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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10月17日，我只是一个身形单薄、连普通话都不会说的14岁小女孩。这天起，我正式踏入社会这个染缸。人生的第一站，是在南方的一个大型制鞋厂，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名普通女工。
       为了避免别人质疑，先补充一些背景资料。我所在的地方，当时既没有幼儿园也没有六年级。所以我五岁就读小学一年级，10岁念初一，13岁因为中考距录取线尚差10多分选择了复读。但不幸的是，当年复读生的录取线要再加30分，所以复读那年的分数虽然比第一年多了近40分，仍与高中擦肩而过。（不久复读生要加分录取的政策就取消了，我妈至今还叹我命不好。）
       当时虽然年纪小小，自尊心却比现在更强。再加上当时家境也不乐观，便死活不愿再回学校。正好小县城有人组织招工，每人交380元就可以进厂。赚钱心切的我生拉硬拽着母亲到招工处，自动自觉自愿地成了一名童工。
       就这样，带着妈妈给的100块钱，到了D市的一个小镇上。制鞋厂虽只是一个分厂，却也有3000多员工。进厂有一个所谓的培训，其实就是练一二一的正步及广播体操。进过台资工厂的人就会知道，那里的规矩多得出奇，上班前全体员工要一起做早操的规定更是变态得令人发指。
       培训后，我的分工也确定下来了，是品质检验员。当时心里还一阵窃喜，因为听老员工说只有看起来聪明或者学历高的人才能做品检。后来在发工资时才备感失落，所有的操作工人都可以拿提成，唯独品检员的薪水一成不变。
       刚上班的那阵订单还不算多，不过每天的上班时间也会在十小时左右。一般早上七点半起床及吃早餐，八点进入厂区工作。中午有半个小时的吃饭兼休息时间，晚上六七点左右下班。后来最忙的一段时间，每天都是从早上八点钟工作到凌晨一点，甚至有一天加班到凌晨四点，说血汗工厂毫不为过。
       至今我都无法想像是怎样熬过这两年的。且不说那跟猪食差不了多少的伙食（那时候一块钱一包的河粉都是美味），也不提12个人挤在10平米宿舍的不便，仅是全程站立的作业方式，便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由此我很怀疑不喜欢走路及站立太久的习性，便是那时种下的后遗症。
       忽然想说说富士康，因为与《第一财经日报》的官司而在去年备受瞩目。其实公正客观地来说，富士康真的称不上血汗工厂。我当时所在的鞋厂，加班费才一元/小时，而且有时还拿不到。工作12小时是家常便饭，每月顶多休息两天，即使是春节假期也只有三天而已。如此高密度和强度的劳动时间，能拿到手的也只有四五百元（最高的一次拿了590元）。不过另一些工种的操作工人会更高些，最多可以拿到1000多。
       奇怪的是台资企业对管理人员的工资设定并没那么吝啬，一个普通的小组长每个月可以拿到1500—2000元；普通的主管（管几个组）可以拿到3000—4000元；而主管的上级（我忘记叫什么了）则可以拿到5000以上。在1997年来说，这样的工资也算是可观了，何况这里的主管基本也都是从普通的打工妹熬上去的(不怕大家笑，我当时的想法，无非也是熬上几年，升上组长或主管位置，然后嫁人生孩子，如此而已)。
       台资厂的管理严苛应该是有名的，但大部分都是比较摧残人性的管理方式。比如上班迟到一分钟，扣钱！早退一分钟，扣钱！打的饭剩得太多，扣钱！宿舍的床没整理好，扣钱！此外每个月还要扣20元的医疗费，可天知道他们那些一开一大把的药是用来干吗的（反正我吃了没有任何效果，只觉得恶心）。
       可尽管如此，当时这种工厂仍然是众多打工族梦想进的地方。因为虽然薪水要拖上一个月才发，可毕竟不会赖账；一块钱一小时的加班费尽管不高，总比没有好；伙食纵然清汤寡水，总强过挨饿；宿舍虽然拥挤，好歹比工地的宿舍干净整洁！任何一种就业现象，都取决于市场的供求情况。当劳动力大于劳动岗位，你除了接受外毫无办法。就像现在的大学生，一再地抱怨起薪低过农民工，却没想过，这都是市场调节的结果。资本家没有义务也没有责任帮你提供符合大学生身份的薪水，除非你值那个价！
