世纪后期的勇敢闯荡者，由浙东农民而成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上海人。谁知才过一代，这部历史的线头又回到了家乡。
       外公在吱吱发响的竹椅上刚坐下就摸出了烟盒，祖母瞟一眼就说：“您还在抽美丽牌?那是五卅运动后打造的爱国牌子，我家老头也参加了……”
       “只是盒子，乡下买不到好烟。”其实即使买得到，他也已经买不起。
       他端起妈妈刚给他筛下的黄酒酒杯，移近鼻子一闻，说：“这酒我喝淡了，丰子恺最喜欢。” 他从不客气。 祖母等他走后会对妈妈说笑一句：“都这步田地还丰子恺!”
        八
       两位老人关系的进一步融洽，是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中。
       土改，在结束了多年战乱的土地上实行了一次财产再分配，给万千村落带来了巨大的兴奋。但这件事在操作的时候，不是像有些国家和地区那样采取温和、理性的方法，而是顺着革命和战争的浩大声势，判定地主是“敌人”，让贫苦农民来分他们的土地和财产。据说有些地方做得非常过头，但在我们家乡却比较平稳。
       我外公被划为地主，这使大家感到奇怪。因为他为筹措两个女儿的嫁妆已卖掉最后的十一亩地，现在只剩下十八坛黄酒。如果要名副其实，应该划为“酒主”，但土改中没有这个名头，只得以“地主”相代。
       按说即使十一亩土地还在，也划不成地主，只不过外公家从宅第、门庭到生活方式都太贵气了，比乡间真正的地主还堂皇百倍，划上也不冤枉。土改工作队商量了很久，决定在地主之前再加两字，叫做“破产地主”，然后再分了几亩很远的海边地给他，让他参加劳动。
       对这一切外公都很满意，不满意的只是“破产”两字，觉得晦气。他与工作队商量，能不能再改一个字，改成“无产地主”，理由是“无”比“破”更彻底，却在字面上好看一点。
       他压根儿不知道有光荣的“无产阶级”这一说，工作队里的年轻人本想笑出声来，后来一想他很有文化，便怀疑他是讽刺，训斥了他一通。
       既然在运动之中被划成了地主，那总该像敌人一样被批斗一下。外公的家由农会作了“封闭式隔离”。大门关上，门口贴一份隔离通告，还派一个农民看守着，不准随意进出。
       这下祖母急了，他们吃什么呢?而且她估计，外公想不出任何办法。她自己则是危机处理专家，越是遇到麻烦勇气越大。
       她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就给我妈妈下达两项指示：第一，中午就由我妈妈拿着红提桶去给外公家送饭。她说“关监狱还准送牢饭，你把提桶交给看守的农民，他不敢拒绝”；第二，立即写信给安徽的叔叔，让他开一张证明出来，证明自己也是土改工作队员，这样我家就成了工作队员的家属，更容易解救外公。
       事情比祖母预料的还简单，工作队由妈妈送饭的事想到了政策，居然很快撤消了封闭。只是勒令外公外婆，不能继续养尊处优，必须在路边河滩参加一些公益劳动，例如拔草。
       那天听到不仅外公，而且连外婆也蹲在我家后门不远处拔草了，祖母显得有点慌乱。不是由于外公，而是由于外婆。
       我说过外婆虽是我妈妈的后母，却与我妈妈极其投合，每次妈妈去，母女俩都避过外公，在楼上轻声嘀咕半天。但她从不出门，因此只在爸爸、妈妈的婚礼上与祖母见过一面。今天她以“地主婆”的身份到我家后门拔草，对祖母而言，无异于国使来访。
       祖母一手提着一把小椅子，一手绞着一把热毛巾一颠一颠地走到外婆跟前，把外婆按在小椅子上，然后抖开热毛巾塞过去。这时妈妈也跟了上来，祖母吩咐妈妈，陪外婆一起拔草。
       外婆想阻止又不知说什么话，只一味慌乱地喊着：“阿嫂……阿嫂……”
        九
       爸爸每次回乡探亲，总要到朱家村看看外公、外婆。
       爸爸总觉得，外公如果不从上海回到乡下就好了。新政权在大城市里行事比较谨慎、谦和，外公的两个弟弟作为资本家在上海受到礼遇，外公既然已经没有财产就只能算作一个“待业职员”，哪里会划为“破产地主”?
       但是爸爸又知道，这事与自己的婚姻有关。为嫁女而陷于贫困的外公，待在上海更加狼狈。当然也可投靠大女儿，我的姨妈，但姨妈闲话多，爱指点，老人不会舒心。几个儿子自己也都没有安定，只能指望老实、善良的小女儿照顾了，而小女儿又到了乡下。爸爸觉得自己作为小女婿没有出息，无法在上海安顿妻子，结果也牵累了岳父。
       外公每次听爸爸这么抱歉地支支吾吾，总是瞠声一笑，“在上海能留几年?我家坟山在这里，迟早得回来!”
       他所说的“坟山”，是指离他家和我家都不远的吴石岭，山脚下有他父亲朱乾利先生的墓。这是我见过最考究的私家墓地了，占地大，三面有盘龙白墙环绕。可惜，正因为过于考究，频频被盗，越到后来越不成样子，反而比不过周围其他的普通坟墓了。
       我祖父的坟墓很普通，也在吴石岭上，是外公书的碑。妈妈嫁到余家后，看到祖母、爸爸、叔叔很在意坟墓的祭扫，下决心要亲自用黑漆把主碑和侧碑上的碑文全部涂描一遍。妈妈是用绣花般的细心来做这件事的，因此速度很慢，整整涂描了五天，每天都工作到夜幕降临后看不见字迹才歇手。在荒僻无人的山岙里，在密密层层的坟墓间，一个刚从上海回去的青年女子孤身一人这么做，把我的祖母深深感动了。以后祖母去上坟，路过朱家村，总会远远看看外公家的檐顶，但她还是没有去拜访。
        十
       吴石岭可不是一座普通的山。
       山的北边和西边，紧挨着上林湖。大约自公元二OO年至一二OO年(东汉至南宋)的一千年间，上林湖的越窑，是中国青瓷文化的圣地，汇聚着无限的历史精致。据记载，皇家一次就会向这里定制青瓷十四万件，赐赠全国高官。每年多少次?一次次加在一起有多少件?真是一个天文数字。这里烧制的青瓷还是当时中国与外国进行贸易的主要项目，一艘艘沉甸甸的货船小心翼翼地从不远处的明州港(宁波)起锚，驶向日本、高丽、菲律宾、波斯、伊拉克、印度和埃及。唐代诗人陆龟蒙的名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可以证明越窑在当时的崇高地位。
       这“千峰”中的第一峰就是吴石岭。它把翠色映在上林湖里，再染遍万千青瓷，使得海内外千年杯盏间全是我家乡的湖山。
       垒窑的石块，从吴石岭上采凿，烧窑的树木，从吴石岭上采伐。窑变过程中最重要的烘炭，也在吴石岭下一堆堆地烧制。吴石岭是千年越窑的靠山。
       那么，越窑为什么风光了一千年而在南宋末年突然沉寂了呢?几年前我从一位杭州老人口中听到过一种动人的传说。
       老人说，本来越窑到宋代因受到各地同行的竞争，势头见弱，但是朝廷遇北方强敌后仓皇南渡，偏安杭州，大建宫苑宅第，对青瓷的需求急剧高涨。越窑离杭州近，一时又兴旺起来。
       当时的窑主也姓余，在杭州宫苑豪门间成了一个你争我夺的对象，因上林湖而被人称为“余上林”。余上林由于经常安排供货路线，熟知全国情势，一天在杭州宫苑遇到一个襄阳籍的太监，便随口说了句“襄阳已被蒙古军包围三年”。太监把这话传给一位同乡宫女，宫女又在皇帝宋度宗面前说起，使皇帝大吃一惊，因为当朝权臣贾似道从来没有给他说起过。皇帝一问，贾似道巧言解释了几句，转身便捉拿了那个宫女和太监，最后牵连出窑主余上林，一并杀害。
       贾似道祸国殃民，终被谢太后罢官远贬，押解他的是一位会稽县尉，出于义愤在半路把他处决。半年后，元军攻人杭州，南宋灭亡。正当兵临城下之际，一个初春的黑夜，长长一队货运马车来到上林湖畔，押车的一位文官原是余上林的密友，找到余上林的年轻儿子，说车上是宫廷图书馆最珍贵的版本，破城之日一定会被付之一炬，希望能找一个地方密藏。
       余上林的儿子是现在的新窑主，一听宫廷眼冒怒火。那位文官立即告诉他：“贾似道已被处决，你们余家的仇已经报了。现在，天下斯文的最后一脉，全押在车上。”说着指了指车队。
       窑主想了想说：“这么珍贵的书，放在哪家宅子里都危险，只能藏到吴石岭我们开采窑石的一个洞窟里，但是山洞潮气重，要在四周存放大量的石灰和干炭。上岙倒是有一个现成的石灰坑，但那么多干
       炭……”
       文官说：“元军几天后就会破城，很快就会到这里，等不及了。刚才我看见湖边有小山似的几囤干炭，那是谁家的?”
       窑主说：“我家的。但这是我三十六座大窑的口粮，现在已很紧巴。窑火一停，瓷器全毁，窑也废了。”
       文官一听，连连摆手，说“那使不得，使不得”。他想千年越窑，已经差点断送于余上林的屈死，现在只剩一口残喘，如果连残喘也断了，怎么了得?便又加了一句：“窑比书要紧!”
       “不，书比窑要紧！”这是从内门传出的声音，窑主的年轻妻子朱夫人夺门而人，与自己丈夫双目一对。夫妻俩随即出门，站上一个高高的木台，齐声向着湖边高喊：“各窑熄火!”
       烧窑的工人万分惊诧，纷纷奔跑到木台前来询问究竟，夫妻俩斩钉截铁般地低声说：“不要问了，各窑熄火。”
       于是，小山般的干炭运进了石窟，然后抬进一箱箱图书。封洞时一切都做得不露丝毫痕迹。怕自己和别人失口，窑主夫妻带着那一群封洞工人远走他乡，不知所终。
       越窑的历史，就此中断。
       十一
        我不知道杭州老人所说的一切有几分真实性，但回想起来，小时候确实听外公一直念叨：“老话说，上林湖底困石将，吴石岭里藏古书。”
       这种传说和老话，大大地刺激了远近的盗墓贼。他们在吴石岭里盗墓，总是在墓底挖了又挖，想挖出一条甬道或一个暗室来，找到他们幻想中的那种金箔玉页的“古书”。结果，在吴石岭被盗坟墓的景象，比别处更加凄惨，尤其像我的太外公朱乾利先生那样的墓。
       外公每次听到太外公的墓又被盗挖的消息，总是板着脸唾骂一句：“一字不识的混球，还想盗什么古书!”
       有一年大旱，上林湖干涸了，发现湖底里真是睡着一个将军的石像，全身，披胄带甲。他是谁?为什么睡在那里?都不清楚。但是，由于老话中“上林湖底困石将”被证实，人们对于后半句“吴石岭里藏古书”也深信不疑了。
       那次我妈妈在吴石岭仔细涂描墓碑整整五天，祖母心疼她，叫她不必那么讲究，她回答的是：“吴石岭肚里有书，每棵树都识字，我不能让它们见笑。”
       “你妈妈姓什么?”几年前那个向我讲了南宋末年越窑熄火传说的杭州老人问我。
       “姓朱。”我说。
       “真是姓朱?”他笑了，便说，“余上林一定是你家远祖。他儿子远走他乡，但按照我对他的理解，多少年后还一定会拖家带口地回来。何况他妻子朱夫人的娘家，也在这一带。”
       “只有他知道古书藏在哪里，但他至死没说，对吗?”我说。
       “对。”杭州老人说。
       十二
       巨大的社会变动使家乡的祠堂都失去了原来的功能。不再有祖宗牌位，不再有节令祭祀，一座座空置在荒草间，尘封于泥路旁。
       只有吴石岭这座坟山，成了一个庞大无比的综合祠堂，依然有香火，有跪拜，有悲啼，有祈祷。这个祠堂无墙无盖，气魄之大，就像回到了原始时代。
       山不高，也不低，青黝黝地延绵于南边和西边的天宇间。乡民们抬头就可看见，见它由浅灰变为深绿，再变为柴赭，再被白雪覆盖。在乡民眼里，这是祖宗和自己的共同归宿，这是家家户户的集体终点。
       山，大地的祭坛。
       我们从小喜欢进山。进山，可以参加一个个家族仪式，可以把一束束野花采摘下来供奉在祖宗的坟头，可以在祭拜祖宗之后立即爬上杨梅树吃杨梅，然后，到上林湖边玩水，捡拾一片片不知什么朝代遗落的瓷片。对于山里是否藏着什么古书，倒不太在意。
       山间那么美好，因此，孩子们也就从不害怕坟墓。现在想来，这是湖光山色在抚平人间的生死界限。默默地抚平在孩子们欢蹦乱跳的天真里，使这些孩子们长大之后都达观开朗，不会为生命的坎坷而多愁善感。同时，他们又始终知道有一个不高不低的空间存在，众多祖宗正透过树丛烟岚关注世间，自己的种种作为都躲不过那些苍老的视线。
       长大后我曾作过无数次试验，打听社会上某些特别怕死又特别邪恶的人物的出生地点。果然，没有一个出生在这样的山下，没有一个朝拜过大地的祭坛。
       小时候有一次姨妈带着她的儿子益胜表哥到乡下来，我与他玩了一会儿就把他带进了山。没想到他一见坟墓就无比惊吓，拉着我的手要急着回家。我却为他的惊吓而惊吓，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脸，试图弄清他惊吓的原因。
       匆匆回家后，姨妈知道情况后向我投来责备的眼光，说：“小孩子，怎么能随便到坟地里去呢!”
       姨妈说着看了我妈妈一眼，以为妈妈会批评我，谁知妈妈只是对益胜哥说：“别怕，多去几次胆子就大了。”
       那天正好爸爸也在乡下，笑着对姨妈说：“乡下孩子进大山，就像上海孩子进‘大世界’。”
       我连忙问：“什么是‘大世界’?”
       爸爸说：“一个游乐园，角角落落都在玩，以后到上海，带你去。”
       但以后到了上海，立即觉得爸爸的比喻不妥，“大世界”太不好玩了。
        十三
       爸爸不怕山，但对山也缺少了解。他虽然也年年进山祭祖，却总有族亲乡人陪着，前呼后拥，不断说话，从来没有机会与山单独相处。
       山是需要慢慢寻访、静静对话的。
       直到老年，爸爸对山产生了越来越殷切的思念。每次回乡，必先上山。我知道，这是因为他在感受生命暮色的同时，遥望到了山际的晚霞。
       现在，他终于走完了在上海的路。他的生命过程主要都在上海，但上海对于他，仍是客居。他终于要回到家乡，永远山居，去陪伴祖先，陪伴那些不知藏在哪里的古书。
       已经排定了送他回乡的日子：冬至，即二OO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距离这个日子还有一段时间，按照古人的说法，我应“守制”。我在守制期间要做的事，是努力回想他和其他长辈的事。但是我的记忆十分有限，只能一次次追问妈妈。
       妈妈说：“你不问，差一点儿全忘了。”
       第二章
       乡间的事
        一
        当年，妈妈和祖母把家乡住“熟”了，这是她们原来没有想到的。
       她们并不期待爸爸哪一天把她们带回上海，于是也让我拾捡到一个纯粹的家乡，一个只能属于乡下孩子的透彻童年。
       能把我妈妈和祖母深深吸引住的，除了家乡原本拥有的一切，还有一些每天都在发生的新鲜事端。原本最沉闷的小村庄突然变得一点儿也不沉闷，祖母便把一把竹椅子从家里搬到堂前檐下，笑眯眯地梳着头，看着，听着，问着，笑着。等到吃饭时，她就慢慢讲给妈妈听。祖母的讲述，不哕嗦，很生动，又加着自己的许多判断，妈妈听得非常来神。
       政权更替的事务没有延续很长时间，土改工作队早就撤离，最平常的新日子开始了。
       
        二
        乡间盛传，要查一查“恶婆婆”了。
       “恶婆婆”的恶名，其实在乡村间人所共知，但很难在家家户户的饭桌上谈起，因为家家都有婆婆和媳妇，怕彼此敏感，怕互相影射。真正的“恶婆婆”并不多，但在眉眼举止间带有“恶婆婆”印迹的妇女，在浙东农村并不少见。结果，在批斗地主或捉拿土匪时期天天都要被惊人话题所席卷的家家饭桌，突然变得沉寂了，沉寂中有眼角的窥探、咳嗽的多义，连盘盏的摆放和挪移都显得暖昧起来。
       毫无疑问，所有的话题没有一个比这无声的话题更能渗透屋宇，终于有一天，首先是婆婆，当然是婆婆，用愤怒和鄙夷的口气，谈论起了邻村几个已经处于众目睽睽中的“恶婆婆”。
       “恶婆婆”是中国农村的恐怖梦魇。一个个原本善良而又胆怯的妇女，在宏大的宗法伦理构架中储存着恶，见习着恶，只等时间一到向着更年轻一代的妇女泼洒，造成大量的传代暴虐。更年轻的一代妇女又牵连着她们的丈夫，因此整个门庭也就变得萧杀和怪戾。
       辛亥革命之后不少知识分子看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解救，但他们的声音和实验如片石人海，转眼间无影无踪。直到这时才有了一点希望，由外面来的女学生们组建起来的妇女会开始搜集暴虐行为的传闻，并着手调查。真实的事件使女学生们一次次流泪，很快地擦拭一下再继续记笔记。笔记上，被打、被烫、被捆绑、被饿饭的比例统计了出来。
       几个月过去，终于有一天通知召开妇女会。本来安排的是小会，没想到每次都满窗满门地挤成了群众大会。有一些中年妇女和老年妇女在阵阵追问中低下头来，女学生们宣布妇女会的决定，明天该由她们蹲在路边拔草了。
       几个恶婆婆板着脸孔去拔草，平时天天如惊弓之鸟的小媳妇不知该怎么办。她们不相信一场短暂的露天游戏能改变千百年来的屋里规矩，便不再理会妇女会的事先劝阻，壮着胆子要去替婆婆代劳。妇女会的几个青年学生早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便拥到路边来与小媳妇论理。说来说去群情激愤，直到小媳妇扑通一声跪倒在青年学生面前，低喊一声：“你们走吧，她是我婆婆!”
        三
        这种事情，使得有些婆婆幡然改悟，也使得另一些婆婆与儿媳妇更加水火不容。让后一种婆婆大吃一惊的是，儿媳妇居然提出要离婚，不是夫家休她而是她休夫家!
       这在农村可是关及夫家脸面的重大事件，弄不好还会引起两村之间的残酷械斗，但现在，乡政府居然快速地批准了。
       我家邻村的一个离了婚的年轻妇女按照乡政府的裁断还分到了部分财产，那天正准备雇船回娘家，恶婆婆恼羞成怒，安排了几个无赖子搬着石块要砸船。
        村长闻讯后前来阻止，但他是个瘸腿的复员军人，动作不快又缺少威慑，恶婆婆立即指挥无赖于们转移到船的另一头。那头岸边站着一群老太太，她估计一定会站在自己一边。谁料想这群老太太的核心人物是我祖母，她完全不理会那个恶婆婆，只把眼睛盯着那几个无赖子，喝一声：“你们敢厂
       无赖子们打量了她身边其他老太太们的脸色，便都伸了一下舌头把手上的石头扔在脚下。这时村长一瘸一瘸走到祖母跟前，说：“到底是上海老太，有见识，有威仪厂
       真正离婚的小媳妇不多，多数都有了孩子，还是在婆家过日子。但她们可以出门成群结队地一起玩耍说笑了。她们的步履和笑声，是对几百年历史的一种终结。
        四
       就在这个时候，我妈妈也下楼了。
       她嫁到余家后很少下楼，因为余家这房子与朱家完全不同，没有围墙，没有院落，没有门廊，任何人一伸脚就走了进来，而房间又那么小，没有任何可以躲避的角落，因此她一般生活在楼上。她下楼先是受人之请，后来则完全是主动的了。
       以前是乡亲们来请她写信、读信，现在来请她的正是那些刚刚有了自由的小媳妇，她们想请妈妈教她们识字。
       她们管妈妈叫“阿秀姐姐”，而“姐姐”这个称呼在我家乡的发音，活像喜鹊的叫声，于是我家全成了喜鹊窝，整天叫声不断。
       作为争取我妈妈时间的代价，这群喜鹊都争着抱我。
       前几年我回乡时一路遇到的老太太都说抱过我，把跟着我的朋友们吓了一跳。我则在心中自语：喜鹊老了。
       我的在安徽的叔叔余志士当时还十分年轻，回乡探望祖母时就被这群喜鹊团团围住，除了小媳妇，还有更多没结婚的女孩子。我想，这与叔叔玉树临风般的外表，多少有点关系。
       “看你们，成天唧唧喳喳，还嫁得出去吗!”叔叔
       笑着说。我猜他当时可能也曾动心，是否找一个同乡姑娘成家，可惜乡下姑娘结婚太早，而他又来去不便，两头等不着。
        五
       由于叔叔，乡村开始演戏。叔叔找来剧本，请村里一个外出过的老人家指划唱腔和动作，由我妈妈带着几个女孩子做戏装。
       乡政府正愁农村缺少文娱活动，因此大力支持，先演《碧玉簪》，再演《借红灯》，像模像样，观者如潮。演出地点就在祠堂，点着一盏汽油灯。演员都是本乡女青年，男角色也由她们演，演唱中间还与台下的乡亲打招呼。
       多年后我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时接受海外记者采访，记者问我最早的观剧经历，我说在乡村祠堂，我坐在台上看，睡着了。扮演李秀英的女孩子唱罢“三盖衣”后就把那件衣衫盖在我身上，怕我着凉。盖妥了，她接着喝。
       叔叔是我乡戏剧的推动者，他自己住在家里时进进出出也都哼着一种曲调，却不认真，有一句没一句。
       我问妈妈：“叔叔在哼什么?”
       妈妈说：“《红楼梦》。一本很重要的书。他哼的是越剧《红楼梦》。”
       那天叔叔有空，把我招呼过去，问我课外读过什么书。我报了几本，就问他：“我能读《红楼梦》吗?”
       他好像吓了一跳，眼睛一亮，然后又摇摇头，说：“别去读。”
       “长大了再读吗?”我追问。
       “长大了也不读，那书太悲苦。”
       六
       与女子们相比，乡间男子逊色多了。尽管来来往往的“工作同志”以男性居多，但乡间的男子老实怕事、沉默寡言，认字比姑娘们慢，看戏只知傻笑。更麻烦的是，小伙子里出头露面的大多是那群无赖子，也就是那个恶婆婆雇佣来企图砸船的那些人，游手好闲，说东道西，让人厌烦。
       又不知是谁的发明，乡村间在批判恶婆婆后，又发起了整治“懒汉”的运动，实在是切中时弊，又妙趣横生。
       七
        “懒汉”这个称呼在这里，并不是品德定性，而是一个落后社会的结构性赘余，近似我们现在经常说的“边缘人物”，只是这个边缘地带十分辽阔。
       他们不是不想干活，而是经常找不到活，干两天闲一阵，不像一个勤快人。其实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这样的人物，没有家，住土谷祠，给人家打点短工，没工打的时候更多，喝几口酒，听几句戏，打几回架，偷几个萝卜。以前人们相信“勤能致富”，其实未必。即便在小农经济时代，“自给自足”的难度也很大。每一项农活都是天时地利循环程序中的一个环节，能够有效掌控整个程序的农人，在整个农村中比例极小。因此，极大多数处于一种被动的“环节性雇佣状态”。
       这些人中，有一半人吃苦耐劳，没活找活，干得累死还是一贫如洗；另一半人看明白了，心想既然结果都是一贫如洗还不如不干，何苦从辛苦里绕个弯。
       这些人由于长久闲散，倒也见多识广，一有风吹草动必先冲上前去，观望、起哄，直至参与。阿Q就是这样跻身革命却未被准许的。我们乡间土改时期，这些人也站在前面，上上下下都来得，等到浪潮过去，他们又闲下来了，把从地主家分得的“胜利果实”，也一一变卖果腹，生活又很快难以为继。
       我发现祖母与这些“懒汉”很谈得来。对于村子里那些老实本分的庄稼人，她会背后夸奖，而对于“懒汉”，却会当面说笑。相比之下，她尊重庄稼人，却喜欢“懒汉”。这里边的原因，我小时候一直不明白。
       八
       邻村有一个姓周的“懒汉”，比较有名，他还是祖母的表侄儿，绰号“滥料”。
       土改时要把地主家的充公财物分给贫苦农民，财物已经登记造册，贫苦农民可以按照各家标准选择申请。他事先来问祖母该申请什么，祖母劝他选一些最实用的寒衣和农具。谁知他偏偏选了一把最不实用的红木象牙太师椅，搬进他家的茅茨泥地间，不知如何伺候。后来实在是又冷又饿伺候不下去了，便把它扛到周围的集市去卖，还开出了一个天价，观海卫、逍林、鸣鹤场都去了。这椅子死重，亏他一天天风雨无阻地扛在肩上汗流浃背，游走四方。
       但是，那年月大家都在打造一种简朴的新生活，谁会买这种椅子?
       有一次我爸爸从上海回乡探亲，在外公家问起那年与妈妈结婚时拜高堂，受拜的外公坐的那张大椅子何在，外公万分谦恭地说：“周同志保管着。”
       爸爸觉得奇怪，便问“周同志”是谁，外公说出来的名字爸爸又没有听说过，只得回家问祖母。祖母听了大笑：“什么周同志，滥料啊!”
       九
        原来外公上街时已经多次见滥料把那张椅子扛来扛去，只是没有作声。这次祖母觉得外公把滥料恭称为“周同志”非常可笑，当作笑话到处说，结果反倒让滥料本人知道红木象牙太师椅是谁家的了，不免大吃一惊。他知道是亲戚关系，连忙扛着椅子到祖母面前道歉。
       祖母说：“这椅子你是分来的，又不是偷来抢来的，道什么歉?只是你不听我话，没要两件棉衣，椅子又不能穿。”
       滥料回答道：“也能穿，天天背来背去，一身暖和。”
       祖母笑了，说：“还是我买下送回去，做个人情吧。你可不能乱喊价。”
       滥料夸张地后退两步大叫：“我不可能要这钱，对亲戚不仁不义，今后还怎么号召群众?”他还带着土改时的一些词汇。
       祖母趁机舀给他一袋粮食，又数给他一点零用钱，说与椅子无关，是婶婶救济表侄儿。
       滥料忙摆手：别说救济，是借贷。
       祖母说：“你还讲究这个，要说借贷就要还，不能名不副实。”
       滥料说：“那就说帮衬吧。”
       祖母笑了，说：“连你也会咬文嚼字!”
       说完，祖母又请他帮忙，把椅子搬回外公家。
       
       十
       滥料办这等事总是太张扬，摇来晃去怕人家不知是怎么回事，一路说。还没走过河西桥，已经有小孩飞快地去报告外公了。
       外公闻讯后堵住门，等滥料到了就说：如果再坐这椅子，这几年就算白“改造”了。
       滥料没法，只得再扛回余家，报告祖母。
       祖母听了有点生气，说外公“怎么进步得有点矫情了”。
       妈妈在一旁说：“他倒不是矫情，是怕坐上这椅子想起以前虚有其表的日子。”
       祖母一想，这事本该多问问我妈妈，现在卡住了，还是让妈妈处置为妥，因为只有她能体谅两头。
       祖母把这个意思告诉了妈妈。
       妈妈想了想，说：“村里演戏正缺一把太师椅，做道具。”
       从此，每当戏演到一半，总会有人到台口眯缝着眼睛大叫滥料，要他赶快上台来扛椅子、换布景。那椅子实在太重，赖在他身上了。
        十一
       第二个著名“懒汉”住在我家对门的两间石屋里，叫方子。
       清清瘦瘦，说话不多，在村子里没有一个朋友。有一次户口登记，登记员照往常习惯写了他的名字方子，他看了骄傲地冷笑一下，说：“不对，是石肪的舫，迟暮的迟，肪迟。”登记员不明白什么是“石舫”，什么是“迟暮”，他又冷笑一下，说：“递笔来，我自己写。”
       他是外出回来的。到过哪里，做过什么，大家都不知道。在我印象中，他平日只做两件事，一是拉二胡，二是与我们学校的老师作对。我们有时追着他的琴声过去，他一见便停，问今天学校里老师又讲了什么课，我们稍稍回答，他便开始笑骂老师处处不通。他说，好多字是前人搞错了的，不用学得太认真。例如那个“矮”字，一个人戴着帽子蹲着脚在射箭，“矢”就是箭，那么这个字就应该是射；而“射”呢，寸身为矮，正好对调。
       听他这么说我就佩服起来，他则叹一口气，苦笑一下，拿起二胡又拉了起来，声调十分凄凉。
       祖母背后说他，年纪轻轻不干事，就靠老母亲纺纱织布养活。妈妈说，田头的活他看不上，他看上的事，人家看不上他。
       十二
       有一天深夜，两个村庄的孩子们准备一决高下，叫“打大阵”。早已花了几天时间做弓箭，箭是偷家里的筷子削的，头上包棉花，再浸煤油，到时候一点火，万箭齐发，喊声震天，孩子们拿着棍棒在喊声中冲锋陷阵，甚是壮观。现在想来，这阵势包含着很多危险：点火的土箭时时可能燃着草垛，而草垛又连着房舍，真不知怎么把大人们都瞒过了。
       其实，那时还是有一个大人混迹于战阵之间，那便是方子。他坐在田埂边的一个瓜棚里拉着二胡，于是孩子们的整个战斗过程都有音乐伴奏。
       他不可能看不到眼前的激烈景象，却又为什么全然不理?
       这个图像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黑漆般的大地，流星般的火光，潮水般的童声，幽灵般的男人，夜禽般的二胡……忽然二胡中断，只听茅棚那里传来他低沉的声音：“行了!”接着从脚步声听出他已经离开。
       他好像把一种魔法施人了这两个字，轻轻一吐便使满田野亢奋的孩子刹那沉寂，悄悄退兵，各自回家。
       第二天见到他，一脸寻常，似乎根本没有昨夜。
       也许本不是他?但方圆几十里，还有谁能拉出这样好的二胡?这么一想，一身寒噤。
       十三
       第三个比较著名的“懒汉”叫越英，成天拖着鞋子走路，也不赤脚，也不把鞋子穿好。他父亲请前村一个老学究起一个好名字，老学究说，那就因地制宜，取“越国英才”的意思吧。越英自己觉得，这名字说起来酸里酸气，喊起来女里女气，很不满意，但不能改，因为父亲已被当地的土匪陈金木杀死，当时越英才十四岁。
       他父亲那天在逍林南边的小路上挑豆荚，见迎面走来几个白纺绸衫的男人气色不同一般，就让在路边观看。其中一个男人冷笑一声说“看什么”，便拔枪一扬打中了他。这个男人，就是方圆几十里所有夜哭的小孩一听他的名字就会吓得不敢作声的匪首陈金木。
       越英本来就没有娘，这下立即成了孤儿，两个年长本家凑钱叫他外出谋生，其实是送他到吴石岭南麓去拜一位山林武师学艺去了，目的不必明说，为父报仇。
       没想到几年后共产党当政，快速搜剿乡间土匪，陈金木也被击毙。这消息传出的第二天，越英就回来了。他听村里孩子在唱现编的顺口溜“驳壳对驳壳，打死陈金木”(按我乡方言，“壳”和“木”是同韵)时，竟然没有高兴，这使大人们非常奇怪。只有两个老汉看出了他的心思：仇报了，但不是他报的。
       他很想用学得的本领去擒杀陈金木的把兄弟，另一支土匪的首领王央央(这个“央”字只是谐音，究竟何字还须查考)。谁料不久又传来儿歌：“小枪对小枪，捉牢王央央。”他一下觉得目标失落，无所事事了。
       乡间没有什么事情用得着他的那一点武艺，而既然学过了武艺，他对耕田、播种这些农活就看不上了。他没当成英雄却走上了末路。
       十四
       越英只有一项意想不到的本钱能贡献乡里，那就是用他的脚踩出来的腌菜特别鲜美。
       说起来这事实在有点不洁，似乎是他脚上的某种真菌类型，正适合此间的菜，此间的盐，此间的气温和口味。反正每当腌莱季节，越英就成了，你拉我扯的重要人物。很多家庭腌菜不止一缸，每缸脚踩的时间又不能太短，他也确实有点排不过来。因此故意撒娇搭架子，百般拿捏。
       “隔壁刚踩过，不用洗了!”这是他每次被一家子抢进门，都要说的话。这家早已端出一脚盆温水候着他，只等他洗完脚，好好踩。
       “跨了泥堆过来，怎么能不洗?”一个没过门的漂亮姑娘已经把他的脚按进脚盆，帮他洗了。
       他还在叫：“毛巾太旧了，我用不惯!”其实他洗脸都用不上那么新的毛巾。
       踩菜是有报酬的，不是钱，是粮食。好谷好米给得少，杂粮就多一点。越英就靠这个季节挣点粮食，总是要杂粮，最贱的是山薯干，一袋袋加起来可以糊口几个月。
       让人惊奇的是，短短的腌菜季节过去，谁也不理越英了，连前几天给他洗过脚的姑娘都不正眼看他。他要在长久的冷遇中憋足气，只等下一个腌菜季节，作姿弄态地狠狠报复。
       人们日常见到的他，总是在乡间泥路上拖拖沓沓。土匪已经消灭，家仇已经洗雪，腌菜已经封缸，他像无聊的名土，带着夕阳投下的影子，走进黑夜。
       ——就讲这三个“懒汉”吧，其他小的还不少，都不及他们有名堂。
       十五
        “懒汉”不是坏人，因此整治他们就得客客气气。他们每一个都有逗人之处，使得整治过程一直夹带着笑声。如果说，批判“恶婆婆”是为了解救乡间年轻女子，那么，这次整治“懒汉”是为了解救乡间年轻男子。然而，前者能找到“反封建”的理论名号，充满悲剧性；而后者却找不到理论名号，充满喜剧性。
       世间女人和男人的事，大多是这样来瓜分悲剧和喜剧的么?
        十六
       整治“懒汉”的主要办法，是开一个个语气温和的“帮助会”。本来自土改之后，乡间开会就多，“懒汉”们历来最喜欢在开会过程中插科打诨、制造笑料，因此这次为整治他们而开会，他们一点也不怕。“看谁治谁呢”，他们心里一乐。
       但他们很快发现，事情变得有点不妙。会上不是规劝，不是批评，更不是勒令劳动，而是帮助他们算账。一年要吃多少粮食?粗粮多少?细粮多少?这些粮食来自何处?年老的婶婶靠纺纱能贴补他多少?多病的舅舅靠打鱼能救济他多少?一年中饥饿的时间有多长?过冬时能穿的衣服有几件?
       过几天还有会，讨论他究竟能干哪些农活，或者能做农活之外的哪些事情。更要命的是，终于讨论到了他的成家打算，那么多老婆婆、大婶大嫂一起与他盘算成家费用，而满屋还有那么多未婚的小伙和姑娘在笑眯眯地旁听……
       这就是新政府“群众工作”的过人之处。人情人理之间，民众发动起来了，全村参与进去了，快速构成了一个荣辱分明的舆论结构，连再洒脱的人也不能不在乎。算了几回账，“懒汉”这个概念也渐渐成为人们的口头语。如果一开始就说他们是“懒汉”，他们一定抗拒，但是，会议间的用语是那么婉转：“大家要为懒汉找出路”、“懒汉也有可能变好汉”……是啊，懒汉、好汉一字之差，都是堂堂汉子，让他们叫去吧。
       总之，才几个月，这批平时优哉游哉的活神仙，在精神上已经一败涂地。
       十七
        但是，在为他们找活儿干的时候大家都遇到了苦恼。他们能干什么活?村里能留给他们什么活?
       就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开始了，使事情出现了整体转机。
       在这里请允许我暂时停止叙述，加一段议论。现在有一些历史学家彻底否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我觉得有欠客观。世人皆知，近二十年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一个早期标志，就是农村的“包产到户”，这无疑是一个勇敢的选择，但并不能由此感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前些年我在北非、中东、中亚、南亚考察的时候对此更有感受。看着泥路边大片荒芜的田地和大批闲站着东张西望的贫困男子，同行的年轻伙伴问我：“他们为什么不弯下腰去干点活?”我说：“很难。这就是我小时候在乡下看到的懒汉队伍，没想到在这里也泛滥成灾。”’ 弯下腰去干点活?怎么干?水源呢?种子呢?农具呢?肥料呢?技术呢?资金呢?运输呢?市场呢?近代以来，世事纷杂、人口膨胀，东亚的自耕农经济已经很难由小家小户来自给自足。作为农业命脉的水利灌溉更是如此，这些国家往往还是在靠几十年前英国殖民者留下的灌溉系统。当时中国南方农村还比不上他们，经历过长期的太平天国、军阀混乱、抗日战争，再加上接连不断的水灾、旱灾、风灾、蝗灾和瘟疫，一切都不可收拾。地方那么辽阔，文化那么落后，交通那么闭塞，该怎么寻找出路?不管我以当时小孩的眼光还是以今天成熟的眼光看去，都会觉得合作化运动是一个不错的权宜之计。
       因彻底无序而低效的土地，就此可以找到一种简单的生产秩序。有了分工，有了调配，有了跨家跨户的渠道建设和农具购置，随之也有了让大家学习和实践每个生产环节的可能，连“懒汉”们也都有了适合他们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各家的孩子不必分头放羊割草了，因此也有了上学的可能——我小学的同班同学就是这样聚集起来的。正是这种可能，使以后的一切社会改革有了可能。
       也许高层领导者们有太多极端理想化的追求，后来在这件事情上确实也推进得太快、太急、太大、太粗，渐渐脱离了实情和人性，产生了很多不良后果，但在合作化之初，那几乎是雪中送炭，为大地保留了最低的温度。
       《铁皮鼓》里那个矮小的男孩子能够见证很多连大人也看不清的历史，在我们家乡，这个男孩子就是我。
       第三章
        旧屋与旗袍
       旧屋，是指我出生并生活到十岁离开的屋子，地处浙江慈溪桥头镇车头村一个叫高地地的宅落里。从我出生到离开，桥头镇都属余姚县，好像是一九七九年划人慈溪的。
       旧屋所在，是地道的农村，唯一的热闹去处是一华里之外的桥头镇，但那只是一截临河的窄街，一座普通的石桥，几家小小的店铺，每天清晨有一点买卖农产品的集市，走几步就完了。
       越是无处可去，屋子对人就越是重要。
       我家屋子不是独立的，是一排长楼中的一户。这排长楼不知是余家哪一代祖先建造的，在我出生之时早已破旧。长楼朝南，分七个单元，东边三个，西边三个，中间—‘个是公共活动场所，叫“堂前”，我想最早应该是安置祖宗牌位和祭祀的地方。我家是紧挨“堂前”的西边第一家，进出的门户要通过“堂前”。从格局看，应该是这排楼中最重要的一个单元，估计在建楼之初，我家祖先属于长子、大房。
       从“堂前”进门便是“前间”，中间摆了一张八仙桌，一看便知，这是我家待客、供香、摆酒、祭祖的礼仪场所，尽管在我记忆中，它是那样的狭窄和简陋。
        在全村，这间屋子最热闹，夜间经常坐满了人。因此，在西墙前面排着很多长凳，来人多了，就把长凳拉开搁在四周。一条长凳上挤四个人，前前后后又站着很多人。从后面看去，这些坐着、站着的人都黑森森的看不清面目，又都显得十分高大。影子塞满了四边墙壁，有几个头影还映到天花板上去了。
       光源在八仙桌上，是一个小油碟，上面斜搁着一根灯草，火苗像—粒拉长了的黄豆，一抖一抖。火苗映着一个短发女子的脸，她才二十出头，眸子安静，脸带羞涩，正在埋头书写。她，就是我妈妈。 ，
       妈妈是全村唯一有文化的人，因此无论白天、夜晚，她都要给全村乡亲读信、写信、记账、算账。
       村民不管隐私不隐私的，全村基本上又都算本家，一家有信全村听，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无上的消遣。我相信，从小习惯了上海思维的妈妈要在那么多人面前诵读一家私信，一开始一定很不习惯。她用眼色询问上门来求她读信的那个妇人，要不要请别人离开一下。
       那位妇人一定不会理解妈妈的眼色，妈妈这才慌忙看一下四周，开始移过信纸。读信时，妈妈会把声音尽量放轻，但她发现，越轻，凑过来的脑袋就越多，而他们口中吐出的劣质烟气也越是呛人。时间—长，她也就放开了声音。
       妈妈嫁到这个村子的时候，穿的是旗袍。旗袍是在上海做的，很合身，但对高地地的人来说，却是奇装异服。
       结婚那天下轿，穿的是织锦缎旗袍，酒红色中盘旋着宝蓝色，让村里人眼前一亮。但更让村里人注意的是新娘子的容貌，他们还来不及把她的衣饰分开来一件件打量。而且，乡下人历来把大户人家小姐的嫁妆看成又高又远的事，即使从眼前擦过，也只当戏文传奇，不会用寻常目光评判。美丽的婚服穿过一次也就压到箱底去了，没有机会再穿，成了一个缥缈而匆忙的回忆。
       但是第二天，村里人奇怪了，新娘子还是穿着旗袍，只不过换成阴丹士林的，一色正蓝，与织锦缎那件一样合身。更奇怪的是，她居然穿着这身旗袍拎着篮子到河边淘米、洗菜去了。
       在妈妈看来，阴丹士林旗袍就是工作服。这身旗袍的颜色比村里其他女人的服装都要单一，而且料子也极普通。
       妈妈出门很少，但不管走到哪里，稍一回身，总能看到窗口、门边星星点点注视的目光。她以为是乡亲们对新人好奇，便红脸低头，用微笑打一个没有具体对象的招呼，快步回家了，而不知道麻烦主要出在那身旗袍。
       祖母也来自上海，当然看不出妈妈的旗袍有什么不对，反而觉得这个儿媳妇处处让她顺眼。直到有一天，祖父的堂弟余孝宏先生对妈妈说了一句话，才传达出了一个村庄对一种服装的嘀咕。
       孝宏爷爷坐在草垛边的石墩上，叫了一声妈妈的小名。这小名，是他从祖母的呼叫声中听来的，他与祖母同辈，这么叫很合适。
       妈妈停步，恭敬地等他说话。
       他说：“你这种穿法是朱家的，这里不这么穿。”
       妈妈看了一眼自己的旗袍，没有听懂他的话，看着他，等他说下去。
       孝宏爷爷其实是个很轻松的人，平日里习惯说说笑笑，一点也不想摆长辈的架子，看到我妈妈发愣，就笑了，说：“你看这里的女人，都是穿老布裤干活的。你这身，又不过节又不做客，太齐整。”
       在我们乡下，“齐整”这个词，含有漂亮的意思。
       妈妈“哦”了一声，点点头，便转身回家禀告祖母。祖母一听就来气，“就他管得宽!把他老婆都管成了痴子!”
       话虽重，口气却是打趣式的，祖母说的时候还笑出声来了。
       “痴子”也就是疯子，是指孝宏爷爷的前妻，祖母的妯娌，一直蛰居在我家西边邻屋的楼上。这是我们童年时代最渴望见到又最害怕见到的人物。她比我祖母年轻多了，我见到时大概也就是四十多岁吧，偶尔下楼来，不讲话，也不给谁打招呼，不胖不瘦，表情平静地轻声自语着什么，走不了几步又上楼了。
       记得我五岁时有一次从山里采了一大把杜鹃花回来，在后门正遇到她下楼。她眼神定定地看了我手上的杜鹃花一会儿，又移眼看了看我。我分出两枝花来送给她，她把花拿到眼前又细看了一下，却立即塞回到了我手里，转身便上了楼，没发出一点声音。
       前妻疯了，孝宏爷爷又续娶了一位，那就是至今健在的我的小阿婆了。小阿婆只比我妈妈大三岁，却长了一辈，她干练爽利，丰腴白净，是村子里的一个人物，如果用现代传媒的语言来定位，算是“该村妇女界的言论领袖”。小阿婆是从北边的新浦沿嫁过来的，那里靠着海，有渔业、盐业、航运业，远比我们村里开化。据说小阿婆还见过在整个浙北、浙东都鼎鼎有名的强势士绅王尧辉先生。王尧辉的强势，在于他有效地掌控了三北地区的盐业，这可是身价无限的土皇帝，早被此间村民神化了，小阿婆居然见过!光凭这一点，就使她在村民中的地位不凡。
       小阿婆告诉乡亲：“连王尧辉家的佣人也吃得起馄饨。”然后她细细讲述馄饨是什么。非常薄的面粉皮子，包住了一点点最新鲜的肉馅儿，水一煮，薄皮子像云一样飘起来了。乡亲们一听，心也飘起来了。
       孝宏爷爷把这么一个见过世面的小阿婆娶到了家里，实在让村人佩服不已。他总是坐在村头草垛边的石墩上，晒着太阳，调笑着每一个走过的人。但是，别人不敢反过来调笑他，一是因为他辈分高·，二是因为他家里有这样一位妻子。连妻子都能随口说说王尧辉了，那丈夫如何了得，天下还有什么事不在他的眼皮底下?
       但是，正是这位孝宏爷爷，不能接受我妈妈的旗袍。难道，连见多识广的小阿婆也没穿过旗袍?王尧辉家如此豪门，女眷如云花团锦簇，小阿婆没穿过总也见过吧?
       妈妈问祖母，祖母想了想，说：“她当然见过，却真没见她穿过。新浦沿再怎么，也不能和上海比。”
       “那我改穿长裤吧?”妈妈征询祖母的意见。
       “其实随便，都可以。”祖母说。
       妈妈改穿长裤的第三天，孝宏爷爷又在草垛边的石墩上把她叫住了，说：“你这长裤也不对，太瘦，这里的裤子要宽大。也不能长到脚背，只能到膝盖下面。”
       这次妈妈不理了，仍然穿着长到脚背的瘦长裤，过几天又轮换成旗袍。后来自己缝了一条裤子，宽大了一点，但还是长到脚背。
       乡亲们天天晚上聚到我家来，看妈妈读信、写信，时间一长，也都习惯了她的旗袍和瘦长裤。
        四
       读信写信，是在读写一座村庄。
       妈妈快速地进入了村庄的内心。
       其实远不止是这座村庄。读信、写信的另一端，大多是上海。上海是由一批批闯荡者营造起来的，来自浙江农村的闯荡者又显得特别重要。例如，我家向南不远龙山镇农村的那个闯荡者就当上了上海商会会长，他叫虞洽卿，上海最热闹的一条大路曾以他的名字命名。但是，多数闯荡者都没有出名，他们中的一小拨来自我们村庄，平生只有我的妈妈在不断地书写着他们的名字。
       终于，妈妈发现，外出的闯荡者也都不识字，收到乡间妻子来信后还要请别人来读。这让她愕然了。
       她原来以为自己是—对对夫妻间唯一的“传话者”，因此尽量把妻子们的委婉心语细致表述，谁知，这种表述仍然不能直接抵达。对方找到的读信者一定是男人，他们能传达这些哀怨村妇的隐隐心曲吗?
       那么上海，浙江农村为了造就你这座城市所支付的情感代价，实在太大了。
       妈妈太熟悉上海，因此深知两端之间的不公平。
       她知道不公平是永恒的，但她要做点事。
       几年读信、写信的结果使她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义务在这些村子间办识字班，在年轻人中扫除文盲。以前已经有一些小媳妇想识字来找她，她觉得不如干脆把事情做得更像样一点。
       东边一里路之外的桥头已有一所简陋的小学，办在一个破败的尼姑庵里，但是，当时那里招生太少，要收学费，一般农村青少年进不了。妈妈知道，要吸引大家来上识字班，第一个条件是不收学费，第二个条件是上课时间要／顷农活，也就是要在大家收工以后或不出工的日子里上课。
       这样办，她粗粗一算，来的人会很多，光她一个人来教，吃不消。
       要找一个人来帮忙。
       有文化，能教书，愿意尽义务，完全没有报酬，又必须是一个女的，出来教书不影响家庭生计……
       这样的人，在当地农村，哪里去找?
       终于，她想到了自己娘家——朱家村，西边半里地之外的斯文富贵之地，只能从那里搬救兵了。
       外公是地主，妈妈去朱家村找人有点不便，但妈妈一直缺少政治意识，心想义务教人识字，这样的好事谁会反对呢?
       找到的那个人，便是朱家村除外公之外的另一个“破产地主”朱炳岱先生的年轻妻子。
       朱炳岱被划为地主也是因为父辈的家声，到他自己已没有地产。他的妻子身材娇小、美貌惊人，比妈妈小一岁，也是从新浦沿嫁过来的，与小阿婆一样。姓王，叫王逸琴。
       在妈妈还没有嫁到余家时，王逸琴已经嫁到朱家村了。妈妈一直说王逸琴比自己漂亮，但大家都说妈妈的气度更大一点。妈妈出嫁前与王逸琴谈过两次话，彼此印象都好，妈妈也由此知道她文化不低。
       现在，妈妈抱着我，敲开了王逸琴家的门。
       开门见山，妈妈对她说：“你帮帮我。高地地太苦了，年轻人都不识字。我打听了，别的一些村也是这样。我们两个一起办一个识字班吧，我教语文，你教算术厂
       王逸琴说：“亏得你还想到我。”
       妈妈说：“这事没有报酬。”
       王逸琴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看，我是地主的老婆，别人都不喜欢我到外面走动。”
       妈妈笑了，说：“我还是地主的女儿呢。”
       王逸琴问：“万一人家拖脚怎么办?”她说的“拖脚”，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检举、揭发，我们那里把“拖”字发音成“得唉”。她的意思，如果有人检举、揭发，有一个地主的女儿和一个地主的妻子一起办了一个识字班，一定有什么不良目的，该怎么办。
       妈妈回答道：“有人拖脚，我们歇手。”
       “脚”和“手”对仗，说出口之后妈妈自己笑了，王逸琴也笑了。
       那么简单就说定了，王逸琴把妈妈送到她家东首的竹园边。妈妈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位美丽的少妇，问：“你这旗袍是上海做的吗?”
