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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自述]想上大学的日子
作者:叶兆言

《中华散文·我的故事》 2007年 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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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兆言,1957年出生,南京人。1974年高中毕业,进工厂当过四年钳工。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获得硕士学位。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创作总字数约四百万字。主要作品有七卷本《叶兆言文集》,《叶兆言作品自选集》以及各种选本。另有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影》、《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多么顽固》,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叶兆言绝妙小品文》、《叶兆言散文》、《杂花生树》等。
       我对上大学的迫切愿望,回想起来,是最刻骨铭心。整个青年时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想读书。每当我想到这个话题,就忍不住要津津乐道,痛说一番革命家史。人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回忆,我不止一次写过这件事,其中有篇散文的标题就是《想读书》。
       中学毕业是1974年,那时候的程度非常低,差不多就是文盲了。上个世纪的中国,最没有文化的一代,就是比我大三四岁,然后到我的年龄为止的这一代人,因为前面有老三届,起码中学教育是完整的,在我后面的这一批,赶上文革后期邓小平的整顿回潮,还能稍微学到一点东西。我们最糟糕,高中毕业的时候,数学考的是珠算,而且只学到乘法,整个几何只做了一个土坯子模型。这种程度和初一学生差不多,甚至还不如初一。我女儿总说,你们那时候书是怎么读的,快活死了。
       印象最深的是初中毕业,班上很多年龄略大一点的,初中毕业就可以去工作。他们很高兴,早工作早拿钱,日后的工龄也相对长了。我的年龄得继续上高中。高中是两年半,整个高中期间,每年学工一个月,学农一个月,还要军训,几乎没好好读过书。整个中学给我的印象,是到临考试前背一下课本,当时能这么做,已经是好学生了。
       读中学的时候,绝对不会想到读书有什么用处。那时候上课,也批判“读书无用论”,但是根子里,大家都觉得读书确实无用。事实上,我们都是很快乐地享受了这种不用认真读书的日子。高中毕业以后,当了工人,才意识到原来还是读书有趣。人总是在失去了什么以后,才会感到珍贵。高中毕业后的一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悠闲的一个阶段,那是真正的无所事事。我待业了一年,这一年实际上是当我祖父的生活秘书,我照顾老人家,听他聊天,陪他去看他的朋友,在他的身边胡乱看书。看了不少世界名著,也看了很多现代派诗人的诗。当时的人活着对什么都无所谓,因为那个社会没有任何希望。大家茫然地活着,没有前途这样的概念。按照当时的标准,我面前的路倒是比较光明,我是独子,不要下农村,迟早会有个工作,因此当时也没有危机感。待业一年后,祖父依依不舍地让我回南京参加工作,当时工人阶级是个很美好的词,他没有理由可以阻拦我。
