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一场三十年来罕见的冷风急雨，把我们这次田野抢救逼人困境。但我们没有退路。因为秘藏在一座老宅屋顶上的武强年画古版等待我们去发掘和鉴定。此刻，这批古版危机四伏，一些文物贩子正伺机把它搞到手。据说当地政府已经派人去看守这座废弃已久、空无人居的老宅，他们守得住么?这更促使我们尽快驰往武强。
       缘 起
       为了这批古版，一年里我已经第二次奔到武强。
       去年(2002年)年底，在一次民间文化抢救座谈会上，偶从河北民协主席、民俗学者郑一民先生口中得知，武强某村一处民居的屋顶上藏着许多年画古版。但郑一民所知也只是这短短一个信息。此外一切空寥不闻，甚至连这村名也说不出来，对我却是一个极大极强的诱惑。这到底是怎样的村落与人家?秘藏古版是何原故?现况如何?有多少块版?哪个年代的刻品?有无历时久远和精美珍罕的画版?一团美丽的猜想如同彩色的烟雾变幻无穷地盈满我的脑袋，朦朦胧胧又烁烁发光。在如今古画版几乎消泯于大地的时候，哪来的这么一大批宝贝?郑一民告诉我一个金子一般的消息。
       春节前1月X日。我由内丘魏家村和南双流村考察神马后，旋即奔往武强。目标直奔这批神秘的古版。在武强，见到主持年画工作的县委副书记于彩风和武强年画博物馆馆长郭书荣，便知这是他们按照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计划对武强年画进行拉网式普查时，由一位聘请而来名叫吴春沾的民间艺人在县城西南周家窝乡的旧城村发现的。据说这老宅的屋顶上整整铺了一层古版!但他们却像碰到一个薄如蝉翼的瓷碗，反倒不敢去碰一下。为什么?一是不知这房主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会有怎样的想法与要求，弄不好“狮子大张口”怎么办?二是担心消息走露出去，被那些无孔不入的文物贩子得了讯息，暗中下手把这些宝物“挖”走。我说我很想去看个究竟。郭书荣笑着说：“你要去，就会把事闹大了，把文物贩子全招惹来了。”我笑道：“我先忍下了。你们可要抓紧。一切都要秘密进行，千万别再透出风声。”说到此时，心里真有一种古洞探宝那样紧张兮兮之感，就像少年时读史蒂文生《宝岛》时的那种感觉。
       我对武强人的文化责任是放心的。早在八十年代，他们便先觉地察觉到，农耕文明正在从田野大规模而悄无声息地撤退。他们动手为先人建起了一个很舒适又精美的殿堂——武强年画博物馆，以使退出历史舞台的年画永远安居于此。直到今天武强年画博物馆仍是国中规模最大、设备最为优良的专业的年画博物馆。所以，在和他们分手时，我没再提那古版，只是用手指一指头顶上，暗示屋顶——秘藏。这二位讲求实干的武强人辄用点头回答我。头点得很坚决。当然也为了叫我放心。
       此后数月，尽管天南海北的奔波，心中却总觉得什么地方有块小磁石微微又有力地吸着我——就是这武强的古版。每逢此时，我便会抓起电话打给郑一民，探询情形，并请他快快了解此事，以免夜长梦多，节外生枝。我知道这位燕赵汉子的脾气急，做事风风火火，而且一定要有个圆满结局。然而在这件事上却似乎有点“障碍”。每次催他，他只是回答我：“快了。快了。”一直到8月蔚县召开的全国剪纸抢救专项工作会议上，郑一民才笑吟吟对我说：“房主已经同意献出这批古版了。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不是一间屋而是两间屋的屋顶上全是古版。这家人是武强一个年画世家。版子全是祖传的。等这个会一开完，我就去武强亲自把发掘一事敲定下来。”后来才知道，郑一民为此事已经由石家庄到武强往返跑了五六趟。我们中国民协这些人真是棒极了!
