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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L.F对这些特殊的人来说，在酒瓶、桌椅之间安度过的时光没有一点慰藉。约翰·霍克斯《情欲艺术家》
       维安的冷漠寡情成了他与家人日渐远去，或者，仍然保持联系的方式。他居住在东京，每年秋天回上海与家人团聚两天，说聚餐一二次更为确切，因为有时，在第一天的餐桌上他便与家人发生争执，通常是从那些不足挂齿的小事开始，这一次他刚在餐桌旁坐下，他父亲突然坚持要维安给他倒杯茶，他说：“我把你养大，为什么你不能给我做这么一件小事。”这已经不是要求而是谴责，维安不响，作为妥协和反抗，他起身倒茶，坐下吃饭，然后拿起还未打开的轻便行李箱坐上出租车去了酒店。
       酒店是租界时代留下的老饭店，就在外滩旁，房间的窗下就是外白渡桥，这座建于1907年的铁桥，曾经连接了英租界和苏州河对岸的美租界，至今仍是上海最重要的交通枢纽。那是一座黑色的铁桥，远远看过去，简洁的钢铁线条纤细地镶嵌在那一栋栋堂皇富丽的石头建筑中，犹如美丽的铜版画。在今天的怀旧热潮中，她旧得时髦颇富艺术气质，她与外滩三十九座旧建筑如此融汇贯通，相得益彰，对于维安，桥比自己的家更有归属感，虽然他的家就在桥的北端一里路之内。
       住在老饭店的好处是，维安能以最简便的方式亲近外滩，白天或黑夜他随时可以在应该是堤岸但早已筑起防汛水泥墙的长堤旁散步。在禁欲的时代，这里曾是著名的情人墙，情人们沿着堤墙面朝江水密密排列伸展，宛如整座城市是间囚房，他们以浪漫的名义趴在囚牢的墙边朝自由的天空仰望。那时维安还是个少年，他曾朝这些渴望突破防线的年轻男女扔小石子，对于他们，他是身后那个严厉冷酷的市民社会恶毒唾沫飞溅的一小粒沫子。他们不知道，他和他们一样憎恨这个像囚牢一样的城市，只是他找不到突围方式。
       至今西方人仍习惯将外滩称为Bund(印度语：堤岸)，1845年，英国领事手持上海道台颁发的《土地章程》，领了五十名英美商人和传教士来到外滩，按《土地章程》规定，租地西人应在临江建筑与涨潮线之间留下二丈五尺宽的滩地供纤夫和行人往来。然而从马车到汽车，一百五十年间，外滩在膨胀，二十米、五十米、八十米……建筑轮廓线升高，两层、五层、十七层……一个现代城市，便这样向水平和垂直方向拓展。
       维安已经离开上海十五年，如果说这个城市还有什么令他魂牵梦绕，就是外滩了。这差不多成了他在异地寄居唯一可以骄傲的资本，他的商业画廊里的画，便是对巨大的外滩微小片断的描摹，他的细密的笔触寄予了过于强烈的情感，使得画面的色彩呈现失真的明亮，而降低了画的品格，可是，它们却取得了商业成功，购画者多是不动产商人，那些看起来有些拙讷，形象偏向委琐的半老男人，他们对着维安的外滩热泪盈眶，这么多年了，维安仍然无法辨别这泪水表明他们的感悟还是愚钝?
       而维安因此获得了富人丹次郎的长期资助，他向维安提供住房画室及生活费，每年维安为他画几幅画，丹次郎把维安的画带到名流客厅，在东南亚经济风暴还未袭来的那几年，维安一年有二千多万日元收入，用这些钱足以置房租画室做些不动产投资，但是维安把钱都花了，黄昏后，维安去居酒屋，他的钱就花在那个地方，在那个不到千尺的地方，维安找到了他的疆土，那是个看不到疆界的地方，维安是在那样的地方感受看不到疆界的宽阔感。
       对于维安，外滩不仅是故乡也是福地，他需要一年一度的回归，将正在失真的色彩丢弃，回到现实的灰色的外滩，因为上海的天空是灰的，却与外滩欧洲新文艺复兴样式的古典建筑和谐，那些建筑是用灰色巨石垒砌成，充满雄心和渴望永恒的绝望——当年殖民者的梦想。她们在黄浦江的西岸天长地久地屹立着，成了上海的象征，或者说，成了这个城市历史的象征，虽然是饱含屈辱的历史。在革命、暴力和纷繁的变革中，她们居然没有被毁，维安有劫后余生的庆幸，此时此刻当他靠在堤岸的水泥墙旁，用他的数码照相机再一次对着已摄下无数张照片的旧建筑。
       他自始至终把他的脊背对着浦东，城市今日的发展龙飞风舞在黄浦江的东岸，是更加摩登豪华飞扬跋扈的摩天楼，在维安眼里那已经是另外一个城市了，他毫不关心江对岸的变化，他来这里是寻找他过去依存过的城市，所有的变化和发展对于维安只能是挫败。
       维安在与外滩的亲近中便有了亲情的渴望，他把小妹一家叫来酒店吃饭，并留他们住宿，他指望与小妹共享已经散淡而去的那个世界，但小妹不领他的情，她觉得花五六百块钱在自己城市的酒店住一宿很荒唐，虽然不是花她的钱。小妹是维安在这个家最疼惜的亲人，若干年前他帮她办去英国留学，他是想通过小妹把这个在石库门里腐朽的家救出来，可是小妹在英国待了一年就回国了，她跟维安的母亲一样并没有觉得在中国结婚生子是屈就自己。她和丈夫在城市边缘租了一套旧工房，每天挤两部公车去公司上班，周末抱着儿子与丈夫一起去婆家娘家走亲戚，一年四季甚至没有出门旅行的打算，看着小妹日益发福的身躯，维安只有无力感。
       而小妹却要指责维安独来独往的人生，“你这是不负责!”负责?向谁负责?向那个从未谋面的妻子负责?向一个尚是虚无飘渺的家负责?当然维安只是在心里诘问。
       “每天黄昏后你在家里做什么?你是一个人吃晚饭的吗?”小妹怜悯地问他，维安的心突然就被寂寞填满，黄昏之后的人生正是让维安与小妹，与家人分道扬镳的时段，或者说，黄昏是边界，人们将从这里走向不同的国土，在维安看来，他的家人他的小妹以及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是拥挤在这同一块狭小的疆土上，在习惯、道德和各种规则下奄奄一息，他站在黄昏的边界上，曾为无法与疆界另一边的人沟通而寂寞。
       当维安终于重新将外滩占为已有，也就是说，面对已熟悉的一景一物不再有任何情绪上的涟漪，就像把情人变成家人一般，他便给朋友鲁易打电话，然后他把酒店房退了，提上他的轻便旅行箱，坐车去鲁易家。
       那时鲁易的家在浦东，过隧道经常塞车，坐出租车要加付隧道费，感觉上是住在从陆地漂离的岛上，鲁易的妻子阿宝发着这类牢骚，她朝维安感叹，没想到住在东京的你成了我们家的常客。让维安心存疑窦，似乎阿宝在不通畅的隧道另一头等待着某一个从未出现的客人，维安只是她心不在焉迎来的不速之客，但维安看到阿宝仍然感到由衷的快乐，阿宝率直中的自我放任，她的勃勃生气令维安重新触摸所有的过往。他珍惜这一年一度的聚会，是的，对于维安，鲁易和阿宝一居室的家令他重新回到成人前的岁月，是他出发前的车站，如果说东京是维安的孤独旅途，让他想起来感到阵阵疲惫并心生怯意。
