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个人身背一只饭甑赶路，一不小心钵子滑落在地，摔得粉碎。路人纷纷向他喊叫，他竟头也不回，一直朝前走去……为什么?碎已碎矣，回头又有何用?”
后来，直到我读完《
后汉书》，才明白了这一故事的出处，也才琢磨出了父亲这一辈子之所以能够笑傲人生、笑傲坎坷、笑傲自己多舛命运的真正原因。
——陈白尘是一位喜剧作家，陈白尘更是一位乐天派的人物。
这，谁都知道。
1
父亲体内的乐观因子究竟从何而来，他自己也曾进行过一番“考证”，结论似乎是来源于我的祖父。他说他生性乐观，从不发愁，街坊四邻均称他为“陈大迷马”——“迷马”者，家乡淮阴的土话，即随和而又豁达的意思；他说他爱讲笑话，内容大多是嘲讽地主和官僚的，这与自己后来写喜剧有一定的关系……
然而，除却这些“遗传基因”之外，父亲的体内似乎还蕴藏着更多的就连祖父也搞不明白的东西——
十岁上下，他因不满私塾先生的“渎职”，背着家人偷偷地逃了两年的学；
十三岁时，他因不能容忍“界子”们——一批称霸于一定地界内的青皮流氓式的子弟的欺侮，于塾堂中领导了一场“武装起义”；
十七岁时，他加入了声援“五卅”运动的行列，在成志中学组织起一支小分队，前往淮阴周边地区进行宣传和募捐；
十九岁时，他在上海文科专科学校被同学们选为学生会主席，于校内发动了一场声讨国民党右派校长的斗争；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之后，由于愤怒于国民党的消极态度，他于淮阴街头高呼“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的口号……
对于这些“壮举”，父亲自己却从未冠以多高的“觉悟”，相反，竟以阿Q的“精神胜利法”相自许。
1932年的秋天，父亲终于加入了C.Y.、而且还在共青团淮盐特委机关中担任了重要的职务。不料才两个月的时间，他便被捕了。缧绁中的他，在想些什么呢?——他说：“我想，我只被指认为反帝大同盟的一个普通盟员，是判不了重刑的。至多判个三年五年，这算得了什么呢?出狱后还不到三十岁!国民党也许不讲理，判我个无期吧，但国民党的寿命能无期么?万一国民党灭绝人性，判我个死刑呢?那也没什么，我虽不相信"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那种豪言壮语，但我既然无任何牵挂，死又何妨?”
于是乎，他先为自己卜了一“卦”：“在太阳落山之前，如果一口气能背诵十遍《葬花词》，则肯定无罪释放；背出九遍，判六个月；背八遍，判一年；背七遍，判三年……三遍都不到，枪毙活该厂其结果，四遍还没背完，对面屋脊上太阳的影子就已不见了。他摇了摇头，对着地上啐了口吐沫。
再于是乎，他开始为自己“装潢”起这间临时牢房来了，并且准备着在此“安家落户”了：地面的砖头是松动的，他有了建筑材料。——先垒起一个“餐桌”，再码出一个“餐凳”；至于“卧榻”，只好凑合了，不过将那堆肮脏的稻草拾掇拾掇齐，也不亚于席梦思床垫……
又于是乎，他开始坐在“餐桌”前，有滋有味地品尝起每日三餐的牢饭来。一天，居然在黄豆芽中发现了一根肉丝，美得他放在口中足足嚼了分把来钟……
这究竟是属于“阿Q精神”呢，还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父亲只说“待考”。但出狱之后，他开始浪迹天涯，也开始了自己的人生追求。
江苏，上海，安徽，四川……
打工，教书，演戏，写作……
他彷徨过，苦闷过，也对着苍天鞫问过：“哪一条是正路呢?”但是他从来没有悲观过，绝望过，就像是那个饭甑打碎后头也不回的僧人……
终于有一天，他不再苦闷了，面对着漫天的风雪高声呼喊道：“我寻找在这酷烈的严冬里的耐寒的人物广——这一天是1944年的岁末，父亲刚刚为他的剧本《岁寒图》写完一篇《代序》：“冬夜还很长，而在此时此地，号召耐寒的气节，这正是我们对于每一个抗战人民最高的也是最低的要求!”
