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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2002年的冬天，一个温和的下午，我有事去了趟北海。悠悠地溜达着闲逛，无意间发现，在一排廊坊中，陈列着一个小型历史展览，记得名称是“清代的刑法和刑具”。我对未见识过的事物向来好奇，就信步走进去。但是，仅仅看了几分钟，我就被屋檐下血淋淋的肃杀之气逼了出来，浑身为一种令人窒息的感觉压迫着，使我赶紧逃离那些阴险、粗糙的刑具，以及附属于旁的冷冰冰的解说文字。
       冬日的北海，游人不是很多，阳光暖洋洋地披挂在树枝上，使落尽绿叶的枝头显得不是过分凄凉。天空湛蓝透明，云儿悠闲地飘荡着；云天之下，北海寺塔的钟声自由地舒展开来，在水面上和园林里荡漾，让人体会到世界的安宁和人生的安逸。
       我的神经放松了，因为展览中的货色毕竟来自遥远的过去；不过，我的心头却依然被愤怒填塞着：眼下，关于清代的电视剧，正喧嚣地占领着众多的电视频道，那些皇帝大臣无限地光彩与精神，欢天喜地、威加四海地享受着荣华富贵以及百姓的崇仰，我们的编剧们似乎全然忘了某些重要的史实，忘了他们以天子和国家的名义制造的恐怖。我不愿多说展览显示的血腥，只提“腰斩”一种吧。为了让胆敢反抗的汉族知识分子恐惧，清代的一种死刑，是将犯人拦腰斩断。解说的文字写道，受刑者的脑袋可能长时间地活着，神智自然清醒，一分为二的躯体也就经历着无法想象的痛苦。清统治者的目的非常清楚，以如此的酷刑威慑任何敢于作乱的人。实际上，惨死在重刑之下的，更多的是无辜的百姓。由于“清风不识字，何以乱翻书”之类的文字狱而满门抄斩，乃至被夷九族的士于们真不知有多少!
       北海的“海”，是皇帝们让百姓挖出来供自己玩耍的；“海”中有岛，岛上建筑起庄严的白塔，那是皇帝们祈祷上苍、播散善心的所在。倾听着塔寺那面传来的悠扬音乐，想象着当年皇家进香的场景，我叹了口长气：残忍与慈悲在他们的头脑中究竟如何统一，确实是我们凡夫俗子难以理解的。愤懑之余，我也就懒得再去多想。
       后来的几天，为了平息心潮，我开始信手翻阅一点欧洲的历史。过去就知道，欧洲的中世纪，是公认的黑暗的年代，杀人的随意和刑法的严酷同样骇人听闻。连当时的宗教统治同样显得血淋淋。十字军征战杀人如麻，还可用战场的天然残酷予以掩饰，但是，宗教法庭随意把反抗者放在柴堆上活活烧死，就无法自我开脱。我曾在欧洲的博物馆中看到一些宗教故事的油画，印象很深的一幅，是对怀疑教廷和教义者施以的特别刑法，竟是用老鹰的尖嘴将活人的肝脏啄出，受刑者痛楚难忍，血流一地而死，那残酷与威慑力，也就和清代的腰斩不相上下了。再联想到高歌自由女神的美利坚，其祖先登陆美洲时对印第安人灭绝种族式的屠杀，我们就明白，文明是一种艰难的过程，地球上没有生而高贵的种族!
