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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我曾从湖北到上海一个台湾人家里打工。说是台湾人，其实这家的主人除了在台湾生活了几十年外，还曾在欧美生活了十几年，现在又定居在上海。所以他们的生活习惯、习俗、文化、观念、为人处世、工作态度和作风与我们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当然也有碰撞。我在他们家生活了近两年，从他们的身上以及他们周围人的身上既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也品尝到了生活中的另一种滋味。
       打工的缘起
       我是湖北一座小城市的普通女工，1998年秋，我所在的那家工厂倒闭了。正在这时，上海一个叫杨良的老先生打电话叫我丈夫去帮他整理回忆录，我的丈夫在地方上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杨良老先生回老家探亲时，因也爱文，曾专邀我丈夫会晤，后又邀我们一家到他上海的新居做客。我丈夫曾将他与蒋纬国交往的往事写成文章登在国内的杂志上，杨先生因此在大陆扬名不小。
       此次我和丈夫再次到上海杨良先生家时，正巧杨先生家中请的秘书兼会计辞职了，而他们新开的公司又等着要报报表，他们听说我原来是做会计的，要我帮忙，我很快就将报表做好了，但报表的报送时间已经错过了一两天，需要送到几十公里外的金山税务局。我二话没说，坐了两个小时的公共汽车送去了。杨先生和他的太太见我做事负责任，便同意我就留在他们家做事。后来杨先生曾跟我讲：你先生开始要我们给你找工作时，我们还不敢同意，因为看你长得很秀气，不像会做事的，没想到你这么能干。
       虽然杨先生口口声声称我丈夫是他的朋友，我丈夫也曾无偿地帮他整理过回忆录，但一确定下来我在他们家打工的身份，他们就不再讲人情世故，把我当一个真正的雇工看待了。
       我尝到了累断脊梁骨的滋味
       大城市时兴公司家庭化，我就是在这样的家庭公司打工。谈起我日常的工作，先简要介绍一下这家人的情况。杨良先生是湖北人，抗战时期，投笔从戎，曾就读黄埔军校18期，毕业后曾在青年军蒋纬国手下当排长，后又任李宗仁代总统的上尉侍卫官。1949年国民党兵败后，杨良在天主教于斌的帮助下，远渡重洋，到西班牙就读于陆军大学，毕业后又到台湾，曾任台湾装骑团上校团长，在即将升将军前因故退役，又受聘于台湾新闻局，被派遣到阿根廷、巴拿马做新闻局代表，1988年退休后，携太太到西班牙旅居。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美国一家日用品直销公司进军中国市场，这家公司旗下最大的销售集团便聘请杨良夫妇任中国及亚太地区代表。这样杨良夫妇便回到了大陆。
       杨良先生及太太除了负责美国销售集团上海办事处的工作外，自己还成立了一家公司，作为这家美国公司产品的经销商，下面发展了营销代表一万多人。由于营销代表是直销产品的方式，所以公司的工作主要是在家里联系、发展营业代表，组织宣传产品和产品示范。由于杨良先生已近八旬高龄了，业务方面主要由近60岁的杨太太负责。
       所以，在这样的家庭公司里，谈不上一个人干一项工作，我既当秘书，又干会计，还兼管家，什么杂事都要去做。在我来到他家里前，曾请有一个会计，一个秘书和一个保姆，后来杨太太见我从内地来，人也很老实能干，既会会计，又会电脑，字也写得好，又会干家务，就将所有的事都压在我一个人头上，而我的工资只相当于三个人中一个人的工资。这就是商人的精明苛刻之处。
