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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别了再见，将在蔚蓝色里再次复活的东北土地上的昨天。往事、友朋、和日常……
       ——题记
       一不小心，我也成了“四分之一世纪前”一件难忘“文学往事”的亲历者证见人了!
       而“四分之一世纪前”我还很年轻。那是大约1978年的冬天，多雪而昏暗、寒冷的长春。我孑然一人日日在省图书馆楼寂静的阅览室读书，一位身着暗蓝工服长褂的老管理员周德普先生看我肯学，常偷偷借我些未“解禁”的书，由此我们渐熟悉了。当年他也曾多少受“右”的牵涉，由沈阳下放来吉林，多年前曾与胡昭亡故于“文革”中的妻子陶毅女士共为辽宁鲁艺同班同学，50年代属“雕塑艺术系”。
       1978、1979年，“改革”之风乍兴，东北“老牌”文学刊物《长春》(惜后更名<作家>，丢弃数十年品牌传统)、《春风》都还刚复刊，当年文学青年成长与今大不同，必须有人引领堂奥，当年流行日：“文学青年发首次诗，难过李贺中进士”，所以有人介绍一位当地“权威”作家、诗人，就是一件类似旧时学徒“认师傅”一样郑重的大事了。
       周先生心善，他知道我酷爱文学，写诗，又是个青工谁也不认识，揣度我一定有难处，有一回闭馆前他递我一个印有“吉林省图书馆”落款的牛皮纸信封，内有一封短信，介绍我去找当时任省作协副主席、在《长春》刊工作的胡昭先生，信的内容大体如下：“胡昭先生：我与您素未谋面。大约四分之一世纪前，我与陶毅同志是沈阳鲁艺的同班同学，很冒昧请允许我向您介绍一位文学青年孙文涛一……”我接过此信，反复读了数遍，觉得内中沉重，这里既有他们一代共同难言的苦涩和历史，也有对一个几乎陌生青年的父辈般的托付和殷切热望。算起来那一年周德普先生和胡昭先生还都不到50岁。
       胡昭的家当时还属“临时性”，刚回城不久，在自由大路25号省文联小黄楼里，三层，腾了一间小办公室暂住。走廊很凌乱，支着煤油炉，有人在炒菜烧饭，刚下放回来年月各处都此番光景。他不在家，见到他十六、七岁活泼的女儿婷婷，快人快语，似乎跟我早就认识，其实她对谁都一样热情。婷婷还有个哥哥叫冬林，“文革”她们的母亲因不堪压力精神患病，后去世，这两个孩子在农村吃了不少人所不晓的苦。胡先生当年又当爹又当娘。
       那时的省作协也简单，只占文联的一二个办公室(不似其后，毫无奢华)。我给寄过二、三次习作，有次寄他一本我们几个省城诗作者自办民刊《眼睛》诗刊，出乎意外，他竟看得仔细，还回了一封长达二三页的亲笔信，竖写水笔字，用语严慎真恳，除鼓励语外，提到刊中有“潜台辞”这三字在当年不是随便敢用的!我由此见到他温和外表后蕴有“文士风骨”。这封信我至今珍藏。
       胡先生后来应我的请求做了我加入省作协介绍人。
       1985年，吉林省成立“文学院”，要求当学员人颇多，竞争激烈。而我知道消息已晚，已错过了入学考试。当年学习热劲高，求学不易，对我这样一个仅有初中文化的知青来说不啻天外良机，“宝贵的学习机遇呀!”怎么办?我决定去找胡先生试试，那天我呈了一厚摞完全没发表的“油印”作品，诗歌，散文什么的，胡先生正忙，办公室到处是来客抽的烟雾，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微笑，似乎早已窥透了一个青年急切切的心机，马上引我进内室见一个人，文学院刚上任的有着蒙古族人爽气、热力的王士美院长。王院长宽怀大量，准我做特别旁听，并后毕业时又和其它学员同等待遇。这两年宝贵的学习机遇就这么拣来。此是后话。