       “我没去过上海。这旗袍是在娘家新浦沿做的。”王逸琴说。
       “新浦沿人穿旗袍吗?我婆家一个长辈亲戚也是从新浦沿嫁过来的，看不惯我穿旗袍，说那里只有王尧辉的家眷才穿。她还见过王尧辉本人。”
       耳边传来轻轻的声音：“王尧辉是我爸爸。”
       五
        妈妈对王逸琴更敬重了。倒不是因为知道了她美貌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原因，而是因为她在父亲还非常得势的时代居然没有让大家知道她是谁的女儿。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十分困难，必须由王尧辉本人作出决定和安排，因此，妈妈对王尧辉先生也产生了几分尊敬。
       识字班在我家东门白的堂前开办。妈妈亲自在高地地一家家动员，一些青年听说可以不交学费、不误农活就能识字，地方又那么近，都抢着要来。妈妈交给他们一个任务，到邻近的村庄如车头、田央里、顾家村、陈家村去看看，有没有也想进班的人。她想，人多人少同样上课，多一个人识字总好一点。谁知这么一来，人就太多了。开班那天，人一批批来，挤在小小的堂前，桌椅就不够，临时到村子里各家各户去借。
       借桌椅的事搅动了全村，有两个女孩子忽发奇想，觉得我家西边邻屋楼上孝宏爷爷那个疯了的前妻屋里，一定有一些空置不用的桌椅，也就壮着胆子蹑手蹑脚上去了。
       她们小心地向那位安静的疯女人说明来意，疯女人一直低着头，没有表情。两位女孩子站在屋子里四周一看确实有几条空置的长凳，就说：“阿婆，我们先搬走了，上完课马上来还。”见疯女人没有表示反对，就去搬了。
       刚向凳子挪步，发现满地都是一些浅黄色的奇怪物件，蹲下身去一看，全是用麦秆编成的各种小动物，惟妙惟肖，生动可爱，密密层层铺了一地。
       两个女孩子抬起头来看了疯女人一眼，心想你长年不下楼原来在编织这么一个热闹的世界。最后，她们搬出长凳时忍不住又对疯女人说：“阿婆，你编得太好了，那么多，送我们两个吧。”疯女人仍然没有说话，但似乎嘴角有一点轻微的笑影。两个女孩子也就一人扛了两条长凳，各拿一件麦秆小动物下楼了。
       堂前乱过一阵，妈妈开始讲课。她把一块深色门板当黑板，拿着几支从一里外的小学要来的粉笔，教几个最简单的字。这在村里算是一件大事，男女老少都拥过来看，许多纳鞋底、抱小孩的妇女也都挤挤地站在边角，高高低低都是人头，嗡嗡喤喤。妈妈知道，这样下去没法上课，要另换地方。
       妈妈讲了一会儿之后，王逸琴开始讲算术。她显然比妈妈更受不了这种混乱局面，经常停顿，但还是讲了下去。突然，她发现站着的妇女都把头转向了一边，全场突然肃静。大家注视的，是一个头发不整却表情木然的女人。
       王逸琴面对这个场景不知所措，妈妈一看也吃了一惊，是西楼的疯女人，她也下楼听课来了。疯女人的存在，使全场不再喧闹，但大家的注意力再也集中不到老师身上，这一点，王逸琴很快明白，她无法在这种奇怪的安静中把课讲下去。
       散课之后，妈妈把自己刚刚作出的决定告诉王逸琴：识字班到祠堂里开，那里桌椅很多，地方很大，只须叫两个学员去打扫一下就成。
       王逸琴的心思还是留在刚才那个表情木然的女人身上。
       妈妈说：“她是疯子。”
       王逸琴说：“不知怎么总觉得脸熟，一定在哪里见过。”
       妈妈说：“不可能，她从来不出门。”
       正说着，小阿婆过来了，热情地挽着王逸琴的手问：“听口音你也是我们新浦沿人吧?哪家?怎么长得这么漂亮?”
       王逸琴笑一笑，回答说：“那我们是同乡了，我离开那里已经很久，现在住在朱家村。”
       “这下你有穿旗袍的伴了。”小阿婆笑着对妈妈说。
        六
       从此，识字班就开办在，祠堂里了。那里离村庄有点距离，村民不会去挤，疯女人更不会去。但是，在堂前开班的第三天。我家后门窗台上出现了五个麦秆编织的小动物。
       祖母对妈妈说：“痴子明大理，这是她给你的奖赏。”
       妈姆说：“那可要收好，都是细细女人心。”
       识字班其实办得很苦，太多是，下雨下雪，不能干别的活了，就上课。两个女子撑着伞。在泥路上走，从来都是她们等学员，没有让学员等过她们。妈妈平日不在乎打扮，但每次去识字班前总要在镜子前梳妆打扮一下，因为会遇到王逸琴，其实王逸琴也是同样。
       她们去识字班，必定都穿旗袍。祠堂在田野间，两个女子从不同方向同时到达，完课时一同出来，站着说一阵话，又朝不同方向回家。由于她们总是比大家先来后走，因此一眼看去，田野上常常只是她们两个女人的身影，悄悄走拢，悄悄分开。
       识字班办了三年。这三年间，先是王逸琴的丈夫朱炳岱先生英年早逝，再是王逸琴再嫁，不幸，第二个丈夫又去世，她就实在悲痛得没法教下去了。
       妈妈说：“她的人太好了，她的命太苦了。”没了她，妈妈一人就没有办法把识字班支撑下去，只得解散。
       妈妈从此很少再穿旗袍。而且，再也不愿踏进祠堂。
       识字班不办了，妈妈天天晚上一如既往，要给乡亲们读信、写信。我家的前间，还是夜夜拥挤。
       七
       夜夜拥挤，还有一个很琐小的原因，那就是当时村里很少有人家舍得点一盏油灯。除了这间屋子，全村早已沉人黑暗的大海，深不可测。
       有月光的夜晚，孩子们会离开这间屋子到外面去玩。夜间的船坞、树杈、坟堆、桥基、蟹棚、芦荡、苜蓿地、河埠头、风水墩都充满了影影绰绰的鬼气，这对小孩子来说太具有吸引力了，一种裹卷着巨大恐怖的吸引。
       我想，我应该感谢这些夜晚。一个开始曾被小伙伴们称为“上海人家”的孩子，趁妈妈在黑压压的人群中忙碌，趁祖母在给这黑压压的人群烧水、沏茶，便大胆地向着巨大的恐怖走去。很快，我成了小伙伴中胆子最太的人之一，证据是，夜间去钻吴山的小山洞，去闯庙边的乱坟堆，都是我带的头。
       直到今天才真的明白，这种无所畏惧的“幼功”对我的一生是多么，重要。当时妈妈并不清楚我在夜间到过一些什么地方，但有很多迹象告诉她，她的这个幼小的儿子对什么也不胆怯。这一点对她可能有一点误导，后来她对我的几个弟弟，也从来不在胆怯，的问题上作任何考虑。很多作家描写过的在童年时代听到响雷一头扎在妈妈怀里的情景，在我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果发生，一定会比响雷更让家人吃
       惊。回想起来我妈妈自己也够太胆的，因此年长以后读布莱希特的作品《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便哑然失笑。
       我一直记得一个堪称美丽的场景，可惜说出来旁人很难相信。
       那是我六岁之前的某一天，吃晚饭时发现妈妈不在，祖母说，到上林湖山岙里边的表外公家里去了，表外公一定会留她吃晚饭。祖母一边对我说，一边又向那些陆续到我家聚集的乡亲们解释，乡亲们也都回去了。这使我突然感到寂寞，搁下饭碗就到外面去玩。到了外面，我的腿不由自主地向大山走去，为的是迎妈妈。
       从我家到表外公家，需要翻过两座大山，第一座就是吴石岭，第二座叫大庙岭，妈妈曾经带着我翻过。后来造了上林湖水库，淹了这两座大山之间的山谷，这条路就不通了，但在我小时候是通的，很多老人还记得。
       那天晚上我就一个人去翻山了，只觉得妈妈很快就会迎面而来，见到我一阵惊喜。我的心里，就贪图这一阵惊喜。我知道这山里有野兽，却觉得野兽没灯，一定已经睡了，只要放轻脚步，不会惊醒它们。
       翻完了吴石岭还不见妈妈，我就开始翻越更高的大庙岭。大庙岭已无大庙，山顶却有一个供人歇脚的小凉亭，当时正住着一家乞丐。他们在月光下看到这么小的一个男孩子居然独自在走山路，非常惊奇，那位女乞丐关心地问我：“要不要坐一会儿?”我向他们摇摇手。
       走过山顶凉亭后便是下山路，走了很久我开始担心起来：下山后怎么找到表外公家呢?想来只能在山脚的路口等。正犹豫，听到了极轻的脚步声，我抬头一看，正是妈妈。
       现在回想，妈妈当时才二十出头，单身一人在夜间翻山越岭也真大胆，但更不可思议的是她见到我的表情：只是非常亲热地叫了我一声，拉着我的手，然后一起翻山。她似乎只觉得孩子懂事，在她翻山翻得寂寞之时来陪她，居然丝毫没有产生其他母亲都会有的担忧。
       真是“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
       只有一件事我变得比其他小朋友都胆小，那就是西屋楼上的疯女人突然因病去世后，几乎所有的小朋友都上楼去看摆了满地的麦秆编织小动物，只有我不敢上楼。为什么?说不清。
       八
       妈妈胆大，但不泼辣，反而常常害羞，说话也不响亮。只不过，她轻声答应的事常常连泼辣的人也会迟疑。
       一天，村长找来了，说村里要办“生产互助组”，缺会计，也只能请妈妈当。妈妈每天为大家写信、读信，已经那么忙，但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从此，每天夜间先记劳动工分，再写信、读信。这个房间更拥挤了，我们全家熬夜的时间也更长了。
       当然，连记工分也没有报酬，因为我家属于“非农业人口”，进不了村里的分配系列。妈妈不止一次地说：“身子轻的采桑，手劲大的搬磨，识水性的过河……我识字，这些事本分要做。”
        九
       妈妈在这间屋子里还作了一个胆大的决定，与我有关，但我当时不知道。
       在我实足年龄还只有四岁那年，小学的老师来统计可入学的新生，那时我正与几个小伙伴把妈妈的围单当大幕，绑在八仙桌的桌腿上演戏，妈妈就笑着指了指我，对老师说：“在地上爬着的要不要?”
       老师说：“怎么不要?登记！”
       几天之后，我就上学去了。背上背着一个大草帽，上面有妈妈刚刚写的四个毛笔大字：“秋雨上学”。
       我想这情景实在是妈妈最顽皮的一笔。一个才四岁的小不点儿独自走在长路上已经让人怜惜，而背上的几个大字又说明这居然是去上学!
       路上没有人认得这几个字，那么，妈妈是写给上天看的了。这就像是土地爷通过童男童女给上天带去一个小小信息：我们这里全是文盲的年代，已经结束。
       老师们看到我草帽上的这几个字很高兴，而且从书写的功力判断出了我的文化背景，但他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来对付一个四岁孩童。那时代乡间学校全用毛笔，课桌上放着砚台和墨，可想而知，每次下课，我满脸满手都墨迹斑斑，老师就抱起我到河边洗脸，洗完再飞奔着把我抱回教室的座位，下一节课另一位老师又重复这般情景，实在是一片忙乱。
       我四岁上学的事，把在上海工作的爸爸吓了一跳，随之，连叔叔、舅舅也紧张了。第二年国家教育部定下了规矩，小学入学的年限是七岁，这使得爸爸、叔叔、舅舅更有了理由，不断来信劝妈妈，要我用“留级”的方式后退到正常的年龄，否则脑子会用坏。其中大舅舅出的点子最要不得，他要我每次考试都缴白卷，或故意答错。
       妈妈问我的意思，我说，让我装成傻瓜留级，听过去全都听过的课，脑子才会坏。
       妈妈当然赞成我的意见，便写信给爸爸说：留级太累，不如让我读上去，她会设法减轻我的课程负担，代我做全部家庭作业。
       其实我们小学里每天的家庭作业也不多，多的是“暑假作业”和“寒假作业”，妈妈花半天时间全做完了。她最感吃力的是要在作业本上模仿小孩的字，我玩累了回家，见她一笔一划那么费事，就帮帮她，让她先写在别的纸上，我抄上去。她感激地说：“真懂事。”
       十
        老师们人都很好，但课讲得都不好听，我每堂课都在等待下课铃声。
       下课后也有一件事让我害怕，那些曾经抱着我到河边洗过脸的老师见我脸上没墨了，都会用手来拧一下，好像这是他们洗脸换来的特权。拧脸，女老师拧得不疼，男老师拧得有点疼，特别是那位叫胡光华的校长。
       有一次，胡校长拧完我的脸还给我看一本他正拿着的厚厚小书，他说这叫字典，并用五分钟时间告诉了我查阅的方法。
       我拿过来查自己的名字，第一个字是“余”，查出来的意思是“我”。我想真好，可不是我吗，编字典的人真是无所不知，连我也认识。
       这天回家，我要妈妈给我买一本字典。我说，有了字典，我一个个字认，就用不着上学了，多好。
       妈妈说：“上学不光是为了认字，还会认识很多有学问的老师，这很重要。”
       我说：“老师讲课真不好听。”
       妈妈笑了，说：“也有很厉害的老师。明天是星期天，县里会来一位很有学问的人给老师讲课，那是老师的老师，你也跟我进去听听吧。”妈妈当时与小学老师们已经很熟，是老师们来通知她的。
       第二天我就去听了那堂课，一位戴眼镜的男老师在讲语法，听的全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加我的妈妈，还有我。
       这语法课真把我听乐了。戴眼镜的男老师先把一个奇怪的句子写在黑板上，然后连续两节课都在分析这个句子。我首次接触这么复杂的句子，印象极深，后来又一再给我的同学复述，因此就牢牢记住了。这个句子的结构大致是这样的：
       周老师看了王老师一眼，回过身来对
       李老师说：“昨天下午刘老师和赵老师都问
       我：‘前两天孙老师带病为朱老师补课的
       事，是不是应该让胡校长知道?”’
       妈妈一看这个句子就不满了，小声对我说：“真有本事，一句话就扯出了八个人，谁会这样绕来绕去说话?”
       台上的老师对这句话的分析，绕得就更凶了。语法概念说了一大堆，黑板上画出来的语法结构线已经像一堆剥了皮的老麻，丝丝缕缕缠得人头晕脑胀。
       听课回来的路上，妈妈对我说：“如果你读书读上去，最后变成了这种学问，那宁肯不要读了。我听你舅舅说过，过去英国人为了把印度人搞傻，便于统治，就给他们编了一套特别复杂的英文语法书，一学就傻……”
       这事我很感兴趣，便问：“后来印度人真傻了吗?”
       妈妈笑了，说：“这我不太清楚。但我以前在上海见到，很多‘书毒头’比平常人要傻得多。”
       “书毒头”是我们乡间对于书呆子的一种称呼。尽管当时乡间已经没有什么人识字，但是只要一提起这个称呼，乡亲们仍然充满了鄙视和嘲谑。我想，这也许属于某些“负面人格类型”的隔代传播吧。我当时间过妈妈，书呆子只傻不坏，为什么把他们说成“毒头”呢?妈妈说，他们钻起牛角尖来也真够狠毒的。
       等我长大后才明白，妈妈的意思不错，解字却有偏差。那个“毒”字，一定是另一个同音字“蠹”的误置，“书毒头”也就是“书蠹头”，躲在书籍中蛀咬书籍的小虫是也。说得好听一点，这些书蛀虫也算在“咬文嚼字”。
       乡亲们真是幽默。
       十一
        很抱歉的事情是，那位讲语法的老师，由于我不怀好意的转述，成了同学们今后嘲笑“书蠹头”的范例。课堂上哪位老师把一件简单的事情讲复杂了，或者讲了半天还没有让大家听懂，一定有顽皮的男同学轻轻嘀咕一句：“周老师看了王老师一眼……”
       同学们当然都忍不住笑出声来。老师很奇怪，他似乎也听到一点什么，便问：“怎么回事?哪个周老师?”同学们笑得更响了。
       这种笑声经常响起，现在回想，那是我在童年时代种下的珍贵疫苗，帮我防治了一辈子学术流行病。
       在我以后的文化活动中，什么奇怪的事情都发生过，惟独“周老师”怎么也不会看“王老师”一眼。
       但是妈妈还是不放心。她一直在想，那么奇怪的语法课，为什么会让那么多老师去听呢?那背后似乎有一条牵涉到某种文化荣誉的路，但她明白那是一条通向“书毒头”的死路，万不能让她的儿子走上去。终于她下狠心了，与祖母商量决定，立即采取防范措施：让我接手，为全村读信、写信。那年，我七岁。
       第二年，妈妈怀了我的二弟，更把她每夜为村民记工分、算账的事务也交给了我。
       我受宠若惊。不仅是受妈妈之“宠”，而且是受全村之“宠”。从此以后，这间屋子的主角和中心，全是我。每天夜晚那些村民热切的目光依然穿过腾腾烟雾落到小油灯前，灯光映照着的已不是那位年轻妇女，而是她的儿子。
        十二
       读信、写信，一般是在我傍晚放学以后。记工分、算账，是在晚上。
       也有一些比较复杂的长信要在星期天写。现在回忆起来，最复杂的是三家的信。
       一家是村东头的讨饭奶奶。她过去讨过饭，现在早已不讨，住在一间极小的屋子里。她有一个儿子，参加志愿军，到朝鲜打仗去了。因此她是“军属”，小屋门上贴着一张写有“光荣人家”四个毛笔字的红纸，窗内挂着她儿子穿军装的照片。每逢过年过节，村里都会敲锣打鼓地去慰问，还会送上一点粮食。但是，这并不能改善她的日常生活。她不知早年受过什么伤，每天我上学经过她家，总能听到她“喔唷、喔唷”的呻吟声。她多么希望，儿子能寄一点钱来，给她治病。但是，作为普通战士的儿子显然没有这个能力，而且当时农村医疗系统还没有建立，该到哪里去看病呢?到城里?谁陪去?住哪里?该出多少钱?这事，连当时的村长、乡长也无能为力。
       她总是星期天早晨到我家来，要我读信、写信。她口述写给儿子的信，口气非常委婉，总说一切都好，夏粮快下来了，只是老毛病没有好转，儿子不用挂念她，好好在前线打仗、立功。她儿子的来信，字写得又好又潦草，但我听说她儿子没上过学，估计那信是由部队的文书代写的。儿子的信中总是要讲一段一般形势，然后说到朝鲜天冷，鼻子都快冻掉了，接着说我们的战斗热情战胜了寒冷等等。老奶奶让我回信，又一次说到自己的病，这次不是希望儿子寄钱了，而是希望通过部队在浙江当地的医生，给她治一治。儿子下一封信大概是与部队领导商量了，除了写给母亲的一页外还附了一页给乡政府。老奶奶立即拿着那页信一拐一拐到乡政府去了，但我知道，乡政府的办法十分有限，老奶奶的呻吟声还是每天
       从小屋中传出。
       第二家也是一个军人的家属，但那军人是军官，那家属是妻子。军官姓余，是我们本家，先在北方驻守，后来移师舟山，那么近了，居然也没有回家来看一看。有很长时间，他妻子一直以为他战死了，眼泪汪汪地去找村长和乡长，村长、乡长告诉她，如果战死会有通报。于是她让我一封一封地给原先那个部队的番号和驻地写信，句子都差不多。终于有一天，军官来信了，口气冷冷的，说是自己受了伤，没法写信。他妻子听我读完信，二话不说，就按信封上的地址找去了。当时的妇女，单纯到居然没有在那么长时间的杳无音讯中，产生丝毫关于移情别恋的怀疑。那女子在军官那里获得了准备离婚的确切信息，回到村里就不想活了，几次要投河。到了这个地步，就不是我这个小孩子的事了，还是由我妈妈出场，与几个婶婶、阿姨一起，陪着她，劝着她。半年后，办成离婚，那女子就回了娘家，军官也从来没有回来过。
       第三家是我家南面隔了一个晒稻场的异姓人家，不是姓顾就是姓陈，现在也忘了。只知道那家的男主人参加了公路修筑队，几乎隔两天就换一个住宿地，妻子让我写去的信一牛收不到，只能等他来信。但他刚刚在学识字，写来的信在很少几个字里绕来绕去，既靠象形又靠谐音，实在很难读懂，每次都让我猜半天。他妻子是文盲，完全不相信她那么能干的丈夫会写不好信，总是既期待又疑惑地看着我，然后宽厚地对旁边看热闹的乡亲们说：“秋雨太小了，读信不容易，再读几年书，就好了。”我看了她一眼，不知如何声辩。让我写回信时，她特意站在我的角度考虑，要丈夫下次来信时写得浅白一点，不要太深奥。我当然没有把这个意思写进去。
       相比之下，其他人家的信，比较简单。
        十三
        除了写信、读信，还要记工分、算账，这对我稍稍有点障碍。因为，每天晚饭后本来是我们这些小男孩钻在草堆、树丛里玩耍的时间，突然呼唤声响起，大多是祖母的声音，其他小男孩一听便立即笑我：又要去记工分了!
       我陕‘陕不乐地离开小伙伴回家，村民早就坐在那里，一见我进门就一叠连声地夸奖，我也就‘陕乐起来。
       记工分、算账，最麻烦的不是记和算，而是倾听，并在倾听中作出判断。
       村民们永远在一次次高声争论，有一些事情已由对立变成共识，但两方面都不会宣布，要我去仔细地听出来。有一些主张已经被驳倒，但是，虽被驳倒却不能再问，一问就会重起争端……要在这中间作出判断，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确实不易。
       村民们的争论有时近似打架，但放心，老婆、孩子都在，打不起来。
       这就是说，我已经天天在幽暗的油灯下，辨识着世间人情的细部奥秘。
       记工分、算账的时候，有一些字也会卡住，例如烧窑的“窑”，挖渠的“渠”，垒墩的“墩”，都是我以前在语文课里没有学到过的。
       妈妈把这一切任务全部交给我之后，就再也不闻不问，更没有“扶上马、牵一阵”的意思。她全然撒手，连晚上我上楼，她见了也只讲别的事。但她显然对我非常满意，深信她的儿子再也不会做“书毒头”、书蛀虫了。
       年终按工分来分配各家收入，也是我做的账。那天大体分完了，我正想松一口气，却听到讨饭奶奶从屋角站起来冲着大家说了一番话。她说：“秋雨这么小年纪，给全村读了一年信，写了一年信，记了一年工分，算了一年账，怎么可以一点东西也分不到?”
       她是“军属”，年纪又那么大，说话自然有权威。村民们一片赞成，最后，我竟然分到了十斤干蚕豆，加十斤土豆。
       干蚕豆炒着吃，也就是著名的“三北盐炒豆”，到今天还是我的至爱。土豆煮熟了，凉一凉，用一根长线一穿，套在脖子上，像一串大佛珠。
       十四
       妈妈空闲时都躲在楼上南间。
       楼上南间，也就是我出生的房间。房间中央是一张精致的宁式大床，上面镶有象牙的楷书和篆书对联，楷书的对联为：
       镕纯诗句枕边得，
       昌世文章醒来求。
       卧房东侧有一个储藏室，俗称“堂楼顶”，正是公共祭祖堂的楼上。据说里边经常出没黄鼠狼，我从小就不敢进去，总觉得黄鼠狼与故事里的狐仙差不多，会作怪。后来有一次我真的看见黄鼠狼了，先惊吓，后好奇，甚至觉得它的形体还挺可爱。我那时痴迷画画，就把那“惊鸿一瞥”画了出来。祖母、妈妈和邻居看了都说我画得像，又给我指点出许多不太像的地方，于是，我便焦急地期待着黄鼠狼的第二次出现，以便更正。这一来，就完全不怕了。
       那时我在小学里已经读到高年级，想看一些闲书，例如陈鸿章同学借给我的《水浒传》，又想画画，因此想住一个单间。那天我提出要独自住到储藏室里去，祖母、妈妈十分吃惊，很快又点头赞许。
       说干就干，我在妈妈的帮助下先把储藏室做了一番大扫除，把简易小床搬进去，在北窗口放一张书桌，书桌边有一个谷仓，我拿起毛笔在仓壁上先写了“学习室”三字，接着又用美术体写了“身体好”、“学习好”、“时刻准备着”三行。写完，看窗外，一片灿烂的油菜地，直通吴山脚下。
       正是在这间储藏室里，我找到了早逝的伯伯余志云先生留下的书籍。由此，我开始翻阅一直读不下去的《石头记》，终于读下去了的巴金的《家》、《春》、《秋》，以及高语罕编的《世界名作选》。最有趣的是《芥子园画谱》，一有空就临摹；最难懂的是《史记菁华录》，连妈妈也说不明白，只得等外公来的时候问，但外公说出来的话也突然变得听不懂。书箱里还有一本署有林语堂名字的《开明英文读本》和一部林语堂题词的英汉词典，在我看来是天书，没去多翻。
       读书的兴趣一旦引逗起来是要命的事，我的眼睛很快从储藏室的书箱转到小学里那间小小的图书室。图书室里最吸引我的是童话和民间故事，但书少学生多，谁都想借，怎么办呢?不知是哪位老师出的聪明主意，规定可用一百个字的毛笔小楷来换借一本书。这个规定大大推动了同学们的书法练习，结果，直到今天，我的那些老同学虽然大多还是农民，但如果让他们拿起毛笔写几个字，多半会比有资格题词的名人的字，看起来更顺眼。
       我读民间故事，主要是为了讲给祖母听，祖母喜欢，我却不太喜欢，觉得每一个都差不多。我喜欢的是童话和寓言，但祖母听了只说是“野天糊涂”，与我的感觉很不一样。
       几年前我去安徒生的故乡丹麦奥登塞，在那所小小的红顶房里徘徊很久。这间红顶房的所在，当年是一个贫民窟，安徒生一家只在里边占了一小角。就居住条件来说，要比我家的老屋差多了。让我感动的是，这所红顶房居然打开了世界上那么多小房间的窗子，包括我家乡的这一间。
       十五
       小学毕业时，我要到上海考中学，妈妈忙着物色为乡亲们写信和记账的接班人。最后找到的接班人十分称职，却比我年长多了，他就是以前被人们称作“懒汉”的二胡高手方子。在账册上签写的名字，是舫迟。
       方子出山，就像诸葛亮终于骑上了马背，再也没有回头的时日。我村的二胡声，从此寂寥。我的童年和这旧屋的灯光一起，也从此淡出。
       我的童年，是由一封封农家书信，一笔笔汗水账目滋润的。我正是从这间旧屋起步，开始阅读中国大地。
       感谢妈妈。
       第四章
       祭侄帖
        一
       一九五七年，为了我考中学，爸爸把全家搬回了上海。
       这是一个大动作，意义远远超过我考中学，这一点爸爸心里清楚。但他是一个低调而又胆小的人，什么都不会往大里说。
       他不是一个创业型的人物，但他不能让十九世纪后半期余、朱两家先辈无畏的上海之旅，因自己的无能而中断。这中间，朱家订婚时对他的信任，更使他别无选择。
       我比全家先到上海，爸爸想让我集中一段时间温课备考。他在江宁路、海防路口找到一所住房，准备今后全家住，当时正由几个木匠师傅在装修。
       爸爸完全不知道我在乡下时天天给乡亲记工、，写信，根本没有时间温习功课，早就养成了直接面对任何一次考试的习惯，而且每次都考得很好。我把这个习惯告诉爸爸。
       “你在乡下天天给人家记工、写信?从来不做作业不温课?”这对他来说，简直是五雷轰顶。
       从前他回乡探亲，只见妈妈在做这些事。近两年都是家人轮番来上海，他一直没回去，所以不知道事情的发展。
       “你妈也真是厂他有点发火。
       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不会讲一句乡下方言，每次回乡探亲的时间很短，又一直准备着把家搬回上海，因此在很多问题上有强烈的“上海优越论”。他不知道，正是在这一点上，连他小小的儿子也无法沟通了。
       他既然把儿子“寄存”在乡下，那么儿子不是物品，已把生命与那片土地连在了一起。
       二
       这小楼有一个阳台，我趴在那里看着上海的街道景象。后来，怕爸爸在路上看到，就回到屋里看木匠师傅干活。只有听到爸爸上楼的脚步声，才把目光回到书本。
       这天脚步声很杂，一看，是姨妈和益胜哥来了，爸爸陪着。
       姨妈还是那么漂亮，一手搭在我的肩上，满眼含笑地把我上下打量了一下，然后打开手提包，取出两支用厚毛巾包着的雪糕，给我一支，给益胜哥一支。
       按照农村的眼光，盖被子是为了保暖，把雪糕包裹在厚毛巾里不是更容易熔化了吗?后来才知，厚毛巾本身不产生热量，它的作用只是隔离，把炎热的天气和雪糕隔开。但在当时，我只觉得姨妈像魔术师一般不可理解。
       还有一点不可理解的是，益胜哥跟在她身边，她买了雪糕为什么不立即让他吃，却把他的那一支也一起包在厚毛巾里带到这里来呢?
       后来才知，这也是上海规矩，文明人不会在街上边走边吃东西。更重要的是，出于对我这个小孩子的礼貌，应该让益胜哥陪我吃，而不是看我吃。
       你看，两支小小的雪糕就给我带来了好几个不明白。看益胜哥在剥雪糕外面的包装纸，我也开始剥，但又抬起头来看姨妈和爸爸：他们为什么没有?我该不该推让给大人?这好像是祖母和妈妈对我的教育。
       姨妈立即看懂了我的眼神，笑着抬了抬下巴，鼓励我吃，也不说什么。真正懂得此间道理也是后来，在上海的高层社会看来，雪糕、棒冰之类不属于正式冷饮，而属于“零食”范畴，大人一般不与小孩一起吃，更不会两个大人与小孩一起吃。什么是可以一起吃的正式冷饮呢?那就是一碟碟可以分开来的冰淇淋，或者一碗碗可以舀开来的冰镇绿豆汤。
       更麻烦的是，这些道理不能讲，只能彼此领会。讲破就俗了，因此姨妈也只是向我笑着抬了抬下巴而已。
       这便是一个农村小孩子到上海要面对的一切。
       三
        在我吃雪糕的当儿，姨妈在查看我这个小小的温课环境，爸爸跟在她后面。
       终于，姨妈转身作出了一个总体判断：“不行!这是让孩子住监狱!搬到我家去住。为什么一定要赶在今年考?急急忙忙考得上吗?温课一年，两年也行，后年与益胜一起考。”益胜哥虽然比我大一岁，但比我低两级。
       要我在家温课一年到两年再考中学?这是我万万不能接受的，因此立场立即站到了爸爸一边。我一再说明，住在这里非常舒服。爸爸感激地看了我一眼，又用手势阻止我，怕我讲过分了，让姨妈难堪。
       姨妈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把我拉到她跟前；换了
       一种非常温和的语气说：“你要有思想准备。虽然都一样叫小学、中学，上海与农村的距离非常大。就是在上海，一个地区与一个地区，一所学校与一所学校，差别也非常大。你看益胜，天天那么用功，就想转一所区里的重点小学，几年都没成功。你今年先考着试试也可以，我先帮你打听打听，找一所录取线最低的中学……”
       我知道姨妈为我好，但我从小听不得窝囊话。听到“录取线最低”之类就受不住了，抬头看爸爸。
       爸爸显然也有点不高兴，特别是姨妈说“我先帮你打听打听”这样的话，好像他做父亲的在这件事上什么也没做过。他便对姨妈说：“已经找了一所中学。”
       “在哪个地区?”姨妈问。中学数量太多，校名说不过来，只能问地区。
       “玉佛寺北边。”爸爸说。
       “哦，那是药水弄了。”姨妈理解地点头。药水弄是当时上海生活层次最低的棚户区，可以想象那个地区中学的质量。
       “离药水弄还远，是重点中学。”老实的爸爸也开始话中有话。
       “区重点?”姨妈非常惊讶。
       “市重点。”爸爸平静地说，“去年大学录取率是全市前三名，与上海中学和松江二中并列，但那两个中学太远。”
       其实爸爸当时对我并没有把握，但偏偏要在姨妈面前表现出他这个平时讷讷寡言的妹夫也会做一些大事，而且做得不露声色。
       姨妈一听，知道爸爸今天与她有点顶上了，便笑一笑，低头问我：“敢去考吗?”
       我说：“敢。反正高的低的都没有把握，一样。”
       姨妈抬头对爸爸说：“这不是小事，等他妈来了再仔细商量吧。这两天秋雨不去我们家啦?”
       爸爸说：“等考过以后吧，怕去了你太客气，他反而不专心了。”
       姨妈说：“这倒也是。益胜天天在边上，只顾玩了。”
       四
        看得出来，姨妈开始变得有点气馁，这是以前很少从她身上看到的。
       爸爸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姨妈和益胜哥哥走后，他一直在唠叨，好像是说给我听，又好像是自言自语：“以前总是你姨妈好胜，今天连我也好胜了，这实在不太好。……一个人有孩子在旁边就会好胜……”
       我问爸爸：“姨妈要我到她家里去住，她家什么样?很大吗?”
       爸爸说：“姨妈完全是为你好，为我们家好。她很苦，再过几年你就知道了。”
        五
       其实哪里需要几年?妈妈到上海后当然要去姨妈家，回来悄悄给祖母说了很多，祖母一直叹气。几个舅舅来我家也会轻声与我爸爸妈妈说起姨妈的情况，然后一起作一些讨论。这一切，当然瞒不住我们小孩的耳朵。
       原来，姨妈在丈夫去世之后靠夫家的接济过活，夫家富有，相安无事，但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判定夫家有囤积居奇、破坏经济秩序的“不法罪行”，姨妈的经济来源也就断绝了。
       她为儿子王益胜定了一个很高的培养标准，花费不菲，这时只能把原来的房屋出租，自己和儿子住到一个十分简陋狭小的房间里。她还悄悄地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菜场做早班，卖菜。
       照理，每月所得房租和菜场工资加在一起，也够他们母子两人生活了，但姨妈又特别讲究排场，希望能在一些交际场所，尤其是原来富贵亲戚间的姐妹圈里保持形象，每月做头发不是国际饭店就是南京理发店，标准降不下来。这样，经济就十分艰难了。人们无法想象这个在清晨的昏暗中包着头巾、衣衫草草的劳动妇女，下午将会步履高傲地踏进南京路时装公司或德大西莱馆。
       有时，她在我家遇到舅舅，就会说：“上个星期天下午三时，我看到你在南京路上，手上拿了个灰包。”
       舅舅惊讶，“是啊，我去了，你为什么不叫我?”
       “那天要与乔莎去红房子，我先去国际饭店底楼烫发，头顶罩着，怎么叫你?”
       听到这种对话，祖母总会给我妈妈使一个眼色，却又不说什么。
       但有一点心照不宣，只要姨妈在，所有的人都不会提到菜场。等姨妈走后，祖母、爸爸、妈妈总会充满同情地感叹很久。尤其是祖母，姨妈最崇拜的女性，必定在任何细节上袒护姨妈，说：“一个女人带着儿子苦熬，太难了。”
       六
       爸爸那次虽然讲了好胜的话，其实还是被姨妈的警告震动了一下。
       他明白确实不能无视乡村和上海在教育水平上的差SL但他太忙，正急着回乡张罗搬家，想来想去，只能挽托安徽的叔叔请假到上海来，监督我温课。
       叔叔知道，无论是搬家还是升学都是大事，正在思虑自己怎么出力，一收到爸爸的信，第三天就到了上海。
       爸爸回乡去那天还是不放心，千叮万嘱。我却当着叔叔的面用大人的口气与他商量，“爸爸，搬家时别忘了把伯伯的那个书箱搬来。”
       爸爸好不容易终于想起了那个箱子，却又觉得那都是一些陈年老书，不值得整个儿搬来搬去，便说：“箱子太大了，这次行李又多，你就说要带哪几本吧。”
       我说：“尽量都要。《史记菁华录》、《世界名作选》、《芥子园画谱》、林语堂的《开明英文读本》，还有，我正在练的颜真卿字帖。”
       我故意有点炫耀，为的是向爸爸说明，一个每天给人家记工、写信却从来不温功课的孩子，反而能接触不少书。
       叔叔笑了，看了我爸爸一眼。
       我转身对叔叔说：“还有一部《石头记》，妈妈说这就是你最喜欢的《红楼梦》，但我看不懂。”
       叔叔收住了笑容，又重复了几年前在乡下给我说的那句话：“这书你不要看，太悲苦。”
       
       七
       爸爸回乡搬家去了，叔叔倒不太在乎我温课，只领着我在上海各处走走。他觉得这门课更重要一些。
       到很多地方，我会说：“这儿外公领我来过。”叔叔听到这话很警惕，立即问：“他给你说什么了?”我立即知道我错了，不应该在叔叔面前提外公。
       叔叔其实并不了解外公，他只记得在我爸爸和妈妈结婚时，余、朱两家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对他这么一个青年学生来说非常敏感，直接联系到了他已经偷偷接触过的阶级斗争学说。土改时，叔叔是工作队员，而外公成了地主，这条界限一直横亘在两人中间，严格说来是横亘在叔叔心间。 ’
       去年暑假我跟着外公来上海玩时，叔叔也来过几天，有过一次见面。外公为躲过叔叔的冷脸，便说：“下午我带秋雨到跑马厅去看看。”
       叔叔立即接口，眼睛却没有看着外公，“不是跑马厅了，是人民广场。”
       我连忙问：“为什么过去叫跑马厅?”在小孩听来，“跑马厅”比“人民广场”来劲多了。
       外公正要解释，叔叔正色道：“那是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名堂!”外公也就噎住了。
       一来二去，叔叔和外公似乎见不得面。一见，刚刚还在说笑的叔叔就会严肃起来，就像披上了盔甲，而什么都不在乎的外公，也会一脸沮丧，似笑非笑，真像过去确实罪大恶极一样。
       后来我在很多次政治运动中经常会想起叔叔和外公见面的情景，领悟在很多情况下，批判者和被批判者往往都是一种扮演。双方一旦扮演就无法沟通，越是无法沟通越是扮演得逼真，时间一长彼此都以为是真的，再也无法撤退。 今天外公不在，叔叔也就没有警惕下去。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站在外公一边的，觉得外公是一个最简单的人，根本不像叔叔想的那么复杂。让人费解的倒是叔叔自己：为什么对外公这么警惕，对我妈妈却那么尊重?还有，外公说的“跑马厅”被你说成是“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名堂”，那么你喜爱万分的《红楼梦》也不会是新社会的名堂吧?
       八
       正说着，我们已经到了福州路一家旧书店的门口。叔叔说：“这个地方最有意思，我每次到上海把一半时间耗在这里。” 这时我已经跟着他走进了店堂，他还在解释：“全是旧书，比新华书店更有价值……”他见我不声不响，便低下头来看着我，而我完全是一副被什么震陵了的模样，只是两眼发直地叫一声——
       啊，书!
       这么多书，一排排地垒成了高墙，高墙又层层叠叠。一种巨大的敬畏推拒着我，又有一种巨大的吸力拉拽着我。 叔叔觉得我的发傻一定出自一个乡下孩子的大晾小怪，便用一个具体的书目打断我：“你说你正在冻颜真卿的字帖?这好，我也给你买一本吧。” 这很有效，我从发傻中醒来，心想叔叔怎么也会看重书法?这可是外公的强项，让我练颜真卿，也是卟公的意见。
       九
        叔叔引我到碑帖柜台，请营业员找颜真卿。那 位上了年岁的营业员打量了他一下，说：“我们最近收到了他的一部帖子，珂罗版影印的，可能有点贵。” “多少?”叔叔问。 “九元，这是叶家的藏晶。”营业员说着已把那个帖子拿了出来。
       叶家?我长大后还曾经回忆到这个细节，是叶楚伧家，还是叶恭绰家?营业员快速而模糊地把一家姓氏当作常识随口吐出，可见上海是有一些惊人的家族的，能把一座城市罩住了。
       老年营业员这种轻描淡写的口气，真不知要比那些大声嚷嚷的推销者高过多少气势。上海给人的压力，就在这里。至少在当时，即便在上海长大的叔叔也失去了追问哪个叶家的勇气。
       那个营业员递过帖子后就走开了，在柜台另一角翻动着一些书籍，只以眼睛的余光注意着这边。我猜，他这样做，是要表现出一家大店对顾客随意翻阅的尊重，仍然是一种若即若离的上海气度，既让人佩服又让人生气。
       叔叔恭敬地把帖子移到柜台外沿，让我一起看。封面上直书一排字：“颜真卿书祭蛭帖”。
       叔叔按了一下我的手说：“你每次给我写信，署名前的蛭字都像这个，用女字边，现在报上说，北京的语言学家有了新规定，写竖人边。”
       “那我下次一定改写竖人边。”我立即响应，却又提了一个问题，“颜真卿祭侄，他侄儿比他先死吗?”
       叔叔说：“这事我倒不知道。也可能是别人的祭侄文稿，请他书写。”他看了我一眼，似乎觉得一对当代叔侄在这样猜测着一对唐代叔侄，有点好玩。
       他扪了一下嘴，双手已经打开了帖子。
       
       十
        分明他惊慌失措地屏住了气，没有了声音，我能见到他捧帖的手在微微颤动。
       我连忙伸头去看，也大惊失色，眼前出现的完全不是我平日见过的那种字帖，而是满篇烟云，黑雾森森，潦草恣肆，时断时续，涂涂抹抹，极不规整。我疑惑地转脸看叔叔，满眼是疑问：这也算好字么?
       叔叔根本没有理我，只是伸手招呼那位老年营业员过来，再问一次：“多少?”
       “九元。”
       “我买下了，包一下。”
       九元区区之数，在当时，无论对叔叔而言还是对这家旧书店而言，都是一笔不小的交易。叔叔步出店门时神色凝重。我知道，那本字帖他将自己收藏，不会给我。
        十一
       出门后看到旧书店西边还有一个小门面，写着“旧书收购处”，我立即想起，去年外公带我来上海时，曾到这里卖过书。
       四函《苏东坡集》，用一块包袱布包着，从乡下带到上海，据他自己估计，能卖一个好价钱。
       那天他在这儿小心翼翼地解开包袱，把这一大叠线装书捧上去。一位中年营业员将手上握着的圆珠笔夹在耳朵上，取出一函，好多薄本，他极为熟练
       地把书顿齐，横过来，让线装的书脊朝上，然后用大拇指斜批一下，就像只是在丝线订扎处摸了一遍。
       做完，再顿齐，放过一边，再做第二函。
       四函很快都做完了，这时营业员才抬起头来看外公，说：“缺了两本，九元。”
       也是九元。今天叔叔用这个数买了一本，去年外公用这个数字卖了一堆。
       外公当时觉得开价实在太贱，便茫然地看着营业员，嘴里只吐出含糊的三千字：“能不能……”
       那位中年营业员的回答也很简单：“我们是国营单位。”
       当时连“国营企业”也不习惯说，只说“单位”。
       外公最怕有人提及政治归属，觉得如果再哕嗦下去就是在与国家讨价还价，而他是个地主。他立即点了点头。
       十二
       外公拿到钱后说要请我吃饭，其实是他自己想喝酒。
       “东头的杏花楼太贵，还是对面的鸿运楼吧。”他把我带过了马路。
       当时像我们这样一老一小在外面吃一顿饭，全部费用也就是七、八角钱，可那是我第一次进上海馆子，觉得处处新奇。
       外公还在生刚才那个营业员的气，对我说：“这一带以前叫四马路，也不是一个正经地方!”
       他的言下之意是：“神气什么呢?”
       怎么不正经，我是长大后才听说的。这里曾是红灯区，而且等级不高。
       其实，很多与书籍文字有关的机构也都跻身其间。在老上海，很多文人早已习惯与色情相邻而居。据包天笑先生回忆，他在棋盘街的《苏报》社上班时，编辑室的对窗就是妓院的客房，妓女们和编辑们早已熟如家人，每天上班下班还轻松地互打招呼。有一次包天笑先生在夜风刺骨的拥挤江舟中，还受到一位“对窗妓女”的侠义帮助：他想在船舷边小便而站不稳，那位妓女解下自己的裤带把他拦腰一缚，紧紧拉住，才解决了问题。这幅图像只能属于上海，猛然一看确实不大正经。
       几杯酒下肚，外公已经在生自己的气了，“秋雨，你想想，我这一杯下去，喝掉了苏东坡几首诗!”
       十三
       这是一年前的往事，都不能告诉叔叔，我现在只老实地跟在他后边走。
       叔叔一手把我揽在他身边，要我与他并排，他走在外边，保护着我。
       这样一来，我就贴近了花圃边的铁栏杆。我边走边把手捋在上面，滑滑凉凉的，很舒服。
       叔叔一见，立即阻止，说那栏杆脏。
       我说：“很干净啊，连灰尘都没有。”
       叔叔停步，好像要正式批评我，或要给我讲一段他自认为很重要的话。果然——
       他说：“我说脏，是指细菌、病毒，不是乡下的泥巴、灰尘。乡下的那种脏不叫脏，上海这种看不见的脏，才真正叫脏。那么多人，你摸一把，我摸一把，看上去光光滑滑，实际上什么都留下了，才叫脏。”
       他在给我讲卫生知识吗?是，又不是。我怔怔地看着他，他稍稍有点亢奋。
       他当然不相信我这么个孩子能够完全领悟。但他不知道，对一个孩子来说，领悟不多，记忆很好，而且特别能记住那些不大能领悟的部分，然后用很长的日子，去慢慢反刍。
        第五章
       独身的叔叔和姨妈
        一
       全家搬到上海后，叔叔来得多了。从蚌埠到上海，毕竟比到乡下方便。
       我们刚住下三个月，他又来了。三个月前他与爸爸商量，这么多人到上海过日子，开销大得多，能不能让他每个月补贴一部分。爸爸说：“算过了，大致平衡，不够时再问你要。”
       叔叔说：“小哥你这就不对了。妈在，我也是儿子。再说，我还独身，经济宽裕。”
       爸爸笑了：“正因为你独身，要多存一点钱准备结婚。”
       这次他来，是要看看三个月来的家庭生计，寻找他可以补贴的理由。
       我放学回家，看到他正在和爸爸聊天，祖母和妈妈在准备饭菜。我高兴地叫他一声，他立即异样地看着我，问我一些问题，我一一回答，却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看我。
       吃饭了，他终于说出了原因。
       “小孩就是小孩，才来三个月，秋雨的上海话已经讲得非常标准，我从他进门叫我一声就听出来了。”他说。
       我当时，对祖母和妈妈还是讲余姚话，但一见不会讲余姚话的爸爸和叔叔，已经不由自主地讲上海话了。
       “真可惜，一转眼，我以前熟悉的侄子不见了。”他说。
       “但他的上海话还是有点生。”爸爸说。
       “倒是生一点好，”叔叔说，“千万不能太熟。”
       他这句话有点奇怪，全桌都停住了筷子，看着他，等他说下去。
       叔叔也不看大家，说了下去：“北京话熟了就油，蚌埠话熟了就土，上海话熟了就俗。”说着他用手指在桌面上划了一个“俗”字，因为在上海话的发音里，这个字与“熟”字差不多。
       “怎么叫熟?是说得快吗?”我好奇地问。
       “不是快，是模糊。”叔叔说，“生的时候，口齿清楚，一熟，呜里呜噜。就像煮面条，熟透了，变成了烂糊面。”
       大家都笑了。上海里弄里听到的，很多确实是烂糊面。
       爸爸问我：“听阿坚说，你不大和同学们一起玩?”
       “阿坚是谁?”叔叔问爸爸。
       “是我单位的同事，也是朋友，他儿子与秋雨在一个年级。”爸爸说。
       “同一个班吗?”叔叔问。
       “同级不同班。我二班，他四班。我们学校大，同一个年级有十二个班。”我说。
       “为什么不和同学们一起玩?”叔叔又问。
       我说：“圈子不一样。我参加了美术小组，一有空就到外面写生。”
       爸爸和叔叔都不太在乎美术，所以我没有细说。实际上，我因为乡下“堂楼顶”小书房里有一本《芥子园画谱》，日日临摹，打下了一点基础，进了中学很快被美术老师发现，指定为美术课的“课代表”，还被邀请参加了学校的美术小组，完全沉迷在绘画里了。我从图书馆寻找绘画教本，先是费新我先生的，再是哈定先生的，认真地边读边画，还不断地到长风公园(当时叫碧萝湖公园)写生。
       出去参加过一次美术比赛，被人看中，结果被邀去画大幅宣传壁画。一九五八年普陀区废品利用展览会入门大堂的主题画，就是我一个人画的，每天放学后去画，画了六天。于是小有名气，又被请去画了安远路锦绣里大墙上的全部卫生宣传画。我爬在木架上画这些大壁画的时候，下面总是有大量的路人驻足观看，不是因为画得好，而是因为画画的人太小。那时，我十一岁。
       我在外面写生、画壁画的事，没有告诉同班同学，但美术课的陆老师知道。美术课在初中里早已是一门不被大家放在眼里的边缘小课，他却想闹出一点名堂来，决定开始人体写生，由我这个课代表作模特儿，只穿内衣站在讲台上，让大家画。画下来的结果让我大吃一惊，男同学画的我，多数是裸体，女同学画的我，几乎都涂了口红，而且都用很大的字体写着我的名字。满嘴大蒜味的陆老师笑着对我讲了一段很哲理的话：“美术不同于照相，画你，其实是画每个人自己。我会给这些画打分，那分数不属于你，只属于他们。”
       这段话，几十年以后我还拿来送给那些把文化声誉说成是“文化口红”的评论者，笑他们怎么做起了我初中女同学们早就做过的事。
       绘画上的着迷，使我没有时间来对付其他功课，初中二年级的数学考试，竟然没有及格。成绩单上出现了用红笔填写的一格，我不敢拿给爸爸、妈妈看，一直熬到小年夜。
       小年夜，叔叔回上海过年来了，姨妈也带着益胜哥来“拜早年”，我上楼时，家里非常热闹。我还没有来得及向长辈们一一称呼，爸爸就严肃地叫了我一声，整个屋子都静了下来。
       “为什么不把成绩单拿出来?”爸爸说，“不及格，还想不让家长知道!”
       这是爸爸对我第一次发火，当着祖母、妈妈、叔叔、姨妈、益胜哥和自己家几个弟妹的面，我简直无地自容。
       祖母一向疼我，冲着爸爸说：“刚进门还没有坐下呢，慢慢说不行吗?”
       姨妈是客人，也立即满脸笑容地打圆场：“一次不及格不要紧，用用功，下次就及格了。这次益胜的成绩也不好，秋雨又刚从乡下出来……”
       叔叔则一直看着爸爸，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阿坚告诉我的，”爸爸说，“他儿子全部及格。”
       “不怀好意。拿着儿子的成绩单比高低，哪有这种朋友!”叔叔说得很干脆，然后转头问我，“不及格的同学多吗?”
