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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庆节，饮马农场的干部职工放假三天，我抓紧时间访问“孤儿”。
       甘肃的农垦事业历经变迁，六十年代初创建了农建十一师，“文革”中成立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酒泉地区的农场编制为农一师，张掖以东为农二师，陇东地区为林业师，青海是农四师，宁夏是农五师，陕西是农六师。“文革”后期农一师改制为酒泉农垦分局，我曾在农一师师部商店当过售货员，也当过几年中学教师。
       到那之后有朋友介绍了一个叫吴巧花的，问我想见不想见？他一说吴巧花三个字我就想起来了，农一师师部在玉门镇官庄时，我妻子工作的师中心医院有个姓王的医生和我住邻居，他的妻子叫吴巧花，是一位护士。那朋友说就是这个吴巧花，现在嘉峪关市医院工作。今天正好休息，我们可以访问她。
       吴巧花高高的个子，白净端庄的面孔。这是个直爽热情的人，整整一天讲了她的童年。
       她的家乡在陇西县中和乡刘家坡根村，1960年家中五口人，父亲，哥哥、姐姐、弟弟，她出生于1951年。姐姐比她大五岁，58年就开始当大人使唤，操持家务，因为58年她的母亲因病去世。她记得1959年夏季就挨饿了，跟姐姐到山坡上挖野菜，煮熟，拿到淌水的沟里去淘，淘掉苦味拿回来吃。到冬季连野菜都挖不上了，没吃的，全家用榆树皮煮汤喝。有一件事她记得特别清楚：到了过年的时间，生产队给全家分了五斤粮。父亲说他不行了，要死了，叫姐姐擀一顿面条。姐姐擀了一锅汤面条，父亲把面条都捞走了，她和姐姐喝了点汤。过完年不久，国家发放救济粮了，大队派的人往她们村送粮，送粮的人把粮食一直送到她家中。父亲认识那个送粮的人，父亲问从哪里驮来的粮？送粮的人说从马合镇驮来的。父亲指着吴巧花对送粮的人说，你把我的这个丫头带到马合镇去，叫她自己要馍馍去。她蹲在家里要饿死哩——我养不活她了。送粮的人答应了，叫她跟着走。路上要翻好几架山，走到一个山梁上送粮的人踢了她两脚，嫌她没赶好牲口。送粮的人不管她了，骑上骡子走掉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往前走，不知道马合镇还有多远，路怎么走，回家去吧，又怕饿死。在路上坐着哭了一场，她又顺着山梁上的小路往前走。她心里这样想：兄妹几个人中，父亲最不喜欢的就是她，要不是这样，为什么惟独叫她到外边要饭去？这样一想，她决定不回家去了，继续往前走。她想，死就死在外头，像哥哥一样。
       哥哥比她大七八岁。1959年的春天，冬麦长得一揸高的一天，父亲要去办一件什么事，叫哥哥替他放一天牲口。父亲是生产队的放牧员。哥哥那时饿得没精神，放牲口时躺在地上睡着了，牲口吃了麦苗。队长训斥了父亲，父亲回家来就打哥哥，嫌他没看好牲口。结果哥哥跑掉了，没和任何人说。父亲找了半个月也没找着，人们都说那娃娃死掉了，叫狼吃掉了。
       她顺着山梁上的小路往前走。她的身体很弱，走不快，走着走着天就黑了。她看见小路边的土崖上有个小窑洞，就钻进去蜷着身睡着了。这是1960年的初春，正月下旬的日子，天气依然很冷，天麻麻亮的时候她被冻醒了。她慢慢地睁开眼睛，看见一个像狗一样的动物在洞口趴着。那动物的眼睛一眨一眨的，蓝光一闪一闪的。她说，她当时也不知道害怕，心里还想，这是个狼吧，它怎么不吃我呢？想着想着就又睡着了。
       她第二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来了，那个狗一样的动物还在洞外趴着。她喊了一声，吠，你怎么不吃我！她说，其实她并没有吓着那个狗一样的动物，因为她的嘴冻得张不开了，发不出声音，只是喉咙咕噜了一下。可是她看见那个动物慢慢地站起来了，拖着长长的尾巴调转了身躯慢慢地走掉了。她爬出了窑洞，她想赶路，但是她的腿蜷在一起伸不开，站不起来。她只好在地上坐着晒太阳。晒得身体暖和了一点儿，腿能伸开了，她站起来了，慢慢地迈开了脚步，往前走。