       另件事给我印象也很深。1990年“5.4”青年节，我挑头筹办了一次省内破天荒头一回“吉林中青年作家签名售书”活动，准备在吉林大学门前举办(前此我们还只听港台作家签名售书，国内尚少)。恰前一年有个风波事件很敏感，怕闹事，市里不敢批场地，又要出示“主办单位”证明之类，很麻烦，我电话找到胡先生，说明情况，他爽快答应参加。由于有了胡昭、马犁等省级老作家参加事情好办多了，市作协也给开具了“主办单位”证明信。那一天售书场面很热闹、气派，接了麦克风，挂了横幅，省里青年作家赵培光、张伟、我……等都“风光”了一回，乐不可支卖着自己的一二本小书!那天胡先生并没来，他的书也没卖上几本。我们始明白原来大概只是为了支持我们：青年们。
       其实，早在1970年上旬青年自学阅读时期，我就在省图书馆查阅了几乎所有东北老诗人的作品集，其中也有包括胡昭50年代版的处女诗集《光荣的星云》，知道他是1950年第一届中央文讲所的学员，参加过抗美援朝，有很多经历。1950年是个急风骤雨、高歌猛进而又甚尔严峻的年头，1960年则风起云涌，狂飚突掀，1970年则对我来说可谓“岁月峥嵘，天地广阔”在农村苦干劳动；历史的大转角是1970年末，可是当时热衷于文学的我们一群青年并未完全清醒知晓……
       我喜欢任何一诗人的第一本诗集，比如吉林已故的万忆萱，1990年后已被青年不怎么知晓的同为“右派”长春的何鹰的写于1950年一本薄薄的《劳动之歌》……当然，胡昭这本《光荣的星云》名字本身就充满激荡、梦幻，可令人一忆再忆那个难忘的朝阳早晨，多少展望……
       胡昭是松花江畔永吉县乌拉街一带的满族人，所以他对神奇的满族故乡长白山、松花江有不少描写，人情、自然、风俗，是他写严肃的岁月、人生和奋斗之余的补充，他似乎在那儿能获得许多休憩、愉悦，化而为诗、随笔、散文诗、回忆录……晚年的他心境很静，很早就退闲下来写了不少东西，可惜我由于忙乱一直未能抽暇细细品读、学习。(即使80年代中期后我们也很忙，忙什么——忙“冲进”文学?!)……
       东北有一批“传统”中的老诗人，回头历数，竟多数在80、90年代我们匆乱、纷纭中悄然谢世了：沙鸥(四川籍，长期在黑龙江)、公木(延安诗人，下放东北，曾任省图书馆管理员、吉大中文教授)、万忆萱、丁耶、胡昭……1980年左右还亲聆过丁耶平反后的讲演，思想很开放，很敢讲，我们还在会场给他递过条子；沙鸥1970年代尾“平反”后回东北的一首短诗《归来》我至今能一字不差背诵!我喜欢他短诗的简洁、力度、涵量——此诗艺后边的人很少能企及。今回思，这些地域诗人的存在实是些文化“重镇”，为一个个象征，众多尔后文学青年如细散的颗颗“星云”一样拱依向他们。也许他们不定每首诗、每篇文都是传世嘉作，但他们活着、写作着、辛劳着就象征意义重大：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学、诗的“肺活量”还在有力地扩充吸张……
       近10来年我“漂泊”京都，谋生，挣扎，沉浮，好几位曾与我有过密切接触的吉林师长都先后走了，他们有认真严谨的散文作家马犁、温文尔雅很关心我创作的市文联原秘书长、散文作家程质彬……重回故城，走在街道，忽觉空旷荡然、陌生，那些街路边原本熟悉的、栽植数十年的、陪伴我度过难忘青年时代苦读时光的特有的高大东北白杨树被砍伐、倒下……一棵棵!(黄叶飘落心底。师长们的书躺在书架上)。
