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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
       有时候，诗歌的凝静与内敛冲刷着灵魂，那内心的刹那颤动，于无声处让你感受到日常生活细节和存在世界的真实，会有一种无比喜悦的快感漫上心头。杜青当之如此，我惊讶于她的诗如此流畅、圆润，明丽而不纤细，如此朴实无华，在平静下面张扬诗性，让人感受到一股内敛的激情，顿生高歌一曲的冲动。
       ——阿翔
       a_xiang2003@163.com
       阿翔：我收到你寄来的一本你的诗集《一粒沙上的大海》，这是我漂泊到广东后收到的第一本诗集邮件。呵呵，我在这本诗集感受到一片蔚蓝。你在选诗时有没有某种考虑？你怎样看待它在你写作生涯中的位置？
       杜青：哦，那是我7年来写的诗歌作品，我出这个集子的最初目的就是说给自己的诗歌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既然是这样想的，我在选诗时就很纯粹，就按年历选，时间明显，思想观念和写作手法随着时间的变化都明显地在变化着，有我成长的痕迹。
       我在《一粒沙上的大海》的后记是这样写的：“我没有说出心中更重要的秘密，那就是，我热烈地爱上了小说，但心中却一直感恩着诗歌。是诗歌引领我来到一片宁静的天空下，让我改变生活的方式，让我看见世界、人、生命。诗歌像是我的母亲，我必须把母亲安顿好，才能安心地踏上新的路途。”很明显，《一粒沙上的大海》出版在我的写作生涯中的位置就是我刚在写作的道路上仿佛刚离开起跑线，像一个游子背着行囊出门去寻梦，而梦在永远的远方，我需要刚毅地行走。其实，这感觉伴我多年了。
       阿翔：那么，到2008年，你已经写作诗歌多少年头了？你能否谈谈你写作的历程，尤其是最初写作的动机？
       杜青：我是2000年开始诗歌写作的，已有8年头了。我的写作从一个陌生人的一句话开始。在1999年底，我出差到深圳，（那时我在一个单位当会计）席间偶遇香港天天日报的一位记者，他姓缪。那时，他正在深圳办小说培训班。我知道他是记者，心中满是敬意，他问我写不写东西，我的脸马上就红了。我想着我这天天算钱的手，怎么可以去沾染那文字呢？文字在我心中是那么圣经，我怕污染了它。于是我说我不是读中文的。他说当作家的不一定都是读中文的，读中文的不一定都能当作家。就是那句话，改变了我后来的生活道路。起初，我写了几个微型小说，他看了说比他想象中好，虽然未能发表，但我心中已得到了鼓励。2000年春，我莫名其妙地写了一节分行的文字，并厚着脸皮拿给我们市里的一位老作家（我在之前帮他画了好几本书的插图）看，老作家很惊讶，说没想到我还会写诗，还给我许多投稿的地址。于是，我的诗歌就到处飞，没想到还到处都发了，还有稿费，更给我惊喜的是，竟然有人把我的一首诗歌谱了曲。
       从那以后，我就没有离开文学。我心里一直感恩着缪记者，可是多年失去联系了。
       阿翔：这让我有点惊讶，我以为你之前肯定受过某种文学熏陶。我是说，在你写作前，你是否受到过文学影响？
       杜青：文学氛围倒没有。不过以前读书时，作文倒不错，可以说每次都被当作范文。
       阿翔：那不就是了嘛，这么说来，可以能找到你写作最初的痕迹。可不可以谈谈你小时候在哪里度过？
       杜青：我出生在海丰县可塘镇的一个农村，听母亲说我当时刚生下来就准备不要我了，把我搁放在门后的粪箕上，等父亲回家就把我扔到河里。父亲那时候在邻镇当裁缝，那晚刚好没有回家，我才活了下来。到下户回城镇时，父母亲都回到镇里居住，而我留在农村，跟着奶奶，到了7、8岁才到父母亲身边读书。
       我的小学基本上是在父亲工作的地方叫流冲墟的地方读的，虽然叫“墟”，其实也是农村。那村连同周围十几个村庄都是余姓，我在学校读书是异姓，同学们对我特别好奇。也许是因为太多人在注视着我，我在学校里十分活跃，美术，音乐，作文可以说是出类拔萃，常常在这方面为学校赢得荣誉。