       “超过一半。”我说，“这两个学期老师和高中同学都在校园里炼钢，我们天天要到外面去捡废铜烂铁，还要参加消灭麻雀的运动，没多少时间做功课，而我还要画画。”
       叔叔一听更有把握了，对爸爸说：“超过一半的学生不及格，那么谁的不及格也不会成为新闻，他儿子又不与秋雨同班，一定是他指使儿子专门去打听的。”
       “但他儿子全部及格了，因此也有理由骄傲。”爸爸说。他被叔叔一搅，已经不对我生气了。
       “这就是我不喜欢上海的地方，你来我往都是小眼睛。”叔叔说。
       这个年过得很窝囊。
       
       二
       我初中进的是陕北中学，原来叫晋元中学，是纪念抗日名将谢晋元的。一九四九年以后可能考虑到谢晋元是国民党部队的将领，就改以共产党的圣地陕北命名，而且附近又正好有一条陕西北路。其实，它真正的坐落地是新会路，玉佛寺北面的一条小路，离我家很近，步行时间六分钟。
       正在我数学不及格的关口上，陕北中学嫌校舍小，把高中部搬走了，留下一个初中部，叫新会中学。这事使爸爸有点沮丧，他原来千方百计是想让我上一所重点名校的，怎么转眼变成了一所毫无历史的初级中学?但很快他也就认命了，我的数学不及格，也许只配进一所差一点的小学校。姨妈一直说的上海与乡下的教育差距，确实不能小看，他想。
       大人们忘记了的是，中小学生对一门课程的好恶亲疏，主要决定于任课老师。过完寒假开学第一课正是数学，年轻而腼腆的徐新荣老师走进教室才讲了十分钟，我就知道，自己要与数学这个冤家结亲了。从此，我们班好些男同学的主要游戏，就是在吵吵嚷嚷间蹲下身去，随手捡一块石子在泥地上画几笔直线、斜线和圆弧，比赛谁能把这道平面几何题证明得更快、更简捷。我两个星期就完全“开窍”了，只抱怨课本上的题目太少，每天放学钻到新会路、西康路口的普陀区图书馆去借数学书，逮住题目就做，就像一年前对绘画的着迷。
       我的数学成绩很快已是全班第二名，第一名是张翊钰同学，他太厉害了。后来每次数学竞赛，徐老师不让他参加，只要他帮着出题目，阅卷，因此我也就永远是第一名了。不久上海举办全市分片数学竞赛，我获北片第七名。这事不太痛快，徐老师的不痛快是，那天张翊钰同学病了，不能去参加；我的不痛快是，我失分在第一题，不是因为运算，而是不知道试题中所说的“燕尾槽”是什么。否则，稳进前三名。
       我没有把自己在数学上翻身的事，告诉爸爸。
       一天吃中饭时，爸爸的态度又有点严肃，问我：“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情?阿坚好几天不太理我了。”
       我想了想，说：“可能是学校重新分班的事吧，我昨天在校门口见到他儿子，他也爱理不理。”
       “什么叫重新分班?”爸爸问。
       “一个年级的十二个班级，全部按照成绩重新分班。”我说。
       “你分在几班?”爸爸问。
       “一班。”我说。
       “他呢?”
       “九班。”
       “你怎么还有那么大的差距?困难到底在哪
       里?”爸爸有点急躁。
       我告诉爸爸，这次分班，不是越大越好。
       爸爸听完我的说明，对我在数学上的彻底翻身极其惊讶，但很快又严肃了。他说：“这样分班是错误的，伤害多数学生的自尊心，又容易造成对立。我这就去学校找老师说。”说着他就转身下楼，传来推脚踏车的声音。
       一个小时后他就回来了，乐呵呵的。原来学校的教导主任接待了他，说他的意见是对的，下次不再这么分班了，这次只是为了应试辅导时对症下药。教导主任还大力夸奖了我，说我在数学和语文的综合成绩上名列全校第一，高中能考上全市任何一所名校，让爸爸做一个选择。
       爸爸充满了成功感，与我商量，问我是考格致中学，还是育才中学?
       “我想好了，考离家最近的培进中学，步行不到五分钟。普通的学校也有优秀老师，而最重要的是学生本人。”这是我这一年来的切身体会，对爸爸有说服力。
       更大的说服力没有说出来。当时已经进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家里早就吃不饱了，我不可能每天饿着肚子步行很久上学、回家，更没有钱坐公共汽车。
       于是我就进了培进中学。这个学校是新搬来的，后来又搬走了。当时就在我家南面江宁路、康定路口的一个旧巡捕房里，原来叫戈登路巡捕房，戈登是一个英国将军的名字。
       二
       果然，不太知名的培进中学顷刻之间就把我带进了人文学科的“狂欢节”。
       高雅而美丽的刁攀桂老师每次一上作文课就兴高采烈地问大家：“大家猜猜看，我又要朗诵谁的作文了?”
       当时的男女同学还不会齐声叫喊一个人的名字，他们用目光代替了叫喊，我立即红着脸低下了头。
       刁攀桂老师的朗诵，是一种最神奇的语文教学法。乍一看，她似乎没有怎么教我，却用声调告诉我，哪一段写得不错，哪一段写得平泛。有些字句不妥，她略有顿挫，似又微微皱眉，但这只是一瞬间，很快她又眉飞色舞地朗诵下去了。她给了我一种有关写作这件事的无限喜悦，这比表扬和纠错都重要得多。这种喜悦自她植入之后，一直浸润于我的生命深处，直到今天。
       紧接着她，端然肃然的汪穆尼老师又把我们带人了古典文学天地。当时正好育才中学的老校长段力佩先生出任静安区教育局副局长，下令“每个中学生肚子里必须烂掉五十篇古文”。这是一个带有竞赛性质的辛苦事，汪穆尼老师除了课本中的古文外还补充印发了一大堆，不能少了五十篇。我由此通读了《论语》，背熟了《离骚》和大量诗词。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市作文比赛中获得大奖，获奖作文立即被收入语文补充教材，于是又要红着脸，低着头听汪穆尼老师逐字逐句地分析这篇课文了。
       他问：“请同学们回答，在这一段里，作者运用了哪几种修辞手法?”他把眼睛扫向全班同学，只是不看我。
       比语文更花精力的是英文。孙钰老师抗日战争期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随即进入了美军翻译训练团，解放后要在履历表上填写这段历史的证明人，他觉得应该拣大家知道的填’，就填了“蒋中正”。这件事让他后来在“文革”中多吃了不少苦头，但已经足可证明，这是一个多么不谙世事的天真人物。我现在还想不出来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他如何通过非法途径弄到了英国刚出版的教材和练习册，印发给我们当课本的。他把英语教学当作了一场近乎疯狂的游戏，不断出英语墙报，演英语剧，唱英语歌，还在几个公园里设下了一个个十分恐怖的英语路标，叫我们去寻找。现在想来，没把他当作美国间谍抓起来真是万幸。
       对语文和英文如此投入，我高中时的数、理、化成绩就一败涂地了。想到初中时能够让数学在几星期之内彻底翻身的奇迹，因此没太当一回事，但越来越发现翻身的希望已十分渺茫。难为情的是，刁攀桂老师的丈夫刘启钧老师正好在教我们物理，我丑陋的物理成绩怎么对得起刁攀桂老师的优美朗诵?为此，我也曾下狠心用过几天功，换来刘启钧老师在试卷上方的一行字：“士别三日，当刮目相见。”可惜到第四日，他又不得不闭目了。
       报考大学的过程，我已在《长者》一文中有过详细叙述，不再在此处重复。当时浑身充溢的，是高中毕业生才有的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骄傲。我坚信自己能轻易地考上任何一所我想考的文科大学，因此完全不在乎名校，只在乎“最难考”。那年全国最难考的文科高校就是上海戏剧学院，而且，恰恰又是离我家最近的高校。
       近，对我至关重要。为了我读书，全家都跟着搬来了，我再远离，这算什么事儿呢?
       当时的大学，还严格地实行班级制。入学后我的同桌叫李小林，她是著名作家巴金的女儿，于是我也就很快见到了巴金先生。早年在乡间那个黄鼠狼出没的小书房，我就读完了他的《家》、《春》、《秋》。
       我们的带班辅导员，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古典文学教师盛钟健先生，他主修唐代文学，是朱东润、王运熙先生的弟子。但在整个上海戏剧学院，推崇的是英、法、俄文化，而且讲究的是感性面对，而不是抽象概括。尽管当时的社会气氛，已弥漫着一片极左思潮。
       四
        叔叔最高兴的，是我的作文获得全市大奖。他要我多买几本获奖作文集寄去，好送给单位同事。不久，他又来上海了。
       爸爸也高兴，但读完我的那篇作文他沉默了。为什么来了上海好几年，写来写去还是乡下的事呢?
       他倒不完全是怪我。连评审委员们也这么喜欢乡下，这是什么缘故?
       他把这个想法说给叔叔听，叔叔只是淡淡地说：“来一下上海也可以，以后不知会到哪里去。”
       爸爸对叔叔的这种口气，总是不太理解。
       我到后来才明白，他们之间的这类差异，问题主要出在叔叔身上。
       叔叔由于自己对上海的脱离，总是有意无意地看淡我们全家对上海的进入。这种心态，已经明显地有失公正。对此，他自己其实也感觉到了，却一时无法点破，成了隐隐的一块心病。
       以我为例，他已看到，上海这座城市以一种多年沉积的文教力量，对一个乡下孩子进行了全方位的塑造。如果说他觉得那些功课在小城市里也能完成，那么在一个人的整体文化素养上就不是这样了。他每次来上海，总会很饥渴地先看一些外国电影，却发现我几乎已经和同学们一起看过全部当时被允许放映的苏联电影、意大利电影、美国电影和法国电影，可以很知心地与他讨论银幕上的《白夜》、《白痴》、《上尉的女儿》、《奥赛罗》、《第十二夜》、《偷自行车的人》、《百万英镑》、《天堂里的笑声》、《红舞鞋》……这只有在上海才有可能。他很清楚，谈论这些作品和它们的背景、作者，也可以在各地大学的课堂里，但最适合的地方还是在上海的落叶梧桐、斑剥洋楼间。
       本来，安徽的一切是他的彼岸，但这么多年下来，他对彼岸已渐渐失望。结果，反而是上海成了他的彼岸。他不想承认自己当初“从旧世界突围”的青春激情已经蜕变，只叹息自己落脚的环境不太干净。
       好几次来上海，他都要我为他抄写几封寄给北京领导机关的投诉信。不是为自己的事，而是为安徽隐瞒下来的巨大灾情。他说，老百姓太苦了，北京却不知道，凡是安徽写给中央办公厅的信都被截留和侦察，因此他只得到上海投寄，又只得让我抄写。我在抄写中看到了另一个叔叔，与平日温和谈吐的叔叔完全不同。
       祖母知道我在为叔叔抄信，会问起信中的内容。我说了一些，祖母就叹气了。叹完天灾之重、人祸之深，便再叹一声：“他不会在安徽成家了!”
       当时爸爸、妈妈也在一旁，爸爸就对妈妈说：“他成家的事，你明天随意地问问他，我和妈不方便。”
       那几天叔叔在上海，住在福州路、浙江路口的吴宫旅馆，他单位驻上海办事处的所在地。第二天下午他回家，祖母到厨房做菜去了，妈妈就当着我的面与他谈起了成家的事：“你给单位领导说说，以后就在驻上海办事处工作吧，也好在上海成了家。上海人多，选对象方便。”
       叔叔说：“嫂嫂，我比过，我们那里，环境不好，人倒贤惠；上海相反，环境不错，人吃不消。”他说的“人”，当然是指女性。
        妈妈说：“那里有看上的吗?”叔叔看了我一眼说：“反正侄子也大了，我做叔叔的不用避他。是她们看上我。只要我的布鞋放在门外，我的工作服挂在门外，总有人抢着洗干净了……”
       妈妈问：“猜到谁了吗?”
       叔叔说：“我叫几个助手去打探过，是两个本单位的女职工。这两个女职工都已经有人在追求，我如果挨一下边，会被那些追求者恨死。也有不少人给我介绍社会上的，其中有一个演员特别主动，但我想过，不合适……”
       “其实上海有很多好女人，好像更适合你。”妈妈说。
       “再说吧。”叔叔一笑，轻轻摇了摇头。
       他站起身，朝我挥一下手，要我跟着他去吴宫旅馆，去认识他们单位的两个人。
       “今后家里有事可以请他们帮忙。”他说。
        五
       我到吴宫旅馆门口就笑了，上海旧书店就在边上。当年叔叔在这里买过《祭侄帖》，外公在这里卖过《苏东坡集》。斜对面，正是外公第一次请我吃饭的鸿运楼。
       叔叔先把我带进一个房间，是他这几天的住所。他让我坐下，然后很认真地与我商谈一件事。
       他先问：“你每个月向家里要多少钱?”
       “五元。”我说。
       “怎么这样少?伙食费呢?”他问。
       “伙食费有助学金。五元只是零用。”我说。
       他说：“从下个月开始，你不要问家里要钱了，我给，但要对爸爸、妈妈说是助学金增加了。你每月初都到这里找我的同事领钱，我已关照过他们。另外，你还要留心家里在什么地方缺了钱，算一算数字，一起领，交给爸爸、妈妈时只说是你的稿费。全家已经那么拮据，他们还是不让我补贴，真没有办法。”
       我知道家里的困难，同意找个借口，不拿家里的钱了，但觉得“稿费”的说法太离谱。爸爸知道，那篇得奖作文的稿费是二元钱。
       叔叔说：“反正你得过奖，有理由说稿费，他们也不会去查。”
       于是，我在隔壁房间认识了叔叔的两个同事。下个月，我从他们那里领了十元钱，五元留给自己，五元试着冒充稿费，交给爸爸、妈妈。
       爸爸没有怀疑，只是说：“稿费买书，这要成为规矩。”立即把钱还给了我。
       祖母则在一旁说：“还在读书就挣钱了，真可怜。这钱大人不能要。”
       我只得把这五元钱送回吴宫旅馆。叔叔的那两位同事说：“留着吧，当下个月的零用钱。”
       其实，我当时所谓零用，也就是买书，好在书店就在隔壁。
       叔叔的那两位同事还与我聊了一会儿天。他们很羡慕叔叔，说他技术出众，又一表人才，永远是女孩和媒人关注的焦点，但他总是推托说，在上海已有对象。有几个媒人还托他们，在上海查访一下他的女朋友，如果不怎么样，她们要想法换下来。
       他们问我：“你叔叔在上海有没有对象?”
       我想说没有，但又觉得叔叔这样推托可能有什么考虑，便改口说：“不知道。”
        六
       风风火火要给叔叔做媒的，是姨妈。
       “再好不过的了，”她对祖母说，“当年要排法租界里最体面的人家，十个指头伸出来，这家一定在里面。全家会英文，基督徒，这最小的女儿比志士小六岁，正好，人也本分……”
       祖母说：“这样的好人家，看得上我家志士吗?”
       姨妈说：“看上了!那天志士带我们那么多人坐
       轮船夜游浦江，我放了消息过去，她妈、她姐和她本人也都买票上了船，一来一回看了三个钟头，结论是可以交往!”
       祖母喜欢与姨妈讲话，但总觉得她讲话喜欢加油加醋，要打折扣。但叔叔年纪确实也不小了，祖母要我写一封信到蚌埠，提几句姨妈所说的事，希望他什么时候有空来见个面。
       给叔叔写这样的信我下笔有点为难，好在算是转述祖母的旨意。
       叔叔没有很快回上海。姨妈来催问过好几次，每次都抱怨：皇帝不急，急煞太监。
       三个月后，叔叔回上海了。祖母通知姨妈过来，当面谈谈。
       叔叔感谢姨妈的一片好心，却说：“我不能让我妈去面对一个满口英语的老太太，而且，我们家信仰的是佛教。”
       姨妈说：“这都不重要，关键是你们自己。现在我已经很少见到那么有气质的女人了。”
       叔叔说，他相信那人很有气质，但与自己不配。顺便开了一句玩笑：“法租界，有点怕人。”
       姨妈说：“其实法租界比英、美的公共租界讲秩序，走出来的人也登样。”她讲起了老话。她自己，也住在原来的法租界。
       叔叔笑着问我：“这你听不懂了吧?”然后把脸转向姨妈，说：“法租界确实不错，不单讲秩序，还讲情调，这是英、美公共租界比不上的了。但是，我们中国人能够学到一点西方的秩序已经不错了，那情调哪能学得过来?硬学，就假了，有点装腔作势。所以法租界出来的中国人总有点奇怪，除了大姐你。”
       这下姨妈笑了，“你是老上海，什么也瞒不过你。但那个女人，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叔叔说：“不管怎么说，要我每年来往于淮河灾区和上海法租界之间，反差实在太大。”
       姨妈说：“不能调回上海吗?”
       叔叔说：“还没有下这个决心。”
       姨妈说：“等你下了决心，上海的好女人都嫁光 了!”
       叔叔说：“那就再下决心调走。”
        七
       姨妈给叔叔做媒的事没有成功，但她为这事一趟趟来，倒让祖母、爸爸、妈妈想起了她自己的婚事。
       妈妈对爸爸说：“你弟弟的事我出面谈；我姐姐的事，要你出面谈了。”
       祖母觉得对。
       爸爸约来大舅和二舅，了解了姨妈的一些情况。
       “三年自然灾害”使姨妈不再端大户人家的架子了，甚至也不隐瞒自己在菜场做营业员的事实了。在那饥饿的年月，她经常会急急地通知各家亲戚：“后天有一批小带鱼到货，要一早就去排队!”或者是：“明天菜场关门前有一些豆制品要处理，不要错过!”但每次亲戚们赶去，总是人山人海，她也毫无办法。
       心态松下来了，但她依然漂亮，因此下班后还是会对着镜子打扮一下，与益胜哥一起到复兴公园散步。她坚持叫那个公园的老名：法国公园。
       益胜哥上学时，她一个人去。
       往日法租界的全部豪华，都退缩到了复兴公园铺满青苔的小径间。小径边有精致的洗手座，安琪儿的雕塑敛着翅膀。姨妈这人坚强，并不多愁善感，她天天在那里散步，只是为了享受一种舒适的气息。
       当时，这样的散步者实在不少，每人背后都藏着一部历史。他们都是礼仪中人，在小径间相逢，虽素昧平生也会点头示意，却不会有太多的询问。怕自己背后的历史吓着别人，还是怕别人背后的历史吓着自己?
       所以，在当时的复兴公园，多的是眼光，少的是声音。这种安静气氛，引来了更多冀求安静的人。
       二舅告诉爸爸，在复兴公园，姨妈遇到过好几个尾随者。都是体面男人，在姨妈离开公园后还一直跟着。像是不良之徒，其实并不。
       那些男人被姨妈的身姿和容貌所吸引，予以过分的注意，这很自然，却为什么要尾随呢?原来，他们渐渐发现这个女人来散步时常常单身。有时身边跟着一个男孩子在叫她“妈”，但从来没有看见有丈夫陪伴。时间一长，其中有几个男人越来越想弄清她究竟有没有丈夫。这不是无聊者的好奇，而是一些在巨大社会变动中由于种种原因而沦为单身的男人，在探寻再次婚姻的可能。
       尾随者有好几个，彼此心照不宣。
       姨妈是见过世面的，对这种事情并不害怕，只是
       想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她试过很多办法，例如
       突然回身迎面走去，或者停在街角一家小店前静观
       对方举止，终于不得不承认，那都是一些懂礼貌、守
       分寸的正派男人，似乎就住在她家附近。
       她出门更讲究衣着和发式了，不是看上了谁，而是为了任何女人都会在意的那一点自尊。
       复兴公园还是常常去，尾随的事情有增无已。她渐渐有点生气，Jb想这都是一群什么样的陈腐君子啊，连打个招呼都不会，就只会躲躲闪闪地跟、跟、跟!
       有一天，她与益胜哥去公园，益胜哥被一群孩子的游戏所吸引没跟上，她东张西望地找了一会儿没找着，后来发现益胜哥已经追上来，跟在她后面了，便趁机大声说了一句：“你怎么跟在后面，也不叫我一声!”说完她又笑眯眯瞟了一眼后面的草树间，让更多的耳朵听出一点更多的声音。
       第二天，她刚进公园大门，就看见一个男子迎面走来，大大方方地招呼一声：“你今天来晚了。”
       姨妈觉得应该鼓励一下这种绅士风度，来嘲弄一下那些陈腐君子，就与他交谈了一会儿。
       两天后，他们已经坐在长椅上聊天了。
       这位先生姓杨，正好与姨妈住在同一条弄堂里。
       不久姨妈发现，身后再也没有尾随者。难道是因为与杨先生坐在长椅上交谈了几次吗?在一次闲聊中，她随口说起这件事。
       杨先生说：“都被我处理了。”
       “怎么处理?”姨妈奇怪地问。
       “我告诉他们，这个漂亮女人的丈夫是一个带枪的很凶的警察，正好是我的朋友。”杨先生说。
       ——二舅详细地叙述了这件事，是姨妈自己讲给他听的，但现在不知道姨妈和这位杨先生的关系怎样了。
        祖母听了，对爸爸说：“有苗头。你找她谈，就说这个杨先生。我在边上添柴。”
        八
       姨妈被叫来了。
       爸爸和祖母在外面一间与她谈话，我和妈妈躲在里边一间偷听。
       爸爸开门见山，坐下就问：“大姐，那位杨先生的事，有希望吗?”
       姨妈说：“二弟告诉你们的吧?成不了。”
       爸爸问：“为什么?”
       姨妈说：“他人很不错，但只对我好，对益胜很冷淡。”
       祖母在一旁轻轻应和了一句：“对。对孩子冷淡的，不能要。”
       祖母的话虽轻实重，因为她自己就是带着一大群孩子守寡下来的。
       妈妈知道今天的谈话不可能再有其他发展，便在里屋喊一声“吃饭了”，随手把门打开。
       姨妈看见我非常高兴，拉着我的手说：“你上大学后还没有到我家去过。益胜没上大学，你可不能看不起这个表哥啊!”
       我说：“怎么会!真是很久没见益胜哥了。”
       第二卷
       第一章
       戴黑边眼镜的青年
        一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街头的一切都变了样。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我从学院回家。
       周末的家庭聚餐，爸爸经常因下班晚而迟到，但今天他却比我先回家。他历来严肃，今天却很和气。
       吃饭时大家都不说话，因为已有一种预感，爸爸要宣布一点比较重要的事情。然而一顿饭下来，他什么也没有说。
       放下筷子，他终于开口。他问祖母：“妈，还记得阿坚吗?”
       祖母一听就笑了，“怎么会忘了他，天下活宝!”
       爸爸扫了我一眼，然后对祖母说：“他揭发了我。”
       “揭发什么?”祖母问。
       “说解放的第三天，有一个人在江宁路边上掏出一个本子写了一句话给路人看，是反共字句，我看了，没有把那人扭送公安局。”
       “解放才三天，没有公安局啊。”祖母说。
       “那也应该扭送解放军。”爸爸解释。
       “真是反共字句?为什么写在小本子上给路人看?’’祖母觉得难以置信。我理解祖母的思路，在政权转移的时刻，传播那样的字句，胆大的可以写在标语上张贴，胆小的可以写在书信里秘传，不管胆大胆小都算合理；只有鬼鬼祟祟地写在小本子上塞给不认识的人看，最说不通。
       “其实根本不是反共字句，是‘一贯道’的一句说词，那人是‘一贯道’的一个传道者，我记得。”爸爸说。
       “你怎么知道‘一贯道’的说词?”
       “妈你忘了，我们住在塘沽路时，隔壁不是有一个‘一贯道’的道场吗?我和小哥去玩过，听来的。”
       “那你照实说呀!”祖母说。
       “一贯道’也算反动道会门，说不清楚了。”爸爸非常沮丧。
       祖母想了想，又问：“照阿坚的说法，他也看到那个人写反共字句了，那他为什么不扭送?”
       爸爸说：“他揭发了我，就成了革命群众，自己当然没事了。而且，我是党员。”
       “什么?你是党员?你什么时候参加国民党的?我怎么不知道?”
       祖母显然是大大吃惊了。她不知道自己不问政治的儿子，还有一个可怕的政治身份。
       “不是国民党员，是共产党员。”爸爸解释道，“这次运动，专整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你没当什么权呀。”祖母说。
       “所以他们只说我是混进党内的。”爸爸说。
       “那你是什么时候混进去的?”祖母问。
       “全家搬到上海以后。那时我工作很努力，就被他们‘发展’进去了。”爸爸说。
       “是不是你做那套卡其布制服的时候?”祖母问。
       爸爸想了想，说：“差不多时候。但做那套制服可不是因为人党，是为了做人民陪审员，坐在法院里像样一点。”
       爸爸穿那套制服的头一天，经过西康路、北京路口的一家商店门口，就被头顶修屋工程队的油漆浇着了。油漆为深棕色，浇在深蓝色的卡其布上倒也不太显眼。当时没有专业洗衣店，爸爸听从别人的建议用酒精擦过一遍，油漆没擦掉，反把边上的深蓝色擦得泛白了。因此，这套制服肩上一直扛着一小片近似台湾岛形状的棕色漆渍。
       “阿坚为什么要害你?”祖母最不能理解的是这个问题。
       “倒也不是故意害我。运动来了，靠抢先揭发图个安全。”爸爸永远从最善良的角度来看人看事。
       他不知道，一旦列为批判对象，他真正的噩运就开始了。
       他，连同着他的老母妻儿，将长时间地成为苦风凄雨中的一个箭垛，任人发射。
       当事情越来越大的时候，有次祖母问他：“把你批判成这样，是哪个上级的意思?”
       
        二
        爸爸说：“我太小，没有哪个上级会注意我，再说现在他们也自身难保。”
       祖母问：“那是谁的意思?”
       爸爸说：“好像是朋友们的意思。”
       爸爸渐渐感觉到，他不应该再与七十多岁的祖母讨论这些问题了，甚至，连素来不关心政治的我妈妈，也不必硬拖在里边。想来想去，能讨论的是他的大儿子，我。
       那天，他叫表妹到上海戏剧学院来找我，要我当天晚上回家，他有事要与我谈。
       当时要在学院找到我可不容易，像全国所有的高等院校一样，它早已乱成一团。我在总务科外面的走道上听到后面有熟悉的声音叫“哥哥”，回头一看是表妹，有点吃惊。不知她已经问了多少人。
       乱局是由北京的学生打开的。先是两个高干子弟，一男一女，好像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站在我
       们学院的水泥球场上发表演说，主要是描述北京的革命形势。口气极大，好像昨天刚刚列席完政治局会议似的，闹得我们学院的学生目瞪口呆，发觉自己居然如此闭塞和无知。第二拨演说者来自北京大学，当时北京大学已被公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一个叫做聂元梓的北大教师到上海文化广场作报告，跟来了一批学生，分头横扫上海高校。他们在我们学院演讲的口气要比上一次北航的学生平稳得多，但越是平稳越见气魄，似乎天下早在囊中，只需他们一步步花时间打理了。
       这两个报告刺激了我们学院一些同学，开始造反。以舞台美术系为主，占据了学院的一栋灰色楼房，命名为“革命楼”，贴大字报要推翻学院的现任领导，批斗一切“有问题”的老师，不惜采取“革命行动”。这时所谓的“革命行动”，主要是指抄家、打人、关押。这本来都是上级文件规定不允许的，但各校之间的摹仿和传染比文件更加有效。
       我所在的戏剧文学系三年级整个班级都与造反派彻底对立，被造反派们称为“对抗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堡垒”，而我则是这个反动堡垒的代表者。
       我与班内的同学们决定与外校联络，去寻找不赞成造反的伙伴。经顾泽民、曹畏同学的引见，找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个叫乔林的同学，他正在中文系组织一个会议反对造反；经李婴宁、惠小砚同学介绍，见到了交通大学反对造反的一些同学。但主要还是在校内联络同道，讨论对策。大家谋划了一阵，设计出一个反败为胜的方案，没想到这个方案让我们失败得更彻底了。
       方案的核心，是动员我们学院西藏班的学员来对抗造反派。他们都是农奴出身，到上海来读大学，觉得是上了天堂，充满了感恩之情，又都纯净而善良，他们怎么会同意造反派把这个学校的领导和老师都打倒呢?如果他们站了出来，学院的形势一定会扭转。第一次会议确实开得很好，西藏学员同意我们的观点。
       但是，不知造反派同学做了什么工作，到第二次会议，情况全然倒逆。西藏学员明白了只有文化大革命才能抵制复辟，只有造反才能开辟新世界，他们终于摆出威武的身架，把怒吼转向了学院的领导，把拳头伸向了可怜的老师。这种裹卷着巨大感情色彩的行为既无可争辩，也无可阻挡，我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造反派彻底掌权后，原先跟随我们的一些同学也后悔了，重新学习报刊社论、上级讲话，重新站队。中央号召，大势所趋，怎么能要求这些同学有更正确的选择呢?在当时，更正确的选择又是什么呢?掌了权的造反派欢迎同学们转变立场，但必须把我和少数几个带头对抗的同学放在一边。他们当时都习惯把小事想成大事，觉得如果把我这样的人也团结进去了，那么，成天念念不忘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就失去了对立面的代表。
       这种看法很可笑，却正好成全了我，让我产生了一种英雄气概，心想各路兵土可以转营，堂堂将帅岂能变节，于是干脆仿效起明末遗民，把一身弱骨强撑成一身傲骨，把一脸茫然装扮成一脸冷然。至于心中还在坚持什么，天晓得，自己也不知道。
       当时一直陪着我不离左右的，是同班同学吕兆康。
       那时的校园，人头攒动，忙忙颠颠，我们两人每天六次从宿舍到食堂，又从食堂到宿舍来回行走，走得很慢，旁若无人，用筷子敲着碗。穿行在标语丛中，无所见；穿行在高音喇叭底下，无所听。几十年后外系同学说起对我当时的印象，都还记得我手里必有一个空碗，身后必有一个同学，走过时必有一阵木然而又高傲的敲击声。
       三
       真正让我产生傲气的，倒是后来看到的一些事情。
       说起来，我对学院造反派的首领们虽然没有好感，却也不强烈厌恶，因为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做了事，上了当，后来又遭了难。尽管他们当时从来不愿正眼瞧我一下，而我却从旁仔仔细细地看过他们。他们天天想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想着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因此所发表的言论都空洞而狂热，却不会针对某个具体的老师、某件具体的事情。对于他们，我也有两点瞧不起：一是他们在校园里时时皱着眉头装成思考者的模样，却从来没有独立地思考过什么，因为他们的造反是按照上级文件的指示进行的；二是他们要打倒的人在当时早已是弱者，并没有还手之力，因此打倒的举动一点儿也不英勇。相反，在当时的情况下保护可怜的老师和学校领导，倒是需要有一些勇气的。
       最叫人瞧不起的，是泛涌在这些造反派首领背后的一大堆浑浊的泡沫。如果说，几十年后时过境迁，我还能与当年的造反派首领握手叫声“老同学”，甚至成为朋友，却绝不可能对那堆泡沫这样做。学生中打人打得最多、最凶的，一定是那些哭着、喊着的“反戈一击”者，他们一开始不敢参加造反，后来看到形势大变，造反成了最安全的选择，便转过身来大打出手，而且主要是打老师。更让人恶心的是老师队伍中的某些人物，起先也许是以揭发别人来自保，后来便一发而不可收，天天揭发，月月揭发，年年揭发，揭发对象全是同事。再加上一些卑劣的人事干部，三天两头从档案里抛出几条没头没尾的材料，变成大字报公开张贴，于是“专案组”林立，“批斗会”不断，任何最不可能成为斗争对象的人也不能不天天提心吊胆，全院终于陷入了一种彻底的混乱。
       什么是文革灾难的民间版本?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提请研究者们注意这样一些场面，而这些场面并不仅仅出自我们学院——
       一位文质彬彬的老者站起来，指着另一位站着的老者柔柔地说：“我希望你好好回忆一下与反革命分子潘汉年的关系。那年他来这儿，你离他只有一步之遥，他与你随意说笑，我虽然听不见，但相信反革命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他临走时拍了一下你的肩膀，你难道能否认，这不是一种责任的交托?”
       一位中年女子对着另一位也是中年女子的负责人喊一声“你无耻!”让全场吓了一跳。接下去的愤怒话语是：“你居然当着那么多干部的面公然说，你年轻时翻过那本书!作为一个干部，作为一个领导，作为一个女人，你居然说得出口!广大革命同志，你们知道她说的是什么书吗?我实在说不出口，但今天只能红着脸说出来了：金——瓶——梅!”说完她似乎要立即晕倒在台上，好像猛烈的怒火已经烧干她的精力，好像她说出那三个字已经使她丧失了全部贞操。一位惊慌不已的女学生把她扶了起来。
       这次飘然上台的是一位副教授。当时评个教授很难，因此副教授已经满头白发。他在规劝他的一位好朋友：“只要放下包袱，再大的错误也能得到革命同志的原谅。作为老朋友我请你回忆一下，一年前你曾经在教研室提议，开一个毛主席诗词讨论会。毛主席诗词只能学习，怎么能讨论呢?难道你心中觉得还有争议的余地?因此你提出这个议案后，我沉默。我只是沉默，没有斗争，这是我的问题，我今天应该向毛主席请罪，但是，你呢?”
       一位记性特别好的干部又抢过了话筒：“忘了?你可以健忘，却不可以抵赖。我提醒你吧，是在十三年前，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六日下午三时二十分左石，你说了这句话。在第二会议室，你坐向朝南，左边三个人，右边两个人，名字我就不一一点出来了，由他们自己站出来揭发。你说那句话之前还清了两次嗓子，讲完后喝了一口水，茶杯是蓝色的，你真的忘了?”
       两个戴塑料眼镜的学生搬着五六本书、一大堆杂志、教材上台了，这种情况很少见，像是当场要公布什么罪证，全场立即安静下来。其中一个皱着眉头说：“文革以来，大家热衷于批判走资派，但是大学和其他单位不同，最需要批判的是反动学术权威!”这话初一听有一点逻辑，发言者已经感觉到大家的注意力已被调动，口气更加昂扬起来，“什么是反动学术权威?那就是假权威，不是权威!我们战斗队经过四个月的艰苦努力，已经从全校教授、副教授的著作、论文、教材中找出他们是假权威的证据六百多条，真是触目惊心!这六百多条证据，将在《红卫兵战报》和《上海工人造反报》上同时刊登，现在，请我们的副总指挥选读其中一小部分。”
       站在他身边的就是副总指挥。那个人拿起一本书，翻到夹着红纸条的地方，开始“说文解字”。说的时候还会经常去翻边上的一本字典，上面夹着很多白纸条。他的发言时间太长了，终于有一个穿着红背心的学生冲上台来，大声地背诵毛泽东语录来阻止：“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但台上那两个戴塑料眼镜的学生没理他，继续边翻书边讲。穿红背心的学生为了表示抗议，下台后愤而离场，跟着他离场的还有近百人，但整个会场至少有七百多人，绝大多数留下了，津津有味地听着。不是认真地听“说文解字”，而是兴奋地听一个个昔日的大专家如何在专业上被两个造反派书生顷刻之间咬得千疮百孔。全场弥漫着一种快感。
       这些发言，一般都能激发起一片片很夸张的口号声。没有夸张的是，被揭发的那些人大多不能回家了，包括那些被揭露的“假权威”在内，而且免不了受皮肉之苦。
       只要上台发过言的人，第二天走在校园里便步履轻松，别人对他们也不敢小觑，总以为他们上台发言一定获得过当权的造反派的批准，至少没有被造反派阻止。这种心理气氛，极大地鼓励了大揭发和大批判，下一次大会也就开得更热烈、也更残酷了。
       那么，我可说说我的概括了：文革灾难的民间版本，是用一种彻底失控的民粹主义，为平日游荡在街角、埋藏在心底的恶，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机会，而且把这种发泄转化为表演，转化为文化，转化为暴力。
       “文革”时期在民间的风云人物并不很多，他们各自的活动时间也并不很长，真正长时间大行其道的，是每个单位的失败者、嫉妒者、投机者、错乱者、无聊者，这些人由于特殊的政治机遇，成批地变成了诬陷者、栽赃者、报复者、泄愤者、审判者，而且都学会了装扮，装扮得大义凛然。
       这便是我在冷然傲然中的观察，这便是我与吕兆康四目一对便互相领悟的世态。
       说得再大一点，这也是我历来不大看得起那个总在夸张其事、总在偷袭别人的文人圈。我太了解他们。
       四
       那天表妹在校园里呼喊我时，把我的心情立即 带到了另外一个天地，冷然傲然的表情刹那间烟消 云散，我赶紧问：“家里怎么样了?”
       表妹转达了爸爸叫我晚上回家一次的指令，我 朝她点点头，心想，我爸爸只与祖母、妈妈、叔叔商量 大事的时代已经结束。余家的传代系统，此刻又往 前走了一格。
       学校后门有七十六路公共汽车，乘足五分钱的最低票价可到胶州路、余姚路口。再步行二十分钟，到达江宁路、海防路口，那个十年前从家乡搬来的家。
       祖母还是趴在阳台上看，今天她不是在闲看街景，而是在等我。
       桌上放着一碗酱油百叶结，爸爸微笑着推到我面前。我说已经在学校吃过饭了，便坐下谈正事。妈妈在里间没有出来，祖母招呼了一下又回到了阳台，她们有意退避，让两个男人第一次平等对话。
       爸爸说：“我的问题开始大了。一个当年同事，叫赵庸，你见过的，揭发我在一九五三年参加过一个座谈会，为一位私营企业家说了好话。他当时作了记录，现在把记录上缴给了造反队，成了罪证。”
       我问：“这有什么罪?”
       爸爸答道：“他们说，这是在解放之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刚刚开始战斗的时候，站到了资产阶级一边，所以说我是阶级异己分子。”顿了顿他又轻轻地补充了一句：“昨天斗争会，给我挂的就是这么一块牌子。”
       “他们对你挂牌斗争了?……动手没有?”我没说“打”，选了“动手”这个词。
       “没怎么动手。”爸爸回答得很暧昧。
       让他更伤心的是昨天当场再一次被朋友出卖的情景。他说：“最可怕的是赵庸上缴记录这个动作，好像既有证人，又有证据，一定有大罪。他又是我过去的同事和朋友，因此他举着笔记本上台时，下面是一片热烈的掌声。”这情景我能想象。
       我想了想，说：“必须立即拉回到你当年发言的实际内容。”
       爸爸说：“我记得，那天是看了报纸上陈毅市长关于团结私营企业家的报告，主持会议的人要我们谈体会。”
       我说：“那就找出当年陈毅市长的报告，与你的发言对照，揭穿赵庸的把戏。”，
       但是，兵荒马乱的年月，哪儿能翻得到十多年前的旧报纸?爸爸想了半天突然记起，当时好像出版一种年鉴性的政治书籍叫《人民手册》，上面一定有，图书馆也可能有保存。
        五
        我想，唯一的出路，就是到我们学院的图书馆动脑筋了。但是图书馆在文化革命—开始就已经被查封，怎么办?
       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的管理员大多是有“历史问题’’的人物，不能教书了，却又懂书，就去管书。在这些管理员中，与我关系较好的是“右派分子”蔡祥明先生。前一阵学院有大字报揭发，说他有可能是“逃亡地主”。
       人们说起“逃亡地主”就立即产生了一系列想象，好像罪大恶极的“黄世仁”、“刘文彩”，害死了很多“喜儿”后仓皇逃窜，逃到上海一所大学的阴暗书库里躲着，这实在太有吸引力了。但大字报贴出来那么久，农民造反派并没有来抓他，这是怎么回事?我因为有一个“破产地主”的外公，大致能想象事情的基本面目，很可能是蔡祥明先生的老家有点钱，但他却一直流落在上海。
       我敲开了蔡祥明先生住所的门。那是教学楼东边一排小平房中的一间，三平方米左右，只能放一张小床。我问起“逃亡地主”的事，谁知他一说比我想象的还简单，他曾对什么人说过，这宿舍太小，家乡房子大。“逃亡地主”就是从“家乡房子大”这个说法一步步“推理”出来的。
       我对他说，这事倒也不能掉以轻心，一有风吹草动还是会有人顺着这个罪名胡言乱语，因此应该把自己家乡的实际情况写出来，还要把那天关于“家乡房子大”的谈话过程写出来，作为申诉交上去，也箅备个案。
       蔡祥明说他不会写这种东西，求我帮他写。又说要写这么多内容挺费事，这房间连一张桌子也没有，问我能不能抽时间到书库去写。
       这正合我意。我一心想着《人民手册》。
       那天我在尘封的书库里给他写好了申诉，他说昨夜反复思考还是暂时不交上去，而且也不知道要交给谁，暂且放在手边，等到有事时再交。我同意他的做法，却早已在东张西望间看到了那一大叠《人民手册》。
       我提出要翻翻《人民手册》，他没有阻止，因为这个书名不会给他带来“散布反动书籍”的罪名。他说他要暂时离开一下去开会，一小时后回来，放我出去。
       等他走后，我连忙找一个凳子爬上去拿下两本《人民手册》，很快找到陈毅市长的讲话，还摘录了他正面评价中国民族资本家、私营企业家的几段话。
       抄完之后我舒了一口气，站起身来重新打量这个书库。
       书库本不陌生，但被查封了那么久，今天见到，如逢狱中亲人。这么多亲人被判了无期徒刑，没有出狱的时日。其实，没有它们，真正被囚禁的反而是我们。
       一小时后，我跟着蔡祥明先生悄悄地离开了书库。三小时后，陈毅市长的话已经写在爸爸的申诉报告中。
       我为我的工作效率而高兴。
       但是，谁能想到，正是我的这个举动，给爸爸带来了灭顶之灾。
        六
        两个星期之后我知道了事情发展的具体过程。
       造反派收到爸爸申诉后认为是“翻案”，开了一个小型的批斗会。爸爸又一次复述陈毅市长当年的讲话内容，造反派便大声呵斥道：“你知道吗，陈毅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的人物，北京已经开始批判了!”
       爸爸完全不知道这惊人的消息，随口嘀咕了一句：“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
       ‘‘停——，余学文!”一个陌生的声音尖利响起，爸爸抬头一看，是一个戴黑边眼镜的圆脸小个子男青年，以前从没有见过。他喊“·停”后好一会儿不再有声音，无论是爸爸还是批斗会全场，都在等待。
       戴黑边眼镜的圆脸小个子男青年在喉底轻轻笑了一下，终于开口。下面这段，是他与我爸爸的问答——
       问：你刚才是说，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
       答：唔；
       问：你过去学过语法吗?
       答：学过一点，忘了。
       问：“主语”没有忘吧?
       答：这没忘。
       问：“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这句话，主语是谁?你是说谁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
       答：我们。我是说我们大家对陈毅市长都不能过河拆桥，不是专指你们造反派。
       问：专指我们造反派倒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我们那么年轻，无权无势，说得上对一位元帅过河拆桥吗?
       答：我说大家。
       问：什么大家?你的级别有多高?
       答：我没有级别。
       问：一个没有级别的人能对一个政治局委员，—个国务院副总理过河拆桥吗?
       答：可能用词不当。
       问：你用词很当。你说对陈毅不能过河拆桥，是在说一个人。这个人的身份和地位，可以把陈毅当作渡桥和工具，你老实说出来吧，你究竟是指谁?
       答：……
       问：触及要害就不吭声了吧!其实你刚才躲来躲去，就是在躲主语，躲要害。既然这样，我不能不在你面前高喊一声口号：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
       ——从那天晚上开始，爸爸的问题性质变了。
       七
       我听了爸爸对这个过程的叙述，头也晕了。“你这么一个小人物，怎么也碰不到上层政治啊。”我说。
       “不，全连上了。那次批斗大会后，我的另一个老朋友张茂宏揭发，说文革开始后不久我在路上对他说过，陈丕显打不倒。”
       “你说了吗?”我问。陈丕显先生是文化大革命之前上海市的一位负责人。
       “很可能说了。”爸爸说，“我在广播里听过他的报告，口气温和，也比较实事求是，不像是坏人。而且全部打倒了，这个城市谁来管?”
       “你这是瞎操心。”这话我刚说出口就后悔了。爸爸并没有瞎操心，他只是在走路的时候与一位老朋友随口聊天罢了。
       “他们说我既为陈毅翻案，又为陈丕显翻案，因此是刘少奇、邓小平的孝子贤孙。”爸爸说。我没想到爸爸头上已经压了那么多帽子。
       这显然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字狱”在现代的变种，可称之为“大批判文化”。这种“大批判文化”一旦与前面所说的“大揭发风潮”相遇合，其效果近似于核裂变。“大揭发”有本事把一丝风影说成铁证，“大批判”有本事把一声咳嗽判成大罪，结果，只要它们一联手，天底下任何人都有可能快速成为元凶巨恶、窃国大盗、杀人魔王。
       爸爸的那些“老朋友”、“当年同事”突然热衷于揭发，已经使爸爸无招架之力；又不知从哪里闯进来这么一个戴黑边眼镜的圆脸矮个子男青年，核裂变立即形成。
       其实遭殃的岂止是爸爸，当时中国的万里山河，几乎全都沦陷于由大揭发和大批判交融而成的灾难之中。
        八
       爸爸不能回家了，关押在单位的一个小房间里，只有星期天看守人员休息时才被允许回家拿点衣物。批斗会每三天开一次，后来觉得内容太重复，大家听厌了，就改为一星期一次。
       最恐怖的事情是薪水停发。这是我一直不想开启的记忆闸门，其中储积着太多的悲苦，怕一时喷泻，连我自己也受不住。但这是全家的承受、老少的煎熬，这是灾难的核心、邪恶的杰作，我岂能避过?
       爸爸薪水停发后，单位里只发放“生活费”。当时全国“被打倒对象”的生活费标准是统一的，即每月二十六元人民币。
       我至今不知道是北京哪个部门订下这么一个数字的，查遍所有的“文革”史料都没有查到。然而，这对我来说可是一个冤孽般的数字，天天在脑中盘算，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也许是什么人粗粗划定一天一元，扣去四个星期天，变成了二十六?
       但是，他们算的是单人。他们真的不知道吗，在当时，很多“被打倒对象”有着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而这个家庭很可能只有唯一的经济来源?
       而且，他们真的不知道吗，所有的人在星期天也要吃饭?
       当时在我家，这每月二十六元的人民币需要养活以下人口：
       首先是爸爸自己，关押处并不免费管饭。那年他四十五岁；
       然后是祖母，那年她七十五岁；
       妈妈，四十四岁；
       我，二十一岁；
       表妹，也是二十一岁；
       大弟，十八岁；
       二弟，十一岁；
       小弟，八岁。
       一共八个人。没有其他任何收入，当然也不可能保留存款，平均下来，每人每天一角。再扣去房租和水、电、煤的最低费用，每人每天七分。请当代青年不要误会，这不是指零用钱，而是全部生活费。
       爸爸在关押室里天天算这笔账，但他已经失去撑持这个家庭的权力。这个权力，已经落到我这个大儿子身上。
       第二章
        叔叔走了
        一
        极度饥饿中的亲人是不能聚在一起的，因为面对一点儿食物必定会你推我让，谁也不肯下口。 妈妈说，吃过了。祖母说，胃疼。当然全是谎活，连八岁的小弟弟也看出来了，眼巴巴地放下筷子。
       只能躲回学院里，吃饭的时候去食堂。“文革”时期中国没有太大的灾荒，学院的食堂里供应还算可以，学生每天花费四五角钱也吃得不错了。但是，我的极限是七分，而更可怕的是，我不能暴露这个极限，要装成与其他同学差不多，这真是难死了。
       为什么要装?因为一旦暴露，造反派同学就会立即判断我家里被打倒了，紧接着一定是两个单位的造反派联合抄家、联合批斗。学院的造反派在行为方式上更凶狠，一旦上门，我的已经饿得奄奄一息的祖母和妈妈，受得了吗?
       想来想去，不如争取主动，我和弟弟、表妹一起到爸爸单位走一趟。同时也让那里的造反派看一看，一个被打倒对象身后还有那么多人要吃饭。
       二
       接待我们的是一个瘦个子青年。他表情上的最大特点是笑容灿烂，但转瞬即逝，眼神不定，眼珠快速转动，你盯着他看一会儿就会头晕。
       我坐下后把屋子打量一下，看到他脑后墙上贴着“风雷激”三个字，是领袖手写体，怀疑是他们这个造反队的名字。
       当时社会上造反队虽然多如牛毛，但起的名字都差不多，例如这“风雷激”就满街都是。只有我们学院有一个学生自己一个人成立一个造反队，叫“独立寒秋”，虽也出于领袖诗词，却能给人留下一些印象。可惜这个名字很难与别的词汇搭配，“独立寒秋战斗队”?“独立寒秋造反兵团”?一出现“队”和“团”，就伤了“独”的味道，于是他最后改定“独立寒秋司令部”，雄壮得一派凄凉。这“风雷激”就不一样了，一见就仿佛能听到喊声喧天。
       瘦个子青年见我注意这三个字，似乎感觉到我在询问他们的组织所属，便立即抖了抖他披着的一件棉布大衣的左袖筒，说：“我们是工总司的。”
       那件棉布大衣他只是披着，空空的袖筒一晃荡，把别在上面的一个红袖章晃到了我们眼前。其实这袖章在街上也见得到，上印一排正宋体红字，文曰：“匕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中间印三个手写体大字：“造反队”，下缘用黑墨水笔潦草地涂着一个号码。
       “工总司”的司令是王洪文，当时已是赫赫有名，但世事多变，谁也想不到后来能做到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副主席，最后又判了无期徒刑。王洪文后面还有一大串当时在上海几乎人人皆知的人物，如王秀珍、陈阿大、耿金章、戴立清、王成龙等等，现在记不全了。我相信我爸爸单位这个瘦个子青年见不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因为当时这个“工总司”在上海管辖的造反队员已有几十万人，有时还号称几百万人，权大势广，其中任何一个小司令出来都是保镖重重，他，还远没有到可以接近他们的时候。你看这个屋子就很冷清，与我们谈话的，除了他，只有一个毫无表情的中年人。
       我以为能见到那个用“语法”把爸爸打倒的戴眼镜的圆脸矮个子男青年，却没有。
       “你们属于什么司?”他问。
       这一个“司”字，现在听起来容易误会成“司长”、“局长”里那个字的含义，其实在当时特指造反司令部的归属。上海高等学校系统也成立了很多“司”’管辖人数也动辄数万。因此在社会上，不管哪个系统，与“司”无关的人少之又少，只局限于“被打倒对象’’及他们的家属范围之内。连我中学里那些可爱的老师，开始受批斗，后来很快也都是“红教司”、“上教司”成员了，一个个挂着袖章有点滑稽。有一度，菜场卖菜的，路上扫地的，也都挂着这类袖章。不小心还能遇到一个挂着正宗“工总司”袖章的人，像我眼前的这个瘦个子青年那样，那就得让开一点，他没准要用一些动作来证明他与这个正宗袖章相称的身份。
       刚才那个瘦个子青年一时走神，竟然随口问我“属于什么司”，其实他一出口就发现问错了。我当时的回答是平平一句：“我们是批斗对象。”
       “哈，这就不太对了，对于被打倒对象的子女，没必要经常批斗，只要他们划清界线就行!”他说着朝我一笑，“你们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的造反派头头我们专门去接触过了，政策水平不高，确实不高!”
       他不说怎么不高，只用笑着摇头的动作表明，我们学院造反派头头的态度，比他们更苛刻。但我也立即明白，两个单位已经联系上了。
       他们去找我们学院的造反派头头，没有任何其他意图，只是摸摸我这个人有没有一点造反背景，影响他们对我爸爸下手。
       瘦个子青年既然说到了“政策水平”，为了顺势表演，后面的话就更见“水平”了。
       “说到——”他要言归正题，说出我爸爸的名字了，这个已经被他们天天在标语上打叉、在批斗时狂喊的名字。我估计他会给我爸爸加一个头衔，放在名字前面，譬如“阶级异己分子”、“走资派”之类，这样一来就能立即显示出他的严肃性、权威性、宣判性。
       他梗住了，也许在一个个头衔中掂量吧?
       “说到——老余，”没想到等来的居然是这么一个亲切的称呼，我的耳朵很不适应，而他却被自己的“政策水平”激动起来了。
       他故意又重复一句：“说到老余，”看我一眼，笑眯眯地，说了下去，“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难免会有一些历史问题、反动言行，只要正视历史，坦白交待，革命群众是会原谅的。我们连末代皇帝、国民党战犯都放了嘛，啊?”
