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我从零四年的生命蛋糕中切一块给了《收获》，来写这个名曰“田野档案”的专栏。这便使我得以在终日未已的奔波中停顿少时，将癸未这一年堆满心中的那些非凡的见闻，以及所感所思，记录下来，也享受一下久违的书房特有的静寂与深邃。
书房是安顿心灵的地方，一如窗外的大地是无边的冰雪的下榻之处。
白雪是大自然特有的最美的植被。人在它的上边还可以用足迹证明自己的思想。写诗。
南乡三十六村
阳历年初，农历年尾，大年迫近，心切难抑。原由是年文化具有时间性。濒危将亡的年画只有在这短短的一段日子里，才会把它仅存无多的活态充分显露出来。于是抢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启动之前，我们加急地召开“全国木版年画普查工作会议”。在与全国各地年画工作者聚首谈过，并将刚刚拟好的“普查提纲”发给大家之后，旋即组织一行人马，纵人身边著名的画乡杨柳青镇。
近数年，逢到腊月我都会到镇上来，想亲眼看着这个曾经五彩缤纷地覆盖了整个中国北方的杨柳青年画，怎样一点点悄无声息地死去。如今镇上真正的年画传人只有玉成号霍氏一家，两男一女都已年过五十。其“勾、刻、印、画、裱”，全然保持着本地正宗的传统与艺术的真谛。其中霍庆有似乎比一般民艺学者更具文化眼光，一直致力于收集散落民间的年画遗存，并在他家小小的四合院内的回廊上充满诱惑地展示出来。然而，今年我们一人古镇，却好像这里刚刚刮过一阵全球化的飓风。
一座超级的流行于当今中国城市的大广场雄踞在古镇中央；一排无比巨大的罗马柱贯通东西；石家大院那一带高墙深院的历史街区已经被一条红红绿绿、旅游化的仿古街所代替。霍家那个沿河的、半掩在树荫下的小宅院玉成号呢?找了许久，才知道不久前已经拆除。家庭式的作坊已不复存在，弟兄凡人分道扬镳。霍庆有搬进一座由香港设计师建造的洋楼里。去年我来镇上追寻《五大仙》的绘制者时，还到玉成号串过门呢，但如今好像被蒸发掉了。一千年的古镇就如此鬼使神差地在转瞬之间一扫而光?
抢救的急切感顿时冲上心头。无疑，这件事已经进入“倒计时”。我把人马一分为二。一半人全力搜寻镇上的遗产，另一半人去对镇郊的南乡三十六村进行拉网式普查。看看田野之间还残余着多少农耕文化。
一二百年前，在杨柳青骄傲地作为闻名天下的画乡时，这南乡三十六村乃是镇上大大小小画店或版印或手绘的加工基地。各乡农人几乎都能画一手好画，人们说“家家能点染，户户善丹青”，就是指这南乡而言。一人腊月，北至东三省、南抵中原各地的画商们，都云集于此。他们将成捆的艳丽五彩、活灵灵的年画，装上马车或运河里的货船，像运送粮米那样一车车拉到远近各省。俄国著名的汉学家阿克列谢耶夫在《1907年中国游记》中曾经详细记载过他在这画乡被震惊得目瞪口呆的种种见闻。
然而，始自辛亥，中国人的生活向近代文明转型，年画随之衰落。日本军队扫荡南乡，应是一个促使这片神奇的土地快速走向荒芜的转折点。再经过“文革”的暴力摧残，及至八十年代，本地一位名叫张茂之的乡土文化工作者对南乡三十六村做过一次田野调查。在那个时候，其中十多座村庄的年画作坊就已完全绝迹。这中间包括周李庄、南赵庄、薛庄子、董庄子、康庄子、房庄子、东流城、小甸子、大沙窝村等。由是而今，又过了二十年。情景复如何?
一人南乡，雪就下来了；走着走着，雪不但没停，反而下得愈来愈紧，落在肩上“沙沙”的真的有些声音了。
这南乡三十六村看上去彼此极为相似。砖的或土的房舍，东一个西一个的水塘，横七竖八的沟渠，丛生的杂木，平平淡淡的田野……本来就连成一气，此刻大雪的白色又把它们浑然地涂成一体；再加上这种昔日的文明为之荡然的失落感，更显得一片苍凉!
我们撒下大网，慢慢拉上来一看，几乎是一张空网!在那些二十年前年画就已尽绝的村落里，更是毫无收获。当年健在的老艺人如今大牛已经作古。我们访到的艺人只有区区的四位，也都是七老八十。
第一位名叫房荫枫。七十三岁，原住张窝，后迁入房庄子，搬进公寓式商品楼。他手绘神像极精，尤其是《五大仙像》，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但他现在兴趣转向了中国画，基本上与年画绝缘。
第二位名叫杨立仁。八十二岁，住南赵庄。清代中末期其家开设的“义成永”画铺名噪南乡。雇工二十人，一人一天印一千张“画坯子”。北京城门上贴的八尺巨型门神就出自他们杨家。民艺专家杨先让先生自美国来信，说他曾在波土顿发现一幅巨型门神，极为精美，但不能断定它的产地。我回信说，杨柳青挨近京都，故有一种巨型门神专门供给京城的城门与王公贵胄的宅门使用。其他产地都不制作这种巨型门神。
杨立仁家的古版曾经满满地堆了三间屋，却全部毁于“文革”。他至今珍存的几套灶王和一块《八仙》老版是冒着危险，藏在干燥的灶膛里，才躲过劫难，幸存至今。其中一块《独灶》(30X20公分)线刻极精，流转自然。但随着祭灶风俗的衰微，这种年画的市场正在快速地萎缩，眼瞧着就退出生活了。近些年，逢到祭灶之前，年过八旬的杨立仁都要挽起袖子，挥刷使墨，每种印一百张，却不去卖，不过是过一过手瘾送送人罢了。
第三位名叫董玉成，七十八岁，住古佛寺村。这位老画师是此次普查发现到的，尤使我惊喜的是，前些年我在杨柳青镇地摊上发现的《双枪陆文龙》、《大破天门阵》、《合家欢乐过新年》，原来都是他的作品。他属于写意性质的“粗活”，半印半画，风格十分率真与浑朴。他家中还有一块老版《大年初二回娘家》(53X 78公分)，是我首次见到的风俗画品。足见此地对“回娘家”这一风俗的重视。董玉成代代都是农人，农忙耕地，农闲画画。人生得肩宽胸阔，腰板硬朗，一望而知是庄稼地里的好手。但今年他停了笔。他说感觉自己画不动了。是真的画不动，还是买画的人日渐稀少的原故?董玉成的画艺无人承继，他停了笔等于这一传承脉络的断绝。
