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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罗斯拉夫·赫鲁伯(1923年——1998年)，著名捷克诗人，不仅是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家，也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免疫学家——出版了超过140篇科学论文。赫鲁伯的诗是智性的，有说服力的，也是精确的，他被塔特·休斯誉为“无论在哪里写作，他都是最重要的半打诗人中的一员。”赫鲁伯的作品被广泛翻译，但有很多年由于政治原因，他的作品只能在国外面世。赫鲁伯出版了14本诗集，5本散文集，3本论文专著。
       1923年9月13日，赫鲁伯出生于皮耳森，西波西米亚地区。他的父亲是在国家铁路局工作的律师。她的母亲在一所中学教法语和德语。中学毕业后，赫鲁伯没有升上大学(在纳粹占领期，德国人关闭了捷克的大学)，他只有去火车站的仓库做苦力。二战结束后，赫鲁伯在布拉格的查尔斯大学就读，起初学习自然科学，然后学习医学。1953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5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赫鲁伯战后开始写诗，受到了捷克先锋诗潮的影响。他最早期的诗刊登在《自由词》日报和《花环》期刊上。1948年2月的共产主义政变后，赫鲁伯停止发表作品。
       大学里，他是自然科学家联合会的成员。毕业后，1953年，作为一名病理学家，他在布拉格医院工作。1954年，他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的微生物研究所。1951－1965年，他成为科普刊物《宇宙》的执行编辑。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工作的主要领域是免疫学。
       在“解冻”时期，强硬的共产主义路线开始松动时，赫鲁伯再次发表诗作。他和一些诗人(米兰·昆德拉与他们比较接近)，围绕着《五月》期刊(1955－1959)写作。他们的主张是“日常诗歌”。他们受到了雅克·普列维尔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鼓舞。1956年，赫鲁伯在《五月》上这样宣示他们的观点——“我们平凡的日子是坚固的土地”。赫鲁伯和他的同仁希望摆脱抽象的意识形态宣言，斯大林时期诗歌里的赘生物，他们试图重现那些被忽略的日常状态，每天的普通生活。“只有抓住我们周围的生活，我们才可以表现我们它的动态、它无限的发展，在我们周遭，也在我们内心里。”赫鲁伯说。这实际上也意味着要放弃写那种规整、押韵、旋律性的诗歌，要采用不规则的自由诗体。
       赫鲁伯给捷克诗歌带来了新的主题，那些在研究所、实验室和操作台工作的主人公，他的生活背景令他熟悉这些人。医生，研究员以及其他的诗歌主角，都不是英雄，只是“历史里的无名小卒”，但他们默默承担起了自己的职责，推动人类社会进步。这些主题的表现手法极其理性：他的自由诗接近于散文。它也非常有效，因为达到了语义的简明和精确。赫鲁伯有意回避了传统的抒情手法。他说：“我宁可写给那些从未接触诗歌的读者……我希望他们读报纸或看足球比赛之余能读一读这些实话实说的诗歌。我希望人们不要把诗歌看成是更难懂的、更娇弱的或更值得赞颂的东西”。尽管赫鲁伯的诗歌是高智力的产物，但除了作者的严谨态度从不给读者陌生感，相反，它里面还有许多超现实主义和幽默的元素，赫鲁伯式的佯谬、饶舌、明知故问、装傻，常常能逗乐读者，令人觉得作者亲切友善，毫无高级知识分子的架子。
       在极度压抑的五十年代，赫鲁伯的科学家身份起了关键的作用。尽管他不是共产党员，属于二等公民，但他以学术交流的名义出国考察。他访问了许多国家，包括英国、德国、爱尔兰、印度、澳大利亚和墨西哥。到了六十年代，赫鲁伯经常有机会去美国，到了七十年代，他几乎每三年就必须去美国一趟。他的旅美经历触发了他的写作灵感，他写了两本游记，出版了一本诗集。面对美国，赫鲁伯既着迷又忧虑，他看到这个国家的两极分化和尖锐矛盾。对他而言，美国是一个神圣和亵渎的矛盾体。在游记《住在纽约》(1969)里，他注意到这座城市的拥挤、混乱和无序，深深的地下道和高耸的高楼。他评论道，“上帝没死，只是找不到停车位。”