       她说不记得路上走了几天，可能是三天吧。在路途上她没有一口干粮，要饭都没地方要去，因为小路在山梁上延伸，有人的村庄都在山坡和山沟里。她不敢走下去，怕下去了再也走不上山梁。她的腿软得很，全身一点点力气都没了。她只是看见了马粪就用手拨开，从里边拣没有消化掉的麦粒吃。再就是看见送粮人掉在地上的麦颗颗捡起来吃。
       她终于走到了马合镇。马合镇是个很大的村庄，西兰铁路在这儿有个车站。她一到马合镇就看见车站旁的场地上堆了很多粮食，苫着一块一块的篷布。很多人牵着牲口赶着马车从这里驮粮拉粮。她不敢跟人要粮食，她害怕得很，就揭开一块篷布角钻了进去。吃在篷布下边，睡在篷布下边。天黑了她才钻出去解手，解完手再钻回去。有一次白天，她正睡着，人家要驮她藏身的粮垛，看见她了。一个看粮人把她撵走了，但她夜里又钻进另一块篷布下边了。
       吴巧花记不清了，她在苫粮的篷布下边趴了多少天，直到人们要驮最后的一个粮垛了，看粮人又发现了她。看粮人把她叫进火车站的一间房子去了。她恐惧被人送回家去，问她什么都摇着头回答不知道。看粮的几个人问不出什么，就商量说，这丫头可能是陕西人吧，说话是陕西口音。于是车站的人把她领到一列客车跟前去跟一个列车员说，你们把这个姑娘带到陕西去。辗转了几站，她说了中和乡刘家坡根村。有人说查一查，后来便认定她是甘肃人。于是又送上火车回到陇西县文峰镇火车站。火车站的人又问她家在哪里？她说是中合乡刘家坡根村，但她又说家里没人了。车站的人便送她去了收容所。
       收容所的领导把她领进一间大房子，说你就睡这儿。她身旁有个肿得像大胖子的老婆婆，说你就跟我睡吧。晚上胖子老婆婆就搂着她睡了。天亮时她觉得胖子老婆婆身上凉凉的，她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人就说胖子老婆婆死了。还有个一炕睡的瘦女人也死了。收容所的人把她们抬出去了。
       这时有人说了声这姑娘怎么办呢？收容所的人便拍她，叫她起来。一个工作人员把她提出门去放在一个排子车上，送她去孤儿院。到了孤儿院登记，人家问她的名字。她把姓吴记成姓刘了——她记得刘家坡根村的人都姓刘，便以为自己也姓刘——便说自己叫刘巧花。说名字的时候她就站不住了，走到门外去拉屎。她从到了马合镇的车站吃了点麦子之后就拉痢疾，一直也不见好，她的腿软得站立不住。福利院的领导看见了，说这娃娃不行了，送到后头和老人们住去，看活下活不下。于是把她领到一个院子里和四个瞎子老太太住一间房。一个瞎老太太每天搂着她睡。老太太们下不了炕，一天到晚在炕上坐着。房子里还有个尼姑，不瞎，身体也好，晚上睡觉又哭又叫，但白天定定儿坐着，一句话也不说。
       每天两次，孤儿院的医生来给她打针喂药，保育员还每天送一杯牛奶叫她喝。她一天到晚睡觉，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中，还发烧，起不了床。大约过了半个月，她才能下地了，就到门口去玩。这时她才看见这个院子有两排房子，前边一排是老婆子住，后边一排全是老汉，也大都是残疾人。前边还有个院子，住的全是娃娃，有的比她大，有的比她小。
       和老太太们在一起过了近一年时光，春节到了，她的身体健康多了，能跑能跳了。有一天，不知是哪里的几个领导来慰问残疾人，有个领导看见她了，说怎么这儿还有个尕丫头？那个搂她睡觉的瞎老太太说，这是保育员去年领来的，说是不成了，叫和我们一搭儿睡。领导说了一句话：领到前头去，叫念书去。保育员就把她领到前院的孤儿们当中去了，叫她上一年级。大约是二年级的时候吧，她又被水车湾的一个人家领走了。那家人有个儿子，领她给儿子当童养媳。当时定西专区有政策，谁愿意领娃娃都可以。在那个人家她受到了虐待，那个儿子总打她。好在过了几个月政策又变了，领去当童养媳一律要收回来——因为有几个被人领养的孤儿受虐待致残了——她又回到了陇西县福利院。
       
