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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于1962年６月上旬回到广州，开始了我在异乡的漂泊，始未料及，这种漂泊竟达八年之久。原有个家，不久成为无家，是漂泊一点不假。
       流 浪
       九月下旬，事后想起来还有些后怕的日子，我却在广州流浪。年纪还轻，天气还不太冷，熟悉广州的大街小巷，手上还有一张公共汽车的月票，我流浪还够条件。
       月票每张四元，这是必不可少的开支。车缝厂（用缝纫机代人缝纫的加工厂）我只能夜求一宿，白天本不能待，有工作没工作我都是在外面，公共汽车是常坐的，但现在有了从未有过的新气象。汽车上满客关上门，车刚一启动，售票员马上大声宣告：“革命的乘客们，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唱一首革命歌曲好不好？”没有人说不好，谁敢说不好？售票员也有十足的把握无人反对，实际就不停顿而先唱一句“大海航行靠舵手，预备，起！”全体乘客也就很乖地跟着唱“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这首歌像有魔力一样不用教人人都会唱，到处听得见别人唱，自己一天也要唱好多次。后来发现火车上，就连以香港乘客为主的广深铁路火车上也无例外地照唱。我多次在早上经过东山口，八点零五分左右，从广州开往深圳的火车恰好经过东山的铁路、马路交叉口，已关闭的马路道口两边待过的汽车、自行车、行人挤得水泄不通。火车开近了，看得很清楚，全车的人都在站着唱歌，已经不是开头部分，也还未到结尾，只听到车上飘下来的歌声是“鱼儿离不了水呀，瓜儿离不开秧……”，乘客神情肃穆而总令人有些滑稽之感，古往今来大概还没有第二首歌会被这么多人，一天这么多次的唱过，境内人唱，境外人也唱。好像香港人也要干革命，也要靠毛泽东思想！
       坐公共汽车的人，个个都戴着毛主席像章，不约而同，几天之内就成为风气。不戴者无疑是自认不是革命群众，立刻就会有麻烦甚至危险，于是人人都戴。像章有大有小，章料最常见的是铝或有机玻璃。我花了几毛钱买了个有机玻璃制的，别在胸前。制像章一时成为一大产业，收集和交换像章的人很多。像章的款式越来越多，越做越大。最大的大到有如餐桌上的酱油碟。
       我上了街，一般先去中山五路，北京路一带看不要钱的大字报，其所报道的多为京华消息，如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六十一名叛徒大案，涉及到彭真、安子文、刘宁一、林枫、刘澜涛、杨献珍等，这些人不久前全都身居要津，如今除了刘格平之外，全是叛徒，岂不朝中无好人了，令人费解。
       看完大字报后时已近午，就在北京路的“回民大饭店”吃一碗两毛五分钱的“三星饭”，饭面有半个咸鸭蛋，一块牛肉，一块烧鹅，这是一天中我营养的主要来源。早上我只吃一碗白粥，晚上一碗斋粉，我控制每天的开支在五毛钱以下，按我的积蓄还能支持一段时间。
       中午有些难办了，得找个地方休息，本来以在公园的长凳上坐着打个盹最好。中央公园（后改名人民公园）相距最近而人多，我宁可坐车去东山湖公园，那里有大片湖水，岸边垂杨下有许多石凳，又一向游人不多。
       讵知如此地方，也被红卫兵在后来搞得疮痍满目。
       公园的灯柱是用石湾陶瓷管套接而成的，表面照例有些花鸟图案，被认为是“四旧”，红卫兵挥舞大棒，全部打倒，碎成一路垃圾。最可笑的是垂杨下面对湖水的石凳，红卫兵可能认为只是方便了资产阶级狗男女谈恋爱，是可忍孰不可忍？但石凳破坏起来很费力，于是革命小将们将石凳全部搬到了堤路中间。谈恋爱？老子教你谈不成！众目睽睽之下，怎么谈恋爱？乳臭未干的红卫兵，幼稚无知，丢人现眼，行事大抵如此。