第四位名叫王学勤。六十七岁，住在地势低洼一些的宫庄子。善画缸鱼，画风朴实饱满，阳刚十足。颜色里好像加了硫酸，十分强烈和刺激，大红、浓绿、鲜黄、翠蓝，全是原色，原汁原味保持着杨柳青“粗路”年画的本色。他有一间小小的画坊，依我看比任何一位大画家的画室都更加迷人。小炕桌上堆满色碟墨碗，几百枝画笔插在各种筒子里。四面墙壁上密密地排列着如同窗扇的“门子”。在门子的正反面贴上线版的画儿，然后在上边涂红抹绿地着色。于是一大排五彩大鲤鱼在他小屋的四壁上一顺儿地游着，摆着夸张至极的大尾巴，搅起流光溢彩的年意。王学勤像他上边一代代祖辈那样生活与画画。祖传的古版《鱼龙变化·海献蜃楼》(门画48X28公分)和《居家畜贵·百代长寿》(对美48X28公分)一直在他手中珍藏。他家中有个小院，一边是住房与小画坊；一边是小小的粮仓与马棚，养一头骡子。院里堆着草料，几把长杆农具倚墙而立，一棵歪脖小树斜在院中央。他春夏秋三季在田地里干活，待到地净场光，便钻入画坊里印画描画。家里不富裕，画坊里没有炉子，冷如野外，所以他总是把几件褂子杂七杂八一层层地套在身上，好像巴尔扎克在《邦斯舅舅》中描写的执政时期人们爱穿的那种“五层背心”……墨的气味散布在画坊内寒冷的空气里；涮笔用的小缸水面冻了一层薄冰，涮笔时先要用笔杆将冰片搅开；小桌上有一小碗，里边盛着从枯干的荆棘上掰下来的“刺”，用来当做“按钉”把需要着色的画儿固定在门子上。每每画完一批，便卸下画，捆成捆儿，用自行车驮到静海、独流、唐官屯等地的集上，一边吆喝一边卖。画价低廉，一块钱卖两张，却往往卖不出去。这便是农耕形态应用性的杨柳青年画最后和最真实的景象了。
站在大雪纷飞的炒米店大街上，我心中全是迷雾。这里曾是南乡三十六村黄金般的年画集散中心。清末民初尚有画店百余家。如今竟了无痕迹，雪天里更是人影寥寥；临街只有零零落落几家乡间饭店与杂货铺，都紧紧掩着门。历史在这里好像没有任何作为。是历史的更迭就是如此绝情，还是我们从来没有把民间文化视为一种精神遗产?
在这样冷的天气里，冰凉的雪花变得硬了，蹭过脸颊有些发痛。我请同来的电视工作者记录下上述的二切。将“视觉人类学”的视角注入这次抢救行动是这次普查工作的特点之一。我们要记录农耕社会文化终结期韵原生态，也要记录一切不能忘却的遗存，无论是物质还是非物质的。
我们的另一支人马在杨柳青镇上的工作成绩颇佳。他们对霍氏家族进行档案化的调查工作。同时，用摄影与摄像记录下霍家人年年腊月底祭祀先辈画工的仪式。还找到一位能用杨柳青口音来唱“白秀英卖年画歌”的七旬老人，也做了文字与视觉的记录。
于是，我们决心将这一著名画乡的遗产普查做到“一网打尽”，并在一个月后与杨柳青当地的志愿者牵起手来。
内丘神马
第一次见到内丘的纸马便很吃惊。如此古朴的版画还在印制吗?
待进入内丘这些疑讶便不问自解。
车子行在县城里，我们不知不觉不再说话，眼睛盯在车窗外边。暮色已经深浓，街两边的窗子却黑糊糊很少有点灯的，也没有路灯；垃圾就堆在道边。广告大都是单色的，一块块白板子上用红漆绿漆粗拉拉写着店铺名称。奇怪的是看不见行人，唯一有活气儿的倒只是我们这辆车子了。这使我恍忽想起二十年前去探望沦落在泊镇的姐姐时的那种凄凉。
此刻，我想起自己写过的一句话：愈是穷困和边远的地方，民间文化反而保存得更完整一些，纯粹一些。倘若真的这样，岂不更是悲哀。
我们的文化不是保护下来的，而是被历史遗忘在那里的。我们只不过没有力量去破坏它罢了。
内丘西邻三晋，东望齐鲁，北拱石门，南接邢台，身隅燕赵之地狭长的一角，与晋中峥嵘跌宕的太行山相连。然而，贫瘠的生活总是与灿烂的想象为伴，生出奇异的文化；封闭的世界又使历时久远的文化仍处于活态。而这种存活着的古文化，不只是一种被应用着的形式，更是其内在的灵魂。
比如内丘这里纸马的“万物有灵”。
在遥远的古代，人们对天地万物种种莫测与不解，归结于神灵的摆布。从天上不测的风云，人的祸福，意外的房倒桥塌，椅散梯折，乃至倏忽而至的畜疫与车祸，全认做神灵一时的不快与愠怒。东方先人认识世界的方式是感悟。这种感悟是一种心灵的智能。早在西汉以前，我们的先人就知道用感悟得来的二十四节气来把握农耕的节律了。
于是在人们的想象中，天地万物无一不有神灵的存在。人们把这些神灵画出来，刻印出来，并在除旧迎新的日子里，对他们焚香行礼，表达虔敬，企望未来的日子里事事平安。这便是民间纸马的来历。能想象得出这巴掌大小的印着古怪形象的纸片上，承载着明天的祸福与安危吗?这粗砺的小画纸原是我们祖先一种庄重的精神符号。
此次对内丘纸马考察的重点是魏家村和南北双流村。内丘有三百零一个村，原本大都印制纸马，自印自用，自给自足。但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如今恢复刻印的只剩下七八个村庄(金店镇的魏家屯村、黄釜村、河巨村；城关镇的南双流村、北双流村、石家庄村、前鲁亭村和后鲁亭村等)。魏家屯村的魏进军家世袭此业。以家庭为作坊。印制时，夫妻联手，相当纯熟。魏进军尚有家传老版多种。诸如《连中三元》(30X20公分)、《关公像》(30X20公分)、《祖先牌位》(30X20公分)、《全神图》(30X20
公分)等，皆为“大神灵”。只有一种《八仙祝寿图》(11X48公分)属于吉祥图。基本上是清末民初的刻品。
所谓纸马，就是在神像前备马一匹，供神乘骑，故称纸马。内丘的纸马分为大纸马(一称大神灵)和小纸马(一称小神灵)。大纸马是财神、灶爷、全神、门神，形式上与各地的灶王和全神一样，尺寸相同，都是30X20公分左右，也都是套版印刷，没有特别之处。但内丘的“小纸马”却极具特色。
在内丘的先人看来，只要有一种东西，必然有一种神灵在其中。有房子就有上方仙家，有井就有井神，有车子就有车神，有纺布机就有机神，有梯子就有梯神，有道路就有路神，有厕所就有粪神……小纸马上大多是这种万事万物中无所不在的神灵。前边所说在神像前画一匹马，主要是指大纸马；小纸马太小，只有神像，没有马，却也称做纸马，要不神灵怎么来到身边?