       鲁易夫妇十五平米的房间被书架和必要的家具填满，沙发放不下，他们只能盘腿坐在地毯上，这个十尺见方的空地是维安在上海的伊甸园，连接了他在东京黄昏后的疆界。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可以一起喝酒，听唱片，谈话，争吵。鲁易和阿宝吵，为一些抽象的立场，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维安有时帮鲁易有时帮阿宝，就像回到学校时的课堂，那些争执令人生热气腾腾，有一股扑向真理的热诚劲儿，不仅仅是这些时刻，还有至关重要的认同，在那里，维安可以向他们敞开他的成年人生，他的隐秘的东京生活。
       隐秘?听起来，维安在东京有着不可告人的人生，他有法律麻烦吗?不，这是一种更加微妙的压力，维安的问题与法律无关，与他和社会的关系有关，与他和世人价值观的冲突有关。
       维安进出‘日本拿的是“艺术家”签证，但他在日本的生活似乎与艺术无关，这是维安的说法，每天下午他去画室，他在画室喝啤酒，读书，与商人谈与画有关的生意，维安人生的部分时间是在与商人也就是他的顾客的纠缠中度过的，讨价还价，倾听他们的各种烦恼，并给他们一些艺术启蒙教育，维安乐此不疲于他的普及教育，维安告诉鲁易阿宝，他的画室成了美育课堂和心理诊所。阿宝问，这算不算必须付出的代价?维安笑了，“奇怪的是，我竟觉得很享受，和艺术界称为俗人的那群人往来，我的郁闷一扫而光。”
       事实上，他还必须时时接待丹次郎，他的资助人，倾听六十岁的日本男人没完没了的家庭纠葛，也许对于一个上了年纪需要享受天伦之乐的父亲，丹次郎的经常跑去中国做生意却每每失败的独生儿子还不如维安更有儿子的感受，至少那个儿子不会陪他喝茶听他唠叨，儿子只在节假日的餐桌上出现，那时候也是他欲从父亲那里获得经济资助的时候。是的，丹次郎是从维安那里获得做父亲的感觉，他一生的失意是，他生意很成功却无法从妻子从儿子那里得到尊重，他感到扫兴的是，他怎么没有成为艺术家而仅仅是艺术家的赞助人?或者，他正是通过赞助人的身份接近了他年少时仰慕的艺术，他毫不掩饰虚荣心获得满足的快感，这是他让维安感到可爱的地方。
       他请维安参加周末和节假日的家庭晚餐，似乎要惩罚儿子对他的轻视，他总是在这时候与儿子讨论他的总是失败的生意，要维安给意见，并当着维安的面给儿子他所需要的金钱，同时也当着家人面给维安生活费或旅行资金，宛如维安已是他的另一个儿子。他的儿子并不在意，至少看起来是这样，因为他很快又离去。他的太太却无法不在意，维安是他们家庭生活的一根刺，她对他的脸色可不怎么好，同时，却又试图像他的丈夫一样进入维安的生活，有一次她来找维安，让他陪着去看一处房产，路上，正在驾车的她突然告诉维安，“我的月经昨天不来了。”维安没懂，询问地看着她，她的脸毫无表情，他过后才领悟，她在告诉他她人生的某个阶段结束了，维安就有些感动，是的，她很失落，而且比丈夫更寂寞。
       总之，这是维安必须付出的代价，与“司邦萨”(日语：资助人)周旋乃至和他的家人，从生意的角度，“司邦萨”是他最大的客户，维安说：“艺术家也是最容易商业化的，他的作品直接进入市场，这是他赖以生存的唯一方式，或者，获得声名的方式，然而作品进入市场的路途漫长而曲折，让我懂得不画画比画画还重要。”这可以看作维安的灰色幽默，他在画室做各种事，就是不画画，至少不在人们认为应该画画的地方画他的画。
       维安也从不介入东京的美术界，不参加任何画展开幕式，或任何艺术聚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从不去画廊或展览馆，他只是不与东京艺术家和旅居东京的中国艺术家往来，不关心艺术潮流，当然回国探亲，他也不回到过去的艺术圈子，“我已经挣脱了枷锁，那些强加于我的关于艺术的理念、关于我曾经追求的理想，它们对于我已经成了枷锁，我正学会做我自己的主人。”维安认为他是通过摆脱他的艺术圈子来获得自由，他希望在没有概念没有教条也没有成见的地方逗留，即使那里是粗俗的、低级的、堕落的，然而谁知道呢，也许是“大粪坑”，也许是“一床星星”，就像约翰·霍克斯恍然大悟的，你可以给予它不同的评价。
       鲁易从来不去指责维安的放弃，虽然鲁易自己很执着，他为剧场写戏剧，但绝大部分只能放在抽屉，他与他依存的社会处在不同的速度中，跑得太前和落在后面的命运是一样的，但他已接受这种不合时宜，或者说，正是这种拒绝与排斥让鲁易保持着斗志。但对于维安的变化，鲁易完全听之任之，不关注不评价，或者说他是以他的淡漠的宽容接受他人的任何生活方式，如果维安不愿谈艺术，他也不会将这个话题强加于他，归根结底，他更关注自我。
       鲁易和维安都有买书的癖好，他们保留着一起逛书店的娱乐，回家后一起整理书架，更确切地说，是维安帮鲁易整理书架。很多年前，维安的父母在昆明的上海医院工作，维安坐三天
       三夜的火车从上海去昆明探望父母，在昆明只住两天，便坐四小时长途车去曲靖，那是个县城，鲁易的母亲也是作为上海医生支援西南被派到曲靖医院工作，是在七十年代中期，为了接近剧场，在中学就开始写剧本的鲁易毕业后放弃留上海而来到曲靖的戏曲剧团。那时的维安来到鲁易在曲靖剧团的宿舍，便是为他整理书架，这成了维安与鲁易之间的仪式，友情也是可以有仪式的。
       如今，他俩并肩站在鲁易铺满墙壁的书架前，维安告诉鲁易，“我在东京的画室更像书房，我在东京可是买了不少好书，我大部分时间在读书，没想到我在用我的画维持我的读书生活，”维安一笑，“画画反成了副业，也可以说，这不算画画，因为其中艺术创作的含量很低，只能说是生存方式，我用它换来生活费、住房画室和不需要工作的时间，或者说可以自由读书的时间，以及签证。代价是，这些年我毫无艺术成就，但，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自己并不在意?”他似乎也在问鲁易。