       听说其他公园也破坏得很厉害，唯有动物园是例外。想来有点意思，红卫兵是昨天的少年儿童，差不多都去过动物园，对之很有感情，于是手下留情。再说他们也要留个地方给自己玩玩呀。未遭破坏的动物园成了我的世外桃源，我去那里常一坐半天，在湖岸看水禽悠然游过湖面，心里备感舒畅，在一片戾气包围之中，居然还有一块祥和、宁静的小天地。“文革”期间，我去动物园不下百次，可惜每次要买一毛钱门票，这对我是个很大的负担。
       吃完晚餐后暮色渐浓，那时没有什么夜市，商店次第关门了，街上行人渐稀，几盏路灯照着空旷的街道，我开始犯愁了，今夜宿何处？
       其实我在公园里午休时就翻来覆去考虑这件事，绞尽脑汁之后也想到一个办法，但未经实践又不知可行性如何，仍然踌躇不定。九点半钟之前在街上行走还没问题，且海上吹来的晚风更令人惬意。我皮肤黝黑、粗糙，又穿一套破旧衣裳，外表很像个工人，但我不能彻夜这么走来走去，遇到盘问且索查证件时，事情就不好办了。
       九点半之后，公共汽车就停驶了，只剩下有限的几条线路的夜班车，我预先已选定了一条线路最长的通向工业大道尽头工业区的夜班车。我上了车，车上人很少，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半躺半坐，给人一种去上夜班的感觉。
       夜班车跑得较快，这我原来未料到，半个钟头之后就快到终点站了，我不能坐到终点站，人家下了车直奔工厂，我却又在车站候车，这不合情理，容易让人怀疑。我决定在终点站之前一个站下车，然后再坐该线路的夜班车回城。这么折腾了两三个来回，已是半夜过后，每次在车上可以休息半小时，可是半夜过后乘客更见稀少，我怕司机见我多了会感到奇怪而容易出事，就改搭其他线路的夜班车。下半夜的三点钟左右是睡意最浓最难挨的时候，我又怕在车上睡着了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于是一支接一支抽着劣质香烟以驱睡意，一直挨到东方云色泛白，又回到北京路，心中稍见安定而疲惫不堪。回民大饭店亮起了灯火，我知道开始营业了，赶紧进去叫一杯茶，加开水连灌三杯，精神才略好一些。
       总算找到一个较安全度过夜间的办法，可以济燃眉之急，但开支加大了，晚上要多抽半包烟，清晨要喝茶，而喝茶照例要叫点点心，不能光喝茶的。不说经济，我的身体如此颠倒阴阳，又能维持多久？
       坐以待旦
       流浪的日子真难过，眼看九月将尽，更感度日如年。
       到了九月三十日，我感到不能再这样流浪了，这个时候，就是平常年份，气氛也会相当紧张，而“今夕是何年”？革命的空气已经到了灼人的程度，入夜之后我仍在街上游荡，无事可能变为有事，小事可能转成大事。误了前半生，不能再误后半生。
       我决定回“家”去住一晚，硬着头皮也得回去，过了这一晚，明天再作打算。
       黄昏以后，我从一条小巷进入我“家”的后门，先和母亲谈了一会，再由她到前边去找“家”的当权派婉言相求。
       没一会工夫，当权派就大声吼叫着冲到后房来，要我走，马上走，走远一点。
       我向他解释今晚不同寻常，请容我待到天亮再走。
       他斩钉截铁说不行，挥手示意要我出去。
       我说根据户口管理条例，人随户口，我户口在这里，按规定我可以在这里住，而且我只住一晚。
       他暴跳起来，吼着说，你走不走，不走我去叫红卫兵。
       我料他不敢去叫红卫兵，红卫兵大爷上了门对他也未必有什么好处。我说好吧，你去叫。
       结果他还是没有去叫红卫兵，只是一次又一次吼着赶我走。