印制小纸马的画版通常采用杜梨木或枣木，刮平后雕刻。内丘盛产杜梨。宋代范成大就以七绝一首名曰《内丘梨园》，赞颂过内丘的梨子。小纸马的尺寸一律是10X20公分，单线黑色，但不是墨汁，而是用烟黑加上水胶煮成。如果想换换颜色，不换版色换纸色，印小纸马的纸张是一种价钱极廉的白线纸，通常使用的是黄色和粉红色两种。印刷十分简便。由于画版小，无需套色，印制时只在画版刷些墨色，将纸反铺在版上，不使棕刷，而是用手掌轻轻地边按边抹即成。在南北双流村一些家庭中，至今还用这种极其原始的方法来印制纸马。
小纸马印好，由妇女放在小簸箕里拿到集上，找块空地，铺块土布或硬纸板便卖。远近各乡各县来采买年货的人，谁不顺便请些神灵回去?当地人请神像不能称“买”，而是称“揭”。买纸马称作“揭码子”。人们“揭码子”时，全凭自己的需要。倘若常常出远门，便要揭一张“路神”；家中养牛，则要揭一张“牛王”；梯子出过事，伤过人，就要揭一张“上下平安”的“梯神”。但对于“天地神”、“财神”、“吉神”、“喜神”、“土神”等等，都是必“揭”的。
在三个村子与两个集市上，我采集到的小纸马共三十六种。如下：
每一纸马上，除神像外，上方有神名，简明而直观。最有特色的是，神仙的衣衫多用直线和排线，形象高古而怪异。比如土神从鼻翼两边各伸出一条胳膊，向上高举，叫人想起《
山海经》中那些异人异兽。然而这奇怪的形象却颇有来头。相传土神在土里行走，故而双臂向上托举着大地；此外《世略》说：“土者，乃天地初判黄土也，故谓土母焉。”再看这土神的肚子上有个◎，却正是女阴的符号。
内丘的纸马真的保持着这些古老文化的源头吗?
身在这荒僻的山村里，手捏着这些古老神灵的纸马，我的心忽地一动。如今，当现代科技的声光化电挟持着我们飞奔向前、全然不能自已之时，我们的历史生命在这里竟然如此的稳固与执拗!
此刻，已近年根。此地村人的家中，小小的神灵已经处处可见。大门两旁贴着“路神”与“喜神”，神像前还有一个小小的可以插香的香灰盒；院子正中摆放天地桌，上边的木龛内是“天地三界”，下边则是那双手擎地的土神。房上是“上方仙家”，梯子上是“梯神”，粮仓上是“仓官”，碾房是“青龙”，磨棚是“白虎”，房外是“火神”，房内是“财神”，车子上是“车神”，牛棚马圈上是“牛王马王”，鸡窝的门上是“鸡神”……有的一脸胡须，有的满面春风，有的立眉怒目，有的则神情肃穆，莫测高深。我们来自大城市的人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面孔，自然会感到怪异；此地的村人却深知这些神灵的性情与法力，并与之神交已久，心灵互通。在蒙昧的远古，没有科学，不能解释大干世界，人对天地万物全凭感知。物我相通的两极，一边是心灵，一边是神灵。这不是迷信，而正是我们祖先天人合一的方式。此中那一份对美好生活的苦苦盼切不叫我们深深地为之感动吗?
有趣的是，当今内丘的“车神”纸马，上边的神像已然换成一个戴头盔骑摩托的男子，这是他们新造的神吗?不是。它让我们感到现代生活的触角已经伸到了这里——包括对生命的威胁。
内丘的纸马多么敏感!
