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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2年开始，我就做图书盗版，迄今已经25年了。25年前一起盗版的朋友，因为前景渺茫，绝大多数都改行，极个别走上了正道，做上了正版。仍然坚持盗版生意的，就我一个了。放眼望去，真有些寂寞的感觉。
我能够坚持到现在，是因为我找到了生存秘诀：盗版禁书。
说起来，做盗版书，比做盗版盘安全。盗版盘如果只做国产盘，只做《天下无贼》、《满城尽带黄金甲》一类，也很安全，盗死了也没人管。光冯小刚他们吵吵，没有人会理睬他们。可惜国产大片太少，撑不起市场，养不活人。能养活人的还是美国大片，这又牵扯到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所以扫黄打非办时不时就要猛打，电视上时不时就要播放压路机碾碎光盘的镜头。
做盗版书，有一类和盗版盘一样有危险。比方哈利波特系列，人文社时不时要拽着扫黄打非办调查，一旦被揪出，也可能重罚重判。因为它也是知识产权的代表，是美国和中国高层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筹码，一不小心，就会成为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例证。
除此以外，盗版书都是安全的，大都是国产图书，自己盗自己的，没有美国人敦促，虽然也说要打击，积极性总要受影响。
盗版禁书，就更安全了。本来，盗版禁书的罪行，要比盗版非禁书重，因为你非法出版的是非法出版物，双重非法。但是，没有出版社敦促，没有出版社出血，扫黄打非办怎么会找这麻烦？二十多年来，我还真没听说有谁是盗版禁书被抓的。
比方王跃文的《国画》，是人文社出的，只印了二十万册，就停印了。《国画》盗版铺天盖地，起码不下三五十种，总量估计不下二百万。但这都跟王跃文没关系了，跟人文社也没关系了。人文社也不可能拽着扫黄打非办去打击《国画》盗版，没那积极性了。盗版多少，也不影响你正版的零印数。
但是，盗版禁书也不是那么好做。一本书被有关部门禁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有的盗版机器都开动起来，大家都抢这一碗饭，你又能抢到多少？盗版完了，砸在手上，一次就能让你倾家荡产。所以，我的秘诀，不仅盗版禁书，还要抢先。
怎么抢先？交朋友，在主管部门交朋友。所有内部的招呼，所有内部的文件，保证都在第一时间内知道。有时候，明天就要开会宣布查禁名单，我今天晚上就知道了。别看只提前了一个晚上，就这一个晚上，我的盗版书就能够上机了，等别人闻风而动的时候，我已经在往外发货了。做盗版，是在打仗，早一步，赚钱。晚一步，赔光。
这个抢先办法后来也失灵了，因为大家都会了，都在管理部门安插线人。你以为自己抢先了，实际上大家的机器都在熬夜加班，送到基层店一看，傻眼儿了，七八个版本撞车了。
我的最后秘诀就不是秘诀了，是学习。学习什么？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听着像笑话吧？一个盗版书商的成功秘诀是比党的宣传工作者还要勤奋地学习党的文件，领会党的精神。可事实就是如此，我不努力学习，就不可能正确判断哪些书有问题，会被处罚。我的目标，是要在管理部门做处罚决定之前，就知道哪本书会受处罚。
一般说来，有些书受罚，有很偶然的因素。某人因为个人好恶，就是不喜欢这本书，他恰好又爱说话，一说话，那书就倒霉了。这种情况是没法预料的。总结这几十年的经验，绝大多数受罚的图书，是逾越了出版业的底线。这些年来，为了安定团结，为了一门心思搞经济建设，主管部门是能忍就忍，能睁只眼就闭只眼。即便要处罚，也严格限制在出版社内部，限制在行政范畴，尽量不涉及作家本人。你看王跃文、邓贤、贾平凹、李佩甫他们，书被罚了，人没事儿，照样好好的。从这个角度说，比较起“文革”前的一棍子打死，还要批倒批臭，真是天大的进步了。