       我说我是不走的了，就是在门口坐也坐一个晚上。他没法说门口也不准坐，一时辞穷，门外已不属他的管辖范围。他悻悻然“噔噔”着回前房去了。
       母亲愁容满面，低声问我怎么办。
       我说你睡吧，没关系，一个晚上只几个钟头，很快就天亮，我到门外坐坐不要紧的。
       后门所对小巷，多半是铁路职工的木板平房，也有一些路外的劳动人民的房屋，他们都很质朴善良，对我“家”的矛盾知之甚详。我料想他们不会为难我。我回广州后的几年也没有什么恶迹，即无民愤。
       我在离门几步远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掏出一支烟点着，看东方，月亮为层云所掩，晚风吹来甚有凉意，只是蚊子还很猖獗，得不时用手驱赶。
       
       夜深了，周围一片寂静，看天上斗转星移，回想过去的十年，感慨万分。我今后已不再有任何依靠，这反而使我有一种解脱之感。明天我还要回到茫茫人海中去，前途、命运均非我所能预料，只有听其自然了。
       母亲躺在后房床上也睡不着，隔一段时间就出来看看我。她一生尽瘁于家务，抚养大三个孙子、孙女，此刻却于家政毫无发言权，且为我的事时时挨骂、受屈，其内心苦楚可想而知。每次她走出来，我都佯装轻松，连说没事，没事，快天亮了，你去睡吧。
       到了下半夜，我估计危险期已过，即使有什么革命小将也该入梦乡了，我倒是真的轻松起来。这时明月偏西，只有远处秋虫声一阵高一阵低，我站起来活动活动身体，竟然无半点睡意。和这个“家”的情缘从此完全断绝，明天我就要竭尽全力去找一个暂时的安身之所。
       东方晨曦初现了，我进房去想告诉母亲一声我走了，母亲此时却矇眬睡着了，我摇醒她，在她耳边说了两句话就出门而去，这时街上竟空无一人。
       我到哪里去呢？
       渡海不成
       人陷入绝境，也就不能不作去国离乡之想了。
       广东毗邻港澳。广州很多家庭有港澳关系。1956年前后，国势蒸蒸日上，四海归心。不少香港人回内地就业定居。1959年起，连续三年的经济困难，潮流的方向变了，许多人非法越境赴港澳，主要是香港。此俗谓之“偷渡”。
       我到广州之前的一个月，广东发生了群众性的偷渡大潮。听说是边防部队突然不加阻拦，一些人就这么“走”过去了。消息迅速传开，去的人越来越多，扶老携幼成群结队而行，去的人太多，到了香港睡在马路边，各种各样的慈善团体免费给他们发放汽水、面包。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失明的曲艺演员在同行者的帮助下也摸着过去了。
       这股大潮汹涌了一二十天，据说成功抵港者以十万计。这些人为香港六十年代经济起飞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力，也可反过来说，是他们的光临才使香港经济得以起飞。
       1962年５月下旬，边境线重新封锁，去不成了，但作为议论的话题却长盛不衰。
       不让去就偷渡。我到广州后的这些年，几乎到处都有人在谈偷渡，有成功的，有失败的，该怎么准备，如何行事，有何经验、教训，有什么线索、门路，总之，可谈的东西很多，而且是半公开地谈，在茶楼里都有人谈。
       我因在理性上素不喜欢资本主义，当年坚持要留下来等待解放（1949年我的同学中有些人就走了），而且在香港举目无亲，所以从不作偷渡之想，但是，听别人谈有关情况，还是有兴趣的。