       鲁易回答说：“本来期望通过艺术创作获得内心的自由；，因为我们是在专制社会长大，对于我们，艺术承担了不应有的重负，与艺术的关系中有许多扭曲，现在，你已脱离你曾经很熟悉的氛围，你开始反叛这种关系，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告诉别人，你应该这样或那样，况且你已在另外一个空间，无论你怎么描述，我没有身临其境，没有你的感受，但我知道，你在按你的内心需要生活，这是重要的，不接受任何强迫，这是我的原则。” ；
       这是维安去日本以后他们之间唯一一次关于艺术和生活的讨论，这天鲁易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送给维安，约翰·霍克斯的《情欲艺术家》，这本书书店的架上已找不到，在第70页上，有一句句子鲁易用红笔划出，“这样，这个永恒不变的旅行者缓慢地挪动着，在完全的黑暗中沿着心里的路走下去。”但是这并不说明维安在东京找到了幸福生活，或者说，他是在按内心需要生活，也许正相反，他更像一个丧失了追踪目标的猎人，拿着那管还在冒烟的猎枪，是那支饱蘸颜料的画笔，它腾空在画布上，空虚的，无力的，犹疑的，毫无动机和方向，可怕的是，那种一触即发的激情冷却了，无论是渴望还是愤懑，在挣脱心灵枷锁的同时，他的所要攀登的高峰在雾中消失，飞翔的梦收起翅膀，坠落了。
       维安把笔搁回桌上，他打开冰箱，拿出啤酒，冰箱放满这些即将归于泡沫的饮料，喔，啤酒能算酒吗?它只是维安的液体粮食，也许还是精神食粮——它在填充时光流逝时呈现的空洞。以及，书架上的美学论著，研读理论著作竟成了维安的消遣，在东京的书店，维安不再为书籍的缺乏而烦恼，那些昂贵的精装本的美学著作，自由自在排列在他的画室的书架上，连书架也要最好的，是实木做的，在东京那是奢侈，站在空旷的画室，不知为何那些书和书架令他的画室更为空旷，他打量着他的书和书架，这比他的画更令他有成就感，这也是容易评价的那部分生活，东京的部分生活，向人展示时，它甚至还有几分自傲。
       的的确确，维安已走出囚牢，自从他离开自己的城市之后，他把在异地的孤独旅程看作自我解放的过程，但是，解放也是解构的过程，过往追求的意义消解了，无论是他的艺术还是情感，突然露出空洞的内层。
       然而，生活还在继续，不管有没有意义，生存是生活中最结实的那一部分，无法逃避永远迫在眉睫。那些来买他画的商人，看起来拙讷还有些委琐的上了年纪的男人，维安必须说服他们为他的画掏钱。但一开始，他们甚至听不懂他的话，那时候他喜欢向他们讲述这些画面所包含的意义，他们听不懂，他们问他：“你在说日语吗?”当然，我在东京渎了两年语言，两年研究生，用日语写过论文，我的语法准确，语词丰富。“太丰富了，所以他们不懂。”他的资助人丹次郎告诉他，然而丹次郎正是被他的书生气的古板的很中国味的日语迷住，他也同样被维安的模式化的、技巧多于想象力的外滩画面迷住。正是丹次郎的低程度的水准让维安看到了生存方式的多种可能性，不过，生存和生活不能等而视之，这才是问题所在。
       维安终于发现他的才能正好够用来维持生存，要用它来建造有想象力的画面时就变得匮乏，维安告诉鲁易，“我在一个更加自由的空间才明白自己，我不是艺术家，或者，我才是个情欲艺术家，在专制禁欲的时代，我们是通过艺术形式来宣泄自己的荷尔蒙，或者说，是找到了一种替代的抗衡极权的方式，但现在，当我从所有的禁锢里解脱出来之后，我也突然丧失了想象力，我只是个平庸的画匠，从来就是，只是过去被所谓的反抗的激情遮盖了。”
       与此同时，维安也放弃了他的情感追求，自从在东京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之后，这些年他甚至不再约会，没有属于恋爱关系的女朋友，夜晚他去居酒屋，他渐渐发现情欲已在那个地方获得满足。事实上，早在婚姻之前，他就经常上那儿消磨夜晚时光，他告诉阿宝说自己就像吸毒一样沉湎在其中，以致无法适应婚姻。或者说，在他的经验中，生活在东京这样的地方，爱情太昂贵，婚姻更是一种高成本的生活，他发现他负担不起。
       居酒屋是爱欲的替代空间，它还是开放式的，维安宁愿付费，一个晚上一个晚上购买他渴望的温柔，怜悯，体恤……所有在坚硬的生活里得不到的柔软。“而这一切，不是没有，而是很难从我的爱情从我的婚姻里得到，或者说，刚刚得到就失去了。”
       维安肤色白皙，手掌绵软指端纤细，这使他有一股女性的柔弱气质，美惠子说，外表柔弱的男人内心往往是冷漠的，他们的本能是退守，中国人喜欢说以退为进，可是日本人的哲学是以退为退，为何要进呢?后退，直退到角落，让别人成为中心，成为众矢之的，让自己低下去再低下去，被俯视而不是被仰望，被忽视而不是被重视，这时你才有自己的空间，完全不受打扰的空间。这是维安对日本哲学的解释。这么说，维安的气质更融合于日本文化，那种怀疑的、内省的、阴郁的、对自己力量永久性的失望。而美惠子的本能是，她知道如何给这样的男子以抚慰，她的居酒屋是他们冷漠的心获得温暖的暖房。
       美惠子穿着和服，她玲珑有致的身体在和服里显得纤弱却也更加妩媚，维安这样描绘，和服令身体的线条平缓甚至消失，肉体显得含蓄，并直接影响了举止的节奏，缓慢起来，自律起来，却有一股蓄势待发的性感，具有想象力的性感。他说，穿和服的女人是温柔的，也是强悍的，美惠子越来越像日本女子，和服已成为她的第二身体，维安在上海回想，仍会怦然心跳。
       他提到她的时候小心翼翼，却又有点情不自禁，那是在某个夜晚，他们三人坐在酒吧，那时，上海的酒吧屈指可数，集中在西区一带，那一带遗下不少买办的花园大洋房，也遗下旧日的生活方式，于是刚刚开放的城市夜晚立刻在这里找到空间，当维安在上海的夜晚有些惘然若失时，阿宝便把他和鲁易带到西区酒吧，白天阿宝就在这一带上班。
       他们常去的那间酒吧在地下室，那天是星期四，正逢酒吧的Lady’s Day，这晚男士进酒吧要买票，而女士可免费，女士还可免费享用酒吧的酒，但她们需由男士带人，一名男士只可带一名女士。
       可想而知酒吧的情景，那晚差不多是单身男人的节日，更确切地说，是到远东来寻找艳遇的白人单身男子的节日，他们带进来他们自己并不认识的聚集在酒吧门口的中国女人，那些活跃于夜晚各种场所的“专业女人”，不过，老外们对她们的身份难以辨别，她们打扮不俗，脸容清秀，笑靥迷人，满嘴英语单词，并且举止开放，老外们互相说，喔，上海，她不就是个西方城市吗?