       从前，我只从书中看过“累断脊梁骨”这种形容，自从在杨太太家中打工后，我才真正领受到了这种形容的滋味。每天我都陷在大量的事务当中，除了到公司、办事处去办理报账、结账，帮下级营业代表买产品、办手续外，在家里还要做公司的账、报表，收发E-mail，打字，复印资料，写信，接听电话等，还要到银行交电话费、水电费等各种费用，订购火车票、飞机票等，我每天马不停蹄地跑前跑后，忙进忙出，一刻也不能歇。由于我是住在杨先生家里的，表面上看我好像节省了租房的钱，但这样一来，只要有活，我就没日没夜地干，没有上班和下班及休息日的概念。每个星期，杨太太都还要安排两次晚上让一些营销代表到家里来做产品示范和讲解，这样晚上吃过饭后，我就要准备“家庭聚会”，每次晚上聚会常常要搞到十一二点，所以营销代表们走后，我收拾完已经是第二天凌时了，每天我都是累得一躺到床上，连动都懒得动了。
       在杨先生家工作了半年后，我丈夫提出来探望我，希望能在这里住上十几天。杨太太不便推辞，便想了个主意，在我丈夫到来那天，就将保姆辞退了，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她会让保姆不干了。就这样，我又开始承担起采购家中的食品杂物和一日三餐了，杨太太知道我丈夫的为人，会心疼我，帮我做，这样虽然多了一个人吃饭，但也省了保姆一个月800元的工资了。
       我丈夫走后，杨太太也就再没有请一个保姆，只是在我忙得实在不可开交时，才又请了一个“钟点工”来家里做一餐午饭和打扫清洁。
       杨太太、杨先生是信天主教的，满嘴的仁义道德和关心爱人，但我在他们家里，不仅尝到了累的滋味，更感受到了作为一个打工者的屈辱。
       我刚到杨太太家做事不久，杨太太就叫我到银行查一笔几个月前汇到昆明的600元钱，昆明方面一直没收到。我就打电话问以前的秘书，汇款存根在什么地方。找到了存根，我就到银行查询，银行方面答复说：你留下电话，我们查清后，马上通知你。我回来后，将银行的答复汇报给了杨太太。第二天早上，我不放心，又到银行去催问了一次，银行方面照样回答说要我在家里等电话，可到了下午5点55分时，杨太太突然问我银行的事办得怎样。我将银行的答复告诉了她，她突然板起了脸发火道：“你现在就去银行，问问他们到底什么时候能查清，你叫他们给你写个证明！”我看了看钟，说银行已经下班了。她说：银行几点下班，我说6点。她说：还有5分钟，你还不快去快回！从我们住的地方走到银行，最快得十分钟，杨太太明知去了银行也关门了，还是硬撵着我去。我只有跑一趟了。回来，杨太太仍然不放过，恶狠狠地说：“要是你给你儿子汇的钱。没收到，你会怎么办？办一件事几天都没有办好。公司里的事，就是你自己的事。”
       我气得盯着她，想说：这件事我已经尽力了，不是我再苦再累所能解决得了的！再说这件事是半年前发生的，当时我还没来，那么长时间你们为什么没查？时间长了，查起来当然难些。但话到嘴边，我却忍住了，我尚没有过错，她就那么凶，我要是反驳她，她岂不要暴跳如雷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来到银行，不巧，经办人去学习去了，而且明天又是星期天，她又要学习一天。我顿时傻眼了，这一下怎么了得，回去了杨太太还不知道要怎样发脾气哩！我就求银行的小姐帮我写张“证明经办人学习去了”的条子，银行小姐说她不能随便写条！我难受极了，再也控制不住了，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是满肚子的委屈化成的泪水，怎么擦也擦不干。银行的安保看到了，把我拉到一边，问我怎么了，我本来不想告诉他，他说：你说出来会好一点的。我想我在上海一个亲人也没有，就把杨太太说我的话告诉了他。安保听了也很气愤，说“台湾巴子（上海人对台湾商人有些看法，都称他们为巴子），把钱甩在她脸上，不干了！”又安慰我道：“不过你要想开点，气出病来怎么办？再说给别人打工就是受气，其实我们也受老板的气。他说你回去了她要是还说你，你就说银行说了让她自己来！”
       我惴惴不安地回到家里，杨太太问：事办得怎么样了。我硬着头皮说：“银行说要你去。”说完扭头进了另一个房间，大概杨太太见我眼睛红红的，也就没有再问了。星期一，银行就打电话来了，说查清了，是我们的地址写错了，钱退到总行，要我们去取。
