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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学于世纪之末，刚刚在新世纪里露出头来，就挨了房子问题的狠狠一棍，谁叫我们就这么巧什么都赶上了呢：迎头赶上了福利分房的终结，赶上全国范围内的房价飞涨，房子突然变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一位在北大一口气读完博士的同事聊起房子就一脸委屈，她从来没觉得房子是自己需要考虑的事，然而几经周折，房子终于还是没有等到，她不得不匆匆在京东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碰巧在二十世纪末多读了几年书，就像多收了三五斗，难卜祸福。
       房子，已经成了最能让我们这代人热血沸腾、惊心动魄、同病相怜的话题。也许每个人都有一段关于房子的故事，我说的只是我赶上了的事。
       最是仓皇辞庙日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我却失去了在母校居住的资格，从此这个城市里不再有属于我的一张床。北京向我下了逐客令，为了不和已经保研的云分离，我决定赖在这个城市。一向不喜欢刘墉，但他那本《爱就注定了一生的漂泊》却让当时我坚持选择时格外有一种感动自己的冲动。
       四年同窗一时散尽，宿舍凌乱狼藉，已经找不到住下去的理由。我的工作吉凶未卜，更遑论解决住处了，幸好一位学长允我在他研究生楼的宿舍栖身一个暑假。暑期将尽，在学校狠抓宿舍管理的方针指导下，我被看楼的老头抓获，并作为可疑人员移送校保卫处，还要交两百多块的罚款，这恰好是我当时全部财产的一半。去财务处排队交钱时，同队的竟有来交研究生学费的同班同学，她看到我惊讶不已：“你最后还是读研了啊？”我一时语塞。
       师兄那里回不去了，只好去西北楼投奔师弟，正好人还没来齐，找到了一张空床。第二天晚上，和云在校园里散步，回到西北楼时已近熄灯时分。没料想床主刚刚从远方家乡赶到，他内疚地指着桌子说：“这里曾睡过人的。”我环视了一下这个已经挤了七个弟兄的小屋，又看了看堆满杂物的并不宽敞的桌子，微笑着说：“没事，我再去找找别的地儿。”
       楼外空气新鲜，星光灿烂，我漫无目的地在校园踱步，最后干脆露宿一晚。后来我听到周惠唱“今夜星光多美好，适合用寂寞去凭吊”，脑中浮现出的就是那晚的夜空。开始选定的露宿地点是图书馆前花园的长椅，那里是学校的浪漫所在，但其时恋人一空，万千蚊子集于一身，实在不是一件浪漫的事。急中生智，拾来旧报纸数张，既防蚊又能御寒，才坚持到东方既白。
       第二天，云看着一夜憔悴的我，心疼坏了，马上去找她留校做老师的同学老朱，让我在他的筒子楼里过了一段安宁的生活。
       温情筒子楼
       很长时间里，我的居住理想就是拥有自己的一间筒子楼。
       老朱的宿舍在西南楼，终于不用提心吊胆地通过学生宿舍的森严的门禁，我松了一口气。这个屋里住着四位大学教师，现在想来觉得不太对劲，但当时只是羡慕，住惯了八人间的我感觉到了天堂。
       我那时的工作是给报社撰稿，有时甚至一天要写一万字，宿舍里的桌子几乎成了我专用的。每当写到主人公艰苦创业的情境，我就写得特别投入，特别动情，以至主人公自己读的时候也往往会感动得落泪。
       其实，筒子楼时期，我感受到的更多是平和的温情。一到开饭时间，厌倦了食堂饭菜的居民们开始丁丁当当做饭，摆满了锅灶的走廊里，顿时香飘四溢。我所在的宿舍没有正经炉灶，从家带来的电火锅成了主要的炊具，大家开始是用来煮方便面，后来干脆把各种菜往里扔。可怕的是那锅里的汤经常几天不换，一位中央美院出身的室友还美其名曰“老汤”。
       下雪的日子，几个人就着老汤里的新菜，喝常温的燕京啤酒，谈论着各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消磨一个晚上，是那一年最快乐的事。