       他说这些话时尽量压出嗓门里的低音部分，以便靠近他心目中的“老革命”。其实“老革命”也已经被他们打倒得差不多，因此皇帝和战犯也成了他们造反队放的了。
       “遗憾的是，”他提高了嗓门。他没有用当时的习惯语式“让人愤怒的是”、“令人发指的是”，而是选用了当时几乎不会有人用的婉和外交辞令“遗憾”，可见也有一定的文化。接下去的话就立即升高了温度，“他到今天还避重就轻，处处抵赖，能推则推，不痛不痒，钝刀子割肉，半天不见血!因此革命群众才把他请到单位里来，好好帮助一下。”
       “你们已经看到，我们这里房子并不宽余。造反队几个常委都挤在一间屋子里办公，要腾出一间房子给他住，还要再腾出一间给看守人员住，一下子就要两间，多不容易!但我们为了帮助他，没办法。”
       这话我有点听不下去，便用问题来打断，“我爸爸到底有什么问题?”
       他嘴角一牵，说：“那就不便对你们子女说了，这是审查纪律。”他显然不希望我们纠缠在具体问题上，因此继续往大里说：“他企图反共复辟，就是要让我们回到旧社会去。要知道，在旧社会，老百姓有冤无处伸，有理无处讲，连饭也吃不饱！”
       ——他万万不能提到“连饭也吃不饱”，我们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看了他几秒钟，想说什么，还是没有说出口。他也警惕地站了起来，看着我们。
       我终于开口问他：“能不能让我们见见爸爸?”
       他满口答应，但一直紧跟在一边。我们见到爸爸时，身边又多了两个看守人员。
       爸爸萎黄憔悴，眯着眼睛看了我们一会儿，然后叫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让我感到害怕的是他突然浮起一丝笑意，说：“我不要紧，家里的事，安徽的叔叔会来帮助，你们要孝顺祖母、妈妈。”
       说完又是一丝笑意。
       最后，他关照我们：“过两天把那套肩上有漆渍的卡其布制服带来，我要穿。”
        四
        祖母和妈妈在我这里听到爸爸可能有自杀的企图，急了，当天晚上就赶到了爸爸的单位。
       妈妈扶着祖母。祖母的“半大脚”一拐一拐地从海防路弯到江宁路，然后向南，走过淮安路口、昌平路口、康定路口、武定路口、新闸路口、北京路口，再朝西，终于到了。那一路没有公共汽车能完全乘到，老太太这是急急风地去救自己的儿子，昔日繁华的南京路，今夜只剩下了她的脚步。
       问了几个人，推了几个门，最后看到的，恰恰是一个批斗会的会场。爸爸已经低头站在台上，今天批斗的话题是：“挑唆子女对革命造反派领导施加压力”。
       会场已经坐满人，门口一个老头不知道祖母和妈妈是谁，没让她们进入。她们两个就站在会场外面，从一道门缝里观看。这是一个侧门，既能看到台上，也能看到台下的观众。
       批判者的发言，嗡里嗡里地听不清楚，她们两个‘也不想细听那些发言，一门心思看爸爸，看他的神情气色，以及边上的人是否对他动手。
       这天晚上还好，只有两个发言者走到爸爸跟前追问一些问题的时候推搡了四五下。还有一次，爸爸的脚可能被蚊子咬了，抬起左脚的脚背去搓右脚的脚肚，被边上一个造反派看见，说声“严肃点厂踢了爸爸一脚，但踢得并不重。爸爸被踢后向前一个踉跄，因为毫无思想准备，失去了平衡。
       爸爸的踉跄，引来全场的笑声。
       这笑声使祖母和妈妈深感讶异，立即转身去看台下的观众。这一看不要紧，她们看到了阿坚、赵庸、张茂宏，这些“情同手足”的“当年同事”，他们也笑得很愉快。还有不少以前到家里来过的朋友，也在笑。
       妈妈这才叹了一口气，说：“这些人心肠也太狠了。他们都知道我家有那么多人……”
       “全是奸臣!”这是祖母用得最重的贬义词，却也不小心把他们抬高了。
       但是就在这时，妈妈发觉阿坚和赵庸向这道已经展开不小的门缝投来疑惑的目光。他们应该能够从祖母的一束白发、半个侧脸认出点什么。
       妈妈怕再生出点事来，拉着祖母要走。祖母说，她还要与造反派头头论理。妈妈说：“秋雨他们去了一次就这么批，您我再一出场，他更麻烦了。”
       祖母一想也对，就气咻咻地回家了，一拐一拐。
        五
       从爸爸在批斗会上的神情来看，祖母和妈妈估计他最近还不会自杀。她们觉得，如果很快就要自杀，就不会对那些批判者的“提法”那么认真地一一抗辩。
       这是祖母和妈妈的一次判断错误。
       爸爸这人，即便到临终前一分钟，也会对某个“提法”认真抗辩，这与很多人都不一样。几年前大画家程十发先生告诉我，他当年被批斗时常常与京剧大师周信芳先生站在一起，根本不听那些批判言词，只是一直低头注视着周先生的脚，心想这双“徐策跑城”和“追韩信”的脚居然并不大，于是耳边也就响起了隐隐的锣鼓声。程十发先生的这种潇洒只属于艺术家，我爸爸没有。
       爸爸即便像今天晚上那样被踢了，而且踢得一个踉跄，也可能无所感觉，他正竖着耳朵在听今天的批斗又有了什么新的“提法”——请注意，是“提法”，而不是“踢法”。
       其实，他后来告诉我，他当时正以同样认真的劲头在策划着自杀。他对自己早已无所谓，在意的是这些“提法”将会给我们这些子女带来多大的灾难。
       他已经看到，这样的批斗，时间越长问题越多，而缩短时间的唯一方法就是自杀。自杀之后必定会有一场陈尸大批判，那毕竟是暂时的，当新的批判对象一批批地挖掘出来，他也就会被人们淡忘。他希望我们这些子女能在人们对他的淡忘中苟且偷生。
       他算过，自己已经四十五岁，实在已经活得太长了，因为他的八个兄弟姐妹都没有活过三十岁，而在安徽的弟弟又比他小得多。他现在唯一等待的，是安徽弟弟的信息。已经两个多月没有来信，不知情况可好。
       他自己不敢写信去报告上海的不好消息，因为如果安徽情况很好，去信会是一种破坏；如果那边情况也不好，去信成了雪上加霜。
       他希望那边一切都好，那么，家庭有了依靠，他就可以走了，快一点走向人们对他的淡忘。
       因此，当妈妈几天后去看他的时候，他又要求把那套肩上有漆渍的卡其布制服送去。他想穿着这套制服走。
        六
        当爸爸在关押室里期待着叔叔的时候，祖母和妈妈也在家里期待。她们商量几次，也不知如何去信。那天祖母下了决心，“再不去信，全家快饿死了，叫秋雨写，赶快寄!”
       根据这个决定，妈妈亲自摸到学院来找我。
       妈妈认识我小学的全部同班同学和中学的部分同班同学，却不认识我大学里的任何一位同学。她来到我们学院后到处打听，最后终于经一位外系同学指点，找到了我的同班同学唐乃祥。
       唐乃祥安排她在我们宿舍边的一处树荫下等着，自己则与另一位同班同学王建华分头在校园里找我。
       当时的校园，更混乱了。
       “革命”没有带来一丝一毫期待中的昂扬气氛，无序的结果只能是无聊和无耻。此刻整个学校由谁在掌权已经全是表面文章，角角落落弥漫着一种既残酷又低劣的嬉闹。
       前些天传来一个笑话，说表演系一个姓彭的学生拿着玩具枪去恐吓古典文学教师陈汝衡老先生，声言革委会已作出枪毙判决，由他来执行。陈汝衡先生哪里能够辨别枪的真假，被那个学生逼到墙角后，突然转身跪下祈求道：
       小将，小将，
       不要开枪!
       我下有妻儿，
       上有老娘……
       讲述这个笑话的是戏剧文学系的一个青年教师，他笑骂道：“这个老家伙，临死求告还押韵！”
       这几句说词，几乎是中国传统故事中一切不幸男儿的委屈之声、血泪之言。我从那个青年教师的笑骂中快速逃开，暗自擦泪。
       记得唐乃祥同学终于找到我时，第一句话就是“你老娘来了”，说完一笑，大家都想起了那段说词。
       七
       我赶紧向宿舍飞奔。走过学院被称为“南京路”的一个热闹路口，看到一位瘦瘦的老年教师站在那
       里示众，口里不断说着“我讽刺，我讽刺……”已经第二天了。我希望妈妈不要为了迎我朝这儿走，看到这个景象。
       这位瘦瘦的老年教师已经作古，我也不便提他的名字了，姑且称他“艾克斯先生”吧。这位先生是早年美国耶鲁大学的留学生，“文革”一来也很自然地成了“被打倒对象”，每月领取二十六元生活费。那天他突然贴出一张惊世骇俗的大字报，说对于自己这样需要改造思想的人，一个月发二十六元的生活费实在太高了，根本用不掉，所以不利于改造。更要命的是他详细列出了前几个月他的每一项生活开销，一算，每月平均只要十八元。
       这张大字报如果不是嘲讽，那就是十足的丑恶。但了解这位先生的人都知道，他肯定不是嘲讽，而是期望受到特殊的表扬。
       这事使当权的造反派们非常尴尬，“怎么，他比我们还革命?他比中央还革命?”于是只有一个办法，让他站在大字报前面，不断说自己是讽刺。
       我反对造反派的一切示众行为，但对这件事，心情有一点复杂。因为万一这位先生近乎疯狂的投机心理得逞，我们全家只有死路一条了。
       八
       妈妈总算没有迎过来，静静地站在我们宿舍对门的竹篱下。她不仅看不懂“艾克斯先生”，就连头顶的高音喇叭也受不了。我们学院的这个高音喇叭是有名的，天天口号震天，闹得附近华东医院的住院病人纷纷逃离，闹得整个静安寺地区很不“静安”，何况它现在正悬在我妈妈的头顶。
       妈妈畏缩地站在竹篱前满脸愁苦。竹篱上也有藤蔓，与妈妈出嫁那天花轿路边的景致相同。竹篱卫护着朱家，竹篱导引着余家，相隔半华里，一路是花。
       此刻妈妈不会有这种回忆，她只觉得嗡嗡哩哩的世界那么陌生，惟有这爬满藤蔓的竹篱有点熟悉，可以供她短暂躲避，躲避在这里等待她的儿子。
       她见到我后的第一句话是：“阿雨没东西吃了，我知道。”说着把一张早就捏在手里的两元纸币按在我手上。
       我不敢问这钱是哪儿来的，只把它挡在妈妈手里。妈妈没再推，也没把手缩回，两只手就这样隔着一张纸币握在一起了。
       她很快说明了今天来找我的原因：祖母叫我给叔叔写信，写明家里的困境。“本来我也可以写，但你叔叔太重人情礼仪，不习惯哥哥嫂嫂向他求告什么。你是小辈，说得不合适也不要紧。”
       我说：“妈，相信我能写好。应该把真实情况告诉他。”
       第二天，我就把信寄出了。
       过了一星期，我计算叔叔的回信应该到了，便赶回家去。
       九
        上楼梯时就觉得不对，只听得两个人的脚步声慌慌乱乱，原来祖母和妈妈都抢着来迎我。
       妈妈抢先讲了那句话：“你叔叔没了!”
       “啊?”我霎时呆住，脑中一片空白。
       “是胃病。”这是祖母的声音，像来自旷远的乱山。
       我立即把脸转向祖母，突然清醒，这是这位曾经是十个孩子的母亲的最小一个儿子的失去!但我还说不出话。， 祖母又讲了一句：“我已和你妈妈一起去过蚌埠，把骨灰盒——拿回来了。”我以为她会大哭失声，却没有。
       当然不是胃病。祖母和妈妈从来不会撒谎，讲半句假话就暴露无遗。我扶着祖母坐在椅子上，捂着妈妈的手到门背后，说：“告诉我厂
       妈妈直捷地说，叔叔是自杀。祖母知道当时自杀就算犯罪，决心把我们瞒住。
       七十五岁的老太太，亲自坐夜班火车赶到蚌埠，厂区内，到处都是打倒叔叔的大标语。
       祖母蓬乱的白发，飘拂在她最小的儿子被倒写的名字上。
        十
        叔叔只是一个一般的技术人员，不是当权人物，凭什么打倒他?
       妈妈哽咽着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到处要抓“牛鬼神蛇”、“反动学术权威”，那里地方小，找不到什么权威，就把叔叔算上了，主要是有人揭发他吹捧《红楼梦》，是放毒。
       “《红楼梦》?”我背脊发凉，居然是为了这本书，这本他一直不许我阅读，反复说是“太悲苦”的书!
       妈妈还在说：“把他押在垃圾车上全城游街，他哪里受得了这等屈辱，回来大声与造反派辩论，说《红楼梦》是一部优秀古典名著，结果被说成态度恶劣，再一次游街。”
       “他打倒后一再抗议都没有人理他，最后只能……”妈妈顿了顿，又说了下去，“是用剃刀割动脉，抢救过两次，但你叔叔是何等刚烈的人……”
       对于余家，这是山崩地裂般的一件大事。
        十一
       没有时间体味其中的强烈悲情了，只有快速采取一系列应变措施——， 表妹以女儿之孝，抱着叔叔的骨灰盒到西郊的古北公墓安葬，全家护送。那天爸爸也请假从关押地出来半天；
       爸爸立即明白自己已经完全没有自杀的权利。在叔叔的帮助也失去之后，他不能听任全家衣食无着而独自离去，更不能听任祖母在失去了最小的儿子后再失去最后一个儿子。他决心重新在关押地思考，今后怎么办；
       我和表妹决定立即向所在学校申请，争取第一批下乡劳动，自食其力；
       大弟弟已经十八岁，托人介绍到渔业公司出海捕鱼，可以贴补家用；
       妈妈操持家务，抚养着两个未成年的小弟弟。但后来知道，她背着我们悄悄地去从事无人愿意做的体力劳动：替附近一家电机小厂洗铁皮，成天赤着脚，浑身水淋淋；
       祖母双目发怔，看着云天，手上又拿起了佛珠。念的依然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我们从小听熟了的……
       当一切安排停当，我便日日陷入沉思，在沉思中变了一个人。
        十二
        我的沉思，主要是想重新理解叔叔。
       他一生挚爱《红楼梦》，最终也为这本书死去。他像贾宝玉一样为逃离肮脏、寻求干净而远行，但最后却坐上了最肮脏的垃圾车。
       为此他宁肯以鲜血来洗涤，洗出一个干净的“太虚幻境”来驻足。正是在这里，出现了贾宝玉所不可能有的勇敢和刚烈。
       很长时间，我一直觉得自己还没有充分理解他。有一次，随手翻阅颜真卿的字帖，突然浑身一震，赶快回家问妈妈，那次收拾叔叔遗物，有没有见到一本章帖?
       妈妈说，那时叔叔的宿舍已被多次翻抄，我们去时连一个日记本也没有找到，哪里还会有什么字帖?
       我不知那本颜真卿的《祭侄帖》到哪儿去了，脑中又浮现出叔叔当年在福州路旧书店柜台前微微颤抖、小心轻问、隆重捧持的动作。
       当时叔叔并不知道颜真卿祭侄的史实，但我相信初次接触的神秘感应。帖子刚刚打开，一种千年难逢的气韵在向他召唤。后来，他持帖而问、伴帖而行、傍帖而眠，当然早已懂得帖里的一切。
       今天，我这个侄儿捧着《祭侄帖》反祭于他，似乎觉得其间有一种故意倒置的天意，一种悲情浩荡的预设，一种英雄人格的反馈。我也因此在游动的墨迹间找到了一种能够阐述他生死选择的精神图谱，听到他在三次割脉后对我的最后嘱咐。
       面对毁坏盛唐气象的叛臣逆贼，文化大师颜真卿全家都举起了刀戟。他亲自率兵抗逆，堂弟颜杲卿被逆贼脔割，连遗体残骸都无法完整。侄子颜季明也被杀害，留下的只是一颗头颅。但朝廷对这样的烈士却不闻不问，只得由颜真卿自己来祭。这样的祭文，怎能不大气磅礴、感天动地?
       颜真卿撰写这篇祭文时四十九岁。二十七年后，七十六岁的他还在另一个叛将前不屈不挠，壮烈捐躯。
       在一个混乱而血腥的时代，一代文宗成了一代英雄，而且还拥有一个英雄的家庭，这实在是中华文化史上最珍罕又最响亮的一页。我相信叔叔对于这篇祭文的很多词句，都会晨昏吟诵。那么，此刻也让我来复诵一段：
       土门即开，
       凶威大蹙。
       贼臣不救，
       孤城围逼。
       父陷子死，
       巢倾卵覆。
       天不悔祸，
       谁为荼毒?
       念尔遘残，
       百身何赎?
       呜呼哀哉!
       吾承天泽，
       移牧河关。
       泉明比者，
       再陷常山。
       携耳首榇，
       及兹同还。
       抚念摧切，
       震悼心颜。
       方俟远日，
       卜尔幽宅。
       魂而有知，
       无嗟久客。
       呜呼哀哉，
       尚饕!
       我几次想把这篇祭文翻译成现代散文，但实在无法放弃这种一顿一位、一步一哭的恸人节奏。里边有些句子，例如“天不悔祸，谁为茶毒?念尔遘残，百身何赎?”如能借来悼念叔叔，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十三
        然而，完全出乎意料，上天还为我的叔叔安排了一个更隆重的悼念仪式。
       虽然隆重，却很少有人知道。我们默默地隆重在心里。
       事情还须回到安徽。
       正当叔叔刚烈地在蚌埠三度割脉而死的时候，在同是安徽的太湖县，也有一个与我叔叔同龄的男子陷于灭顶之灾。但他不能像我叔叔那样处置自己的生命，因为他已结婚，而且有了三个孩子，一家老小都靠着他。
       他的学历比我叔叔高，是老牌大学生，整个县城学历最高的人。他遭难的时间也比我叔叔早，是“右派分子”，也就是在我家从乡下搬到上海后不久他就抬不起头来了，到文化大革命，更是变本加厉，天天挨批。
       平时，他总是向三个孩子封锁自己挨批的信息。但有一天他突然得知，一个声势浩大的“对敌斗争高潮”又要掀起，他和他的妻子，必然要在县城里不断地当街批斗。这还能瞒得住孩子们吗?
       三个年幼的孩子，看到自己的父母挂着牌子、浑身捆绑着被人殴打，会怎么样?
       对此他毫无办法。很想先找孩子们谈谈，但每次都开不了口，最后终于下决心：要尽最大的努力，把孩子们支出城去。
       他想起了自己一九五四年曾以一个抗洪干部的身份进驻过一个叫叶家湾的小村庄，便决定把三个孩子藏到那里去。这事通过一个正好上街来的农民，说妥了。三个孩子也就住到了举目无亲的叶家湾。
       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是女孩，才五岁，有一天庄村口遇到一个不懂事的农民慌张地对她说，好像看到她爸爸、妈妈在县城街上挨批斗。小女孩一听便不顾一切地一头撞向那个农民，哭着喊着说是造谣，其实她小小的心里早有疑惑：爸爸妈妈为什么把我们放到这个荒村中来呢?我们来了之后为什么不来看我们呢?现在一听，便知真相，但她不愿承认，只能向着那个农民哭喊。
       过了很久，传来消息，爸爸妈妈可以接孩子回城了。她连续表演了几夜的歌舞，感谢乡亲们的收留。
       多少年后，这个村的乡亲凡有喜事，例如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必然要放映她主演的电影表示庆祝。
       她，就是我的妻子马兰。
       叶家湾的乡亲都说：“我家马兰”。
       当我知道这段往事之后，曾经问过岳父马子林先生：“这么小的三个孩子，要送走，为什么不送到亲戚朋友家里去?”
       “怕给亲戚朋友带来麻烦。这种麻烦，对于农民，对于村庄，就不太在乎了。”岳父回答。
       “叶家湾连一个远房亲戚也没有?”我问。
       “没有。”
       “把三个孩子送到这样的小村子里，心里有没有一点害怕?”我又问。
       “不送更害怕。”岳父说，“马兰的性格你知道，多么强硬。记得她才一岁多一点，刚会走路，那天看到我回家满脸不高兴，她要为我点烟解闷。当时我抽
       长长的旱烟杆，用一根长香点燃，小马兰举着长香正要为我点，手却被长香烫痛了。她不哭不吵，只是要把那支伤害了她的长香从香堆里找出来。我们大人不知她找到后会干什么，已经把那支长香藏了起来，小马兰爬上爬下非要找到不可，最后终于被她找到了。你猜她怎么着?居然把那支长香用小脚跺得粉碎，一小截、一小截地碾，连一点儿也不留下。才一岁多一点已经是这个样子，如果到了五岁看到爸爸妈妈受侮辱，那就可想而知。她一定不会放过，她一定拚命。”
       “那一定。”我赞成岳父的判断。
       “更重要的是，小孩子看到父母亲被斗被打，很容易产生对社会、对人类的抵触。我不希望马兰他们有这样的抵触。”
       这话使我非常感动。
       这一对在安徽太湖县城的街道上被口号声、辱骂声包围着的年轻夫妇，马子林先生和沈毓秀女士，心里所想的一切完全出乎批斗者们的意料之外。他们想的是：“批吧，我们的子女不在。他们不会来报复你们。”
       马兰多年来一直向我打听叔叔因《红楼梦》而死在她家乡安徽的种种情况。她找来叔叔的照片细看，每次都心事重重。
       她已经主演过十五集的电视连续剧《严凤英》，并把它当作一个历史悼念仪式。这部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时，全国观众投入的程度至今还记忆犹新，说“万人空巷”，并不为过。这就是说，她把这个历史悼念仪式推向了全国，从而确立了自己所在剧种的道义尊严和艺术尊严。
       她本是一个舞台剧的演员，由于这部电视剧，同时被评为电视“飞天奖”和“金鹰奖”的最佳女主角。全国观众对她所做的一切，非常理解。
       我叔叔与严凤英只有一岁之差，而且在差不多的时间自杀于同一个省份。叔叔不在文化界，却同样为艺术而死，为《红楼梦》而死。
       马兰还要为叔叔做点事。
       十四
        终于，就在叔叔去世二十五周年的祭日里，黄梅戏《红楼梦》在安徽首演，轰动全国。
       全剧最后一场，马兰跪行在台上演唱我写的那一长段唱词时，膝盖磨破，鲜血淋漓，手指拍击得节节红肿，场场如此。
       所有的观众都在流泪、鼓掌，但只有我听得懂她的潜台词：刚烈的长辈，您听到了吗?这儿在演《红楼梦》!
       第三章
       一物一物
       一
        我一直担心被关押的爸爸会不会精神失常，但终于奇怪地发现，他在度过最初一年的惊慌和愤怒之后，倒是越来越镇定了。他以前在家里过于严肃，现在每次见到去探望他的家人，却满眼亲切。他渐渐已经不太在乎“阶级异己分子”这顶帽子，却在努力避免成为“家庭异己分子”。
       相反，精神失常的是批判他的那些人，而且越来越严重。
       我们学院也是同样，被打倒的老师痛苦过一阵也就认命了，而造反派学生却越来越举止混乱，后来全乱到了自己头上。
       由此我明白，失去行为权利的人很难大幅度疯狂，真正疯狂的，只能是那些自认为拥有无限行为自由的人。
       学院的造反派从一九六七年夏天开始全面发疯，竟然要把“造反派”改成“狂妄派”。
       后来，又说“狂妄派”是造反派中的先锋队，并自命为全国狂妄派的创始者，在一张很大的中国地图上插上一面面小旗，挂在路口，展示全国“狂妄运动”的蔓延规模。
       不久，高音喇叭在宣布，“全国狂代会”即将在我们学院召开。
       校园里一下子挤满了操各地方言的人群。青年为主，也有不少中年，男女几乎各半，大多是身材瘦削、眼睛发亮、脚步匆忙。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神态却像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吕兆康同学碰了一下我的手，轻轻说：“原来看到那么多狂兄、狂嫂吓了一跳，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狂叔、狂婶。”
       我说：“你看那儿，还有狂公、狂婆呢。这正叫，狂妄不分老少，发疯不分男女。”
       正说着，高音喇叭突然震响，兴奋的声音劈头盖脑：“全国狂代会即将召开，革命人民欣喜若狂……”还没说完，嘭，高音喇叭被砸了。
       广播室就在路口。这个广播员本来就够激进的，得知高音喇叭被砸便蓦然站起身来，准备去与阶级敌人搏斗，谁知说时迟那时快，一群北方口音的大汉冲了进来，“你们敢说欣喜若狂?”
       “为什么不能说欣喜若狂?”广播员口气很硬。
       “欣喜若狂的‘若’字是什么意思?”一个大汉问。
       “‘若’是‘好像’的意思，怎么啦?”广播员反问。
       “若狂，也就是好像狂，我们狂妄派是真狂，你们才是若狂!”大汉说。
       几个人应和道：“若狂是假狂，假狂就是假革命，假革命就是反革命!”
       很快响起了口号：“打倒欣喜若狂!我们都是真狂!”
       到这时广播员才知道，自己的狂妄劲头，已经落后了。
       这真是一物降一物。
       大汉们呼啸着走了，广播员关掉机器，闭着眼睛想了一想。他一时还想不明白，疯狂是一场比赛，永远没有止境。昨天的疯狂拿到今天一比，变成了小疯假狂，那明天怎么办?难怪交通大学的造反派起了一个名字叫“反到底”。但这个“反”字现在又没有味道了，看来要改成“狂到底”、“疯到底”。
       他睁开眼睛看到正在窗口伸头探脑的我和吕兆康。对我这么个人，他出于造反派的坚定立场还不想搭理，便对吕兆康说：“你们是戏剧文学系的，请问这欣喜若狂的成语……”
       我们笑一笑就离开了。
        二
        “狂妄派”与一般的造反派区别在哪里?
       对此，我冷眼旁观，作了一番比较。
       “狂妄派”相当于造反派中的“原教旨主义者”。本来，造反派都是“奉命造反”，目标空洞，后来看到中央在号召夺权，也就轻而易举地夺了权，掌了权。掌了权做什么呢?他们就不知道了。毕竟是学生，考虑到今后的前途，有的人开始了悄悄的专业自习，并与老师接近。另一些学生，则当起了“逍遥派”，甚至谈起了恋爱。这些现象引起了一些激进造反派的警觉，认为这是革命步伐的倒退、革命意志的衰败，因此要用极端主义的方式来重振雄风，这便是“狂妄派”的出现。
       能打倒的都已打倒，那么如何来确定新的革命对象呢?“狂妄派”的目光，从政治领域转向专业领域，从头面人物转向中间人物。
       在“狂妄派”看来，一切专业活动都必须否定，用极端主义的政治标准把它们一一批臭、碾碎；同时，一切中间人物都必须鞭笞，用极端主义的政治标准将他们一一侮辱、威胁。
       用“狂妄派”的话来说，已经打倒的一切都是“死老虎”，而大量没有打倒的普通教师、一般职员，则是隐藏起来的“活老虎”。理由是：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没有去刺杀日本兵，竟然苟活了下来；他们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没有奔赴延安，竟然留在了上海；他们在民不聊生的时代还在学校里领薪水，而没有把薪水捐献给贫苦大众；他们在解放之后分不清两条路线，没有与刘少奇、邓小平展开斗争……
       “狂妄派”绝不认为除了政治斗争之外还有别的社会生活，除了政治身份还有别的个人身份。一个人如果不关心政治，一般的造反派会批判他麻木不仁，“狂妄派”则会断定他是伪装麻木，因此很可能是间谍。他们确信，很多教师的学术论文中埋藏着政治秘咒、起事信号；他们肯定，各种朋友交往、文人聚会都是在进行阴谋联络、复辟谋划。
       正好，那时上面宣布，从一九四九年解放到一九六六年“文革”的十七年，文化界和教育界都被实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专政。像上海戏剧学院这样的单位，是两大专政的叠加之处，因此黑上加黑，没有一线光明。按照这个逻辑，凡是十七年间在文化、教育界活下来的，都是有罪，都要天天请罪，如果上过讲台、写过文章、演过戏、唱过歌，更成了反动专政的施行者，称得上十恶不赦了。过不了多久，“狂妄派”发现，只要随便打一拳出去，怎么也不会打错了人。
       “狂妄派”按照这个原则，喊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老朽滚蛋!”“老朽”的年龄标准，是四十岁。当然，这也包括他们的父母。因此，“狂妄派”大义灭亲，在思想上彻底驱逐父母。一个“狂妄派”成员为此还改写了一句老话，张贴在墙上：“我爱过父母，但更爱真理”。
       这条思路被几十年后极端主义的大批判干将们继承了，他们无法接受一切经历过“文革”而身心尚健的人，常常使人们好奇：他们不知如何处置自己的父母?
       几年前我见到一个刚刚结婚的大批判干将，听他讲了一通对过往历史绝不能留情的昏话，就盯着他想，他的曾祖父，一定没有在北洋军阀时代搏斗而死，他的祖父，一定没有在国民党时代搏斗而死，他的父亲，也一定没有在“文革”中搏斗而死，否则哪有他的生命来源，哪有他的结婚之喜?
       我几乎可以断定，他的父母亲在“文革”中多半是造反派，因为当时造反是中央号召，全国响应，不能造反的只有少数被打倒的对象和他们的家庭，而从他骄横得意的神情看，完全不像有一个蒙受过苦难的家庭背景。
       当时的“狂妄派”和今天的大批判干将，就这样把自己的生命放置在一个斩断任何血脉联系的玻璃罩里，因虚无而虚假，因虚假而虚弱。
       一般的造反派喜欢吵吵嚷嚷、冲冲杀杀；“狂妄派”喜欢上纲上线、诡辩滔滔。一般的造反派有简单的阵线，即批判者和被批判者；“狂妄派”没有阵线，身边的一切都能通过七拐八弯的大批判成为冲击对象，因此没有了前方、后方，没有了敌人、朋友，最后在纷乱的打斗中把自己困死、缠死。
       当时不知是上海《文汇报》还是《解放日报》，对于“狂妄派”、“狂代会”之类的提法觉得有点不舒服，就在报纸一角发表了一篇小评论表示异议。当时报社也全由造反派掌权，因此这种异议也只是为了保护造反派的脸面，但立即把“狂妄派”激怒了。
       本来，一般的造反派之间也会产生这类龃龉，互相对骂一阵也就过去了，但“狂妄派”的想法和做法就完全不同。他们说：“报社反对我们，可见已经成为牛鬼蛇神的传声筒，我们学院正有一大批牛鬼蛇神关押着没事干，何不让他们直接到报社去上班，省得报社为他们传声呢?”
       说干就干，当夜，他们就把学院里的打倒对象押上几辆卡车去报社，责令他们到了报社必须飞速冲向各个编辑室，把正在工作的编辑人员从椅子上推开，自己坐上去；拿起纸笔立即“工作”。
       可以想象，那天晚上报社的夜班编辑们看到一大群头发花白、衣衫破旧、脸无表情的人疯了般地冲进每个编辑室时的情景，会多么惊愕。他们一定觉得，反动派果然复辟了，只好乖乖举手投降。
       这就是“狂妄派”的行为方式。他们似乎觉得世界已经是他们的了，但定睛一看又全然不是，连一般造反派也不支持他们。他们的喊声越来越尖，他们的天地越来越小。
       因此，这注定是一个激愤、勇猛、促狭、邪恶、孤峭、短命的族群。他们的炯炯双目，不能不渐渐黯淡，却又时时期待着点燃。一天又一天，终于混迹于怀才不遇的酸文人中间，即将成为真正的“老朽”。所不同的是，酸文人没有驱逐过自己的父母尊长。
       也许，这是所有极端主义分子的共同命运。我在这里多写几句，是想给今天浑身充满杀伐之气的大批判干将们作个参考。
       三
       不久传来消息，为了保障“狂代会”的安全，要突击清理校园的阶级队伍，临时驱逐每一个敌对分子和可疑分子。
       我至少算得上“准可疑分子”吧?因此已有学院后勤组的一个造反派干部到过我们宿舍，对着我和另外三个同学说：“狂代会期间，学院的宿舍和食堂都要让给各地来的代表，决定请你们搬离，越快越好。”当时说“越快越好”，一般是指当夜就会采取“革命行动”，大家都听得懂。夜间的行动往往放在半夜之后，一个个直接从被窝里揪出去，睡眼朦胧间十分狼狈，因此必须赶紧搬离。对我来说，去处只有一个，回家，到阁楼上打地铺。
       祖母、妈妈还沉浸在失去叔叔的悲痛中，但与前一阵相比心情已稍有恢复。听我说完被学校“狂妄派”赶回家来的原因，妈妈说：“奇怪，一群疯了的人怎么也会感到不安全?”
       灾难已使这个屋子很久没有幽默了。妈妈一引头，祖母立即接口，盯着我说：“一个人，让疯子也看不顺眼了，他就出道了。”
       我一愣，立即明白，祖母这话，与叔叔有关，也与爸爸有关。
       我一直记着祖母的这句话，直到今天。很多朋友总是问我为什么能在一片大批判喧嚣中保持从容，我总是只以微笑来回答，因为答案是秘密的。
       但是，近几年至少有三位精神科医生看了那些大批判文章后得出了某种比较肯定的结论，因此我也可以把秘密公开了。
       那答案就是祖母的那句老话：“一个人，让疯子也看不顺眼了，他就出道了。”
        四
        开过“全国狂代会”以后，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狂妄派”虽然还是疯话连篇，却已经无所作为。
       古人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毛泽东主席说，知识青年不与工人、农民结合在一起必将一事无成，“现在该是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了。”
       这些话，不管从正面理解还是从负面理解，我们学院的造反派都惴惴不安了。
       他们想方设法试图讨好上海的工人造反派，但人家似乎不予理睬。
       我几年来一直密切注意的，也是“工总司”。因为我爸爸的命运捏在他们属下的一个造反派手里，我们全家的生死存亡，都与这奇怪组合的三个字有
       “工总司”老在内讧，各派头领抓来抓去，上海大街上张贴着有关简报和标语，我几乎每夜都要去看，希望哪一天看到我爸爸单位造反派所属的某个司令垮台，甚至期盼着更大奇迹的出现，例如“工总司”由于某个事件而整体垮台。
       然而事实越来越不乐观，“工总司”已被牢牢地整合在王洪文、王秀珍、陈阿大等人手里，而且似乎北京对他们越来越看重。他们人数众多，财力雄厚，执掌着全上海的工业、商业、运输，自然成了上海“文革”的重心所在。
       ，
       依我看，上海各所高等学校造反派的风头，也就是出了半年，即一九六六年六月至十二月，等到一九六七年的所谓“一月风暴”，风头全在“工总司”这一边了。学校里的造反派可以窝在学校里边发威，围墙之外，全是“工总司”的天地。
       有一件事情很能说明这两者之间力量对比的悬殊。当时由于“工总司”起来造反，上海的工业生产停顿，致使黄浦江码头上积压了四十万吨物资。这事牵涉到国际航运，北京有点着急，下令快速处理这些物资。在当时，也就是必须派一批人用肩膀去一件件地搬，搬走这四十万吨。
       那么，叫谁去搬呢?工人都去造反了，他们是“领导阶级”，需要领导全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谁也懒得搬，工厂里又很难找得到被打倒的“牛鬼蛇神”来服苦役。这时一些高校的造反派头头为了向“工总司”献媚，声称学校里被打倒的“牛鬼蛇神”和需要劳动改造的人很多，拍胸脯包揽了这项重活。我和我们班级的多数同学也作为“需要劳动改造的人”被押送到码头搬运了半个多月，真累得背瘫腰断，步履蹒跚。
       学校里那么多造反派没有一个人来参加这次搬运劳动。只在搬完的那一天，来了一个小头头，想与码头上的工人造反派作一个交代。
       码头上走来一个扣着“212总司”袖章的中年工人，膀大腰粗，叼着香烟，后面跟着一个年轻工人。我们学院的造反派头头迎上前去，说明自己是“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造反司令部的常委”，伸出手去想与那个中年工人握手。但中年工人没有伸手，只是四周一看，说：“搬完了?我们下午就会查一查有没有人搞破坏，你们走吧。”
       当时我就强烈预感到，上海这座城市如果一直由“工总司”掌权，全部最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定会落在知识分子头上，而学校里的造反派头头，至多做做工头罢了。
        五
        终于有了一个机会，使上海戏剧学院的“狂妄派”与"212总司”勉强挂上了钩。这个钩，“工总司”方面毫不在意，而对学校的“狂妄派”而言，则是命之所系、魂之所寄。
       事情与上海作家协会有关。
       原来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上海作家协会里已经涌进来一批以胡万春为首的工人作家。他们写过几篇充满强烈阶级意识和反映“大跃进”时期车间生活的粗陋故事，一时颇受思想左倾的上海市委领导推崇。但他们进了作家协会之后与真正的作家一比，处处自惭形秽，却又立即把这种差距解释成受压，而且是受“资产阶级作家老爷”的压。
       其实当时真正受压的，恰恰是那些真正的作家，尤其是像巴金这样的老作家，几年来一直在承受着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旁敲侧击的批判。这种状态发展到“文革”便产生爆发性激化，巴金和其他作家被打倒，作家协会被砸烂，工人作家不仅扬眉吐气，而且要执掌作家协会大权了。
       这事在“212总司”的头头们看来是小事一桩，他们也看不大起那几个工人作家。但后来一想，天天说“文化大革命”，毕竟还要沾点“文化”的边，也就同意那几个工人作家去占领作家协会。这种占领在当时如人无人之境，但要在占领之后把运动进一步搞起来却需要有更多的力量，因此就想起请高校里的造反派帮忙。上海高校中离作家协会最近的就是上海戏剧学院，于是学院的“狂妄派”看到，“工总司”的手指向自己晃了一晃。
       上海作家协会在巨鹿路，一条嵌在市中心的小路，离热闹的淮海路、陕西路不远，却是梧桐洋房，一片安静。工人作家最受不住的就是这种安静，他们更自在的基地是西藏路福州路附近的上海工人文化宫。那里也是老上海的一个繁华去处，房多楼高，颇见气势。由此可见，上海的工人作家并不土，他们甚至比很多书生作家更具有都市气息，不同的只是品味和心境。
       六
        我们学院的“狂妄派”看到终于可以与工人造反派站在一起了，欣喜莫名。他们悄悄地告诉"212总司”和工人作家：“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就在我们学校，有好戏看了!”
       可惜事与愿违，不仅李小林没有演出“大义灭亲”的戏文，而且我们全班同学都讲情义，为了巴金，我们同学的爸爸，大家谁也不去参加对作家协会的“占领”。照理作家协会的事交给我们戏剧文学系的同学最合适，这下只能交给舞台美术系中比较爱好文学的同学了。
       爱好文学，并不等于能保护文学。事实上，世间很多最严重的破坏，往往出于爱好者之手。这个经验，我从“文革”中初次感受，又在以后几十年间反复证实。
       放火烧书的，主要不是不读书的人；很多剧团动手打那些年轻女演员的，常常是暗恋她们的人；用最毒辣的句子批判某位作家的，至少有一半是这位作家的崇拜者和追随者。我觉得，这些烧书者、打人者、批判者在追慕和损害之间的行为颠覆，是自己内心这一半和那一牛之间的精神挣扎，是又爱又恨的两难心理的恶性进发。要不然，你就完全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面对文质彬彬的对象下手如此之狠，出口如此之毒。因为按照常理，一个人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和事，只是冷漠和疏远罢了，何必如此血脉贲张。我想，这应该成为“破坏心理学”里的重要研究课题。“文革”让我发现这个规律真是一件好事，现在我只要见到报刊间特别义愤填膺却又不知所云的批判文章，总会对被批判者开玩笑：“又是一个你的暗恋者和追慕者在发作了!”
       我们学院舞台美术系“狂妄派”里的那些文学爱好者，平素一听那些作家的名字就兴奋不已，这次跟随工人作家前去进驻，一定也会有大量连他们自己也不敢想象的举动。
       我从此在校园里见到李小林时，会迅速地关注一下她的神色，猜度她父亲、母亲这两天的遭遇。
       一天，舞台美术系一个姓袁的造反派学生手握一条皮带，把我们戏剧文学系的三个“被打倒”老师叫在一起，说要开一个小型批斗会。三个老师，一个是原系总支书记江俊峰老师，一个是原副系主任魏照风副教授，一个是曾经直接辅导我的剧作家陈耘老师。同时，又要我们几个“没有转变立场”的学生和老师站在一旁“触及灵魂”。
       这个姓袁的造反派小个子，小眼睛，圆脸，满脸油光，戴着一副塑料眼镜，眼镜架可能断了，贴着一片黑腻腻的布胶，说话声音很尖。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年教师直到今天还会记得这个人。他先举起皮带在一张课桌上抽了两下，发出清脆的啪啪声，然后笑了，说：“今天，算是把上海戏剧学院水平最高的黑笔杆子全都集，卜在一起了。你们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狂妄大队会同工总司，把上海作家协会都占领了，一个个有名的作家，在我们革命铁拳的威力下不得不天天忏悔，我们难道还怕你们吗?”
       他这番话故意动用了“忏悔”一词，表明他已经占领了作家协会，用词不同于一般造反派了。但是一开始我们谁也没有听懂，因为他念的是“千悔”，而且是上海口音。
       “千悔，懂不懂?江俊峰，你说!”
       江俊峰老师是山东人，摇头表示听不懂。
       “魏照风，你是反动学术权威，难道也不懂千悔?
       魏照风老师是福建人，也听不懂。
       “陈耘，你呢?”
       陈耘老师在上海住的时间长，想了想，反问：“你说的是忏悔吧?竖心边的那个字?” 。姓袁的造反派恼羞成怒，又举起皮带在课桌上抽了一下，大声地对陈耘老师说：“你还装腔?你还嚣张?这个字本来就有多种读音，作家协会的作家都说千悔，偏偏你读得不一样!你比作家还高明?”
       “读千悔的作家，一定是工人作家。”我说。
       “这我管不了那么多，”姓袁的造反派说，“我只问一句，你们要不要也天天千悔?”他依然读“千悔”。
       “这很难做到，”魏照风先生说，“我们不是基督徒，不作千悔。”魏先生不小心也顺着他读成了千悔，笑出了声，我们也都笑了起来。
       “严肃一点！”姓袁的造反派呵斥了一声，又恶狠狠地说：“我现在就去报告头头，定个规矩，非叫你们天天千悔不可!”
       说完，他真的走了。
       造反派头头似乎并没有采纳那个人的提议，“千悔”的事就没有下文了。
       只是，我们给姓袁的造反派起了一个绰号，叫袁千悔，听起来很像日本女人。
       七
       “狂妄派”想借“工总司”之势，夺作家协会之权，没想到，“工总司”是何等气吞山河，只轻轻回手，便把自己追随者的命根子也夺了：“工人宣传队”进驻了上海戏剧学院。
       工宣队进驻各大学，倒是中央的整体决策，这意味着，学生造反派已正式从“文革”的主流地位中退出。不仅是高校，当时所有的研究所、编辑部、剧团、博物馆、图书馆等一切文化机构都由工宣队领导。
       与红卫兵造反队相比，工宣队结构庞大、系统严密、上下贯通，更接近于一种有效的政治形态。各个高校和文化单位逐一重建领导机构时，“红卫兵”造反队早就被排除在外，甚至早已成为被审查者，领导机构的操纵者必是工宣队。因此，这是一个亟待研究的“文革”权力系统，只不过在“四人帮”倒台后谁
       也没有研究，甚至，连描写“文革”的文学作品也很少提到。
       无论如何，这是不公平的。例如上海文化系统十年间血泪斑斑，十有八九应由当时掌握实权的工宣队负责，但据我所知，“文革”结束之后，全上海几乎没有一个文化单位为难过哪一个工宣队员。文化人的善良和懦弱，竟至于此。那些工人卸下了一个个诸如“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对敌斗争总指挥”的头衔，交出了掌控多年的大印，搓一搓不知写过多少决定、通告、批示的手，又回工厂去了。
       造成这种情况，与多年的“阶级观念”有关。大家总觉得一个产业工人，大老粗，能在上海这么一座大城市的文化单位做什么呢?这种过于荒唐的宽容，必然导致另一方面的代人受罚。
       不错，当初红卫兵造反派那种大喊大叫、打打砸砸的劲头实在让人讨厌，但那段时间确实太短了。要算，也只能算作十年浩劫的一个小小引子，引子中的那些角色很快就失踪了，失踪于高山荒地，失踪于牢狱铁窗。十年之所以是十年，必须还有八九年的恶性磨难，那怎么能假装看不到那一把把安稳地搁置了那么长时间的权力之椅，椅子上坐着的那些看起来憨厚朴实的劳动者身躯?
       八
       工宣队一进上海戏剧学院，便声势夺人。
       “第一把手”是上海纺织工业局的一个造反派首领，然后逐级递降，到最后与我们这些学生直接接触的，倒是一些普通工人，看来是在造反派掌权之后才随大流加人造反派的。
       这些工人识字不多，年纪较大，为人朴素，言谈琐碎，很难相信能处理大学里的各项事务，只不过与刚刚失势的红卫兵造反派相比，倒能给人一种安全感。
       然而事实证明，当一种荒唐从急躁走向滞缓，当一种暴虐从无序走向有序，当一种破坏从偶发走向日常，反而更坏。
       对于红卫兵造反派，你可以辩论，但与工宣队却辩不起来，他们不善言词却一意孤行；
       对于红卫兵造反派，你可以冷然傲然，表示不合作，但对工宣队，这样的表情毫无用处，他们不敏感，也不在乎。
       打人的事情确实不再发生，但是，当初红卫兵造反派对所谓“历史问题”的胡乱揭发，到了工宣队这里变成了一个个专案组；当初红卫兵造反派在各种批判会上的大声吆喝，到了工宣队这里变成了无休无止的低声盘问……
       那个“第一把手”，纺织工业局的造反派首领，我一见便十分吃惊，他实在太像爸爸单位造反派里那个与我们谈话的瘦个子青年了。都貌不惊人，又十分自我，好像单位里的局面、每个人的前途，都蕴藏在他们的脸部肌肉中。但是，等到这个“第一把手”一作报告，就发现了重大差异：他显然要比我爸爸单位的那个瘦个子活跃得多。
       看着他，再看看现在转悠在校园每个角落的工人，我突然产生一种根本性的疑惑：这些工人造反派是造谁的反呢?车间主任?厂长?但是，想推倒那么小的一些干部需要几十万人的声势吗?如果说他们也曾想造市政府的反，那么抱歉，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说不出市政府主要官员的名字，读不懂市政府稍稍复杂一点的文件。如果说这些工人造反派是要来打倒知识分子，那他们又说不出半句要打倒的理由。
       当代某些“文革”研究者和缅怀者认为，这些工人造反，是想与知识分子拉平物质生活的差距，追求社会公平。这完全是假想，因为当时工厂的福利补贴之优厚，是任何一所高校所无法想象的。因此那些工宣队来了以后不久就连连抱怨学校生活的艰苦：食堂伙食太差、没有衣服发放、没有热水浴池……他们即使在物质生活上，也早已享受到“领导阶级”的安逸，怎么会反过来向清贫枯窘的知识分子讨回社会公平呢?
       九
       我自己对工宣队的进一步认识，产生在我家所在的弄堂里。
       我家所在的弄堂不大，家家都会打个招呼。一九四九年之后这条原来很上等级的弄堂挤进来大量工人家庭，十分热闹。工人家庭的孩子读书马虎，读了点书以后也都一一做了工人，文化大革命以后很多工厂停业，他们便在家里养金鱼、压煤饼，在路边修自行车，等到复工，又都提起饭盒去上班了。我们家要修理点什么，就去找他们，他们家要写点什么，就来找我们，彼此亲亲热热。
       有趣的是几个资本家的家庭。他们的子女与我们家的几个兄弟年龄相仿，几乎天天一起上学，只是学习成绩有很大差异，他们家的大人总是把我们几个当作训斥他们孩子的坐标。但读书的事情训斥不出来，几年以后他们的孩子都无法顺利升学，也先后当了工人。
       “文革”一来，他们几家与我们家一起受到冲击。但是，等到冲击过去后，这几家的孩子都在工厂里参加了工人造反队。虽然家庭出身是资产阶级，但他们自己是工人，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谁只要当上了工人就刀枪不入，参加了造反队更是顶天立地。
       从小被“剥削阶级家庭”的帽子压了那么久，现在造反了，他们也就深深地吐了一口怨气。我相信弄堂里几个工人家庭的子女也参加了工人造反队，但只有这几个资本家家庭的子女，最摆造反队的派头。
       一天，妈妈轻轻扯了扯我的袖子要我看窗外，原来两个资本家儿子戴着造反队的袖章回家了。
       妈妈说：“在单位戴戴罢了，戴到邻居们眼前，让人寒嗖嗖的。”
       我说：“难怪他们。他们是想用这种方式来重振家声。”
       再过一阵，他们的妈妈兴奋地告诉我妈妈，他们都参加了工宣队，进驻文化单位，一个进驻大学，一个进驻出版社，其中大儿子还是首领。
       我妈妈问我：“他们如果进驻了你们学校，成了你的领导，会客气一点吗?”
       我说：“大概会打个招呼，却不会亲热。他们更想让我看到他们的领导状态。”
       结果，我们余家的子女不久全部下乡劳动去了，而他们家的两兄弟分别领导大学和出版社整整九年。我们偶尔从乡下回上海看望父母，在弄堂里见到他们兄弟俩，一方是浑身土俗、衣衫破旧，一方是满口文化，气宇轩昂。
       十
        有时我会想，在这漫长的灾难岁月中，不同的命运是怎么划定的?也许最初只有一条界线，那就是中学里某几次考试的成绩好坏。与古代科举制度不同的是，那几次考试，成绩好的倒霉，成绩不好的发达。
       这么一想我就惊悚了：如果我家有一个子女成绩不好，不能升学，成了工人，“文革”一来又参加了造反队，戴着袖章去找爸爸、叔叔单位的造反派，我们家的灾难也许大半能够免除?
       这是一个真实性很高的判断。
       那么，一切竟然在于学习成绩。真是要命的成绩，爸爸以前天天叮嘱我们的成绩!
       由此联想，学院里最早造反的同学，有一大半也与学习成绩有关。学习成绩不好，经常受到老师批评，又预感到专业前途黯淡，于是乘机造反，借以发泄。但他们毕竟还是考上了大学的，后来工宣队来了，压在他们头上，因为那些工人连大学也没有考上。 这又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疯狂的年代总有很多虚假的坐标，当虚假一一滤去，没想到控制社会的真实因素竟然那么偶然，又那么世俗。
        因此，连内心的愤怒，也无从降落。
       第四章
       冬天的斯坦尼
       一
        一九六八年的秋、冬之间。
       进驻学院的工宣队，分批找即将毕业的学生谈话。
       我们班里的工宣队小队长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工人，姓尹，听他自己介绍，文化程度是初级小学，一口常州方言，听起来很吃力。我们的毕业谈话，由他亲自逐个进行，谈话地点，在红楼门前的草地上。
       找来谈话的学生席地而坐，他的身下垫着一方印着工厂厂名的旧毛巾。
       几个老年女工站在一边，看到一个快谈完了，就急匆匆地到学生宿舍叫下一个。
       已经谈了两天，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尹师傅开头一段话，一定是一个通用的开场白。
       尹：“你们马上要下乡了，先要做一个毕业鉴定。下乡不要怕，青菜萝卜便宜，一斤要差好几分，一个月下来好几角，我算过。现在最头痛的是要做毕业鉴定。毕业鉴定，这种东西你从前听到过吗?”