打住，以我盗版书商的身份，这么表扬人不太合适。我的意思，很多书被罚，是过了底线，不罚实在说不过去了。这种逾越底线的书，就是可能抢先预料的。
那条底线在哪里？看不见，却是明摆着的。比方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过线太多了，不说主办部门，我这个做盗版的，都看不过去了。用一句“文革”的词，那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还比方一本写右派生活的书，我和主管部门的朋友喝酒，我说，这本书要倒霉。朋友说，不会吧，没听到风声呀。我说，你的政策水平还没我高。他说，干这遭人嫌的工作，犯得上兢兢业业？
我的判断，源于很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上面的决议，就是底线。比方反右斗争，很明确地说，就是三个字：扩大化。作家写右派，平反了的右派没问题，就那几个没平反的不能写。都平反了，那还是“扩大化”吗？
说实话，这么多年做盗版下来，发现很多编辑主编甚至监管人员政治觉悟太低，政策水平太低。当然，话说回来，就因为水平低了，才犯错误，才会受罚，也才有我忙活的空间。
正是这个判断，让我提前盗版，居然提前太多，八天以后才宣布禁令。
甜头最多的是十五年前的《废都》。《废都》出书前，出版社既炒贾平凹的天价（百万）稿费，又炒此处删去多少多少字的方框，把市场炒热了，热得不行。《废都》出厂之前，各地的批销商就开着卡车去拉货，还都是现金交易。说实话，在营销上，是一大成功。在《废都》以前，出版社很难打通二渠道。但是，把《废都》当《
金瓶梅》炒，显然过线了。出书前，《十月》先发表过一部分，就引起一些女作家的不满。这种书，主管方不可能置若罔闻。而且，这种有“涉黄”嫌疑的书，处罚起来也简单，没有人好意思站出来帮它说话。
那时候，我也带着现金开着卡车去了，看前面排了那么多车，我突然决定撤退，自己盗版。闹这么大动静，主管部门想要装聋作哑也不可能，《废都》受罚，应该是铁板钉钉的事。
可以说，我的第一桶金，就出自《废都》盗版。所以我对贾平凹，一直心怀感激。
我要说明一点，我和主办部门里的朋友，的确只是朋友，相互通气通风而已。社会上风传盗版集团豢养走狗，并影响甚至决定主管部门对某一本书的处罚，那是天方夜谭，无稽之谈。我把盗版做好了，再命令主管部门宣布该书为禁书，好让我发财，这怎么可能？这种事，想都别想。你脑子里只要有一闪念，就没人和你交朋友。那些朋友吃吃喝喝随便，政治底线还是守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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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做盗版，是所有犯罪活动中最危险的。为啥？好查。你那书总要摆在书架上卖，抓你很容易。再顺藤摸瓜，要你交待上家，总能查到根儿上，想跑也跑不掉。
问题在于，我们中国人有习惯看法，偷书都不算偷，盗版也就不算盗窃了。而且，在很多地方部门看来，这种犯罪，不杀人放火，社会危害小，除了作家和出版社有意见，别的民愤没有。所以，通常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
再说，虽然设立有扫黄打非办，里面有公安局的同志。但是，说实话，现在社会治安问题那么严重，公安局的大案重案的压力就很大，也没有更多的精力管盗版。通常也就是新闻出版局和文化市场大队的出面，那是些什么人？文人，书生，看见人家卖盗版，躲都躲不赢。