       地下室手记
       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卡夫卡的《地洞》后，我有一度觉得地下室是一种适合自己的居住形式。在我想象中，地下室是一个安全、安静、冬暖夏凉，适合写作和思考的地方。
       露宿事件之后，我在学校附近的地下室旅馆住过一夜，算是初尝了地下室的滋味。说实在的有点失望，四个上下铺，住着八个从来处来，将到去处去的陌路人，感觉远不如同样拥挤的学生宿舍。
       到了年底，有了些收入，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的冲动涌上心头。猛翻一阵报纸后，得出结论，如果想住在单位和学校之间的话，只能考虑地下室，因为这个地方叫做北三环，碰巧是一个租价昂贵的地段。我按照报纸上的电话，找到了位于安贞西里的中介公司，这是我第一次和房地产业打交道。接待我的小伙子能说会道，但样子不太可靠，我当时傻傻地想：“好在房子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自己看好就不会有问题。”在可以露出一半窗户的半地下室和位于地下二层的房间里，我选择了后者，因为能便宜一百块钱。交出三个月房租和一个月房租的中介费后，我拿到了钥匙，在这个城市的地层里有了一个暂时属于自己的空间。
       只有八平米，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摆上从单位搬来的废弃的写字台和长沙发，加上原有的一张床，小屋里显得满满的。写字台上摆着一长排书，把卷落漆皮的部分巧妙地盖住。长沙发已经被坐得完全塌陷，表皮也破开，显示着真皮沙发的身份。
       春节后，我添置了一台便携CD机和音响，在天桥上买来几张打口CD，从此小屋里仙乐飘飘。舒伯特的“乐行瞬间”是我那时最爱的曲子，难为这个潦倒一生的人，却能做出如此欢愉的音乐。快开学了，我带着花去北京西站，把回老家过年的云接到地下室，急着让她看看这个我一手布置的，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家。后来，妈妈还曾到我的地下室住过一段时间，那些天我就住在这张沙发上。妈妈很骄傲，这是她第一次住在儿子的“家”里，而且第一次在北京有了“家”。
       地下室的缺点很快就显露无余，首先是黑，从窗户只能透进一丝光线，全天都要点灯，日子长了就觉得很压抑。再就是用电不方便，新买电饭煲只煮了一次粥，第二次用就跳了闸，整个世界陷入可怕的黑暗。后来，只好买来小煤气罐和灶具，在屋子里煮饭。还有就是潮湿，本来被褥就是湿漉漉的，后来走廊里还两次水漫金山，隔壁的一户因为门槛比我的低一寸，地毯和家具全被泡了。
       住了两个多月，有人敲门，以为是云来了，满心欣喜打开门，却是一位警察的冷脸。没有暂住证的我自然是心惊肉跳，好在他只是来宣布地下室禁止出租，让我马上搬走。也许是那一阵北京的地下室里出了什么大案子吧，接着那个楼的地下室就被查封了。我只好搬到了附近的地下室，房子更阴暗更潮湿，邻居们也更可疑，好在我担心的警察一直没有来过。
       我的大杂院
       一位家在北京的师弟到我住的地下室做客，觉得这里实在不适合居住，就告诉我他家有一套空着的平房，可以考虑搬过去住。
       在1998年的五一前后，我第一次光顾那座平房，那一天阳光格外灿烂，我习惯了地下室的眼睛只好使劲眯着。房子在和平门地铁旁的西交民巷，东边不远就是人民大会堂，那时候中间还没冒出来巨蛋似的国家大剧院。
       房子是西厢房，很宽敞，有一间大屋，一个小里间，外面还有一个厨房，让我觉得奢侈得不得了。多年没有住人了，里面尘封着各种说不清用途的家具和建筑材料。我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清理房子，为搬家做准备。我沉浸在一种兴奋之中，没觉得怎么累，结果清出来的东西堆了半个院子，收废品的拉了四五车才运走，有的大件还得两个人抬。