       余：“我知道毕业鉴定。”
       尹：“知道就好。中队里前几天讨论过了，这鉴定要分四个等级。第一等，跟着毛主席革命造反，现在又服从工宣队领导；第二等，也算不错，但是曾经沾到过一个麻烦问题，譬如，有的是运动初期抵制过造反，现在转变态度了，有的是家庭出身不好，现在有点认识了；第三等，沾到的问题不止一个，态度转变也不明显；第四等，思想顽固的反动学生。你猜猜看，你是第几等?”
       余：“第三等。”
       尹：“嗨，看来上下一致，你也没有抵触情绪，这很好。鉴定要做两个月，在这两个月期间，四个等级的学生有分工，第一等级的参加鉴定组；第二等级的参加校内大批判；第三等级的参加社会大批判；第四等级的继续审查、关押。”
       余：“什么叫社会大批判?”
       尹：“校内大批判针对大家都认识的那些领导、教师，指名道姓，一针见血，你们立场没有转变，做不了。社会大批判就方便了，大家在说什么不好你也去说两句，什么修正主义、经济主义、山头主义，图个热闹，也没人看。”
       余：“社会大批判要到校外去吗?”
       尹：“那倒不一定。听我们队里的小王师傅说，报社要批判几个毛主席不喜欢的外国人，要我们学校也弄几个人过去帮忙。我听说报社的伙食最便宜，八分钱就能买一个荤菜……”
       余：“毛主席不喜欢的外国人?哪些人?是死了的还是活着的?”
       尹：“我不知道，听说是死了很多年的。”接着他放低声音嘀咕开了，“毛主席也真会记恨，其实死了也就算了嘛，路又那么远，他老人家又那么忙……”
       任他说下去，按当时的标准，真不知会蹦出多少“反动言论”来。我礼貌地打断他，请他告诉我怎么找小王师傅。
       胖胖的小王师傅好像有点文化，大概是哪家工厂里的文书或宣传干事。他说：“工宣队一进驻文化单位，全线安静，上海报刊上也就做不出文化题材了，几家报纸编辑想找一些空闲的专业人员，去写几篇评论旧俄理论家别什么、车什么、斯什么的文章。听说表演系有个叫徐企平的老师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反正也没事，跟着一起去吧。”
       对这位小王师傅我必须另眼相看，因为他的语言方式比较诚恳，而且，他居然把那几个旧俄理论家名字的第一个字，都记住了。
       他还在说：“现在谁也不会有心思去碰学术，但你们很快就要下乡，一辈子的事，今后再也没有机会碰这些东西了。”
       他的这几句话，与当时的通行思路南辕北辙，却让我非常感动。很想重重地握一下他的手，却又觉得自己是第三等级，身份不妥。
       我说，我忙于下乡准备，又要鉴定，可能抽不出时间。他说：“没事，有空去晃一下就行。”
       离开他之后我独自走了很长时间的路，心想对啊，两个月之后我就会变成一个最地道的农民，直至终身，青年时代短暂的文墨缘分，就此结束了。
        二
        我本来想到文汇报社随便晃一下就走，像小王师傅说的那样，但一到那里，脚被粘住了。
       我的脚被粘在报社六楼的阳台上，眼下，正是百年外滩。
       外滩当然来过，但居高临下地俯瞰还是第一次，那番宏伟静寂的景象，给了我强烈的震撼。我想，一
       定是上天知道我要永久地离开上海，便找了一个机会让我站在这里，与这座城市最精髓的部位好好告个别。
       最震撼我的是，外滩仿佛根本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
       我知道在下面细细看去，会有不少政治运动的印记，但从上面看下去，高楼依旧，石壁依旧，江水依旧，堤岸依旧，连那座建造于世纪初的外白渡桥也没有丝毫变化，一切都屹然冷然，无知无觉。
       早晨，江轮的汽笛声中，一个个还没有来得及梳洗的家庭妇女急匆匆地提着一个小竹篮到大饼油条摊去买早餐；白天，外滩并不热闹，在那里徘徊俯仰的多数是背着大包的外地人；晚上，无论是黄浦江边还是苏州河边，都挤满了一对对谈恋爱的情侣。这一切实在是没有多大改变。附近有这个城市的首脑机构，偶尔会有一些敲锣打鼓的车辆来“报喜”或“表决心”，吵吵闹闹地抹过一笔极左狂热的仓促印痕。但是，对于这种吵闹，沿江的情侣们没有一个会回过头来观看，街边老屋里刚刚入睡的居民也许会醒，却嘟哝一声翻个身又酣然人梦。
       我注意了，“文革”给外滩之夜带来的唯一变化，是江边一对对情侣背后会出现一些戴着红袖章、举着小旗子的老工人。他们见到紧紧偎依的情侣，会用小旗子的旗柄敲一敲栅栏杆，随口叫道：“分开点!分开点!”
       转过身来回答的必定是那个女孩，用最标准的上海话骂一句“十三点！”美丽的愠怒完全等同于任何时代的上海女人。
       这些老工人白天在厂里很可能是颐指气使的造反派，但那只是在厂里，不是在外滩，更不是在外滩的夜间。在外滩夜间，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上海女人美丽的愠怒仍然如雷霆万钧。
       一种经过反复调适的秩序，会构成一种稳定；一种经过时间考验的生态，会构成一种惯性；一种沉淀着文化的规则，会构成一种防卫；一种蕴涵着人性的习惯，会构成一种气氛。这一切，正是上海让一切革命者头痛的地方，也是上海让一切极左派恼怒的地方。他们发现，全城的资产阶级可以低头，满街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却很难整治；上海的政治身份可以改变，上海的文化生态却很难动摇。正因为他们讨厌的是文化生态，所以搞起了一场以“文化”为名的革命，而且偏偏在上海发起。那些天，我在上海外滩的夜间，找到了这个秘密。
        三
        与窗外的一切相比，报社屋子里的事情就显得非常琐碎了。
       报社文艺组的几位编辑找了我们几个比较空闲的专业人士来讨论旧俄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简称斯坦尼)的表演理论体系，本是想为报纸弄一二篇文章发发的，我们几个也这么想。后来知道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胡锡涛先生也准备写一篇评斯坦尼的文章，只是不太懂表演，想让我们帮他做点文字准备和专业咨询。他当时已参加市里的一个写作组，地位有些特殊，但我们这些专业人员都不知道深浅。结果，只要一讨论斯坦尼体系，专业人员就与胡锡涛先生对立起来，而且越来越严重。
       这事回忆起来十分有趣。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对于造反派声色俱厉的批判毫不在乎，反而对胡锡涛先生文质彬彬的观点如此抵拒呢?原因是，造反派的批判没有进入文明的底线，根本无法建立一个对话(包括吵架)结构，而胡锡涛先生的批判话语却在文明底线之内，具备辩论的基础。这就像，有人说你是“强盗”你很难驳斥，有人弄错了你的学历你却会站出来更正。
       我从胡锡涛先生那里，第一次近距离地知道了一种“学术性大批判”是怎么回事。那种“大批判”并不骂人，也不像当今一些大批判摹仿者那样满口脏语恶词，而还是保持着一种外层的理论态势。但是，这种理论态势完全是单向的，根本不考虑批判对象的逻辑结构和历史过程，只按自己一方的预定概念进行断章取义的组接，然后得出一个个危言耸听的政治结论。他们追求“犀利”和“痛快”，其实就是追求在断章取义和危言耸听这两者之间的大胆跳跃。
       在见到胡锡涛先生之前，这样的“学术性大批判”文章也在报刊上见过一些，只是因为我们对批判对象知之不深，尚无切肤之痛，而这次胡锡涛先生要评论的却是我们专业范围之内的斯坦尼体系，那就难于承受了。
       其实斯坦尼是一个去世已久的外国戏剧家，我们毫无卫护他的必要，更何况在我们连自己的亲人也不能卫护的年代。但是，文化逻辑在当时已成为生命价值的最后一条防线，我们的迂阔劲头浮起来了。
       表露在外的事端主要是两个：一是胡锡涛先生彻底“枪毙”了我写的《关于“从自我出发”》一文；二是对立过一阵后五个专业人员很少再与胡锡涛先生讲话，等到我去外地军垦农场劳动之后，留在文汇报社的四个专业人员与胡锡涛先生之间已经互不理睬，胡锡涛先生独自埋头去写一篇叫《评斯坦尼体系》的文章了。
        四
        我的《关于“从自我出发”》一文的被“枪毙”，纯属必然。不要说胡锡涛先生，即便换了全国任何一家报刊，在当时也不可能发表这样的文章。我非常喜欢斯坦尼的表演理论体系，但因为已经接触过布莱希特的理论体系和中国戏曲的表演美学，认为一个演员仅仅“从自我出发”来表演是不够的，还应该从生活出发，从表演型态出发，文章主要写了这个问题。
       我写这么一篇明知要“枪毙”的文章，不是勇敢，也不是反抗，而是对即将永别的文化话语的一次告别性沉醉。小王师傅说，我这辈子再也不可能碰这些东西了，因此故意再碰一下。
       碰完，我还想碰点别的，就到报社的资料室去找书。没想到这个资料室因为天天开放，清理得特别干净，连一本可读的书都没有。两位楚楚动人的小姐，管着一大堆剪报。
       想到很快就要失去阅读的权利，我狠狠心，干脆把今后最不可能再碰的英文书拿了出来。这稍稍需要有一点勇气了，因为据报纸公布，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不积极参加“文革”而一心背外语，被取消了“毕业”资格。我故意在一片口号声中读英文，当着胡锡涛先生的面读英文，在一辈子下乡的前夕读英文，确实有点“表演”。按照当代的说法，有点“作秀”。但只有我内心知道，这是一个决绝和无望的文化祭奠仪式。窗外，是百年外滩。
       其实，胡锡涛先生当时在文化思想上虽然挺左，在人品上却是一个仗义君子。例如，我们几个专业人员的召集人王亚仑先生，也是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一个进修班的毕业生，当时下放在一家工厂，他班里有一个叫何西明的同学，来自边远地区的小剧团，剧团领导苦苦积蓄多年，凑成一笔款子，叫何西明到上海来买舞台灯光设备，没想到他掂着这笔款子一进上海市第十百货商店(即永安公司)，就被小偷摸走了。他是一个工薪极低的人，一辈子也赔不起，更觉得无法向剧团交代，居然要上吊自尽，被人发现后救起。我们从王亚仑先生处闻知此事后，决定集体签名给何西明所在地区的各级领导机关写信，以证人的身份请求由政府免除赔偿。做这些事，胡锡涛先生特别起劲，他并不认识何西明，但每次签名都带头，还到报社的各个编辑室征求签名，因为当时《文汇报》有名，容易获得外地领导的信任。这事后来终于给我们办成了，何西明深表感谢，然后天天在他失窃的柜台前抓小偷，一连抓了十来个。
       另一件事是我班一个同学因尿毒症去世，由于我谈起过这位同学的一些情况，那天我到报社报告死讯时，胡锡涛先生立即霍然站起，双眼含泪，其实他根本不认识我的这位同学。
       我很快就下乡了，握别各位与我一起受尽委屈的专业人员，也与胡锡涛先生告别。此后，这位左倾的学人，善良的君子，常常出现在我的脑际，让我想起中国一代文人的人格悲剧。没想到在三十二年之后，读到了他在武汉《今日名流》杂志上对那段往事的回忆。
        且引几段——
        为了这篇文章(即胡锡涛先生写的《评斯坦尼体系》一文)，我在文汇报社顶层熬过了寒冷而苦恼的三个月，我把包括余秋雨在内的几位朋友都得罪完了。但余秋雨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今难忘。
       我“枪毙”了他的稿子，他不记仇，颇有雅量。实际上他写稿很下功夫，不走捷径，直接查阅原著，四本斯坦尼全集被他翻得卷起了角。他的稿子不仅文笔漂亮，而且内容扎实，从理论史的角度分析斯坦尼体系的特点和缺陷。作为一篇学术论文，只须删掉一些应景文字，放在今天的学报上也能发表；但作为一篇批判文章，在那个特殊年代就不合格。
       令我更佩服的是他坚持学英语，喜看英文原版书。每天早晨，大家刚起床，他已站在阳台上朗读英语。季节已入冬，冒着严寒读英语，可真不易。“文革”时期“读书无用论”盛行，谁会拚命学英语?余秋雨书桌上所放的一大堆书籍，除了几本鲁迅全集，全是英文版原著。是小说还是戏剧理论书，我也看不懂。我不明白余秋雨为何对英文原版如此感兴趣……
       他当时很穷，经常向徐企平借饭票，借了之后又还不出。到后来，徐企平总是慷慨主动支援他。他们两人并不在一个系，关系却很密切，因为都在“文革”初期受过造反派的冲击，都属于“保守派”，共同语言特别多。据徐企平私下向我透露：小余的业务水平在同届学生中最拔尖，戏剧文学系教师都想让他留在系里，但都无实权，实权掌握在造反派手里。小余表面上很活跃，其实他内心很苦闷，他父亲有历史问题，很可能会影响他的分配，影响到他的前途。……待分配的毕业生，没有工资，经济困难的人可以申请补助，一般只能领到十二元。小余家里很穷，他每月领十二元补助，还得贴给家里一半，自己只剩下六元钱，怎么维持生活?
       由于我现在老是出外旅行，胡锡涛先生的这些回忆发表后，我隔了很久才看到。与许多老人的回忆一样，他的回忆中真正有价值的是亲身经历的部分，后面很多道听途说的内容就难免以讹传讹、笑话频频了。我与胡锡涛先生实际接触的时间很短，初见面时彼此不认识，没有成见，因此那些最初印象比较纯净。那么多年过去了，几乎再也没有见过他。朦胧中觉得似乎在北京某单位礼堂看电影时匆匆闪过一眼，那也很多年了。不知道他现在什么样子了，估计见面时还能认得出来吧?
       读了这些片段回忆，我很感动。因为在读到的当时，我正陷于一批文人捕风捉影的诽谤狂潮中。诽谤者们虽然口气越来越大却始终找不到丝毫证据，最后只能咬定我批判了斯坦尼，并由此推断我参加了“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
       能够反驳这些诽谤的人很多。但是，按照常理，胡锡涛先生不可能站出来。这是因为，他如果站出来，必然要牵扯到他确实是“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的成员这样一个事实。我和他，既无交往又无交情，他又何苦做这样的傻事呢?
       我敢肯定，批判者们之所以那么肆无忌惮，很重要的原因正在于，他们断定一切有证人资格的人，都不愿去沾染这一些早已被他们搅浑了的远年事件。
       但是，他们低估了人们的道德勇气。
       胡锡涛先生在“文革”中确实走过一些歧路吧?因此他最能敏感到“文革”灾难的死灰复燃。他冒着危险，拚将自己的余年站出来了。
       作为最权威的证人，他主动地发表文章表明，那篇文章完全出自他一人的手笔，与我一字无涉。
       谁都知道，当年他写作这篇文章，责任也不在他。但是那些本应为他承担责任的人都已无法出来承担。因此，他今天的承担，是一个“到我为止”的决绝行为，他的身后已没有退路。我几乎能听到他的心声：把再多的罪名压到我身上都可以，但只要我活着，就要阻止“文革”式的诬陷。
       这是他对历史的一个回答，也是他对人生的一
       个交代。站在当代的一大批诽谤者面前，他显得那么高贵。
        五
        胡锡涛先生在回忆中，有一个细节说错了：我当时已经领不到每月十二元钱的补助。
       在“文革”之前，那叫助学金，大致能勉强支付我一人每月在学院食堂的伙食费。但是“文革”开始后爸爸被打倒，我就不可能再领了。当时的一切经济补助都以政治身份为前提，没有一个单位敢给一个“阶级异己分子”的儿子一分钱的补助。
       那是怎么度过来的呢?
       我只能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回答：一步步穿越令人恐怖的饥饿。
       借饭票，我不止向徐企平老师一个人开口，只是向他借得最多。周围的每个专业人员，王亚仑先生，周康渝先生，何秀文先生，包括文汇报文艺组的每个编辑、记者，褚钰泉先生，何倩女士，路元先生，周玉明小姐，以及很多年后成了我学生的孙东海先生，肯定都被我借到了。另一位因为参与“炮打张春桥”而天天在隔壁写检查的倪平先生，我也借了不少。所有的人，我都没有还过。
       “文革”期间的上海，饥饿的现象并不普遍。因此，一切被我借了饭票的人当时一定不会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他们不可能知道，我背后还有一个完全失去了经济来源的大家庭，而我，那么要面子，必定是饿了几顿才会讷讷开口。
       有时，实在饿得抗不住了，又不好意思再“借”，就像胡锡涛先生看到的那样，逃到阳台上大声朗读英文。
       正是饥饿，我的饥饿和我全家的饥饿，使我产生对下乡劳动的焦灼企盼。徐企平老师和胡锡涛先生在担心我爸爸的历史问题会影响我的前途，其实我当时觉得最光明的前途只有一条：下乡劳动，养活全家。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要对另一位老人表示敬意，那就是徐企平老师。
       其实我与他的关系并没有胡锡涛先生所说的那样亲密，因为在学校里隔系如隔山，再加上师生之分、年龄之差，以前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作为一个真正的斯坦尼研究专家，他在文汇报社期间与胡锡涛先生闹得最僵，彼此很少讲话，但是胡锡涛先生关于我和我的家庭的了解，都来自于他，可见他们两个人除了学术争吵之外，余下来的谈话内容就是我了。
       我在胡锡涛先生的回忆文章中看到，徐企平老师每次谈了我之后，都请求胡锡涛先生帮帮忙，能不能通过市里写作组的关系，救救我父亲，救救我全家。须知，这是一个在学术观点上寸步不让的耿直艺术家，居然为了一个并不熟悉的年轻学生，在向自己的辩论对手求情!
       其实，善良的胡锡涛先生当时也毫无办法，因此在“文革”十年间，我的父亲和我的家庭始终未能获救。
       让我感动的是，徐企平老师从来没有把这一切告诉我。二十年后我担任他所在学院的院长多年，徐老师的生活过得并不J顷心，却也从未向学院提过什么要求。见到我只是亲切一笑，好像我们从来未曾在艰难岁月相遇。
       感谢胡锡涛先生用回忆录让我得知，在我陷于灾难深渊底层的时候，曾有一双无力的手，一次次向我抛投过援救的缆绳。
       这就是说，天下有很多关键时刻的援救，是被援救者所不知道的。这正像，天下有很多关键时刻的伤害，是被伤害者所不知道的。世事繁杂，时间匆匆，重者隐之，轻者显之，真言如风，伪言如磐，真正知道的究竟能有多少?
       读到胡锡涛先生的回忆录后我立即通过学院的现任领导葛朗先生，快速寻找早已退休的徐企平老师。
       我为徐企平老师准备了一桌饭菜，人少菜多，他很感惊讶。我举起酒杯说：“徐老师，这是归还三十多年前的饭票，我实在欠得太多了。”
       年逾古稀的徐企乎老师哈哈大笑，说：“饭票?忘了!”
       是的，那些饭票，他当时借给我不久，就可能已经忘记了。
       对我来说，一直想忘而忘不掉的，竟然是饥饿，二十岁的饥饿。
       前几年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听了谣言撰写诽谤文章，把三十多年前我快饿死的那个阶段说成飞黄腾达。我好奇地去见了这个年轻人，回来后很多朋友责问我为什么如此宽容他，我说，见到他就心软了——不饥饿的二十岁，油亮亮的二十岁，有权利胡说八道的二十岁，让我心软。
       更何况，他也姓余。
        六
        临近下乡，我就不去文汇报社了。自己家里本多伤心事，又与同班同学一起张罗了一个追悼会，追悼那位得尿毒症而死、让胡锡涛先生流泪的周启平同学。
       周启平同学原先在宿舍里与我脚对脚睡。他是一个孤儿，由一位不识字的养母养大，生活艰难，却爱书如命。他节衣缩食地抠出每一分钱来买书，只要听到哪个书店有了一本期待中的新书，不管多远，他都会在课余时间赶去买来。平日逛街，也只为买书。每买来一本，至少成为全班男同学的盛事，争相翻阅，有时女同学也会到男生宿舍里来看看他的书架。那年月好书出得不多，他又受制于经费，一共也就买得半箱子的书罢了。“文革”开始，书店萧条，他也就无书可买，无街可逛，不久便生病了。病中一度神志昏迷，怒骂世间恶人，清醒时只想书籍和同学，还曾多次托人带信要我去看他。到他临终，他的养母已悲痛欲绝，全由我们同学操办后事。
       这个追悼会开得震天撼地，几乎每个同学都把嗓子哭哑了。原因是，“文革”一来，很多同学像周启平同学一样突然成了孤儿，父亲找不到了，母亲也找不到了，现在又要离开书本、学校，投身荒野。哭周启平就是哭自己，哭大家。那天上海龙华殡仪馆里的情景，我们班的同学直到几十年后回想起来，还两眼发怔。
       我为这个追悼会写了一副挽联，高挂在灵堂中间：
       父亲何去?娘亲何去?孤身一人走寒冬；
       教室空也，街市空也，半箱遗书付狂风。
       记得我趴在地上用大毛笔写这副挽联的时候，身后已是同学们的一片呜咽。
       
        七
        我的父亲在何处，我倒是知道的。
       下乡前又去看了他一次。他单位造反派说，这个人没救了，居然在关押期间盗窃上级的机密文件!
       在隔离室见到爸爸后，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是看了一份造反派遗忘在厕所里的王少庸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报告。王少庸是当时上海市的一个领导，被造反派“结合”进来的一个老干部。
       我轻声对他说：“爸爸，只要事情还捏在他们手里，你的问题天天会增加，上一趟厕所也会升一个台阶，由它去。现在的关键是要把全家养活，我听说我们在农场劳动每月会有四十元左右的津贴，这就够了，我第一个月就会寄钱来把祖母送回老家。”
       说到这里我说不下去了，爸爸也一声不响，低头看着地面。有了一点津贴，可以支付祖母回乡的路费，但这是小事；此间真正的大事在于：怎么能让七十六岁的祖母一个人回乡!我知道这是一个残酷的决定，是一个足以使我们全家在乡亲间永世抬不起头来的决定，但是这个决定恰恰是祖母自己作出的，而且那样坚定，全无说服的余地。
       我在与祖母细细谈了几次之后，才知道她执意回乡的理由。
       她并不了解时事政治，但已亲眼看到，在她最后两个儿子一个屈死、一个被关之后，孙辈的前途都是远离上海。我要去外地军垦农场了，表妹要去安徽的茶林场了，两个小弟弟也已不断地到农村去“学农”，根据当时趋势，以后必然也是上山下乡的命。既然全都发配到各地农村去了，为什么不一起回家乡呢?
       她相信，只需经过几年努力，每个孩子都有可能七拐八弯地调回老家，重组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家庭，省得每个人分头在遥远的异地呼喊不应。
       她还判断，我爸爸被批斗得那么厉害，即使以后放出来也不会给他一个像样的工作了，那还不如回到家乡与儿子们一起务农。
       当这个蓝图在她脑海里慢慢形成，她就为家乡的老屋担忧起来。长年没有人住，老屋已岌岌可危。此刻家里一贫如洗，拿不出修理经费。唯一的办法全在她身上了：她回去，住下，查看，然后动用亲族之情和辈分之威，请村里的后代热心人一点点地补砖、添瓦、换梁、塞漏，最后成为一个可以居住，而且是可以容得下一个大家庭居住的处所。
       祖母的这个计划，就我家内部而言，实在称得上雄才大略。她居然要把当初闯荡上海而终于散落远荒的余家子弟，全部召唤回来。然而当时要完成这个计划，没有人能做她的助手，原来有可能帮她一把的我妈妈，现在也为我的两个小弟弟的生计，到处打工，早已忙不堪言。祖母把这个宏大计划，放到了自己的肩上。
       七十六岁老太太的这次回乡，气势非凡，似有旌旗马蹄相伴。
       这也许是她一生遇到的最后一个灾难时刻吧?祖母要在半个多世纪前自己初嫁余家的房舍里，调动起她最后一点影响力，为余家寻找一条退路、筑造一个归巢。
       她要用农耕伦理的大热闹，来弥补伤心都市的大荒唐。
       当时的爸爸，思维能力一定远在祖母之下。这不能怪他，一则是，他被关晕了，已经无法作出整体思考；二则是，即使不关，他在这方面也历来赶不上祖母。
       八
       一九六八年的寒冬，上海漫天大雪。历来最怕冷的爸爸裹着那件我们送去的破棉袄，蜷缩在关押室里。破棉袄里边是那套肩上有漆渍的卡其布制服，他本来是准备穿着这套制服自杀的。现在这个念头已经打消，制服还是穿着，我与他告别时还专门伸手进去摸了一摸。
       他只能在这里默默地盘算日子，不能为任何一个家人送行。先是表妹去安徽，然后是我出发。等我寄回第一笔津贴，妈妈立即去买火车票，送祖母回乡。前后三次骨肉分离，都下大雪。
       妈妈只能把祖母送到火车站，原因是，再也找不到买另一张火车票的钱。但是，七十六岁的老祖母为了余家前程在大雪天独自出行的壮举，肯定把上苍也感动了，妈妈在火车站见到了我中学的同学曹文清，他也上同一趟车。曹文清是去杭州，却在杭州车站为我的祖母办完了转车手续，并一直搀扶到她的座位上。到了余姚车站要下车时，祖母又遇到了刚从上海下放到乡下劳动的远房亲戚朱云楚。为这事，祖母后来一直夸耀：“出门一路，好人一路!”
       终于到了。吴石岭的半山以上都是积雪，上林湖的边沿结了薄冰，高地地村子里那间老屋，也正被大雪覆盖。打开冰冷的锁，屋内也是一片雪白，雪花正从梁间漏裂处纷纷飘人。
       全村还不知道老太太回来，但邻居几个后生眼尖，先跟了进来。他们也是余姓同族，祖母都叫得出名字，便立即下令：
       “志凡，拿笤帚来!”
       “桂新，灶间生火!”
       三天以后，她一拐一拐，由两个本家的孩子扶着，到吴石岭去上坟。脚下都是残雪，滑滑的；胸口棉袄里揣着一束香，暖暖的。
        第五章
       绛红的泥水
        一
        下乡前的一个下午，雨中夹雪。我把自己喜爱的一堆旧书当作废纸论斤卖了，得到三元钱，试图买一件能在野外劳动时穿的长棉衣，走了好几家旧货店都没有。终于在八仙桥的一家劳保剩余物资商店看到一件，却要四元，只得空手而归。
       店门口一位老太太对我说：“小后生，你已经湿透了，大冷天，要感冒的。”抬头见我两眼发怔，就叹了一口气，摇摇头。
        二
       我和同学们去的地方，离上海倒是不远，江苏吴江太湖边上的一个军垦农场。这将是走向更远的地方的出发点。更远的地方在哪里?怎么走?什么时
       候走?都不知道。
       我们先在吴江县的松陵镇落脚，据说军垦农场就在七八里路之外，为什么不是一下子直接到军垦农场呢?这有点奇怪。
       小镇上正在集中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在一个破旧的大仓库里，一个脸色严肃的军人站在一个高台上报着各人的名字，口气凌厉，与那天的逆风大雪连在一起，更觉得寒冷。报到名字的学生知道了自己的编队，高台下有一批脸色更严肃的军人站成一横排，让学生们根据编队排在他们身后。
       这个编队，按军队体制分成连、排、班，是今后几年我们劳动和生活的单位。编队不分原来的学校和地区，完全打乱，这使我顷刻之间感到一种解脱。前几年在学院所受的全部窝囊气，一时化作了云烟。我向排在我的前面和后面的陌生人打招呼，头顶传来领队军人的喝令：“不准喧闹!肃静！”
       就在这时，一件让我高兴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这批人，是由学院的四个“革委会”领导押送来的，其中两个是工宣队头头，两个是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四人中领头的，就是那个工宣队的“第一把手”。
       他们每人披着件军大衣，这是几年来所有造反派头头的典型装束。与正式军人不同的是，造反派穿军大衣越随便越时髦。你看他们几个，“第一把手”虽然披着大衣却没有把衣袖套在手臂上，而是让它们在两边晃荡着；另一个工宣队员倒是把手臂套进袖子了，但没有扣衣扣；学院造反派头头中那个姓王的哲学教师，把大衣穿严实了，却又冷索索地笼起了双袖，把两只手对插在袖筒里，像一个村头老农；学院造反派头头中那个姓马的舞台美术系学生，则干脆把两个大衣袖子捆扎在腰上，大衣整个成了鼓鼓囊囊的棉裙。
       记得出发之前我们在学院操场集合，他们四个就是这副样子对我们训话的，大意是：“你们以前的一举一动，我们都会告诉部队首长；你们今后的一举一动，我们也会知道。”训完话，播放乐曲上路。乐曲是“第一把手”指定的，他没听说过吴江县，却知道有个余江县，毛泽东主席曾为那个县写过诗。他便混在一起，决定播放那首诗的乐曲，给我们送行，自以为这样做很政治，也很文化。但那诗的题目是《送瘟神》，这引起了我们的哗然。“第一把手”说：“不管是不是瘟神，由毛主席来送，就是幸福!”
       这就是说，直到我们离开校门的那一刻，我们的身份、名号、祸福，都由他们这些人随口决定。但是，当我们这些幸福的瘟神一进入松陵镇，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早注意到，他们很想去靠近军人说些什么，军人完全不予理睬，还一再把他们当作闲杂人员赶开。他们尴尬地偷看我们是否发现了这个情景，我们谁都发现了，又装着没发现，好让事情继续发展。他们四个，在百无聊赖中点起了香烟。
       突然，高台上一声大吼：“你们几个，把衣服穿好了!吊儿郎当，真不像话！”全场立即鸦雀无声，所有的目光都随着台上军人的手指，集中到那四个人身上。
       紧跟着“第一把手”的另一个工宣队员上前一步，扬着手说：“我们是护送人员，我们是上海戏剧学究的护送人员厂但他讲的不是普通话而是上海话，在一个大空间中用上海话来讲这两个句子，是连上海人也听不明白的。军人只当他是挥着香烟在狡辩，更愤怒了，说：“这儿是粮食仓库，你们再抽烟，我把你们几个全逮起来!看你还哕里八嗦!”
       四个人立即蹲下身去，把烟头在泥地上掐灭。
       还没等他们站起身，高台上的军人已经发出命令：“各连注意，全体向农场出发!”
       这情景，实在让我高兴。
       三
       后来我们知道，这位军人是一名作战训练股长，叫王延龄。我们开心地问王股长，知道不知道他训斥的是我们学院的领导?他说：“领导?领导不是都被造反派打倒了吗?”
       我们说：“那就是造反派领导。”
       他又说：“造反派?不是都交给我们来改造了吗?”
       根据这种简单而明确的逻辑，军人显然没有把学生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放在眼里。
       对于这一点，当时我显然高兴得有点过分了。我把自己的期望投给了一个偶然举动，我夸大了军人呵斥那四个造反派头头的意义，甚至对于被呵斥的人与我爸爸单位造反派头头在外貌上的相似作了不切实际的联想。于是，我突然觉得这个农场是一个值得留驻的好去处，一时精力旺盛，在非人的苦役中拚命奋斗。
       其实，当时军队也是积极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只不过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就是军队，因此，这是他们的时代。
       很快，我们直愣愣地面对了另一种骄横。
       一个副营级的文职军官，并不是管教我们的，那天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来到农场，把我们集合起来训话。一上来就说：“不要以为知识分子有什么了不起，我今天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要诚实回答：你们究竟蠢不蠢?”
       一片沉默。
       “我再问一遍：你们究竟蠢不蠢?”
       “蠢!”大家拖着音，转着调，懒洋洋地回答。
       他来劲了，再问一句：“你们究竟傻不傻?”
       “傻!”这时大家是高声回答了，干脆利落，回肠荡气，近乎欢呼。
       “那么，”他得意地要宣布结论了，“你们全体要脱裤子——”他故意在这儿停顿，双目炯炯地扫视了大家一遍，男女同学们不知道怎么来执行他的命令，幸好他终于说完了全句：“割尾巴!割小资阶组的尾巴!正是这条尾巴，让你们又蠢又傻!”
       四
        这事很快被一个真正管教我们的罗股长知道了，罗股长是正营级，大怒，当着学生的面便骂道：“他算什么东西，敢到我这里来敲锣卖糖!成天骗人家说自己是大学生，见到真的大学生，就来训话过过瘾。还当着女学生的面说什么脱裤子，我哪天非派几个战土真把他的裤子脱掉不可，拖到这里来叫他示范!”
       但是，也正是这位快人快语的罗股长下令，根据军区某司令指示精神，把我们行李中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书籍全部上缴、焚毁。
       这是一场真正的劫难，所有的学生知道这次下乡是一辈子的事，因此认真挑选了一些能够最终维系自己文化身份的书，这么一烧，也就烧尽了有关文化的最后一个梦。
       那天，两只装满书籍的水泥船离开农场要到吴江县城去焚毁的时候，大家在水边默站着，就像送别自己的灵柩。
       后来知道，每个人都想方设法为自己留下了一本、两本。我给那位来检查书箱的姓陈的排长塞了一包香烟，偷偷留下了一部丁福保编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是一九五九年重刊的断句排印本，一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王造时翻译的一九五六年三联版，心想以后晚上入睡前也有东西可以在帐中翻翻。
       当时陈排长把那包香烟塞进口袋，紧张地拿起这两部书胡乱翻看了一会儿，便问我：“里面有没有反对毛主席的话?”
       我说没有。
       “有没有反对林副主席的?”
       我说没有。
       “有没有反对解放军的?”
       我说也没有。
       “你保证?”
       我说，我保证。
        五
        农场的活，艰苦得难于想象。
       原因是，我们其实并不是在农场劳动，而是要在太湖中开出一个农场。这也就是我们一开始只能在吴江县城报到的原因。
       这么冷的天，必须跳到太湖的芦苇荡中，挖起一团团湖底的泥，一点点垒堰。一下水，脚已冻僵，被芦苇根割得鲜血直冒还没有感觉。
       芦苇荡边有稍干的土坡，由我们自己搭建宿舍。用泥土一方方夯紧，垒墙，盖上稻草，就算成了。每人分四根竹子往泥地上扎，到扎不下去时就在上面搁一块木板，这便是床。
       每次劳动回来都累得像死狗一样，拖着身子蹲在水沟边草草一洗，吃几口饭倒头便睡，早晨醒来头边全是白雪。
       昨天晚上脱下的泥水衣根本干不了，只能闭眼咬牙，套在身上。热烘烘地刚从被窝里钻出来的身体套上昨天湿衣服的感觉，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写来还是一身寒噤。
       当年每天早晨就这么寒噤着，直到跳进彻骨的湖水中，不再寒噤。
       渐渐，泥堰连起来了。接下来的事情是把泥堰里面的水抽走，再挑泥固堰，于是成天挑担。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肩上一直血肉模糊，从未愈合，因为天天都有重担在压、在磨，愈合不了。
       六
        严冬季节终于过去，春天来了。但太湖的春天一点也不能叫人稍稍轻松一点，因为立即要投入春播春种。
       春播春种的活儿之重，全因为农场占地之大。当时部队做一切事都求大，为了上报一个漂亮的指标，把农场开得比实际劳动力所能承受的极限面积还大出三倍，这在围堰时已经有强烈的感觉，现在，围出来的土地要我们一亩亩、一尺尺、一寸寸去开垦和播种了。军人只是指挥和监督，实际劳动的便是几千名大学生。
       为了抢时间、抢面积，每天只得凌晨四时起床，晚上八时收工。大家去上工的路上全在瞌睡，走得跌跌撞撞。
       青春的力量终于创造了奇迹。如此超常的面积，春播春种居然全被我们吃下来了，连一个角落也没有遗漏。刚干完这么惊人的重活，一天也不得休息，必须立即转身去加固围堰，以防夏汛。这事还没有完，更可怕的夏收夏种来到了。
       夏收夏种为什么可怕?因为它要比春播春种增加一倍的工作量。那么多稻子要全部收割、挑运、脱粒、晾晒，再装船运到苏州，然后再把春播春种的活重复一遍。那就只能每天凌晨二时半起床，晚上九时收工了，劳动中晕倒的人不知其数。
       最难的活儿是挑稻担。这是因为，整个农场还是湖底软地，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脚下很难着力，更麻烦的是半途不能搁担，一搁，稻担就粘在泥里陷下去了。整个农场都是软地，因此一旦担子上肩，你就必须软铺铺地走完几里地，才能搁在围堰上。这中间，会无数次地觉得已经到达生命的尽头，表情龇牙咧嘴，如酷刑至死，却还在奔逃。
       机械学院的一个男学生用电线缠身，自杀了。留下遗言是：实在太苦，再也熬不过任何一天。
       我们的心都为他抽搐了一下，但严密安排的作息时间使大家没有可能稍加体会，手脚躯体立即投入了快速运转。
       七
        那是夏收夏种季节即将结束的时候，八里路之外的松陵镇居民利用星期天来参加义务劳动。他们跨过木桥、翻过围堰、绕过草房、穿过麦垛，终于看到了我们。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外面的居民，他们的细皮白肉、整洁衣服使我们大吃一惊，好像每一个都是瓷人儿；而他们见到我们就更慌张了，所有的人都立即停步，张大了嘴，几个妇女还惊叫一声。
       终于一位老年人开口了，他问：“你们，就是大学生?”
       ‘
       我们说：“是啊!”
       话音刚落，他们就流泪了，很快便抽泣成了一团。
       这使我们惊讶——我们，难道变得那么可怕了吗，居然把他们吓哭了?
       按理，当年小镇的居民也十分贫困，对于艰苦绝不陌生，但他们无法面对这样一群人：身架极瘦，肤色极黑，衣衫极破，头发极乱，脸上戴一副眼镜，腰上扎一根草绳，肩上压一副担子，担子的重量，不是居民中任何一个所能承受……而这群既像乞丐，又像苦役犯的年轻人，居然是才二十岁出头的大学生!
       这群哭哭啼啼的人在当时显然影响了挑担者的脚步。这既加重了肩上的负担，又阻碍了队伍的进度，一个戴眼镜的瘦个子青年扭了一下被重担压歪的脖子喊道：“快跟上，别打岔!”
       挑担的大学生们非常听他的话，立即跟上了脚
       步。
       那些市民觉得“别打岔”也许是指他们，知趣地后退了几步，呆呆地看着。
       这个发号施令的戴眼镜的瘦个子青年，是这帮劳动者的小领班。
       他就是我。
       八
        我在军垦农场中的劳动劲头，把许多身强力壮的汉子们镇住了。结果，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小领班。
       开始，我的劳动劲头是出于一种回归心理。这要从到农场的第一天说起。
       那天学院的四个造反派头头受到军人训斥后很想挽回一点面子，觉得不能遭到冷遇就半途返回，执意要把我们从小镇送到农场。但是，通向那个尚未开出来的农场的路，是一条刚刚踩踏出来的泥泞小道，这两天被雨雪浸泡得滑溜无比，他们几个没走出几步已经摔了好几跤，浑身污泥地站在路边对着我们傻笑。但光是站着就又有一个滑倒了，他去拉边上两个，三个一起趴倒在地上。
       那年月大学生经常下乡，都学会了走这样的路，上海的工人却没有这样的本事，所以那两个工宣队员摔得最惨。照理我们学院的两个造反派头头以前也下过乡，不应该这么狼狈，可惜他们今天要摆领导架子，都穿了皮鞋，结果也就寸步难行了。
       除他们之外，我们所有下乡的学生都不约而同地穿了劳动胶鞋，因此也就相扶相持地迈步向前了，还笑着向他们挥手，就像挥断一段历史。
       这中间，要算我走得最爽利了。同学们都有点怪异地看着我的脚下，我才恍然大悟，此时此刻，我的全部童年正在脚下展示骄傲。
       上林湖和吴石岭，一下子出现在我背后。
       我正是在这样的泥路上赤脚长大的。不是妈妈没有给我鞋，而是我的小学同学中有很大一部分没有鞋，我受不了他们在雨天把小小的赤脚插在泥塘间旋滑的痛快，因此一下雨也赤脚。其实小孩子都受不了诱惑和传染，结果，全班同学，不分男生女生，不分家庭贫富，没有一个下雨天穿过鞋，没有一个不是嬉戏泥泞的好手。而对男生而言，有一大半连晴天也喜欢赤脚，包括我在内。
       这种习惯早就遗忘，因此今天连我自己也有点吃惊，发现幼功未废，故技仍存，我居然能够在这么多城里人步履维艰的地方随心所欲地搀扶这个，拉拽那个，甚至还可以奔跑、跳跃!
       九
       这一个小小的优势，使我抓到了一点自身生命的原动力，兴奋莫名。
       兴奋的原因，我现在说得很简单，当时却是想了好几天才明白的。
       我已经有几年找不到自己了，连一个最小的支撑点都没有。政治上，我是对立面，却没有作为对立面的观点；学业上，我是高材生，却没有完成任何一门专业课程。我是一股可有可无的空气，我是一种可以加上任何名号的幻影，我的人生刚刚开端却未曾迈出属于自己的任何一步，而且，在可以预测的将来，不可能找到任何归宿。
       本来急着下乡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原始生计，还想给垂危的家庭一点补贴，没想到刚一下脚就像是接通了电流，先是浑身一颤，再低头看到了自己的插座。
       我的眼前早已没有文化图像。还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戏剧、电影界早已成为是非之地，我报考大学时朦胧出现过的文化憧憬已经破残不堪；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大批判使残存的一切更成了一片狼藉；胡锡涛先生在文汇报社“枪毙”了我有关文化的最后一个梦幻，而来农场后军队下令缴书烧书，则把今后的任何一丝可能都荡涤干净了。这种层层剥除，开始有点痛苦，后来只剩下了痛快，觉得干脆一无所有，反而轻松，因此我对胡锡涛先生和军人没有怨言，反而感谢他们帮了我一把，帮我解脱。至于在帐子里偷偷留下两本书，则已经毫无企图，只为解闷，就像是无聊时抬头数星星，并没有航天意图。
       我又想到了家乡的吴石岭。那么多古书都藏到山肚子里去了秘不示人，外面看去还是莽莽苍苍一派强蛮，这才是乱世存身之道，山河授人之诀。
       人一解脱就来劲，只想一门心思干农活。
       我与其他同学还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几年来第一次真正吃饱了饭。开始几天炊事班在小镇做了饭送来，常常在泥泞小路上打翻，剩下的就不够大家分了，我由于几年来已经饿惯，不在乎再饿一顿两顿，便轻松推让，这又使同学们对我的抗饿能力产生惊讶。但这样的事情很快就不再发生，因为炊事班不久也搬到我们白搭的草房中来了。其他同学还在抱怨菜肴不好，我则觉得软润喷香的大米饭已是天下至味，有几筷青菜下饭就已足够。
       请想一想，一个年轻人忽然间挣脱了羁绊，吃饱了饭，拽足了劲，脚踩在自己完全可以掌控的泥土上，结果会是怎样?
       结果是，生机猛醒，以苦为乐，率性大干。
        十
        我被大家选为临时班长，另外还有一位临时副班长。这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官职”，但我回想起来，如果就选举的彻底真实性而言，这个临时班长可算作我一生任职之最。
       这是因为，那次选举不可能渗入一点一滴劳动之外的任何因素，全凭大家每日每时的亲眼目睹，直接地判断了一个人的吃苦能力、带头能力和指挥能力。
       对我来说，带头能力就是吃苦能力。每项活儿都有最艰苦的点，每天的活儿也有最艰苦的坎，只有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生命搁置在那里，一次也不要含糊，那也就是取得了带头的地位。
       我每次都做到了。当然不是为了当临时班长，天下没有哪个疯子，会为了这么一个小差使去支付生命的代价。其实，我的目的就在于生命的搁置。在失去别的任何价值系统的环境里，把生命搁置在最艰苦的档坎上，才能最明晰地感知它的存在。
       于是，第一个跳到不知深浅的泥沼中的一定是我，第一个挑着石料走过独木桥的一定是我，第一个扛起二百斤重的水泥袋涉水的也一定是我。我们班里复旦大学的毕业生沈立民对我说：“我发现你只要面对艰苦和危险，好像就失去了感觉系统。”
       十一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带领着全班向一片片刚刚围出来的淤泥滩涂进发，每天早晨面对的是满目芜杂，踏月归来时留下的是可以播种的良田，充满了开拓的喜悦。当时传媒间经常推出一个个当代英雄人物供大家学习，我对伙伴们说：“我们谁也不学，说不定早已超过了他们，我们只学远古的祖先，什么也不依靠，只凭自己的身体和意志，向大地讨取生活。”
       每个月总结，我们班的劳动进度和质量，在整个农场名列前茅。我想，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自认：在农场开垦和其他一系列农活上，已经达到不低的专业水平，具备了再去熟练地开垦一个新农场的能力。
       我很快由临时班长变成了正式班长，后来又被选为副排长，这是在农场接受改造的大学生所能担任的最高职务了。
       一九七O年夏天的台风季节，太湖洪汛泛滥，农场围堰处处告急。夏种已经结束，夏收的粮食还未运离，如果何处决堤，地势如此之低的农场必然一片汪洋，我们所有的劳动成果都将毁于一旦。农场成立了抗洪指挥部，我也是指挥部成员，大家最担心的全场最薄弱环节西北围堰，交给我们排守护。当时军人排长休假探亲去了，全排由我一人带领，五十来人守护极长的西北围堰非常艰难，难中之难是原先放鸭塘的一段，我让我原先任班长的那个四班密切把守，自己也站在他们中间。
       果然就在这里出事。先是渗漏，再是裂缝，终于决口。我立即指挥全排人员留一半继续在原地观察，余下的一半到决口处填土堆包，自己则领着四班全体跳入水中，用身体密密地挡住了洪水，防止决口扩大。
       这一着很有效，当身体一去阻挡，水流就失去了力度，填土堆包也便管用了。我们报警的哨声又传播开去，小镇上的居民抗洪队也及时赶到，总算堵住了决口，保住了农场。
       当我们一个个被拉上堤岸的时候，浑身已经冻僵。以前不知道，台风季节的湖水还会这么凉。
       我带头用身体堵住洪水决口的举动，与当时报纸上宣传的很多“英雄”没有太大区别，因此以后更把“英雄”看得平常。没想到的是，八年之后，我还因为这件事受到审查；三十多年后，我还因为那次审查而遭到全国性的围攻。“英雄”事件的延伸力，真是无穷无尽。
       十二
        农场太忙，没时间搞运动。结果几度播种、收割，离外面的文化大革命似乎很远了。偶尔会有军队的政治干部来作报告，但主要也是讲国际形势。如果是讲国内，只是泛泛之语。三年前我到北京的三O一医院看望一位老人，在他的病房里巧遇国防部长迟浩田将军。我向迟部长回忆起当年我们在农场听他作报告的种种情景，他当时在二十七军一个师里工作，我们农场正属这个师。迟部长一听立即站起身来要与我这位“老战友”合影留念，还问我：“我当时作报告，一定说了很多错话吧?”我说：“还好。”
       农场的极度艰辛，也铸就了极度的记忆。由于这种极度艰辛时时危及生命，因此有关的记忆也总在生命的重要关头浮起。
       九年前，上海著名电影导演杨延晋和台湾女作家玄小佛结婚，一时颇为轰动，杨延晋选择我做证婚人，很多记者问他作出这个选择的依据，他的回答出入意料：“余秋雨是我农场的班长。”我在电视上看到他的这个回答，心想，所有的记者都不会知道这句话的分量。
       更有趣的是，有一次我接到他的电话，说今晚有地震，不能睡觉，他约了几个他认为不应该死的朋友到衡山饭店底楼的一个通宵咖啡厅候着，那个咖啡厅有直通马路的门，可以随时逃生，他已勘探好逃生的路线。我问他地震的依据，他说原先也只是传言，他没怎么信，便打电话到几个星相大师家求证，没想到一连几个星相大师家里都没有人接电话，可见都已经逃离上海，如此一想，他断定大事不好。
       我觉得选出几个自己认为不应该死的朋友躲在一起，这事至少是有趣的；而我居然被他选人只有几个人的小名单，又深受感动，也就欣然前往，有没有地震反而不重要了。
       你看，即使调皮捣蛋如杨延晋，在关及生命的大事如结婚、地震等，还会立即想到农场岁月。
       十三
       农场的岁月说到底，是一种逃亡的岁月。
       想用劳动来甩脱“文革”，想用田头的艰辛来驱逐心头的悲苦，因此才会这样咬牙拚命、不顾死活。但是，这种用汗水浸泡的甩脱之梦和驱逐之梦，很快就出现了裂缝。
       第一条裂缝出现在六连，离场部最远的连队。
       有人在一份上海的报纸上读到一篇杀气腾腾的大批判文章，说巴金这样的“反共老手”现在虽然也在狠命劳动，但心中依然包藏着复辟之心，因此不能被他的劳动表现所迷惑。这篇大批判文章的标题是《肩挑二百斤，思想反革命》。
       巴金老人当时也被押到农村劳动去了，那么柔弱的老人家，能挑得起二百斤的重担来吗?我想这又是造反派为了危言耸听而在故意夸张了，好像“反共老手”还身强力壮，革命人民必须提高警惕。但无论如何，他的劳动劲头一定很大，为的是“想用田头的艰辛来驱逐心头的悲苦”，和我们一样，也和他的女儿李小林一样。对此，互相虽然隔得很远也能心照不宣。
       批判者们从这篇大批判文章中产生联想：既然父亲能够“肩挑二百斤，思想反革命”，那么，女儿的行为为什么不能作同样的解释?