终于有一天，他不再彷徨了，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喜剧，选择了笑。他写《魔窟》，写《乱世男女》，写《禁止小便》，写《升官图》……也同样是在这一天——1944年的岁末，他对着漆黑的夜空呼喊出了心中的企盼：“我相信，到那时我们将有一场纵情的狂笑!”
按照史家的说法，这便是父亲寻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
2
喜剧的作用是什么?理论家们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了这样的话：“这是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也从鲁迅的语录中找到了这样一段议论：“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地吐它出来。”
父亲选择喜剧是否也是因为要“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又抑或是“借着笑的幌子”将肚子里的“半口闷气”吐出来呢?我不得而知。但是父亲这一生实在是经历了太多的苦难，这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的。
老友阿甲说他是：“坎坷踏尘世，执笔到白头。”——这是指他的生活道路。
学者董健总结为：“他往往处在一种‘夹缝’之中：右倾势力把他当成左派；‘左’倾势力把他当成右派。”——这是指他的创作历程。
他选择了文学，但寄托着他美好梦想的学校却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了；他选择了革命，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却彻底失败了；他投奔共产党的队伍，却被叛徒出卖陷身牢狱；他投奔左联的大旗，却受小人诬告疑为异己；他认认真真地为人民写作，却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他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却遭贬谪发配异地；“文革”期间，他受到“四人帮”的迫害，九死一生；“文革”结束，他遭至某部门的“软禁”，忍辱含垢……
那么，在父亲的一生当中，究竟是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呢，还是命运塑造了他的性格?
施亚夫是当年与父亲一同关押在镇江县监狱中的难友，他描述过这样一幅图画——
就在5号囚笼那昏暗的灯光之
下，就在烟犯、赌犯及花案、土匪们的
喧嚷声中，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白尘同
志就像老僧入定般进行写作的身影。
他箕踞于自己的铺上，背后靠着一根
爬满了臭虫的木柱，面前是用被子叠
成的“写字台”。由于台面太软，他用
稀饭汤权充浆糊，把废报纸层层地粘
起来，做成了一个垫板。那正是个挥
汗如雨的季节，囚笼内又闷又热如蒸
笼一般，无论是墨水还是墨汁，字迹写
上去后立即便被汗水洇湿，于是白尘
便改用铅笔书写，就这样艰难地写下
了数十万字的作品。
作为当年的南通中心县委的组织部长，父亲在施亚夫的笔下无疑被赋予了政治的色彩。但他自己却不以为然，只是把这一过程当作一次对于生命的选择——“在一个个倒下去的烈士面前，我得严肃地考虑自己的未来：绝不能浑浑噩噩地虚度这五年的刑期。”就为了这个，他选择了写作，也选择了一种颇令他得意的生活方式——同敌人“躲猫猫”!
在当年的镇江县监狱中，通信是受到限制的，必须经过看守主任的审查，方可寄出。为此父亲想方设法地“买”到了一个“外役”的职位，且利用这一能够在高墙内“自由活动”的便利，将事先买好的信封一一盖上了“审查讫”的大印……
父亲胜利了——他不仅屡屡将自己的作品顺利地寄往狱外，而且这批“通行无阻”的信封直到他离开监狱时还没有用完。他万般得意地告诉世人：“我不能不感谢国民党的监狱，它为上海文坛制造了一个所谓的‘亭子间作家’——自愿投奔到左联大纛之下来的小卒。”
不过，此间也曾发生过一次“惊险”，实令父亲大跌眼镜：这批“地下作品”，父亲多是通过狱外的朋友代为处理的，不曾想一位名叫阎哲吾的老同学竟自作聪明——可能是他颇为欣赏父亲的这个名为《癸字号》的剧本吧，发表后竟将刊物寄到了监狱中来。这可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纪实文学”啊——镇江县监狱中就存在着一间被犯人们称作“鬼子号”的“癸字号”牢房，它是专门关押病犯的，是地狱中的地狱!监狱当局恼怒了，对各个牢房进行突击搜查。那位看守主任心中有数，他悄悄地找来了父亲，“真人不说假话，你也别瞒我了!告诉你，典狱官面前我可是替你搪塞过去了。这种事要是认起真来，非得钉双镣不可广曾经拿过父亲四十块大洋的他，终于卖了个人情。
一提到这件事，父亲就拚命摇头，直埋怨这位同窗缺少“幽默感”。是啊，对于父亲来说，还有什么能比他在这场“斗智”游戏中狠狠地耍弄了一番敌人来得更痛快、更得意呢?