还有一个大家说烂了的地方保护主义。做盗版的印刷厂，都在郊区农村，印刷工人装订工人压膜工人，都是村民。不做盗版，很多厂子都开不了工，大家的生活就有问题。这是摆在桌面上的理由。在桌面底下，那些厂子不会跟基层干部毫无瓜葛。就像山西的煤矿都有官员的股份一样，做盗版的印厂，也多有干部的股份。所以，即便查盗版，查到乡镇环节，就下不去了。真要下来，盗版早转移了。
我在京郊，有自己的印刷厂、装订厂，还有照排公司。也都是和地方官员合伙。做盗版，讲究争分夺秒，没有自己的根据地，做不好。有一回，北京一家中央级的大出版社查盗版，不给地方打招呼，直接拽住扫黄打非办，直插印刷厂。面包车开到厂门口了，工人还以为是吃农家乐来的。那天，我在北京城里，接到手机，工人已经把面包车围上了，坚持了几分钟，附近村里的老头老太太就来了。大家要把面包车掀翻，吓得人直打110。结果还是绕不开地方这道坎。在他们报警的时候，镇上也报警，报啥警？说没事儿了，镇上都处理妥当了。
这类故事，传到出版社，就成黑社会了。其实，都是村民的自发行动。这地方当年打鬼子防汉奸，英雄神话一串一串的。说起来，盗版这么多年，心头觉得对不起的就是他们。给他们的工钱太低。印刷厂本身竞争就激烈，成本拼了命地压，还要留出地方官员分红的空间，想开高点，也不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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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盗版的印刷厂，也是正经的厂子，除了盗版，也接合法的活儿。接活儿的时候，碰上有卖相的，顺便多印一些，盗版跟正版就是一个版，就没了丝毫区别。这类盗版，也没什么风险，除了纸钱，就没别的成本。有时候，连纸钱也不用，出版社稀里糊涂都签单了。
后来出版社学精了，一本书，分几家印刷厂印。把封面和正文分开，甚至连正文也分开印，然后再拉到一个地方，在监视下装订。即便如此也防不住，因为出版社自己有内奸。
做盗版，离不开内奸。搞印刷，跟出版社管出版的那帮人，关系都很近。请吃请喝请三陪小姐，都是少不了的。但这只能留住正常业务，想要人家配合盗版，还必须有更深的利益纠葛，比如送他们干股，定期给他们分红。
2000年前后，我做过几本书，是直接从出版社拿来的片子，直接上机印刷。结果是盗版比正版还要先出来上市。有一回，上市太早了，差点暴露。出版社发行部的说，我们还没发货，怎么书店就有了呢？
有时候，发行部门也参与了盗版。还有的时候，出版社社长也参与盗版。这就会产生最高级的盗版：出版社自己盗自己的版。
出版社自己盗版，听起来就好像是对作家隐瞒印数，少付版税。其实有本质的区别。为了对作家隐瞒印数，在版权页上少写印数，但多印的书卖出去以后，回款还是在出版社。出版社玩这一招，是因为竞争书稿的时候，版税开价太高，想在印数上捞回来。严格说，这虽然太不地道，却还是企业行为。
我说的出版社盗版，多出来的印数，不仅瞒着作家，还瞒着编辑和出版社员工。发货出去，收回的码洋，不回出版社大账，直接落到那几个人手上。多印多卖的那些书，在出版社根本就不存在。严格说，这已经是贪污了。
遇上这类高级盗版，跟我们就没关系了，只有眼馋的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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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盗版，在很多人眼里，都是呼风唤雨的潇洒，很轻松就发财了。其实那是误会，做盗版风险很大，比做正版还要大。做正版的出版社，这么多年来，有没有倒闭的？很少。要不是存心，想倒也倒不了。
出版社之间，竞争是很激烈，但那一本书，就你一家出版，就你一家印，首先铺到市面上的，都是你的正版。除非你傻，明明卖不出去的书，你非要当畅销书印，开机就是十万八万。