       有一天早上，我在家忙到十点多，然后，我到徐家汇银行去帮杨太太取钱，她下午要出差。回来时已经11点40了，一进屋，杨太太就板着面孔问我：“你骑车到银行要多长的时间，办一件事就是一上午。”我很是生气，心想：你也根本不把我当人看！你还在梦里（杨太太每天睡到快中午才起来），我已经就工作了一个上午了，有时候忙得早饭都顾不上吃！今天一上午，我是一刻也没停，心里一直惦记着她下午要出差，怕误了她的事，我想我今天必须跟她说清楚。我把早上所做的事告诉她，又说我10点多开始去银行，骑车来回要一个小时。杨太太恶狠狠地说：“你怎么会要那么长时间，走都走回来了，有人骑车从这里到徐家汇也就只要半个小时。”我说：“到徐家汇每次坐公交去都要40分钟，骑车半个小时谁能骑到？”
       
       杨太太见我顶撞她，气得狂叫道：“是娟娟说的，她就能骑到！”我见她太不讲理了，便说：“我没有她那么高的水平！汽车把我撞倒了怎么办？不要认为有钱，就不把我当人！”说完，连午饭都没有吃，就拿起“快递”又到邮局办事去了。
       有一次，美国公司的总裁要到上海来演讲，内地许多营业代表都要赶到上海来听。下午五点钟时，我刚从税务局办完事回来，还没来得及歇口气，杨太太就要我去帮24个营业代表订旅馆，并且要控制在每个床位40元钱以内，我一连跑了好多家旅社，最低也要一人70元。我饿着肚子一家一家地问，走得脚都打泡了，累得背都疼得直不起来，到晚上9点多时，终于问到一家，有40元一人的床位，但要等到明天早上来订。我打电话给杨太太，说明了这个情况，并说：“我今天太累了，明早再去订行不行！”
       杨太太一听我提到累，就气冲冲地说：“你今天订不到床位就不要回来！”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该怎么办呢？我流着泪，坐在了地上，看着我打泡的脚，心想：老板的心为什么这么狠呢？！
       苛刻的工作作风
       杨太太名叫杨云，出生在大陆，1949年随当国民党军后勤官的父亲去了台湾。她曾任过台湾大学学生代表联合会的主席，大学毕业后又获得了台湾政府所设的“中山奖学金”，派往美国留学。其后在随丈夫到巴拿马做外交官夫人期间，年届40的她又在运河区美国诺瓦大学主修企业管理硕士，并获得了第一名。
       杨太太除了国语、英语都讲得标准外，还会拉丁语。由于她长期在海外所受的教育，她的工作作风不论是对我还是对自己都是很严谨苛刻的。
       由于要培训各地的营销代表，杨太太要经常到外地讲课，有一次通知她第二天下午三点到北京去讲课，当时她正患重感冒，嗓子哑得连音都发不出，但接到通知后，她想都没想地叫我打电话去订机票。当天下午，我送她到机场，她坐上计程车时我看了她一眼，那时天已经很热了，但她还穿了一套西装，脖子上还围了条丝巾，我想跟她说：你病成这样，干脆不去了，去了也讲不成。杨太太好像看出了我想说什么，用手示意，她坚信第二天感冒一定会好，她一定会讲成功。
       为了发展更多的营销代表，杨太太和杨先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认识的人，只要认识了，就会邀请他们到家里，然后不厌其烦地跟对方大谈其经营的日用品、化妆品，当场做产品示范，他们这种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致使许多人都会当场答应购买产品和作营销代表。
       杨先生很是配合杨太太的工作，他除了每天写一大堆信来联系全国各地的熟人外，在杨太太演讲时，他往往先来个开场白，制造一个良好的气氛。有一次，一批营销代表来家里聚会，杨太太叫杨先生讲几句，杨先生也不吭声，先进了房里，然后手背在后面，装作很神秘的样子出来。他从身后拿出一个盒子，然后又把盒子打开，猛地从盒子里跳出来一只可爱的玩具小狗，从桌子上一直跳到地上。杨先生把玩具狗又拿到桌子上时，狗又猛地跳到地上。大家都在惊异杨先生怎么玩起玩具来时，杨先生才慢慢地开口说：“这是我从美国带给你们大家的礼物，我们要学习这只狗的精神，它不满足呆在盒子里，即使摔倒了也要跳出来。我们也要这样，也要跳一跳，摔倒了再爬起来，只要跳起来，你们一定能成功！”全场顿时抱以热烈的掌声。
       每一次家庭聚会完后，夜已经很深了，营销代表们走后，杨先生和杨太太也就累得不行，躺在沙发上就不想动了，到底是上了年龄的人，但他们从不觉得自己老。杨先生已经78岁了，有一次，我丈夫写信尊称他为老先生，他还不服气地把信拿出来对我说：“我老吗？我一点都不老！叫你先生不要再称呼我为老先生了！”