       阿翔：你现在恨不恨你父母亲？
       杜青：不恨。母亲那样做也是心中有苦。因为，在我上面已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了，那时候家境那么贫苦，母亲不要我，也是一翻好意。
       阿翔：看来可谓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有没有东西给你童年的记忆刻下了不可抹灭的印记？
       杜青：没有鞋子穿，最可怜。我读一年级的时候在镇里，与父母亲不在同一个地方。冬天了，我没有鞋子穿，冷得要命，上体育课时，不好意思让老师和同学看见我的脚，可是我的裤子很短，谁都看到我穿的是凉鞋和冻得红红的双脚，我很尴尬。多年来，我都做着同一个梦，梦见大庭广众之下，众目睽睽之中，我没有穿鞋子的那种尴尬。
       阿翔：童年总是这样让人难以忘怀，她们源自于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在我们成年之后，她像个隐性的瓶子，装满了很多透明的东西，如果你用一个成年人的眼光去看，是怎样的东西使你坚持下来，保持童年那种令人心动的感觉？
       杜青：也许是对远方的向往，让我生活得津津有味。其实我们对童年保持清晰的记忆，我想并不是因为我们有所坚持，只是那时候我们的生活比较简单，内心比较单纯，把事物储存起来，没那么容易忘记而已。童年是过去，如果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不管是苦是乐，它总属于我们自己的，自己的东西回味起来会激动也正常呀。
       阿翔：读你诗作的总体感受是，你的诗歌是偏于内省的。在语感上显得随意、柔和，譬如“它隐缩成一个空洞的词语，空气一样在大地上/离我们很近，其实很远”（《爱情》），我以为这很符合你的内心，那么你怎么看待诗与人的关系？
       杜青：诗与人的关系就像空气与人的关系。我们不写诗时，诗依然是存在的，它无声无息地存在于我们的周围，存在于我们的视野之中和之外。我们写诗时，是我们发现了诗，而不是创造了诗，诗通过我们的思维转换成另一种形式存在，被更多的人阅读，感觉。
       阿翔：这些年，很多人在诗歌的技术上下了很多工夫，呈现出来的是复杂的写作，甚至是一种炫技的写作，你在这方面好像没有作过多的努力。
       杜青：可以这么说。但写诗是需要技巧的，只是过于追求技巧的作品有点形式多于内容之嫌。一首诗歌的技术处理，一般体现在诗歌的语言和节奏上。而语言和节奏本身就包含着一种技巧在里面，都是与各人内心审美有关。若刻意去雕刻语言，语言就会变得花枝招展，忸怩作态。但不讲究语言的技巧，语言就会变得松松垮垮，像一个身材臃肿的村妇，缺乏美感。而诗歌的节奏，我认为它是早已存在于诗人心中，仿佛先天生就。诗人在写作中，能把节奏把握得越来越好，是他在后天的学习中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技巧也是需要创造的。我在这方面也不是没有努力，只是一些人应用的技巧，我不认同而没有去追应而已。我认为任何诗歌都是有技巧的，只是应用的技巧是否高明就难说。一个初学习写诗的人，他对语言和节奏的把握可能没那么老练，看似没有技巧，其实不是。那种技巧就像呀呀学语的孩子那样纯朴和稚嫩。我还认为诗歌写老了，应回归到最初貌似没有技巧的时候才是高级的。
       阿翔：从你的诗歌里常能感受到对脆弱性的表达，对柔软的甚至是软弱无力的东西的敏感，比如你有这么一首《下午》。是否因为经历了生活的磨砺，感觉到精神资源的匮乏？