       然而就在武强那边紧张地筹备古版发掘时，我在天津忽然接到杨柳青年画艺人霍庆有师傅的电话，说一个古董贩子悄悄告诉他河北武强有个人家的屋顶藏着许多老版，问他要不要。霍师傅是杨柳青仅存无多、传承有序的艺人，“勾、刻、印、画、裱”全能，而且比一些文化人还有文化眼光，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古版的收集与收藏。他身边总有几个耳目灵通的古董贩子，给他通风报信。他说，贩子说了，只要他肯出钱，一准给他弄来。我一听便急了，赶紧给郑一民通电话。这才知道武强那边也听到古董贩子人村打探并频繁活动的讯息。当地政府也说话了，决不叫贩子们得手!正在派人将这幢老宅看守起来。看来这“抢救”真有“抢”的味道了。
       现场考察
       10月10日中午我们在雨中抵达武强。
       吃几口饭填了填肚子便要去旧城村。一是心急，想尽快看看这个诱惑了我近一年的神秘莫测的老宅，同时见一见这户主动献版的年画世家，虽然郭书荣领导的武强年画普查小组已经对贾氏家族做了深入又详细的调查，但出于写作人的“职业习惯”，我还是把实地感受作为第一位的。另一个原因是众多媒体，闻讯正由全国各地赶来。单是中央电视台就来了两个组，还有山东、湖南、河北，以及香港凤凰电视台的记者及各地报纸的记者，都已人马俱到。按照计划将在明天(11日)上午发掘古版，我担心到了那时，人太多，看不到这老宅平时的真正模样，也无法发现未知而重要的细节，故此我要捷足先行。
       随我同往的是此次同来的几位年轻人。有山东电视台著名民俗影像专家梵宇，《天津日报》文化记者、作家周凡恺，《今晚报》文化记者高丽以及两位助手。当地政府为我们准备一辆越野吉普车，每人一双又黑又亮的高筒胶靴。因为自清晨以来，小雨转为中雨，村路皆为土路，遇雨成泥。车子不能直接到达旧城村，至少还有几公里的泥路要靠步行。
       果然，离开县城不远就没有柏油路了。开始路面还硬，但在拐进一条很窄的如同田埂的小路时，已经完全成了烂泥，凹洼处全是积水，而且雨还在不停地下着。驾车的司机原想尽可能往前开，接近村子，使我们少走一些泥路。但不久我们的车滑下路面，陷入松软的麦地；另一辆车干脆扎入沟中。大家换上胶靴，改为步行。我的麻烦是脚太大，靴子太小，至少短五公分，如同“三寸金莲”。一位同伴急中生智，叫我用装胶靴的塑料袋套在脚上。这样，我们走在烂泥路上，形同一伙乞丐，而且脚底极滑，左歪右晃，大家笑我，说我是“丐帮的首领”。然而人人都是顶风冒雨，湿衣贴身，湿发贴面，歪歪扭扭跋涉于泥水之中，哪个好看?于是，相互取笑，不知艰辛，渐近村庄。
       远看旧城村，真是很美。这里原本是中古时期武强县城的所在地，后被洪水淹没，县城易地他处，此地遂被渐渐遗忘。由是而今，时隔太久，繁华褪尽，已退化为燕赵腹地一个人口稀少、毫无名气的小村庄。也许正是偏远冷僻之故，才更多地遗存着农耕时代原生态的文明。
       小小的村落，稀疏又低矮的房舍，河水一般弯弯曲曲的村路，大半隐藏在浓密的枣树林中。枣儿多数已经变红，还没打落，艳红的小果挂满亮晶晶的雨珠，伸手就可以摘一个吃。
       我想，倘若晴天里，这大片大片的枣林一定会更绿，阳光下的红枣个个都闪亮夺目，黄土的村路踩上去也必定既柔软又温馨。可是此时在雨里——它不是更美吗?在细密如织的雨幕后边，一切景物的轮廊都模糊了，颜色都淡化了，混成朦胧的一片。旧城村就像一幅水彩画。
       我们的目标不难找，就在村口处。外表看有点奇怪，是一幢挺大的红砖房子，平顶，女儿墙砌成城堞状，形似城堡。房子并不老，机制的红砖经雨水冲刷，反倒像一座新建的砖房。但走进院门，却似进入另一个历史空间。一个长条小院，阴暗深郁，落叶满地，墙角扔着许多废弃的杂物，野生的枝条乱无头绪地从这些杂物的缝隙中奋力地蹿出来，形似放歌，有的长长的竟有小树那样高。房屋坐北，一排五间，中间是堂屋，两边东西两间，再靠边左右各一间小小的耳房。窗子作拱状，墙是老旧的灰砖，墙皮已风化和碱化，与外墙的红砖一比，一里一外一新一旧，截然不同。在院里看分明就是个老宅子了。这使我颇为诧异，为什么要在老房子外包一层新砖，伪装吗?为什么要伪装?那秘藏的画版就在这怪房子的屋顶上呀!