       李小林本来就处于审查之中，这下更是被勒令停止劳动，揭发交代父亲的“罪行”。与李小林同样被“揪”出来的还有桂未明，剧作家杜宣先生和表演艺术家叶露茜女士的女儿，也是我的同班同学，一个
       仗义而单纯的女孩子。
       农场岁月的真正逆转，是几个人在堤坝上的出现。
       衣着整齐，头面光鲜，提着不大的塑料包，摇摇晃晃。一些正在堤边劳动的同学热情地打招呼，但他们只是问了问去场部的路，爱理不理地走了。
       很快就知道，他们是复旦大学的工宣队员，前来通知场部的军人，上海又在搞“清队”，农场里好些学生是对象，他们准备驻扎在农场展开这项运动。
       三天后，上海财经学院的工宣队开来一辆吉普，把两个学生押走了。
       再过两天，上海戏剧学院的工宣队也开来一辆吉普，把已经成为我们朋友的张秉鉴同学押走了。
       一星期后，各所大学都派来了工宣队员。很多同学不能出工，只能在宿舍的一角写坦白交代材料了。晚上，劳动回来的同学也要参加一些批判会。
       批判会有的要以原来毕业的学校为单位召开，有的则以现在农场的班、排召开，生活体制和劳动体制大乱。批判会要求大家挖思想、排疑点、理线索，然后找出重点，挖出反革命小集团。据说，这样的小集团很多。几天下来，大家已无心吃饭，无心劳动。
       “清队”，全名叫“清理阶级队伍”，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不知搞过多少次，我爸爸就是在第一次“清队”中被打倒的。这次“清队”，听下来，主要是上海的工人造反派整学生造反派。但口头上不会这么说，只说是挖掘“五一六分子”和“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小集团”。
        十四
       这需要作一点说明。所谓“五一六分子”，好像来源于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北京一些高干子弟组成的一个造反组织的名称。那个组织根据当时“除了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外一切都可怀疑”的思潮，把矛头对准了周恩来总理。这个组织被取缔后，凡是有造反派把矛头指向过中央一时不想打倒的领导人，都会被称为“五一六分子”。请想想当年造反派哪里知道中央的内情?他们贴大字报，都只是道听途说，毫无材料根据。他们又喜欢闻风而动，北京一有什么大字报，全国就会争相抄贴，结果抄贴也称犯事，大批造反派纷纷落马。
       仅就我们农场所在的江苏省而言，已到了所谓“五一六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的地步。这么多人，，只因一时轻信，当时受尽批斗，后来也很难平反。事实上，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他们曾经反对过的人对他们来说只是一座遥远的大山，一个抽象的概念，反对不反对，也只是政治运动中一种起哄式的猜测，要由他们来担负那么长久的责任，很不公平。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少有人为他们讲话、却非常值得同情的庞大群体，现在都已经老了。
       上海各所高校的工宣队到我们农场来展开这样一场运动，我的同情心迅速投向了自己昔日的对头——学生造反派一边。
        十五
        那天，有人通知我，魏同文主任叫我立即到场部会议室去一次。魏同文主任是南京军区装甲兵部队某团的政治部主任，专职管理我们在农场劳动的大学生。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这个农场原来所属的二十七军已经调到内蒙古，农场改属南京军区装甲兵部队。二十七军也留下少部分留守人员，例如从一开始就管带我们的王延龄股长还留在农场，做魏同文主任的副手。
       我一进会议室，发现除了魏主任、王股长外，还坐着阎教导员、王助理员、洪助理员，他们都是管农场生产的。另外还有两位军官，现在已经想不起他们的姓氏了。七八个军人端坐着，军容整齐，让我不知所措。
       魏主任笑着站起来，拍着我的肩要我坐在他身边。这些军官，原来都把我当作“劳动模范”看，后来由于经常总结我的“管理经验”，渐渐把我看成是值得他们信任的大学生，因此彼此都很熟悉。魏主任、王股长已经找过我谈话，希望我能正式入伍，成为军人，一直留在农场管理生产，职位是助理员。我当然是求之不得，只担心爸爸的问题影响我入伍。魏主任、王股长说，这儿又不是前线，只要不是“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家庭，问题不大。这么一来二去，他们确实把我当作自己人了。
       魏主任等我坐下后，指了指屋子里的其他军官，诚恳地对我说：“我们正在开一个会，讨论上海工宣队来农场搞清队的问题。我们不太了解地方上的事，对上海、对高校更不了解，但他们来到这里才几天，农场的劳动秩序已经大受影响。今天他们又提出三点：一，要成立全农场的清队指挥部，让我们这些军人也参加；二，各连队都要成立战斗组和专案组，在揭发、批斗中物色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参加；三，每个连设一个隔离室，关押清查对象，限制他们自由。这三点让我们为难了，这么一来，清查和隔离成了我们军队的事了。而且，每个连队都这么搞，农场的生产任务怎么完成?因此，想听听你的意见，你可以放开说。”
        十六
        我说：“这是上海工人造反派清查学生造反派，作为外地军队当然没有必要介入。从这些天的趋势看，主要是清查‘炮打张春桥’事件。当时张春桥本人曾公开表态不再追究，现在追究，是否是他的本意?如果是他的本意，我们应该看到他的正式指示再动作。否则，我们现在的清查，一定损害他的形象，使他成了一个出尔反尔的人，他今后怪罪下来怎么办?”
       我说到这儿，王股长的眼睛先笑了，竖起大拇指夸一声：“聪明!”阎教导员则点了一下头说：“逻辑严密。”
       魏主任也笑了，继续问我：“我们知道你在学校里是与造反派长期对立的，依你的眼光看，学生造反派里有没有可能隐蔽着很多反革命集团?”
       我说：“不太会。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学生造反组织有自己独立的政治主张，其实都是跟风组织，只会太革命而不会反革命。”
       魏主任问：“那你是在什么问题上与他们长期对立的?”
       我说：“不是在政治主张上，而是在行为作风上。我看不惯他们胡乱整人。其中有少数造反派成员是真正的坏人。”
       这次是王股长问了：“这样的坏人在农场多不多?”
       我说：“我只能说，上海戏剧学院来我们农场的造反派学生，一个也不是坏人。”
       魏主任问：“这么说，你已经与他们改善了关系?”
       我说：“多数已经成了朋友。我调到排里工作后，推荐担任班长的那位，就参加过造反派，还在里边做过委员。但据我所知，他在那个职位上救过两位老师。”
       十七
        魏主任用手指敲了一下桌子，把脸转向大家，说：“看来今天的会议已经有了倾向性的结论。对于上海各高校的工宣队到农场来搞‘清队’运动，我们不参与，不支持，当然——也不反对，因为他们有上海市教卫办的介绍信。场部不成立‘清队’指挥部，连队不成立战斗组，不设隔离室。我们不说其他理由，只说农场生产任务紧，抽不出人力和时间。行吗?”
       我说：“有一件事情要注意，上海有关方面到农场逮人，必须出示上海市公检法(即公安、检察、法院)的批准公文。我们的户口早巳迁到农场，是农场的人，上海各高校的工宣队已经失去管理这些人的义务和权利，哪能随便让他们带走?”
       阎教导员立即接话：“这倒是件大事。地方上的文化大革命像走马灯，一会儿这拨上，一会儿那拨上，眼花缭乱。如果一年以后，今天来抓人的人打倒了，今天被抓的人倒成了英雄，那他们就有权利来责问我们，为什么在关键时刻不保护他们?因此，无论如何不准随便抓人。”
       十八
       从此以后，农场的“清队”运动大体就按照这次会议的规定来进行了。
       学生们多么灵敏，彳艮快领悟了场部的精神，思想立即放松，情景变得非常滑稽。
       上海来的工宣队员由于住不惯我们自己盖的草棚，一般都住在吴江县城，早晨像上班一样赶到农场的各个连队，但连队的宿舍里根本没人，大家都在田头劳动。赶到田头，要找某连、某排、某班已经十分困难，等找到某人，一般已是中午时分，大家都在田头开饭了。饭菜挑到田头很不容易，严格按人头准备，根本不可能匀出来给外来人吃，勉强匀出来了，也没有碗筷。几个工宣队员饿着肚子等大家吃完，便请出他们寻找的那位学生在田头问话，才问几句，班长哨声已响，劳动又要开始，那个被问话的学生也就迅速归队。田垄边只留下几个无所事事的工宣队员，在小心寻找回县城的路。
       有一些工宣队员终于硬着头皮住到草棚里来了，以便在放工时间找人谈话。他们不知道，每天傍晚浑身疲惫地回来的劳动者们，对于这些衣冠楚楚地躲在宿舍里准备整人的人是多么厌恶，更何况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农场领导的态度。于是，见了工宣队员也不打招呼，脏衣服从他们的鼻尖、头顶扔来扔去，他们让到一边，脚下又有一双泥鞋横摔过来。
       他们只能盯住一个问话对象，但那人要到河边洗澡，然后洗衣服，他们都跟着，咸一句、淡一句地找话聊。
       直到一切停当，可以坐在那个人的床边谈话了，但草棚里的谈话人人都听得见，完全失去了平常“清队”运动的那种诡异和隐晦。有时问题问得蠢了，或回答者回答得巧了，会骤然引发全宿舍的笑声。
       几所高校的工宣队员一商量，便郑重地与各连连长商量，要求在每天劳动前训话时加入“清队”运动的内容，号召大家互相检举揭发。
       连长们的回答不谋而合：“我们说不好，你们自己说吧。”
       于是，每天连长训话后，会插进来一段上海口音。但是，动员了好些天，似乎没有什么效果。有一次四连的“揭发箱”里突然出现了一大叠，工宣队员大喜过望，拆开一看，却是同一句话，显然是一批人串通好了统一写的。这句话是：“我们不再幼稚”。
        十九
       没想到，还是出事了。
       在三连，上海财经学院来的两个工宣队员勒令一名女学生停工交代问题，说是掌握了她参加一个图谋夺取政权的反革命集团，有同伙的揭发材料。 后来才知道，这个女同学参加过一个造反派组织，在下乡前的一次同学聚会中，几个男同学由于她漂亮热情、善于交际，戏称她为“外交部长”。这就成了证据，证明那个造反派组织图谋夺取政权。
       我们不知道那两个工宣队员在几天时间里是如何对她进行威胁、恐吓的，只知那天他们从皮包中取出两份所谓“同伙揭发”，揭发中还有无限上纲的自戊检讨，她看后便沉默不语，当天晚上就投水自杀了。
       我一直怀疑，她自杀的真正原因，是“揭发”的两个“同伙”中，有一个是她的恋爱对象。她是死给他旨的。
       我赶去看时，三连宿舍的河边已聚集了很多人。魏主任、王股长正带着一名胖胖的军医和几个战士、跑步赶来。军医进了一个用草帘隔开的角落，魏主任走到挤在人群中的那两个工宣队员面前，压低了声音说一句：“你们这是犯罪!”
       他用山东口音说出来的这个“罪”字，有咬牙切齿的力度。
       王股长干脆用手指直点着那两人的鼻子问：“你们说，你们审查出了她的什么问题?”
       那两个工宣队员面对自杀事件显然也慌了，支支吾吾地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只说她的组织中有人叫她外交部长……”
       没等他说完，立即有学生大喊：“王股长，那只是同学间开玩笑乱叫叫，他们就上纲上线……”
       王股长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铁青着脸上前一步，说：“我还被老战友叫过总统呢，你来抓吧!”
       过了一会儿，王股长接着说：“你不抓，我可要抓了。对不起，你们两人必须到场部交代这两天对她
       进行逼问的详细过程，并签名对她的死亡担负责任!”
       说着他向几个带来的战士挥了一下手，下令：“把他们两个押到场部!”
       魏主任补充道：“她是我们农场的人，我们要把她的死因向她的家人和公安机关报告，因此你们不仅要交代全部过程，还要找出证人。”
       这两个工宣队员由两名战士押着，去了场部。
       二十
       胖军医从草帘里出来了，说：“所有的男性都走开十米，转过身去，留下四个女同学帮助换衣服!”
       我们立即转过身去，走开几步，站住。女同学并不是留下四个，而是一个也没有走。
       她们自动地围成了一个圈，组成了一堵人墙，护卫着自己的伙伴在岸草间、月光下，最后一次更衣。
       更衣的过程很长，我们屏息静候。
       终于，胖军医的声音从脑后传来：“大家可以转过身来了。现在要有四名男生与我一起，摇船把她送到县城。”
       几乎所有的男同学都拥到了河边，听候军医挑选。河边不远处，正停泊着一条船。
       那位女同学已经躺在一副担架上，头面干净，衣着体面。她确实非常漂亮，直到此刻，表情也没有任何让人感到不适的异样。
       女同学们显然是从她的行李中找出了一套最合身、也最有点上海派头的衣服，衬托出了青年女性的自然身材，把周围所有的女同学们都比得暗淡无光。
       并不是周围的女同学们长得不好，而是她们全都穿着宽大而又破旧的劳动装，已经穿得太久太久。
       我想，刚才女同学们把这套衣服给她穿上的时候一定惊诧莫名，惊诧这套普通的衣着为什么在这里突然变成了稀世盛装。
       如此一想，我又觉得，她们惊诧的时间还应提前，提前到这位投水女同学的衣服刚被剥除的那一刻。
       担架上了船，抬担架的两个男生没有下来。再加上刚才把船撑来的两个男生，已够四名。胖军医上去后，便解缆启橹。
       岸上的男女同学都挤在河边跟着船跑。
       整个过程，没有半点杂音。
       这件事情成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两个工宣队员在交代清楚了事件过程并签字画押后，农场名正言顺地驱逐了他们。其他工宣队员也诚惶诚恐，很快都撤离了。
       二十一
        我们应该预计到而没有预计到的是，所有回上海的工宣队员分别通过各种途径向上级汇报：上海到外地军垦农场劳动的学生中，隐蔽着大量的反革命小集团却被军队保护住了，成了政治运动的一大死角，后果堪忧。
       当时，上海各高校工宣队的背景，已经越来越硬。
       更重要的是，在全国范围内，“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打击反革命”的形势日趋严峻，根本不是一个农场所能抵制的了。
       于是，在全国“对敌斗争”的高潮中，农场突然接到通知，全体大学生立即返回上海，参加运动。
       什么准备也没有，那已被我们种熟了的几千亩良田，那洒满我们血汗的堤坝，包括那一个个已经脱离政治斗争多时而在体力劳动中结下了深厚友情的集体，都将霎时遗落。
       只有工宣队在等着我们。
       魏主任以农场最高领导的身份把我们送到上海。但是，上海方面没有一个人接待他。按照他的级别，只能住在军方所属上海延安饭店主楼外的集体宿舍里，拥挤的床上挂着一顶灰色的蚊帐。他还带着一个小女儿，想看看上海。我去与他告别，他送我到饭店门口，最后托我一件事，他在图书馆见到过文化大革命前编的《辞海》(未定稿)，如果上海的旧书店里能碰到，一定代他买一套。
       离别他之后我一路在想，在这怪异的年代，我们曾以骇人听闻的艰苦劳动，换得过一些善良的下级军官的保护，但这样的保护是那样的脆弱。
       唯一可以安慰的是，我们至少已向自己证明，有足够的体力和意志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但在当时，我们连自食其力的权利也很难获得。二十二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农场的这段岁月是值得肯定的，直到前几年环保意识觉醒，才明白在美丽的太湖中开辟一个农场是何等的荒唐。
       我们尽管远不是决策者，却在无意之中成了这一荒唐行为的参与者。那年太湖的滚滚浪涛要冲决农场的围堰，原来是自然之神发出的愤怒警告，但我们哪里听得懂?居然还冒着生命危险用身体去填堵。
       当我们终于听懂的时候，两鬓已经斑白。
       现在，正有一批和我们当年几乎同龄的年轻人，准备“退耕还湖”，拆毁我们一铲铲、一锹锹建起来的农场，恢复太湖的万顷碧波。
       他们在欢快的劳动歌声中一定想不到，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片水域，曾经播下过多少青春的汗水和泪水，沉埋过多少再也无法向后辈说清楚的生命故事，哀怨而又英勇?
       三年前我曾和妻子一起回去过一次。我眯着眼睛寻找着三十多年前的旧物，已经很难，找到一点便兴奋地指给妻子看。
       两位年轻的负责人跑过来盘问我们来自何方，我说：“我为建造这个农场，铲下过第一铲土。那是一个冬天，双脚一下水就被芦苇根扎破，泛上来的是泥水，又是血水。”
       是的，是泥水，又是血水。浑浊的，又是绛红的。
       二十三
       那年月除了缓慢的书信之外没有别的通讯手段，我们从接到撤离农场的通知到出现在上海的自家门口，比一封信的邮寄时间还快。
       妈妈不知道我会突然回来。那天我傍晚回家，也不知道她在不在。摸出钥匙打开门锁，轻步踩踏着一级级楼梯。
       我是那么想见到妈妈，又怕在她的眼里读出新的悲哀。楼梯走了一大半，我鼓起勇气抬头，却看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景象：一张八仙桌四周无人，竟然在自己移动!
       我停住脚步，定睛再看，桌子还在自己移动。连忙跨上两步，终于看清，却又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原来妈妈钻在桌子底上，用肩膀驮着桌子在挪步。桌子上搁了好几碟蔬菜。她是在独个儿祭拜余家祖宗，她想把桌子移到阳台门前，没有人帮她，只能采取这个办法。
       这个景象，比什么都更清楚地表明了妈妈祭祖的理由。我相信余家祖宗一定会感动，为一个并不姓余的女子，用自己的肩背，扛起了修补余家的香烛祈愿。
       我怕吓着妈妈，没有立即上前帮忙。妈妈把桌子放稳了，低头钻出来，却看到了我的脚。
       她惊叫一声，仰头一看，看到了正含泪伸手去扶她的我。
       第六章
        关闭的窗户
       一
        从农场回到上海，没见到爸爸。听妈妈说，他还是关关放放，没有定准。
       第二天就去了学院。当年在《送瘟神》的乐曲中走得那么决绝，一再发誓此生不再跨进这个院子一步。今天又一次明白，生于乱世，任何个人誓言都难以兑现。我在学院后门口迟疑了一下，便一步跨了进去。
       每个办公室都有很多人忙碌着，每个忙碌着的人我都不认识。令人惊异的是，这些陌生人在办公室里的坐相、站相都非常自在，证明他们早巳是这儿的主人。
       天气挺热，但每一个窗户都关闭着。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那是在整理运动材料。怕风把材料吹走?怕屋内的谈话声音传到窗外?都有可能。总之，办公楼在并非寒冷的季节把窗户都关闭起来了，政治气氛也就紧张了。
       当时的运动，叫法很多，反正是整人。但闹了这么多年已经很难寻找新的清查对象，所以把我们这批早就分配出去的人全部拉回来，像一个“破烂仓库”那么搁着，什么事情牵连到谁了，便随时抽出来隔离审查。
       但是，这个“破烂仓库”平日应该搁到哪里去呢?工宣队的一个小头目向我们宣布：挖防空洞。
        二
        挖防空洞，光这么说，后代读者一定无法理解这件事在当时的惊人规模。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毛泽东主席一直担心着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会侵略中国，而且他也知道，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已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要打也必然是核战争。核战争的主战场必定是城市，因此，上海必须挖出能容得下一千多万人的防空洞系统，其工程之大，难于想象。
       没有那么多工兵，没有那么多工程技术人员，也没有那么多资金和建筑材料，怎么办?用历来习惯的群众运动：男女老少都动手，凿开街道，掀起地板，往下挖，再在地下互相连通。洞壁所需的砖，也由大家分头烧制。整整几年，上海很少有路走得通，很少有街不淌泥，很少有楼不亮底，全是在干这个事。
       说是男女老少都动手，其实还有一块很大的例外，那就是“文革”的各级领导和运动主力，都可以不参加。因此，在各所高校经常可以看到的景象是：身体瘦弱的教师们浑身泥水地在壕沟下不停挖掘，年轻力壮的工宣队员却衣冠楚楚地叼着香烟在上面“视察”。
       我们挖掘的地点是在巨鹿路、常熟路口，稍稍熟悉上海的人都会明白，这是什么地段。一栋栋花园洋房安静地排列在梧桐树荫里，每家花园都很大，推开花园铁门，便是清寂的巨鹿路。巨鹿路不行驶公共汽车和电车，只有极少的小汽车进出，几乎没有行人。偶尔走进去，都要认真收拾心境。走完花园洋房群，向东就是上海著名的新式里弄锦华里，也全是富贵宅第，我高中时候的同学张敏智就住在那里。穿过一条富民路，巨鹿路依然华屋相连，直到现在已经被工人造反派占领的作家协会。 我们眼前的两栋花园洋房，已经没有主人。其中一栋的门廊墙根堆着几本书，都是英文的，我随手拿起一本翻看，足一个英国旅行家写的非洲游记。
       我很想知道这房子的主人是谁，现在到哪里去了。只见花园东侧辅楼上有一个关闭的窗户，窗户定时打开，总会伸出一个中年人的头。头发纷乱，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很长时间都是如此，好像是个精神病患者。
        三
       鹤嘴锄已经撬碎洋房前的花岗石路面，我手上的铁锹也开始挥动。但刚挥了几下，身边的唐乃祥、顾泽民同学停住了，很内行地对我说，我们这么挖下去，会把洋房两道受力墙的墙根掏空，房子就没救了。
       我前后看了看说，其实可以稍稍改动一下防空洞的走向。于是我们三人就回复到在农场开垦时的习惯，认真谋划起来。
       突然，我脚后跟被谁踢了一脚，耳边传来恶狠狠的声音：“只会偷懒，还不快干!”
       我转身一看，只见一个穿着黑布中山装的男人，五十多岁，踢完我之后正准备踢唐乃祥。
       “为什么踢人?”我放下铁锹，上前一步。
       “我踢啦，怎么着?”他睁大眼睛盯着我，用的是一口京腔。
       更惊人的是，他跨出半个马步，摆出了一副准备大打一架的功架，功架有姿有式，好像不是寻常之辈。
       这让我犹豫了，倒不是怕他打。自从“文革”开始以来，我很少看到五十多岁的老头那么嚣张。造反派都很年轻，年长一点的至多获得一个“反戈一击’’的权利，大多小心谨慎。工宣队里有年纪大一点的工人，但他们只会说上海方言，即便勉强来几句普通话，也说不出这一口京腔。当然，更奇怪的是那副功架。他究竟是谁?
       正在这时，那位给我们布置了任务的工宣队员不知从哪里窜了过来。一把将他拉走了，边走边大声地向我们嚷嚷：“你们闹什么?这是我们工宣队的钱师傅!”
       后来知道，这个钱师傅的出现，还有重大背景。
       原来，随着工人进驻大学和文化单位的时间越来越长，他们想在专业问题上对知识分子进行统治的欲望也越来越迫切。
       他们发现，光说政治，不说文化，还是管不住知识分子。这个问题，在作家协会那里似乎已经解决
       了，因为工人造反派里有一批“工人作家”，作家治作家，胡万春治巴金，似乎治得住。但在戏剧学院不行，也派来过几个在工厂里喜欢唱歌、跳舞的年轻女工，以为有了一点“专业”，只是她们一见表演系那些英俊的男生眼睛都直了，颇失工人阶级的脸面，很快调了回去。
       正在无奈之时，上海市工宣队配发中心的负责人听说铁路局有一个姓钱的工人是“革命样板戏剧团”某演员的父亲，觉得终于找到了一个“工人阶级的戏剧老兵”，可以派到戏剧学院来实行专业领域的统治了。
       这，就是那天踢了我一脚的黑衫男人。
       他的儿子原是京剧团的一个武功演员，在“革命样板戏’’中演了个反面角色。他本人早年据说也曾在一个流浪戏班子里学过几天，没有出道，后来到铁路局的一个部门工作，也不是工人，而是一个低级职员。河北人，没什么文化，全部戏剧知识是知道一些江湖老戏的名目，但听他儿子说，现在这些老戏都不让说了，因此他到了戏剧学院就不知怎么开口了，只能时不时摆一个功架，用京腔说几个短句。多数时间，都一脸严肃地看着周围的一切。
       给人的感觉是，今天他所见到的事情，当晚就会告诉他儿子，他儿子明天就会告诉样板戏的音乐总监于会泳，而于会泳后天就会告诉江青。因此，连工宣队的其他队员见到他过来，也会分外恭敬。
       这种怪事，只有了解了“革命样板戏”在当时的地位，才会理解。
        四
       “革命样板戏”并不是现在年轻人经常可以在电视和舞台上看到的那几台戏，至少不仅仅是。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它们还算得上是几台戏，几台极左、高亢、简单，却又加入了一些不错的艺术技巧的革命剧目，但是等到文化大革命一爆发，就不再是这样。当时在中国，所有的戏剧史、舞蹈史、音乐史、艺术史都被彻底否定，只剩下了这么几台，这几台又被抬到了政治斗争的第一线，抬到了社会荣誉的最高峰，于是它们不再是戏，而是一个刀戟丛丛的禁苑，一个无理可讲的判殿。
       我妻子很多年后在电视连续剧中塑造她的艺术前辈严凤英的形象时，曾仔细查证过这位杰出艺术家自杀的原因。最后发现，严风英陷入深渊的爆发点是“攻击革命样板戏”。“攻击”的罪证只有一条：她在北京观看《沙家浜》时，说这个戏的后半部分“太长，有点闷”。严凤英在中国当代戏剧史上的地位和声誉，应该远远高于《沙家浜》中任何一位演员吧，但仅仅就是她在观众席里说的这五个字，使她遭到毁灭性的灾难。她在自杀前曾到北京有关领导部门求助，但她已经“攻击”过“革命样板戏”，没有人能救她。
       我在学术界的忘年之交、杰出的中国戏剧史专家徐扶明教授当年看了“革命样板戏”之后发表了一句口头评论：“《红灯记》、《智取威虎山》不错，《海港》不太行。”被人揭发，也被加上了“攻击革命样板戏”的罪名，关押了一年多。其实揭发他的那位先生也是一位剧作家，当然知道《海港》在编剧技巧上还没有入门，更知道他的揭发会造成什么样的可怕结果，但他还是揭发了。我不想讨论这位剧作家的人品，只想说明在当时，即便是两个真正的戏剧专家谈论了一下某个样板戏的编剧技巧，就会面临大祸。
       一九六七年上海市民都知道一宗天底下最荒唐的冤案。效区某镇一个茶馆里有一位农民故事员在讲述“革命样板戏”的故事《智取威虎山》，这本来也应该算是最革命的事情了，哪晓得他的讲述中没有照搬“革命样板戏”的台词，而是稍稍作了一点比较有趣的发挥，便认定是“歪曲革命样板戏”，逐级上报。最后的判决是张春桥作出的，实在让人毛骨悚然：枪毙。
       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狭小的感知范围之内，至于全国有多少近似的悲剧，连想也不敢想了。现在那几台“革命样板戏”又以“现代革命京剧”、“现代革命舞剧”的名义到处演出，甚至演到了台湾，据说还颇为轰动。许多晚会上也会频频出现其中一些唱段，有的演唱者还是“文革”期间“革命样板戏剧团”中的原班人马。
       这可能体现了我们时代的宽容，但我想，时代也应该宽容巴金老人这样的说法：直到现在，白天听到几句样板戏晚上还会做恶梦。
       我爸爸直到去世前，只要在收音机里听到样板戏，他一定立即关掉。如果是在电视里看到，而同时看电视的还有很多家人，他会站起身来，走到另一个房间，还把房门关上。因为这些唱段不管多么好听．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永远是恐怖之音。
       在这里我要顺便说一说“革命样板戏剧团”里的那些主要演员。我作为一名戏剧学者，当然很清楚在那场政治灾难中即便是得宠的演员也只是工具，本人没有选择的自由，因此也不必承担什么政治责任。但是，近几年看到他们之中一些人一再在电视访问中把自己说成是受尽委屈的艺术家，又觉得过分了。戏曲演员可以不懂宏观政治，却不可以没有最起码的同情心。在你们这小小的一拨人享尽人间尊荣、出入如同国宾的十年间，不必说全国人民，只说你们所知道的全国数十万同行在哪里?在干什么?当九州大地没有一个角落不响彻你们演唱声的漫长岁月，他们在发出什么样的呻吟?当然，严凤英不是你们逼死的，故事员不是你们枪毙的，徐扶明也不是你们关押的，但你们应该知道，逼死严风英、枪毙故事员、关押徐扶明的政治势力，与哄抬、呵护、打扮你们的政治势力是同一批人，而且，是出于同一个理由。
       那年月我曾多次听过“革命样板戏剧团”演员的报告。不听不行，是政治问题。他们的报告倒也不像当时别的报告那样充满大批判的火药味，而只是不断重复一种受到江青“无微不至关爱”的幸福感。由于报告者是演员，总是声音洪亮、字正腔圆，使幸福更加幸福。但是，又由于他们缺少语言控制常识，表述失度，使很多听报告的人都以为他们时时能够见到江青。这当然不是事实，但他们在那灾难岁月享受着旁人求之不得的安全，却是无庸置疑的。他们拥有的安全系数，甚至高于当时的左派领导人。那是因为，这几台戏已经成为爆发文化大革命的象征，而这些演员的形象，也就成了一种政治图腾。
       这种超安全的地位，很快构成了一种别无选择的权力文化。全国文艺工作者在经历了所谓“攻击革命样板戏”的铁血恐怖之后终于获得了特赦式的恩赐：移植样板戏、宣传样板戏、研究样板戏、描绘样板戏、拍摄样板戏，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生存之路。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标志之一是上海居然拥有四台样板戏，占了全国全部样板戏的一大半。上海这几台样板戏的音乐总监于会泳很快又成了国家文化部长，这届文化部长的权力，远远高于历届其他文化部长。由此，上海全部文化活动的重中之重，便是声势煊赫、直达天庭的“样板戏文化”。
       我觉得，上海文化从原来的开放宽容走向后来的自闭排外，有好几道负面门槛，而嚣张十年的“样板戏文化”是其中重要的一道。
       由此，我不能不对上海戏剧学院略表自豪了。在当时笼罩全国的“样板戏文化”中，以西方戏剧文化为主流课程的上海戏剧学院已经看不到专业前途。江青显然是鄙弃话剧的，又传说毛泽东主席从来不看话剧，他把没有唱腔、做功的话剧看成是“开会”，说他白天开了一天会，不能让他晚上再开会。这在当时就意味着，话剧死定了，上海戏剧学院也死定了。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自救，那就是投靠样板戏。例如以样板戏作教材，请样板戏演员做教师，或者，以样板戏精神来排演一些革命话剧。做这些事并不难，毕竟都在戏剧领域，稍稍移步即可跳出险境。然而奇怪的是，这个学院的任何派别、任何部门，都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难能可贵的一致。
       五四运动以后接受过西化教育的一代新文化人在创办这所学校时所制定的国际性、经典性、实验性标准，已经成为一种遗传和惯性，居然在灾难岁月中也没有完全消解，这真是令人惊讶。莎士比亚、莫里哀、易卜生、契诃夫、斯坦尼、曹禺已深入骨髓，要上海戏剧学院的师生们弯下腰来去朝拜样板戏，几乎没有可能。
       于是，工宣队想把那个样板戏演员的父亲当作重磅炸弹来轰一轰的企图，也完全无法实现。
       这个院子太熟悉一个配角演员的父亲对戏剧的意义，因此黑衫男子只不过是黑衫男子，没有构成威权，甚至没有引起注意。这在工宣队看来，就是资产阶级教学制度对于无产阶级文艺的冷漠和抵拒，他们当然气不过。黑衫男子踢我一脚，还准备踢其他人，是发泄积怨。
        五
        挖防空洞一段时间后，那个给我们布置任务的工宣队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内，说：“听说你的业务水准最高，从明天起，每天劳动结束后写一份挖防空洞的劳动进度简报。这位是邵师傅，”他指了指边上一位谢顶的工宣队员，“给你在文字上把把关。”
       我以为他不说“在政治上把把关”是为了减少我的政治压力，谁知那位谢顶的邵师傅真的要在文字亡来纠正我，而且只在文字上。第二天他在大庭广众之间大声喊我的名字，然后说：“昨天你写的简报，有六处语法错误，四处修辞错误，要改一改……”其实那份简报顶多只有三四百字，不到一页。
       我等他一一指出后点点头，说：“按你的改吧。”心想，他们多么渴望在专业领域完成占领，今天且让他完成一次。
       这个谢顶的邵师傅看我这么谦虚，态度立即变得和气。他关上门，轻声告诉我，他因家贫没读完初中一年级就辍学了，后来在工余时间还看点书，翻到过一本谈语文常识的小册子。他好奇地问我：“你们这些大学里的高材生怎么会犯那么多语文差错呢厂
       我想告诉他，语文是一种能力而不是一个套子，如果当作套子到处套，就会发现满世界都是错误。但当我抬起头来发现他的目光中充满了自得，只好自嘲地引用了当时的一句熟语：“不是说，读书越多越愚蠢吗?”
       他笑了，说：“不要太灰心，你还年轻嘛!”
       以后好些日子我天天听他讲“语文差错”，实在受不住了，便动了一个不太厚道的脑筋，心想我的同班同学荣广润脾气特别温和，比我更有忍受力，让他来替我抵挡一阵吧。主意一定，便找到谢顶的邵师傅说，我的语文差错给工宣队带来那么多麻烦，于心不安，因此隆重推荐在这方面成绩比我好得多的荣广润，来写劳动进度简报。
       “比你成绩还好?”谢顶的邵师傅有点惊讶，又有点兴奋。
       “是啊，比我好多了，尤其在语法和修辞方面。”我说。
       “那就让他来试试吧。”邵师傅立即憋足了劲，准备对付荣广润的语法和修辞，狠命儿“咬文嚼字”一番。
       几天之后，荣广润哭丧着脸向我直摇头，说：“全是你干的好事。”
       我央求他：“你千万要耐心顶住。”
       直到很多年后才明白，我当时的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倒不是对不起荣广润，而是对不起文化。
       任何带有颠覆心理的文化骚扰者总是竭力装扮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文化判官形象，以此来抢夺颠覆权利。对此我们不应采取不屑理会的游戏态度来讳避。据说戏剧大师周信芳先生对于各种政治陷害不予抗辩，有一次却对一个专来批判他在演唱方式上有诸多差错的造反派狂徒怒喝一声：“去!”
       “文革’’后期有一个臭名昭著的“考教授”运动。一大批工宣队员、造反队员一定要考出个“高贵者最愚蠢”、“知识分子最没有知识”、“读书越多越愚蠢”的结论来，全都翻着《赤脚医生手册》考医学教授，翻着《学生小字典》考国学大师，据说也考出了成百上千的“常识错误”，教授们受尽屈辱之后，终于投以鄙夷，投以呵斥。
       这些老人都比我勇敢。
       对于那个谢顶的邵师傅，我本该站在文化的立
       场上训斥他几句的，压一压这个失学狂汉的无知，他又能怎么样?可惜我放弃了，真有点悔恨。
       当初倒不是怯懦，而是我不知道，那是一条应该守护的文化防线。
       六
       情况似乎悄悄有了一点转机。
       林彪事件后，很多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都逐步“解放”了，恢复了工作，毛泽东主席出席了一度被批判的陈毅元帅的追悼会，外交亡又出现了一系列突破……
       有一次我回家遇到爸爸，想起从农场回来后虽然已经见过几次面却还没有长谈，就问：“爸爸，我去农场几年，你还好吗?”
       他说：“你走的这几年，我的思想倒是有不少提高。”
       “爸爸——，’我慌张地看着他，怕他说出受造反派帮助而转变立场的话来。
       他没有在意我的眼神，低着头继续说：“我发现以前相信的很多东西，都错了。比如阶级斗争，总以为真像报上说的那样非常严重，现在我做了几年打倒对象才明白，这是幻想出来的。我在隔离室里，不管是喝水还是看报，不管是叹气还是咳嗽，不管是脚步轻一点还是重一点，都算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听他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说：“这是造反派的招术，永远是捕风捉影、剑拔弩张。”
       “不!”爸爸否定，“我不是在说造反派，而是在说我自己的过去。我们单位革委会结合进来两个原来也打倒过的干部，思想路数也与造反派差不多，只是不打人罢了。”
       “你是说，被造反派打倒过的干部，思想路数也可能与造反派差不多?”爸爸的这个反思让我惊讶。
       “差不多。”他肯定地说，“造反派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我们都左。”
       记得在农场时魏主任问我与学院造反派对立的原因，我想来想去，只能说是行为作风的分歧，而不是在什么根本主张上。这是我的切身体验，可以印证爸爸的反思。
       “是啊，”我说，“如果有一个造反组织，不打人，不抄家，不给人戴高帽子游街，比较讲道理，我也有可能参加。只不过，如果我们审查人，会比较重视证据。”
       “不一定。”爸爸又一次提出了否定，“只要整人的风潮没有停止，什么都是证据。”
       他的这句话，我当时没有完全听懂。
       既然说到这里了，我就问：“你自己的问题究竟怎么样了?”
       爸爸一时呆住。
       “现在形势变了，他们还说你有什么问题?”我继续问。
       “大概还是反对毛主席吧。”他说。
       “怎么反?”我问。
       他又一次顿住，然后喃喃地自言自语：“是啊，我怎么反的呢?怎么全忘了?”皱了一阵眉头，说：“好像与陈毅有关。”
       “毛主席都参加陈毅追悼会了，你为陈毅讲话有什么错?去找他们!”我怂恿着。
       没想到一星期后见到他，他沮丧地告诉我：“没用。”
       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去找过了，现任领导查了“文革”初期的批判材料，说：“你过去影射毛主席对陈毅过河拆桥，现在毛主席去参加了追悼会，证明没有过河拆桥。怎么能给你平反?”
       这种逻辑，一切上点年纪的中国人都很熟悉。
       门窗还是紧闭着。
       
        七
        但是，外交的门窗却开出了一条不小的缝。传来消息，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还要来上海。
       真的来了。二月的一个下午，尼克松的车队要经过南京路。学院挨到南京路的一点尾巴，工宣队要严格清理校园，分批轮流值班。在这种情况下住在校园里很不自由，我嫌哕嗦，就回家了。
       回家一看，爸爸、妈妈都准备出发，我只能独个儿呆在家里。
       爸爸作为“打倒对象”，在尼克松到上海期间必须接受单位控制，这是上级文件的精神。他反正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被关押，早就习惯了，也不用做什么准备，正坐在一边等妈妈。他单位在南京路，妈妈也要去南京路，可以一起走。
       妈妈为什么去南京路?说起来有点逗人。尼克松的车队要经过南京路，路边两旁那么多房子的窗口有没有阶级敌人活动?当时的中国，动辄就搞全民防范运动，这次是让大量不住在南京路沿街的居民去占领南京路的每一个窗口。妈妈去，邻居每家也都要抽一个成年人去，并不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而是看上他们对南京路沿街住户的陌生，因陌生而构成安全制衡。如果尼克松车队经过的是我家门口的路，那么该是南京路或其他路的住户来进驻这里了。
       我问妈妈：“他们要你们防范什么呢?”
       妈妈说：“已经到居民委员会开过会，说是一要防范有人向尼克松的车队开枪，二是要防范有人与尼克松车队联系，车队里有大量美国特务。”
       爸爸笑了，说：“第一种防范，是把尼克松当国宾，第二种防范，是把尼克松当敌人。”
       妈妈说：“还规定了，三分之二的窗关闭，三分之一的窗打开。我幸好分在关闭的窗里。”
       我问：“为什么说幸好?”
       妈妈说：“打开的窗子里还要安排人挥手，很麻烦。规定了，不能把手伸出去大挥大摇，因为他们是美帝国主义；也不能不挥，因为他们是毛主席的客人。”
       爸爸问：“那怎么挥?”
       妈妈说：“居民委员会主任已经作过示范，不伸手臂，只伸手掌，小幅度地慢慢摇摆。面部表情不能铁板，也不能高兴，而是微笑。”
       爸爸按照这个标准练习起来。妈妈说：“你不用练，你的窗户一定关闭。”
       正说着，阳台下有人在喊妈妈。我伸头一看，下面很多中老年妇女已经集合，还夹着一些老年男人。喊妈妈的是一个白发老婆婆，大家都叫她“外婆”，是居民小组长。
       爸爸、妈妈下楼了，我在阳台上看着。只听“外婆”在说：“你们两个都去?太好了，我们正愁人数不够。”
       爸爸说：“我还有别的事，只是顺路。”
       我暗笑，心想，“别的事”，就是去关押。
       爸爸、妈妈上路了，为了尼克松。
       那天下午，尼克松的车队是怎么经过南京路的呢?尼克松本人和他的随员对南京路有什么观感? 我都不知道。 我更不知道，这些稍稍打开的窗，这些轻轻摆动的手，正为中国预示着一种开阔的未来。开窗容易关窗难，只要启开了一条小缝，就再也难以彻底闭合。“开放”，这个再普通不过的词，将成为这片土地的再生秘诀。我的命运，我爸爸、妈妈晚年的命运，都将与此有关。
        八
        尼克松来后才几个月，顾泽民同学心急火燎地来通知我：李小林同学的妈妈得了癌症，赶快到武康路去!
       李小林的妈妈，就是巴金先生的夫人萧珊女土。“文革”开始以后巴金先生承受的每一个打击，都会加倍沉重地打在她的心上。她怕丈夫承受不住，不得不敏感地睁大眼睛，勇敢地挺身而出，温柔地费尽心思。一年又一年，她完全累垮了。七月份确诊之后，由女婿祝鸿生驮在脚踏车的行李架上一天天去医院，祝鸿生也是我们的同班同学。不到一个月，已经接到病危通知。
       当时巴金先生正被羁押在郊区奉贤的“五七干校”劳动，多么想请几天假来陪陪临终的妻子。但是，请假总是不准。那只能靠李小林来为父母的最后相聚而奔走了。作家协会的造反派工人作家被说动了，但是，一到工宣队负责人手上又被卡住。那个满脸冷漠的负责人听李小林说完紧急情况，只是懒懒地说一句：“他又不是医生，回来能做什么?”
       这是一个不在乎人间生离死别的铁锈年代，这是一个不知道临死之人除了见医生之外还想见见亲人的冷血群落，这是一个不明白家庭本义和伦理责任的卑琐权力……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三日，巴金先生终于失去了自己的妻子。
       作家不想活了。或者说，不知道怎么活了。
       此后不久又去看李小林夫妇，祝鸿生指了指隔壁房间，说：“今天老人家放假一天，在休息。”
       于是我们轻声说话。
       不久，突然传来低闷的四川口音吟诵声，才几句，又停住了。
       李小林说：“那是但丁，爸爸在背。”
       我转头看去，房门关着。
        第七章
        吴石岭
        一
        在我忙着挖防空洞期间，外公到了上海。
       此时的外公，已经七十二岁，在乡下过日子还算安定，因为有小舅舅朱仲林先生照顾他。
       小舅舅毕业于余姚中学，没上过大学，但智力水准很高。他先在苏州一家化工厂担任技术员，后来在国家动员城市职工下乡务农的运动中，拖家带口回家做了农民。他快速地在乡间建立了威望，原因有三：一是肯吃苦，又善于在农活上动脑筋；二是他会讲故事，每天晚上家里都挤满了听故事的乡亲；三是他能看懂上级下发的各种文件，在大量官样文章背后找出每一个文件的真实意图。结果，才几个月，乡间的上上下下，都离不开他了。
       外公有了小舅舅的照顾，不必像以前那样亲自张罗生计，便心生悠闲，想来再看一次上海，这座他度过了少年、青年和大半个中年的城市，这座居住着他的大量亲戚和朋友的城市。
       外公这个人，一生对灾难缺少敏感。这次来上海，还是这样。
       那天我穿着浑身泥渍的衣服回家，看到他，惊喜地叫一声“外公”，他回身看我一眼，问：“啊，是秋雨，下田啦?”他忘了自己今天已经到了上海。
       我说是挖防空洞，他也不细问，两只手不停地摸着显然刚刚剃过的光头顶，说：“秋雨啊，我活了那么久，你知道什么事情最让我快活吗?”
       我没想到外公在阔别多年后一见面会向我提起这个具有人生概括意义的大问题，不禁精神一振，等待着他的答案。
       他笑了笑，说：“光头，刚剃完，用手慢慢摸，最快活。”
       我听了，失望地“唔”了一下，心中暗笑外公。
       三十年后的此刻，我又“唔”了一下，心中暗笑自己。
       那天他一到我家就下楼剃头去了，因为看到楼下有一个扬州师傅的剃头铺子。我们家乡也有剃头店，但手艺比不上扬州师傅，主要是少了那种“上下其手”间边边角角的小舒服。外公对上海生活的怀念都是极琐碎的细节，今天一来就快速地偿还了一笔多年的相思债。当然还有其他好多笔，他早在心头做了一个账本，准备这次一笔笔勾销。
       他又摸了一下头，转身对我妈妈说：“阿文怎么还不回来?明天是礼拜天，要他陪我去老半斋!”
       “阿文”是他称呼我爸爸的小名，老半斋是上海的一家老面铺，做的镇江肴肉很有名。这显然又是他心头的一笔债。
       妈妈抬头看了看外公，平静地说：“阿文回不来，被隔离了。”
       “什么?”外公没听明白。
       “隔离。说是有问题，关在单位里。”妈妈说。
       外公对于自己不知道这个消息有点生气，“你婆婆在乡下经常见面，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有什么用?”妈妈说。其实，我猜想祖母是曾经想告诉他的，但每次见到他都是这么一副乐滋滋的模样，不知从何开口。
       “关在哪里?我明天去看他。”外公对妈妈说。
       “你不能去。”妈妈说。
       “我这么大年纪了，怕什么?”外公说。
       “你是地主，这也是他要交代的问题。”妈妈说。
       “那我就不去。”外公很干脆。
       第二天，他独个儿步行去了老半斋。
       我想象着外公走在上海街道上的情景。
       街道对他既熟悉又陌生。
       他对街道，也是既熟悉又陌生。其实，上海的街道与他上次来，没有太大区别，除了标语，其他都是旧的，而且越来越旧，一派不想作任何改变的固执模样。
       但是相比起来，更固执的是他。人固执起来，什
       么也扭不过。
       由他，我想起一幅图景。有一天全市的造反派不知庆祝什么，满街人头济济、锣鼓喧天，我到静安寺去修鞋，被闹得头昏脑胀。但是正在此刻，我被一个奇怪的形象吸引了。一位瘦瘦的老太太，七十多岁了吧，穿着一身紧身的老式法国时装，头戴一顶银灰色软帽，与身边密密层层穿着宽大军便装的二十几岁妙龄姑娘相比，她甚至说得上“风姿绰约”。她严格地按照红绿灯过马路，来到一家叫“西区老大房”的食品店，要一块很便宜的鹅牌咖啡，又与服务员商量，在柜台里找出一套匙碟，泡上。她站在沿街柜台边用小匙慢慢搅动咖啡的姿态，恰似在巴黎拉丁区。我惊恐地看了看四周，担心她遭来麻烦，但是，她的旁若无人和至高年岁，使人们无法向她靠近。我想，外公去老半斋，一路也是这样的吧?
       两位老人使我懂得了一个道理：为什么周围的厉词恶语能伤害我们?因为我们与它们处于同一个语法系统之中。两位老人呈现的是另一种语法，因此与周围世界无法沟通，当然也很难造成伤害。
       二
       外公住在我家，亲戚们都来看他，我又见到了长久未见的姨妈和表哥王益胜。
       姨妈脸色有点疲惫，但仍然精神抖擞，像是在忙着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益胜哥中学毕业后到闵行的上海电机厂做了工人，是模具翻砂工。我想这对于寄托了大半辈子企盼的姨妈来说，一定颇为失望。但是，当她得知我这些年来的经历，心里也就平衡了。
       “不读大学也好，益胜受不起你那么多苦。”她对我说。
       益胜哥魁梧奇伟，穿着一身显然认真裁剪过的合身白衫裤，即便远远看去也非常吸引人的注意。但他今天好像与姨妈有什么疙瘩，姨妈一次次向他投去审视的目光，他一次次避过，故意与我讲话。
       姨妈看了我一眼，笑笑，然后摆出把话挑明了的神情，正面询问益胜哥：“中午没去?”
       “去啦。”益胜哥回答。
       “没去!”姨妈口气硬了。
       “去啦!”益胜哥口气也硬了，“没找着。”
       “我远远跟在你后面，你根本没进复兴公园的门。”姨妈说。
       我大体能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什么事了。听前两天来看外公的二舅舅说，姨妈现在一直张罗着为益胜哥找一个妻子，到处托人介绍，还强制性地安排了一个个约会的地点，益胜哥却躲来躲去，爱理不理。
       “你跟着我?”益胜哥想对姨妈发火了，但一接触到姨妈的目光就软下来了。他看到事情已经摊开，便向我苦笑一下，说：“我妈想包办我的婚事。”
       姨妈说：“那女孩我见过，比以前几个都好，文化程度也高。”
       益胜哥嘲讽地说：“是啊，文化也太高了，我连她的名字都写不来，这怎么谈恋爱?”他笑着转向我说：“放着珍珠宝贝的‘珍’字不用，用了一个西土瓦的甄，说也说不明白。后面一个字，是声音的声的繁体，去掉一个耳朵，换上一块石头……”
       我说：“甄磬，这两个字还不算太生僻。”我突然产生怪想，问：“不会姓颜吧?”
       姨妈吃惊地回答：“正是姓颜，你认识?”
       我说：“不。我是觉得这三个字合在一起，发音上很像中国古代一位大书法家的名字。”我又把这个名字一字一字地读了一遍。
        四
        外公对这些婆婆妈妈的谈论不感兴趣，走到阳台上去了，但他听到了颜真卿，立即转身回来。看着屋里这些不太可能谈论颜真卿的人他有点困惑，只得问我一句：“秋雨还在弄颜真卿?”
       他这个“弄”字用得太不妥当了。如果光说我在练颜真卿的字，说“弄”还很大气，但屋子里其他人心中的“颜真卿”可是颜甄磬，一个女孩子。在我们家乡，说到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万不可动用这个“弄”宇的。
       我连忙向大家解释外公的本义，然后回答外公：“还在练。”我小时候练颜真卿还是外公提议的，由他的提议，我向叔叔说起，于是有了购买《祭侄帖》的事。现在我为了纪念叔叔，一有空就磨墨练习《祭侄帖》。这些后事外公就不知道了，尽管他已听说叔叔的不幸亡故。
       那天晚上，等姨妈、益胜哥他们一走，外公要我写一页颜体给他看看。
       当我才写一行的时候外公就非常吃惊。等我写完半页，外公已在对我妈妈说：“秋雨已经写得比我好了。”
       妈妈说：“他练这本帖子，是纪念叔叔，所以用心。”
       外公没有追问叔叔和这本帖子的关系，只是在嘴里不断念叨：“今后我不能写了。真的，我现在一写大字就手抖，以后都要让秋雨写……”
       我知道，他所说的写字，是乡人叫他写墓碑。
       妈妈说：“年纪那么大了，真可以不写了。但是，你最后还必须写一块，他叔叔的。”
       外公知道这事他不能推，我的祖母在乡下也郑重地托过他。
       外公一直害怕我叔叔，在叔叔面前总觉得自己是旧社会的落后人物，句句是错。他为叔叔写墓碑，一定抖抖索索，十分拘谨。当然，我也能想象叔叔在天之灵的惊异：自己的生命，竟由这位被自己一直看作“破产地主”的悖时亲戚的笔，来封合。
       叔叔那块墓碑，当时由于经济原因，做得实在太小，外公又很不合宜地写了“同志”二字，好像是他在山林茂草间悄悄地为这位屈死的晚辈平反昭雪。但我叔叔一生没参加过任何党派社团，从来不是谁的“同志”，而外公，也不存在以“同志”的名义为他平反昭雪的身份。由于每次见了这方墓碑总觉得有点滑稽，与悼念气氛不合，在大地回春之日，我们重修叔叔陵墓，不得不换了一块，这次是由我来恭敬书写了。我们还特意把叔叔墓前的水泥平台，一直铺到不远处的外公墓前。
       这是后话。
       五
       我在写颜真卿受到外公表扬之后，来了兴致，每天挖防空洞回家，都要在外公面前练毛笔字，请他指点。
       外公还是不断地摸着光头，声声称赞。我听得出，他的称赞主要不是针对我的书法，而是在感叹儿孙辈长大的迅速。因此，称赞声中夹带着一点失落。
       “苦练一辈子，却被自家儿孙一步超过！”他自我解嘲。我拿着蘸好墨的笔让他写几个，他总是不肯。
       这种情景应该有点普遍性。很多年后，上海戏剧学院一位很有才华的青年女教师徐频莉告诉我，她父亲半辈子迷醉写作，日日练笔，月月投稿，坚韧不拔，有一天拿出一本新到的《人民文学》杂志给正在欢蹦乱跳的少年徐频莉看，说：“整天只知道玩，人家与你一样的名字，文章都发表到《人民文学》了!”当徐频莉怯生生地告诉父亲，这正是自己的作文，老师推荐发表的，从此父亲不再练笔，顷刻老去。
       记得我当时给徐频莉讲了一条美学原理：“滑稽比悲剧更残酷。你让本来充满了悲剧感的父亲突然感到了自身的滑稽。”
       我的字，倒是没有对外公产生那么大的冲击，但确实由于我，他握惯了笔杆的手更多地去抚摸头顶了。
       其实当时我能握笔杆的时间也不多，天天握着铁锹挖防空洞。
       有时，工宣队员和后来进校的军宣队员，也会来到挖防空洞的现场，大声朝我们喊：“谁会写毛笔字?”