       杜青：人一辈子总有许多经历，许多克服，许多无奈。我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弱者，都是匮乏的。人经历多了，对事物的认知日益深刻和丰富，其内心应相对充实才对的。但人又是矛盾的，许多人因为经历多，知道的多，反而有种被聪明所累的感觉。有时候又觉得自己对世界一无所知，而感到彷徨和焦虑。我想这些都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许多人，甚至整个人类的问题。许多人都会有种身处人群，而内心感到寂寞的时候。
       
       阿翔：接下来说说你如何创办《蓝风》民刊经历吧，从最初一本简朴形式过渡到精华形式，我似乎感觉到你从激情慢慢回归到平趋，甚至厌倦……
       杜青：一个没有名气、诗歌又写得一般的人要在一些刊物发表作品是很困难的。《蓝风》创办于2003年夏，我刚写诗没几年，那时的诗歌相对于现在来说，当然是不能对比的。说点最实在的话，创办《蓝风》首先是因为我热爱诗歌我写诗歌，我可以为自己发表提供方便，其次才是为那些不方便发表的诗人们提供方便，至于是否想为广东的诗歌建设出点力，最初可没有那种情怀。当时，恰逢广东建设诗歌大省，《蓝风》不但受到诗人朋友的鼓励，还收到了省作协领导的鼓励。虽是精神上的鼓励，但对年轻的我来说，是一种动力。
       《蓝风》刚开始时，是大32开的小本本，季刊，有小部分诗人朋友订阅。后来经费越来越困难，无法正常按季刊出版，我就改成不定期，但还是有诗人朋友想订阅，我说只要想看我送就是了，不用订。说实在，我是怕刊物一旦出不来，人家订的钱我又没法退。怕落个吃人家钱的坏名声。不定期后，我总是想，要做就把它做好，不然就不要做。那时候又有浪子，安石榴、黄金明、梦亦非、林雨、黄礼孩等广州一帮朋友的出谋献策和帮助，《蓝风》一下子从文本质量到排版装帧设计都提高了一个层次。近两年来，广东的诗歌民刊越来越多，我就有点想抽身了。说点更自私的，这些年的办刊中，我慢慢成长，我自己也感觉到我的诗歌有了进步，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把作品写好就好了，办不办刊都意义不大了，再说广东又不缺乏民刊。我也曾对黄礼孩说，广东有《诗歌与人》就很骄傲的了。不办刊有还其他的原因。一还是经费的问题。虽然有时向政府打报告，但手续很繁琐。为此要磨嘴皮说好话托关系，很累。向企业要赞助的倒好说，多是热爱文化的人主动支持。但时间长了，老是要人帮助，不好意思。再一个就是我近期写小说较多，而写小说太需要时间了，我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搞诗刊。可是，我现在还是放不下《蓝风》，太多人不让我放弃，我心软了。
       阿翔：你生活在汕尾，你似乎不曾迁移过。呆得久了，总会有一些痕迹渐渐被岁月遗忘，回过头来，你怎么看待自己生活的地方？
       杜青：汕尾是个养生的好地方，我热爱着这里，我想我会一辈子都住在这里。汕尾的地理位置很特殊，三面环海，风光秀美。目前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空气也好。我每次外出回到汕尾就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总觉得一个在珠三角能活60岁的人，若到汕尾生活可能能活90岁。
       汕尾这地方的气候很好，夏不太热，冬不太冷，很合适我。我每天带着手帕在身，不是我在模仿古典美人，而我是有汗手汗脚的毛病，一年四季手脚常冒汗，弄得我冬天不敢北上，怕自己的手脚受不了。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挑吃。记得有一次到安徽开会一个礼拜，我没有一顿饭能吃得饱肚。虽是满满一桌菜，但都不合胃口，吃不下。由于我本人存在着许多毛病，我对汕尾更存在着依赖。