       郭书荣馆长请来这房子的主人贾氏兄弟振川、振邦和振奇。经他们一说便知贾氏原是旧城村中传承很久的年画世家。从事年画至少六代。贾氏最辉煌的年代应是太祖父贾崇德时期。那时，贾家在本村和县城的南关都有作坊，店名叫做德兴画店，年产二百万张，远销到山西榆次和陕西的凤翔。太祖的大业传至祖父贾董杰一代，便遭遇到日本侵华和国家动乱的时代，贾氏年画发生由兴而衰的转折。待到贾董杰把家产分给自己的两个儿子贾增和与贾增起时，最珍贵的东西便是五百二十块古版了。
       年画的生命是印画的雕版。贾家人只印不刻，画版就是饭碗。故而，贾振邦对我说：画版养活了他家一代又一代人。
       贾增起就用他从祖辈继承的二百六十块木版，一直印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来，随着时风的变迁，年画的衰微，他无奈地放弃了画业。然而放弃画业却不能放弃画版。他一生经过许多战乱，每逢战乱都把画版埋起来，设法保住。武强地势低洼，时有洪水袭击；遇到洪水来临，便把画版搬到高地上，昼夜看守。可是，自打贾增起不再印画，专事务农，这批画版的存放便成了问题。直到1963年，一次大水过后，家里翻盖房屋时，索性把这些画版藏在屋顶上。好像只有放在这个旁人不可能找到甚至想到的地方，才会感到安全。谁料正是藏在这绝密之处，这批古版才躲过了凶暴的“文革”。全国各地的年画古版绝大部分都是在“文革”中销毁的。有的画乡是把全乡上千块版堆起来一把火烧光。至今，武强年画博物馆中还保存着一块“文革”时人们被迫用菜刀削去凸线的画版呢——它刻骨铭心地记载着民间年画的劫难史!
       为此，每当房子的外墙破裂出现问题时，贾增起决不拆房重建，他怕顶上的古版“露了馅”，便想个主意，在老房子外边包了一层红色的机制新砖，索性把这座秘藏古版的灰砖老屋包在其中，隐蔽起来。在河北乡村，房子是忌讳内外两层，形似棺椁。但他宁愿犯忌，也要使古版安然无恙。
       贾增起于1992年去世。此后，儿子们都搬到外边成家，这老宅院便无人居住，屋中堆满在漫长的生活中不断淘汰下来的杂物。待贾增起的儿子贾振邦打开房门，请我们走进去，一瞬间的感觉真像一个世纪前第一批探险者进入敦煌的藏经洞那样。几间屋中是那些随手堆在那里的破柜子呀、手堆车呀、乱木头呀、小碟小碗呀、壶帽呀、木杆木棍呀等等，全都蒙盖着很厚一层灰尘。郑一民说，他们前些天钻进这屋子时、，蜘蛛网多得吓人，他们用了不少时间才把满屋的蜘蛛网挑去。但此时角落里还有一些蜘蛛网在我们手电筒的照射中闪闪发亮。
       我最主要的目的是把秘藏屋顶上古版的状况弄明白。经贾氏三兄弟介绍，这一连五间的屋顶都是用胳膊粗的树干作为椽子架在梁上。树干是自然木，歪歪扭扭，很是生动。椽子上是一层苇席，苇席上是一层画版。据贾振邦说画版上是一层黄土，黄土上是一层砖，砖缝勾灰，以防雨水。
       当年贾增起秘藏这批古版时是颇费心机的。他把古版放在屋顶下边，以使画版存藏安全；画版下的苇席，一为了遮掩，一为了透气。据说最早还用棉纸吊了一层顶子，现在吊顶已经脱落。在贾振邦的指点下，仰头而望，从一些残破的席子中真的看到藏在上边的几块古版的边边角角。有的发黑，却能看见版上雕刻的凹凸；有的则是红色或绿色的套版。这令我惊喜至极。一年来一直惦记的宝物就在眼前和头顶上。几乎是举手可得呢!