       永不停止的流水线日复一日，600来个日日夜夜就这样悄悄逝去。这期间，我的个子增高了二厘米左右，体重却没有变化。160厘米的身高，体重仅有90斤左右。如果换作是小骨架女生可能还不显瘦，但对我这种骨骼较粗的女孩子来说，实在是瘦骨伶仃。
       那时候的生活，是真正的两点一线。厂房——宿舍；宿舍——厂房；难得花上三元钱坐摩的去一下镇上，也是寄完钱买点日用品就回来了（工厂包吃包住，又有工作服发，每个月留下几十块钱买一些诸如香皂、卫生巾之类的必需品已经足够）。第一年平均500元的工资，我居然存下5000元寄回去。记得我的第一支洗面奶都是一年以后才买的，依稀是一个叫“安安”的牌子，好像只要五元钱吧。这个牌子前两年还曾见到，依然很便宜，很多学生也会买它。
       当时最大的花费应该是电话费。打电话要到镇上的邮局，在开着空调的大厅排队等候空闲话机，然后开始打按一元钱一分钟计费的长途。今天看来这样的收费简直是抢劫，那时却没有选择。每每抱着电话便不想撒手，跟爸爸聊完跟妈妈聊，跟妈妈聊完跟弟弟聊，跟弟弟聊完又跟妹妹聊。转眼半小时过去，付款的时候才觉得心痛。
       后来妈妈回忆我曾在电话里哭诉工作辛苦（亏我还自诩懂事，连报喜不报忧的基本准则都不知道），她听了非常心疼，劝我回来我又不肯，只好陪着我掉泪。
       1997年8月的某一天，打电话回家时父亲突然没来由地问了一句：“如果有一个机会给你，你还想不想读书？”这种问题还需要想吗？我极为肯定地答复了他。父亲才告诉我，他的哥哥（也就是我的伯伯）在西部某个城市的职业高中教书，可以把我弄过去再读两年书。
       这消息把我激动坏了，一方面是为自己能够暂时脱离苦海而高兴；另一方面实在对在写字楼里办公的人艳羡太久。又有空调吹，又不用干重活，还可以坐着，并且拿高薪水，简直是天堂的生活呢。
       当时出现了一个小麻烦。8月正是订单的旺季，不用说辞职，请假都非常艰难。能用上的办法都用了，央求、死缠，甚至还让家里打了张妈妈生病的电报（惭愧啊，形势逼迫，什么下三滥的手段都要用）！大半个月后，主管终于开恩准许。当时学校的开学日期已经逼近，我交代工友帮我代领工资，把生活用品扔的扔、送的送之后，先回了一趟老家，然后奔赴下一个驿站——Q市。
       从老家到Q市只有火车（以我当时的财力也只能坐火车），由于正值学生返校之际，车票不是一般的紧张，费尽力气也只买到坐票。当时正值盛夏，车厢也远没有现在的空调列车舒适，所有的人又只能像罐头里的沙丁鱼般紧紧挨着，没中暑简直是奇迹。更可怕的是车程长达48小时（现在几经提速，20多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一路上我只能坐在自己的行李包上，忍受着脚臭和各种异味，祈盼着早日到达目的地。还记得当时穿的是运动鞋，结果捂了两天两夜后脚气发作，一到Q市就淋巴结发炎，也算是糗事一件。
       后来我经常会想，如果没有来Q市，现在的我会是怎样？自认最大的可能应该是已经成了三岁孩子的妈，仍在流水线上消耗着有限的青春，为生活为老公为孩子奔忙，就像其他落榜的初中同学一样。想想，都觉得有点不寒而栗。所以直到现在，我仍然非常感激我的父母以及伯伯。我的到来伯母是非常不情愿的，但父母一直很坚持；伯伯也顶住一片反对声，一起改变了一个女孩子的人生轨迹。
       Q市是个空气、气候都非常好的地方，城市很小但五脏俱全。学校是一所极普通的职业高中，两年制。我作为插班生进了当年的毕业班，当时为了节省学费的考虑，但最终也正是因为少读了一年，所以基本上什么证也没有拿到（只有一个普通话等级证及培训结业证）。
       
       重回校园真是令人开心！熟悉而陌生的学校气息，热情纯朴的同学，无不令我备感珍惜。学费是父亲拿我寄回家的钱交的，伯伯负责我的生活费，好像是每个月80元左右。我很知趣，用得也还节省。早餐吃两个包子，5毛左右；中午打2两饭，一个素菜，好像是1.5元；晚饭也是1.5元；按这样的算法，再加上周末吃住都在伯伯家（连洗衣粉、牙膏之类的也是从那带到学校），本来是够的。但是伯伯忽略了作为女孩子必须要买的一些东西，比如卫生巾，比如一些最基本的护肤品。所以，只能从齿缝中抠出些，来买这些东西。日子尽管清苦，但也还算快乐，体重都多了2斤。
       关于学校的生活，其他似乎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转眼就到了1999年年底，我还记得是澳门回归的那两天，我们毕业了（我是结业，没有毕业证，只发了一个培训上岗证之类的东东）。