       欧洲的知识分子对中世纪的黑暗深恶痛绝，以至波及与当时的统治相关的事物，这应该让今天胡乱歌颂清代的编导们汗颜。比方说，欧洲有的学者非常不喜欢古希腊的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而褒他的老师柏拉图，原因就在于，中世纪的统治者曾经奉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为官方经典，惹恼了许多知识分子，就像尼采的哲学曾为希特勒所用，尼采的名字似乎也就总与法西斯有一点说不清的关系。这也许不公平，因为亚里士多德无法主宰自己的思想的命运，特别是在他死了很久之后的命运。
       那些日子，我的心头，始终有那个清代展览的阴影盘旋着，读史时就不由自主地在做一点比较的思考。诸如比较欧洲中世纪与明清的年代关联，比较两个大陆彼时社会生活与思想的异同，并进一步比较影响往后发展演变的原因等等。
       在随心所欲、漫无章法的思考中，从社会关系、统治原则逐步进入各层次人士的内心世界，我发现自己竟然陷入了一个哲学命题的漩涡：东西方文化的源头，对于人性的认识，似乎南辕北辙。东方的思想家们普遍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西方的认识却基于“人性险恶”。那么，为什么在统治者那里，在体现国家统治意志方面，从欧陆的贵族到亚洲的皇帝，却殊途同归，都热衷于严厉的镇压呢?我的一位治史的朋友曾经劝告说，不必单单指责清的刑法，清代以前的汉皇帝们同样残忍，“腰斩”未必是清发明的，再说，古代的“五马分尸”就不残酷?清的很多刑律是从前代沿袭下来的，是集大成罢了。
       因此，我的思维渐渐游离开去，离开了使我愤怒的清史的展览，而集中到由此引发的关于人性的思索之中了。
       我相信，古代人在形而上的思考方面，比繁忙的当代人更加深入，也更多地享受着思考的乐趣。这并非盲目的厚古薄今。你想，古代没有电灯，也没有电视电话电脑，长夜一直亮个油灯对普通人也是奢侈的事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愿意闷头大睡的人，惟有长坐在月光之下。斯时，若能有一杯水酒，或者泡一杯清茶，是很可以痛快而茫无边际地思索的。中国的远古出了孔子、老子等影响数千年的大思想家，西方则把自己的文化哲学源头推到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他们那里，也是对我上述说法的一个证明。至于，说东西方的这些开创思想史的宗师们，为什么集中在公元前五百年左右(即距今二千五百年左右)的狭窄年代里降生，除了巧合，很难再寻找出令人信服的理由。
       “人之初，性本善”，是宋代通俗文化读本《三字经》中的话，问世之后在民间不胫而走，算得上家喻户晓的名言，反映了性善说在中华土地上的广泛影响。形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乃是强调教化作用的儒家，从汉唐开始长期占据了社会思想的统治地位。其实，在春秋战国时代，儒家尚无法一统天下。那时，一度非常显赫、甚至在秦统一中国的事业中起了大作用的法家，倒是强调人性恶的。他们认为，由于人心叵测，所以必须用严刑酷法治理国家。轻罪重罚，“以刑去刑”，让百姓“惧暴”，是他们十分得意的观点。如此冷冰冰的面孔，到了四海清平的日子，自然没有温文尔雅的儒生讨人喜欢，不便为皇帝装点门面。法家渐渐退隐，退出了主流思想。不过，依我的猜想，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者，尽管公开高举儒家旗帜的居多，实际上，内心深处，未必真正放弃了法家的严酷。或者说，是两家并举。一部血淋淋的封建统治史就是明证。公开，以性善说教化诱导百姓；私下，以性恶论作为统治制度的基点。代表文化主流的自然是人性本善的观念。
       由此，我们便容易理解汉唐以后佛教大兴的原因。佛学东来，很快适应水土，张扬起人人皆有佛性的思想。佛学认为，人人本性是佛，在尘世蒙了秽土而已，掸去灰尘，依然有希望成佛，前景何等诱人!这般高妙的思想，确实帮了儒家教化民众的大忙。
       至于西方文明，公认发源于古希腊，所谓“言必称希腊”就是这么来的。古希腊的文化哲学思想，又是靠师生三人打底的，依师徒顺序排列，即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土多德，他们的名字，对于今天的东方学子，说如雷贯耳，亦不算过分。从现存资料分析，这几位欧洲先哲，似乎并无明确的关于人性本恶的说法，感觉上，他们对社会道德进步还持有比较乐观的态度。比方说他们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追求道德上的至善至美。那么，西方先哲的思想是怎样被引导到“人性恶”的方向去的呢?
