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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刚刚开始的那些日子，家里很穷，穷到爸爸妈妈结婚的时候只是住在一个9平米的宿舍里。两个农村考出来的工农兵大学生，靠自己的能力留在了城市，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占了屋子一半的床和一个不大的桌子可以吃饭，可以看书。厨房就是走廊，厨具只有一个煤油炉。厕所和水房是公用的，早晨的时候还要排队等候。当时谁也想不到这个地方在二十多年后1平米要10000多花花绿绿的人民币。我——一个不知道应不应该出现的生命就诞生在这里。
       3岁之前的事情，我已经完全无法记起了，只是后来听父母说，当初他们一个月工资总共36元整，我每个月订牛奶就要20元，他们每到月末都要向隔壁借5元钱才行。后来我就上了幼儿园，每天爸爸都用他的28的大自行车驮着我去，晚上再回来。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日子是很懵懂的，记得我的生活就从一次发烧之后改变了。
       北方的冬天，很冷，晚上12点多，我因为扁桃体炎发高烧，父母赶紧找了附近诊所的医生来给我打针。后来我慢慢好了。2个月后，幼儿园体检，是我有记忆的第一次体检。所有的小朋友都抽了血。一周后，园长找到我的父母，不让我继续上幼儿园了，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只知道父母很久都再没笑过，然后就找保姆白天看护我，可是来了两个保姆都是来了两天就不干了。后来的日子很无聊，当我要上小学的时候，爸爸妈妈向我交代了一件让我一辈子也不许忘的事，就是没有他们在的情况下无论什么理由都不许抽血，包括学校的体检。因为我的身体和别人不一样，会过敏（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以为抽血会过敏）。
       上小学的时光真的很无聊，不多的作业让我有很多时间去我家楼下的币厅玩街霸。当时父母对我基本不加管束，小小的我被游戏机的乐趣深深地吸引。终于有一天我逃学在币厅里玩了一白天。找不到我的老师找到了父亲，而父亲却很轻易地在街霸的机器前找到了我，狠狠的踹了我一脚，然后夹着我回到家，连续打了我一个多小时。我号啕大哭的时候竟然发现原来他也哭了。而后他把我锁在家里，自己出去了。我记得当时我又是害怕又是疼，勉强爬上床，打开书包把语文书放在床边的桌子上，希望他回来看到我在看书会放过我。我觉得一阵子迷糊，竟然睡着了。当我再醒过来的时候，发现爸爸妈妈全在我床边，我头上盖着冰毛巾，我想起来可是一点力气都没有。原来我发烧了。妈妈看见我这样，竟然使劲地捶打爸爸的肩膀，爸爸一声也没有吭。从那之后，他们再也没有提我逃学的事，这次发烧还让我觉得是件躲避惩罚的好事。等我病好后，他们带着我去医院抽血，晚上他们拿着一张纸看了半天，妈妈哭了，骂了爸爸一宿，爸爸只是不停地抽烟。
       从那以后，一种他们称做“大黄片”的药片成了我每日的必修课。一天3次，都是从他们手里交给我，一次3片，我从来都不知道是什么药，问过他们，他们说打蛔虫的。这种药片我一直吃了半年，每两个月我就去抽一次血。直到有一天，我偷偷看见妈妈把一个瓶子上的标签撕掉，而那个瓶子里装的正是我每天吃的“大黄片”，我猛地冲过去，想从妈妈手里抢被撕下的标签，妈妈不知道哪来的劲，一下推倒了我。我爬起来又去抢，还咬了她的手一口，终于让我抢到了手，展开已经被揉皱了的标签，我看到上边标的是“复方护肝片”。我想这有什么不敢让我知道的？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药，妈妈见我看到了，赶忙说：“乖儿子，这个和你吃的不一样，这个是你爸吃的！”我想这还能骗得了我？明明是一样的。晚上爸爸回来了，竟然当着我的面真的吃了3片，说这是他吃的。
       我的心里虽然依然怀疑，但是再没有提起。这种“大黄片”整整吃了一年。1991年的时候，我11岁，爸爸妈妈的收入仍然不多，而且刚搬了家，家里基本没什么积蓄了。爸爸妈妈突然做了一个决定，带我去上海玩。我莫名其妙地被他们拉上了火车，开始了上海的旅程。到了上海，他们没找旅店，却直接去了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爸爸拉着我的手，坐在候诊的长凳子上，我还不知道为什么来这里，但是候诊室的门牌我还是认识的：“消化科一诊室”。
       进入诊室，我的父母很虔诚地望着穿白大褂的那个老大夫，她问：谁是病人？爸爸指指我。我抢着说，我长了蛔虫。那大夫叹了口气，问：“几年了？”爸爸说7年了，说着把一大堆叠得整整齐齐的化验单递到她手里。大夫又问：“你们查过没有？”爸爸说：“都查过，都没事。”“他怎么得的？”“打针。”那大夫又叹了口气，然后问我身上有没有劲，肚子那里疼过没有，我说没有。她又让我躺下，蜷起腿，用冰凉的手在我的肚子上左摸右摸，非常疼。妈妈叫我忍着点。然后妈妈就领着我出了门，爸爸独自留下了。出来后妈妈对我说：“你老实坐在凳子上等我一会儿。”见我答应了，她又进入了诊室，我自己无聊地呆坐在门外的长凳上。