       由于Q市太小，老师带着我们到K市找工作，集体住在某个小小的旅店里。男生女生加起来大概有五六十个，等着企业上门挑选（当时这种方式真是有点奇特呢，呵呵）。
       由于学的是旅游专业，就业方向也只能是宾馆、度假村之类的。第一个过来挑人的便是位于K市城郊的某个度假村，谈好包住不包吃450元左右。这个单位一下子要了三十多人，包括我在内。大家兴奋莫名，对即将到来的工作充满期待。由于已经工作过近两年，我显得最为平静，不过也还是为自己重新开始挣钱生涯而松了一口气。
       不夸张地说，度假村的环境是不错的。临着一个超级大湖，有温泉泳池，有游乐场。一到周末，几乎挤满了度假的男男女女。我一开始被分在客房工作，也就是铺铺床叠叠被换换一次性用品什么的。
       刚进来的那个月，大家感觉什么都新鲜。可以凭员工票泡温泉，可以到烧烤场喝啤酒吃烤肉，可以在游乐场荡秋千，走绳梯。尤其是周一到周五人不多的时候，工作简直清闲得让人坐立不安。
       一个月后，渐渐感觉出生活的单调来。由于市区在15公里外，极难得才能出去一次。这对于天性喜欢玩乐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严重的禁锢。慢慢的有同学辞职了，慢慢的辞职的人越来越多。三个月后我也离开了，当时第一批进来的同学仅剩下不到10个。
       在度假村上班到第二个月，我便谋划着辞职，因为实在不想把自己的青春给耗在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
       过完千禧年不久的某个休息日，我带着身份证、结业证到K市市区，看看有没有什么工作机会。钱不多，路也不熟，只能在车站一带转悠。旁边就有一条街，开了几个饭馆。走近发现其中一家餐馆正在招服务员，而一个貌似餐厅经理的人就坐在店门口。
       当时也顾不得那么多，心里只想着要到市区工作，便冲上去应聘。女经理人还不错，问了一些基本情况便让我过几天来上班，谈好包吃包住250元。二话不说，回到度假村马上办理辞职手续，第二天就带着不多的行李赶到了店里，开始了我的第三份工作。
       其实论规模，该餐厅也只是大排档的层次。但由于请了几个漂亮的摩梭族姑娘做咨客，所以生意还不错，服务员都有十多个。除我之外，大部分都是熟手。上班到第八天还是第几天，门口迎宾的摩梭女孩闹情绪，经理让我顶上，结果出现了一件现在想想还有点难堪又搞笑的事情。
       那天穿着一身不合身的旗袍，站在门口迎客。这时有十几个男人进来吃饭，我便把他们引到位置上。这里，我站在一个中年男人的背后，心里想着课堂上教过的礼仪，便帮他把凳子往外拉了一下。与此同时，中年男已经一屁股坐了下去。结果可想而知，当着他朋友的面摔了一大跤。
       中年男恼羞成怒，冲上来想打我，还好被他朋友拦住。经理也连忙冲上来说好话，但仍止不住他的难听话。我一边道着歉，一边心里觉得委屈得不行，后来还是经理送了一盘菜才平息了这场风波。一离开客人的视线，我便忍不住号啕大哭，打定主意要离开那里。
       两天后，又找到一份宾馆服务员的工作。虽然工资也只有200多元且只包一餐，但我立即义无反顾地辞了职，拿着区区50元钱工资，离开了那个伤心地。
       我的第四份工作也是在宾馆，大概做了半年不到吧，除了工资低得让人绝望外，还有一件事情值得讲一下：
       在职高的时候，我们有过几次电脑培训。基本上学了下五笔字根，开关机，再上搜狐瞄了几眼就结束了。但对电脑，我一直怀着敬畏之心，就像吴士宏当年加入IBM的时候那样，视为“高级玩意儿”，可望而不可即。
       在宾馆我仍属于客房部门，但我却注意到前台有两台电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有一天我找了个理由到经理办公室，结结巴巴地申请到前台工作。并一再强调自己普通话标准以及有电脑基础，完全不考虑自己连字都不太会打的现实。经理是个中年男子，当时很和气地告诉我，一旦有机会他会考虑帮我调职。半个月后，前台的一个员工辞职回家，经理果然没有食言。
       这样，我终于有机会接触到心目中的高级玩意。