       我进工厂,应该说是皆大欢喜,虽然是个非常小的小厂,但是面对知青要下乡的大背景,这个二三百人的小厂,就是个很不错的单位,而且我的工种也不错,是钳工。产生想读书的愿望,是在进了工厂以后。说老实话,当工人并不好玩,成天和机器打交道,那种完全机械的工作,很快就会让人感到厌倦。那时候,我只不过是单纯地想读点书,想学点什么东西。想上大学的念头是后来逐渐发展的,从一点点,到越来越厉害了,起来越没法克制。到最后,那愿望竟然会是那么强烈,甚至超过了性的冲动。那年头,有的女知青为了上学,不惜出卖自己的贞操,不少大队干部,也就是因为手上有着让别人上大学的名额,理直气壮地就把人家好端端的姑娘给睡了。我想我当时要是女孩子,真遇到这样的事,怕是也不能幸免,想读书的念头太强烈了,足以让人失去一切理智。贞操诚可贵,大学价更高,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似乎是件物有所值的买卖。
       人是个奇怪的动物,有书读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想到上学是如何的好。人贱得很,越是没有,就越想,越是得不到,就越疯狂。其实在当时,形式上的读书气氛还是有一些,譬如到处提倡办721工人大学,各个厂都自己牛皮烘烘地办起了大学,那是地道的野鸡大学,完全是闹着玩。我们那个小厂就和北京理工大学,那时还叫北京工学院联合办了一个班,那时候,有个中年教师,风尘仆仆带着几个学生来我们厂实习,一方面搞科研,一方面就像做好人好事那样,为我们这个大集体性质的小工厂办工人大学。这是那个特定年代里的一幕情景喜剧,充满了时代特色。我进了工厂后,突然变得很思上进起来,虽然不知道自己想学习什么,整天就是一门心思地想读书,像写《半夜鸡叫》的高玉宝一样。又仿佛是大姑娘想嫁人,嫁给谁不知道,只是春心荡漾,已做好了充分的爱的准备,就等着实实在在地去爱一个人。自己厂里要办工人大学,我非常积极,连做梦都兴奋。那时候在厂里学技术,我很用功,老师傅因此都喜欢我,都觉得厂里办大学,对我这样想上进的年轻工人是个好机会。我在厂里人缘也不错,有一个我最好的朋友,他是电工,对上不上这个工大是无所谓的态度,我拼命劝他去。他撒娇不肯写申请,我就自己写一份申请,又代他写了一份交上了。很快,厂里的批文下来了,可是,一大拨人中,唯一刷掉的一个人就是我。
       这是我一想起来,就觉得很恶心的一件事。刷掉我是因为办这事的人存心跟我过不去,他跟我过不去完全莫名其妙。当时一个老师傅问他,你为什么不要他,他说,他没有培养前途。他这话听上去也许有理,因为他手上有那么点狗屁的权力,他说没前途就是没前途。事实的真相,是他曾让我替他买药,一种很贵的自费药,第一次买了就没付钱,后来又来要,我父亲觉得他是敲竹杠,让我拒绝,因此就得罪了。有种小人是绝对不能得罪的,你要拒绝,那好,你就别想上学。就这么简单,就这么赤裸裸直截了当。这件事曾让人很伤心,我师傅脾气火爆,差一点要揍他。为什么我这么计较这件事呢,因为在当时,在上班的过程中,跟你一起进厂的那些学员,到时间就可以洗洗手换了衣服去读书了,你还得孤单单地留下来,继续老老实实干活,继续和机器打交道,偏偏你又是那么渴望读书。那滋味真让你有苦说不出,我那位好朋友说,反正我也不想读什么微积分,既然是你替我报的名,你干脆替我去上课算了。
       当时我心里真的很难受,就像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隐隐地疼,觉得窝囊、憋气,又无可奈何。后来我就去上夜校,这个谁也拦不住,因为那是在下班以后,是你自己的业余时间。那年头只有傻瓜,才会在下班后去用功读书。当时的夜校和扫盲班一样,工厂的工人去读不用花钱,我就报了机械制图和高等数学,一个星期上两晚上的课。我们厂的工人大学,也就是个扫盲班水平,或许还不如夜校,它只是一个形式,提供了一个机会,实际上学不到什么东西。也许,根本不值得为这样的事耿耿于怀。我觉得自己被伤害了,其实也没什么大了不得。
       那年头读夜校的人不是很多。要说我为什么上夜校,除了赌气之外,说起来也非常简单,还是为了想做一个好工人。当时的社会十分简单,没有什么娱乐,我只有两个爱好,其中之一是摄影,另一个就是读书。那时候人的精力过剩,时间太多,上课就是上课,也没有什么目的,虽然我对工作并不满意,却并没有想到不当工人。没有人不想当工人,因为能够当个工人,毕竟是那时候最好的选择。
       想上大学,不想当工人,那是恢复高考以后的事。记得当时很兴奋,因为我们是在夜校知道这个消息,整个夜校都沸腾了,很多想读书的傻瓜,都集中在夜校里,大家奔走相告。我敢说,后来的很多人才,后来考上七七级七八级的大学生,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在夜校里读书的这些人。