       经查看，这五间屋中，中间的堂屋由于平时常有外人来串门，故顶上没有藏版。两边的东西两间及里边的左右耳房比较私密与安全，古版藏人其顶。用目测，东西两间各十平米，耳房三
       平米。倘若将画版铺平，应为二百至二百五十块!
       除去画版，在堆积屋中的杂物里，还有两辆当年贾家先人外出卖画时使用的独轮手推车。这使我马上想到，武强人那首当年推车进京卖画时边走边唱的“顺口溜”：
       彭仪门，修得高，
       大井小井芦沟桥，
       芦沟桥，漫山坡，
       过了窦店琉璃河，
       琉璃河，一道沟，
       十二连桥赵北口，
       赵北口，往南走，
       过了雄县是郑州，
       郑州城，一堆土，
       过了任丘河间府，
       河间府，一条线，
       过了商林是献县，
       献县大道铺得平，
       一直通到武强城。
       心里一念这顺口溜，眼前的车子好像“吱吱呀呀”活了起来。
       贾振邦说：“这辆车推活我们一代代人。后来父亲不印画了，就用这辆车去县城赶集，卖菜，换鸡蛋，供我们哥几个上学，念初中，高中。父亲说再苦再累也得供我们上学……”说到这里，凄然泪下。
       其兄贾振川告诉我：“这车子左右两边，原来还有两根棍儿，已经掉了。上边各写一行字，即‘远近迟迷逍遥过，进追避还遇道通’。每个字中都有一个‘走’字。”
       这两行字显然是武强人远出卖画时的心中之言。既有默默的企望，也有一种自由与潇洒；还有一种武强人特有的文字上的智慧，这在武强年画(如半字半画的对联)中表现得十分鲜明。
       屋中另一件值得注意的是几件废弃的箱柜。柜子上的顶箱，里里外外全糊着花花绿绿的年画。细看都是“灯方”。显然，当年由于顶箱残破，就用印废的年画粘糊。这个细节，足使我从满屋七零八落的东西——这些历史的残片想象出昔时一个家庭式年画作坊的彩色图景。郭书荣说，前些天他们还从这柜子里发现一卷文书呢。待贾振邦拿来一看，颇是珍贵。三件文书一为买地契约，二为分家的契约。买地契约为咸丰元年(1851年)；分家契约一件为民国六年(1917年)，另一件被鼠咬，年代缺失。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件分家契约在提到画版时，都有一句话是“本画版只许使，不许卖”。
       在传承的意义上，这句话很像宁波天一阁范氏家族的“代不分书”。表现武强人对画版的珍重。也说明画版在民间文化上具有重要的传承性。因而，守住画版是武强年画艺人们的一个坚定不移的传统。正由于这句话，这批顶上画版历尽凶险，保存到了今天!