       其实那台电脑主要是用来登记客人信息的，并没有联网。但毕竟，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练打字了，距离当时我心目中的高级工作——打字员仅一步之遥。由于白天不能长时间坐在那儿，于是那段日子我还拼命地和同事换班，变成了夜间工作。这样，我便有整晚充足的时间与电脑作亲密接触。虽然五笔字根在那段时间里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但靠着一个字一个字地输入，居然慢慢地达到了每分钟五六十个字的水平。
       字会打了，我心里又焦躁起来。因为期间我偷偷地跑出去应聘打字员，却发现工资也高不到哪儿去。也不知听谁说的，要掌握网络知识才能拿高薪。一咬牙，把几个月省吃俭用攒下的三百块钱交给了隔壁的电脑学校，报了一个网络初级班。2000年的网络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基本上按5元/小时收费，而且打开网页巨慢，基本是一寸一寸地打开。一个月过去，我仅仅是打字更熟练，稍微知道网络是怎么回事而已。基本上，是一次不太成功的知识投资。
       由于工资实在太低，跳槽的想法从来没断过。终于，机会来了！2000年9月，191寻呼台招聘寻呼小姐，要求普通话标准，打字速度在65字/分钟以上。
       仗着二级甲等的普通话和勉强够格的打字速度，我终于进入了寻呼台，正式脱离以体力劳动赚钱的群体。
       七年前寻呼机正是发展的高峰期，尤其是二级城市，能买得起及用得起手机的人还不多。191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寻呼台，是中国联通的旗下公司。当时台里的寻呼小姐大概有100来个，都是20岁左右的小姑娘。
       寻呼小姐当年似乎还是个稍微有点神秘的职业，大家对这些只闻其音不见其人的话务员们充满了八卦的好奇之心，甚至网上也流传着各种捉弄寻呼小姐的帖子。其实呢，工作也蛮普通的。一周上六天班，每天八小时。戴上耳机，把打进电话来的人们的号码及信息记录下，通过电脑发送出去，比宾馆的工作更单调乏味，重复得毫无创意。
       身为寻呼小姐，最痛恨的就是上夜班。一来在睡意正浓却被电话吵醒的滋味不好受（公司允许戴着耳机睡觉）；二来变态天天有，半夜特别多；每到凌晨三四点，经常就有一些声音低沉的男子打入电话：“有空出来见面吗？请你吃宵夜……”、“小姐，你寂寞吗……”等等。还有一种是一打进电话就开骂，什么难听的词都有；最变态的一种则是性骚扰，污言秽语不堪入耳。有时候不堪受辱也会不顾公司规定强行挂断，但对方往往非常执着，挂掉再打挂掉再打，直到天色发白。
       工资方面，虽然比宾馆服务员好一点，但也不高，一般都在1000元以下。再扣去租房和吃饭的费用，实际上所剩无几。也是在这期间，我有了生平的第一个寻呼机。
       2001年，寻呼小姐的工作已经驾轻就熟，我开始想自己未来的出路。无意的一个机会，我得知还有自考这么一种物美价廉的教育方式。当时心里激动坏了，感觉自己朦朦胧胧地有了方向。
       
       报考时，我选择了汉语言文学专业。一来自己一向酷爱看小说；二来该专业是最不需要专业基础的学科；三来看起来需要过关的课程也少，只有12门（还有一门加考）。买书……复习，第一次由于心里没底，只报了两科。焦心地等待结果，过一科挂一科。挂掉的那科考了50多分，主要是书看得太少。
       这下我心里有底了，自考，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嘛！
       正当我认为生活渐渐开始安定的时候，嗓子不堪一天接几百个电话的重负崩溃了——其实是发炎了！花了不少钱打针吃药，又被医生警告不可讲太多话——可老天爷啊，这份工作不说话行么？
       没什么好说的，又开始找新工作。打字经过近一年的锻炼已是炉火纯青，高峰时能达到120字/分。正好看报纸发现当地一家报社招照排员，我抱着试试的心态过去应聘，居然留下试用了。我喜出望外，马上辞了传呼台的工作，却不知道不久后我将首次体验失业的滋味。
       报社的照排员，其实主要有两个任务，一个是录入，另一个是排版。第一天上班还发生了一件糗事，我居然不会开关电脑！是这样的，由于传呼台的电脑基本是24小时开机，而我早期所学的那点可怜的电脑知识已经忘得七七八八，所以造成了我对着黑黑的屏幕毫无办法的尴尬局面。记得后来还是央求旁边的一个男孩子帮我开的机，他那看外星人般的眼神令我实在是记忆犹新。