       那年月，标语、布告、大字报每日不断，会写毛笔字的人总是不够用。
       “不会写!”我们大声回答。
       工宣队、军宣队看我们劳动那么辛苦，心想如果能写毛笔字谁不想放下铁锹换毛笔轻松一会儿?因此估计我们确实不会写，也就走了，另去找人。
       结果是，在那漫长的灾难岁月，谁也没有在大字报栏、标语栏里，欣赏过我那一笔来自颜真卿《祭侄帖》的不错书法。对此，我想，从颜真卿到我叔叔，都会满意。
       我们在劳动现场已经什么也不怕，就怕再来一个谢顶的某师傅或不谢顶的某战士，要我们去写字作文。
       正是怕啥来啥，那天，正这么想，一个军宣队员找到了我，自我介绍叫王政，但他叫我名字时的发音，却很特别。
       王政从军装口袋里掏出一叠皱巴巴的纸头，一边翻一边说：“周总理一号召，到处开始编教材、编字典，都来要人，这么小的学院，人都要光了。这张是朱端钧，这张是张可，这张是柏彬，这张是王昆，这张是吴瑜珑……对了，这张是你的，复旦大学，兄弟院校，不好拒绝。”
       我一看，是一张简短的油印通知，落款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育革命组”，要我以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青年教师的身份，去参加一个鲁迅教材的各校联合编写组，但把我名字的最后一个“雨”字写成了“而”，怪不得刚才王政叫我，也奇奇怪怪，我听了没有反应过来。
       我嫌路远，无法照顾家庭，反复推托。王政说，可以给我报销一张公交月票。
       教材编写组设在复旦大学的学生宿舍里，组长是华东师大的教师，副组长是复旦的教师，组内有一半是工农兵学员，按照当时的原则，他们也是领导。编写任务其实很轻，工农兵学员们在为少年儿童出版社写一些鲁迅的小故事，用的笔名叫“石一歌”；各校来的教师在为工农兵学员注释几篇鲁迅作品，再为他们写一本通俗的鲁迅生平，我分到广州一段。鲁迅在广州只逗留了短短几个月，写起来很简单。后来听说还要为学员写几个与鲁迅对立的人物的小传，我选了胡适，从五十年代出版的几本批判文集中摘抄了一些材料，但刚写了一个开头就觉得没有意思，不想写了。
        六
        周恩来总理指示上海高校文科复课，以鲁迅作品为教材，这算是保存了一些可以与革命思潮并存的文学性。对此，周恩来总理是动了一番脑筋的。
       林彪事件后极左势力受挫，周恩来力主大学复课，但毛泽东主席似乎只强调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没有提到文科，这在当时就成了一件缺少“最高指示”的难事。但是，周恩来知道毛泽东推崇鲁迅，又知道鲁迅是真正的作家，因此在文科教材的问题上找到了一线活路，这便是他历来处理人际关系、办理外交事务的高明手法。为了谨慎，他觉得最好先做一些试验，便在一次陪非洲外宾来上海时，指示上海的高校先试试看。谁知各校老师凑在一起，最难的不是别的，而是作为教学对象的工农兵学员的文化程度实在太低了。为了适合他们，编出来的东西至多只有初中水平，甚至仅止高小。我只花几天时间就把所有要写的文字都写完了，空等着别人不知什么时候才写出来，真觉得比挖防空洞还无聊。因此，成天在复旦校园里闲逛。
       复旦的校园当时倒是一片热闹，气氛与上海戏剧学院很不一样。
       复旦的热闹，与文化大革命的整体形势有关。文化大革命，现在一般人总是粗粗地说是“十年浩劫”，其实按我的实际感受，应分成几个阶段，供今后的“文革”史家参考。“文革”的酝酿期大概有两年，正式起步期是一九六五年，标志是“走资派”这个概念的确立以及姚文元开始批判吴晗；爆发期是一九六六年五月至六月，标志显而易见；一九七一年是它的逻辑终点，标志是林彪事件；一九七六年是它的历史终点，标志是毛泽东主席去世和“四人帮”的倒台；一九七八年是它的思想终点，标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里有好几条容易被忽视的重要界限，譬如，一九七一年的逻辑终点。到那时，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行为主轴已经明显地以失败告终，以后的岁月，就是两派在如何评价这个行为主轴的问题上反复搏斗了。周恩来、邓小平显然是要努力以实际工作来纠正它的错误，而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和后来的“两个凡是”，则是反对这种纠正。
       我在复旦的一九七三年，曾经名震上海的复旦学生造反派已经失势，大多数教师已经出来工作，有的在给工农兵学员上课，有的在编写教材，我们住的学生宿舍十号楼就挤了十多个教材编写组和翻译
       组。有一些比较著名的教授与毛泽东主席有直接交往，更显出一种举手投足间的特殊派头，这在其他高校很少见到。例如，写《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刘大杰教授总是穿着呢料深色中山装站在路边与教师和工农兵学员聊天，手上拿着一支香烟，态度非常和蔼。聊天时目光却穿过围着他的人圈，注视着路上来往的行人。过一会儿，一支香烟抽完了，要换一支，他会从中山装的上衣口袋里摸出一个红颜色的牡丹牌烟盒来，拿到围着他的人群前让大家随便取用。教师们都恭敬地摇手退让，几个工农兵学员却会大方地各抽一支出来，并且划着火柴为刘教授点上，再为别人和自己点，一根火柴能点四五个人。刘教授讲湖南话，我几次见到都隔着人群，听不清他在讲什么。后来听说，毛泽东主席在一次推荐邓小平先生重新出山的会议上要许世友将军读《红楼梦》，全国上下都不解其中深意，更何况许将军是一名和尚出身的粗犷武夫，与《红楼梦》南辕北辙。正好刘大杰教授以前写过一篇论《红楼梦》的文章，复旦大学有关部门就印给工农兵学员阅读，有些地方闻风还拿着这篇文章办起了一个个学习班，大家都以为，既然刘大杰教授与毛泽东主席有交往，他的字里行间也许夹带着某种毛主席没有明言的隐秘。我翻阅过那篇文章，什么也没有看出来，而且觉得刘教授对《红楼梦》的见解并不精彩。我只叹息，早知道毛泽东主席喜欢《红楼梦》，我叔叔也不会挨斗自尽了，真是死得冤枉。
       与所有的高校一样，复旦大学的领导也是工宣队，其次是工农兵学员。当时上级对工农兵学员提出的要求是“上大学、管理大学、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听说也有一批教授被“结合”到学校领导班子里边去了，譬如在中文专业就有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郭绍虞教授和写《修辞学发凡》的陈望道教授，其他系科有哪些教授被“结合”，就不太清楚了。但我想他们也只是摆设，不会有什么实权。
       我当时在复旦，唯一的也是最亲密的朋友是外语系的翁义钦先生，他的太太与我家是小同乡。翁先生的专业是俄语，当时中苏关系已彻底破裂，我问他：“多年不用，没荒废吧?”他说：“即使在大批判最激烈的日子里，每天回家也必须渎一篇托尔斯泰的原著。”
       我对复旦大学的教师们有一种很高的整体评价，而且经过几十年之后直到今天，这种评价有增无减。他们的学术成就未必永远胜过其他高校，但他们有一种不知如何形成的君子之风，即便在政治风雨中也默默固守着。例如，大学者章培恒先生在反胡风的斗争中为了帮助朋友而受难，凡是我遇到的每一位复旦中文系的教师，说起他都竖大拇指，没有人在背后说他一句坏话。复旦里边当然也有善恶是非，却很难听到有哪几个在社会上闹得鬼头鬼脑、腥膻满天的人，居然是复旦教师。说实话，对有些高校，哪怕是更有名的，就难说了。
       我流落复旦的时间很短。翁义钦先生知道我家因爸爸的问题而陷入赤贫，怕我饿坏，每星期带我到教师食堂去改善一次伙食。印象中，他总会给我点一个菠菜炒猪肝。此后二三天，我的精神就会好一些，但还是无所事事。
       我们这个高校联合编写组里掺进来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比较奇怪。不知有什么背景，不便多问，他也独来独往，行迹匆匆。大家散步闲聊时见他过来，往往就停止说话。那天中午见他匆匆从校门外进来，我们点过头正要让路，他却站下了，说：“我全见到他们了!”
       ‘
       “见到谁呀?”大家问。
       “工总司的司令们。他们的学习会，我给他们讲鲁迅，他们都叫我老师。”他说。
       “他们也听鲁迅?”大家奇怪极了。因为当时在一般大学教师眼里，“工总司”的司令们大多是没有文化的混子。
       “他们还问我了，鲁迅抽什么烟?”他说。
       我们等他说下去。
       “亏得我在一本回忆录里读到过，就立即告诉他们，青鸟牌。”他一笑，露出两颗发出铜绿的金牙齿。
       他的神情使我一哆嗦，立即下了一个决心，从此不再理他。因为，我爸爸的灾难，我全家的灾难，都来自“工总司”。
       我走开后还是气愤难平。当时年轻气盛，总觉得应该治他一治，为他那“青鸟牌”。
       当天下午，根据我的谋划，我与工农兵学员夏志明、邓琴芳等几位演了一出恶作剧。
       我先叫邓琴芳故意哑着嗓子打一个电话进来，找他，说外地有人来咨询重大课题，学校工宣队郑重推荐由他来接待和回答。
       “学校工宣队怎么会知道我?”他显然十分兴奋。
       “可能是市里的工总司打了招呼。”邓琴芳说。
       过了一会儿，夏志明戴了帽子、眼镜和口罩，披了一件军大衣出现在他面前。握了一下手，也不寒暄，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一张由我拟写的纸条开始读问题：
       “鲁迅一共曾提到过五种狗，哈巴狗、叭儿狗、癞皮狗、落水狗、乏走狗，请问，这五种狗各自的特征是什么?共性又是什么?”
       他—听有点懵，嘴里嘀咕着：“哈巴狗、叭儿狗……”
       夏志明心太急，也许是怕露馅，又把我下面的问题一口气读了出来：“再请问，叭儿狗是不是哈巴狗的儿子?还要问，是不是乏走狗实在走乏了，腿一软成了落水狗?另一个问题是，癞皮狗的皮，今后还能不能做狗皮膏药?……”
       这连珠炮似的荒诞问题使他眼睛睁得很大，而且很快就警觉了。他站起来，围着夏志明走了一圈，便干笑两声。
       所有的人其实都在门外偷听，这下就哄然大笑了。但他却收住了干笑，冲着夏志明说：“这些问题，不是你想得出来的。”然后快速地扫了我一眼，气鼓鼓地走了。
       我当时没有预感，他会用多长的时间来报复我，只感到，连这种恶作剧也是无聊。
       哪儿都无聊，怎么都无聊，因此，只想天天回家与外公聊天。
        七
       那天回家，只有外公一个人在，他一见面就告诉我，姨妈和益胜昨天又来了，约我赶紧去他们家一次，商量点事。
       “大概什么事?”我问。
       “好像是益胜找对象的事，母子意见不合，找你评理。”外公说。
       “妈妈去哪里了?”我问。
       外公这才着急地告诉我：“啊呀你看我，忘了正事。你爸爸在单位的隔离室里生了病，她去看了。”
       我想，干脆先到姨妈家去，快点谈完，然后顺道去看爸爸。爸爸历来病病歪歪，我不太在意。
       到姨妈家，他们两人都在，见到我非常高兴。姨妈给我倒了一杯茶，端出一盘瓜子，看了益胜哥一眼，就先发制人：“秋雨，你们是兄弟，你又是大学生，评评理……”
       一开始我有点不好意思当着益胜哥的面听他的恋爱私事，但当我看到他投向我的诚恳求援目光，就认真听下去了。
       原来，益胜哥对姨妈张罗介绍的一个个“对象”都避而不见，全是因为他心中已经有人，而姨妈，却死活也不能接受这个人。姨妈不接受的第一个理由，是那位女子以前结过婚；第二个理由，是现在也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职业，只是一般的小裁缝。“她就住在对面，只隔了一条小弄堂，前后左右邻居都知道，叫我怎么做人!”姨妈说。
       我看了一眼益胜哥，等他反驳。他只说：“妈说的都对，但人家人好。”
       我的立场立即无保留地站到了益胜哥一边。
       立场一明确，心态也轻松了，我开起了益胜哥的玩笑：“只隔了一条小弄堂，窗对窗眉目传情吧?”
       益胜哥老实地说：“还隔着好几家。”
       姨妈说：“狐狸精自己招人，故意在窗口伸头。”
       益胜哥说：“怎么是狐狸精?人家是正派人。”
       我还是对益胜哥开玩笑：“怪不得你的衣服穿得越来越有派头了，以后请嫂子为我做一套……”
       “秋雨！”姨妈小声阻止。
       我转向姨妈，态度恭敬地说了一段话：“姨妈，你记得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到江苏太仓劳动过吗?前些天我又去了一次，见到一对小夫妻，也是对着窗认识的，女的也是小裁缝……”
       姨妈很警惕：“是你编的吧?”
       我只管讲下去：“其实那女的原先不是裁缝，是当地的一个锡剧演员，可漂亮了。一天她洗澡没拉好窗帘，发现对窗有一个男子在偷看，就惊叫一声。结果是，叫声惊动了她的丈夫，对窗的男子是一个小学教师，立即被批斗。当地也在搞‘文革’，找不到敌人，正好把他说成是坏分子，站在街边示众。”
       在房舍狭窄的中国小镇，这种故事很寻常，我曾看到一位老作家还拿这样的故事写过小说，但我当时给姨妈和益胜哥讲的是真事。
       “这样做也太过分了，她自己没有拉好窗帘。”姨妈总是站在女方的对立面。
       “有意思的是后头。”我说，“她觉得对不起这位小学老师，自己一声惊叫给他带来这么大的灾难，就天天到造反派那里去说情，说是自己不好，没拉窗帘。造反派说，没拉窗帘也不能偷看，还是坏分子。她丈夫与造反派的观点基本一样，于是夫妻间就激烈争吵起来。争吵的结果是，她天天为那个被示众的小学教师送水、打扇，成了镇子里的一大景观，远近村庄也来围观。她丈夫觉得丢人现眼，一次次来打闹拉拽，结果只得离婚。”
       “她应该与小学教师结婚!”益胜哥说。
       我说：“他们和你想的一样。结婚前，她去与造反派论理，说这下他不算坏分子了吧?哪有偷看妻子洗澡成为坏分子的?造反派说：那时你们还没有结婚，因此还是坏分子。”
       “这就好笑了，她结婚后还成了坏分子家属?”益胜哥问。
       “是啊，”我说，“按照当地绕来绕去的土俗说法，她的身份全称是：一个偷看过老婆洗澡的坏分子的臭老婆。”
       姨妈一听也笑了。
       我继续说：“结婚前，剧团的领导找她谈话，说剧团正在精简裁员，你成了坏分子家属就很难留得住了，现在还来得及中止。她回答说，不能中止，裁吧。一裁，她自己倒是去做裁缝了。”
       “真的也是裁缝?”益胜哥惊喜。
       我点点头，说：“几次看到这对夫妻同出同人的背影，心想，我那在安徽自杀的叔叔如果当初遇到这么一个女朋友就好了。”
       说到叔叔，姨妈也叹息了，“是啊，身边有一只女人的手撑着，怎么也倒不下来。”
       “他们还戴着坏分子的帽子吗?”益胜哥问。
       “谁也没说摘过。但是现在好笑的不是他们，倒是那顶帽子了。他们戴着帽子漂漂亮亮走一路，连那帽子也成了装点。”我说。
       益胜哥点头。他突然转向姨妈，说：“人家不单是裁缝，也离过婚!”
       姨妈不知如何回答，目光疑惑地看我一眼，知道她今天讨来的救兵帮了倒忙。但我看得出来，她也有点被我说服。
       趁这个当口，我急忙告别，说爸爸生病了。
       姨妈、益胜哥怪我不早说，还关照，有什么要帮忙，叫他们。
       八
       赶到爸爸单位，说爸爸已送医院。
       赶到医院，说爸爸已送重危病房。
       赶到重危病房，不能进去。到护士办公室，正见到妈妈神色慌张地站在那里，手上拿着好几张病危通知。
       原来爸爸早就患有糖尿病，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天天没日没夜的折磨使他的病情迅速恶化。他一直集中精力关注着自己的政治灾难，没有太在意病情，这是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们都能理解的。好像突然间谁也不再关心自己的身体，关心了就是“活命哲学”，像叛徒、汉奸一样可耻。
       人的身体在灾难中最经打熬，他居然都一次次硬挺过来了。后来不断地关关放放，像是在与他的生命底线进行着一场拉锯战。我几次回家见到床边有酒精灯、试管等最简陋的化验设备，妈妈说，爸爸每次回来都要在自己的尿液中测试胰岛素，他的血糖指数实在太高。
       这次，他又突然并发急性肝炎。医生说，这两种
       病正好矛盾，无法治疗。
       妈妈不相信糖尿病加肝炎就是死亡，刚才请一位护士带领，去找了医院领导，询问能不能再转个医院试试，或者找别的医院的医生来会诊。
       医院的领导说，转院和会诊都需要所在单位批准。医院已与爸爸单位联系过，单位说爸爸是审查对象，近期内没有解决问题的可能。又说，如果医院自己愿意转院和会诊，并承担全部政治责任，单位也不反对。医院说，单位这样说，就是婉转地表示反对，医院毫无办法。
       接待妈妈的那位医院领导人最后还说了一句：“我听说刘少奇最后也死于糖尿病和肝炎并发。”这句话说得很残酷，妈妈听了不知所措。
       我搀着妈妈回家，路上听妈妈反复讲着一句话：“刘少奇的家属全被关起来了，没办法。我们还没有关，死马当作活马医，分头活动!”
        九
       什么单位能够说服爸爸的单位和医院呢?我突然想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工宣队领导，一位态度和气的炼钢工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知道他的姓，还在食堂排队买饭时与他聊过天。他也许能够帮我一把，给我爸爸的单位或医院打个电话，发一封盖有公章的短信，劝他们允许为我垂危的爸爸作一次会诊?这样做就要让我冒充复旦大学的教师了，但是我想为了救人一命，那位炼钢工人没有断然拒绝的理由。
       第二天一早赶到复旦，在中文系办公室没有找到他。系里的工作人员说，他在学生宿舍几号楼还有一个小办公室。到了那个学生宿舍一打听，他的小办公室在楼梯下的小间里，可能原来是储藏室或清洁工人的休息处。一个系里的领导人愿意落脚于学生宿舍的前沿，我的印象很好。
       他见到我很客气，一再叫我“小袁同志”。
       我把爸爸的情况一说，他满脸同情。但当我说到爸爸还处于审查状态，单位没有同意转院和会诊，他的脸色变了。
       等我说完，他笑了一下，说：“你说的一切我都听明白了，但这事你还是应该找自己所在的单位。在我的印象中，你是戏曲学院的?”
       我说：“不，是戏剧学院。”
       因时间紧迫，我来不及向他道谢，转身就走了。
       十
        当然是马上去戏剧学院。先在复旦门口乘一路有轨电车，到虹口，再转二十一路无轨电车，到静安寺，然后跑步到学院。到了革委会办公室，没什么人，一打听，工宣队回厂办学习班，军宣队回部队集训去了，一个星期以后才会回来。
       我只能惊慌失措地去找盛钟健老师。盛老师当时住在一个无水、无厕所的小阁楼上，听我一说他也急了。他说，他立即会到医院去看我爸爸，但他自己“文革”以来一再成为冲击对象，正准备调回浙江老家工作，在学院工宣队里只有一个朋友，姓王，可以拉上一起去看爸爸，但那人是最普通的工宣队员，不能代表单位说什么话。
       盛老师把我送下楼梯时又说：“即使戏剧学院同意以单位名义去劝说人家会诊，人家一定不会理睬，因为这不是病人的本单位。要使劝说有效，还得找高一点的单位。我听复旦的同学说，现在你们这么多教材编写组都属于市里的写作组系统领导，你认识市里写作组的人吗?”
       我说：“原来认识一个胡锡涛，但他已不在上海。只见过一位徐先生，在徐企平老师家一起吃过一顿饭，再也没有联系过。”
       盛老师说：“可以问问你们教材编写组的小高，他也是我的同学。他可能认识那里的人多一点。”
       那末，我还要向复旦大学赶去。仍然是奔跑到静安寺乘二十一路无轨电车，再在虹口换一路有轨电车。
       盛老师建议我去寻找的“写作组系统”，现在的读者一定不会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因此需要作一点说明。“文革”期间，中央的很多顶级领导机构都缩小形体叫成了“组”，例如“中央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等等，上行下效，各级党政部门都纷纷叫“组”了。上海市的政府行政管理系统，也变成了“农业组”、“工业组”、“政法组”、“商业组”、“财贸组”之类，其实都是市一级的局，或委员会。“写作组”与这些组并列，管辖权限相当于现在的市委宣传部、教育卫生委员会、社会科学院、社联、文联、作协，十分庞大。这种行政结构很不正常，却是当时的现实。当然，不叫“宣传组”、“文教组”而叫“写作组”也可能有一点纪念的意思，因为它的领导成员中有几个人恰恰参加过“文革”初期那个专写大批判文章的写作组。后人很容易把这两个“写作组”搞混淆了，把一个很大的行政管理系统错当成了一个写文章的小组，这就闹了笑话。
       我在一九六八年冬天见到的胡锡涛先生，便是“文革”初期那个写作组的成员，徐企平老师想通过他来救我的父亲，没有成功。现在盛钟健老师建议我去寻找“写作组系统”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实际上是去寻找当时既管得了高校，也管得了医院的领导部门。我们在复旦的教材编写组当然也属于这个部门管辖，但我怎么能找到其中有权力向医院发话的人呢?
       爸爸已经非常危急，而我现在去复旦，只是去找一个有可能认识那个领导部门的某个人的人!即便通过小高找到了“某个人”，他有没有可能通达有权向医院发话的人?那个人又会不会发话?
       根据这两天的经验，我知道几乎不会有希望。
       因此，在拥挤不堪的电车上我感到非常辛酸，心想爸爸真要死了吗?整整六年，他天天等待，不是等待洗刷诬陷，只想等待一个稍稍宽容的说法，譬如，说他的问题不属于敌我矛盾，不影响子女的前途，这就够了。但死亡已临，他没有等到。
       十一
       到复旦后便向学生宿舍飞奔，到编写组一看，幸好，小高还在。我把情况一说，他便同情地摇头，“写作组根本不会管这种事，他们怕麻烦。”
       我说：“这对我家，可是性命交关的大事。我在上海戏剧学院一位老师家里，曾和写作组一位姓徐的先生一起吃过饭，他会有印象。我现在如果求他，他会不会帮忙?”
       小高说：“他啊，我想不会。”说完笑笑。
       我对小高说，能不能告诉我徐先生所在办公室的电话。小高爽快地说：“可以，我翻翻看。”
       他在通讯录上找到了那个号码，我打过去，徐先生不在，接电话的是姚先生。我也不管了，逮住姚先生就把爸爸的情况说了一通，表示我实在走投无路了。我在焦急地说这些话的时候忽然想到对方是一个陌生人，不禁悲从中来。姚先生在电话中听到我的声音有异，就不断重复地说：“坚强些，坚强些，你坚强些……”
       虽然毫无用处，但“坚强些”三个字还是提醒了我。我不想让房间里的各校教师看到我流泪，搁下电话后没有立即转过身来，快速地用手帕擦了一下，装着在想什么问题，低着头平平心气，然后再回头。一回头就看到大家都看着我，刚才我在电话里述说的内容和声调，他们都听到了。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通过哪个单位去恳求会诊，这个办法太缠绕，也没有实效。事情既然已经这样危急，不如自己找医生。
       我说，爸爸是急性传染病，不允许自己出来找医生；不经过医院同意，其他医生也进不去。
       后来不知谁说了句：“拿出你爸爸的病历来，找胡寄南先生!”
        十二
        胡寄南先生是复旦中文系的古典文学教师，兼通医学，是一位业余的现代儒医。据说有些绝招，经常半夜里被接到机场，到北京为领导人看病。
       我在校园里见过他，已经很老，瘦瘦的，裹着一件崭新的军大衣，坐在别人的脚踏车后架上，疾驰而过。
       我想，他那件崭新的军大衣一定是看好了某个军队首长的病之后所得到的报酬，此刻疾驰而过，一定是哪个系又有了危急病人。
       后来我又看到过两次，同样是军大衣、脚踏车，同样是疾驰而过。
       我说，爸爸的病历可能拿不到。大家说，其实胡寄南先生也不在乎病历，只在乎自己按脉。现在既然病人出不来，你就把病情说清楚，请他开个方子。
       在我们认识的人中，与胡寄南先生关系最好的可能是吴欢章先生。吴欢章先生原来是这个教材编写组的副组长，但不久前已经离开，去管外国留学生的工作了。
       事不宜迟，我问清了吴欢章先生家的地址，立即冲了出去。
       敲开门，吴欢章先生见是我，真诚地表示欢迎。但是，就在几秒钟时间里，我看到他脸上的表情变了，因为他发现了我脸上的表情。
       一种无从掩饰的悲痛和焦灼，能够立即被一双善良的眼睛感受到。吴欢章先生跨前一步握住我的双臂，急促地问：“小余，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
       听我说完，他拉我坐下，一边说着“别急”，一边却着急地搓着手，想对我作一点什么安慰。
       他想起了什么，走到一个极小的厨房里去了。这时我才匆忙地打量了一下，发现他只有一间房子，书房和卧室合在一起，壁上有满满的书架。他端着一个小碗出来了，里边盛了大半碗桂圆汤，这当然是他的妻子慧娟为他燉的。“只剩下这一些了，你喝了吧，别急，别急，我马上带你去找胡寄南先生。”
       我把那半碗桂圆汤一饮而尽，然后就跟他出了门。
       胡寄南先生的家比吴欢章先生的家宽敞多了，看得出来，他们确实很友好。
       吴欢章先生把我说成是他的好朋友，请胡寄南先生破例，在没有按脉、没见病历的情况下开个方子。
       胡寄南先生看了我一眼，用响亮却略带干涩的声音说：“这个例，什么人也不能破。不见病人，怎么开方?但是不要紧，今天先听我说几句，过一个时期好一点，再来不迟，我不怕传染。不仅把脉重要，观看脸色、眼睛、舌苔也重要，到时候再开方子。”
       我不断恭敬地点头，吴欢章先生也陪着我频频点头。
       点完头，胡寄南先生的话也停了。我用眼睛等待着他的指示。
       “记住，你父亲的病情，主要是湿，不是潮湿的湿，是中医里的那个湿，属于阴邪。字是一个字，意义不同，可看《素问》。你父亲，为了去湿，要多吃一种东西，不吃一种东西。” “多吃一种什么?”我急急地问。 “炒豆子”。胡先生说。 “什么?”我又问了一遍。 “炒豆子。就是把干的蚕豆炒了，不要油炸，只是炒。这种豆子，最能吸湿。” 我看了吴欢章先生一眼。 我发现，吴欢章先生也惊恐地看着我。 “绝不能吃一种东西，那种东西最湿。”胡寄南先生继续说。 “绝不能吃什么?”我问。 “苹果。记住了，不能吃苹果，、g口不是好东西。”胡先生说。 离开胡寄南先生家后，吴欢章先生对我说：“这不行，还得另外想办法……” 看来爸爸是没救了。 这事倒是怪不得胡寄南先生，他一没有看到病人，二没有看到病历，岂能乱开药方?
       十三
        我从胡寄南先生家里出来后，又赶到医院，医生已经停止一切医疗措施，爸爸也被移到了太平间隔壁的一间房子里，那里没有医疗设备。
       人的生命非常神奇，有时看来只是游丝一颤了，但只要不断，还有可能变成千条缆索；有时看来只剩残息半口了，但只要挺过，还有可能吞吐雷霆虹霓。爸爸在临终昏迷中飞荡出来的一缕魂痕到隔壁的太平间盘旋几圈后没有降落，居然又从门缝底下钻了出来，轻轻地找回了躯体。
       使他得救的奇迹，与一位中医师的边缘性实验有关。这位中医师好像叫姚鸿光(也可能我记忆有误，请原谅)，决心要找几个被西医作了死亡判定的病人，用中医拉回到重生的边缘。对爸爸这么一个极端性病例，连姚医生也只是姑妄一试，但他成功了。
       爸爸这次复生，除了姚医生外，还有意志的力
       量。
       爸爸的求生意志主要是放不下家人。
       但是，我们差点把他放下了。这事给了我很大的刺激。
       我来回奔波毫无效果，除了很多人见死不救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复旦离家太远。我把大半时间，都耗在路上了。
       爸爸病情还不稳定，妈妈身体也不好，我必须逃回市区，逃回学院。但到学院一看，全都准备着到安徽“开门办学”，我如果回来也得去，更照顾不着父母。这时，正好写作组那位曾在电话里劝我“坚强些”的老姚要我和小高一起去编一份鲁迅资料，我想只要不去复旦，在市区做什么都成，没想到鲁迅资料一条没编，就遇到了奇怪的《朝霞》事件。
       《朝霞》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的一本文艺杂志，由写作组的一位陈女士实际主管，倾向极左，质量不高，但还是给气势汹汹的“工总司”抓住了尾巴。先说是其中一篇小说影射“工总司”，又说有一位作者署名“林正义”是为林彪翻案(其实这是作者的本名)，扬言要来“踏平”编辑部。这事牵动上层，明暗斡旋，恶恶相咬，却把写作组吓了个半死。朱永嘉、王知常等人在极度惶恐中主张脱钩，陈女士很不情愿，却离开上海“养病”去了。“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当时已是党中央副主席，他的左膀右臂都成了上海市委的重要领导，谁见了这个阵势都会害怕。
       这里就出现了一件对我很不仗义的事情。朱、王等人为了脱钩，便想找一个写作组之外的年轻人去作脱钩过渡，心急火燎之中竟顺手逮住了我，却不向我讲清全部危险背景，只说是“工总司”一批人在捣蛋。当时“工总司”早已撑开架子叫成许多别的名字，例如“文攻武卫指挥部”、“总工会”等等，但大家还是习惯地统称他们为“工总司”。我当然也预感到这事比较凶险，但对一个设想中的情景非常好奇，想亲自观看一下：如果请那位叫做林正义的作者回家拿出户口簿，再到公安局找出自己的早年登记，一起放在那些冲击者面前，他们会是什么表情?难道还要冲击下去吗?按我的经验，上海戏剧学院的造反派再不讲理，遇到这样的物证也会轰然退兵。我觉得只要把这个起点性的事实摊开来，“工总司”一定会很尴尬。这么一想，便与一位姓许的青年工人一起去了。我们的身份很含混，好像是为那位陈女士做点联络工作的，但我们根本不知道陈女士在哪里，只知道“工总司”要来砸，写作组要脱钩，编辑部要维持。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没想到根本见不着“工总司”的人，只见他们的大字报贴得像进了一个帐子铺，密密层层，上面全写着“踏平”、“砸烂”、“捣毁”、“火烧”等等恐怖字句，黑森森的大字上划着一个个血红的惊叹号。
       整整三个月，编辑部在两位老编辑的领导下还在继续工作，我则在编辑部外面一间屋子里，顶着拂脸的大字报办创作讲习班，讲授小说和独幕剧的写作技法，一班接一班，每天把人塞得严严实实，就像人肉盾牌，提防着"2E总司”。说实话，那三个月，只要听到比较密集的楼梯响，我都会出一身冷汗。三个月后“工总司”斗争矛头别移，风声过去，陈女士回来重新视事，只说这几个月杂志出得“勿灵光”(上海话“不好”)，朱、王也没说一声感谢，就完了。后来我突然听说，这件事不仅王洪文亲自发了话，在上海的市委所有领导都有批示，全都严词批判这个杂志，“工总司”如果真来“踏平”，具有充分理由，但写作组居然全都瞒着我!
       不错，当时的写作组，在"212总司”面前是一个“朝不保夕”的弱者，但他们怎么能够把自身灾难悄悄地转押到一个年轻人身上呢?对此我怒不可遏，前去责问。朱永嘉说：“你年轻，怕你知道了紧张。”王知常说：“人啊，知道越少越安全。”我听了，转身就走。
       事后我想，我在这一事件中极有可能成为可怜的牺牲品，这些人到时候连自己也保不住，对我当然弃之如草芥，谁也不会来帮助我。但我，恰恰又连带着至今还背负一系列罪名的爸爸，后果必然十分严重。已经挣扎了多年的全家，还怎么活?
       像朱永嘉、王知常这样原先在本质上未必坏的历史学家，由于搭乘了一两个极端主义政治冒险家的风火战车，真是把自己的人生道路走窄了。
       后来，当他们终于遇到大麻烦的时候，我倒是没有落井下石。甚至，当大批真正的写作组成员竭力把问题讲得无比严重以求将功补过的时候，我这个曾经受到他们愚弄的人却坚持认为，写作组是一个编人政府序列的行政管理系统，而不是什么阴谋集团。它的问题，不会比当时政府机构里的其他“组”更大，肯定比“政法组”小得多，在文化领域，则没有专横的“工宣队”和骄宠的“样板团”严重，尽管“工宣队”和“样板团”在“四人帮”倒台后一直奇怪地没有成为批评的焦点。我还不避嫌疑，在《家住龙华》等文章中公开悼念被分配进写作组系统的知识分子，认为好人不管在哪里都是好人。
       我知道“文革”十年间不管是早期的写作组还是后来的写作组系统都有过比较神气的岁月，但我都没有遇到。徐企平老师、盛钟健老师等人曾经一再试图借取它的一丝须蔓，来拔救我的陷于大难的全家，也没有做到。我遇到的，恰恰是“工总司”拿着尚方宝剑刺在它喉口的那几个最可怜的月份，它却很不仁义地把我的躯体塞在剑刃边上。当剑头稍稍松开，我就走了。但是，后来环顾四周，只有我在为它讲几句公道话，尽管我那么不喜欢它。
       《朝霞》事件后不久，我就生了肝炎。是爸爸传染给我的吗?有可能。
       病情稍缓的时候，我在半隔离状态下写过一篇考证鲁迅佚文真伪的文章，消磨了一天时间。后来听说带头占领上海作家协会的工人造反派作家胡万春因两性关系问题被押解回工厂，心里有点暗喜，小高也讨厌这些工人造反派，兴奋地写了篇《走出彼得堡》来影射，认为工人作家的岗位在工厂，本不该到作家协会来作威作福。我觉得把胡万春比作躲进彼得堡的工人作家高尔基就太高了，便拿过来改了几句。胡万春当初用整版篇幅批判巴金先生，使得巴金先生和夫人萧珊女士不得不互相把报纸藏来藏去不让对方看到的情景，还在眼前。天道总有报应。
       为此，我还到武康路巴金先生家里去了二次，以为胡万春事件的发生会使他的处境好一点。但是，李小林告诉我，张春桥最近作了一个措辞残酷的批示，说：“对巴金，不枪毙就是落实政策。”张春桥当时在北京正得势。
       现代青年可能不太懂得“落实政策”这样的话了，如果翻译一下应该是：“对巴金，不枪毙就是宽大。”他把一个温和的作家放到了死刑犯的边缘，语气中充满了血腥。
       巴金的处境是一个文化信号。我听了李小林的话，心情和身体一样疲惫不堪。
       病情终于越来越重了，只得住院，然后在极左风声又一次突紧之时，逃离上海。
        十四
        从乱七八糟、无情无义的世界中逃到奉化半山腰的一所废弃老屋里，想念着隔了一道山的家乡。
       我有病，不能照顾祖母；祖母年迈，也不能照顾我。我只能躲在山这边，一心祝她再长寿一点，等浩劫过去，我立即把她接回上海。
       其实，这个时候，家乡正在发生一件真正的伤心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姨妈和益胜哥在我那次谈话后，关系融洽了一点，姨妈也去偷偷看过益胜哥的那位恋人。
       我因爸爸的病和自己的病，没有时间再去拜访他们。但是，姨妈的生活圈子太坏了，那个集中了上海小市民刁钻龌龊思维方式的群落，只三言两语就挑动起了姨妈心底原来就有的虚荣、霸道和机谋，使事情立即走向恶化。
       那个生活圈子，以中年妇女和老年妇女居多，其中还夹着几个老年男子，多数还是我们家的远房亲戚，竟然快速地织成了一张庞大的罗网，想方设法去搜捕并拆散益胜哥和他的女友。
       这种圈子，历来存在，但“文革”一来，社会失序，百业萧条，世态无聊，他们就更张狂了。
       益胜哥斗不过这些“长辈”，又生了病，便决定离开上海，回家乡养病。
       其实，这个家乡对他是陌生的。我小时候看到姨妈回乡探亲时背后跟着一个听不懂一句乡下方言的上海男孩，就是他，他与家乡的关系只不过如此而已。现在他要“回去”，真是走投无路了。
       我后来总隐隐觉得，他多少受了我给他讲的那个小镇爱情故事的影响。他实在厌烦了上海，希望有一天像那对夫妻那样能在家乡小镇间成家，正好妻子也做裁缝，两人每天在小河边进进出出。
       当然，他希望姨妈也能回去，摆脱那群无事生非的小市民，与他的女友成为一对关系亲密的婆媳。
       他是一个孝子，知道母亲为了自己而不再嫁人的苦心。母亲的决定，对他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这也正是他陷入悲剧的重要原因。
       他的至孝，宠坏了姨妈。
       但他现在，只得与女友分离，与母亲分离，与外公和小舅舅住在一起，过着贫苦又充满思念的生活。
       ——终于，上海那个小市民圈子的邪恶发展到了极点，那天，他收到了一个“远房亲戚”写来的信，信上说，他母亲由于他错误的婚姻选择，昨夜上吊自杀，幸亏吊绳滑落，现正在医院抢救!
       忠厚的益胜哥完全没有能力来面对这种“危机”，更不可能分辨信中消息的真假。他只有一个念头：“母亲死还不如我死”。当天服毒自尽。
       他伟岸的遗体躺在外公家的门庭里。四方乡邻都来围观，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自杀的原因。
       小舅舅十分悲痛，处理着全部丧事。外公失神落魄，脸无人色，张大眼睛看着门庭里的人群，不知言动。
       突然，他上前一步，泪如雨下，因为他看到了从高地地赶过来的我的祖母!
       我祖母平生从来没有到过外公家，虽然离得那么近。她畏惧过、探询过、救助过这个门庭，但正因为如此，她就不知道该怎么来跨进这一步。谁知，在八十多岁的时候跨进来了，为了益胜哥。
       她记得当年朱家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嫁人，一个嫁到了富贵的王家，一个嫁到了贫困的余家。她还知道，其实两家都苦不堪言，而嫁到王家的大女儿，却一直在暗暗地崇拜和仿效着自己：咬牙不再嫁人，把孩子拉扯大……眼前，就是这个孩子。
       祖母哭了，声音不大，泪滴很大。这是二舅舅后来告诉我的。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见到祖母哭过。连这次，也是听说。
       祖母哭完，向外公道别，由我二舅舅搀扶，一步步走回高地地。半华里，当年我妈妈下嫁余家的路，我祖母心中量过无数遍的路。
        十五
       我知道这件事后，悔恨不迭。我很清楚，在讲过那个小镇爱情故事之后，如果能再找益胜哥多谈几次，哪怕，多谈一次、两次，他也不至于走这条路。
       他会听我。
       而且，我相信，我也有能力把姨妈劝说过来。因为只有我，能够破解上海小市民的那些邪恶套路。
       但是，现在说这一些都为时已晚。
       我那时还蜷缩在奉化半山，读着一堆堆古籍。读累时会到窗口呼吸新鲜空气，却不知道从西北方向的山峦间飘来的云气中，有我亲人的泪痕。
       乡亲们后来告诉我，吴石岭北坡的坟地间最常出现的是一位上海老妇，过一些时候都要在一个新坟前悲泣半天，她大半时间已住在乡间。
       当然，这是我的姨妈。
       终于，背后有两只手扶住了她，轻轻地叫一声：“妈，回去吧!”
       这便是益胜哥的恋人，那位“小裁缝”。
       ——写到这里我还是没有忍住眼泪。对不起，我没有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你，我的伟岸而老实的益胜哥!
        第八章
        半山失踪
        一
        我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在“文革”期间因得罪造反
       派而被赶出了上海。在全国似乎又要“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当口上，他悄悄地潜回上海来看我。见我已经愤世嫉俗地躲在一个最多只有三平方米的白搭窝棚里很长时间，不见世人，不读报纸，他觉得不是办法，便许诺回浙江后设法为我找一处山间洞穴栖身。
       不久他寄来一封语焉不详的信，说找到了，要我立即到十六铺码头搭船去浙江，再由他领我去终点。
       我知道终点一定很偏僻，那个时代通讯还非常落后，偏僻就意味着难于寄信、收信。其实，当时上海家里也根本没有人收信。这么一想，觉得我这次告别等同于一次“失踪”。
       这样的告别使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悲怆。那天拎着一个网兜离家时，正好遇到家里最小的成员、我的小弟弟余国雨从“学工”的地方回来，我就要他送我到码头。我以前频频出行从不要家人来送，这次却要让这么一个告别变得稍稍隆重一点。
       余国雨虽然与我差了十多岁但感情很好，我放在家里的一些书都是他帮我保管的。在搭乘公共汽车去码头的路上我很想对他交代点什么，但一上车就看见一个身材瘦削的身影。这个人总是在我最烦闷的时候幽然出现，他知道我讨厌他，今天如果被他看见，他一定会从我去码头这件事与当前“阶级斗争大形势”联系起来，并以“见证人”的身份揭发点什么。我立即躲到余国雨身后，把提着网兜的那只手搭在头顶抓杆上，将脸遮住。结果，那个人下车后不久码头也到了，我什么话也没有对余国雨说。
       奉化大桥镇的半山老楼，正是盛钟健老师通过在本地文化馆工作的史洁英大姐和青年画家王利华先生好不容易为我找到的“山间洞穴”。
       那老楼蒙尘日久，处处朽败，史洁英大姐把楼梯半道上一间四平方米左右的亭子间的门打开了，那就是我今后的潜隐处。
       小室有窗，被山树遮覆。等盛钟健老师和史洁英大姐走后，我听着窗外传来的山风和鸟鸣，知道离喧闹的世界确实已经很远，深感满足。
       按照一般的生活标准，这里非常困难。首先，没地方吃饭。山下有一个很简陋的食堂，但一下一上要走很长时间，因此只能几顿合成一顿，基本处于饥饿状态；其次，找厕所也不容易，每天要在山间走不少路，如在半夜，又遇大雨，就有点恐怖。
       盛钟健老师当初设想，他为我找的地方即使万般不是，至少“有茶可喝，有书可读”。喝茶显然不可能，因为弄不到开水；但读书这一项，却超乎想象地满足了。
       原因是，这老楼原来是以蒋介石名字命名的“中正图书馆”。
        二
       这个图书馆一九二八年就造成了，先叫奉化县图书馆，一九三O年改名为中正图书馆。
       书籍主要来源于捐赠，蒋介石自己捐献了一百多种图书，地方绅士朱守梅捐献了《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另一位地方绅士俞飞鹏捐献了《万有文库》，后来图书不断增加，到抗日战争前夕已达到一万多册。这数字，作为图书馆的藏书，现在看起来实在不多，例如还远远比不上我一九八六年个人藏书最丰时的数量，但在当时，应该算一个不错的公共图书馆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当地的文化人怕这些图书毁于战火，一次次搬运到乡间躲藏，到抗战结束后运回，只剩下了八千多册。
       这样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在一九四九年政权更替之后当然不能保持原来的名字了，不久连“图书馆”这个名义也撤消了。事实上，以《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和《万有文库》为主干的藏书，到了处处都在“破旧立新”的新时代，实在也不堪实用，几乎无人间津了。
       幸好它长久无人问津，终于被人遗忘。否则，文化大革命一来，造反派红卫兵非得把这些书，连同这座楼，彻底烧个精光不可。当时连一个普通的国民党员都被斗得死去活来，怎么会让国民党总裁的图书馆成为漏网之鱼?
       但它终究成了漏网之鱼，漏在锈迹斑斑的封闭中，漏在树遮草埋的半山里。 好像，专在等我。 那天，楼下朝东的那扇门被轻轻打开，很快又关上了。楼梯上传来极轻的脚步声。我从门缝一看，一位清瘦的老者正慢步上楼。他走过我的门口，转个弯，继续上楼梯。到了二楼，他从衣袋里摸出钥匙，把那间朝南正房的大门打开了。他进了门，但没有把门关住。
       看来老大爷并不知道我住在这里。怕突然间吓着了他，我故意弄响了一点声音，老大爷听见了，从二楼的大门口看下来，我随即给他打了招呼，并告诉他是谁让我住在这里的。老大爷和气地点头，我也就顺便上了楼梯。
       楼梯正好十级。我在门口往里望，呵，满满一屋的旧书!老大爷邀我进屋，我坐下与他聊了起来。
       老大爷算是一名保管员，过几天来查看一次。在当时，看管这些旧书的意义谁也说不出来，有关部门只是让一个古稀老人有点事做而已，而老人也从来没有见到什么人来看书，因此听我谈起这间屋里所藏的那几部书，他很兴奋。
       一开始他随口介绍说；《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都是朱守梅在一九三O年捐献的。我说：“一九三O年捐献的可能是《四部丛刊》吧，因为《四部备要》要到一九三六年才出版。”老大爷眼睛一亮，看了我一会儿，立即走到书橱里翻动，然后告诉我：“你是对的，一九三六年，中华书局。”
       我为了进一步取得他的信任，又说：“中华书局是冲着商务印书馆来的，《四部丛刊》应该是商务版。”老大爷换了个书橱翻了翻，说：“你又说对了。看来中华书局后来居上，《备要》比《丛刊》好读，新式排版，干净清晰。”
       我说：“商务也有更新式的，你看这，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
       就这么扯几句，老大爷说：“你住在这里，这些书算是遇到知音了。它们也是可怜，抗战期间从这个村搬到那个村，躲来躲去，好不容易保存下来，却没有什么人来读过。蒋介石要蒋经国到这里来读书，蒋经国哪里有空，只是来翻过几回，匆匆来，匆匆去。”
       顺着这个话题，我提出了借阅的要求。老大爷一口答应，却只准我在这间屋子里阅读，连移下十级台阶，借到我的小房间里也不同意。他说，这是一九三O年就订下的规矩。我想，在这文化大革命的乱局中，他居然还在遵守一九三O年“中正图书馆”的规矩，既荒唐可笑，又让我尊敬。人世间总有一些不管时节、不识时务的人，正是他们对时间的漠视，留下了时间的一分尊严。 “那您几天来一次?”我问。 “如果你要看书，我天天可以来。”他说。 “这多麻烦您啊。”我说。 “不麻烦。我平日没事，在家里、在这里一样。以前没人看书我不来。你来看，我陪着高兴。”他说。
       以后，老大爷果然天天来，我也就能天天看书了。书橱旁的一个架子上又有一些非常实用的辞书，可以成为我的帮手。
       三
       正是那些密密层层的古籍，使得老楼离外面的世界更遥远了，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纯净。开始我以为这种纯净来自环境，一个月后觉得这种纯净来自文化，再过一个月又觉得这种纯净来自自己的生命了。
       忘了在哪一天，我把几册线装本小心地装回函套，插上玉签，推过一边，再把我写的几页笔记拢齐，拿起来在桌上顿了顿，放下，轻轻地舒了口气，闭一会儿眼睛。突然，一个有趣的想法闪人脑际：我从小就听说吴石岭半山里藏着古书，一直等着哪一天能看到它们出土，现在我不正是全部得到了吗?也是半山，也是古书，只是换了一座山而已!
       原来，“半山古书”不是一种秘藏，而是一种境遇。但是，既然从小听得，几成咒语，那么，我要万分珍视这个境遇。
       我下楼爬坡，到一个高处向家乡遥望，希望能看到吴石岭。但是，浅褐色的岚气间山峰很多，我认不出哪一座是吴石岭，但那最高的一座，估计是吴石岭南边的栲栳山。
       我目前在这个半山读到的古书，一定要比那个半山藏着的古书多得多。天下再神奇的传说，都比不过我们的人生玄机。或者说，传说是一种企盼，企盼中的结果总会落到企盼得最诚恳的人的眼前。
       现在我有幸成了这个人，“半山古书”的洞口打开了。我似乎领悟到，这是一种冥冥中的力量在安排我拔离污浊，参与一种神秘的预习。将来的很多事情，会与这种预习有关，会与这些古书有关。
       想到这里我有点惊慌。这片土地，还会有机会与古书有关么?
       因此，山下的世界，又隐隐约约地浮现在眼前。
       山下那个食堂门口有一个阅报栏。我走过时会习惯性地瞥一眼，瞥后又深觉后悔，好像目光的一端沾到了污秽，辜负了这半山清寂。从大字标题看，外面确实是在闹“批邓”了。阅报栏张贴的报纸中，有一份是上海的，有一份是杭州的，有一份是宁波的，大多数文章都离不开“批邓”，这比“文革”初期造反派的大批判更让人反胃。“文革”初期除了我家这样备受欺凌的族群之外，很多人还闹不清这场革命会带来什么结果，边喊口号边观望；这么多年过去，只要略有良知的人都已看清是非曲直，再闹大批判已近似耍泼，怎么还会有那么多人跟随呢?