       东西搬过来以后，我又一件件安排位置，仔细擦拭，一个近乎窗明几净的家就这么出现了。一切安置停当，把云接过来看她的新家。她一声赞叹，我满面尘灰，一身疲倦，皆化为乌有。
       在这里我们第一次正儿八经开了火，厨房里设备逐渐添置齐全，开始油烟缭绕地炒菜。遗憾的是这个房子没有接进自来水和下水道，只好到院里的公共水管打水倒水，为此还特地设了两个大塑料桶。另外，还有一个大塑料盆，供冲凉洗澡之用。
       
       夏天，几场大雨下来，我们真正领略了“床头无漏无干处”的意境。不巧一处漏点正在床上方，怎么也绕不开，雨看来不免连夜，只好把脸盆接在那里，在滴答声中勉强合眼。到冬天，才发现取暖是个大问题，屋里的炉子型号太老，生火非常困难，烟囱从室内走的太长，又担心泄漏，一个冬天过得很不塌实。好在第二年冬天一咬牙买了个电暖气，虽说电费高得心惊肉跳，但总比煤气中毒的恐惧好得多。1999年夏天出奇地热，我装上了一部窗式空调，结果是经常全院断电，那时候北京的电路还很难承受空调的重负。
       院子里住户不少，各色人等都有，有通宵打麻将的，有两口子清早起来吵架的，有成天在门口赤膊烧烤的，但总的来说，我们相处的不错。特别是后院的一只花猫，很喜欢我们，我们还经常收留它过夜，给它提供了一处别墅。
       在这里的两年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在这里和云结了婚，考上了研究生，迎接了申奥成功和澳门回归，迎来了新的世纪。记得那时，几乎每天都要去天安门遛弯，每次广场上放礼花就在头顶绽放。后来，我才懂得，这就是所谓的黄金地段。
       更上一层楼
       师弟家的房子要收回，不能再住下去了，我们决心改善居住环境，干脆租个楼房住。又是通过中介，找到了中华民族园附近的一处一居，房东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只是租价寸步不让。虽然房子很简陋，而且价格不低，但还是一下付了一年的房租心满意足地住了进去。在那里，我们添置了洗衣机，还有电脑，加上原来的空调，算是有了几样电器。
       租期到后，我们觉得实在太贵，就搬到朋友远在小汤山附近的房子合住，搭伙做饭，过了一段快乐逍遥的日子。然而云每天要进城上班，那里毕竟还是太远，而且北苑路不停地修路，交通状况令人难以忍受。
       原先我们总觉得房子太贵，几千元一平米，动辄几十万，近乎匪夷所思，基本没有动过买房的妄念。有一天，父母突然劝我们考虑买房，因为租房也一样很贵。思忖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自己是多么需要一套自己的房子。对于漂泊的人，房子不仅仅是一个栖身之所，也是一种象征安定和温馨的符号。
       对房子的渴望一旦萌生，就如同病毒在电脑里扎下根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于是，2001年的春天，我们在沙尘暴中游走在北京的边缘。开始了寻房之旅。
       亚北，那些名字带着仙气的楼盘几乎走了个遍，什么蓬莱、八仙、西湖，还有名噪一时的天通苑。只是住在亚北，饱尝交通之苦，对这个地方已是敬而远之。
       乘地铁向西，雾气蒙蒙的鲁谷，我们到那些按数字取名的小区看二手房。当地小两居一般二十万左右，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但云认为那里空气不好，污染严重，并不喜欢。
       早有北京朋友告诫我们，千万莫在南城买房，实际考察之下，才明白他不是危言耸听。南三环的木樨园一带，环境已经够乱，西红门那边的新开的小区就干脆没有去看。