       为了帮助江苏淮阴的一个营业组上业绩，杨太太每月都要亲自去一次。从上海到那里没有直达的火车，到那里，坐了火车还要转汽车，还要帮他们带产品带资料一大包。杨太太连续一年就这样跑来跑去。有一次，杨先生到西班牙去了，杨太太一个人从淮阴回来，我见她累得都快虚脱了，一问，才得知这几天她一直在拉肚子，我赶紧帮她到药店买了“泻痢停”，她服下后才止住了。在杨太太这种不屈不挠的影响下，淮阴那一组的销售业绩果真上去了。
       杨太太在工作上对我很严。我刚到上海时，她要求我接打电话时一定要讲标准的国语，而且在讲话的语气上、讲话的艺术上都有要求，吐字要清楚，声音要洪亮，语气要亲切，还要有表情，拿起电话时，首先一定要说：“您好！我是高秘书，请问你贵姓，请问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
       杨太太一遍遍地给我示范，直到我的语气符合她的要求为止。
       每次看到杨先生和杨太太的工作作风，我就想，他们这种近乎苛刻的工作态度，办什么事都会成功。相比之下，大陆我的熟人中，没有像他们这种年龄还疲于奔命工作的，不知这是他们的悲哀还是大陆人的悲哀。
       在发展下级营销代表时，杨太太和杨先生总是口口声声称是怀着仁爱之心来帮助大陆民众致富的。还煞有介事地说：他们退休后在西班牙海边颐养天年，那里风景如画，他们又不缺吃，不缺穿，但他们不甘寂寞，不虚度光阴，总想在有生之年还要为人类做点贡献，就到大陆和台湾考查怎么能为民众做些什么，开始他们想到做教会工作，后来杨太太请了一个看相的，看相的就说某月某日有一个穿白色裙子的女士到了一个地方，上帝会安排的。杨太太听了大吃一惊，这不是在说自己吗？她记得很清楚，也就是在那个日子，她确实是穿了一件白裙子，这也是她惟一的一件白裙子，她本不想穿的，可鬼使神差最后还是穿了这件白裙子，到了一个祠堂，抽的签是：让她往祖坟上走定能成功。今天看相的先生也这么说，她就认为这是命了。也就在这天晚上，上帝还托梦给她，她也是穿着那件白裙子，上帝说：回大陆去吧！回大陆去吧！就在这时，他们夫妇在美国遇到了这家日用品销售集团的总裁，聘请他们到中国大陆做代表，他们便欣然接受了。杨太太讲的故事是真是假只有上帝知道。也许这也是商人的一种策略吧！
       中西混合的文化习俗
       杨先生和杨太太曾在海外生活了十几年，因此他们的生活习惯受海外的影响很深，既有中国传统的一面，也有西方欧化的一面。
       他们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天吃饭前，他们都要神色庄重地把手放在胸前念道：感谢主给了我们食物类似的话，说完了还要拖腔带调地来一句：阿门。这一套前奏完了，才开始动筷子。我是和他们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的，这一点我既感激他们，但又不喜欢。感谢是因为他们在这一点上没有把我当雇佣看待，因为在上海的许多家庭里，主人是不让雇佣和自己在一个桌上吃饭的，雇佣是单独在厨房吃，有些甚至是主人吃完了，保姆才吃。不喜欢是不习惯吃饭中的繁文缛节。虽然杨先生允许我可以不像他们那样在吃饭前还要祷告一番，但在吃饭中却有许多规矩。杨先生要求我在吃饭时身要坐正，不能低头，不能有声音，不能张口嚼东西。如果有一次不注意把口张大了一点，那杨先生就会故意很夸张地把嘴巴一张一张，样子很滑稽。遇到这时，我只有把头低下去不敢看他，这时他又会说：把头抬起来。
       吃饭时每个人面前摆放一个大盘子，一个小碗，一双筷子，一个勺子，一把叉子，另外又有一套公用的筷、叉、勺，旁边还摆放着一些调料。所以每天尽管吃饭的人不多，菜也不过平常的几个中国菜，但桌子上也会摆上一大堆，吃完饭，又必上水果。所以使人觉得吃饭是个很重大的事。