在人生的这个大舞台上，父亲永远选择的是喜剧。
3
以父亲参加革命的时间而论，够得上是一名“老牌”的布尔什维克了。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去选择“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抑或说去做一名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呢?确实有不少人替他惋惜过。
抗战期间曾经与父亲有过密切接触的吴祖光，是这样评价他的：“我深深感到白尘兄不仅是位话剧创作的大师，而且是个处理人事的高手。”他的“依据”是：当年剧团的工作既繁琐又复杂，尤其是年青演员大量集中，随时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然而，无论有多么复杂，又无论有多少纠纷，一到了白尘那里，仅三言两语，任凭是三九严寒也立即化解为一片春阳。”吴祖光为此得出结论——“我常在想，假如白尘是处在一个政治环境里，大至于国家，他必定是一个治世之能臣厂
无独有偶，抗战期间尚是一名“小鬼”的刘川，也这样评价父亲：“他是一位忠心耿耿、有胆有识的组织家与活动家。”刘川念念不忘的是这样一件事情：一天正在吃午饭，敌机前来轰炸了。来不及逃跑的人一头钻进了桌肚里或床铺下……警报解除后，大家心有余悸地爬出来，这才发现白尘师仍然端着饭碗站在屋中央。他笑嘻嘻地吆喝道：“过去啦，过去啦，都出来吃红烧肉吧厂可是再一看碗里，先前拈出的那一坨肉早已滚成黑泥团了!他边笑边咂着嘴：“可惜啊，可惜，今天打不成‘牙祭’了!”刘川的结论是——“这时在我的脑海里忽然闪过这样一个意念：有这样一位无私无畏的人来领导，剧社是绝对压不垮打不散的!”
然而，解放以后父亲的“官运”并不“亨通”，其中固然有着种种政治的原因，但抛开它们不论，父亲也并非没有过“升官”的机会，可是他却一直在有意地逃避——他不想做“官”，更不想扭曲自己无忧无虑的性格。
有两件事情，令我终生难忘：
一是父亲曾经有过一位堪称莫逆的朋友，但解放后二人的关系渐渐疏远了。我问父亲为什么，他回答道；“你不知道，他从解放区回来后，第一句话就问我：‘你现在评的是行政几级?’庸俗至极!庸俗至极!……”父亲连连摇头，全然一副不屑的神色。
第二件事发生在1951年，此时的文艺界正在开展整风运动，一位颇有来头的人向父亲透露了一个消息：“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的位置正虚位以待，你赶快写一份思想汇报……”父亲的眼睛睁得老大，不是惊喜，而是惊恐。“我手上还有一个剧本没有写完……”他终于找到一个借口，逃之天天了。
如果仅仅将父亲不愿“从政”的理由归结为他的“清高”，恐怕还不够准确。父亲去世以后，黄秋耘写了一篇悼念他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内容，似乎能够道出他内心深处的真正隐秘——
从1954年9月间开始，我和陈白
尘同志在中国作家协会共事。当时他
担任作协的秘书长，我在作协主办的
《文艺学习》月刊当常务编委。使我感
到有点奇怪的是，尽管秘书长是领导
干部，可是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很少
主动起带头作用。无论是反胡风也
好，批丁、陈也好，反“右派”也好，他都
很少发言；偶尔发言，也不过是讲几句
“随大流”的话，不超过十分钟。机关
里有些同志议论，陈秘书长对政治运
动好像不大感兴趣，而他平日开玩笑，
说笑话，倒是挺起劲的，并不是一个沉
默寡言的人啊。
这远远不是一位“治世之能臣”所应有的表现。但这恰恰正是父亲远离“官场”的真正原因——既然已经乐呵呵地度过了前半生，又何必违背心愿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呢?
于是“升官”也好，“降职”也好，哪怕是“贬谪”“发配”，父亲全都没有把它们当回事。他在他同事们的眼中，永远是这样一个形象——
陈白尘同志脸上所绽开的笑容，
即他那老人般慈祥和蔼、孩子样天真
圣洁、喜剧艺术大师样所特有的雅致
幽默而俏皮诙谐的笑容，至今回想，如
在目前。
这的确是属于父亲自己的——即真正透露着他的个性的笑容!