很多人书卖不动，就怨盗版。其实，好卖的书，再怎么盗版，它就是好卖。你看《狼图腾》，有多少盗版？不下二十种，但人家还是卖了二百多万，而且还在卖。而且，我说句话，很多人不会同意。几十种盗版的印数，加起来都比不上一个正版，也就是正版的零头。
这么说，有什么根据？现在卖书，不管主渠道二渠道，都是书店，即便在超市在机场，也是整洁明亮的场所。卖书的老板，轻易不敢摆盗版。二十年前的中国，也有新华书店，但大家都不进去，为啥？遍地是地摊。二渠道都是地摊。
那时候，在地摊上买金庸琼瑶，买美国的谢尔顿，买雁宁他们冒牌的香港雪米丽，还买色情凶杀。不管是大学生，文化人，还是民工，看上去都一样，那种欲望的眼神都一样。“文革”期间禁欲多年，大家都憋坏了，封面印个乳罩就看着新鲜。高雅的，低俗的，所有人读书，都是通俗的读法。所以，那个时候的纯文学，都在《当代》《十月》《收获》《花城》上火，发行单行本，都卖不出去。就因为主渠道就是新华书店，而读者都不爱进。
那个时候做盗版，做色情凶杀，量大，动辄十万八万以上。做正版，做纯文学，就新华书店征订，再好的书，都不上量。比方陈忠实的《白鹿原》，当年征订数是多少？不到一千。那时候的正版书，根本就上不了地摊。也就是《废都》，利用贾平凹的名气和色情炒作，突破了发行瓶颈，带动起陕军东征。结果《废都》被禁，其它陕军昙花一现，只成就了《白鹿原》一部经典，至今畅销。
现在，中国人经过这么多年的进步，钱多了，读书的趣味也提高了。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地摊少了，书店多了。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地摊几乎就消失了。地摊都被挤到郊区，挤到小城镇去了。在正经书店，谁还卖色情凶杀？也用不着，毛片遍地都是，用不着看书。看书就是要学习，要享受高雅。
我的意思，现在的中国，可以卖盗版书的地方是越来越少了，即便还有，都是经济不发达地区，读者都是不舍得掏钱的穷人。哪像去西单图书大厦赶集的人，就奔着花钱去的。
一本书的正版市场，全中国的大中书店，就你一家占领。那些边边角角的小书店，菜市场那些流动地摊，又有多少盗版去争抢？盗版和盗版之间的竞争，比正版激烈得多。
还有就是印刷术的革命性进步，导致了盗版的艰难。按说，因为实行照排，盗版比以前容易了。不用活字排版了，也不用一字一字输入了。但是，你容易了，别人也容易了。二十多年前，活字排版的时候，有能力盗版的人少，盗版书的竞争对手就是正版书。现在，电脑扫描，是个人都能盗版。你做的盗版书，想要跨地区发行，就很难了。货还在路上，当地的盗版已经上市了，你就只有原路返回。
所以，现在做盗版，量很小，自己守着自己一块地盘，三两千册也做。有的三五百也做。用句时髦话说，盗版也进入微利时代了。
这就产生一个误解，有的作家说他的书被盗版了，好几十种，就以为多大的盗版量，其实，那好几十种加起来，也赶不上正版。除非这个正版被禁了，不让印了，那些窗明几净的正经书店也只好卖盗版。
前不久有人搞了个作家富豪榜，余秋雨在榜上，说他有上千万的版税收入。余秋雨站出来说，那是算错了，把盗版算进去了。其实，余秋雨的书就是好卖，他的正版书的版税收入一千万根本就打不住，除非出版社不给他钱。话说回来，谁又敢不给他钱？还想不想要他的书稿？
拿余秋雨的书举例，盗版种类是不少，总量也就是正版的零头。为什么？余秋雨的粉丝都有小资情节，买盗版，不玷污了心中的文化大师？
关于盗版，余秋雨说过很多的话，最著名的是有盗版集团垄断了盗版市场，还组织人马买通媒体，通过对他的攻击为盗版炒作。说实话，笑掉大牙。哪来那么大的盗版集团？任何人都不许盗版，就我一家做，就算是黑社会，也得是多大的黑社会？在街面上打打杀杀，收点保护费，黑到这种级别就不错了。就是意大利和美国的黑手党，也没听说谁能够垄断一个垂直产业。就是哥伦比亚的毒品大王，也不能禁止缅甸的金三角和阿富汗的金星月种植毒品。