       不仅吃饭讲规矩，出门也是要讲规矩的，乘电梯、坐车都要女士优先。到什么场合要穿什么样的衣服。每次我去公司或办事处办事，杨太太要求我必须化妆、换衣服。有一次，《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张光年来上海（他和杨先生是老乡），打电话来说送给杨先生一张演出的票，让我到衡山宾馆去拿。临出门，我虽换了一身衣裳，但杨太太看见了，把我喊了过去，说我不适合穿那件衣裳，要我重新换。我一看约定的时间差不多快到了，就没有再换，直接去了，结果我走后杨太太很是生气。
       
       在讲究礼仪、礼貌文明方面，杨先生和杨太太是十分得体的，杨先生有时甚至会做出有点像堂吉诃德似的“英雄”举动。
       比如，每一次营销代表开大会前，他就要上台讲一点有关文明举止的要求，要求穿戴整齐，打领带，不准穿短裤，不准抽烟等。可有一次，大会刚开始，他就发现有个人在抽烟，他就拿一个烟灰缸，悄悄站在这个人的身后，当那人弹烟灰时，他就用烟灰缸接住。旁边很多人都看见了这一幕，都在偷偷地笑，最后抽烟人终于发现了杨先生的举动，连忙掐灭了烟头，显得十分尴尬。这以后，逢开会就再没有人抽烟了。
       有一次，我和杨老先生一起乘“计程车”去银行，车在行走中，他看到有一个中年男人在路边剪脚趾甲，他就叫司机把车停下来，下车去指责那个中年人这样太不文明，说得那个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低下头去。
       还有一次，我和他一起乘地铁时，他看见一个年轻人坐着，而他面前却站着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二话不说，上前就一把抓起那个年轻人，叫那位老人坐下。那位年轻人正要发火，见他也是个老人，而且是一副雄赳赳、气咻咻的样子，也就没再吭声。
       还有一次我和他去超市买东西，他看见一个女营业员用手在挖鼻孔，他就指责她不文明，那女营业员不服气，说他是多管闲事，他就气呼呼地要我赶紧去把超市的负责人找来，最终让那个女营业员吃了批评。
       有一次，他在街上见一个女人穿着睡衣，就很是生气，说这太不文明了，还说要是他太太穿着睡衣上街，他立马就要跟太太离婚。
       我也是个有文化修养的人，对杨先生的这些讲究文明的举止是无可厚非的，但有一点我却是不习惯的，那就是出门临别前的拥抱。每次有女士来访，或是杨太太出门归来，杨先生都要上前拥抱，甚至吻别一下，结果，我经常看到杨先生的脸上涂着红唇印，显得十分滑稽可笑。刚开始时，杨先生外出或是回来，也想拥抱我，我却不习惯，连连后退，杨太太说：人家不习惯就免了吧！这样我也就免了每次的尴尬。
       和他们相处久了，我却看出他们表面上对人彬彬有礼，一副绅士的派头，但在骨子里是瞧不起大陆人的，他们认为大陆人穷，不讲文明。有一次，他们邀请了几个上海人来家里做客，客人刚下电梯，杨先生就用很瞧不起他们的口气说：“一群土包子！”
       我刚到他们家时，有一次口渴了，我不想随便用人家的茶杯，就将一个装过咸菜的瓶子洗干净用来当杯子，我倒了一杯子水正准备喝，杨太太正好看见了，就说：“我们家里是不是没有茶杯？”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又接着说：“中国人就是这样，垃圾堆里的东西捡回来还能用！”因刚来，我不好顶撞她，但在心里愤愤地想：瓶子为什么不能当茶杯用？再说这和中国人外国人有什么关系！你自己不也是中国人吗？为什么在外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就把自己当外国人了，就看不起中国人了呢？！
       杨先生和杨太太在文化上由中国人欧化的最大特征是：信奉天主教。他们到大陆后，也想尽量用天主教的文化来影响周围的人。
       我刚到他们家的第一个星期天，他们上天主教堂时就带了我去。他们去的教堂是在上海的外国人主要去的一个教堂。教堂门口有一盆圣水，进教堂的人们都用手沾了点水，然后在前额胸前左右轻拍一下。我对教堂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教堂里有许多外国小孩。有一个小女孩，十岁左右，粉白的脸，大大的眼睛，穿了一身白色的裙子，可爱极了，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我还看到一个几岁大的小女孩在她妈妈脸上亲来亲去，她妈一点也没感到不自然，还不时的也回亲她一下，我想这是中国人在公共场所做不到的。杨太太在任何场所都爱出风头，在教堂也不例外，她想方设法的和神父拉关系，把神父请到家里吃饭，终于我看到她上台去用英语领颂圣经了。