       阿翔：在这样一个地方生活可能很单调也很窄，你的生活从哪里来？具体说你的创作源泉是什么？
       杜青：我不认为人的视野要局限于空间。诸葛亮未出茅庐的时候，想的也是天下事呢。而且现是信息时代，我们想知道世界的某个地方是怎样的情况，并不太难。一个人的写作既来自他直接的经验，也来自间接的经验。如果全是直接的，那太可怕了。
       我的创作源泉当然与我的生活有关，但也不局限于发生在我个人身上的事情。我的遭遇，可能是一群人的遭遇，这样想时，写作视野就开阔了。我把我自己看作一个家庭、一个国家、一个气流在日夜不停地循环的宇宙时，我处身何处又有什么关系？哪怕我委身在一片残瓦之下，我也是一个天下。
       阿翔：由此可以看出。你与日常生活保持亲和，又要克服来自物质生活的非诗因素的引力，既要站在大地上又要仰望着天空。
       杜青：：抬举我了！我想真正的诗人骨子里都是有点清高的，在物质面前，都是有点不想为难自己的。“既要站在大地上又要仰望着天空。”这句说得很好，许多诗人可能都这样。
       阿翔：：我知道你不仅仅是一位诗人，更多的时候你在写小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诗歌本来和小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你怎么将这两种文体的写作统一起来的？有相互冲突的时候吗？
       杜青：是，我现在学习写小说，但写小说时无法写诗。我没法将两种文体统一起来，我只能把诗融进小说里。小说里面可以包含多种文学体裁，诗歌的表现形式在小说里只能充当一种情节需要。
       阿翔：你曾说过“我若这样一日千里，很快就要到达天堂了”，为什么？
       杜青：当时梦亦非总鼓励我，我每写一首诗都会在网上给他看，而他总是说好，进步大。我在得意之下，想着自己若这样进步还得了，世界上那些大诗人不是很快就要落在我的背后了吗？当然，这只是一次玩笑时说的，不能当真。
       阿翔：呵呵，这个老梦啊，把人夸上天了。我觉得你最近的诗歌在写生活的常态，从情感出发，然后显现出某种命运感的东西。
       杜青：是。我喜欢有生活气息，或时代气息的诗歌。虽然写作是个人行为，诗歌是个人心灵的东西，从狭义的讲，并不是不合理，起码它是表达个人对事物的感受。但从广义的讲，它就不是个人的，一篇作品它藏在作者的抽屉里时，它可能是个人的，当它被相互传阅或发表了，它就是大众。它应负有时代的责任。
       阿翔：你喜欢名著吗？哪一部曾给你留下难忘的印象？
       杜青：喜欢的。但我像是个病人，记忆超常的差，也许是以前脑震荡的缘故，我总想不起许多东西，当然也想不起什么名著曾给我什么样启发和帮助。即使我现在想起一些书名来，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记不具体。不要说别人的作品，我连自己的作品都记不得。几年前，我同几个朋友到汕尾管辖下的陆丰县城采风，看到了当地的一家报纸发了我的一首诗，我看了对朋友说这儿也有人叫杜青呢。再看看，我又说我也写过这题目的诗呢。朋友告诉我这是我写的。我才渐渐记忆起来。你看，多么荒唐的事情！
       阿翔：对你来说，哪些诗人是可以不喜欢的？
       杜青：在我的心里对诗人的要求很严格，并不是凑着热闹写写诗的人就可以叫做诗人。诗在我的心里是神圣的，高贵的。它是精神上的事业，而不是俗世中的事业，不是用来哗众取宠的，也不是用来追求功名利禄的。我写诗，从自己的心灵，生活，感受出发，至于诗歌能为我带来什么我就接受什么，总认为那是意外的收获，我不会对诗歌的赋予有太多的要求。那么，我不喜欢的诗人，就是那些有很多要求又总爱埋怨的人。
       阿翔：谢谢你接受我代表《诗歌月刊》采访，你的回答很精彩。
       杜青：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