       当时在广东偷渡，按方式可分走路、坐船两种；按路线，则有东线、西线之别。走路不是从广州直接走了去，要在尽量靠边界处有个基地，有亲友收留小住一段时间，熟悉当地环境、语言，因边境农民多为客家人，讲客家话。还要等待无风雨、无月亮的夜晚，出发时有人送一程，物资上也要做好充分准备，首先是指南针，初时在有些仪表商店还买得到，后来绝迹了，有人就用土法自制指南针。干粮要考虑到够三日用量。既云偷渡，就要昼伏夜行，无人可问路，有人反而是危险只能摸索前进，一个晚上能不错方向而前进二三十里就很不错了，天一亮要即刻隐蔽起来。一般要到第三个晚上才能到达边界，准备翻越铁丝网，而铁丝网附近是双方防卫的重点很容易出事，香港那边沿铁丝网有公路，每隔一段距离有探照灯，不断扫视，后来铁丝网更装上先进的感应装置，一接触网就会被发现。
       这边令人恐惧的是边防部队的狼狗，这些四脚畜生勇猛凶狠，奔速比人跑快得多，一扑上来就咬住衣服、皮肉往回拖。经历过这种场面的人，有的是一次就吓破了胆，从此不敢再尝试，有的则矢志不移，转而研究对付办法。据说办法还是找到了，即老虎的粪便哪怕是干的，对狼狗仍有威慑力，狼狗一闻到这种气味便不敢上前。据说有人向广州动物园虎舍的饲养员贿购虎粪，久之终于败露，园方换人加强管理，此路不通了。
       行陆路艰难又危险，一般是年轻人才有勇气。在上山下乡运动中，许多青年不惜买通公社、大队之手上有权者，离边境越近则成功机会大而出价也高。当时东莞的凤岗公社和长安公社最为热门，广州许多人都知道。从这两个公社出发，两天即可到边界。
       也有人不是走陆路翻铁丝网，而是游水过去。西线从深圳南头公社下水，附近海域有蚝（即“牡蛎”）田，紧附岸边浅水处，徒涉经过时常被尖利的蚝壳刺割得鲜血淋漓，而血腥味又最容易引来鲨鱼，鲨鱼比狼狗更可怕。东线，一般是从当时属惠阳的盐田下水，那里没有蚝田，但从陆路去惠阳要四天，增加了风险。盐田面对的香港西北地区，海面情况复杂，有些海岛荒无人烟，困难很大，据说有次一对恋人在东线偷渡，正值冬季，海水温度很低，男的竟在中途冻死，女的拼死将情人的尸体拖着游到对岸。有了这样的故事，东线渐成为畏途。
       走哪条线可以慢慢考虑，游泳的本事必须过硬，而这在游泳池里是练不出来的。每年泳季在珠江里练兵已是公开的秘密，地点在珠江铁桥以上的河段，以反复横越珠江来锻炼，又练习在水上进食、排泄等各种本领。
       陆上越“网”，海上破浪，好处是个人行动，失手后牵连不广，而且所需费用不多，但这毕竟是年轻人的事业。中、老年人只有改取坐船之法了。坐船，相对而言较安全，但带有集团性质，出了事问题较严重，够你交代的，而且要付一笔不小的费用，但中、老年人是没有其他选择的。
       在“文革”之前，我没有考虑走此险着，别人谈起只是当故事来听。而事到如今食宿无着，前途凶险，不由人不考虑了。我的选择只能是坐船。
       1967年1月初，听朋友Ｆ君说他认识一个姓Ｚ的，有这方面的门路，一时我很心动。Ｚ某是个工人，也是归侨，个子小，却留着一撇胡子。大家背后叫他小Ｚ胡子。Ｆ问我是否参加，近期就会有行动，我则担心这笔费用开支不起。我在犹豫，而人家的事却在进行，机会难得不容错过。后来又获知收费还算合理，我勉力罄其所有亦可参加这次“旅行”，我终于决定走吧。钱交了，一切等待别人安排。
       到1967年１月中得到Ｆ转来的通知，过两天启程，先坐汽车到增城新塘，下车后沿公路步行去东莞，载我们的船停在麻涌附近，步行时要把队伍拉开，三三两两结伴而行，“一切行动听指挥”。这群人共有多少，谁发号施令我全不知情，所识惟有Ｆ君一人。
       出发之日，一早在越秀南路汽车站上车，车票已有人买好，车上坐满了人，无从分辨哪些是同道中人，哪些不是。
       汽车从市区穿东北而过，恰好经我“家”门口，我心里默念妈妈再见了。天可怜见，如能平安抵达彼岸，再写信回来，谅她也能理解我的不告而别，我不想让她担心。
       到新塘下了车，沿公路往东莞而去，估计同怀此志者大概有十一二人，有男有女，而距离拉开了，连面貌也不清楚而无从彼此交谈了。