       想让我成为天主教徒的女士
       杨太太经常到教堂去，除了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外，也有她的商业目的，那就是以便结识更多的外国人，好推广她经销的化妆品、营养品。有一次，她在教堂认识了一个叫莎莎的菲律宾人，是个已50岁的女士。莎莎来上海前，是在台湾专做天主教传教工作的，听杨太太讲，和她一起传教的二十几个姐妹，其中每年要有几个专门工作，来挣钱养活她们那个群体，莎莎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她被安排到上海一家外资银行，任农业项目贷款的主任。有一天，杨太太叫我给她去送营养品，她工作的那家银行就在浦东世贸大厦附近，那也是一幢气派轩宏的大厦。当我走进大厅时，只见有几十个电梯口，来往的人员川流不息。当保安把我带到她的会客室，在经过一些办公点时，我没有看见一个在工作的人员讲话，一切都显得有条有理，有规有矩。莎莎见到我后很高兴，决定带我到她住的地方去坐一下。她住的是一幢高级公寓，离这里只有五分钟的车程，当她带我到她住的公寓时，我真是大开眼界，这里环境豪华优美，游泳池、健身房等娱乐健身设施都有。莎莎虽只有一个人，却居住有两房一厅。莎莎告诉我，这是银行为她租的，一个月得上万人民币，这叫我咋舌不已。莎莎的英语说得很好，但华语却很差，我跟她交谈很吃力，我要重复说好几次还带比划，她才能明白我的意思。可她很好学，就在我们一起乘车的路上，她还请教我“香蕉”的中文发音。她还十分直率地告诉我，由于她华文不好，她在这里工作有一定的难度，她想不久辞职到新加坡去工作。
       不知为什么，这个莎莎女士见了我以后，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她十分想把我培养成天主教徒。在她即将去新加坡的前十来天时间里，她就住在杨太太家，每天早上五点多钟就带我一起到徐家汇天主教堂，去祷告和诵读圣经。我不愿意去，但心又软，不想让她难堪，只有陪同她去。她临离开上海时，还特地拉着我的手说：“明年一定到上海来给你洗礼。”她到新加坡后，又特地请人代笔给我写了一封信，除了称赞我外，仍然说到上海来时给我洗礼，还寄了一张她的照片给我。
       可我还没等到她来上海，就离开了上海，并且再也没有和她联系。我想：她一定会为最终没有让我成为天主教徒而抱憾终生的！
       穷与富的标准和眼光
       我一个人干了秘书、会计、保姆三个人的活后，曾经提出加工资，因为我一个月800元，仅跟过去他们请的保姆工资是一样的。杨先生就跟我解释：“我们暂时遇到一些困难，以后情况好转时会给你加工资的。”有时则会说：“我们没什么钱，我们不是富人。”
       我起先不相信，后来听他们从海外来的朋友说：他们是算不上富人的。
       看来，从海外人士的眼光来看，只要不是开大公司，没有很多资产的人就不算富人。杨先生和杨太太在台湾和海外虽从事过一些高级职业，但却没有开过公司，这次回上海，也只是刚开始创业而已，所以算不上富人。
       可在我这个普通中国人的眼中，杨先生和杨太太就算富人，起码在生活方式和消费上也称得上是富人。比如他们现在居住的这一套170余平方米的房子，就是1996年时花17万美金买下来的。虽然是分期付款，但首期也得7万美金，仅凭这，在中国也算有钱的了。
       另外杨先生家里每个月的日常开销就得花一两万元。家里除厨房，6个房间和客厅都装有空调，加上全自动洗衣机、烘干机、美国的净化饮水机、微波炉、多种健身器材等。电费一个月就得几百元。杨先生的儿子、女儿都在国外，加上还有些海外的亲友，每个月他们的电话费就得一两千元，每个月杨先生和杨太太都要吃大量的蛋白粉和各种维生素营养品，大约要一两千元；另外，杨太太的化妆品每个月也得要一两千元。
