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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掉馅儿饼
       七年前，历史的脚步踏进21世纪的门坎，到处是世纪钟声敲响的时候，天上突然掉下一个馅儿饼，恰巧砸在我的头上。
       我是四川人。四川是天府之国，我家乡却是穷山沟。我家祖祖辈辈都是乡下人，世世代代的穷人，解放前解放后都是无产阶级。为了摆脱贫困，我和一群老乡外出打工，成都重庆都去过，更多的时候是在专县。汗流得不少，钱挣得不多，扣除掉被拖欠克扣的，挣得更少。就在我忧心忡忡，寻思啥时候才能脱贫，啥时候才够彩礼娶媳妇的时候，接到我爹一个电话，要我火速回家。
       我以为家里出事了，着火了，心急火燎坐了长途汽车赶回家，家里好好的，父母也都健在。进了家门屁股还没落凳，爹就把我往外拽，要我找王老师去。
       王老师是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桃李满天下，地区好些领导都是他的学生。他很看重我，说我有才，作文写得好，上大学深造几年，可以成为作家。可惜我数理化差，高考落榜，辜负了王老师的希望。王老师找我，是因为他手中有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他想砸在我头上。
       王老师有位女学生，姓梁（后来我叫她梁姐），高我七届，在市政府办公室做秘书，要去北京组建办事处。她要王老师帮她推荐一个人，当她的助手。王老师就推荐了我。
       梁姐人很漂亮，也很利落，要人的条件也很干脆：1.能干，肯跑腿；2.机灵，会看人脸色；3.有文才，能写材料；4.家庭背景一穷二白，没有官场是非恩怨。王老师推荐我说，除了不会看人脸色，其他方面都很好。梁姐和我聊了些东南西北。我从来没和这么漂亮的女子这么近距离说话，心有些跳，问一句，我答一句。梁姐就对王老师说，这孩子话少，内秀，还会脸红。
       2000年开春以后，我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在西四环外找到办事处，向梁姐报到，开始了我在北京的间谍生涯。
       梁姐流泪
       说是驻京办，其实很寒碜，不像我们相邻的×市驻京办，一层高档写字楼里，十几个人上班。我们驻京办，就梁姐和我两人，租的是两套楼房。两居三居各一套，两居那一套做梁姐的办公室兼宿舍，三居这一套做客房、厨房加值班室，也是我的宿舍。
       我在外打工的时候，干的是装修，也算是个包工头，最小的那种。我发挥长处，跑前跑后，先张罗把房子装修一新，让梁姐很满意。
       那一年，有一个几十亿的国家投资项目要落户西南，我们市和×市都在争取落到自己境内。×市开展工作早，基础打得牢，早已是十拿九稳。我市也就是死马当成活马医，做最后的挣扎而已。为了这最后的挣扎，梁姐一天到晚都在外面拜菩萨，很辛苦，人眼见得就憔悴下来，每次出门前，都要花费很多时间和心思化妆，看得我心疼。
       那时候，我真的很担心梁姐把自己赔进去了，可又帮不上忙，我没那个能力不说，光身上的气质，就上不了台面。梁姐给我买了一套西装，穿上以后晃眼一看还不丢人。但我自己知道，衬衣的领口处老有勒脖子的感觉，脖子以上的整个脑袋都是僵硬的。尽管梁姐说我是助手，但那是抬举我，说到底我还是个勤杂工。在人事上，就梁姐是干部，我仅仅是临时工而已。梁姐的工作，我根本就不了解，也无法介入，我唯一能做的是把办事处收拾干净，用心地做饭菜，让梁姐吃着可口。
       端午节那天，梁姐回来已经后半夜了，满身酒气，还要我陪她喝酒。一边喝，一边说酒话。梁姐说，事情办不好，要辜负领导和家乡父老的重托了。又说，家乡穷啊，钱太少，拿不出手哇。拿出手，人家也看不上眼哪。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了一脸。