说余秋雨，是说科技发达，印刷技术日新月异，任何人想要垄断盗版市场，都是天方夜谭了。盗版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只能是尸横遍野。所以，这么多年来，你看不见倒闭的出版社，破产跳楼的盗版商满眼都是。
所以，我们做盗版，最希望看到的就是主管部门的罚单。只有正版书停印了，不让卖了，我们才有宽敞的生存空间。所以，我能够苟延残喘到现在，还就因为有做禁书的诀窍。
但是，盗版的困境才刚刚开始。等到生活再富裕些，等到边缘落后贫穷的地方赶上来，花钱买书越来越成为享受，图书价格会越来越高。肯为省钱买盗版书的人会越来越少，盗版市场也就越来越小了。
再说，中国人总有一天会改变观念，会把盗版和购买盗版看成耻辱。
还有，社会总会越来越开放，禁书总会越来越少。
总之，这碗饭眼看着就吃不下去了，我跟你说这些，就因为我正在洗手，想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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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盗版这么多年，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是做正版，光明正大做正版。我的儿子也上大学了，在他面前，我一点自豪感都没有。为啥？做了半辈子书，很少有拿得出手的，很少有摆得上书架的。儿子不可能看得上你。
说起来，我也做过正版书，在出版社买书号。但都不是什么好书，都是找几个枪手攒的，东拼西凑的跟风之作。做了一阵，没劲了。书卖不好，成本还高了，多了书号钱，一不小心就赔掉一辆桑塔纳。
书号钱不仅是书号钱，还有责编费，还有审稿费，审稿的还不止一位，拿钱的事，有点权力的都要凑上来。说句话不好听，凡是肯卖书号的出版工作者，道德情操没法高。跟他们打交道，特烦。
书为什么卖不好？不是我没眼光，是抓不到好稿。图书也进入了品牌时代，畅销的作家就那么些，没人肯把书稿给我。以前出版社不兴版税，千字稿酬又低，作家还愿意和我们合作。千字百元就是高稿酬了，一本二十万字的书稿，当面拍出两万的现金，也还有震撼力。现在兴版税，多卖一本，作家就多挣三两块钱。卖上几十万册，作家一本书就发了。在版税时代，我们的末日就到了，畅销的书稿不可能给我们，人家信不过你，你说你不隐瞒印数，傻子也不信，盗版的出身，还有诚信？
上个世纪末，书店里摆满了豪华精装套书，有些是名著经典，有些什么都不是。我告诉你，最先做豪华精装书的，不是出版社，都是书商，很多都是我那些做盗版的朋友。做了半辈子书，都想做几本像样的摆上书架，好对儿女说，你老爸也做过好书。黑社会做久了，还要金盆洗手，变江湖老大为慈善家，何况做盗版的？
结果怎么样？都赔死了。最典型的是一家上市公司，原来是武汉长印，就是一家印刷厂。后来被收购了，改名诚成文化。老板叫刘波。他做的书是二十四史的豪华版，卖价十几万。记不太清了。总之是天价，从来就没有摆在书店里卖过，卖也卖不出去。可这就成了诚成文化的利好，庄家就用这个题材把股价炒上了天。当然不会有好结果，涉险商业欺诈，被通缉，销声匿迹了。
大浪淘沙，当年盗版起家的朋友所剩无几，还在苦苦坚持的，都是想熬到出版改革，书号放开的那一天，好名正言顺做出版家。只是，我估计自己坚持不到那一天了。
我最有可能做的事，就是写一本忏悔录，把几十年的盗版经历写下来，侧面记录中国出版业发展的艰难历程，侧面反映中国读者的成长历程。我这么说，帽子是不是戴大了？当然，一定是忏悔，道德上要站住脚。写好以后，直接交出版社，正正经经出版，畅销不畅销都无所谓，就是要正版。
我用自己半辈子的人生写成的书，当然要正版。
盗版半生，正版结束，就是我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