       杨太太曾从国外买了一瓶擦脸的化妆品放在桌子上，有一天，杨太太出差到外地去了，杨先生见是颗粒状的，以为是什么营养品，就一粒一粒把它吃了。杨太太回来后，到处找不着这瓶化妆品，经追问，才知被杨先生吃了，杨先生得知自己吃了太太的化妆品，便幽默地说：“我的胃不仅需要营养，也要美容哟！”
       
       杨先生和杨太太每年还要到国外去探亲访友旅游一次，仅飞机票就得二万元人民币。
       有一次杨先生从报纸上看到一款新型的抽水马桶要600多元，他立马打电话过去让销售商送一台到家里来，尽管家里的马桶也是新的，杨先生还是把它换了下来。还有他的按摩椅，也是换了好几次。每星期，杨先生都要到建国宾馆去洗一次桑拿、修脚，每次都得几百元；而太太则每星期都要到美容厅洗一次头。
       杨先生和杨太太虽不是富人，但他们成家后一直请有保姆或秘书。有一次杨先生为了夸奖我，说：我们一共请过15个秘书，就你长得最漂亮也最能干。
       因为一直请有保姆，杨太太从没下过厨，所以对青菜也分不清更叫不出名字。有一次，她下去散步，我叫她顺便带点葱回来，结果她带回来一把大蒜苗。不仅他们自己没有做过家务，就连他们的子女也一样。他们的大女儿从美国回来后，又去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有一次，她女儿在北京买了一条鱼想自己烧了吃，结果打长途电话回来问我怎么烧，我想打电话的费用足可以在餐馆吃上好多东西了。
       当然他们的高消费是对自己大方，而对我们这些雇佣则是十分克扣的。杨太太的衣服鞋子很多，整整装了一间杂屋，但她即使穿不上了，也舍不得送人。有一次，保姆小金帮她清理鞋子，一下清理出上百双。有很多都已经过时了，不能再穿了，杨太太就问小金穿多大码子的鞋，小金说穿37码。杨太太一听和自己穿一样的码子，马上不吭声了。还有一次，她女儿拿出一些自己不能穿的衣服给我，杨太太见了，赶紧走过来质问她女儿：“这些衣服你都不能穿了吗？”她女儿听了，只好拿了一件裙子进房间里去试了试，然后出来说：“不能穿了。”杨太太这才不吭声了。我虽领了她女儿的情，却不愿拿那些衣服，那些衣服就摆在那里放了很久。
       有一天中午，我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想休息十分钟，杨太太走过来说：“你坐在你自己的椅子上，不要坐在沙发上，头发会把沙发弄脏的。”还有一次，为了避邪，杨太太对小金和我说：“你们在外面碰到卖小镜子的就买几个回来。”一个星期后，我出去帮杨太太买化妆包，正好看到卖小镜子的，我就买了几个。回到家，杨太太问谁让我买的镜子，我不好当面反驳她，就没吭声。结果，杨太太要我把这一元钱一个的小镜子拿出去换成别的可用的东西。我气极了，当时就说是我自己买了要用的，钱我自己出。杨太太也就默认了。
       我每次去办事处，要乘地铁，从我们住的地方到地铁有两站路，在小区门口正好有公共汽车站，可杨太太为了省这一元钱，就叫我步行去，还说两站路只当散散步，这也是个锻炼的机会。
       尽管杨先生和杨太太称自己不是富人，但以我们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标准来看，他们就是富人。因此常常有些上门维修的中国人会大大地敲他们一番。我记得杨先生常常将钥匙锁在屋内了，这时我们就会打电话叫附近的一个锁匠上门来开锁，那锁匠每次开口要一百元，杨先生只好给他。其实他只一分钟就将锁打开了。
       高级住宅区的人们
       我在台湾商人杨太太家打工时是住在她家的。这是位于上海徐家汇区拥有一大片花园的高级住宅区，每平方米的房价高达8千元(1995年购买时的价格)，居住在这里的人，大都是外国人或是从海外回来的华人，也有少部分国内的有钱人。
       在这个高级住宅区里做保姆的工资一般一个月都会有800元以上，有的甚至达到2000元。三号楼的一户人家，除了有做家务的保姆外，还专门请了一个二十来岁的乡下女孩子遛狗，月工资也是800元，我白天出门时，就总是见那个女孩和狗在草地上玩，她把一个塑料圈抛出去让狗去把那圈叼回来。那是只大狼狗，因为喂养得好，毛光滑油亮。天冷时，狗还穿了一身衣裳，那衣裳的布料看上去最少也得上百元。我因为太忙，也没顾得上跟那个姑娘聊上几句，我想她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整天照顾一条样子凶狠的大狼狗，也自会有她的苦衷和人生的感叹！