       我们作进一步的分析。从思维逻辑推论，古希腊的几位，与中国哲人孔孟治学方面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思考分析以至试图解决问题的角度。那位开风气之先的苏格拉底，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作为个体的人的研究上。在他以前的思想家，偏重于宇宙自然本原的思考，而苏格拉底以为心灵问题、人生问题更加重要，说他的思想是人的哲学、人性的哲学，可能比较相符。他的兴趣的着力点是个体，或者说，先是个体，再从个体的研究发展到群体的思考。孔子他们则不太一样，目标更具有直接人世的功利，是为了治理当时“礼崩乐坏”的国家，因此集中研究国家统治、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典型的表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作如此简略的比较概括，目的是将差异放大后看个明白，是否武断，虚心等待专家的批评。在我看来，作为古希腊文化巨人的苏格拉底的研究方向，从源流上影响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大趋势，即研究个体先于研究群体。大约正是将人视为哲学的首要对象，极力对个体细细解剖下去，才导致了西方文化的立足点是个人至上；因为解剖得十分彻底，用放大镜将人身体内部的坏毛病和感染的诸多病毒看透了，觉得人的内心没有外表那么华丽，也就难免走向对人性恶劣的无情的拷问。这种人性的认识，后来就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西方人自己认为，他们的法律制度的基础，就是认为人人都可能做坏事的防范和制约。
       前不久，我在巴黎访问时，碰到一位旅法的中国学者韦教授。他出国十几年了，目前在法国的一所大学里教欧洲思想史。坐在巴黎街头，随意闲聊，方知道彼此都对东西方哲学的比较有浓厚的兴趣。他说，年轻时曾向钱钟书求教，发现钱先生对东西方哲学源头的异同以及后来为何是相反的走向存在很大的困惑，曾用力希望揭示其中的奥秘。我听了心中一喜。我不敢说自己已经想通了这个问题，至少说明我没有无事生非，思考的内容应该属于颇有意思的命题。
       我们还是以宗教来进一步说明问题。宗教能够在一个社会中长期发展，当然与社会的整体文化经济有其吻合之处。基督教原先仅仅是犹太宗教的一个不大的分支，它与西方文明互为依存，在向欧洲大陆扩散的过程中共同慢慢成长起来，其教义注定要包容西方社会的基本文化价值观念，其中包括对于人性的看法，只是在阐述上采用了宗教特别的语言系统。
       基督教是讲人的原罪的。人的始祖有罪，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获罪，结果被逐出伊甸园，这个故事，让我联想到中国神话里可爱的天蓬大元帅的事迹，想到这位后来跟了唐僧的八戒先生被赶出天宫的经过。不同地域的文化创造，真是常有异曲同工之妙。基督教认为，人类全是亚当夏娃的后代，所以统统有原罪。人性恶由此发端。恐怕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毫无顾忌地用残酷的刑罚处理有罪的异教徒。不过，基督教的教义在令人窒息的论述后还是给大家留了一条活路：有罪的仅仅是人的肉体，就是中国古人所谓的皮囊罢了，至于灵魂还是可以拯救的，只要按教义严格修行，灵魂有希望升入美丽的天国。
       到此，我们好像看清楚了，性善说，性恶说；佛说，耶稣说，殊途同归，目的总还是想教化凡人，拯救芸芸众生；区别当然有一些，就是对地上大众的毛病给出了不同的诊断，开出了两样的药方。一个说你只是暂时被蒙蔽，把尘埃拍去身体顿时清爽了，做菩萨升天也有指望的，即所谓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另一个说你的躯体根本没治啦，干脆把肮脏的外壳丢了痛快地到天国去吧!烦琐的教义，说白了，也真个简明扼要!
       三
       现代科学，对于人的个体的解剖，是越来越彻底了。作为哲学大师的苏格拉底，对人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当然集中在精神领域，是在人生哲学的层面；现代生命科学，则决意玩实的，由自个来充当上帝之手，把人体构造的秘密，进行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揭示，从器官到细胞到分子，末子直指基因。科学家们的逻辑十分清晰，再复杂的结构，总有最基本的排列组合。不同的排列组合，造成花花世界的千变万化。把这个关系弄明白了，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改造事物了。读者在小时候肯定有过玩积木和拼图的经验。科学家们想做的事情，原理上与此相近。就那么几块木头，或者那么几个图样，玩起来可就花样无穷啦。 人已经有了高速计算机作为助手。像排列组合这样的数学问题，最适合用电脑来处理。人类实现理想的日子日益贴近。我相信目标总体上是可能实现的。比方说，人得了精神病，也
       许与基因排列组合方面的缺陷有关，或者是多了点什么缺了点什么，改一改，添添减减，兴许豁然开朗。于是，我们准备山呼万岁!过去说，“佛在心中”，往后人大约更加自负，要说“上帝即我”了。
       已经有人批评，这样的想法，是可怕的技术万能的科学主义，以为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思想问题全可以用工程技术的办法处理，是把万物之灵的人类当作机器人了。
       我的疑惑则是从另一个角度发生的：人类如果有一天真能达到那个境界，可以按照自个的愿望轻而易举地改造本身，让千万人的躯体和思维统统朝所谓的美好的方面统一，将是人类的福音还是人类的灾难?