在中国，内丘与云南大理的纸马是一东一西两个纸马之乡。比较言之，云南多些浪漫神奇，内丘则更高古旷远。云南的画版曲线较多，轻灵优美；内丘的刻工擅长直线，朴拙凝重。内丘虽然与武强相距不远，间有滏阳河牵连，但在刻版上——尤其是小纸马的制作上，刻艺精良的武强对内丘似无太大影响。内丘小纸马的画版都是本地木匠所为。画稿图样代代相传，地域精神沿袭不变。一代代木匠用虔敬之心和粗笨的扁铲与凿子，在木版上挖出这些形象，却一样饱含着一种对生活的忠诚与恳切之情。
然而，这种纸马是应用性的。依照此地习俗，年前请神，年后却无须送神。小纸马贴在墙上、房上、井上、马棚上，任其风吹日晒，自然消失；印画的版子也是磨损便废，没有想到保存它。故而许多古老的纸马早已散佚，很难存留。比如相传“七十二行”的祖师像，随着那些行业与作坊的消亡，大多泯灭于无。故此，在内丘我们就决定将此地纸马列入中国木版年画普查对象，并在日后出版《中国木版年画全集》时将内丘纸马与云南甲马合为一集。
我将“普查提纲”交给他们。请他们尽快成立“普查小组”，并嘱咐他们一定要对全县所有村落进行一次终结性的地毯式的调查。有几种材料一定要通过普查挖掘和整理出来：
1．内丘纸马营销地区图。
2．内丘纸马作坊分布图。
3．内丘纸马总目。
4．各种纸马的张贴处，风俗内涵及其相关的民间传说与故事。
5．古版与老纸马的原件。尤其对那些已经不再制作的老纸马要着力搜寻。甚至要做到“捕风捉影”。
癸未年底，在山东潍坊的年画会议上，内丘来人告我，他们已经访到的纸马多达一百二十种。有的已是绝世的孤品。我欣喜难耐，晚餐时特意斟满了酒敬了他们一杯。
拜 灯 山
在燕北那些古村落里，我忽然感觉手腕上的表针停了。时间变得没有意义。历史在这里突变为现实。其实这并不奇怪，中国的现代化还只是神气十足地端坐在各省的一些大城市里，历史却躺在这些穷乡僻壤——尤其是各省交界的地方呼呼大睡。连数百年前那些为了防范“外夷侵扰”的土堡也依然如故。在中古时代多民族征战的燕北，每一座村庄外边都围着一道高高的土夯的墙，像是城墙，它历久益坚，尽管有的只剩下狼牙狗啃般的残片，却仍像石片一样站立着，在今天来看成了一种奇观。一些墙洞和豁口是图走近道的村人钻来钻去的地方，最坚固的是门堡，四四方方，秃头秃脑，好像碉堡，但早都没有了门板。堡门上却清清楚楚写着村名和建堡年号。抬头一瞧往往吓一跳。有的竟是“康熙”甚至“嘉靖”和“洪武”，已经三四百岁了。
堡内的历史似乎保存得更好一些。街区的格式还是最初的模样，老屋老宅只是有些“褪色”罢了；一些进深只有数尺的小庙，墙上的壁画有的竟是大明风范；那些神佛的故事画上，每个画面旁边都有一条写着说明文字的“榜书”。最令人神往的是，各个村口几乎全有一座戏台。据说半个世纪前，蔚县有戏台八百座，一律是木造彩绘，式样却无一雷同。数十年来不断地拆毁，遗存仍很可观。只是放在那里无人理睬，任凭风吹雨淋日晒鸟儿筑巢，小孩儿爬上去蹲在里边拉泡屎。
可是这些戏台往往称得上是一座博物馆。戏台两侧的粉墙上，有残存的绘画，有闲人漫题，有泄私愤的骂人话，有当年戏班子随手写上去的上演的剧目，有的还有具体的纪年；甚至还有“文革”期间全村划分阶级成分的名单公告。它们之所以至今还保留在墙上，就是没人把它们当做是一种历史。而现在仍然没人把它当做历史。
在上苏庄村北端一座数丈高的土台上有一座三义庙。庙前的台阶陡直，可谓直上直下。殿前对联写着“三人三姓三结义，一君一臣一圣人”。北方乡间建“三义庙”，多是为了从刘备、关羽和张飞三兄弟那里取一个“义”字，来维持人间关系的纯正。但上苏庄村的“三义庙”，却多了另一层意义。站在庙门前，居高临下，俯视全堡，细心体会，渐渐就会破解出此堡布局的文化内涵。
据说当年建堡时，风水先生看中一条自东南朝西北走向的“龙脉”，如果依此龙脉布局建村，可望兴旺发达。但这条龙脉不是直通南北，怎么办?从八卦五行上看，龙脉的“首”与“尾”都在“土位”上。这便要在“土”上好好做文章。由于火生土，就在南端建造一座灯山楼，敬奉火神，促其兴旺；可又担心火气过盛，招来火灾，于是又在北端建起这座三义庙来。因为相传刘备是压火水星，可以用来抑火。
这样，一个完美的村落就安排好了：堡内中间一条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正是龙脉。南端是灯山楼，北端是三义庙；一火一水。火生土，水克火，相生相克，迎福驱邪。这使我们在不觉间碰到了中国文化中一个最本质的追求——平衡与和谐。
然而这一切，在上苏庄村特有的一个古俗中表现得更为深切。这古俗叫做拜灯山。
灯山是指灯山楼，就是堡南那个火神庙。拜灯山是敬祀火神。敬火神不新鲜，但这里敬神的方式可谓举世罕见。
本来拜灯山只是在每年正月灯节举行。此地的主人知道我们这些来蔚县参加“全国民间剪纸抢救专项工作会议”的人多是民间文化的学者，难得到这里来，便特意为我们演示此项古俗。
拜灯山的风俗分前后两部分。人们先要在灯山楼前举行奇特的敬神仪式，然后去到村口戏台前的广场上看戏听曲，载歌载舞，大事欢庆。
北官堡的灯山楼称得上天下奇观。说是神庙，其实只是一个神龛，灰砖砌成，高达三丈，龛内没有神像，空空的只有一个巨大的梯式的木架。一条条横木杠排得很密。这些木杠是拜灯山时放灯碗用的。平时没有灯碗，只有一个大木架。但绝没有小孩爬进去玩，因为这是神龛。