       不会开电脑倒是件小事，可第二个问题来了，我根本不会操作方正飞腾软件。我唯一擅长的，只有打字一项。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在办公室呆到很晚，一打完字就站在熟练的排版员背后，学习一些排版技巧。但两周后，报社招了两个熟手排版员，我和另外一个新手就被毫不留情地炒掉了。
       第一次被炒，还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炒，心情之沉痛可想而知。尤其是当我知道排版员工资最高可以拿到3000块之巨，沉痛的心情又加重并延长了几万倍。那几乎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时期之一了。
       尽管仅仅失业了一周左右，但由于事发突然，而且之前从来没有经历过，所以让我记忆深刻。
       屋漏偏逢连夜雨。失业的前几天，我把大部分钱寄回家，身上只留下房租和一些小零用。那段时间心理压力极大，每天踩着一辆破单车满街寻找工作。晚上回到小小的出租屋，总是抑制不住地想哭。同时，怕家人担心，连电话都不敢打。
       失业第五天，伯伯正好来K市，并请我吃了一顿饭。听说我失业后，拼命地把一盘肥肉往我碗里扒，大概是想让我吃饱了更有力气找工作吧！不过他毕竟对这里不熟，也没能帮上什么忙，只是偷偷地把我的情况通报给了父母。这下，家里乱成了一团，而我还一无所知。
       失业的第七天，无意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可以凭小券进入人才市场的广告。在里面转了一圈后，发现有个展台在招服务员，一打听，原来要到外省工作。我心灰意冷地准备走开，招聘的男子突然冒出一句：“你愿不愿来我们这里当文员？”就这样，搞定了我的第七份工作。
       当天晚上，家里也拼命地打我的传呼，结果无一相信我找到工作的事实，一致判定我在骗他们，好让他们省心。好说歹说，才让他们相信，我真的刚刚找到一份在学校当文员的工作。
       学校是个以旅游专业为主的民办中专，大概有几百个学生。校长就是招聘我进来的中年男子，姑且叫他Z吧。文员的工作很简单，打打文字材料，收拾一下办公室，接听一下电话，非常清闲。工资不高，试用期650，转正后700（直到从这儿辞职，我的经济仍然捉襟见肘）。
       学校的学生几乎都是我的同龄人，他们对我几乎也是一口一个“老师”地叫着。我起先不好意思，后来渐渐地习惯了，甚至与其中的几个女学生成了好朋友。校长对我的工作很是满意，但在学校兼出纳的校长夫人却一直对我心怀芥蒂。坦白说也不能怪她，因为校长经常用车载我参加各种校内外活动，确实容易引起误会——尽管我与校长之间除了工作关系还是工作关系。当时年纪尚小，也不知道怎么去解释，所以后来索性辞职，这是后话。
       有个容身之地，又有了大把的空余时间，我也开始把重心转到刚开了个头的自考事业上。K市自考一年只能报两次，每次最多可报四科。第二次考时，我不知天高地厚地便报满四科。每天把书带到办公室，闲下来便啃。回到家，由于既没有电视也没有任何娱乐的东西，所以也只能继续看书。那应该是我工作以来最勤奋的岁月了。然而天道酬勤，这次考试，我居然四科均一次性通过。其中有一科有点运气成分，因为书只看了三分之一。这件事情大大地鼓舞了我的自信，或者说一定程度上麻痹了我，导致之后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盛况。
       在学校期间发生了一件小事，也算是一个契机，为我之后进入报社工作埋下了一个小小的引线。
       那是2002年吧，正是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厮杀得激烈的时候。办公室订了当地的一份报纸，我对足球没太大兴趣，往往瞄一眼也就罢了。
       某天，看到报纸的热线接线员们在写世界杯工作期间的花絮，大叹电话太多工作辛苦。也不知哪根筋搭错线，我很贸然地打电话过去，以热心读者的身份表示很同情她们，并且如果她们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忙做义工。接线员估计也是第一次接到这种电话，叫了部门负责人来听，结果叫我第二天过去。