       从前一件文书(咸丰元年)看，立约一方为贾崇德。贾崇德的父亲贾行礼肯定生活在道光年间，如果还早——便是嘉庆。那么这顶上秘藏之版会有嘉道的古版吗?如果贾行礼一代手中还有来自他的先人更早的古版呢?此时，我对屋顶上的古版已充满神奇美妙的猜想了。
       祖宗留下的“分家契约”上，
       明文写着“画版只许使不许卖”
       为此，在第二天发掘古版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我说：“这顶上秘藏古版最大的悬念是有没有清初前三代的古版，倘若有，就是民间国宝。”
       发 掘
       10日晚，冷雨彻夜未停。我给京津的亲友们通了电话，方知数十年未遇的寒流正笼罩着我们这次田野抢救。
       11日清晨。得知由京、津、鲁、楚等各地闻讯而来的专家与记者已有百余人。星夜里赶至武强的有著名民俗学者白庚胜和民间艺术专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薄松年先生。薄松年先生的到来将使这次古版的鉴定更具权威性。但老先生早已年过七十，居然冒雨而来，令我感动。此时，雨未停，风又起。我拟建议发掘一事改期。但记者们的积极超出我的想象。《东方时空》、山东电视台以及凤凰电视台的记者们连早饭也未吃，揣些干粮在衣兜里，就扛着机器奔往旧城村。争取在大批发掘人员与记者们到达之前，占得最佳机位。
       早饭时，我对薄松年教授说：“道路很滑，您不要去了。”
       薄松年教授说：“不，我一定去。搞田野调查怎么能不下去?”他很坚决。
       我与郑一民和县政府有关人士经过紧急又短暂的讨论，决定按原计划今日上午发掘，下午鉴定。但要注意几点：
       1．要保证发掘出来的古版不遭受雨淋。
       2．每块版出土都要编号。
       3．确保现场所有人员的安全。
       大队出发时，当地政府为大家又准备了一百双胶靴，竟无一剩余，可见人们对发掘过程的关切。
       我因昨日去过现场，没有再去。而是去武强年画博物馆看馆藏的古版。我想更多地了解武强画版的题材种类、不同时代的风格，以及刻版的手法，好为下午的鉴定做相关的准备。
       武强年画博物馆已经整理出来的古版有三千七百八十八块，包括套版。其中二级文物四十件，三级文物九十件。在近期对年画产地拉网式的普查与抢救中，又获得一些古版，尚未清理出来。已整理好的古版均整齐地放在柜橱与书架上，只是还没有实行计算机的管理。武强年画博物馆的藏版数量在中国各个产地中应占首位。这表现武强年画资源的雄厚和他们对自己文化的珍重与经意。
       在发掘现场那边，进行顺利。后来我通过梵宇的现场录像看到，发掘时首先除掉屋顶的砖层，砖块下边的一层黄土很厚，达三十多公分。发掘人员除去土层，再用瓦刀小心而轻轻地将画版一块块从土里取出，有如发掘古墓中的随葬品。然后依次编号，装入事先备好的硬纸夹，再装人防雨的塑料袋中。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房子历时太久，顶上砖层的灰缝早已开裂，长年渗入的雨水或融化的雪水，浸湿了土层。武强的土是黏土，一旦渗入水分，很难散发。尽管当年贾增起藏版时将雕刻的一面朝下，但木版很怕水与土，故而背面大多朽坏，严重者糟烂不堪，面目全非。西边房内用纸吊顶棚，比较透气，尚有一些古版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东边房内的纸吊顶棚坏掉后，改用塑料吊顶，水气闭塞在内，致使顶上藏版全部腐烂，无一幸存。这是事先全然不曾想到的。也是任何考古发掘都共有的一条规律：结果无法猜，只有打开看。至于这次发掘成果究竟如何，还要到下午的鉴定会上才能做出评估。
       鉴 定
       下午三时，在武强年画博物馆正门前的走廊上，摆放一条十多米长的巨型桌案。被发掘出的贾氏秘藏年画古版，整齐地平放在桌面上。总共五十二个硬纸夹，纸夹上有编号。内放画版一百五十五块。等待着专家们一一鉴定。记者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心情兴奋又焦迫，想看看这中间究竟有没有“宝物”。