       后来我才知道，市里给了梁姐一百万的活动经费，她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合适的人头，把这一百万花出去。最初听到这个数目时，吓了我一跳。这么多，不说够我挣一辈子，就是我们家乡的普通干部，如果不收受贿赂，也得挣一辈子。对了，我们家乡很多基层干部的工资也和进城的民工工资一样，被拖欠着。多的拖欠了一半。有的时候，政府要办大事，没钱，还会强行向干部们借，直接从工资卡上扣除。所以，这一百万，对我们这个贫困地区，怎么说也是巨款。可惜放在北京城，根本就不算是钱。
       当然，市里也没指望靠这一百万就搞定几十亿的投资，为了争取这个投资项目，市里面筹集了上千万的活动经费，梁姐手中只是极小部分。据说，这些活动经费相当部分都挪用了扶贫资金和福利基金。但比较起×市，还是太少了。据说，他们动用的资金上亿。有关领导以行贿的名义把一半的资金侵吞了下来，三年之后，东窗事发，导致十几个官员被判刑。
       说远了。我找不到话安慰梁姐，就劝她说，我们的钞票比不过人家，就不比钞票。梁姐苦笑说，不比钞票就只能比穷了，又说，天天跟人哭穷，把人都哭跑了。你哭穷，人家好意思拿你的钱？不拿你的钱，人家又图啥？图学雷锋？要学雷锋，还用得着我这么人不人鬼不鬼地磕头作揖？
       我说，他们总还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干部，总还有些觉悟，不至于全钻钱眼里吧？
       梁姐指着我的鼻梁说我傻。梁姐说，人家要不钻钱眼里，她就麻烦了。
       我明白，市里要梁姐上北京来，除了梁姐的能力，也还有梁姐姿色的关系，希望用姿色弥补资金的不足。梁姐的工作，实际上多半是在陪吃陪喝陪唱陪跳，想要洁身自好，难哪。
       但是，我执着地相信人性没那么简单，不管什么人，都不可能只是金钱的奴隶，就是贪官污吏，他也是人，也应该有人性。当然，这不是我的发现，我还没这水平，我是看一个官场作家的创作谈看的。
       为了帮助梁姐，也为了我的家乡脱贫，我用人性说鼓励自己，偷偷寻找打通关节的办法。
       画中人
       我是搞装修的，通过办事处的装修，也认识了一批民工朋友。和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偶然发现，负责那项投资的中央部门，新近分了一批住房，很多官员都在忙着装修。
       顺便补充说一句，自从国家取消福利分房以后，老百姓都以为天下再没有公房分配了，其实是误会。到今天，我所接触的很多中央部门都还在分房。只不过，以前分房是公房，个人只有居住权，没有产权；现在不仅有居住权，连产权也有了。只要象征性地交纳比经济适用房还便宜的房款，那套高档住宅就归个人名下，属于受宪法保护的私人财产了。
       我开始跟着装修工朋友，到小区里去逛游。小区物业管理比较规范，有专人盯着装修，防止野蛮装修和其他事故。说来也巧，管理装修的物业员工，有一个王姑娘来自四川。我偷偷赶印了一盒名片，把自己印成驻京办事处副主任，再穿着梁姐送我的西服，去和王姑娘认老乡。
       说起这事，至今我还愧疚，王姑娘长相不好，人却很好，对我也有些意思，知道我为家乡脱贫焦头烂额，就义无反顾地帮我，偷偷复印了一份资料。所有业主的姓名、单位、联系电话（包括单位、家庭座机和手机）都有了。我的间谍工作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那份业主资料，是我获得的第一份情报。
       我知道梁姐要拜的是哪个部门，我记下了几个名字，婉转试探梁姐，知道最重要的是一个姓李的处长。我就进了李处长的新家，和装修工聊李处长。李处长下班后来视察装修，离开时，我就打出租跟踪他。
       我的本意，是要找到他现在的家庭住址，好方便梁姐工作，却没想到跟踪到了养老院。原来，李处长的母亲半身不遂，遭老婆嫌弃，李处长惹不起老婆，不得已把母亲安置在养老院，自己每天下班来看看，以尽孝子之心。
       我把情报告诉梁姐，梁姐愣了好久，叹气说，约他吃饭唱歌跳舞他都爱理不理，原来他的夜生活都有安排！
       接下来，我和梁姐做了分工，我去负责李处长的新家装修。我让装修队提高装修档次，由办事处补差价。梁姐则去了养老院，冒充李处长的朋友，前去照顾李处长的母亲。那些天，可真难为了梁姐，端茶倒水，端屎倒尿不说，还长时间陪着老太太，和她拉家常，那份孝敬，不说儿媳，比亲闺女还要亲。
       