       去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杂念，正如在电话里所说，只是揣着想帮帮她们的很纯粹的想法。结果一到那里，又是拍照又是采访搞得我极窘促。一想到第二天Z校长可能会看到报纸，我死活不肯露正面，采访的记者也无可奈何，只好拍了个侧面照。就这样，我第一次上了报纸的版面，标题是类似于：“热心读者充当义务接线员”之类，成为一个填充版面当日的小花絮。直到走时，也没接上几个电话。以现在的话说，报纸在炒作，而我无意间被炒了一把。
       第二天我一早就赶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把有我照片的那张报纸藏起来。又兴奋又忐忑地度过了两天，最终什么也没发生。我依旧是学校的一个小文员，那份报纸继续热火朝天地报道世界杯，且没有再叫我去接听电话（其实电话也没有多到要让一个业余读者去接的地步）。
       学校的工资实在太低，半年后我又开始留心跳槽的机会。但以我的技能水平，高工资的工作看不上我，低工资的工作我又看不上。
       到了10月份，校长夫人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跳槽的想法更烈。可巧看报纸，发现那家报社居然在招热线接线员。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打字80字/分(至今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项要求，因为都是用手记)，声音甜美，普通话标准。基本上除了学历，我都符合。猛然间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为什么不可以去应聘呢，反正试试又不失去什么。
       这个念头令我非常兴奋，我马上打印了一份简历，并斟字酌词地写了一封求职信。大意是虽然学历未能达到要求，但打字速度非常快，声音甜美普通话佳，最重要的是在世界杯期间有过“接热线”经验，觉得自己应该很适合这个职位。当天下班后，为显诚意我又亲自把求职信送到报社前台，然后忐忑不安地等待消息。
       度过了最漫长难熬的一周后，接到面试电话，那时候觉得电话对面女孩儿的声音真是如同天籁。
       面试我的部门负责人并不是世界杯期间的那位，他认真地看着我的履历表，并询问了一些基本情况，最后问起我当初来报社做义工的动机。不记得当初怎么回答，应该表现各方面还不错，他当场拍板，让我下一周来上班。
       强掩兴奋的心情跟校长提出辞职申请，他本想挽留，但得知新的工作平台是报社时也没有多说什么。几年后我与他还都是很好的朋友，经常出来喝茶聊天，直到我离开那个城市，才失去了联系。
       上班第一天，就忙了个不可开交。按理说应该有同事带的，可我那天不仅没有同事带，居然还是独立上班，更要命的是电话多得要命。无奈之下，拿出在寻呼台练就的接线本领，还好总算没有出什么大娄子。其实那天我是有些失望的，因为新的工作并没有当初看起来那么具有挑战性，无非是接听读者的来电，把其报料的内容登记在本子上，然后再把有价值的线索挑出来交给部门负责人罢了。
       
       不过，好歹我的工资首次达到了四位数。虽然仅仅一千出头，但也在短期内慰藉了我那颗失落的小心灵。三个月后，又一个机遇不期而至，我成为了一名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记者。
       我想在我讲述如何得到记者那个职位之前，先介绍一本对我影响非常大的励志书籍——《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
       书很薄，前面讲了一个很简短的故事，但这并非重点。重点在于它的十篇励志宣言，每一篇都洗练优美，字字珠玑。译者功力了得，愣是把一篇国外的作品翻译得如同诗歌。而且书上还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改造自己的计划，并且宣称：只要在一年内按照它所说的方法去做，薪水增加一倍的几率是75%。