在拜灯山仪式举行的前一天，先由艺人按照一定的文字笔划在木架上摆灯碗，也就是用灯碗点状地组成特定的文字与花边图案。这些文字构成的吉祥话，是用来表达心中美好与崇高的愿望的。如：五谷丰登，四季平安等等。灯碗是一种粗陶小碗，内置灯捻与麻油。灯楼内的文字年年不同，但艺人严守秘密，村人绝不知道，这也使拜灯山更具神秘性。
天色黑时，全堡百姓走出家门，穿过大街缓缓走向堡南的灯山楼。一路上，跨街挂着的方形纸灯都已点亮。上边饰着彩花彩带，灯笼上写着吉语。如风调雨顺，人畜两旺，国泰民安，和气生财等等。美好的词句渲染着人们的心情。据说，一般挂灯十二盏，闰月十三盏，寓意月月平安。当人们聚到灯山楼前，已是一片漆黑，没人说话，全都立在一种庄重又肃静的气氛中默默等待。
不多时，堡北高处三义庙的灯亮起来，如同启明星，很亮很白。跟着，堡内各处小庙燃灯烧香，神的气息笼罩人间，拜灯山的活动便开始了。三位艺人手持蜡烛，爬上楼内木梯，由上而下将木梯每一横木杆上的油灯点着。渐渐亮起来的灯火连结起来的笔划一点点、一个字一个字地显露出来。顺序而成是四个大字“天下太平”。四字形成，众人欢呼。艺人们将一道巨大的纱幕拉上，遮在外边，里边木梯的影子就被遮住，惟有灯光由内透出，朦朦胧胧，闪闪烁烁，亮亮晶晶，尤其风动纱帘时，灯光分外生动，仿佛有了生命，景象真是美妙之极!不多时，一阵锣鼓响起，由大街北边传来。随着敲锣打鼓，一群盛装艺人们鱼贯来到灯山楼前。主角是由孩子装扮的“灯官”——据说这孩子必得是“全科人儿”。他坐在“独杆轿”上，由四名扮成衙役的村
汉抬着。还有一些身穿文武戏装的人物跟在后边。其中一男一女反穿皮衣，勾眉画脸，扮成丑角，分外抢眼。这一行人走到灯楼前，列队，设案，焚香，作揖，施叩礼，敬拜火神，其态甚虔。我暗中观察四周的村民，没有一个笑嘻嘻的，更没人说话，全是一脸的郑重和至诚。在这种气氛里自然会感受到火神的存在。
有人连着吆喝三声：“拜灯山喽!”声音是本地的乡音。
跟着鞭炮响起。据说燃放鞭炮，一为了助兴；一为了通知村口戏台那边，表示这边的拜灯山仪式已经完毕，那边的大戏即将开锣。
灯官一行转过身来，经来路返回；随行的戏人开始戏耍起来，刚才那种虔敬与神秘的气氛转为火爆。渐渐的那着装怪诞的一男一女两个丑角成了主角。
村人们都知道这男的叫“老王八”，女的叫“老妈子”。他们演的是“王八戏妈子”。但一般人说不清楚为什么王八要戏耍妈子。与我同来的民间文化的学者也无一能够说得明白。中国的民间文化从来都是这样——我们不知道的远比知道的多。
倘若听当地老人说一说，这两个人物的来历非同小可。他们竟是神话时代的北方之神玄武与玄武的妻子。
玄武在道教中主管北方，所以北方百姓对玄武尤其崇敬。然而，在中国的民间，人们对自己的敬畏者并不是远远避开，而总是尽量亲近，与之打成一片。敬畏龙王又戏龙舞龙，惧怕老虎却反而将虎帽虎鞋穿戴在孩儿身上。由于传说中玄武是龟蛇合体，民间称乌龟为王八，故戏称玄武为“老王八”。而“老妈子”是此地人对老婆的俗称。这样一来，神与人便亲密起来。人们把老王八的脸画成一个龟面；头上竖一根珠簧，舞动时，珠簧乱颤，好似蛇的芯子；脖子上还戴一串铃铛，一边跑一边哗哗地响。“老妈子”的脸被画成鸟面，头顶红辣椒，手挥大扫帚，两人相互追逐，滑稽万状，尤其到了十字街口供奉火神的灯杆下，有一番激烈的扑打，最后老王八将老妈子拥倒在地，引得人们哈哈大笑。据一位老人说，这不是一般打逗，是表示玄武夫妻在交媾。传说中玄武与妻子生殖能力极强，此中便有了多子多福的寓意，分明是一种原始的生殖崇拜了。对于远古的人，生殖就是生命力；生殖本身就是最强大的避邪。它正是这一古俗里久远与深刻的精髓。在这些看似嬉闹的民俗里，潜在着多少古文化的基因呢?
老王八扑倒老妈子之后，这边的活动即告结束。此时，不远的村口锣鼓唢呐已经大作起来。那边欢庆的气氛与这边快乐的情绪如同两河汇流，顷刻融在一起。大批的人拥向村口戏台。
据说，身后的灯山楼那边，会有一些不孕女子偷油灯，拿回去摆在自家供桌上，传说可以早日得子；还有人举着娃娃去爬灯杆，喻意升高……据说，先前蔚县一带不少村庄都有拜灯山的风俗，但大都废而不存。沿传至今的独独只有上苏庄村。对于拜灯山，我所看重的不只是这种具有神秘感的风俗形式，更是其中那种对命运和大自然的虔敬，和谐的精神，还有亘古不变的执着与沉静。
打 树 花
一直来到暖泉镇北官堡的堡门前，也不清楚堡外民居的布局。反正我是顺着人流、沿着一条九曲十八弯的小街挤进来的。小街上没有灯，到处是乱哄哄来回攒动的人影，嘈杂的声音淹没一切，要想和身边的人说话，使多大的劲喊也是白喊。但这嘈杂声里分明混着一种强烈的兴奋的情绪。有时还能听到一声带着被刺激得高兴的尖叫。这种声音有个尖儿，蹿入夜间黑色的空气里。
北官堡的堡门像个城门。一个村子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土城?至少三四丈高的土夯包砖的“城墙”上竟然还有一个檐角高高翘起的门楼子。门前是个小广场。站在城门正对面，目光穿过门洞是一排红灯，前大后小，一直向里边向深处伸延。显然那是堡内的一条大街。这一条街可就显出北官堡非凡的家世与昨天。但这家世还有几人知道?