4
父亲远远地回避着“从政”的道路，其中还有着另外的一个原因——他明白自己的性格，尤其是性格中的那“孩子样天真圣洁”，是根本不适宜做“治世之能臣”的。
早年的他固然是“少不更事”，曾不止一次地扮演过“侠客”的角色。比如说读初中时，就以“不平人”的署名给一位出嫁才三天就被花花公子的丈夫给“休”回了娘家的女子写了一封劝其大胆离婚的信。其结果，被一群封建卫道士们大骂了一顿。
然而他是“吃一堑”偏偏不“长一智”，直至“而立之年”也仍然是“本性难移”——这一年父亲在重庆又结识了一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女子喻。喻的丈夫是国民党的政府官员，家中有结发的妻子，喻只是他“金屋藏娇”的一个“外室”。于是父亲又开始扮演“侠客”了——不过，这一次他更像是欧洲十八世纪的骑士。
“你爱看书么?”
“你读过易卜生写的《娜拉》么?”
“勇敢地冲出束缚你的牢笼，投入到火热的抗日斗争中来吧!”
其结果，《娜拉》还没读完，“骑士”还没当上，父亲就被喻的丈夫连击了三枪，倒在血泊之中了……
其实作为“性格悲剧”，父亲的这些挫折同他后来在政治道路上所遭遇到的坎坷相比，真叫“小巫见大巫”了!——世人都知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但是父亲这辈子，竟“天真”到直至去世也没能生出个“防人之心”来!
那是“文革”期间，父亲留下了这样一则日记：“……看严文井等人贴出的大字报。其中写到柯庆施对中央提意见，说不应由我编《人民文学》云。我与柯某从无接触，此语可能出自某公。而某公作此违心之语目的何在?忽然忆及当年由阎哲吾介绍他来上海投我事，不寒而栗!人之狠毒，其至此乎?只能存疑了。”
父亲终于能够去琢磨自己屡遭厄运的缘由，这无疑是件喜事；但气恼的是，他的这一“存疑”，竟一直“存”到他离开人世，也没再去搞它个水落石出!
其实又有多难呢?——我亲自跑了一趟上海，就彻底弄清了1936年父亲出狱后为其制造出那场诬陷案的罪魁祸首。于伶是当年左翼剧联的领导，他肯定地答复我；“前来‘检举’与‘揭发’你父亲有特务嫌疑的，就是张春桥!”亲自跑了一趟北京，也全部搞清了父亲为何于1966年初被逐出京师的来龙去脉。张僖是当年中国作协的党组成员，他肯定地回答我：“这是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通过柯庆施转来的命令!”
张春桥为何要与父亲结下如此的“深仇大恨”，父亲同样是至死也搞不明白。他只是说过，出狱之后他与难友徐迈进在上海租了一间亭子间栖身，这期间阎哲吾从山东来信，介绍一位“文学青年”投奔他。一是看在老同学的情分上，二是看在对同样闯荡世界的年青人的同情上，父亲二话没说便收留了他。
这位张姓“文学青年”究竟是什么背景?——比如说像“文革”之后所揭发出来的参加过什么特务组织啦，还有什么化名“狄克”向鲁迅进攻啦等等，父亲一概不知，一概不晓!他说，他们在一起只住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唯一的记忆就是：一夜，小偷光顾了他们的寒舍，所有的衣裤均被盗窃一空。总得有人出去借钱才行呀，这时这位“文学青年”极其不情愿地告诉大家，他的箱子里还有一条备用的长裤——可能是因为箱子放在床底下，而且又实在太沉，小偷不便下手吧——然而就在他打开箱盖的那一刹那，父亲一眼瞥见箱内满满当当的全是书!“那时，大家都穷得叮哨响，此公怕是在书店里充当了极不光彩的‘三只手’……”
还有什么记忆呢?再也没有了。为了“纪念”这次被盗，父亲一头扑在书桌上，写出了一个讽刺喜剧《二楼上》。哎，当时的他哪怕稍微留点心，注意一下身边的这条披着人皮的狼也是好的呀，没有“防人之心”的父亲终于被有“防人之心”的小人狠狠地坑了大半辈子!