       那个夜晚酒吧烛光幽黯音乐激情气氛暖昧，维安问阿宝，这里还是上海吗?“当然，难道你希望是东京?”阿宝正忙乱地东张西望，打量突然拥进酒吧的不同女人，或者说是同一种女人，阿宝是这里唯一不搭调的女性客人，她的拖至臀部的长发披头散发盖了一身，穿着男式衬衫和背带裤，用咬口抽烟，她似乎比维安和鲁易更像那一类有些才华但颓废比才华更显眼的艺术工作者，虽然白天她穿白大褂在医院药房发药，“我有些奇怪今晚女人的数目好像已超过男人，她们是怎么进来的呢?”见维安与鲁易相视一笑，阿宝就有几分疑惑，“今天是单身男人的夜晚，我在这里是否妨碍了你们呢?”阿宝欲起以”(日语：亲切温柔)的抚慰，可以轻而易举卸下社会赋予的角色，在深夜低租金的酒廊暂时装扮孩子，追寻假想中的母爱，当然，也是充满肉感的境界，在日本，母性和女性原本就难以分离，“女人都是母亲，男人都是儿子”，他们的日语里有这样的形容。
       美惠子的居酒屋叫“千语”，取自于邓丽君的歌名“千言万语”，当然演绎成日语已是另一番语境，也许只有维安能共鸣美惠子那一份怀念，不仅仅是对邓丽君，也是对他们曾经共同成长的时代在第一次倾听邓丽君时受到的近乎于休克的震撼，那柔软湿润情色的声音突然出现在金戈铁马的漫漫沙尘上的震撼，然而，这是他们各自十分隐秘的情怀，美惠子的居酒屋不提供关于“沉重”的记忆按钮，直到有一次，她听见，维安在居酒屋告诉那些日本人，“中国最好的音乐就是邓丽君的歌!”这位正在和客人应酬的妈妈桑给了维安凝重的一瞥，他们的视线正好相碰，就像烟花霹雳一声照亮了隐在黑暗的角落，这一刹那让他们彼此有了深切的认同，但美惠子立刻恢复了她的笑容，她到底是妈妈桑，她的职业笑容如此本能完美无懈可击，她的笑容是公共化的，属于所有的客人。
       美惠子要到几年以后才会知道，维安这个男人唱邓丽君的歌竟也唱得伤怀入骨，在他们的关系更为深入之后，有些下午维安带美惠子去卡拉OK唱邓丽君的歌，他得知，在他们互相成为知己之前，在另一些下午，美惠子也常到卡拉0K店包下一间房，一个人唱邓丽君。
       她是那些下午神秘的客人，把自己关进包房里唱着像小调一样单纯的歌，“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永远地爱着我，千言和万语，随风掠过。”那是美惠子享受自己心绪的时候，是她回到遥远的中国的时候，第一次听到邓丽君时美惠子还未完成发育，她难以忘记邓丽君的歌声带给她的生理上的冲击，就像干硬到起壳的肌肤，突然遇到温暖的水汽，充满了被溶解的感动和舒展，那层壳也是盔甲，是意识形态强加于每个人的盔甲，现在它就在“靡靡之音”里瓦解了，那正是内心囚牢被解放的一刻，被解放的一刻多么令人难忘。
       美惠子的怀念湿润着包房的幽黯，那里似乎也荡漾着一层波光粼粼的水汽，包房门口站着侍应生，他的眼睛也是湿润的，是被房间里的女人孤独歌唱的身姿感动还是被她的歌声感动?
       有一家卡拉OK店老板保留了邓丽君所有的日语唱片，维安告诉美惠子，他在那家店唱邓丽君，曾让比他长一辈的日本男人泪水涟涟，他们都是老单身汉，他们的落寞和孤单，他们的软弱和自卑，被邓丽君的歌安慰了。但是，那些老男人竟认为邓丽君是日本女人，这使维安生气，他可是费了不少口舌让他们认知自己的无知。有一次，还差点和一个老男人动手，喝得醉醺醺的维安手指一直点到对方的鼻子前，向他吼道：“她是我们中国的女人!”那时，旁边的一位客人，一家小唱片公司的制作人突发奇想，他劝阻了他们，然后说服维安去录了一张CD唱片。
       当然这些只是他在往来于居酒屋之间生发出的轶事，和美惠子一起唱卡拉OK之前的那些年，作为酒廊妈妈的美惠子曾给了维安似有若无的向往，也许，比较起来，维安更愿意回味那时的关系，维安告诉阿宝，这是男女关系中最令人寻味的一种，她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却又无法抓住，一个真实的女人，却更像一具幻
       影。她使维安无法和普通女人建立现实关系，或者说，那种短暂的炫目的幻觉使维安沉溺，令他失去在真实人生中在嶙峋的艰涩的男女关系中所需要的勇气耐心和责任。
       黄昏后，维安离开画室，过两条街便是美惠子的居酒屋，后来维安搬过一次画室，离美惠子远了，但维安宁愿步行半小时的路程，其间经过好几家居酒屋，直至到达“千语”。
       在居酒屋，当妈妈出现时，客人已经在小姐的劝诱下喝了不少酒，“千语”的小姐有一股天真活泼的气息，她们身材苗条到纤弱，有几个甚至像高中生，从脸容到举止，都是活泼有余，任性有余，率直有余，好似没有城府，也好似没心没肺。
       当然，这些风格轻快的小姐是为客人设置的，“千语”的客人多已上了年纪，他们喜欢有少女气息的小姐。她们叽叽喳喳簇拥在你身边，就像一群小鸟，这些小姐也都是上海人，所以比日本小姐更加的活跃放任甜腻，或许这也是她们的特色，而受到某一类客人的喜爱。但酒廊小姐需要的功夫她们也是做得丝毫不差，伺候客人的功夫，说恭维话的功夫，还有那些似乎独具创造力的色情玩笑，维安说，当她们向你簇拥过来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像个帝王，或者说，是人生舞台的主角。