       这时候我已经进入报社当接线员，却随之发现自己的工作并未有质的提升。那些忙碌的记者和编辑虽然与我们同一层楼办公，却鲜有交集，似乎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当时的我，是多么羡慕那些名字三天两头见报的同事啊。于是，我开始尝试这本书里的办法。每天醒来时读一遍，中午吃饭时读一遍，晚上睡觉前读一遍。甚至在前往上班的途中，我也会骑在单车上念念有词，背诵书里的那些警句。我郑重其事地在这本书的空白页上写上我目前的工资：1000，又写上一年后的预期工资：2000（后来，我真的达到并超过了这个目标。我至今都弄不清是凑巧，还是这本书的办法真的起了作用）。
       于有些人看来，其实这本书是在教授自我暗示的技巧，让我对任何事情都抱有更积极的态度。它当时确实激励了我，或者激起了我对未来的雄心壮志。它给了我希望，让我不再甘于现状。直到现在，我仍会去看包括《卡耐基全集》、《成功致富》之类的励志书籍，不管其所授的技巧是否有效，至少在心理调节上，它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常去看励志书的人，不一定就能更成功，但一定不会变得更消极。
       好了，言归正传。怀着被励志书鼓起的勇气，某天下班后我找到部门的头儿，向他“表白”了（以下对白为印象中的大致内容）：
       “我想跟XX（一个当时很热心帮我的同事）出去采访，学习做新闻。”那个19岁的女孩子冒昧却执拗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
       “我不会影响工作的，我可以晚上正常上班，白天出去采访。”
       “那你不用睡觉吗？”
       “凌晨两点到六点电话会很少，我可以趁这个时间段休息一下。”
       “为什么突然想做记者呢？”
       “因为我对文字工作很有兴趣，而且我的汉语言文学曾经一次考过了四科。我有基本的写稿能力，我只需要一个学习的机会。”
       最后，头儿没有立即答应我，但他会考虑一下。
       两个月过去了，头儿那边没有任何消息，慢慢的我几乎要绝望了。很快，2003年春节来临。由于上个月的工资已经全部寄回家，身上所余无几，所以我主动要求值班。年夜饭，是和与我同样留在报社值班的保安一起吃的，有一锅酸笋鸡和几盘饺子。值班室还有一台电视，可以看春节联欢晚会。之前有好几个春节都几乎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度过，所以这一年竟不觉得凄凉，反而觉得热闹。
       正月初七一过完，报社的同事陆陆续续地回来了，生活又步入了正轨。又过了半个月，头儿跟着另一部门的负责人来到热线室：
       “你对跑医疗线有没有兴趣？”那个负责人笑眯眯地冲着我说。
       “……”幸福来得太突然，我已经失去了反应的能力，一时间竟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你不是说你想做新闻吗？他们部门刚好有一个人辞职了，所以我推荐你去。”头儿见我一副大脑缺氧的模样，一副忍不住笑的表情。
       “做……做什么新闻。”不记得当初有没有吞口水的动作，只记得我终于艰难地发出了第一个问题。
       “医疗，你要不想做我可以交给其他同事。”头儿有点促狭地捉弄我。
       “别，我当然要做……”话刚出口，我的脑袋供氧恢复，意识到上了头儿的当，一下子红了脸。
       （如果你觉得上述情景描述得太过详细，那是因为我对那段记忆印象特别深刻。）
       就这样，2003年初，我的职业生涯迎来了第二个转折，成为一个跑医疗线的记者。相信媒体人都有所体会，刚进入这一行，如果没有人带，是很难快速上手的。而我当年，一过去就必须独当一面，所有的东西都是陌生的——所有的人脉关系、写稿的技巧。手上有的，只是一张纸上的几个人名和电话。