       等到李处长到来前，梁姐就撤了，给李处长留下一头雾水。
       这是我的构思，用“画中人”和“七仙女下凡”一类的民间故事手法，制造悬念和美感。
       每天晚上，李处长的母亲都对他夸梁姐，说她是仙女下凡。看母亲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外加神清气爽，李处长当然高兴。他因为妻管严原因把母亲“遗弃”在养老院，心中原本愧疚，见母亲有了好待遇和好心情，才松了一口气。
       但李处长也没太在意所谓仙女，他以为那就是热心慈善工作的义工，几天以后，才起了疑心。第七天下午，李处长提前下班，突然袭击，把梁姐堵在了养老院。
       他正好看见梁姐为他母亲擦身子，他的眼睛就湿润了。
       那天，李处长和梁姐一起吃了饭，就在养老院附近的小饭馆。李处长和梁姐对饮二锅头。李处长说，小梁，真难为你了，做工作做到你这程度，我还能说啥！梁姐则说，我们贫困山区，要表达心意，也只有出此下策了！
       李处长这一关，就这样攻了下来。只可惜以梁姐和我的能力，也只攻得下李处长，而李处长的权力，又实在有限，那项国家投资工程，最后还是给了×市。但是，经李处长努力，安排了大领导听我们市的“申奥报告”。我们市长一行专程来京，虽然没有拿下主体工程，却获得了最重要的配套工程。
       据李处长分析，配套工程才是真正的肥肉。主体工程进行过环境评估，污染将很严重，暂时瞒天过海才投资立项。×市到手的实际上是个烫手的山芋，会破坏当地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对地方经济和老百姓生活，都后患无穷。果然，几年后国家加大了环境监管整治力度，主体工程时不时就被叫停，到2006年底，就彻底关张了。国家几十个亿投进去，最显著的成果是造就了一批贪官，让看守所和监狱里的“小食堂”生意红火。
       对于梁姐，最重要的成绩是一百万的公关经费幸存了多半，给办事处今后开展工作保留了财政基础。
       情报网，联络图
       后来，梁姐给我印了新名片，明确了我的身份：主任助理。我偷偷把印有副主任头衔的名片扔了，一本正经开始了第一份助理工作：编织联络图。
       所谓联络图，就是中央各个部门最重要的官员信息，包括职务、上下级关系、家庭背景、家庭住址、家庭成员、座机手机号码、电子信箱、QQ地址，等等。
       这只是初级情报，还有中级情报，比如官员的身体状况、饮食习惯、体育爱好、阅读兴趣、文化品位、色相喜好，等等。
       还有高级情报，关于配偶、关于子女、关于父母和兄弟姐妹，甚至关于二奶三奶等等。
       搜集这些情报，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省钱。中央各部委每年都有很多专项投资，给谁都是给，各地方驻京办的任务就是要“跑步（部）前（钱）进”。为了“钱进”，先要“钱出”。我们地方穷，比花钱比不过别人，就只好想办法少花钱多办事，争取花钱花在点子上。而能不能花在点子上，最关键就是要看我们的联络图的含金量如何。
       还是那句话，人都是有人性的，部委大楼里那些领导，当然也不例外。不说贪官是少数，就是地道的贪官，除了个别人穷凶极恶，大多数也讲究“贪官爱财，取之有道”。赤裸裸的金钱交易，贪官自己也未必喜欢。披上一件感情的外衣，大家都少了堕落的感觉。
       所以，有时候，送人百万现金，还真不如给人瘫痪的老娘擦身子，更不如把人的宝贝儿子从水里捞出来。同样办事，一个是权钱交易，肮脏；一个是知恩图报，美德。
       需要声明的是，梁姐给李处长母亲擦身子是公关策划，安排人替官员的祖坟守墓也是公关策划，舍身救人儿子则不是，那只能是意外巧合，不可能先雇人把孩子推下水再舍己救人。
       为了搜集情报，我发展了很多情报员，有机关干部，有领导司机，有物业公司职员，有学校老师，有家庭保姆。对了，我们还曾经培训了一批家政服务员，安插在一些领导家中做卧底。