       “有些人我们离不开他们生活……(外三首)肩上离不开他们有力的温暖的手的轻柔抚摸”(巴乌斯托夫斯基
       的意思)今感到这名言的金属份量。
       胡昭作为建国后第一批吉林诗人，他的身边无形中聚集、影响了一批本地诗人：曲有源、南永前、朱雷、雷思奇、刘家魁、薛为民、吕新……我属后边一个末位作者。这些人是先生生前的挚友或门生，我想提到他(她)们的名字，先生冥冥中不但不会生气而会十分温暖，欣慰!20年回头我才看清了东北诗人二、三代人之间的直接、间接的清晰“传承”接力痕迹。(而当年我常有诸多牢骚抱怨)
       东北、吉林还有若干严肃而默默多年工作的老诗人，如长期生活于吉林小城的秋原先生，他翻译过不少俄罗斯诗歌，译笔朴质优美；如1980年为散文繁荣培养过大批学员的黑龙江老诗人纯人先生……上述二人我都亲见过，还有幸到过纯人先生哈尔滨的家里吃过一顿饺子，受到他热情招待安排住在他亲手创建的黑龙江“创作之家”大楼。后边1970年出生的南方青年对他们也许有点“陌生”，但他们确曾默默地影响了周围一方的“水土和空气”。
       回顾里，这些年潜移默化，我跟胡先生学习了几点：一是谦恭、谨言慎行；二是不争、潜心习务自己的写作，三是对自然、和人持和谐、淳厚态度，为人为文不多较……教诲有有言的、无言的；我非常欣赏先生中晚年的(以前的我没见到)性格中少语缄默、温存处世。(如每个人都这样，则我们身边君子洋洋矣。)
       胡昭辞世时，我正在东北同座城市治病，日日吊针，昏然中，全不知已斗转星移又一颗身旁文星殒落!文友们大概无人知道我“漂萍”‘哨然归来，故无人告我讯息。如果知道，我一定会拔掉吊针，立即奔赴诗人的葬礼!“来如风雨，去似微尘”的平凡生命序历不属于光荣的诗人，诗人的死亡乃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人类事件，一块纯然泥土重重跌入江中，整个堤岸都为之一抖、震动……前人说足寿辞世为“驾鹤西去”，我说诗人之死乃驾鹤西征：战霞满天，光茫相送，山河依依……这里没有悲泣、悲凉意味，诗人的一生都汇入一种光亮中，我们站立在地上、留在后边的人将为这道光亮一遍遍祈祷、呐喊……
       唉!年轻气盛时狂妄，不服攒劲儿，又充满偏见和狭隘，在东北曾暗暗一直想“追过”前面的诗人、作家们。“超越”什么?他们的苦难、奋斗、贡献吗?!……他们生活在一个不可替代的年轮里，筑路，而我们的使命仅仅是——争取“路”的有力延伸。
       1930年出生诗人比我们这代人不知认真、刻苦、虔诚多少倍，诗，绝不仅是他们一种“符号”，而是一种武器、信仰、崇高信念。所以他们笔下无论风格或含蓄或奔流、或清新细腻，或高朗豪迈，均那么真实坚固，不可仿制。他们标示了一个有诗的时代。他们似从来未动摇过。他们经历过充满激情、甚至险滩暗影的大时代，活得昂扬，有劲儿，跌倒了，也化成一盏弱灯，在暗夜里闪烁，探路搜寻，充满使命。我们无权指责他们一二……
       ——前面，又一道遮风挡雨的墙壁颓倒了!而我们，似乎还弱小，还手无足措，还没有完全地站立起来，独立地坚强地、理性冷静地面对这个源源嬗变莫测、迁愆移动甚尔风雨雷暴的世界……。
       忽觉肩头“咯噔”又重了一下!