       问题是，维安并非不知道这是一场有默契的演出，有些片断甚至颇具幽默感。比如有个叫雷蒙的小姐是店里最红的小姐，她个子高挑，性格外向，一脸天真无邪地说出的荤段子最能让客人开怀，她还有些经典动作令人难忘。雷蒙经常故意让自己的胸衣带子从肩膀滑落，那时通常会有个年近花甲的某公司董事长在近旁，他便悄悄提醒雷蒙，而正在给客人斟酒的雷蒙总是显得吃惊而羞涩，她手里拿着酒瓶和酒杯有些束手无措似的，于是上了年纪的董事长便帮她把胸衣带子提到肩上，手指不甘寂寞地在她肩上逗留片刻，于是雷蒙更加羞涩，脸红通通地拍开董事长的手，董事长笑呵呵地似获得了极大满足，只有在买单时他才明白，这手指的片刻逗留价格不菲，但以后遇到同样的状况，他依然会配合雷蒙将“旧戏”再演一遍。
       维安作为旁观者目睹了这一切，对雷蒙的装糊涂和董事长一次次的“上当”感到吃惊，后来，他才明白这已经从表演演变成互动热烈的游戏，而游戏是不会因为重复的玩耍而让人厌倦，当然，这是对于有游戏需要的人。
       谁也不会怀疑雷蒙只是表面糊涂，在生意上从来铁面无私毫不含糊，满嘴色情玩笑却守身如玉，雷蒙是妈妈桑美惠子的左右臂，令维安爱屋及乌，对雷蒙出手大方，你也可以说，雷蒙对维安另眼相看，因为妈妈对维安另眼相看，所以只要有机会雷蒙便要到他的桌边陪酒，她是个红小姐，有时忽略有钱客人来陪维安，给足维安面子，所以给小费时他试图不辱没自己“艺术家”的名声，他的出手一点也不逊于有钱人。
       这就是说，维安是付出更高价格得到雷蒙的青睐，虽然她口口声声表示着对艺术家的仰慕，但在收钱时一点也不手软，维安却认为她的“职业化”无可厚非，正是这种“职业化”剔除了个人感情的纠葛，令维安轻快地出入于居酒屋，通过付费在这个由女人营造的小世界里获得被社会压抑着的放纵任性，获得某种自由感和忘却。
       你瞧，在小姐们颇具匠心的陪伴和劝诱下，客人们脸颊醺红，眼睛水汪汪，作为社长董事长部长经理之类的社会角色已彻底丢弃，他们成了虚弱的需要娇宠的孩子，他们在等一个人，这就是妈妈，她将依次来到客人桌旁，仅仅是一声问候，已让他们感激涕零。
       这样的场景让维安十分恍惚，他隐姓埋名在一个颓靡的与四周隔离的异地，那也是个仿佛玻璃搭就的鱼缸，他是否依稀想起永井荷风所追逐的在他的时代就已在消失的江户时代的影子，这个出生在十九世纪末期的作家，他的人生几乎是在脱衣舞娘、妓女、艺妓和配唱女歌星的陪伴下度过，维安相信他已在那个粉色的边缘地带找到了“世外桃源”。
       维安失恋后的第三年，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那是个江苏小城女子，笑容甜美，骨骼小巧但丰满结实，她在东京歌剧团唱小角色，然而她的雄心远远不止这个，维安马上发现他在重蹈覆辙，他们再一次因为不同的节奏而产生冲突，她紧张忙乱，日程表总是排得很满，她看不惯维安的悠闲和不思上进，“不思上进”，她就是这么指责他。同时，维安还发现，有着丰满乳房的女子往往是性冷感，她这个看起来性感被他戏称为“小肉鸡”的女人却毫无性趣，他们的性生活一减再减，直到完全杜绝。
       而最初却是她的性感令他迷失，她带他去温泉，在雾气腾腾的水里她的丰满的裸体令他神志紊乱，理智的栅栏不堪一击，在温泉旅馆他们有了第一次，这是决定性的第一次，两具身体热烈地融合在一起，还有她的孩子一般的呓语深深打动了他，他相信，这是他们之间，两个异性之间最可靠最深切的沟通，他迫不及待将她带上婚姻之途。
       然而；一旦踏上这趟旅途，销魂的一刻便不再。有着丰满乳房的女子忙着实现自己的野心，社交、练声与时俱进，忙了一天的她匆匆回家，上了床已疲惫得说不出话，更毋庸说有做爱的热情和乐趣，他们的婚床成了黑夜的栖息地，而不是爱的奇迹的销魂窝。他不由地怀疑所谓的第一次是一场表演，为了与他成婚?因为那时，她刚刚拿到学位还未进入职业剧团，她的学生身份快要到期。
       他害怕这样的怀疑，这是对他的情感最可怕的嘲讽，他竭力做着否定，但心里已经留下阴影，它将像霉变的菌体腐蚀着他们的关系，当然这也缘自于她那一边的不可捉摸的变化，而日常生活中更为具体的烦恼还有，遇上演出她就要失眠，他为她按摩给她唱催眠曲，他并非只是被她的性感吸引，她的歌唱事业也同样是他的骄傲，他曾经试图做一个体贴温柔的丈夫，然而妻子身体的冷淡终究伤害了他，他对她的睡眠安抚反令自己落人难堪的境地，他后来搬去另一间房，就这样，结婚半年他们就分房睡，很快成了陌路人，争吵时，她喊出的话和前未婚妻一模一样，“你太让我失望了!”何止是他让她们失望，他也对自己失望，在关系进入最低谷的阶段，他沮丧得想把自己杀了。也许，再也没有比对自己的失望这种感觉更能把自己毁了。
       在他打算放弃婚姻的那些日子，他每晚去居酒屋，那时候美惠子已不做深夜酒廊，她离开银座，在崎玉有了自己的居酒屋，很巧，维安的画室也正好搬到那一带，他们之间只有步行十五分钟的距离，维安更相信那是缘分，不仅是与美惠子的缘分，也是命运暗示他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更少受到伤害的方式。
       渐渐的，维安习惯到居酒屋消磨每个夜晚，那些夜晚他可以与妈妈桑美惠子相处片刻，是的，只有片刻，妈妈桑只在夜晚的某一刻出现，她从居酒屋的深处、从屏风后出来，就像明星出现在聚光灯照耀着的舞台，就像晚会的高潮，来到居酒屋的客人在这一片刻获得了某种满足，这片刻也让维安的夜晚有了期待，这期待给了维安想象的空间，维安最终没有在居酒屋沉沦，是因了有这样一片想象的空间?