门前广场上临时拉了一些电灯，将堡门下半截依稀照见，上半截和高高在上的门楼混在如墨的夜色里。一个正在熔化铁水的大炉子起劲地烧着。鼓风机使炉顶和炉门不停地吐着几尺长夺目的火舌。这火舌还在每个人眼睛里灼灼发亮，人们——当然包括我，都是来争看此地一道奇俗“打树花”。我于此奇俗，闻所未闻；只知道此地百姓年年正月十六闹灯节，都要演一两场“打树花”。
当几个熊腰虎背的大汉走上来，人们沸腾了。这便是打树花的汉子。他们的服装有些奇异，头扣草帽，身穿老羊皮袄，毛面朝外，腰扎粗绳，脚遮布帘，走起来又笨重又威风，好像古代的勇士上阵。这时候，人群中便有人呼喊他们一个个人的名字。能够打树花的汉子都是本地的英雄好汉。不久人声便静下来。一张小八仙桌摆在炉前，桌上放粗陶小碗，内盛粗沙，插上三炷香。还有几大碟，三个馍馍三碗菜，好汉们上来点香，烧黄纸，按年岁长幼排列趴下磕头。围观人群了无声息。这是祭炉的仪式。在民间，举行风俗，绝非玩玩乐乐，皆以虔诚的心为之待之。
仪式过后，撤去供案，开炉放铁水。照眼的铁水倾人一个方形的火砖煲中。铁水盛满，便被两个大汉快速抬到广场中央。同时拿上来一个大铁桶，水里泡放着十几个长柄勺子，先是其中一个大汉走上去从铁桶中拿起一个勺子，走到火红的铁水前，弯腰一舀，跟着甩腰抡臂，满满一勺明亮的铁水泼在城墙上。就在这一瞬，好似天崩地裂，现出任何地方都不会见到的极其灿烂的奇观!金红的铁水泼击墙面，四外飞溅，就像整个城墙被炸开那样，整个堡门连同上边的门楼子都被照亮。由于铁硬墙坚，铁花飞得又高又远，铺天盖地，然后如同细密的光雨闪闪烁烁由天而降。可是不等这光雨落下，打树花的大汉又把第二勺铁水泼上去。一片冲天的火炮轰上去，一片漫天的光雨落下来，接续不断；每个大汉泼七八下后走下去，跟着另一位大汉上阵来。每个汉子的经验和功夫不同，手法上各有绝招，又互不示弱，渐渐就较上劲儿了。只要一较劲，打树花就更好看了。众人眼尖，不久就看出一位年纪大的汉子，身材短粗敦实，泼铁水时腰板像硬橡胶，一舀一舀泼起来又快又猛又有韵律，铁水泼得高，散的面广，而且正好绕过城门洞；铁花升腾时如在头上张开一棵辉煌又奇幻的大树。每每泼完铁水走下来时，身后边的光雨哗哗地落着，映衬着他一条粗健的黑影，好像枪林弹雨中一个无畏的勇士。他的装束也有特色。别人头上的草帽都是有檐的，为了防止铁水蹦在脸上，惟有他戴的是一顶无檐的小毡帽，更显出他的勇气。
据当地的主人说，这汉子是北官堡中打树花的“武状元”。今年六十一岁，名叫王全，平日在内蒙打工，年年回来过年时，都要在灯节里给乡亲们演一场打树花。
正像所有民俗一样，打树花源于何时谁也不知。只知道世界上惟有中国有，中国惟有在蔚县暖泉镇北官堡才能见到。除去燕赵之地，哪儿的人还能如此豪情万丈!
此地处在中原与北部草原的要冲，过往的行旅频繁，战事也忙，那种制造犁铧、打刀制枪、打马蹄铁的“生铁坑”(翻砂作坊)也就分外的多。人们在灌铁水翻砂时，弄不好铁水洒在地面，就会火花飞溅，这是铁匠们都知道的事。逢到过年，有钱的人放炮，没钱的铁匠便把炉里的铁水泼在墙上，用五光十色的铁花表达心中的生活梦想，这便是打树花的开始。当然，关于打树花的肇始还有一些有名有姓、有声有色的传说呢。
民俗的形成总是经过漫长岁月的酿造。比如最初打树花用的只是铁水一种，后来发现铁水的“花”是红色的，铜水的“花”是绿色的，铝水的“花”是白色的，渐渐就在炉中放些铜，又放些铝，打起的树花便五彩缤纷，愈来愈美丽；再比如他们使用的勺子是柳木的。民间说柳木生在河边，属阴，天性避火，但硬拿柳木去舀铁水也不行，这铁水温高一千三百度呢。人们便把柳木勺子泡在水桶里，通常要泡上一天一夜，而且打树花时每个汉子拿它用上七八下，就得赶紧再放在水桶里浸泡。多用几下就会烧着。湿柳木勺子的最大好处是，铁水在里边滑溜溜，不像铁水，好像是油，不单省力气，而且得劲，可以泼得又高又远。
铁水落下来，闪过光亮，很快冷却。打树花的过程中，常常会有一块两块小铁粒落在人群里，轻轻砸在人们的肩上，甚至脸上，人们总是报之以笑，好像沾到福气，我还把落到我身上的一小块黑灰的铁粒放在衣兜里，带回去做纪念。
有人说，蔚县的打树花至少有三百年，不管它多少年了，如今每逢正月十六——也就是春节最后的一天，这里的人们都上街吃呀，乐呀，竖灯杆呀，耍高跷呀，看灯影戏呀，闹到半夜，最后总有一场漫天缤纷的打树花；让去岁的兴致在这里结束，让新一年的兴致在这里开始。
中国人过灯节的风俗成百上千，河北蔚县暖泉镇北官堡的打树花却独一无二。
王 老 赏
我最初知道王老赏是四十年前。他刻刀下的那些活灵灵的戏剧人物被精印在硬纸片上，装在一个银灰色的纸盒里，让我着迷。我喜欢他那种朴拙中的灵动，还有古雅中的乡土气味。王老赏是较早地登堂入室的一位民间艺人。尽管蔚县剪纸发轫于清代末叶，但王老赏使那一方水土生出的剪纸艺术，受到世人的倾慕。
然而，当我去造访蔚县这块神奇土地时，就不只是去探寻王老赏的遗踪了，我还要了解这个闻名天下的剪纸之乡如今“活”得如何?怎么“活法”?