       诗人们一去不回
       我绝对写不清晰岁月。
       ……经过多年以后，我们当年的生活与文学，会因褪色而失去意义吗--比如，50年，还会有人知道并懂得这些吗?“谁还读这个?!”(柏莱修)。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是现代文学纪年史中，一个再生前的“断裂谷”期(我个人一直偏爱沿用这个辞)而我们一群青年，或日青春，正是在这个地质生成期的峡谷底相遇的，我们研究攀岩的方法，研究岁月，还有其它多种艺术。
       早就想给我的年代作个终结，但那是一堆空中的(仿佛永远飘浮在空中)捉摸不定的现实，一切都没有定论，一切都充满了疑惑，只有一点是真实的--青春与诗歌(连诗人本身都是虚妄的：谁承认了你?你是诗人?!)后来我们又经历了乱插草标似的、派定诗人和自我标榜。如果用一组黑白画面镜头：仿佛是肖红描述过当年：东北的城市、雪景、黯淡、吸烟、对文学的意见，忧郁，一系列的日、俄特点的灰色残留建筑，冷，真严冷的冬天啊，而我们在脏雪地上，在公园疏林中散步热烈地交谈。
       几乎使人不能相信的幸运，1980年我们拥有一个“文学小组”(就像人不相信三月的冻土下突然冒出草芽)，而且是市里文化宫“主办”的，我们的中年讲师真有热情，我们背地里称这个瘦高而可爱者为“我舞影凌乱”，这个小组又叫诗歌班，最多时达到70多人，当年的省里诗人R小有名气，有一次傲然光临，竟使所有的头像风中的草一样齐刷刷，甩过来，还有他，满嘴的激进辞，简直像个正义真理遴选出来“子民”，还有他，一头蓬草般的瘦业余“编剧”。我们评论过准?本省、外省的诗人们--好像一个也没有逃脱!背地里肆无忌惮地讥评--充满了半幼稚的、诗人气的、尖锐而准确地击中要害的抨评，他们听了有的人会自杀不及的。
       (我在那儿碰到了她，以后曾多年深刻影响我的女友，那时，她才19岁，多年轻!我们的故事发生在那些遥远北国边陲，呼玛的蒙蒙绿雨之途和涨水的额木尔河畔，野蔷薇丛丛，足够晚年写小半本回忆录了……)
       诗歌班每周学习一晚，学员的成分是工人、待业、职员，都没有进大学的份儿(大学，当时，对我们，是多么辉煌耀目的字眼啊，它和青春一样耀眼!)像个夜校。我在那儿碰见他，N，一个出色的“民间沙龙”组织家，后来一个持续很长的文学沙龙在他那又冷又暗的小屋，像炉火一样被点燃了!我们读过民刊(油印的，当年有人一见它就像汽油遇到火柴一样惊跳起来)，内容多为诗歌，新式小说，我们见过广州、河南的、北京的、四川的各式民刊版本……
       当时我这个偏远边疆小省竟有二家专门刊登诗作的月刊，一名日《诗人》(后更名，我一直窃以为这名字大了一些，谁登了几篇小稿，就足登龙虎榜了?)(但后些年数逢刊物“更名潮”，全国都竟相纷争以“大”冠之，其实我看办刊物如鉴兽皮，不在大小，惟在其特色品质耳。唉!此话今日当与谁言!)
       “我很冷，默默地耸着肩／我的手触到了寒风细细的手指”《在冬天》(请允许我在其后引用几处当年的拙诗句，以更真确记录往昔之情境。)
       过了多年，我读到1910年，茨维塔耶娃自费在莫斯科一个印刷厂，一下子印了两三百本诗集(当时她才19岁，是个女学生)随随便便地就“发表”了，着实吃了一惊!那些年，我们中的一群，谁不梦想甩下“民刊”成为一个公开的诗人?出一本一本的诗集。能在省里，市里报纸上年八辈露下脸儿是多大荣耀，挤入副刊的一小块“豆腐块”又谈何易事!作品要适合报纸宣传的“口味”，“艺术”化又别扔了，人头要熟，等等。“我的诗悄悄地在地下潜行／象黎明前一条飞跑的身影／把它说出来应该不应该／记着!总有一天我要说出我的时代”(《油印诗集》)油印之花是因此葳蕤灿烂了盛行了，“怪才”诗人是因此而静悄悄成长了。有的油印品设计是如此的精美，封面还
       印有细致的花案，令人惊叹。
       (回忆20年前刚刚消逝的“诗的年代”，没有比出版道路更使人沮丧、屈辱、愤怒了，有时我们几乎丧失了全部信念。而昨日我们渴望的“出版自由”原始而初级，仅仅包括：能公正地、秉公秉艺术而评定稿件命运，如此而已。)
       但那又是一个文学的“狂热”的年代，青春像急于寻找一个突破口发泄似的，它随着思想禁锢的打开(虽然只是扯开一角缝隙)，而成狂飚洪潮，而飞扬，而奔涌的诗，就是我们的坐骑。冷静的想，我这一代人，即使成了诗人、作家什么，也只能是贫弱或畸型的(或日特殊类型)，怀旧的、复古的、现代的、混合的，都在这里寻得了归宿。我们在昨天，第一次回忆过去--回顾丧失在田野上的青春和70年代，而今天，又在回忆昨天--70之末和80年代初、诗歌运动，零零碎碎，已成片断，似梦似真，很难真切。昨天是艰辛的、泥泞的，有意义的；又是窒闷的，荒芜的，浪费的，百无聊赖的(多想在内心里高呼一次：“百无聊赖啊”上帝在上!)