       安排小保姆做卧底，是我从一些官场小说里面读出来的办法。北京对保姆需求量大，要求也高。但北京的本地人饿死也不当保姆，来自外地穷乡僻壤的保姆又不适应城市生活，缺少家政技能，更缺少家政素养，还会挑三拣四，很少能让雇主满意。有驻京办出面，给领导寻找品学兼优的小保姆，那是雪中送炭的好事。
       我向梁姐提议，梁姐有些疑惑地盯着我看，怀疑我是不是走火入魔。
       梁姐在机关受宠，就有花瓶之说流行。梁姐把丈夫和两岁儿子扔家里，独挑驻京办，一是组织安排，二是要做一番成绩，粉碎花瓶说法。但梁姐这人，又有些奇怪。给领导送红包行贿她能接受，给领导性贿赂她就不能接受。其实，在生意场和官场，很多人都对这两者一视同仁。梁姐的执拗，也许就因为她自己也是女性？
       梁姐勉强同意之后，我就要回四川去挑人。梁姐把我拦住，说回去动静太大，影响也不好，让在北京就地取材。正好，四川有妇联和共青团等部门旗下的家政公司在北京活跃，我就找上门去，挑了一批，让梁姐过目。
       梁姐看了她们，把我骂得狗血淋头。
       梁姐问我，你是挑保姆还是挑小姐二奶？你是要为领导家庭服务，还是要破坏领导家庭关系？你以为领导都是色鬼？你以为领导就只有吃窝边草的能耐？
       我自知理亏，因为我选的都有姿色标准。
       推倒重来，梁姐亲自上阵，妩媚的不要，妖娆的不要，伶牙俐齿的也不要。梁姐要的，就是几个字：朴实、勤快、温顺。
       可是，半年之后，还是有保姆和领导出了绯闻。而且，谁也想不到，出绯闻的恰恰是最被梁姐尊重的领导，因为他在和梁姐的交往中最尊重梁姐，不说挑逗骚扰，连半句言语骚扰也没有，甚至从来不开半句荤玩笑。更想不到的是，出绯闻的保姆恰恰是长相最差，看上去最朴实最勤快的一位。领导太太找上办事处，在梁姐脸上抓出几道指痕以后，我们还以为只是误会。
       那事处理起来很麻烦，领导太太虽然泼辣，打过梁姐，发泄消气之后，冷静下来，也知道闹出去对丈夫仕途不利，也不想声张，只要求将保姆辞退了事。问题出在保姆身上，她说自己是受害者，要求巨额赔偿，如不答应，她就要告领导强奸。
       她的赔偿数目也吓人一跳，她开价十万，而且咬定了不松口。她的坚定使我相信绯闻是她的预谋，至少是顺水推舟。
       这事难办了，我们不可能让领导掏十万，要驻京办掏钱，梁姐也不答应。梁姐说，行贿领导，那是为工作，行贿保姆，没这规矩！
       两个女人较上劲，把我急坏了。这事牵涉到驻京办的声誉，也牵涉到梁姐的声誉。如果不能就地化解，闹回家去，梁姐的政治生命恐怕就完了。当然，我的助理生涯也就结束了。
       在跟梁姐来驻京办之前的打工生涯中，我也做过下三烂的事。要不然，我也不会跟踪李处长发现养老院的秘密。跟了梁姐，我决心要提高档次，彻底洗手，没想到还是身不由己。
       我调查保姆的家庭背景，发现她的爹肾脏有病，不得已需要换肾。她敢开价十万不是胆大，是要为爹攒换肾的手术费用。她那么处心积虑，其实是因为孝心。另外，她还有一个弟弟，在县中学念高中，成绩很好，书费学费一直靠她的打工费用支撑。于是，在她拿住领导和梁姐的政治软肋的同时，我拿住了她的感情软肋。我警告她说，要不听话，我将向她弟弟透风，甚至散布谣言，乱她弟弟的心，让他考不上大学。
       说实话，做这事我很不地道，有违我的“阶级立场”，要不是因为梁姐，我一定会支持保姆，狠敲领导一笔，直接把换肾费用和她弟弟上大学的费用全搞齐了。
       后来的结果，是安排那保姆学习半年电脑，然后给她找了一份打字的工作。
       保姆卧底
       再说回来，选好保姆之后，先办了三个月的家政培训班，请职业老师教她们使用家用电器，教她们炒菜做饭，教她们待人接物。还给她们讲北京的风俗习惯，讲城里人的生活习惯，以及他们的心理禁忌。特别强调了一点，人没有高低贵贱，却要分三六九等。做保姆有其权利，更有其责任和义务，还有详细的职业规范和职业禁忌。
       
       讲完了，还要安排考试，八十分以上才能毕业参加工作。