       当时就是一门心思想上大学,读什么无所谓。一开始是准备考理科,我在中学时,自我感觉化学很好,于是就想到了要学医。化学和学医究竟有什么联系,也没想明白。反正一听到恢复高考,机会来了,很自然地就机会主义起来,连忙拿起化学课本,还专门去一个老师那里补习数学。很多人都奇怪,为什么没有想到去考文科,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不断地回答这个问题。
       
       事实上,我考理科更顺理成章。自从懂事以后,家里的大人都反对我学文科。关于这一点,南京的家和北京的祖父伯父有着惊人的一致。我父亲因为写文章被打成了右派,他很恐惧文科这个东西,因为他给文字工作害惨了,一提到就伤心。受家庭影响,在报考大学的时候,我考虑学什么都有可能,可以考虑数学、化学、医学,甚至林业,这都非常自然,唯一没有想到的就是文科。我做梦都没想到自己最终会考文科。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开后,我一直很兴奋地在积极准备报考理科,当时也没什么大学知识,并不太懂文理科的区别,对文科的理解十分片面,以为文科就是写文章,就是读中文系。反正是打定主意不准备学文,到报名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严重问题,理科是要通过体检的,我的眼睛体检不合格,因此,要想上大学只能改考文科。
       当时想读书的欲望太强烈,不能读书意味着世界末日,于是就临时改考文科了。匆匆上阵,第一年虽然参加了复试,结果还是落了榜。落榜对我是个很大的刺激,因为我发现自己很笨,很糟糕,根本就不是上大学的材料。我只是个想读书的痴心汉,非常非常想上大学,但是对自己能不能考上大学,并没有什么信心。我从来就不是个信心十足的人,如果我有信心,就不会出现又考取工人大学的那个波折。七七和七八两级学生之间,实际相差只有半年,而在这半年中,市机械局系统办了一个正式的工人大学,对各个工厂的青年工人招生。过去是厂里推荐,这次却要经过正经八百地报考。考上了,由厂里出钱,读三年,于是我就去考了,结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热处理专业。
       这是个有趣的插曲。因为多少还有点理科底子,山中无老虎,猴子便有机会露脸,当时十几人去考,我名列第一,一共要取两个,很自然就录取了。想上大学想读书,一下子柳暗花明,眼见着真的可以坐在课堂里了。父亲帮我分析,说热处理专业和化学也有关系,学这个或许也能学出名堂来。
       可是,最后并没有去读这个学校,事实上,我不过是去上了一天课。当时也没什么重点大学的概念,我放弃的具体原因,至今也说不清楚。只记得那天去上课,感到很孤独,谁也不认识,下课时,别人都在那侃侃而谈,我却仿佛被谁遗弃了。第一天上课的感觉非常不好,热处理专业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学这个专业,原来不成问题的问题,都冒了出来。过去,我只是单纯地想上大学,只要有书读就可以,现在,我突然对自己的真实想法有所怀疑。面对前途,我感到一大片空白,现在想想这很有意思,但是当时对我,是一件非常苦恼的事。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孤独可能只是个表象,只是说明我内心对热处理毫无感觉,我和这个专业没有缘分。
       记得那天上完课,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电影院。是一部重新放映的老片子,我根本不知道电影里放着什么,一直坐在电影院里发痴,整个电影放完,自己还是稀里糊涂。看完电影出来,正好在电影院门口碰到一个小学同学,他问我现在干什么,我说我在市工大读书。那个同学没有任何反应,一句话没讲。这对我是个刺激,因为真希望他能说些什么。他对我上这个工大没有任何反应,让人心里感觉很不舒服,他的沉默仿佛在暗示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真有一种时间就要停止的感觉,或者说只是一种恐惧,是一个人面对选择时的恐惧。因为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把握自己命运的机会,一切都是身不由己,没有做过任何选择。