一人县城，一种商业化的剪纸的气氛就扑面而来。各种剪纸的广告、专门店，以及图像随处可见。
当今，各地方都在用自己的地域文化“打造品牌”，营造声势，建厂开店，拿它赚钱。这里也是一样，连王老赏的故乡南张庄也在村口竖一块巨型广告牌，写着“中国剪纸第一村”。
这种景象，比起陕西窑洞里那些盘腿坐在炕上的剪花娘子，在阳光明媚的斜射中，弯弯的眼角含着笑，用剪布裁衣的大铁剪子随手剪出一个个活蹦乱跳的生灵，完全是两种感觉。
可是进一层观察，整个蔚县剪纸已经进入了另一种存在的形态。
首先是此地的剪纸已经进入规模生产。从县城里国营的剪纸厂到南张庄那里一家一户家庭式的作坊，雇用着少则三五人、多则数十人的剪纸工，从熏样、打纸闷压、刻制到染色，分工进行流畅而有序的流水作业。每个作坊的主人都是剪纸艺人，他们主要的工作不再是制作而是设计和营销了。原先，剪纸的忙季多为秋收后转入农闲的日子，现在则是一年四季天天如此，因为他们多是依靠各地工艺晶批发商包括外商的订单来制作。
当今，蔚县境内有十六个乡镇的九十六个村庄从事剪纸。剪纸专业村二十八个，家庭式剪纸作坊一千一百户，艺人两万余人。年产剪纸三百万套，年收入三千万元。在中国许多地方剪纸艺术如入秋后的山间野树，日渐衰颓和凋零，蔚县所展示的不是一个奇迹吗?
蔚县剪纸的奇迹与它独特的艺术魅力有关。各地剪纸普遍以单一的红纸为材料，这便使得用彩色点染的蔚县剪纸独领风骚。它使用阴刻，正是为了那些大块的纸面易于着色。它在色彩上直接吸收了木版年画成熟的审美经验，遂使这种艳丽五彩、强烈夺目的民间小品成为了中国文化一个典型的符号，并走向海外。如今蔚县剪纸已经不只是年节应用的窗花，它广泛地成为美化家居的饰品、馈赠友人的礼品和艺术欣赏品，融人现代人的生活。
能适应这种转变的，是因为蔚县剪纸还有一个优势——它是“刻”纸，不是“剪”纸。
中国剪纸有剪刻之分。剪纸用剪子来剪，刻纸用刻刀来刻。剪纸一次只能剪一张，刻纸一次能刻许多张，多至十几张甚至几十张，成品能够一模一样。剪纸比较随意，富于灵性，线条生动，朴实粗犷；刻纸必需按照画稿雕刻，容易
刻板，但可以达到极其繁复和精细的境地。这也是刻纸与生俱来的优点。它使刻纸便于成批生产，满足现代市场大批量的需求。
进入了当代商品市场的蔚县剪纸，一边在复制传统的经典，如戏剧人物和脸谱；一边创新。新题材大量涌人。当代工艺美术在题材上的新潮流是彼此照搬，互通有无。如果刺绣去绣《清明上河图》，雕刻也雕，烙画也烙，剪纸也剪；如果雕刻去雕《九龙壁》，烙画也烙，刺绣也绣，剪纸也剪。于是圣诞老人、世界名都、各国总统、卡通人物，全进了剪纸。剪纸题材的开拓，原本无可厚非，尤其民间艺术是一种应用艺术，有市场就存活，没有市场就死亡。但在历史上，各个地域的民间文化都是在相互隔绝的状态下独立完成的，地域的独特性是它的本质。而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最本质的区别是，精英文化是个性的文化，是张扬艺术家本人个性的；民间的文化则是共性的文化，只有那个地域的人都认同了这种审美形态，它才能够生成与存在。但是，当它进人当代商品市场之后，就要适应广泛的口味。地域性向世界性转化，随之便是原有的个性魅力的弱化与消损。
民间艺术中最重要的内涵是地域精神和生活情感。当民间艺术成为商品后，它原发的生活情感就消失了；招徕主顾成了它主要的目的。于是加金添银，崇尚精细，追求繁缛，叫人感到它们在向买主招手吆喝，挤眉弄眼，失却了往日的纯朴与率真，这也是我在当今蔚县的一些剪纸商店里感受到的。
当然，我也看到令人欣然的另一面。
那是在南张庄，一座极其普通的民居小院，简朴的小门楼的瓦檐下挂着一块黑漆金字的横匾，上边写着“民间剪纸大师王老赏故居”。我带着一种遥远而亲切的情感走进去。虽然这里的住家早已不是王家后裔；由于事隔至少五十年(王老赏于1951年故去，享年六十一岁)，几乎没有王老赏的遗物，但这小院却真切地保存着王老赏昔时的生活空间。瓦屋，砖墙，土地，老树，马棚，柴房……看上去都不平凡。任何故居都有一种神圣感，因为先人生活乃至生命的气息一村人称做“仙气”，总是微微发光地散布在这里的一切事物里。使凡世景象化为神奇。
我忽然想，在中国，哪里还会把一位民间艺人的故居挂起牌子，原生态地保存着?天津的泥人张和北京的面人汤——恐怕全被那些拔地而起“穿洋装”的高楼大厦踢得无影无踪了吧。
蔚县剪纸的真正希望，还是在于他们把自己的民间艺术当回事。他们有一些民间文化的学者，长期从事这一宗地域文化遗产的调查、收集、整理，并已经出版一些颇具水准的图文专著，并一次次召开剪纸艺术的研讨会。有了这般学术保证，遗存就不会被轻易地随风散失。他们的文化眼光比一些大城市还要深远呢。
同时，逢到春节，此地贴窗花的习俗依然强盛。蔚县的传统根基很深，单是在不同形式上窗格上排列窗花的方阵，就深受周易八卦、天干地支和二十八宿的影响。此地学者在这方面有很精到的研究。看来，真正使民间文化的生态得到保护，还是要靠民俗生活的存在。
一边是传统犹存，一边是商品市场在加速膨胀，蔚县剪纸正在由农耕文化形态向现代的商品形态转化。他们将何去何从?从商品市场上看，民间文化在悄悄地变异，形存实亡；从文化生态上看，农耕文明正在日益衰竭。虽然蔚县剪纸风光尚好，也只不过由于天远地偏，真正意义的现代化大潮尚未来到罢了。他们感到这种远在千里又近在眼前的危机了吗?谁来帮助和提醒他们?孤独的仁慈堂