父亲的老朋友唐振常得知此事后感慨万千了——
君子可欺以其方，善良君子如白
尘，只因同学少年的来信，无保留地接
纳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而此人竟是
十足的阴险小人，数十年间，对于他的
恩人，竟屡屡施以恶报，必欲置之死地
而后快。白尘确亦因此而受到政治上
的诬陷和生活上的颠沛。君子与小人
难为同道，于小人，特别是政治野心家
的小人，不只是要慎防之，更要揭穿
之，打击之。这对于素无防人之心的
白尘，是要求过高了。甚至于此案谜
底的揭穿，都要待白尘死后由他女儿
行之。
5
父亲“迂”归“迂”，但他的性格还是非常讨人喜欢的。我那童年的小伙伴严欣久，即在文章中写出了孩子眼中的陈白尘：
陈伯伯人最随和、幽默。他人很
胖，两条腿却出奇的细，嘴角总是不经，
意地叼着一棵烟。每次去找陈虹，只
要他在家，总要跟我们逗几句。一次，
他让我唱歌，那会儿正流行《马路天
使》的插曲，我这个二三年级的小学生
便唱了一首《天涯歌女》。他赶紧找出
两支筷子，一支当弦，一支当琴，有板
有眼地做拉胡琴伴奏状。当我唱完最
后一句“郎啊，咱们俩是一条心”时，他
问：“你跟谁是一条心啊?”满屋子人哄
堂大笑，我这才明白自己唱了首“儿童
不宜”。
当年在北京的那座四合院里，父亲将中间的空地上全都种满了鲜花。严欣久写道：“他也不种名贵的花，满院子撒上‘死不了’的种子，花期一到，嫣红姹紫，甚是好看。女孩子爱花，却摘也摘不完那花叶子，我们用它来剁了给洋娃娃包饺子。种花人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欢乐啊!”
屋子里呢，则是些“娇生惯养”的品种了，有昙花、兰花、茶花，还有令箭荷花……父亲一有空，就来伺候它们：浇水、松土、施肥、杀虫……真比养育儿女还要上心。昙花开了，而且不止一朵，他请来周围的邻居们，边晶茗，边欣赏，还要拍上几张照片，那个场面真叫“其乐也融融”。
当时我们的年龄太小，并不知道父亲此时正在背着沉重的精神包袱——1956年的审干运动错误地给他戴上了一顶“历史问题”的帽子，而且逐步升级，直至1966年春被彻底赶出了北京，“发配”到千里之外的金陵，当了一名“专业作家”。
然而南京也并非“世外桃源”。数月后，一张大字报贴上了省文联的墙壁：“陈白尘，是谁派你来江苏的?你来江苏的罪恶阴谋究竟是什么?”——无职无权的父亲同样没能逃脱被批被斗的厄运。
但是这一切，也如同当年在北京一样，我们是浑然不知，浑然不晓。记忆中只有父亲带着我们登中山陵、游玄武湖时的欢悦，每人手中高举着一团棉花糖，一边吃一边笑，父亲的胡子上沾满了银白色的糖丝丝……
再后来，父亲便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揪回北京去了。这一别，整整七个年头，直到1973年才拖着病重的身体从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返回了家中——中央专案组不敢再制造“血案”了，他终于被“恩准”回宁治病。
南京中央路141--2号的院子远没有北京的四合院大，父亲收拾出了一块巴掌大的地方，开始重操他的“旧业”。这次他种植的大多是月季，他说此花容易成活，而且花期较长，否则又为何要叫“月季”呢——月月都是它的花季啊!花圃小得可怜，父亲却美其名曰“掌园”，施肥，除草，浇水，剪枝……忙得不亦乐乎。
这期间，正是父亲“运交华盖”的时期——党籍被开除了，申诉也被中央专案组蛮横地驳回……但是就在这个院子里，父亲伴着他的“掌园”，伴着他的月季，也伴着他那颗永不言败的心，等待着“春天”的来临。那天是1975年的岁末，他在日记本的最后一页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记于南京玄武湖畔、高云岭下、听
梯楼之南窗前。时天寒岁暮，树木凋
落，阴云沉沉，似有雪意，而庭中月季
新芽待发，距立春不过一月矣！
6
父亲选择了喜剧，喜剧也选择了父亲。直到他晚年病重时留下的最后一幅字仍然是：“喜剧的武器是笑。”——那个“笑”字写得特别美，就像是他俏皮的眉眼，就像是他那对忽隐忽现的酒靥。
然而，写喜剧是要冒风险的。
那是1939年的春天，父亲创作了一个讽刺喜剧《乱世男女》，他在剧中揭露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部，隐藏着一批冒牌的“抗战英雄”!父亲将这群人称作社会的渣滓，他说：“一个服务于现实的文学作者，是不该为了‘顾忌’而撒谎的。”