       五十年代后半期，捷克的自由主义运动开始萌芽，进入六十年代，更成了推动制度革新的主要动力，直到1968年8月苏联对捷克采取了武装占领，自由主义改革才被终止。在改良主义运动的鼎盛期，赫鲁伯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他在捷克主要的自由派文化报刊(《文学报》、《火焰》、《方向》)上发表随笔。他的政治表态在1970年遭到了报复，微生物研究所开除了他。他的作品被查禁，诗集《简短沉思》被销毁，他编辑的爱伦坡诗选也只能匿名出版。当局禁止他出国，甚至禁止他在公众场合出现。
       捷克受到挫折，赫鲁伯感到彷徨，他的诗歌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他早期的信念——人是历史和文明的创造者，渐渐褪色了，而自我怀疑和形而上思索逐渐占了上风。1968年的诗集《尽管》里，他感受到贝克特的绝望，“做艺术家就是去失败，而艺术就是忠实于失败。”
       1972年，赫鲁伯做了一次公开的自我检讨。之后，他获得一家临床和实验药剂研究所的低级职位(1995年，他才重返微生物研究所)。而他的文学作品一直要等到1982年，才在国内正式出版。不过，尽管赫鲁伯在自己的祖国受到压制，他的文学和科学著作在国外深受好评，尤其在英国和德国。他获得一些奖项，例如，他成了纽约科学院的成员，荣获美国奥伯林学院的荣誉博士衔头。
       在捷克，赫鲁伯却始终无法摆脱尴尬的局面，甚至在东欧共产主义崩溃之后。他的文学同行无法原谅他的那次自我检讨，甚至有谣言说他和捷共的秘密警察有勾结(因为他在80年代重新获得了出国旅行的权利，而其他大部分作家仍要忍受严密的监视)。还有一些人无法原谅他在70、80年代的冷漠表现，他们认为这说明赫鲁伯已经放弃了自己在50、60年代的自由主义理想，他是背叛自己的人。对于赫鲁伯的诗歌，也有一些人表示不屑，他们认为赫鲁伯的语言过于简单，是为了方便翻译成英文，而他的国际声誉就是建立在英译本上的。
       1980年代以后，赫鲁伯写了许多思想随笔，展现了他渊博的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知识，他也清晰地传达了自己对人类文明进步的乐观情绪。这些随笔和他的诗一样，深受西方读者的欢迎。而他的后期诗歌，呈现了两种诗歌道路的交织影响：一边是欧陆神秘主义的，韦拉德米尔·霍朗或贝克特式的，悖谬、隐秘、内心化；另一边是英美实证主义的，奥登式的，理智、明晰、幽默感。赫鲁伯的诗风越来越散文化，简约、客观，避免修饰和抒情。他喜欢暗示，而不是明说，在叙述上追求平淡冷静，但又有突然的转折，使得诗歌的阅读效果更像智力游戏，而不是情感共鸣。
       赫鲁伯的最后一本诗集是1990年的《失肺综合症》，是在捷克的“天鹅绒革命”后出版的。这部诗集里，赫鲁伯更充分地表露了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尤其是他免疫学家的职业身份，他以疾病作为隐喻，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探讨。在生命的最后岁月，赫鲁伯大部分时间奔忙于他的科学研究工作。在接受一份英国报纸的访问时，当被问到他如何平衡诗人和科学家两种身份，赫鲁伯回答说，“去做一些有结果的事是令人心满意足的，你暂时不需要诗歌了，做好实验本身就是一首诗。”但不管怎样，赫鲁伯在诗歌上的成就仍然是其他捷克作家无法比拟的，正如曾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文学教授的捷克诗人博罗尼斯拉瓦?沃尔克瓦抱怨的：“在美国，没有哪个捷克诗人是众所周知的，但赫鲁伯是。”
       1998年7月14日，赫鲁伯与世长辞。他的离去，是世界文坛和医学界的双重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