       美惠子在每张桌子停留几分钟乃至十几分钟，那是根据客人的身份和需求，对于美惠子，或者说，对于妈妈桑，客人的财力他的慷慨度是她考量的依据，在她出场的第一分钟，在第一眼锐利的打量后，她就已经把握了今晚应酬的节奏，这正是身为妈妈桑的美惠子让维安叹为观止的天赋。
       美惠子的魅力难以抵挡，她的母性和性感交融的温柔的魅力，她瞬间的接近又离去，她总是留给客人足够的幻想空间。对于客人，无论在桌旁逗留多短，美惠子都能给客人满足的错觉，或者说，是满足后的不满足，正是不满足，让客人保持期待和企望，而这必然建立在片刻的“满足”上，在几分钟的相处中。虽说这笑容这体贴人微的问候和源源不尽的宽慰的话语是用钱买来的，归根结底这是一场男女之间的游戏，不让情感介入是游戏的基本规则，然而获得的情感满足恰恰是这类游戏的至幻效果，所以情爱高潮不是在云雨之时，而是在它的虚幻部分，被唤起的想象和幻觉。
       维安始终难忘，在他最寥落的夜晚，妈妈桑美惠子坐到他的桌边，她倾听他的苦恼，然后说：“你不能放弃，你要努力!”她凝视着他，温柔的目光还包含期待和某种执着，那目光比话语更感动他，也唤起了他萎靡的自尊，她跪起身为他倒酒，她举起酒杯和他干杯，轻声但有力地喊了一声，“加油!”他就像站在起跑线上，她是啦啦队，她相信他会赢，他会越过所有的障碍，将婚姻进行到底。
       维安回想起来觉得不可思议，在那一刻，低落软弱的他，竟被这么简单的一声呼喊振奋，谁说不是居酒屋的特殊气氛烘托出的效果?不是他对妈妈桑的崇拜激起的满足感使然?他的前妻不会知道，因为妈妈桑的那声鼓励，他又将婚姻延续了半年。
       他当然不会告诉他的家人他婚姻失败的原因，他更不会向他们描述他的夜生活的景象，即便如此，他已经成了父母眼中的孽子，他在那里干什么呢?他不赚钱，因为他未给家里任何资助，未在东京和上海置房，也就是说他未在那个讨厌的国度弄到日元，维安父母这一辈上海人无法掩饰他们对日本的憎恶，然而为实际利益考虑，他们也不阻止自己的儿女去那里淘金，应该是，打体力工赚苦力钱，可维安竟在那样的地方活得悠然自得。
       更让他们生气的是，他既不赚钱也不传宗接代，他短暂的婚姻里的那个称为妻子的女子他父母从未谋面，他从异地他乡没有带来任何可视之物，除了一次次回家向他们表明他们作为父母的失败，况且这家回得短暂匆忙。
       当然，对于维安，这一切都不重要，父母的看法，人们的看法，维安的人生意义不是通过他们的评价显示，但维安需要向鲁易向阿宝谈论东京，东京生活通过谈论产生了意义，如果没有意义它就沉沦了，这样的谈论因此变得越来越重要，当时光飞速流逝，当生命越来越脆弱。
       然而“世外桃源”是用金钱购获，虽然同时又是个释放所有社会压力的小世界，这样一种矛盾的存在却激发着日本作家的想象力。维安知道，这并非是有创意的人生，他只是在重复无数日本男人的人生。
       而维安描述的人生画面却勾起鲁易对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作家以怀旧笔触表现的江户时代故事的兴趣。鲁易从书架上抽出永井荷风的小说集，《未完的梦》、《黑暗里的花朵》、《春色梅历》，他给维安朗读小说片断，“这条路从一开始便通向黑暗和不义。从流浪者的破衣烂裳中寻找美丽的编织图案的痕迹比在称为完美无瑕的墙上找污迹和斑点更令人愉快，在腐化的深处采集到人类伺情的花朵和香泪浇灌的果实。”鲁易善于提纲挈领，他说，那些欢场女子是触发荷风美学遐想的导体，表达他自己的幻想，这些女子的性格远不及她们创造的气氛重要，她们的发式与和服比她们的面孔更有表现力。事实上，她们是没有面孑L的女人，或者说，是挂着同一面孔的女人，她们唤起的是梦，荷风的梦。
       维安深深点头，这正是和鲁易谈话获得的快感之一，鲁易总是不失时机在文学或艺术史中找到先例，他从来没有去过日本，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对“他者”文化的解析。
       而阿宝则对现实中的女子感兴趣，美惠子的模样她的性格，她很好奇居酒屋的女人和普通女人的区别。于是，维安告诉阿宝，美惠子的美是无法形容的，她是妖精，似乎每天都在变化，更毋庸说白天和黑夜的变化，维安向阿宝描述，不仅仅是日日更换和服、口红的颜色、发髻的形状，她的神秘她的艳冶是非肉体的，似乎为了给予阿宝足够的想象力，他从未向她展示美惠子的照片。
       也许，他担心阿宝看到美惠子的照片会失望?美惠子的魅惑，她特有的瞬息万变的风情如何能摄人在一张照片上?就像狐仙变成的女人，她是在夜深时、在阴暗的空气里影影绰绰、
       时隐时现，任何技术手段都无法让她定格，就像风，只能感觉却无法具象。
       事实上，每一次回上海前，维安都曾试图给美惠子照相，但照片上的美惠子令维安感到陌生，她怎么突然成了家常女人?她的魅力荡然无存，有一天，维安突然明白，美惠子的美只对夜晚在幽黯的灯光里寂寞的男人产生魅力，或者，是在向阿宝描述的时候产生魅力。
       美惠子不染头发，她的乌黑茂密的长发挽在脑后梳成高贵又温婉的日式发髻，她谦恭地微笑着，屈膝弯腰不厌其烦向人致礼，她已完全变成日本女子了，十年前从上海弄堂带去的过于尖厉的精明融化成圆润的智慧，那小家碧玉的俏丽打磨成雍容不凡的气度。美惠子是在东京的居酒屋完成她的蜕变，从干涩的线条迟钝的单纯少女长成丰饶柔润的风月场的女人，这是维安为阿宝描绘的美惠子，在阿宝想象中已栩栩如生的居酒屋的妈妈，也是异域天空叱咤风云的女侠。
       就像江户故事里的角色，美惠子，这个满足着男人幻想的女人的身后有着许多心酸和泪水。美惠子离开上海到东京时，只有二十岁，她是肩负着双亲的希望去东京赚日元，美惠子一家六口拥挤在低矮的十多平米的棚户房里，她的父母都是工人，是社会最底层人群，他们无力也无奢望改善自己的住房，少女的美惠子无法忍受一家人拥挤在破烂小屋的屈辱，决心走出那样的生活，并给自己的父母买一套房，那是当时的美惠子去东京的动力。为了筹集东京语言学校昂贵的学费——这是拿签证的唯一途径——美惠子是作出一些牺牲的，她把自己的初夜给了一位港客，这也是当年上海一部分底层女孩走过的捷径。
       维安说，我对这样的女孩从来只有同情，这只能说明这个社会是多么不平等。这也是鲁易的看法，他认为，在这个曾经权势高于一切的社会，普通人虽然人口众多，仍是弱势群体，对于他们，获得任何出路和机会都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
       当然现在的美惠子有了更大的野心，房子已不在她的视野，美惠子在东京和上海已积累了至少五套房子，美惠子已经不用再为房子打拚了，现在职业妈妈生涯对美惠子更有事业的意味，美惠子真是把它当作事业来经营的。她喜欢她的职业，她也善于挣钱。一个妈妈桑身边总有几个有实力的客人为她支撑，他们被称为“爸爸”，除了经常去居酒屋消费，逢年过节要送上诸如名车等厚礼。美惠子的“爸爸”中，有不动产商人，也有大公司的董事长，以后，维安也成了“爸爸”，一个艺术家身份的“爸爸”，不具备任何经济实力的“爸爸”，这正好说明了美惠子对他的另眼相看。遇上年节，她只接受维安的小礼物，这是她体贴维安的地方。但是维安明白，他自有被需要的时候。
       有些白天，美惠子带女儿去公园，便让维安陪在边上，他们俩年龄相当，是最自然的人际关系的图画：这时的美惠子穿着T恤和牛仔裤，是都市女生的形象，简约的明快的自我的，一个东京街头到处可见的年轻女子，和夜晚穿着和服的妈妈桑判若两人。她和维安搀着她的五岁的女儿漫步在公园，犹如一对小夫妇带着他们的孩子，一个令人羡慕的却也是正常无比的家庭景象，轻盈而快乐的遐想浮现在美惠子的脸上，好像她是个满足的，沉浸在享受在作为女人一直在追慕的家庭生活里。
       维安每每瞥见美惠子的神情，心里便有感触，因为他知道美惠子真正的丈夫是个形象有点委琐的年近五十的中年人，一个从大阪来的老实的公务员。当时为了解决身份，美惠子匆忙结婚，她的婚姻当然没有情感因素，或者说，对于当时的她来说，有情感的婚姻是奢侈，现在看起来，她似乎已安于这样的婚姻，事实上，她现在的职业更需要婚姻的门面。然而，她个人的情感生活到底在哪里呢?