       考试完了，还有最后一课：要她们知道工作是组织安排的，她们是组织的人，要服从组织，要帮助组织了解领导家庭情况，以便组织更好地为领导服务。这一课，当然该梁姐讲。梁姐临阵退缩，推给我讲。事到临头，我发现确实很难讲出口，你刚教育人家替雇主保密是保姆的职业道德，立刻就让人家做你的卧底，出卖雇主家的隐私机密，这弯拐得也太急了，做人也太无耻了吧。
       无耻的事，当然不能让梁姐做，只能由我承担。
       后来，我改变了方式，把课堂讲演改成了个别谈话。两个人关起门来促膝谈心用不着课堂上那么道貌岸然。我让她们每个人都以为就自己一个人受到组织重视，有能力帮助组织，每月补贴她的两百块钱也是她独有的待遇。我要用虚荣抵消她们做卧底的道德遗憾。
       事情比我想象的简单多了，每月补贴两百块，多开心哪，再说，还是为组织工作，更是为家乡脱贫致富做贡献，思想和金钱双丰收，何乐而不为！
       做通了保姆们的工作，我的情报档案就详尽多了，请客送礼，针对性就强多了。比方到了中秋前夕，驻京办理所当然要给所有相关领导送月饼。按通常做法，什么昂贵送什么，一次就要送出去二三十万块钱。但在2002年中秋，我们省下一半的钱，却赢得一片叫好。别人送的高档月饼，要么被转送了出去，要么就放着过期发霉，很少有入口的，而我们送的月饼，几乎都入了领导及其家人的口。因为我们都是针对他们的口味送的，不仅针对领导口味，还针对家属口味。
       那两年，除了那件保姆绯闻，驻京办的工作都顺风顺水。市领导多次表扬梁姐的工作成绩。事情明摆着，兄弟地区的驻京办比我们排场大，人手多，花费多，工作却远没有我们细致深入，不少竞争项目，就因为占了情报先机，我们市才能够胜出。曾经有一条国道，本来要经过我们地界，被×市做工作，偷偷绕了个圈，绕丢了。我们得知设计方案草图，及时通报市政府，又紧急安排市长上北京公关，又将它绕了回来。
       现在，国道经过的最贫困乡，已经脱贫了，还保留贫困的名分，是为了继续争取扶贫项目和资金。一次路过该乡，我特地下车穿过集市，感觉很好，自己总算为家乡干了件好事。
       多重间谍
       那年攻下李处长之后，驻京办就添了人手，雇了个大嫂负责内勤卫生和做饭。我就从勤杂工变成了地道的助理，跟着梁姐跑前跑后。两年过后，我穿着西服打着领带也不觉得别扭了，也不觉得衬衣领口勒脖子了。
       梁姐通常叫我的名字，私下开玩笑，又叫我局长，是“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简称。常常有人向梁姐索要联络图，梁姐都推到我身上，起初，都被我拒绝了。那段时间，我对梁姐有特殊的感情，把联络图和情报网都当做梁姐的私有，心中认定，只为梁姐服务。
       后来，就有人出价了，还是市里的干部。机关里面，斗争激烈，一把手书记和二把手市长各树一帜，水火不容。都想把驻京办的情报资源攫为己有，梁姐夹在中间，很难做人。梁姐原来是市府秘书，外界自然把她看成市长的人，其实她只想为家乡做事，并不想为个人做事，只是她做不到，任何人想要两不粘，都做不到。最后的结果多半是两头得罪。梁姐为此，偷偷流过多次眼泪。
       后来，×市办事处也出面了，那是我们市的竞争对头，我当然不能给，更不会卖，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等到钱摆在我面前，我的心就猛跳了。
       我们驻京办的财务，梁姐一手掌控，手紧得很。不是对我手紧，对她自己也手紧。据我所知，很多驻京办都是腐败窝子。驻京办天生就是马屁办，是花钱办，所花出去的钱，很多都不可能有发票收据，连白条也不会有。这就给贪污犯留下了空间。很多驻京办主任，用不了三年两载，就会在北京买住房，给儿女联系学校读书，当然，儿女的妈也会跟到北京来。有的人很快就会有自己的公司，专用于洗从驻京办贪污的黑钱。等到从驻京办下台，多半就不用回老家去，直接在北京扎根下来。
       驻京办是风口浪尖，驻京办主任很难长久，在短短的三年两载间，都能把后事安排妥帖。
       但梁姐是个例外，我真没见过她那么廉洁的官员。有时候我夸她，她会不好意思。她会说，不是她的觉悟比别人高，心里装着贫困的家乡父老，唯独没有她自己，只是因为丈夫在四川经商，做虫草生意，赚钱不少，她没有任何经济压力，犯不着见钱眼开。