       最后只剩了一个方向，东。那一年，媒体上铺天盖地地宣扬北京要向东边发展，京东的脚手架一下子多了起来。记得1997年在北京广播学院实习的时候，一到大北窑就觉得快出北京，八王坟就觉得是个荒凉的所在，定福庄简直是个遥远的地方。但这次东下看房，感觉完全不同，大北窑俨然成了新的城市中心，八王坟现在的标志是现代城，地铁一直通到四惠东。看房的顺序是从四惠东开始，由近及远，几乎看遍了沿途所有的在售房屋，最后脚步停在了一座气势恢弘的售楼处前，着了魔似的再也迈不开步。
       买这个以德国最著名的管弦乐队命名的楼房时，还只能看见一个大坑，而我居然在酷暑围着巨大的工地走了一圈，把周围的道路、村落、树林、店铺摸了个透，并发在网上。甚至没长叶的银杏林，嗡嗡的飞机，在我笔下也显得那么可爱。
       那一年，正逢网上房地产论坛开始如火如荼，我也成了焦点房地产最早的积极分子之一，还做了我所买楼盘论坛的版主。通过网上的交流，我认识了同样年轻，有着相近趣味的一拨年轻人，从网上的聊天到网下的聚会，还未入住，很多邻居都成了好朋友，相约“腐败”成了生活中的乐事。那段日子是真正的“云上的日子”，对生活的梦想，很大程度上盖过了生活本身。
       初次买房如同初恋，越看重越是揉不得砂子。从网上关于房子质量的讨论，组织工程监理小组，到业主与开发商集体签约，再到一次次地与开发商对话，乃至最后的集体收房，那真可以说是为了房子进行的战斗。
       真正到了收房的时候，房子的质量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业主内部也在策略上出现了一些分歧。像士兵与公主的故事那样，我在得到的前夕选择了放弃，我卖掉了这个为之付出无数心血的房子，闪电般地转到了另一个地方。在网上请辞版主的时候，有数不清的跟帖挽留，看着那些熟悉或不熟悉的网名，我热泪盈眶。
       小镇生活
       选择这个被大家称为小镇的房子，是一个非常偶然的选择。
       在为房子奋斗得筋疲力尽的时候，我渐渐清醒，虽说房子对自己的生活有很大影响，但毕竟只是一个部分，没有必要太过执着。一年半以来支撑着我的信念突然变得有些模糊。
       人的生活方式，其实还有很多种其他的选择。于是，我来到了东南郊的亦庄看房，这里的整洁干净，舒朗明快深深打动了我。看到小镇的红墙外套，修竹美泉，脱俗的北欧风格，我对云说，也许这里才是我们应该住的地方吧。
       这次买房也很快，好在基本是现房等待不必太长，到11月就住了进来。本来公主和王子应该从此过着快乐的日子了，但搬入新家的欣喜，被总是不通的天然气和暖气弄得有点烦。然而我心气平和多了，没有在网上写愤怒的檄文，只是写了一则叫《面朝窗外，春暖花开》的小文，其中写道：“北欧气质的真髓不在宜家，也不在红砖小楼，而在于气温。如果没有室内绝对北欧的温度，我怎么可能体会到北欧骨子里冷峻的优雅？小镇创下北京最晚通气的纪录，完全是为了历练我们的气质，使我们跑步进入北欧。”“童话的世界不需要人间烟火，竟感觉煤气不来真好，可以不必为超市净菜的价格心惊，不必为烹饪复杂的技巧劳形，不必为堆积如山的杯盘忧心忡忡。”
       一千多年前，长安名士顾况接到“京漂”青年白居易的名片时，挖苦他说“长安米贵”，“居之不易”。漂泊在寸土寸金的京城，安家谈何容易，回顾自己在北京安家的经历，种种酸甜苦辣，仅仅记一个流水账，就已经是一篇文章所无法容纳的了。
       在房子这种物质上寄寓理想，有执着于物质本身而迷失的危险。虽说经济是基础，但太多人在房子上花了钱却并没有获得满足感。从产品角度说，目前北京令人满意的房子并不是很多，对房子有太理想化的期待，难免会失落。比房子更重要的是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和选择，和一些追求相近的人共同营造舒适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氛围，这也许更接近一种理想状态。
       坐在落地窗前，看看静坐一旁的妻子，再看看窗外的楼宇和人群，感觉世界亲切而安宁，这就是安家的感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