       那天天气很好，阳光普照，一路也无人盘查，似乎是吉兆。可是越走天气越热，脱掉了棉衣，不行，还是热，又脱掉了卫生衣，我想糟糕了，这种所谓的“回南”天气，一出现就要持续一两天，“回南”即冬天刮南风，显然对南行的船不利。天老爷在捉弄人，你有什么办法？
       下午三四点钟左右，经过一座桥，桥下是条小河。前面有人传过话来说这就是麻涌了，但此时不宜下船，也不宜在附近逗留等候，决定去东莞县城吃晚饭，吃完饭再走回头路，在夜色的掩护下下船。
       也只有听指挥了。到县城，已万家灯火，跟着前面的人进了一家餐馆，连招牌也没看清。这餐饭是要自己出钱的，我虽一路炎热、疲惫，实在没什么胃口，但吃了这一餐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吃下一餐，也只好硬吞强咽下去。
       吃完饭，看一些人却久坐喝茶不走，猜想是夜深一点也就安全一些吧。到九点钟那些人动身了，我们远远跟着往回走。这段路走得不辛苦，一路有晚风吹拂，不过思想比白天紧张得多，随时有出问题的危险。
       走了一两个钟头，远远已见月光下的小桥、小河。前面的人没有过桥，就在桥头转上河堤，在堤上又走了两三里路，桥不见了，而堤上前后稀稀拉拉十来个人却清晰可见，稍有警惕者一看即会觉得形迹可疑。真叫人放心不下。
       终于看到堤边湾着一条小船，目测印象似乎长不及丈，心想这么个玩意怎么能出海呀。
       前面的人陆续下船了，我们是队列的尾部，走上船时舱板已打开，下面黑糊糊的，一条汉子低声催促道“快下去！”哪里能快呀，舱板下已挤满了人，高度有限，都躺在舱底，我们下去后只剩下一点地方摸索着躺下又伸不直腿，估计舱的宽度只三四尺吧，无怪广东人叫这种偷渡方式为“屈蛇”，即蜷曲着身体像蛇一样。
       我躺着时，手脚似乎都无处放。这种船如果在海上出事，闷在如罐头中的人必死无疑。
       上了船就巴望赶快趁夜开船，巴望遂愿早点平安到达彼岸，可是完全没有开船的动静，舱板上偶尔传来谈话的声音，又听不清楚，弯腿曲臂久了很不舒服，舱底空气渐渐混浊更令人难以忍受。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了，仍无动静，真要命，有人传话下来，说因为“回南”船家不愿冒险出海。他不愿，谁都没办法，七挨八磨，估计天都快亮了，真是急死人！
       最后，有人不知是谁作了决定，撤。也没说是否改期再来，但不趁此时回撤。留在船上天亮后会被一网打尽，于是一个个爬出来，拉长了队伍，沿堤上公路往回走。
       走了不到一个小时，前面一条大河，对面有屋舍，隐见灯火，有人说那是中堂镇。这么早居然就有人还是个妇女在摆渡，渡船要差不多坐满了才开，此时才看清楚我们这批人的模样，多为中年，也有三个青年妇女。个个有气无神。船客中有个上了年纪的向船娘打听对面有没有“茶居”（即茶楼），船娘指着一座有灯的楼房说那就是。
       上了岸，进了茶楼，已有些茶客在，现在事虽不成但人安全了，这才觉得有些饥渴。各人自找座位，自叫点心，喝着热茶，舒展一下身体，同时也消磨一下时间，等天大亮之后再走。
       归途不用担心了，往广州走是没人注意的，到了新塘汽车站买去广州的票也是不要证明的。一路畅通无阻，回到同去朋友的家，他太太刚准备动手做午餐。看到丈夫回来，惊喜交集，她已担心了一天一夜又半个白天了，虽不成功，但人平安归来，就足够她开心了。
       初战不利也就没有再战之可能，钱没有了，以后有机会也玩不起这种游戏了。那笔钱呢，是船家未退还是小Z吞了，或他们分了，只有天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