       我一直认为只要认真读书,学什么都能学好,学什么都是学。在家里,父亲从小就给我灌输那种教育,他认为一个人做一件事情,不管做什么,即使做一名普通工人,也要非常出色。按理说,我已经在学热处理专业了,就该认认真真读下去,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热处理是个非常有前途的专业,我还想怎么样呢?但是,当时的感觉,就像要和你不爱的人结婚一样,那种恐惧让人喘不过气来。在以前,这绝对不会是问题,然而现在却仿佛到了世界末日。我突然意识自己学不下去了,大姑娘已经上轿,要逃婚必须抓紧。
       那天晚上回去以后,我没跟我父母商量,这种事用不着商量。幸运的是,我性格中那种遇事不在乎的一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二天,我没去上课,而是去找我们的一个副厂长,问他我能不能不读这个学校。他开玩笑说:钱都交上了,你怎么能不读呢?我就说:那钱我来赔好了。他笑着说:不得了,就你们家钱多!直到现在,我仍然很感激这位副厂长,因为他见我决心已定,突然话锋一转,很严肃地说:说老实话,你不是这个才,要是让我讲真心话,你就不应该读这个学校,你可惜了,你不是这块料,你应该有更好的机会。
       也许,这位副厂长只是认为像我这样的家庭背景,应该去上一个更好的学校。其实我当时只是不想学热处理专业,想学什么不知道,不想学什么是清楚的。他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台阶,他的意思是说,你读这个书委屈了,这个学校配不上你。有他这句话,我很轻易地退了学。退了学,除了高考,我已没有别的退路,那时候的用功和发愤,自己想想都会感动。只能破釜沉舟了,坦白地说,我对自己最后是否能考上大学,一点谱也没有。我们厂的一把手对青年工人考大学很反感,开大会时,他板着脸说:有的人成天想上大学,以为自己怎么样,我看未必考得上。当时的压力确实有点大,我这人并不聪明,学什么都比别人慢,于是为自己设计了一个退路,我想,要是考不上,那就再考,大不了脸皮厚一些,能考几年就咬着牙考几年。
       七八年第二次考大学,考过之后,又闹了点小笑话。那时候,南京大学发录取通知要比别的学校迟。分数早就知道了,还不算太差,我表姐对我讲,以这个分数肯定能录取重点大学。渐渐地,周围的人都接到录取通知,我却一直没有消息。偏偏在这时候,我母亲单位接到一个电话,是南大招生的人打去的,问这有没有一个叫叶兆言的人,又说这孩子的眼睛不好,是不是因为小流氓打架。接电话的人跟我母亲关系不好,我母亲于是非常多疑,怕她在背后说儿子什么坏话。便找熟人去打听,是拜托南大的教授吴伯匋先生,他和我父母都很熟悉,学问不错,做事却有些糊涂。他也没去认真落实,一本正经地来我们家,说你们家孩子这次没考好,我已经去问过了,没录取,这没关系,下次再考,真考不上,让老叶帮他写个东西,签上孩子的名,发表出去,然后调到文化局去。吴伯匋文革前曾做过文化局的副局长,他老人家这么说,是莫名其妙地自说自话,有一种特殊的迂腐。
       这个插曲如今说起来是喜剧,当时对我则是当头一棒。我想上大学的欲望近乎有点病态,根本就经受不起这样的玩笑。填志愿的时候都不知怎么填,有人告诉我多填点,把文史哲统统填上,越多越保险。按规定,考生只可以选择两个,我却听了这个,冒冒失失填了文史哲。当时想,录取什么就读什么,能进大学门就行。
       结果是被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了。能考上大学,真是件很快乐的事,在这之前,所有的快乐都没法和它相比,甚至以后也没有。我填的志愿,第一志愿南京大学,第二是复旦大学,第三是北师大,第四是华师大,最后一个是山东大学。现在回想起来,只要一个不录取,后面的都可能出事。由此可见,当时一方面拼命想上大学,另一方面非常幼稚,都不知道找懂行的人去咨询一下。记得第一天去学校报到,晕晕糊糊,南大的一切都让我感到亲切。这学校给我的最初印象,是小时候去看大字报,批斗当时的校长匡亚明,那是童年的记忆。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校长仍然还是那个校长,我已经二十一岁了,终于成了这学校的一名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