       等他们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处方和几张单子，他们领我又抽了血，然后去药房买了一堆药，有蜡封的药丸和几盒注射药剂，然后带我离开了医院。下午去了游乐园，去了外滩，吃了小笼包子。晚上找了一家便宜的旅店住了一宿。第二天他们让我呆在旅店，又去了医院拿化验单。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又是中午。我好奇地问那个大夫说什么，他们说没什么。晚上我们就坐火车离开了上海。
       回到家里的一周后，我从学校出来的时候，看见爸爸站在校门口。我很诧异，因为我的家就在学校的后边，以前他们都没接过我。他见到我接过书包，问我一天都上了什么课，等我回答问题之后，说：“带你吃肉串去！”于是我们来到学校边的串店。点了肉串后他说：“老儿子，今天晚上咱们要吃上海带回来的药，还要打针，行不？”我不同意，怕疼。他说：“怕什么，我老儿子最厉害，打针我天天带你吃肉串。”当时我竟然答应了。晚上，爸爸竟然要自己给我打针，我看着针吓得哗哗流汗，当时就不干了，他上来按住我，扒开裤子就用酒精消毒。我使劲地挣扎，使劲地哭，可是他一点也不松劲。我一着急，抓住针管，这时本来不忍心看的妈妈也上来帮忙，按住了我的手，爸爸趁机就把针扎了进去，快速地把药推进了肌肉，然后拔出。之后任凭我使劲地哭也不劝我了。我哭了一阵子，疼劲过去了，也就不哭了。爸爸这才说，这个月要一天一针，然后一周两针啊。我又开始哭。
       后来才知道，我打的是人重组干扰素。几乎所有的副作用都在我身上出现了。第一针打完2小时我就高烧，烧了3天，恶心，无力，根本起不了床，感觉自己虚脱了，眼睛都睁不开，满脑子都是幻影，有幻听，总看见一个人在我面前挥舞旗帜，很大很大的旗帜。全身肌肉疼痛，像被一个很小很小的桶把自己箍在里面，伸不开身体。直到后来我才知道，1991年，能打到这个药的人得付出多少金钱，这是当时最有效的药物，而且国内没有生产，全是国外进口。爸爸妈妈因为买这个药基本把家底用空了。
       其实我学医也是父母的心愿，希望我学医之后更会照料自己。他们给我用了几乎所有的乙肝治疗方法，只要他们听说，那肯定会给我试试。在我身上为了治疗这个病花的钱到底有多少，我真的不敢去想。我现在正在口服贺维力片，一直等待奇迹的出现。
       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也就是我得这个病正好10年的时候，在一次做肝胆胰脾B超的时候，父亲突然让医生给我测量一下门静脉的宽度（这个测量只要看过有关肝病的书的朋友就会知道什么意思吧）。回家后，爸爸妈妈和我郑重地谈一个问题：这辈子不能喝酒。我问为什么，他们说也应该让我知道了，其实我得了乙肝，这是我第一次确定地知道自己有这个病。他们一再告戒我要保密，无论是谁，无论怎么样也不能说。
       就这样，我也隐藏着这个秘密，终于，我迎来了第一个考验。我考入了我市最好的高中，可是入学的时候要体检。全家都坐在一起想办法。经打听每年体检都在我们的区医院。父母先找到了区医院检验科的一个大夫（当然也是托人认识），我爸爸说他的一个侄子要体检，请那位大夫帮个忙，当然有所表示。我才顺利过关。但那是我第一次亲身经历了那种震撼。我们体检出结果的时候，我的班主任老师竟然在全体同学的面前，叫起我的两个同学，说他们有乙肝，让他们找家长来学校办理休学一年。之后我就再没见过他们。同学们也都议论纷纷，说他们还在一起吃过饭什么的，等等。我当时真的出了一身冷汗。
       这件事让我真的对这个病产生了恐惧，自己懵懂地觉得乙肝是一起生活、一起吃饭就会传染。从那之后，我只用自己的碗、自己的筷子、自己的毛巾。我也逐渐沉默起来。偷偷地看了些关于乙肝的书，知道血液传播才是最重要的原因。高中的生活是在阴霾中度过的，我把自己隐藏起来。人们开始觉得我是个冷漠的人，内向的人。
       转眼到了高中三年级，我的治疗一直没有间断，中间反反复复出现了几次肝功变化，父母又以我学外语的名义领我去了次北京，北京302医院。医生看了我的化验单，建议我住院治疗几天，父母原本只是打算带我看看病，没想到会住院，所以只请了3天的假，再加上302医院的管理很严，不让家属陪护，所以我就自己留在了北京。
       自己躺在床上，每天打针吃药的日子很无聊，但是精神却一直很紧张，让我开始思索今后的路。一个病房有3个病人，我的床靠门，中间的是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原来是个司机，感染乙肝病毒二十多年了，黑瘦黑瘦的，但是肚子很大，肚子上的静脉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是腹水。他已经肝硬化了，还有肝性脑病，他是老患者，肝性脑病的患者一定要控制蛋白的摄入量，据大夫说这次来就是因为他嘴馋，偷偷吃了两个鸡蛋，在家犯病了，就被送了回来。他24小时几乎有十七八个小时在睡觉，意识有时会不清楚。靠窗户那边是个六十多岁的大爷，不是乙肝患者，他说他自己一天至少一斤白酒，喝了能有30年，我入院的前两天，他因为突然吐血来住的院，现在插着三腔两囊管。晚上，我睡不着，瞪着眼睛看着他们，心里的恐惧难以形容，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的，不知道病毒会不会在将来的某一天离开我的身体，让我可以自由的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