       1964年，陇西县的孤儿合并到专署儿童福利院，她就到了定西县。在定西她遇到了一件事：一天，老师把女娃娃们集合起来，说有个人要认领丢失了四五年的一个姑娘。她站在队伍里看，走过来的正是她的父亲。她的心咚咚地跳了起来！她怕父亲认出她来，怕把她领回家去。她恐惧在家中挨饿的日子。幸好，父亲从队列前慢慢走过，一个一个盯着看，并没有认出她来。原因是在福利院的这几年，她的个子猛蹿了一截，她才十三岁，却已经长得像个十五六岁的大姑娘了。原先小刷子一样的小辫剪成整齐的短发了，她也长胖了。再就是她的父亲找一个叫吴巧花的姑娘，而她那时候叫刘巧花。
       1967年春节前夕她已经招工到靖远县的五大坪农场——甘肃省农建十一师十一团——当农工一年了。这时候她十六岁了，能够独立生活了，她突然非常强烈地想念起家乡来，想父亲、姐姐和弟弟。她用存了一年的钱买了两块砖茶，卖了一套棉衣，扯了能做两件衣裳的斜纹布。她请了探亲假从农场出发，步行十几里到黄河边，坐羊皮筏子过了黄河，翻过河靖坪进了靖远县城。她从靖远坐汽车过会宁到了定西，再坐火车到陇西县马合镇。到马合镇已经是黄昏时分，她问清楚去刘家坡根的路程是四十华里，当天走不到家，但她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回家的山路。她走到天黑投宿在一个山村里，住在那村的队长家里。队长问她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她说了自己的身世，那队长说听说过她父亲，也听说过她走失了的消息。队长嘱咐家人招呼好这姑娘。第二天队长找了个牲口叫她骑着，送了她一截——翻了几架山。后来队长指着远处两山之间的一个豁口说，过了那个豁岘你就到家了，你自己走吧。她又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刘家坡根村。
       走到村头，一个人家的狗叫起来，院里走出个妇女。问她，姑娘你找谁呀！她说她就是这个村的人，名叫刘巧花，出去要馍馍几年了，现在回家来了。大人小孩都围上她了，有人说你不叫刘巧花，你叫吴巧花。你们家姓吴。人们看见她穿着黄色的兵团服，便不停地问她：你当解放军了吗？她告诉乡亲们自己在生产建设兵团工作。好几个大人感叹地说，我们以为你叫狼吃掉了！在一片啧啧称奇的感叹声中回到了家中。
       父亲看见她哭了起来。可她突然嚷起父亲来，说，你哭什么呀！父亲哭着说我把你找着了！她愤愤地说你打我做啥呀！她把两块砖茶拿出来给父亲，说，这是给你的茶！她把那套黄棉衣给了弟弟，又掏出斜纹布说这是送给哥哥和姐姐的。父亲又哭起来，说哥哥至今没有消息，姐姐十六岁就嫁到定西县去了。她在家住了十二天回到五大坪农场去了。以后她每个月给父亲寄五元钱买茶喝，父亲一年四季的衣服都是她买了从邮局寄去，或是探亲时带去，直到1984年父亲去世。1975年她与一位西安知青结为连理。她说，结婚时回家看父亲，父亲提出来要跟她来农场，但她拒绝了：你还是在刘家坡根住着吧。
       第一次探亲没见着姐姐，吴巧花心里非常遗憾。这年的八月，农场的小麦收完之后她请了事假专门看了一趟姐姐。姐姐出嫁的地方是定西县青岚乡赵家岔村。她坐火车到馋口车站下车，步行三十里山路找到姐姐家去。姐姐不在家，家里只有年老的婆婆和姐姐三岁的儿子。婆婆跑到麦场上把姐姐叫回来，姊妹两人抱头大哭一场。姐姐家是个弱势人家，和她抱头哭完了，擦干眼泪，姐姐说还要到麦场上去哩，打场打了半截，不去扣工分呢。姐姐又去打场了，结果还是扣了工分。
       访问结束时我问吴巧花，你怎么不接你父亲过来呢？你父亲不是老了吗？她回答：我想他，因为他是我的父亲，我可怜他，因为他受了一辈子苦，但是我也恨他——1960年全家人都在家里，国家已发放救济粮了，他把我撵出去了，叫我要饭去。她叹息着说，我姐比我大五岁，那时已经能干活挣工分了，也能做饭操持家务了，家里要依靠她，他当然舍不得撵出去；弟弟比我小两岁，但是儿娃子，他更是舍不得撵出去了。他就把我一个人撵了出来。他的心里肯定是这么想的，这是个没用的丫头，死了就死了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