       在东京上野动物园，一群孩子在和大象进行拔河比赛，美惠子挽住维安的胳膊站在一边，就像旁边那些年轻的父母们一样，脸上挂着鼓励的微笑并呐喊着为自己的孩子加油，她的女儿正挤在孩子们中间，这几十个孩子正拉住绳子的一端，另一端绑在大象的腿上，当饲养员一声令下，只见大象轻轻将腿一提，整排的孩子顿时纷纷倒地，乱作一团。于是父母们都哈哈大笑，美惠子笑得靠在维安的臂膀上，维安搂住她，有些情不自禁，他们依偎在一起，在这下午的某个片刻，维安才遇见作为真实女人的美惠子，在强悍又温柔的妈妈桑面具后面的女人，普通的邻家女人。
       这时候的维安心中有着怜悯和给予爱的渴望，如果说夜晚的他企求获得与月光一般温柔的照拂，希冀回到八岁的童年得到母性的却又不乏肉欲的关照，那么现在他渴望把这个突然变得弱小的女子拥进怀里，
       渴望与美惠子有一段普通的也是真实的男女之情，这种突然涌起的热情有一种升华和洁净，与充满情色的夜间气氛如此迥然。然而，这也只是刹那的冲动，当他们离开上野公园之后，生活又回到他们各自的轨道，美惠子驾车把维安送回他的画室，然后她回家安顿女儿，傍晚她就要为做妈妈桑做准备，洗澡更衣化妆，那也是她戴回面具的过程。
       也许，维安对美惠子的感情是经过千回百折而归于平静，既然和美惠子有过这一类亲密接触，既然已走到了面具的后面，维安难免对美惠子有更多的遐想，换句话说，他是想超越客人和妈妈桑的关系，他和美惠子会有一场爱情吗?事实上，有一度，维安认为他已经超越了那层关系，他们已进入了一般意义上的爱情关系。
       那是在九十年代中期的一天，邓丽君突然倒毙在泰国旅馆门口的噩耗传来，毋庸说，寄居他乡的她的歌迷所受到的打击，为哀悼邓丽君之死，美惠子破例停业一晚，并在店门口挂出镶了黑边充满哀思的停业通告。在停业的那个晚上，她和维安到他们已很久不去的卡拉OK店唱邓丽君的歌，那晚的美惠子特地穿上粉红色的洋装，那也是邓丽君最喜爱的颜色，粉红的美惠子顿时有了几分女孩子的纯真，又一次拨动了维安脆弱的心弦。而她饱含泪水的歌声令维安不能自己，他拉着美惠子离开了店，他们去了他的画室。
       在伤感的夜晚他们的偏离变得很自然，他们做爱，或者说他们终于到了床上，在认识将近八年之后。他们像一对谈情说爱有若干时间的男女，他们的确对彼此的情感世界已经不陌生，至少美惠子对维安了解至深，维安是个需要感情甚过性的男子。在床上，维安有几分慌乱，他其实并没有准备与美惠子上床，她只是一个意念中的女子，是平面的影子，在幻想的云雾里影影绰绰。
       所以，当美惠子赤裸的胴体面对他时，她有着一对小乳房、像少女一般纤弱的身体面对他时，维安突然就失去了勇气，他的身体萎顿了，但是美惠子已经抱住他，她开始吻他，她轻吻他的眼睛他的脸颊他的耳朵，她的手随着她的嘴移动，当她的嘴移到他的嘴时，她突然开始用力，他的舌头被深深吸进她的嘴，她的手迅速下滑，滑到他的两腿中，他的下体在她温软的掌心坚硬起来，似乎她在引领一个处男领略人生必经之路。
       可是，他的情绪过于强烈，令他的身体紧张脆弱，他手忙脚乱慌里慌张就结束了整个过程。他真正的高潮是在之后，在这场做爱成为回忆的夜晚，美惠子小小的乳房少女般的身体在回想中更加性感，或者说，她的身体是在回忆中渐渐展示其特殊的妩媚，那小小的乳房在意念中给予他强烈的刺激，令他一次次勃起，一度，他沉溺在对那个亲近后又立刻飘渺而去的身体的意淫中，除了自慰似乎难以与其他女子有身体亲近。
       但是，美惠子已戴起了面具，她已回到妈妈桑的角色，在居酒屋，她走到维安的桌边向他问候，以一种普遍的温柔和性感，因为这温柔和性感也适用于其他客人。她的身影已经退远，虽然她就在他的身边，但已经带着银幕一样虚幻的距离，维安明白，她已经把他从她的个人生活里轻轻地推了出来，是的，她以她的委婉的方式提醒维安，他们之间仍然就像什么都未发生一样，居酒屋舶她与他，才是最长久最真实的关系，这也是他们必须遵循的游戏规则，只能游戏不能爱，爱是她的事业的大忌，她是客人们的妈妈，而不是某个人的情人，美惠子已把她的人生交给她的角色，她不需要爱情，她需要客人，或者说，她的人生告诉她，生存永远高于爱情。
       是的，对某些人爱情可望不可及，是人生的奢侈品，维安和美惠子对此有同感，虽然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感受，这两个异乡人，在东京这座华美光洁却又无比冷冽的大都市相遇，他们同龄同文化有共同的成长背景，重要的是，他们的身体气息相投，之间最有可能发生爱的故事，但是，生活再一次告诉我们，可能发生的故事却没有发生，或者说，是以东京的方式发生着，是的，在这两个上海裔东京人之间什么都可能发生，而且已经发生了，除了爱情，在他们相遇时它就逃逸了，这让维安有些伤感，当他独自一人在画室阅读的某一刻。而美惠子是没有时间伤感的，每天戴起面具生活的人生在消耗她的心智，她连伤感的力气都没有。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彼此对于规则的尊重，令他们在往后几年，能够心平气和又不失真挚地相处。
       现在，维安坐在去鲁易家的车上，心里仍有按捺不住的急切，车窗外的上海街景以令人轻快的节奏在他眼前流动，他的眼睛有些潮湿，只有这时，他才感到他的肉身也同时进入了流动中，好像，这一年里他身体里的部分场景在沉睡，此时此刻复活了，在去鲁易家的路上复活了。