此时距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毕竟还不到两年的时间，于是不肯撒谎的父亲便首当其冲地成为了批判的对象：先是剧本被禁演，继而则是劈头盖脸的批评与指责——“作者是悲观主义者，眼中看到的只有黑暗。”“暴露太多，使人丧气，尤其是给前线将士看了，会动摇他们抗战的信念。”……
父亲急了：
“讳疾忌医，不是一个民族的美德!”——他诚恳地告诫人们。
“由于热爱着光明，而对黑暗痛加鞭挞的，是暴露；专意夸张黑暗去掩盖光明的，是悲观，是投降。——我热爱着光明!”——他坦诚地披露自己的胸襟。
一年之后，冯雪峰终于为父亲说了几句公道话：“该剧应该列入到作为我们文艺发展的标志的好作品的行列里去。作者是有胆量的作者，已经着眼到社会的矛盾。”
还有什么能比这“胆量”二字更恰当的呢?这是对父亲的称赞，也是对他所有的讽刺性作品的命运的揭示——他处在了一种如董健所形容的于“夹缝”中写作的境地……
解放了，父亲终于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也可以放开喉咙大笑一场了。然而这时的他却被告知：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只能以委婉的批评，不能以辛辣的讽刺。父亲“失业”了，“失业”的他被憋闷得实在不行。
这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事情了。每逢春节来临，文联大楼的礼堂里都要举办联欢晚会。幽默而又风趣的父亲每次都要被众人推上台去，不讲个笑话是不给下来的。于是他来精神了：“有位医生是个酒鬼，成天喝得醉醺醺的；不曾想那天来了个病人，也喝得醉眼朦陇。于是医生问了：‘究竟是哪位要看病啊?’在他的眼前有好几个人影。那位病人也问了：‘到底是哪位来给我看病啊?’他的眼前同样是人影幢幢……”父亲是边讲边带表演，台下的观众笑得
直喊肚子疼。
父亲也笑了，笑得很痛快，但是他内心深处的苦衷，直至十数年后我才隐约地懂得——没有喜剧可写的他，只能即兴编出个不疼不痒的段子，让久违了的大笑彻底地释放一次……
对于自己的“沉默”，父亲也曾深深地责备过自己：“十七年里，我只同帝国主义开了开玩笑，写过几个所谓的讽刺喜剧，对于人民内部的讽刺对象却始终没有下过笔。这自然是胆怯，深怕遭受灭顶之灾。”
但是不让在纸上写，还能不让在心中想吗?——哪怕是偷偷摸摸也成啊。
这已经是“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春天了，身为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的父亲，给全系的学生们开了一堂戏剧讲座。“材料可以搜集，人物在于积累。”这是他的开场白。接下来，他开始举例了："1966年的9月14日，我第一次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押上了批斗大会的审判台……”偌大的教室内鸦雀无声，谁都没有想到父亲的例子竟然举到了“文革”当中，举到了当时正以“黑帮”身份站在台上接受批斗的自己身上。
他说，他每每是假装打喷嚏或者咳嗽，从虚掩的手指缝中去偷觑一下周围的人群的——司令大人张眉怒目，却又躲躲闪闪，内心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观众席中某公高翘二郎腿，却又不停地抖动，想必心中紧张故作镇静之态；陪斗者中一位老者不住地揉着肚子，恐怕是出门慌张，忘了系皮带……
父亲的表演惟妙惟肖，教室内的笑声经久不息。这岂不正是父亲始终能保持其乐观天性的“仙丹妙药”么!——于是乎苦难的岁月被他活出了“滋味”，活出了“色彩”，苦难的日子被他演变成了作品中的素材……数十年后，父亲的这部于“文革”期间偷偷写下的《牛棚日记》终于出版了，陈原先生读后不禁高呼：“这真是一部激动人心的‘纪实文学’!作者陈白尘，著名的剧作家。如果他一生仅仅留下这一部作品，也够得上称为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作家了!”