       参加鉴定的专家共七位。有薄松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白庚胜(民俗学家)、郑一民(民俗学家)、郭书荣(武强年画专家)、张春峰(武强年画专家)、崔明杰(衡水市文化局专家)和我。
       经过近一个小时对这批古版的反复观察、研究、比较，我大致得出以下的结论：
       1．旧城村贾氏秘藏的古版约为三百块。由于东边藏版全部朽烂，损毁一半左右。
       2．已发掘出的古版一百五十五块。因朽坏而面目全非者占五分之三，套版占五分之一，线版占五分之一。由于武强画版多为窄条木板(宽约二十公分)榫接而成，一些线版，仅为半块。完整和较完整的线版为十五块。
       3．此次发掘的古版，没有神马和神像，如最常见的“灶王”与“全神”，一块版也没见到；没有“门神”；没有武强年画中最具特色的“灯方”和“窗花”。在体裁上，多为四裁或三裁的“方子”，也有少量的贡笺，因为这种贡笺的大版都是木板条拼成的，其中一些部分朽毁，故皆残缺不全。
       此次发掘的古版在题材内容上颇为丰富。经过初步考辨，已知有娃娃戏、戏剧画、吉祥画、美人图和社会风俗画等。
       4．由于画版表面都有不同程度的侵损，很难从视觉上观察古版的年代。确认年代的依据主要是两条：一是画面的内容与风格；二是刻版的时代特点。经与专家们讨论，后又做了进一步研究，对较完整的十五块线版做出初步鉴定：
       我对这批古版总的评价是，数量颇大，在当前我国年画生态日渐势衰、遗存所剩无多的情况下，有如此大宗秘藏古版的面世，令人惊喜。遗憾的是，那时村人保护手段极其原始，故绝大部分都已受潮朽烂，损失惨重。然而，从幸存的较完好古版看，收获仍很可观。从三方面说：一是有的年画题材虽然曾有运用，但此次发掘的古版的画面绝大部分未曾谋面，故有版本(或称孤本)的价值；二是一些古版雕刻甚佳，刀刻线条，如同笔画，婉转自如，极富表现力，应为雕版中的精品。如《乐鸽图》和《万象更新》。三是在年代上，下限为民国初年，上限可至清代中期。如《美人》和《钱能通神》，形象古朴，刀法纯熟，刻线柔和又生动，再晚也是清代中期的刻品。另一幅《三鱼争月》，尤使我关注。就其“三鱼争头”的图像而言，在各地年画都未曾出现过。倒是在中古时代的壁画和侗族石刻中有此形象。此外，无论是构图还是构思，都具有嘉道或更早一些的特征。对这幅画我已在另一篇《古版“三鱼争月”考析》中详细道来。对这批发掘的古版的初步研究，也在《贾氏古版解读》一文中做了周到的阐述。
       这次发掘古画版收获颇大。一方面，它将为武强年画乃至中国民间年画的遗存增添一份沉甸甸的财富。另一方面，也是使我更为感动的——则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们，和我们一起跋涉于泥泞之中，顶风冒雨，绝无退缩。在“媒体指导生活”的时代，他们有此文化热忱与文化责任，乃是民间文化之幸事，也是我们所盼望的。因故，我建议武强年画博物馆将刚刚发掘出的古版，择选两三，刷印若干，赠予诸位专家与记者，作为纪念。同样受到了感动的郭书荣馆长立即应允，于是带着田野芬芳的古版年画便纷飞到众人手中。
       此次田野作业可谓十足的艰辛。由武强返津路上，风雨大作。我们一行人分乘两部车，车身被狂风吹得摇晃——后来才知道河北沿海正遭受一次猛烈的风暴潮。偏偏行到中途，一部车子竟无端熄火，必需众人一齐推车助力，才能发动，但走不多远又熄火停车。于是大家一次次去推，个个浑身被冷雨浇透，鞋子灌成水篓。以致到了青县一家乡村饭店烤火与喝姜汤时还在冻得发抖。田野抢救真的这样艰辛么?
       可是回到家中，打开从武强带回的《三鱼争月》一看，即刻满心欢喜。种种辛劳，一扫而空。
       半年多来，武强屋顶上年画一事就此划了句号。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小小插曲而已。整个民间文化的田野抢救还处处都是问号呢。
       
       
       
       
       
       2003.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