       说个通俗的例子。世上的男女，都渴望理想的另一半。文学永恒的主题是爱情，原因就在于，想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西施、貂蝉她们毕竟是人间稀罕的珍品，影帝影后们躲在银幕里也可望不可及。美丽和魅力，与人的基本结构肯定有某种关联，如果把其中的秘密全搞清楚了，基因工程像搭积木那般随意潇洒，人类把自身大规模彻底重组，满大街尽是貌若天仙的美女和风度翩翩的格里高利·派克之流，你说是否有点可怕?至少，追求美好爱情的文学必定死亡，因为爱情已无须伤脑筋，按按键盘‘制造理想对象就完事了。同时，追求爱情的动力的消亡，加上强大的科技使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已经无须辛苦劳作，是否同时意味着人类参与种种奋斗、创造美好生活的能量大为减弱?，是否导致社会的原动力减弱而出现群体危机?，，这番话好像是杞人忧天，危言耸听，不过，闲着没事的时候，朋友们不妨深入下去想想。
       我们回到人性善恶的论题上。我们都知道，人来自动物界。地球上存在动物的时间，是数以亿年计的。人类离开动物界的时间，往早里说，也只不过以百万年计。人类文明的开始，就更加短得可怜，顶多不到一万年。所谓人类的文明史，从某种角度讲，就是人类努力划清与动物界的关系的历史。亿年与万年之比，大家去掉四个零，是百与一之比。如果我们相信远古的基因始终在支配着今天的世界，那么历史短暂的人类，显然无法摆脱动物基因的强大力量。我们今天公认的所谓“恶”，大体上属于动物界天经地义的规则：弱肉强食、私欲第一等等。西方文化所表述的人性本恶，正是强调丁这一点。不过，人之所以为人，还有另一个层面，那就是在脱离动物界的过程中孜孜不倦追求的社会公理，有益于人类长远利益的理想和规范约束，也正是所谓“善”的内容：友爱助人、公平互利等等。关于人性善恶喋喋不休的争论，根子上就是上述反差形成的。
       人类在两难中前行。你不认识动物基因的强大力量，渴望彻底改造人类本身，期待幸福无间的桃花源的出现，就容易陷入空想的泥坑；你不承认人类追求文明社会的努力，一味纵容拚抢欺诈、穷奢极欲，社会则将在混乱和腐朽的氛围中瓦解。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上述两面都有许多严酷的教训。至于各种宗教的缔造者，想于两难的夹缝里突围，作出自己圆满的解释，把灵魂和肉体分离，将美好许托给来世或者天国，虽然煞费苦心，可惜，毕竟是一种虚幻的梦境罢了。
       科学主义的基因改造理论也是有明显问题的。人的善恶，实际上将与人类共存亡。靠基因工程把人的恶全部改造掉，和世界上统统行走着大美人一样可怕。殊不知，“贪欲和权势欲是人类历史进步的杠杆”，人只能在既定的路线上，在小小的地球上，艰难和痛苦地前行!
