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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1998年的故事。那年刚开春，开发部的小周告诉我，有一块地他的朋友的公司弄了半年了，想放弃，咱们是否有兴趣？我一听在母校对门，顿时兴奋起来。于是看地，于是问他朋友要资料，于是和设计师一起沟通方案。三天后，拿着方案去见规划处长。处长看了方案半天没评价，细问之，他说，你们弄不成。多少有头有面的人想弄都没弄成，你们能弄成？为什么？拆迁太复杂。于是出来，准备打道回府。后又想，到底水有多深？就这样轻易放弃了？于是，直接到局长办公室。幸好，那天局长心情不错，趁机表达了想干事创业的激情。局长说，这块地市里早想改造，只是拆迁牵扯的单位和住户太复杂，又有一些恩恩怨怨，谁也不想捅那马蜂窝。你们要是能让所有的拆迁户都书面同意你们改造，我给你们批方案发许可证。否则，批了又有何用？
       回来后，立即组织人“暗访”摸底。一碰头，确实头难剃。不到十亩地上，有大小单位六个，都市村庄一家，散户若干。分析后，决定最复杂的问题用最简单的办法：让他们互不通气，各个击破。于是派七个人，一人攻一个目标，口径要一致，速度要快，办法自己找，一天大家要通一次气。也许是天助我，不到一个月时间，七家单位都和我们签了同意拆迁改造及赔偿框架协议。士气高涨。
       于是拿着协议去见局长，局长非常高兴，用最短的时间批了方案发了规划许可证。
       于是去市拆迁办，办理了拆迁许可证。委托区拆迁办动迁拆迁，缴费，张贴拆迁公告，民工队开始一家一家扒房子。超乎寻常的顺利。
       就要结束战斗时，突然各方面传来消息，有一个老太太死活不让动她的房子，而且该怎么生活照样怎么生活，一点也没搬家的迹象。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扒了，而且开始大量支付拆迁过渡费。我赶快到拆迁办督战。于是，拆迁办主任，亲自调兵遣将轮流去给老太太讲政策，讲法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什么办法都用了，那老太太就是不往正题上说。最后没办法，拆迁办主任带人亲自出马给老太太谈，结果也吃了一鼻子灰回来。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费用一天天发生，所有的工作受阻。心急如焚。后来，老太太干脆把菜刀，汽油准备好，耍泼。一晃一两个月过去了，拆迁办毫无进展。有一天主任给我说，碰见这号人，我们也没办法。要么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只是时间太长程序太复杂；要么你们想办法私了。违犯政策的事我们不能答应，否则，前边搬走的人又来闹了。他的话，我懂。
       于是，只好由我们来面对了。这个老太太何许人也？她要达到何种目的？用什么钥匙能打开这把锈锁？经调查，老太太长年守寡，有一儿子在读高中，母悍儿弱，老太太的丈夫年轻时犯事，在狱中突然死亡，于是她抱着儿子到处告状，没人敢惹，后住进村中的街道工厂，私自将房屋加层，竟然不知用什么办法办下房产证，村中干部群众明知而不问。允许做买卖后，破墙而开店。没人敢管。又听说，老太太年轻时，曾为儿子请了一个农村来的大学生男孩做家教，后不知怎么对这个小伙子好，竟然和这个男孩住在一起。快毕业时，要让这男孩和她结婚，男孩不干了，这老太太将这个无知善良软弱的大学生告到学校，天天去闹，结果，学校把这个可怜的农村来的快毕业的大学生劝退了。
       根据掌握的情况，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用尽心机，最终的赔偿方案是：一是按她的住宅面积3抵1的变通办法，回迁20平米的临街商业（国家政策是住宅赔住宅，商业赔商业）；二是按1：1的标准，在她满意的小区，买两套，结构差价她补出；三是按当时货币赔偿的标准将剩余的补给现金。前后共用了100天宝贵时间。过了十年，依然如昨。特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