初夏里，“非典”告罄，我从欧洲返回天津的第三天，即往海河沿岸跑一跑。因为海河正在大规模改造。我在维也纳时，住所的传真机上两次收到来自家乡百姓的告急书。回家后，又从成堆的来信中看到分别关于“江苏会馆”和仁慈堂濒临拆除而要我出面呼吁的信件。我必须先弄清实情。 及至河边，我的心受到强烈震撼。海河两岸已经完全成了大工地。遍地粉碎的瓦砾，连残垣断壁也没有。目光在荡平的两岸毫无阻碍，只有海河的水无力地流着。脚踩着被日头晒得发烫的乱砖破瓦，怎么也想不起这里的历史街区曾经是什么样子。这时才感到物质的世界竟是如此脆弱。没有物证的历史如同一团流烟。
我只得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那些尚且存在的事物上。跑遍了两岸，从划定为拆除的地区中调查出几处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而必须保住的建筑。其中海河南岸为三处，北岸为一处。都是急中之急。
一是益德王戏楼。
地处原北门内。是津郡盐商巨富益德王的私家戏楼，是一座砖木结构罩棚式建筑，应建于十九世纪晚期。它位于原益德王大宅的后院，与大宅的建筑群为一个整体。1凹5年“旧城改造”时，将益德王大宅拆除。由于戏楼位于拆迁“红线”之外，幸存下来。戏楼的占地面积约七百平米。一楼池座，二楼包厢，整个戏楼由七十八棵木柱支撑，精整又美观，极具晚清特色。天津为水陆码头，江湖戏班往来不绝，各色戏楼如百卉纷呈。既有广东会馆室内的公共戏楼，李纯祠堂院中的露天戏台，也有石家大院举行堂会的私家戏院；而益德王这座私家戏楼足以显示此地盐商鼎盛时期之殷富，以及当时戏剧活动的繁盛。自然是一个珍贵的遗存。
二是东安市场。位于东马路四十八号，大门开在一条小胡同内。这座与北京东安市场同名的木结构的古商场，尽管历时百年，早巳成为“大杂院”，但楼内气质深郁，极具古风。屋顶是六边形的罩棚，靠顶一圈玻璃大窗，以使阳光射人。在建筑形制上颇似2001年拆除的天津总商会会所。总商会为平房，东安市场是上下两层，楼内大厅有木梯曲折而上，大气又美观。据楼中一位八旬老者回忆，当年各色小店云集在此，还有照相馆、小画铺、锣鼓店、石印社等等也参杂其间，是一个颇具情味的购物小天堂。天津是北方商业重镇，这座古市场应是津门商业史一件罕见的文物。由于废弃已久，又夹在左右几家大商店中间，故无人能知。这一发现，也是我们此次调查的重要收获。
三是仁慈堂。
1864年(同治三年)法国天主教会在东门外海河边小洋货街上购买了一座深宅大院，把仁慈堂迁过来，同时将这里作为在三岔河口建造望海楼教堂的筹备处。1870年，由于仁慈堂的传教士和修女残暴地欺凌中国童工，遂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望海楼教案。在教案中，百姓一举烧毁望海楼教堂和仁慈堂。这座仁慈堂是处理善后事宜时在原址上重建的。应在甲午海战(1894年)前后。由于时隔太久，这座法式的宗教小楼早巳成为民居，被历史忘却，直到这次海河改造大举拆迁，才现出它昔时的姿容。它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件重大教案的遗址，当然要受到保护。
以上三处都在海河南岸。
在海河北岸，一片正在拆除中的原奥地利租界的历史街区已经所剩无几。一座奥匈帝国领事馆似乎有幸被保留下来。但是大片建于上世纪初的巴洛克式建筑都被推土机无情地消灭掉。在二十世纪末，中国城市历史所遭遇的最大的恶魔就是推土机了。
奥地利租界于1903年划定。1907年始建，1919年被中国政府收回，其间二十余年。属于津郡外国住宅的老区。但此时已经七零八落，在缭乱不堪的瓦砾堆中，原先的街道只有凭着道路两边的树木才能辨认出来。此中有两座奥式建筑。一为大北饭店(原奥匈帝国俱乐部)，一为“朱家大院”，似乎马上就要拆除。朱家大院的屋顶已经被挑落见天。立面上下两排华美的科林森式的石柱几乎一推都要跌落下来。阳台下雕工精美的巴洛克风格的“牛腿”，好像在向我呼救。我听见了它嘶哑的呼声。如果这两座建筑在维也纳，一定被当做历史的纪念晶。
于是，我先找到主管海河南岸那一地区的政府领导，为益德王戏楼、东安市场和仁慈堂“说情”。这几位领导都很熟识，对我的道理也深信不疑，但他们表示很为难，因为这些土地已经“卖”给开发商，要想说服开发商恐怕难如上青天。此后，我又找到负责海河北岸原奥地利租界地段拆迁的主管人。我问道：拆掉奥地利租界后，那里要干什么?答曰：建奥地利风情区。我又问：把历史真的拆掉，再造个假的吗?答曰：会更好看。于是我再三阐述历史原物的价值，可是当我看着他们直怔怔的毫无感受的面孔时，竟开始怀疑自己的理由了。所幸的是他们最终还是答应把朱家大院和大北饭店保留下来。
两个月过后，原奥租界的大北饭店没有动，但朱家大院已化为乌有；东安市场和益德王戏楼也只是曾经和我照过一面而已，被推土机推到地狱去了。只是仁慈堂还在那里。我去看了仁慈堂一眼。它独自呆在那儿，四下空无一物，无所依傍，非常孤单，它的命运将如何?还在等待着生死裁决吗?可是它“活”下来又会怎样?如果将来周围全都是霓虹灯闪烁的酒楼商场，它即使呆在那里又能说明什么?说明自己的多余?
十一月份。国土资源部请我去给全国国土局的局长做一次关于“城市文化保护”的演讲。我称那次是和土地爷聊天。我再三说：“城市的土地不是野地。上边有许多历史财富和文化瑰宝。如果一块土地没有经过专家鉴定，请千万别卖给开发商!”我当时说得言之凿凿，感觉自己很有说服力。可是，事后我去到各地考察时，眼瞅着中国这场空前的波澜壮阔的造城运动之猛烈，之强劲，之势不可挡，心里才明白，我这句话也只是从嘴里说出来罢了。于往日无补，于今日没用，于来日何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