       这种忿懑和感叹，在这里只是从心头一闪而过，因为我的心思早已埋落在千年之前。但是有一天，我那一瞥似被冻住，不能不靠近阅报栏细看一番。一个我知道的笔名，“石一歌”，一个多所高校的联合教材编写组，居然也在写批邓文章了。
       这种文章，无非是拼凑几句鲁迅的话来论述历史不能倒退。从阅报栏上看，现在似乎是全民都在这么做，但我内心还是很不舒服，猜测着那些教师们参与其事的原因。是不得已而奉命，还是有一两个人不甘寂寞?这一两个人是谁呢?金牙齿肯定是，另外还有谁?想了一阵，毫无头绪，也就让山风把种种想头吹走了。
       我在山路上边走边想，脚下是飘落的树叶，踩上去软而无声。但是有几段山路未被树荫遮盖，飘落的树叶被阳光晒干了，一下脚便发出很响的嚓嚓声，阻断了四周的蝉鸣。
       四
       我在奉化大桥镇潜隐的这座山，叫锦屏山。身体稍好时，我会爬到山顶，山顶有一个亭子，叫“望乡台”，不知有何典故。山径空无一人，无处可问。
       站在望乡台上我想，奉化倒是一个不断被“望乡”的地方。台湾很多老人，一直把这里当作遥望的对象。不久前，八十九岁的蒋介石先生病逝台湾，灵柩暂歇慈湖，只是因为那里的山水近似奉化老家。此刻奉化异常安静，草树无风，云停雀噤，包括我正悄悄蛰居着的这座老楼，也默然颓然。是啊，我怎么正巧在这个时间蛰居在以蒋介石名字命名的老楼里呢?这些天他的游魂飘然返乡时也许曾一再地在这座老楼里停驻?他的去世，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所谓一个时代的结束，那就是组成那个时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彼此之间无论是终身伙伴还是终身敌手，都会在差不多的时间离开世界。风云时代终于被岁月本身过滤，只剩下风烛残年的单纯。今天的我，正攀援在思乡老人的单纯里。
       山下的食堂也尽量不去了，买一些最便宜的干粮充饥。发现半山有一处山溪清洌，散步时总带个杯子到那里喝个够。这是因为，看书一投入，连下山、上山的时间都舍不得了。
       一天傍晚，听楼下有急促的敲门声，下去一看，见是史洁英大姐和那位本地画家王利华。他们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不知会不会波及浙江，这楼太老，万一来了地震难免坍塌，因此要我搬到他们所在的破庙中去住。“当然破庙也不安全，但毕竟只是底层，逃起来方便。”
       因为完全不知相关情况，所以也没有犹豫的可能，立即听从他们的意见，提了一个网兜去破庙了。白天，还是到老楼看书。老大爷仍然每天来陪我。有一天他还提了一袋家产的水果到破庙来看我，算
       是正式拜访，尽管我们在老楼天天见面。这是已经被我们这一代生疏了的老一辈的礼数。
       老大爷多次问我：“这么枯燥的书籍，你年纪轻轻怎么钻得进去?”
       我说：“只要钻进去，里边就不枯燥了。”
       确实，中国古籍浩如烟海，但只要人得其内，便能发现诸多门径。即使是称作“备要”的书籍，也要懂得区分其中的基元典籍和衍伸学说，然后明白何处专攻，何处精研，何处泛读，何处浏览。以我的经验，寻找区分的界线，便是充满兴趣的一件事，因为基元和衍伸常常混杂，即便区分清楚了，又会发现基元之中还有基元，衍伸之外还有衍伸。这样阅读，一路探询结构，步步都有发现，自身的思维与古代的典籍相与斡旋，事半功倍。
       后来才知道，正是这个时期，外面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政治斗争。在周恩来去世、邓小平下台、毛泽东病重的情况下，文化大革命的“大轴子戏”，正以特别怪异和凶险的方式一幕幕展开。所幸我在山间，什么也看不到。
       终于，哐啷一声，天下一抖，所有的人都明白，事情要告一个段落了。
       自从我从两个山民口中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好像一个决定大家命运的重要人物去世了，便立即提起网兜离开了那座楼、那座山，为的是急着要看看，全家的命运是否会发生变化。
       那天走得何其匆忙，下山时甚至没有抬起头来再看一眼这座留下了我关键“学历”的半山老楼。
       我几乎是气喘吁吁地小跑着，下山、等车、找船，急急地赶回上海。我不知道今后将会遇到的，是更大的灾难，还是别的什么。对全家而言，我已经“失踪”太久。
       后来才知道，半山老楼是一个终点，又是一个起点。前面，一段完全不一样的历史，等着我，等着中国。
       第九章
        隐秘的河湾
       一
       历史，虽有庄严的面容，却很难抵拒假装学问的臆想、冒称严谨的偷换、貌似公平的掩饰、形同证据的伪造。它因人们的轻信而成为舆论，因时间的易逝而难以辩驳，因文痞的无耻而延续谬误，因学者的怯懦而知错不纠。结果，它所失落的，往往倒是社会进程中的一些最关键的隐秘。
       尤其是历史转折时期的隐秘，更其复杂。这是一个最容易被人们忘记的时期，因为不管用转折前还是转折后的坐标都无法读解它，而无法读解就无法记录。
       历史的转折处大多并不美丽，就像河道的弯口上常常汇聚着太多的垃圾和泡沫。美丽的转折一定是修饰的结果，而修饰往往是历史的改写。
       我生有幸，经历了好几个历史转折。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七六年冬天至一九七八年冬天这两年。
        二
       爸爸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却有很多朋友来访。他对他们，都很冷淡。这一点，与后来很多小说、戏剧描写的劫后重逢的喜悦全然不同。有时，我也依稀听到几句他们之间的对话——
       “老余，那次批判会上的发言，是造反派强要我……”
       “都过去了。这十年你也不容易……”
       只有祖母还绕在那个问题上转不出来，那天终于问我爸爸：“你到底什么时候认识刘少奇、邓小平、陈毅、陈丕显的?”
       爸爸说：“我连一个区长都不认识。”
       对于这样一类的常识性陷害，整整十年，那么多朋友都沉默着。我终于明白，爸爸为什么能原谅那几个造反派头头，却无法原谅那些朋友。
       朋友应该知情，知情应该发言，在那么长的时间内说几句平实的公道话并没有太大的风险，而对当事人却是救命绳索。此刻灾难过去，他们现在正合力声讨那几个造反派头目，爸爸则背过脸，为晚年选择了孤独。
       那天家里只有我和祖母在，听到敲门声。迎进来的是一腔安徽口音，两位先生来为我的屈死了十年的叔叔平反。他们高度评价了叔叔，又愤怒批判了他们单位的造反派，希望祖母能够“化悲痛为力量，加入新长征”。
       我看了一眼祖母，突然发现，她眼里居然涌动着恰似一个年幼女孩被夺走了手中珍宝的无限委屈。此刻，祖母已经八十四岁。
       老人的嘴唇抖动着，问：“他第一、第二次自杀后救活，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
       没有回答。
       过了好一会儿，来人说：“老太太，这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没有经验，等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
       “你们还要摘?”祖母问。
       “嗯。”
       “什么时候?”
       “再过七八年吧，主席说过。”
       听说七八年后还有文化大革命，祖母算了算我爸爸的年龄，便把目光投向了我。
       我立即笑着回答她的目光：“放心吧，阿婆，我比爸爸和叔叔都要强硬。”
       我知道，对于十年蒙冤的爸爸和三度割脉的叔叔，我没有资格说这句话，却想借此对这位真正强硬的尊长作一种保证。我估计她会嘲笑我。
       没想到她轻轻一笑说：“这我早就看出来了。”
       “凭什么?”我惊喜莫名。
       “凭你一个人离开上海，在没吃没喝的荒山上住那么久。有一股狠劲。”
       我笑了，“吃喝还是弄得到，山也不荒。”
       
       三
        就在这个期间，我接到通知，到上海大厦见一位重要人物。他叫车文仪，原是海军政治部的文化部长，“四人帮”倒台后，他随海军最高负责人苏振华接管上海，担任了上海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因此不管就他的老职务还是新职务，大家都叫他车部长。在一场涉及全市的清查运动中执掌指挥大权，他当时在上海的影响力可想而知。
       我家当时住在江宁路、海防路口，到上海大厦要搭乘十九路无轨电车，再走一段。
       出家门见隔壁一位同龄人与我客气地打招呼，这在几个月前还不可能，因为他是工宣队员。
       居民委员会办的黑板报里，上面有一排“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标语是用红油漆写的，还在，但底下用粉笔写的两个口号“粉碎四人帮，批判邓小平”，后面那个已被路人用手指头涂花，只能勉强辨认。
       十九路无轨电车开得很慢。
       那年月，大家脾气都爆，那么挤的车，难免谁踩了谁，谁撞了谁，于是就互骂。骂的结果总是一样：先由一方恶狠狠地提议到下一站停车时下车打一架，叫“对开”，对方当然高声同意。对于这种决斗，其他乘客都抱着热烈鼓励的态度。如果互骂几句还没有达到这个结果，周围往往一片怂恿：“对开!”“对开!”
       两个人在车站下车后对打时，车子会停一阵，不是等他们打完上车，那是不可能的，而是让满车期待已久的乘客一饱眼福。
       只有在发现提议“对开”的对手是瘦老头的时候，这方的态度才会缓和下来，因为代代相传，“路边瘦老不可惹”。当然不是为了尊老，而是害怕瘦老身上极有可能暗藏的功夫。
       上海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很值得称道，那就是不能在车上“对开”。公开的原因是怕伤及无辜，私下的原因是施展不开手脚。因此，如果有两个年轻人在车上打起来了，全车都瞧不起。这种风气全市普及，使车上显得很安全，不必担心横拳飞掌擦面而过。
       我当时乘公共汽车最感担心的，是怕车上有窃贼。不是我怕偷，而是怕他们偷了哪个人后整个车子开到公安局，每个乘客被搜身。这会耗费很多时间。
       这样的事情，当代上海的新市民已经无法想象，但在那时，却是家常便饭。如果车上有一个人突然尖叫一声：“售票员，我的皮夹子没了厂接下来的情景就非常公式化了。
       “里边有多少钱?”售票员问。
       “十元！”失主回答。
       “好，每站不停，开分局广售票员立即作出了决定。他所说的分局就是某个区的公安分局。
       车上有几十人，在那贫困的年代，大家都觉得这十元人民币是一笔财产，对车子不停站直开公安局毫无异议。这车上，很可能有即将上课的教师，手握大把门票的运动场管理员，急于开刀的医生，但是，没有谁想到要阻止这个行动。
       如果有一个乘客对此稍露不满，哪怕是说“老娘有病，在家等我”，全车的目光都“唰”地对准他，把他看成是试图逃脱的窃贼嫌疑犯。
       于是，每个人都要装扮出坦荡从容、满不在乎的表情，到公安局接受搜身。在伸起双手来的时候，还笑容满面。
       所有的人只想着表白自己没有偷，不仅对自己和别人的权利、尊严毫无兴趣，甚至对于真正的窃贼也没有气愤。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夜间，车上几个聪明人就会向售票员提议，把车厢的灯关闭一下，让那位错拿了别人皮夹子的先生有机会把皮夹子扔在地上。这种提议很容易通过，等车灯一闭一开之后，果然有乘客大叫，他脚下有皮夹子。这是提议的先生扔的，大叫的先生扔的，还是别人扔的，谁也不感兴趣。
       有的只是自我洗刷。
       这样的事，在十九路无轨电车上经常遇到，因为这路车从宜昌路到提篮桥，都是当时的贫困地区。
       幸好今天没有遇到，否则，不知拉到普陀分局、静安分局、闸北分局还是虹口分局，赶不上车部长约定的时间了。
       但是，由于在车上想到了上海人的围观起哄心理和自我洗刷心理，我对正在开始的清查运动担忧起来。
       四
       不高的个子，花白的头发，浑身的精力，车部长一见面便称赞我那篇谈鲁迅佚文的论文。我说，原文会更好一点，被人改了。他说，在那种形势下还写学术论文，是一种勇敢。
       谈话刚开始就被电话一次次打断，后来他干脆把我从会客室拉进办公室，在他接电话的空隙中交谈。一听就知道，电话多数是新任上海市委书记苏振华本人打来的，这天他俩在反复通报着一些正在从北京调入的高层干部的情况。
       从交谈中得知，他对我在“文革”十年中的经历了如指掌，并备加赞许。是谁告诉他的呢?我好奇地询问，他神秘地说：“我有多头情报。”
       我首先猜测是海军方面。由于老朋友张攻非的关系，我在灾难中结识了一些海军高级官员，就连后来担任过全国海军参谋长的安立群将军，那年月也总是把吉普车停在我们秘密聚会的老大沽路上的一条陋巷口，与我们一次次讨论着在风声鹤唳的寒冬间的行为选择。而车部长，正是来自海军。当然，“情报”也可能来自我所在学院里的一些高干子弟，也可能出自车部长他们接管上海几个月来的调查。
       他这天找我，是问我对上海宣传文化系统清查运动的意见。
       我说：“能不能只搞清查，而不搞运动?”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会儿，终于点了点头，说：“我大致懂你的意思，但运动看来是免不了的了。”
       我说：“那就要请您紧紧掌舵，不要放过真凶首恶、重大事件，但必须警惕有人胡乱指控、颠倒轻重。我已看到大量让人担心的迹象。我们国家有一批永恒的运动积极分子。”
       车部长同意我的意见，动员我担任写作组系统文艺组的清查召集人，由他负责向我所在的学院打招呼。
       我说我不想担任任何职务。
       他说，这算什么职务呀，很快就完成了。今后担任什么，我们从长计议。
       我怕再推下去他会笑我把小差事当作了大职务，就不再吱声。
       最后握别时他问：“你的名字是笔名吗?”
       “不，真名。我从来不用笔名写作。”
       “谁取的?那么有诗意?”
       “不识字的祖母。”
        五
       不久之后车部长在康平路市委大院内有了自己的住宅，便邀我去做客。他的书房满壁图书，面对小小的草坪，我们坐着喝茶闲聊，他已把我当作朋友。
       我每次到他家去，都会在他的书架前站立一会儿。那是典型的中国干部藏书。比较堂皇的是马恩
       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再有历年的《人民手册》，这些加在一起，已经占了书架的绝大部分。车部长与其他干部不同，还加了一套《鲁迅全集》和《辞海》(未定稿)，证明他有一定的文化取向。
       他后来一次次找我，主要是讨论上海能开放哪些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本来这事跟着北京走就是了，但他想稍稍走得比北京快一点。我相信这事他还会与别人讨论，只希望我能预先给他讲得细一点、全一点。这种谈话今天回想起来还十分享受，却是任何在正常情况下生活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了。文化大革命几乎禁绝了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现在拨乱反正，理应果断解禁，但像车部长他们一代人却很难下这样的决心，生怕在哪一点上出了问题，因此要一部一部“过堂”。让我暗自喜悦的是，每说通一部，便是一部伟大作品与一座伟大城市的重新见面。尽管这种见面是迟早的事，但总是早一天好一天。
       首先我用的办法是抬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只要他们提到过的欧洲经典名作，都立即开放。这对车部长这样的老干部来说，最具有“通过”的说服力。于是从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到贝多芬，都满城绿灯。
       然后，麻烦的事情就来了。一些戏曲片能不能立即开放?例如越剧《红楼梦》和黄梅戏《女驸马》，还有一些新进来的外国片如《音乐之声》，是内部放映，还是公映?所有这些简单问题的难度全在于，批判文艺作品中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外国死人”、“封资修”最强烈的，是毛泽东主席。
       最先开放的是越剧《红楼梦》，理由也只有一条：毛泽东喜欢《红楼梦》。记得这部片子的“复映”活动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几天下来，真可以说人山人海、一票难求。
       其他很多传统作品，要开放也必须获得解释。我发现，对车部长他们，要听的只有政治解释。有一次我把几部作品解释为“在封建主义外表下的反封建作品”，他一听很高兴，觉得找到了一种说服别人(主要是说服比他更大的领导而不是一般观众)的“理论技巧”。后来我还听他多次在大会上作过这样的解释。
       说完这些事，他会顺便问一下：清查工作怎么样?他对此好像已经没有多大兴趣，因为一些重点的清查对象早被市里隔离，面上的清查在他看来只要“扫描”一下就可以了。
       我终于鼓起勇气说：“车部长，我觉得‘文革’中最糟糕的有两个阶段，一是‘文革’前期的造反，二是‘文革’后期的批邓，至于中间那一块，由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工作，情况很不一样。现在的清查，恰恰是不碰造反和批邓，有可能产生是非颠倒。”
       “这里有一个原则问题。”他的态度突然严肃起来，“这两件事都是毛主席号召的，我们一定要谨慎。触及毛主席，怎么也不行!”
       他看我有点沮丧，笑了笑，说：“我知道你既拒绝了造反，又拒绝了批邓，所以对这两件事特别敏感，这可以理解。但这两个口子一开，牵涉的面就大了。就说我吧，包括我们这次一起到上海来工作的领导干部们，绝大多数都参加了批邓。至于造反，也很难说没参加。部队里的是非是看跟谁，但一开始不管跟谁，都以造反的名义。”
       六
       有一次见面，我发现他情绪奇特，像一个受委屈的孩子。
       他先问我，有没有听到上海民间的一个传言：“车文仪，车文仪，把上海的文艺‘车’走了!”
       我问：“什么叫‘车’走了?”
       他说：“就是说我用大车把上海的文艺拉走了!上海没文艺了!全是我的错!”他说得有点激动，然后还轻声补一句：“真不像话，在别人的名字上做文章!”
       我笑着说：“电影、戏剧、书籍都开放了，看还看不过来，怎么能说‘车’走了呢?”
       他说：“是几个作家说的，其实是说我没有给他们发奖、拨款!”
       “作家?”这让我有点奇怪。
       “还是革命作家，部队来的，”他说，“资格比我还老。”
       这下我就知道他生气的原因了。上海有一批资格很老的革命作家，在他们眼里，车部长至多是一个文艺爱好者。车部长来上海，按礼节也应主动拜访这些作家，表示尊敬。于是这些作家有了一种“心理预设”，认定车部长必定站在他们一边。然而问题是，这些作家互相之间都不买账，在“文革”中虽然一起受难，但也有互相揭发的事端，到了“五七干校”劳动，也曾互相批判过。他们都有证据证明对立面作家在“文革”中丧失了立场、出卖了战友、伤害了文化，于是纷纷把材料送到车部长处，结果，车部长只能两头灭火，两头得罪。我听下来，他也有一点个人倾向，但正是这种个人倾向，引起了另一拨人的强烈反弹。反弹的方式是以资格老的革命者身份来训斥资格浅的革命者，外带以著名作家的身份来训斥文艺爱好者，车部长怎么受得了?怎么不委屈?
       “他们也不想想自己不光彩的事情!”车部长说，“自从清查以来，我这儿收到揭发他们‘搞腐化’的材料就是一大堆，我昨天还收到一份揭发，说那个作家骗女孩子，光自己标点符号的稿费就够经常请客吃饭的了。你听听，把写作当作‘搞腐化’的资本了……”
       车部长所说的“搞腐化”，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明白了。在当时，这三个字就是借指淫乱事件，十分通用，甚至司法文告、干部处分决定上也这么写，直到很晚才被诸如“不正当的两性关系”等提法所代替。
       其实在民间，分不清词语的褒贬，连“正当”的关系也算。我曾看到一个中年人的有趣回忆，当年他与未婚妻谈恋爱，一度手脚失度，未婚妻正色道：“搞腐化，只能在正式登记之后!”
       今天车部长所说的“搞腐化”当然是指非正当的。他的由衷愤怒使我更明确地意识到，清查运动实实在在有点走歪了。即使不算生活作风问题，仅从政治节操而言，那些作家也很可能在“文革”十年间干了一些不光彩的事，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在总体上是被打倒、被羞辱、被抄家、被剥夺阅读权利和写作权利的可怜群体啊。
       他找我倾诉，证明他个人对我的信任。因此，我明知他不愿意听，还是又一次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了。
       我说：“车部长，其实这些作家，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他们在‘文革’中的许多行为，也是被迫无奈。因此说来说去，还是要算‘文革’的这笔总账。清查的大方向，应该……”
       车部长知道我会说什么，立即把话插了上来：“今天不谈这个了吧。”
       但我还是很不识相地加了一句：“说真的，据我的观察，清查这样搞下去，有点近似于瞎子摸象!”
       “什么?瞎子摸象?”他立即不高兴了。我一直不知道我所说的这个成语为什么会如此深深地刺痛他，因为他后来在几次报告中都反复提到：“有人说，上海的清查是瞎子摸象，请问，谁是瞎子?谁是象?”我甚至感到，这四个字，就成了我和他中断友谊的关键所在。
       他面无表情地站起来，拿起墙角的热水瓶，给我的茶杯加水，又给自己的茶杯加水，一直不说话。
       他又恢复了部长的尊严。过了好一会儿，他用冷静的口气说：“‘文革’再有问题，也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直接领导的。上海的清查不是没有大方向，一是要清查反对毛主席的言行，二是要清查反对周总理的言行，三是要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
       按照语言逻辑，我本想说，这里所说的“反对”、“言行”和“牵连”都太宽泛，缺少限定。作为政策实施，至少要举例说明。但看他的脸色，我没有说。
       那天告别，彼此都有点矜持。
       我知道责任全在我：瞎子摸象。
        七
        半个月后，我接到通知：暂停文艺组清查召集人的职务一段时间，先把一封信的事情说清楚。
       一个姓王的材料组成员悄悄告诉我：“车部长说了，你在‘文革’十年间表现良好，这封信如果真有什么问题，说清楚就可以了，不要揪住不放。”
       但是，要说清楚这封神秘的信，实在不容易。
       一开始他们就告诉我了：我的这封信，是写给一个叫房佐庭的人的，因此有人说，有“打小报告”的嫌疑。
       房佐庭是当时一个老干部马天水的秘书，这我听说过，但我根本不认识他，连名字的这几个字是不是这样写也不清楚，怎么会给他写信呢?
       材料组的人见我想了好些天也没有想起来，终于决定提醒：“那封信，是为了沈立民的事。”
       “沈立民?”我一下想起来了，而且全部想起来了。
       这个名字，把我带到了“文革”中在农场劳动的艰辛岁月。
       我前面说过，那年我带领伙伴们用身体填堵决口，最后被拉上堤岸时全身已经冻僵。幸好，那天宿舍里留着一个身体极弱又患眼疾的病号，他就是沈立民。
       沈立民见状，立即把我们一个个按在床上，端着水来挨个儿擦身，擦完身，他又用双手狠命地搓我们的四肢，搓完这个搓那个，忙来颠去，直到我们一个个睡着。
       从农场回到上海后，他眼疾加重，几乎成了瞎子，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工作。有一天他摸着墙壁找到我家，把我吓了一跳，连忙搀扶住他，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忙。他说：“你有没有办法通过任何一家报社，转一封我们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给上海分管工业的老干部马天水?”
       我问信中说什么事，他说主要是不满意他们的车间主任。
       我说报社信函太多，容易遗失，还不如从邮局直接寄。我听说过这位老干部的一个秘书名字，就寄给他，试试看。他说好，就把那封集体签名信摸了出来。我一摸，觉得信写得太长了，建议由他简述几句信的内容，由我记录并加上自己的签名，放在全信之前，算是对他的帮助。
       这事不到五分钟就做好了，我就扶着他，找附近的一个邮局寄走，然后送他上车。
       材料组的人听我说完，点了点头，表示事情的经过与他们已经去找过的沈立民的叙述完全一致，但又补充说：“问题是马天水真的收到了这封信，还作过批示。现在他出了问题，这事也就成了事儿了。”
       “但无论如何，这是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啊!”我说，“他们给市政府分管工业的领导人写信，说说车间主任的事，怎么就成了‘小报告’?他们前几年怎么知道马天水后来会犯错误?”
       材料组的人说：“事情清楚了就好。”
       我想，事情总算过去了。这件事，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瞎子摸象”这个成语的含义，到时候还要与车部长辩论一番。
       我猜，车部长知道真相后一定会哈哈大笑，然后问我：“你说，那位失明的残疾人是摸着墙找到你家的?”
       我点头。
       于是他调侃自己：“那就对了，他是瞎子摸墙，我是瞎子摸象!”
       谁知，一切都不如我的预想。在这样的政治运动中，一个人只要有一个小小的疑点被审查，立即就会引来大量的揭发信。这就是政治运动中的所谓“黑子爆炸”效应。
       一个月后，我被通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说清楚。
       八
       我见不到车部长了。出现在我眼前的是另一位老人：冯岗先生。
       冯岗先生是一位资深的文化官员，上海老一代新闻界朋友都知道他。他代表领导部门找我谈话。
       我以前没见过他，却早就知道他，因为他是我的同系不同班的同学冯慧的爸爸。听说在“文革”中也受过很多苦，后来也进入了写作组系统。清查运动开始以后，写作组系统中像冯岗先生这样的老干部都全部成了清查领导成员。他们手下有一批“骨干”和“积极分子”，实权在那些人手里。
       冯岗先生自己是文人，又经常被审查，再加上秉性善良，因此见我的第一眼就充满了同情。
       握完手之后，他又把另一只手合过来，捧着我的
       手好一会儿，这是他不出声地表达同情和关爱的办法。他在请我落座前又亲自将那把本来已经摆得好好的椅子搬移了一下，扶着我的肩膀让我坐下，然后又给我泡了一杯茶。最后，坐定，他才长时间地盯着我，轻声问一句：“弄清楚了没有，怎么被审查了?” “总不会还是那封信吧!”我说。 “你啊!”他说了声，摇摇头，不再说话。
       看得出，他在犹豫，要不要今天就“启发”我。也看得出，他终于下了决心。
       他把自己的椅子往前顿了顿，问：“你，有没有——防扩散的言论?”
       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所谓“防扩散言论”是指议论毛泽东主席的言论。这种言论一旦有人揭发就严封密裹，连一般专案人员也不可偷看，哪个负责人看到了更是严禁复述，如果复述，他也犯了罪，因此叫“防扩散”。这种案件的麻烦就在于不可复述，很多人被关押审查了十年，人们也全然不知道他到底说了什么话。
       我的脑中轰然一声，自知陷入了一个黑洞。
       我在这方面自然说过一些话，但哪几句被揭发了呢?如果交代得多了，不是增加了黑洞的深度?在此我要深深地感谢冯岗先生，他以违反清查纪律的方式，“启发”出了我“议论”毛泽东主席的两句话。
       冯岗先生还建议，把产生这两句话的思想过程写一下，有个“缓冲”。我照他的意思，写了一份思想汇报。
       从此，从车部长开始，上海宣传文化系统一次次清查工作动员报告中，都有了一项“有人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法。开始我还以为是在说别人，有一次报告正说到这里，遇到了冯岗先生闪电般投来的目光，我一怔，心想这就是说我了。冯岗先生瞥了我一眼，是好心地观察我是否经受得住。
       成了全市典型，事情就很不妙，据报道，前不久有的省还在处决“反对毛主席”的人。我有点担忧了，便向清查组提出，那份思想汇报记忆有误，需要补充修改。修改时，我把“毛主席对‘文革’错误应负很大的责任”改成了“应负相当的责任”，以为“相当”有弹性，定案会轻一点。但正是这个改动，又使我成了清查运动中“态度不好”的典型。
       “其实我是随口说，哪里记得是说了‘很大’还是‘相当’。那个揭发的人，就能保证?”我对冯岗先生抱怨。
       “那你一开始就交代‘相当’，不就好了吗?”冯岗先生说。
       “一开始的交代是你启发出来的啊!”我说。
       “这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冯岗先生紧张了，“哪儿也不要说，隔墙有耳。”
       我说：“你是我的长辈，你说，毛主席对‘文革’错误难道不应该负很大责任?”
       “这些只能心里想想，不能说出口。”冯岗先生说。
       “那么，你估计，他们会给我定个什么罪?”我问。
       “这要看中央今后有没有新提法。凭我的经验，不太乐观，你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你的另一句话倒是可以辩解的，辩掉一点好一点。”他说得非常知心。
       他所说的“另一句话”，也是由一个人揭发，又由他帮我“启发”出来的，就是我曾在一个场合上说：“毛主席去世的时候我没有流泪，更多的是思考。”这也被上纲为“反对毛主席”。
       “怎么辩解?”我问。
       “你可以辩解，说我在思考中国没有了毛主席，该怎么办。”他说。
       我感激地点点头。不是感激他的主意，而是感激他的好意。
       每次谈话，我总是要在他面前大骂那个揭发者，边骂边观察他的表情，借以来判断揭发者是不是我心中猜测的人。他只是不断重复：“遇人不淑啊!遇人不淑啊！”
       九
        终于有一天，冯岗先生把我找去，不关门，一边故意大声地说：“你也太骄傲了，连这样的报告也不听!”一边用手推给我一张纸条：
       X X X同志：
       昨天下午的毛选五卷辅导报告和学习
       动员大会，余秋雨中途离场，到结束还没有
       返回，整个过程都没有请假。他的这种态
       度，与他平时的一系列言论直接有关，我建
       议进行严肃的教育。
       纸条下端，是一个署名。我一看，果然是他。直到二十几年后这个名字还在报纸上频频招惹我，我一直不理，只因为不想从我的笔端写出那三个字。
       当时，冯岗先生像是不经意地点了点那个署名，又用手指弹了三下。署名下面的日期，是几个月前的，那正是我被宣布“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说清楚”的时候。
       冯岗先生说：“骄傲很害人。军人作报告，知识分子中途离场，能不发火?你是两项揭发并发，才出了问题。”
       这下我愤怒了。那天下午的事我还记得，听报告时我右边坐着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陈先生，不知怎么他突然吐血，我和一位叫奚启新的年轻人一起把他扶了出来，本来要送医院，陈先生说这是老毛病，家里有止血药，我们两人就相扶相持把他送回了家。那时还没有出租汽车，换了两路公共汽车才到他家，赶不回来听报告了。让我气愤的是，那个写纸条的人就在边上，完全知道我们为什么中途离场。
       由此，我也大致推测到了他突然被重用的原因。
       本来在“文革”中，凭他与编写大学教材毫不相干的奇怪身份，凭他与上海几个工人造反司令的接触，我一直怀疑他在教材编写组中担负着某种耳目的角色。后来批邓前夕我称病回乡，在去十六铺码头的公共汽车上也见到过他的身影，便立即遮脸，只怕他看到后揭发我没有病容，是故意逃避。真想不到时至今日，白云苍狗，斗转星移，揭发的还是他。
       我对冯岗先生说：“你终究会明白，他是什么样的人。”
       冯岗先生平静地答道：“你几岁?我几岁?”
       十
       当时的我，不怕受难，只怕受气。
       不像现在，连受气也不怕了，甚至连气也不受了。
       那天从冯岗先生的办公室里出来，我显然是气坏了，满眼都是一个镶着已经发出铜绿的金牙齿的似笑非笑的瘦削面影。
       他沉默寡言，满脸老实相。你如果拿着他写的那一叠揭发材料去责问他，他一定先表白是“响应党的号召”，没有个人恩怨；然后再谦虚地声明自己很可能听错、记错，诚恳欢迎被揭发者指正。最后，他希望你也能揭发他，大家一起正视历史，轻装上阵。
       听起来句句都对，但正是这样的柔软词句，呼唤出了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无数血泊荒坟。
       人一被气愤所裹卷，就很难注意周围的一切，我突然发现，已到家了。是怎么上车、下车、买票、换车的呢?竟全然不知。
       抬头看我家二楼的阳台，依然是那丛蓬勃的夹竹桃。祖母没有像往常那样，站在那里看街景。
       想起祖母，我觉得应该平一平心境，便不进家门，先到昌化路、安远路绕一大圈。告诫自己，绕圈时决不能去想金牙齿的事，把气愤在小路上甩干净。
       绕完圈，我笑眯眯地上楼，见祖母，叫一声。祖母正在叠衣服，先应声，同时抬头看我一眼，又低头去叠衣服。但她的头又猛然抬了起来，叫我的小名，让我走到她跟前，看着我。
       我口气轻松地问她叫我有什么事，她轻轻摇了摇头，说：“不对，你今天有心事。”
       这怎么看得出来呢?她刚才只扫了我一眼啊，于是我问。
       祖母说：“你的心事我看不出来。我只看到，今天你有点硬装高兴。这就有事。”
       祖母这么说具有充分的权威性，因为她一生面对过太多的灾难，又抚育过太多的子女，最清楚从孩子们的脸上读出灾难的最初消息。当年，我的伯伯、叔叔、姑姑们遭受危难时也会强装着笑容来看望她，她太熟悉这种笑容，所以一逮就着，岂能逃遁。
       ——仅仅想到这里，我心头的堵塞就去了一大半。我至今所承受的一切，哪能和此刻眼睁睁地看着我的这位女性相比?她，活在世上八十五年，仿佛就是专门来领受灾难的，于是也仿佛是专门来嘲笑灾难的。她亲自送别过几乎所有的子女，只剩下我爸爸，而我则是爸爸的大儿子，注定要继承她一辈子领受灾难、嘲笑灾难的命运。
       我有能力继承吗，看我这副遇到了一点事情就义愤填膺的样子!
       “其实前几次你回家我已经看出来了。”祖母说，“我不问。你们的事我也不懂。懂也不问。因为烦心事不能多说，说一遍就长一份，帮了它。”
       我点头，真像是在倾听金匮秘语。
       “遇事只往底里想。”祖母说，“它到底能把我怎么样?真的怎么样了又能怎么样!能关我吗?你爸爸关了那么多年，也过来了。能饿我吗?我们全家饿了那么多年，也过来了。别的还在乎它什么厂
       “我只是有点气。”我已经说不响亮了。
       “我知道，气恶人太恶，气世事不公。其实都没有什么好气，恶人当然会恶，世事从来不公。最大的不公，你气都没法气。你看我十个孩子死了九个，都死在我前面，我去气谁?”
       很雄辩。
       “要不，还去乡下躲一阵?”祖母开始为我设想办法了。
       我说：“这次下不去了。有人说我反对毛主席，我要是躲到乡下，会被抓回来。就像前几年，我能躲到奉化山上，爸爸就不能，他们会来抓。”
       “那又怎么样?”祖母还是那口气，“他们也说你爸爸反对毛主席呢。我算过了，到了阴间，毛主席最生气的就是他们。他一定会亲自审问：为什么要凭空造出那么多反对我的人，败坏我的名声?”
       说到这里祖母笑了，我也笑了。
        十一
        冯岗先生还是经常找我谈话，派人来通知的时候非常严肃，等我到了之后把门一关，便耸耸肩，给我做一个愉快的表情，几乎不再谈清查的事情。
       “我女儿昨天讲起你‘文革’初期对抗造反派的一些事情，真不错哦!”他说。
       改天，他又告诉我，他家对窗的邻居是我中学的同学，叫张敏智，一个中学教师，一有机会就向他打听我的处境，非常关心，还对我的人品作了种种保证。在政治运动中为中学同学作人品担保，也真够冒险。
       看着这位白发苍苍、衣冠不整的老人我一直在想，他心里什么都明白，也有爱憎是非，却又如此谨小慎微，为什么?他当时的地位，已经比那些翻云覆雨的人物高，为什么不与他们针锋相对?一度，我甚至对他也有点生气。
       有一次，他在我面前自语似地嘀咕，像是作了解释：“搞运动就要鼓励揭发，鼓励揭发就无法提防诬陷，诬陷一旦落实成文字，再大的干部也没有办法帮你抽掉，这好像已成为规律……”
       我问：“历来的这种运动中，有没有惩处过诬陷?” 他说：“很少，几乎没有。” 老人的内心，比我还悲观。 写作组系统的另一位老人比他乐观，那就是老资格的哲学家姜丕之先生。姜先生作为老干部也翻阅过揭发我的材料，一天在一个弄堂口拉住我，说：“相信我，你没有任何问题。”说着他举起了有伤痕的右手大拇指，“解放战争时我在山东老区受到审查，拴着大拇指吊在梁上。后来事情清楚了，我用这只手写黑格尔《小逻辑》阐释。”
       相比之下，一些没有太多运动经历的年轻人勇敢多了。有一次在食堂排队，我前面隔着一个人恰好是那个镶金牙齿的揭发者，他正在与另一位清查组成员谈话，边上突然冲过来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在我身边站定，憋红了脸大声对我嚷嚷：“别怕，余秋雨!我已经知道真相，‘文革’结束了，看他们还能胡闹多久!”
       她的声音如此之响，使整个食堂一时为之寂然。我牢牢记住了这个女孩子的名字，她叫赵锦绣，不知现在在哪个单位工作。
       其实赵锦绣我是认识的。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总理去世时我正好又被关进了上海虹桥医院的肝炎隔离病区，她也在。记得那天早晨在收音机里听到哀乐后，病区里各种职业的病人哭成一团，包括一
       些没有文化的环卫工人在内。因为在当时很多中国人心目中，表情温和的周恩来的离去，是中国最后一个希望的离去。我记得当天验血，几乎所有病人的PTT指数都大幅上升，一个姓吴的护士拿着一叠验血单一边翻阅一边擦泪。
       我当时想，这些病人和护士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平民，却那么急切地在每一个政治老人身上搜寻着任何一点希望，中国人真是可爱又可怜。
       这时突然传达通知，上海严禁各单位的一切悼念活动。我、赵锦绣，还有静安区一位叫赵纪锁的老干部，三人听了传达后只说了一句“我们是病人，怕什么”，便立即在病区底楼的一个仓库里布置灵堂，组织全病区举行隆重追悼会，由赵纪锁先生主持，我致悼词。
       我能够推测，禁止追悼活动的命令并不是针对已死的周恩来的，而是怕“死人压活人”。但是我们，在苦难的大地煎熬了那么久，已经不怕什么。
       事后，我还独自把病床搬到灵堂隔壁守护，以防有人来拆除。我相信这很可能是当时全上海唯一公众性的周恩来灵堂。这件事，当年虹桥医院第六病区的所有病友和医护人员，都不会忘记。
       那天赵锦绣在食堂里的大声嚷嚷，帮我下了一个决心。我决定像那次在医院里组织追悼会，继续壮胆抗争。就从那天开始，我不间断地向北京的中央领导机构写信，反映上海清查运动中出现的投机分子和是非颠倒，呼吁彻底否定“文革”。我说，只有否定“文革”，才能全盘改观。如果仍然以捕风捉影的“反对毛主席”作为清查的第一标准，到头来只能是“文革”初期造反派在所谓“誓死捍卫”口号下一系列极左行为的重复。
       这一大堆信，我想直到今天，中央的信访办至少还应该保存着登记目录吧。当时为了防止意外，我把其中一份底稿以给李小林同学写信的方式藏在她家里，心想她父亲巴金先生已经平反，会比较安全。
        十二
       历史，终于走上了正路。中共中央十一届三畔全会召开了，“两个凡是”结束了，“文革”终于被彻底否定了。
       清查组在我的问题上不知该如何收场，只是谬话的口气变得越来越温和。“攻击毛主席”改成了“议论毛主席”，不久又改成了“有错误言论”，过几天又改成“说过几句不妥当的话”，后来干脆不提了，只说大家都有问题，让我“反思一下自己的其他问题”，
       一天，清查组里一位平日十分寡言的谢先生轻声对我说，晚上到他家去一次，还把他家的地址抄经给我。
       那天晚上我刚敲开门，他就一把拉我在沙发工坐下，满眼诚恳地直视着我说：“中央精神有变，你的话没有错。那两个人正在找台阶，证明清查你是正当的。找到你的两篇学术文章，一篇写鲁迅的，一篇写胡适的，每个字都在啃，啃了几个月，还没有啃仕问题……”
       “那么，他们会怎么做我的清查结论呢?”我问。
       “这就是我今天找你的原因。他们原来搞你的材料全部作废了，写不出任何一条问题，现在把球踢到了我这里。我和几个比较正派的清查组成员宿量，还是由你自己写几句吧。”他说。
       “没有问题就说没有问题嘛!”我说。
       “那也得由你来写，我们表示同意，再叫老夏看一看。你的事我给老夏说过，他说天下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没有问题，他自己在‘文革’中的问题就很多。我建议，你就如实写几句，有没有问题别人自然会看出来。”显而易见，他对我充满善意。他所说的“老夏”，就是他们的临时组长，早年与江青熟识，“文革”中被隔离过一阵。
       但是，我心中充满不平。我说：“老谢，什么时候了，他们居然在查我的那两篇学术文章?他们也不看看年代，那是在周恩来、邓小平主政的年代写的，当时敢于写学术文章，还署了我自己的真名，本身就是在对抗他们这些人!他们自己写了那么多造反、批邓的文章反而不查了?这真是历史的颠倒。”
       老谢说：“你的不幸，是车部长亲自决定审查你的。他倒是讲了你很多好话，但后来却撒手不管了，现在，车部长和市委书记苏振华他们在‘两个凡是，上出了问题，都调走了，清查组的人都忙着撇清与‘两个凡是’的关系，忙着在找自己今后的工作。他们这次算是又滑过去了。”
       十三
        根据老谢的要求，第二天我就写了一份自我清查。共分三条，抄录所留底稿如下——
       自我清查
       “文革”十年，我受尽批判，历经磨难，家破人亡，却仍能抵制造反，抵制批邓，殊为不易。但心中也有很多愧疚，尤其是对父母、亲友救助乏力，至今深自谴责，不便与外人道也。
       近两年接受清查，清查的主项问题，现已有中央文件证明我为正确，毋庸多论。另外曾被清查人员感过兴趣的，是下列第一项。其他两项虽然算不了什么问题，却一直使我感到不舒服，因此不妨作为教训提一笔。
       一，我曾帮助在外地农场一起劳动过的“难友”——残疾人沈立民先生，从邮局转寄过一封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给当时分管工业的市政府领导马天水。我和那些不认识的车间工人们都没有预料到他几年后会犯政治错误。从中得出一个教训，虽然向政府有关部门投诉是人民的权利，但最好不要投给我们不了解的领导人；
       二，十年间我从未参加过任何大批判，但在复课后有一次却对自己所在学院表演系编的一份台词教材，提出过不恰当的口头意见。我误以为那份台词教材的“绕口令”有点低俗，可能是“工宣队”插手了，其实是误伤了与我关系十分亲密的教师；
       三，在我生病其间，一个文化程度很低的青年工人请求我从文字语法上帮助修改一篇谈《红楼梦》的极为幼稚的千字短文。我推不过，在病床上花了大约十分钟时间修改了一下。后来这个青年工人得知我因帮沈立民先生寄信的事情被审查，也紧张了好一阵。由此得出教训，此生作为教师，只能教书，不能改文。只要在别人的文字上一落笔，什么都扯不清了。
       十年教训，略如上述，敬祈指教。
       两天后，老谢告诉我，我的清查结论就写了这三条。但我的文字“太幽默”，可能会作些修改。我说，要修改可要征得我同意。但后来再也没有回音。
       二十几年后，当年的揭发者，那个金牙齿在上海《文学报》再一次向广大读者揭发我当年曾经被他清查，还说保存着“材料”，全国一片哗然。我一时警觉，拉着一位政法记者一起转弯抹角终于找到了“两个凡是”时期任清查组组长的夏某，当面质问当年他们搞的“材料”的去向。夏某老衰，支支吾吾说全部上缴了，又反反复复地说我的好话。后来，我又继续查缉，穷追不舍，终于，有关领导部门和司法机关在我的强烈要求下，花了不少周折，在一个角落查到了当年清查组上缴的所谓“材料”，有关我的，还是这三条。他们读了几遍，不知所云，瞠目结舌。但我估计，我的文字一定被人改坏了。因为后来据看过这份“材料”的几位负责人告诉我，既看不出任何问题，也看不出任何幽默。
        十四
        就在我当时以轻松口气做“自我清查”之后不久，北京一位叫张云义的军人一连几次来上海找我。他是当时的副总参谋长王新亭将军的女婿，代表国防科委的王素之将军，动员我到军队工作，去北京。
       这事使我很惊异。原来，王素之将军一度曾到上海领导过清查工作，知道我的一些情况，回北京后对我的政治判断和为人态度越来越有好感，执意要调我。’
       张云义先生说：“你受了很大委屈，但‘两个凡是’的问题在上层人事上比较复杂，考虑大局只能向前看了，军队调你，立即给你一个像样的级别，正团级，就是为你恢复名誉。”
       听了这番话我被王素之将军的负责精神感动了。他只是来过这么一段，也没有再过问后来的事，却一直记着，尽自己所能，给一个远方的年轻人返还公道。
       我对张云义先生说：“请代我谢谢王老，但调我却不必了。现在我已找到岗位：为中华文明的重建做点事。在这个岗位上，是否恢复那种名誉，并不重要。”
       此后，张云义先生还来我家四次，他们调我之心一直未泯。
       张云义先生一再警告我：“中国文人里最让人恶心的就是那些揭发专家，揭发过一次就会揭发一百次，因为除非你永远默默无闻，否则他们总会为过去的揭发感到不安全，所以一辈子不放过你。还是离开上海吧。”
       我说：“你这么说我更不走了，历史还能听他们摆布?”
       就这样，我留在上海了。
       然而，我早已不想和那些揭发专家憋气。
       我很明白，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只是社会一小角。“文革”中受难的很多家庭，地位更高、落差更大、灾祸更深。
       这就是我们脚踩的土地。
       这就是我们民族的集体隐疾。
       所谓集体隐疾，就是文化。
       我们的文化本不应该这样。
       我义无反顾，向文化走去。这次出发，与我报考大学时对“文化”的理解，已经完全不同。
       个人的名誉确实已不重要。在整个民族的人格文化还没有重新建立的时候，个人的名誉算什么?
       于是，故意不作任何洗刷，成了我深入文化领域的一个决绝举动，近似破釜沉舟。我让自己在屡屡传言中形象模糊，以便让仕途成为陌路。
       这就是说，我让自己的文化行为，失去文化以外的退路。
        十五
        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我与所在学院的范民声、王家乐两位老师一起到湖南长沙招生。中南地区几个省的考生都要赶到长沙应试，我们从接受报名到设考场监考、口试，忙了好一阵。那次招到了一批很优秀的学生，但说来悲凉，居然已去世好几位。
       学生之一的黄见好，后来以“伊妮”的笔名成了一位知名作家，但几年前突然给她相亲相爱的丈夫留下了一封不明不白的告别信后，不知去向。她家人和诸多社会机构找了好几年，都不见踪影。连所有的寺院都找遍了，估计已不在人世。但为何离开，至今无人能说得清，据说与得了一种病症有关，但那并不是绝症。她丈夫至今还没有停止寻找，一路带着她的那些著作，著作扉页上印着，作者“受业于余秋雨教授”。
       与她同班的另一位学生黎奕强毕业后表现卓著，已出任广州市粤剧院院长、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谁知有一年除夕驾车带儿子回广西梧州的老家过年，夜色中坠人一处断桥河谷，父子两人都未能生还。
       我至今还记得口试他们时的一问一答，还记得毕业送别他们时的依依情景。我一直以为，灾难结束在我们这一代，我再忍辱负重，也要让学生们过上好日子。
       那年去招生，住在湘江宾馆一座现已拆掉的老楼内，我与范民声、王家乐两位一起住一小间，既拥挤又简陋，为的是替学院省钱。那天，我们三人正在闲聊，有人敲门，笃、笃、笃，估计是考生，便大叫一声“进来”，只见急急推门走进一位老人。
       我奇怪地定睛一看，立即起身，“车部长，是您!”
       车部长早已调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与几年前他所在的上海市委执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有点关系，当然比在上海寂寞多了。不知道他从哪条管道知道我来了，住在这里，居然准确找到。须知我当时还藉藉无名，他在湖南的工作系统不会因外地来了几个招生的教师而向他汇报。
       “我有多头情报。”这是他对我疑问的回答，与我们首次在上海大厦见面时一样。我把范民声、王家乐两位老师介绍给他，他一一握过手后转身看了看我们住的这个小房间，看得很仔细。
       这种拥挤状况对他这一级别的干部来说可能已经相当陌生了。他似乎由此觉得我境遇不好，便找了一个床边坐下，关切地问：“你的事，我后来没时间过问，现在一切还好吗?”
       说着他瞟了一眼范、王两位老师，在犹豫要不要
       在他们面前谈过去的事。
       “我现在专心教书、写书，算是回家了。”我顺手指了指两位老师，把重音放在“回家”两字上，表示我们亲如家人，尽管说。
       车部长一笑，说：“我倒是几次想起你最早对我说的话，能不能只搞清查，不搞运动。这不容易做到。我们党，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
       我说：“事实又一次证明，这样的运动一定会搞乱，甚至颠倒。”
       车部长说：“颠倒只能一时，历史终究是公正的。”
       我说：“问题是通向公正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例如，我当时突然被清查，他们一定向您汇报过，一是我议论了毛主席，二是我给马天水打了小报告。议论毛主席的事现在不用说了，可您知道不知道，那个小报告，是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
       “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车部长有点吃惊。
       “他们批评的对象，只不过是车间主任。”
       “车间主任?”
       “而且，信是从邮局寄的，谁也不认识马天水和他的秘书。”
       “邮局寄的?”
       “我只是帮了一位残疾人的忙，这算什么小报告呢，居然一闹两年。”我说。
       “嘣!”车部长一拳砸在床头柜上，还骂了一声粗口，把范民声、王家乐两位老师吓了一跳。本来我还想讲讲与这位残疾人的关系，讲讲当年在洪水中以身体填堵堤堰决口如何冻僵、又如何被他用手掌搓暖的往事，见部长已经发怒，不再火上加油。
       以后几年，我经常接到湖南文化界的讲学邀请，一次次去长沙。车部长一听到消息必定主动来看我，我们又成了好朋友。
       有一次，我用十几天时间为湖南戏剧界的朋友讲完《戏剧审美心理学》和《现代艺术精神》，就告诉前来看我的车部长，岳麓书院必须保护。
       “岳麓书院我去看过。是毛主席、蔡和森他们从事早期革命活动的地方，革命传统纪念地。”他说。
       我说：“其实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教育机构，朱熹在那里讲过学。我这次去，发觉那里只说现代革命，不提朱熹他们……”
       “朱熹，是那个唯心主义哲学家吧?”车部长疑惑地看了我一眼，但很快就笑了，“对，先保存，再评价。”
       说完岳麓书院，我又随口提议这个省还有一些曾经被整惨了的老一代戏剧理论人才，应该发挥他们的作用，我举了一位叫金式的先生和另一位姓唐而现在忘了名字的先生，作为例子。
       几天之后再一次见面，我又向他转述了一位叫做李元洛的诗歌评论者告诉我的种种生平委屈，希望他能予以帮助。他在小本子上一笔一笔地记下了李元洛先生的名字。
       正说着，文化厅的朱静民先生进来了，他看见车部长坐在我的房间里已经很吃惊，没想到车部长顺着我们刚才的话题对朱静民说：“我们湖南，再也不准有人整文化人了，不管以什么理由厂朱静民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顾点头。
       车部长突然转过脸来看着我，放低声音问：“那帮人还缠你吗?”我说：“暂时没有太大的动静，只有一个人，老是在外省的现代文学研究圈里散布一些谣言，说我曾被他清查，问题严重。让他说吧，我才不理呢。”
       “你以后有什么事情说不清楚了，找我!”车部长的这句话透露出一种军人豪气，洗刷掉了我心底对他的最后一层抱怨。
        十六
        我在内心感谢之余，却也明白，身处现世，靠谁的保护都不管用。你看，从车部长开始，有多少长辈想保护我、为我说话啊，但都没用。结果，阴错阳差，他们还可能不经意地伤害了我。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去，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那么反过来，真正能伤害你的，也是一样，自己的选择。
       长辈们无法真正地保护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们有发言权的那个灾难未必还会重现，新的灾难以什么形态出现在什么地方?完全不知道。
       在学生们面前我也算长辈了，却完全无法预见他们将会遇到什么灾难，因此也无法把他们，例如黄见好和黎奕强，保护好。
       原以为渡过那段隐秘的河湾后一切都会挺直、敞亮、欢快，其实根本不是。正像幸福是一种接力赛，灾难也是一种接力赛，而且两条跑道往往合在一起，不分彼此。我们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地给下一代讲述过去的灾难，因为灾难并没有结束在过去，更没有结束在我们身上。他们承受的灾难，很可能比我们承受过的更凶险。
       我只希望，下一代的灾难，不要像我们这一代遇到的那样带有如此宏大的群体性：群体性承受，群体性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