       四
       在写作本文之前，我曾经打算写另一个题目《权力的秘密》。我并不想从政治的角度切人这个命题，我的兴趣在于权力的内在逻辑，试图寻求类似于数学公理、物理定律之类的东西。深入下去后，我发现自己的能力有限，无法完成预定的目标。《权力的秘密》的题目，只能留给其他有兴趣的朋友来尝试。这里，我想记录创作的原始冲动，因为它恰好与《人性的秘密》相关。 在文章开头的时候，我说过自己去年在北京住了些日子。有人开玩笑地说：到了北京，方知道自己官小。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首都，都是大官最为集中的区域，否则怎么算政治中心呢?那不算新鲜话题，并未触发我的思考。倒是某回坐出租车，健谈的北方汉子，让我的神经猛然抖动了一阵。
       那天傍晚，下班高峰的时刻，我有急事从西区往市中心赶。进了二环，就堵得窝囊，车子慢吞吞地爬着，比走路快不了多少。驾驶员见我着急，逮个机会，拐上一条胡同似的小路。他说，这一带很熟，绕过去比在大街上死等要快得多。
       起初，车速确实快了，小车在人流和自行车之间游弋，不慌不忙朝前赶，我看看表，还有时间，不由松了口气。谁晓得，好景不长，才行驶到两条胡同的交叉处，路又堵得水泄不通。往前瞧去，一溜的车，塞得谁也无法动弹。我那辆车的驾驶员，开门跑出去打探，隔一会儿回来，生气地说：“两位大爷顶上啦，谁也不让谁!其实么，哪个把车让一让，路就通畅了么!嘿嘿，警察呢，警察哪去了，也没有一个跑出来管管!”
       说到这里，他突然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他今天刚给路警罚过。方才还在向我发牢骚骂警察，他笑了笑，自我解嘲地说：“我们开车的，平时怕警察，最好不见他们的影子。不过，真要堵得没法走了，还是盼他们来解决问题!”
       我被这位爽直的北方汉子的话所打动，那一刻，竟有顿悟之感。平时反复思考而不得其解的疑惑，在这番朴实的话语里融化了。
       人类起源，不管是从海洋的生物中诞生，艰难地走到陆地上来，还是在森林中挣扎，逐步脱离爬行的野兽，总而言之，人所以成为人的文明史，在地球生命的进化里程中，只是短暂的瞬间。现代生命科学已经证明，人类和其他动物在基因方面的差异，远比我们以前想象的要小得多，仅仅是百分之一乃至千分之一的概念。当然，我们目前还无法用科学实验的办法，确认人类与其他动物在思维方面的差异到底有多大。不过，正如前面说及的，我们应该相信，几十万年的人类进化史，不可能完全割断亿万年的生命进化史的影响，所谓的人类之恶，大体与此相关。不过，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的了不起，就在于我们一直有理性和理想在前面指引，理想之善与原始之恶的冲突，似乎是永远无解之题，铺垫在人类之路上。
       引发我思考的驾驶员与警察的矛盾，不过是人类两难的小小的注脚。人天然喜欢不受管束的自由自在，可是，人结合成社会，不受管束，谁也无法安稳地活下去，于是不得不用法律和权力来统治；而一旦产生管理普通百姓的政权和官员，治理的前提又必然是带有强制性的权威，因此衍生出权力的腐败和对腐败的反抗，似乎也就在所难免。因为任何官员也是人，具有人性共通的毛病。所以，还不得不另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去制约官员。社会治理上的繁琐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了。
       写到此处，我忽然奇怪地记起老子的思想，他经常在“有”与“无”的字眼中打转，给人的感觉是矛盾得很。这会儿我的体会是，这位老先生深切地体验到人类的两难命题，有也不行，无也不行，“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只得无奈地说些高深莫测的话，聊以自我排遣而已。
       我同意二千五百年前的苏格拉底先生的看法，对于人类本身的思考，人性的种种小问题，显然比宇宙起源之类的大问题更加迫切。奇怪的是，走过了二十五个漫长的世纪，当爱因斯坦、霍金他们的大脑已经开始向我们揭示宇宙深奥的原理，我们对于人性的理解，却似乎并未比中国春秋时代的哲人或者欧洲古希腊时代的哲人有多少质的超越。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看来，认识人体小宇宙，比天体大宇宙更加困难。难点的要害，在于思想者本身就是人，就是人性的承载体，其思考就不容易纯客观地进行。
       因此，我这篇短短的感慨，也只能局限于描绘我所发现的前人思考的轨迹，仅仅是把已经浮现的问题做一番个人的梳理，供有兴趣者空闲时慢慢品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