       第一篇上报的稿件，是一篇约300字的豆腐块，大约是描述一桩车祸事件。一年后我才知道我当初写得有多差劲，套用一个编辑的话说——完全就是记流水账，而且要素不全。但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名字印在了报纸上，那种奇异的感觉，真是很难以形容。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真的成了一个记者。就像我父母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相信，那印在报纸上的名字属于自己的女儿。
       但没过几天我就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一来因为业务不熟练，抓不到线索，而同城的竞争对手却每天都有一两条做得比较大的新闻；二来我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惜字如金的人，别人总发愁如何把文章写得更精炼，我却老发愁如何把文章写长写丰满；三来，报社当时的气氛令我很压抑，热线部的几个女孩子，在我调职的当天起，就开始有意识的排斥我。在她们看来，我可能太过积极，锋芒太露了。
       这段时间持续了半年左右，那真是一段难熬的时光。怎么说呢，我几乎一直活在要被开除的阴影中。虽然稿件每天都在上报，但都是很小的豆腐块。我不知道如何跟医疗系统的人打交道，总觉得他们特别高高在上，不喜欢搭理记者；我不知道如何跟竞争对手们交流，虽然其他条线的记者都能做到资源共享；我不知道怎么把稿件写得好看，看到首席记者三天两头的头版头条便又羡慕又嫉妒。而那个调我过来的领导似乎也没有过多的关注我，可能他一直在等待我自行成长。
       我孤独地骑着自行车，穿梭在那个城市的几所医院里，日复一日。表面上仍然一如往常，内心却充满了挫败感。我时刻在考虑自己到底要不要放弃，时刻担心会不会接到人事部的电话；早上报题永远是“还没有”，晚上交稿也总是“只有这篇”。那个20岁的女孩，仍然性格内向，不善交流。刚进入社会的那种痛苦似乎又再次重现，只不过前者是肉体上的，而后者是精神上的。
       在我当记者的第四个月，工作虽然稍微有点眉目，但心中的警报一直未能解除。记得那段时间发生过一个小插曲，足以证明我有多么的脆弱和小心。
       那天，我和同城媒体的一位Z姓记者一起出去采访。回来的路上，接到了臆想已久的公司人事部的电话。人事部的女孩儿告诉我，回到报社后先去一趟办公室。我既没勇气也没好意思问是什么事情，心里充满了阴暗的情绪。按我的揣测，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时与我一起坐车的Z看我突然红了眼圈，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哽咽着把我的猜测说出来，Z安慰我，说事情应该没有那么糟糕。他甚至拍着胸脯承诺，假如我真的被报社炒了，那么他可以跟他所在报社的领导申请，把我挖过去继续做记者。虽然心里仍是忐忑不安，但Z的话大大地缓解了我的痛苦。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很感激这位前辈。
       这个小插曲的结果有点儿搞笑，居然是报社准备组织一个合唱队，于是办公室在记者编辑队伍中挑出五个女孩儿，找了一位音乐学院的老师来帮我们做培训。我不知道报社为何想到了我，在闻听消息的那一刹那彻底地松了一口气，并暗自嘲笑自己太过敏感（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
       再说说Z。Z是一个很传奇的人，他进入媒体行业时已经30多岁，之前跑过全国的很多地方，从事过很多职业，甚至也开过公司。以世俗的眼光去看，他当时属于混得不算成功的人，这么大年纪却要和20多岁的小青年在一线抢饭碗。但实际上，Z只比我早入行半年，但其不论是吃苦能力还是业务表现都远超于我。这样的男人，一旦有机会东山再起，必然前途无量。
       跑医疗线的大约有四五个记者，均来自当地的几个主流媒体。除了Z，其他都是年轻人。慢慢熟悉了以后，大家也开始共享一些线索。加上Z的悉心点拨，我见报的稿子慢慢地多了起来，并且开始有一些稿子发在了重要版面。我用了半年的时间，终于适应了报社的节奏，适应了记者这份工作。
       我相信，假如你很珍惜你的工作，再困难也不要主动放弃。坚持更长时间，就有更多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