       这可苦了我，她有老公在家发财，我有谁？我全家都是穷人，我就算最有出息的家伙了，我要不多挣些，拿什么孝敬爹妈？拿什么诓女孩子？又拿什么养家糊口？
       说实话，尽管梁姐手紧，我要捞点小钱，还是有机会。市里给驻京办配了一辆二手奥迪，开车修车都是我的事。不说别的，光是吃修车费的回扣，就比我工资高。但是我只动念头，不动心，就冲着梁姐对我好，对我信任。
       但面对购买联络图的钞票，我没忍住。我心说，就这一回。
       有了一回，就有二回，我开始出卖情报。我给自己定的原则是一不卖给×市，不危害家乡；二不卖给机关干部，不伤害梁姐。我的买主，多是生意人，为的是他们自己的商业利益。
       但我心里明白，商业利益和官场利益怎么分得清？站在我面前的是人，躲在他背后的，天知道是谁。总之，自己成双重间谍甚至多重间谍了。
       谍 祸
       2005年冬天，一个保姆送出一份情报，说领导夫人最近信了佛，听保姆说起川西一座有名的大佛寺，似乎有些神往。我汇报给梁姐，梁姐就替领导夫人安排了一次川西拜佛行。由于春节期间忙着团拜，忙着慰问各行各业群众，更忙着看望贫困户，领导肯定不在家，夫人厌倦了节日孤独，梁姐就安排在了春节。
       这位领导，能够影响市长市委书记的升迁，所以，接待好领导夫人，就成了市委书记的大事。市委办秘密拟订了周密的接待计划，其中最让领导夫人激动的是在大佛寺烧新年头炷香，敲新年头钟。
       临近春节，领导夫人已经在收拾行装了，大佛寺那边却出了问题。那头钟和头香被人高价买走了。按说，这不算问题，高价把头钟和头香买回来就是，对方要不答应，以市委和市政府的力量，要让方丈强行收回也不是难事。所以，市委接待办没太在意。没想到，北京这边都快出发了，那头香和头钟都还没到手。问方丈到底是谁买了去，方丈死也不说。
       那大佛寺方丈哪来的胆子？除非对方比我们书记更有权势！
       纸终于包不住火，领导夫人知道头香和头钟不能保证，就以身体不适为由，推辞川西拜佛行。按说，这事没梁姐和驻京办的责任，市里面办事不力，活该。
       问题在于，领导夫人的拜佛行并没有取消，她不仅去了大佛寺，还烧了头香撞了头钟。陪同她的是×市市委书记夫妇，安排行程的是×市驻京办。
       真相大白，抢先买了头钟和头香的不是别人，正是×市。
       原来，保姆把情报给我的同时，也给了×市驻京办。小姑娘跟我一样，也做了双重间谍。
       半年以后，×市书记被提拔到了省里。我们书记原本是他的竞争对手，竞争落败，不检讨自己的成绩和能力，非说是头钟和头香惹的祸，迁怒于驻京办，撤去梁姐驻京办主任职务，召她回去做了市委办普通职员。
       梁姐回到市里，先前要强的劲头都收敛起来，把心思都用在了丈夫和儿子身上，成了有文化的贤妻良母。真说起来，还是撤职成全了她。
       梁姐离开北京前，执意请我喝酒。席间，再三感谢我对她工作的支持之后，反复说对不起我，手抠得太紧，不仅让我受累，还让我受穷。我心中感动，忍不住说道，我没受穷，我做了多重间谍，也挣了些钱。梁姐听了，怔怔地看我一眼，又重重地叹了口气。
       梁姐走后不几天，就来了新主任。新主任不仅带来了新的助理，还带来宏伟的计划，要在西三环长安街沿线买一层写字楼，把驻京办办出气魄来。
       新主任找我谈话，希望我留下帮他。我拒绝了他的好意，本想把电脑里的联络图删去，想了想，还是留给了他。
       离开驻京办，不仅因为梁姐不在了，更因为我厌倦了这份工作，厌倦了鞍前马后地伺候那些官僚，厌倦了贼眉鼠眼窥探他们的隐私。要说，为家乡办事，为家乡父老脱贫致富奔小康，我还能够忍辱负重。可惜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为贪官跑腿。我和梁姐，包括我的联络图和情报网，很多时候，都在为地方官员升官发财铺路，为他们争权夺位作伥，成了他们的私人工具。
       但是，我还是要感谢梁姐给了我驻京办的工作，它使我发现了自己的能力。于是，离开驻京办，我还是留在了北京，自己拉了个装修队，自由自在地干着。虽然还是在伺候人，但人家是客户，给我工钱，给我饭碗，该我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