7
父亲是1978年的9月接受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的聘书，前去中文系执教的。尽管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也曾当过教师，教授过编剧法等课程，但此时的中国大地毕竟是万物复苏，毕竟是百废待兴，更何况阳翰笙亦曾频频来信邀请他回京出任全国文联的秘书长，父亲“重振雄风”的岗位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在这里啊!
但是他毫不犹豫地走上了讲台，郑重其事地别上了那枚红色的校徽。于是之为父亲题写了一幅立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他道出了父亲心中之所想：这叫做延续——生命的延续，理想的延续。父亲再钟情，于笑，也只能笑一生，笑一世；而教师这一职业，能够将他的笑——豪放于人生的笑、豪情于未来的笑，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那天在中文系的欢迎大会上，父亲表态了。一反常态，他没有笑，“即使我是一块药渣，也要再挤出点药汁来；即使我是一支蜡烛，也要将两头同时点燃。”颇有些悲壮之感。匡校长也发言了：“你培养出来的学生，如果今后超不过你，那就是你的失败!”颇有些咄咄逼人。
又是一座崭新的人生舞台被缓缓拉开了帷幕。作为“编导”，父亲的第一个任务是挑选“演员”。他拿出了自己的招生标准——“宁稚嫩而不俗，勿老成而平庸。”再“翻译”就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必须是有思想的、与时代和人民血肉相连的剧作家，绝不是躲避生活的暴风雨、单纯追求雕虫小技的编剧匠!”
连大专文凭都没有的父亲，自然称不上是“教育家”了。但是他的课就这样上起来了——抑或说由他“编导”的这场“戏”就这样开幕了。
那是一次在饭桌上的谈话。一位学生接着刚才的话题问道：“陈老，如果再遇上‘文化大革命’该怎么办?”父亲开起了玩笑，“怎么办?——我带着你们一块从长江大桥上跳下去!”但是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他便收住了笑容，“我们才不告别生活呢!作家应该是生活的真正拥抱者。作家总是在苦斗之中。你们走到这一步不后悔吧?我们就是要为最广大的人民而写作!”
——这就是他的“政治思想课”。
姚远的《下里巴人》终于完稿了，父亲命令他：“不要心疼，试着回去砍掉一万字，砍掉六千字，再砍掉……最终就能懂得什么叫凝炼，什么叫‘一石三鸟’了!”李龙云的《小井胡同》获得了成功，父亲命令他：“不要做人间第二手!——凡是老舍先生用过的手法，你最好不要再用。你就是你，就是你自己。不要去做老舍第二，某某人第二，要有这种志气！”
——这就是他的“创作辅导课”。
中国剧协召开剧本讨论会，父亲发问了：“话剧应该怎样创新?”“学习外国的流派。”“借用电影的手法。”学生们议论了起来。父亲发言了：“我们还有一条重要的路子——为什么不能将中国戏曲中的优秀传统吸收到话剧里面来呢?这可是中国人自己的，外国人学不去的!如果把话剧‘嫁’到了人家那里，我宁愿做个老姑娘!”全场哄堂大笑。
——这就是他的“戏剧理论课”。
门生们有感于话剧的不景气，纷纷向父亲诉起苦来。他笑了，“悲观了?听我讲讲当年的故事——1927年的冬天，田汉于上海艺术大学举办‘鱼龙会’。哪知第一天只卖出了一张票，而且买票的人自己没有来，将票子送给了家中的厨师。但是这唯一的观众一边看一边被剧情感动得哭了，于是就有了后来的第二个、第三个观众……”
——这就是他的“中国话剧发展史”的课程。
数年之后，姚远毕业了，李龙云毕业了，赵耀民毕业了……他的一届届研究生们全都毕业了。就在中文系的那个三面都装有玻璃窗的明亮的会议室里，父亲高声地询问前来参加答辩的各位评委们：“你们说，我失败了么?”评委们一致亮出了“优”。父亲兴奋极了，“我没有失败!我要告诉匡校长，他们在不少地方都超过了我……”
1994年的5月28日，父亲终于走完了他八十六年的人生道路。那天，母亲没有流泪，她对着我们，也对着所有的学生们说：“就用《一路平安》的曲子送他上路吧……”
哀乐不属于父亲，悲戚不属于父亲，只有欢笑永远伴随着他的一生。
2004年春于金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