       经常在花园草坪上玩耍的有一个十岁左右的白人小男孩。这个小男孩会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但也很不讲礼貌，你跟他打招呼，他会骂“烦球”或是“你妈的”。他的肩膀上经常挂着一条玩具蛇，常常用来吓唬人家，那玩具蛇像真的一样活灵活现，所以人们常常真被吓一大跳。这小孩十分调皮，经常会把花园里的滑梯和玩具推倒，安保们由此都不喜欢他，还说他的成绩在班上倒数第一。我曾在电梯里遇到过他和他的爸妈，他的妈妈很爱抚地摸着他，我想：她儿子的调皮也许是他们放任自流的结果。
       在这个高级住宅区里做保姆低于800元工资的只有一家，这家的男主人姓胡，三十余岁，他原是福建农村人，为了改变家中的贫穷的面貌，他发奋读书，大学毕业后到日本去留学，他说日本人是瞧不起中国人的，是不给中国留学生奖学金的，所以他为了筹集学费，一边打工，一边上学，常常一天只能睡两个小时的觉，有时连走路都能睡着，人瘦得都变了样。在上学期间，他认识了来自国内苏州的女留学生雁子，他们在日本结了婚，并在日本生下一个男孩，取得了日本籍后才双双回到了中国。他们在上海定居，却在苏州开了一家环保工厂，夫妻每天早上开着小车到苏州去，晚上又赶回上海。由于他在日本生活了十三年，所以他们的气质和生活习惯都和日本人相似。他们进屋都只穿袜子，这就苦了他们家的保姆，不能像其他家那样用拖把拖地，而只趴在地上能用布一点一点地擦。而且主人的白袜子上稍有点黑就会责怪她。可能是因为这家主人在国内和日本都曾感受到钱的来之不易，所以他们坚持只给所请的保姆550元，他们熟悉国内的情况，知道即使再给低一点，也会有人愿意干的。
       我和胡先生一家认识不久，女主人雁子就来跟我道别，说是要独自一人专程到日本去生第二个孩子了，我问她：在日本生孩子由谁来照顾她，她说有医院的护士，又说这主要是为了孩子能取得日本户籍。
       日本的户籍就这么重要吗？我有些不可思议。
       有一天，我下楼时，在电梯里遇到了住在21F的女主人，她大概有四十多岁了，却打扮得十分妖气，头发是烫的，妆化得十分浓。我和她并肩走在花园小区时，她问我会不会电脑，我说会。她就要我到她的公司去上班，保证工资会比现在的高。我就到安保那里去打听这个女人的情况。安保说这个女人是新加坡人，和妹妹一起到上海开了一家公司。后来妹妹看中了公司里的一个年轻的员工，正在和他恋爱时，她也看中了妹妹的男朋友，不知用什么手段夺了过来。妹妹气得回了新加坡。他们的母亲听说后还专门来上海指责她，她却跟她母亲大吵了一通，安保还强调说她吵架的样子十分凶。她母亲气得说不认她这个女儿了，就回了新加坡。她却照样在上海和那位比他小十几岁的男的结了婚。安保还说要我不要上她的当，不要去她公司做，她是很难缠的，在这个住宅区里，数她家换的保姆最多，有时甚至几天换一个，大概已经换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保姆了。听了安保的话后，我半信半疑，又去找了一个曾在她家做过保姆的女人打听，提起住在21F的女人就生气，说她脾气很坏，一天不是有规律的吃三餐饭，而是随时吃随时要你做。每顿饭菜都要变花样，一点不合她的口味就凶你。有一次，她做清洁时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瓶子，那女人硬要她赔，她只好花70多元钱去买了一个同样的瓶子给她，瓶子里装的东西也不退还给她。
       在小区的网球场，每逢下雨时，就有两个白人妇女在那里打网球，其中一个妇女还怀着孕。她们一点也不在乎下雨，有时雨下得很大，她们的衣服都湿透了，她们照样笑呀，打呀。安保说她们是“神经病”，安保大都是上海市区人，还这样不理解她们，真叫人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