       (我们的荣幸之一是一直没资格参加那些灯火辉煌的大厅里的盛典和加冕，登大雅之堂，正名，评奖杯(更令人作呕些)，那些真假玩艺一个也没捞到的人当然气成了唐吉珂德先生了，如果不会生气就变成了桑丘，气得太狠又成了阿Q)
       29岁!一个人一生中有多少29岁呀?减去10年，我们“挽回的青春”正好冷冻在19岁，又象沙拉蔬菜一样端上桌来，新鲜的蔬菜一样的心情! “女友”那时还不是一本杂志，而是我们一种情绪，山南地北，诗友间互相通信，结交友谊，蔚为成风，诗友嗨，像列宁时期莫斯科“同志”一样亲切动听!还有拜师之风，那些年谁没有自己的“先生呀”?如果实在找不见，马虎些在本地随便瞄上一个有些名望的。读谁的诗集?当然太多了，不过我专读译诗(本国的早就不大信任了，呜呼)遗憾的是每当我想起我的先生，就想起早期郭沫若的诗集《瓶》和一系列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苏俄诗人，作家。图书馆，高高挺立的北国白杨，林荫路，气氛，对了还有那标准的，应该产生优秀诗人的城市氛息。(我们的昔日长春风景)诗稿，炉火，高谈阔论，黑沙发和黑眼珠。
       我曾窃想有一天有钱，在这个幽静的公园畔小广场边立一块不太显眼的黄杨木质牌，上书：“光荣啊，世界上出了诗人的地方”(米沃什语)。只立那么一个季节也行啊，哪怕终会被拆除，尽管遭人讥笑(其后那些高大白杨已被一棵一棵锯掉了，岁月变移，城市拆裂)。
       “这样的友谊已不能得到／再次得到是它的躯壳”(《友谊》)。有一回春夜漫步凌晨3点，我第一次发现这座城市的夜原来这么美，这么朦胧，真想永远走下去，直到天亮或永远。“真想永远这样地徜徉／真想永远度着这样的时光／星星呀不要从身边消隐／黎明呀不要打破梦乡”(《春夜送友》)。以后我从未再这么热爱过这座城市之夜。另一次，她站在一条黑黝黝的胡同底，我们用冰冻的唇在接吻，那两颗黑亮的眼珠渗入我的内心，又穿胸而飞升入天上星群!……
       “这一切一去不回／诗人们正当年华／我们多愉悦，吻着杯／咝咝作响的玻璃杯象透明的蛇／那慷慨的演讲／如一辆车，轧过欢快的晚宴／还有音乐，令人神往的浪漫气息／我们都醉了／嘴里说：很忧郁／窗外，落着雪”(《诗人们一去不回》(……你说我象感伤主义者?对了，我不是什么“颓废派”!)(……“未来世纪的人们啊，在夏季炎热的日子，在祖国绿色的原野上，你们手扶着耕犁在劳动。当你们用汗水楷拭你们那安祥的前额，举目远瞩你们那广阔的地平线，在那里，在人类的庄稼中，你们将不会看到：有一茎比其它一茎更高的麦穗。而只是看到在黄熟的麦穗中的雏菊和矢车菊……啊，自由的人们!那时候，请想想我们这些将不在人世的人吧，你们会说，你们所能享受的安息，是我们花了很大的代价买来的。那时候，请比之哀怜你们的父辈，更多一点地哀怜我们吧”。
       --引自法国十八世纪忧郁的浪漫主义诗人缪塞自传体回忆《一个世纪儿的忏悔》。)请你不要替我揩拭脸颊，这不是十八世纪的泪水，这是20世纪黎明到来前布下的露珠。春夜真温暖，遍布“氤氲”(我猜这个辞很广泛，像雾、像空气)，含着白兰花萼的笑，含着诗、默默走去。啊，再见了，诗友!再见了，女友!永生不可回返的光阴啊……后边走过这条路的青年们会悄声谈论吗，说这是诗人们曾走过的路，像普希金和他的女友凯恩走过的林荫路。这条路很漫长，又短暂……有一天我要在这个世界上，在一部回忆录的阗寂中高声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