       如今，鲁易的家在城市西区边缘，那是鲁易夫妇顺应开放潮流购置的商品房，他们有了孩子，维安回上海的日子，阿宝便把儿子的卧室整理干净，把床上的卧具换一套，这房就成了留宿维安的客房，是的，鲁易和阿宝的住房宽敞多了，各种功能可以在不同的空间实现，书房客厅卧室各得其所，他们在客厅里安放了长餐桌，餐桌旁客厅一角是时髦的旧柚木角柜，夜深，他们可以坐在长餐桌旁喝酒，角柜里放满了酒，但是维安却失落极了，他宁愿回到浦东的小房间，他们坐在十尺见方的地毯上喝着罐头啤酒，那一刻，东京生活多么遥远，多么隔膜，多么值得一谈。但现在，一间又一间房，他们的孩子，还有不断进来的电话，鲁易几乎成了专职电影编剧，阿宝在做进口药品的营销，他们必须努力挣钱付房屋贷款，是的，上海已大规模的市场经济化了，简单生活才有的清闲已丧失殆尽，“不过，我们仍然保留了支配时间的自由。”阿宝以某种庆幸说道。在维安到来的日子，他们尽量回到过往的生活节奏，却已无法避免种种干扰。
       而上海又成了不夜城，不同风格的酒吧一间间地开出来，那些曾是高官行宫的豪华的殖民时代的深宅大院现在向民间开放，成了收费昂贵充满异域情调的夜生活场所，这个越来越图片化越来越标志化的城市，正放肆地展示她曾经隐藏起来的某些暗疾，比如她的嫌贫爱富的势利，她的崇洋媚外的奴性。她的确有点让人讨厌了。
       鲁易和阿宝自从有了儿子，便放弃夜生活，拖家带口，也早已失去旅行的便利，这令维安想起来便窃喜，是他自私的喜悦，鲁易家的安定使维安有回家的可能，虽然这是他人的家，但对维安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安心的驿站，无论走得多远，他都要回到这里休息。
       夜晚，等儿子睡熟之后，他们和维安坐地铁去市中心的酒吧，在衡山路的酒吧街，维安和鲁易阿宝一样眼生倦意，这里有菲律宾或者拉丁歌手轮流驻唱，总之音乐倒是非常热带，但酒吧特有的叛逆气息却消失了，客人们多是在公司里磨钝了个性的新一代职员，带着些盲目的沾沾自喜，穿着流行的行头，说着流行的语词，喝着流行的酒，让这三个已不年轻的成年人暗自叹息，青春在这个城市越发的庸常和陈旧。他们一晚上换了至少三个酒吧，仍没有找到他们需要的气息，而维安在这种地方像患上失语症，竟找不到故事的源头。
       他们回到家才开始真正的喝酒，在鲁易收
       藏的几千张VCD和DVD片子中，维安翻找着他留恋过的旧电影，他找出舞剧电影《白毛女》播放，他们三人坐在沙发上喝兑了汤力水和冰块的金酒，一边观赏这出在六十年代流行得非常热烈的革命芭蕾舞剧，但只看了一个开头，他们就无聊了，阿宝不断打着呵欠，鲁易索性离开电视去厨房重新兑酒，维安感叹，这是旧时代的语汇，一直要到现在才发现，对她的厌恶远远超过对她的怀恋。
       鲁易端着三杯酒从厨房进来，阿宝把音量按到零，让画面空白沉寂，他们三人又坐回餐桌，维安告诉他们，他已经有多个月不去居酒屋，雷蒙因男友卷入黑社会纷争受到牵连，而因此引发她的非法居留问题，雷蒙被驱逐出境。直到雷蒙被驱逐出境，维安才想起雷蒙曾暗示他，假如维安愿意与她结婚，她将不再有法律麻烦。但当时维安觉得这将是一场危险的游戏，他没有接雷蒙的口。雷蒙事发，维安就有些后悔，他觉得他本来是可以帮到她的，但美惠子不以为然，她提醒他，你只是“千语”的客人，你对我们任何一个都不承担责任，喔，美惠子这样感叹，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谁也救不了谁。
       雷蒙的非法居留让居酒屋的其他非法居留的小姐都自动规避，“千语”一下子失去好几个得心应手的小姐，生意受到影响，那正是日本经济最低迷时期，“千语”的租期也已经到期了，美惠子关了店门，又做回银座深夜酒廊妈妈桑。可是维安去银座已不方便，这其中也包括经济的原因，受东南亚经济风暴的影响，这两年他的画不那么容易出手，当然，他的资助人丹次郎仍是他作品持久的收购者，丹次郎持续收藏着维安的画，他真的相信维安的画是保值的?这一点连维安都觉得不可思议。
       现在，维安的夜晚几乎是在阅读和音乐中度过，偶尔也去一次居酒屋，当然不再是“千语”，这样的夜晚怎能不让维安无比惆怅?
       在上海鲁易的家，有些夜晚，鲁易和阿宝为他们各自的事情奔忙去了，维安便带着他们的儿子本去餐馆用晚餐，那些服务生打量着维安和本，以几分羡慕的口吻赞叹道，噢，儿子和爸爸一样酷!维安突然就涌起强烈的父性，他给本剔鱼刺剥蟹壳。这个假期，他经常带本去餐馆，本喝雪碧，维安喝啤酒，他在暗暗享受这一幅“父子乐”图景。本称他为“酒叔叔”，他在一年级的周记本上写道：“我有个酒叔叔，他回日本去了，我很想念他。”
       在东京过着独居生活的维安又有了结婚的冲动，这一次甚至还没有结婚对象，维安自问，我真的已经老到只想要一个儿子?是的，维安四十岁了，在不去居酒屋的夜晚，他想望当个父亲。
       “当他说话时，他正笑着，翻过身去寻找那将不存在的自己。”约翰·霍克斯的《情欲艺术家》是用这句话结束他的故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