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头一回见到D是五年前。我和一位美国女诗人在我们小镇的书店朗诵，由D主持。按惯例，朗诵会后大家一起到附近酒吧喝一杯。D坐我斜对面。我们岁数差不多，而他像个青少年，正做牙齿矫正，满嘴钢箍，笑起来难免有些狰狞。人跟人相识往往靠机缘，有时只是一个词，像暗号对上了。D提到他家新铺石板上的鱼化石。我很好奇，于是他请我到他家做客。
由于鱼化石，我被卷入他的生活。每周二晚上，我跟他到加州首府萨克瑞门托(Sacramento)的一个老年中心，参加由他主持的诗歌工作坊。那都是些身处社会边缘的散兵游勇，因为热爱诗歌走到一起来了。由D掌控时间流程，俨如法官。每个人轮流读自己新作，读罢由大家评点，任人宰割，最后才轮到作者说话。有人忍不住提前辩解，只见D口中一亮，喝住。散了会，大家到附近一家名叫卡柔斯(Carrow’s)的美国餐馆，其饭菜可怕，无论点什么都得后悔。有人提议换家馆子，但由于价格距离和惯性的左右，使我们依然忠实于卡柔斯。那儿的最大好处是空旷，以及因空旷带来的自由轻松的气氛。我们聊天写联诗，直到夜深。那多少像个秘密团体，准备语言的暴动。大概由于远离中心，加上老弱病残，恐怕连FBI都懒得记录在案。
他父亲是银行家，十多年前病故。他不少诗是写给他父亲的，有一首诗写的是生死临界处的父子情。他告诉我，二战期间，他父亲在美军潜水艇服役，常躺在鱼雷发射管里睡觉。若战友使坏，一按电钮，他就会从梦中射向大海。奇怪的是，那幽闭恐怖症竟会遗传，跟潜水艇一起深入D的潜意识，再呈现在他的诗中。人的经验是不可重复的，但却会通过别人的体验得以延伸。我猜想，D的梦境多半在深海，而他的情人就是潜望镜中的敌舰。
在他看似光滑的生活中，死亡是个巨大的阴影。他家哥儿五个，他居中。两个哥哥一个弟弟都因病先后去世。最近的死亡是他大弟弟，住圣地亚哥，去年感恩节还开车来看他，回去后就不行了。对D来说，死亡好像是个谜语，而谜底是现成的。
D是上高三因失恋开始写诗的。他在被迫选修的数学课上写诗，被老师发现。他跟老师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协议：老师容许他在课堂上写诗，但不给学分。他年轻时生活混乱，大学没毕业，更换工作也更换女友。里尔克在《秋日》中写道：“谁没房子，就不要建造房子。／谁孤独，就永远孤独……”D反其道而行之，没房子就非得建造房子，最后还成了建筑商；孤独却偏不甘孤独，近四十岁和B结婚。B在州政府工作，专管捕鱼和狩猎。她是那种有定力的女人，像锚，把他这只船留在港湾。
他是个现在进行时的美国建筑商，我是个过去时的中国建筑工人。建筑是男人的行业，语言粗鲁直率，但挺有人情味。若要盖栋房子，他先把小算盘拨拉一遍，再把活分派给各种小公司承包，既得懂专业又得懂人情。有时候跟他到工地转转，他跟师傅们打招呼，仅三言两语，什么都在其中了。待一天的活安排妥了，他溜回家，关起门来写诗打瞌睡。
他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写诗的共和党人。两年前，我们到旧金山度周末。在外面先喝了一圈，街道和路灯开始摇晃起来。我俩像难兄难弟，互相搀扶，回到旅馆的酒吧接茬喝。他趁醉慷慨解囊，请坐吧台的每个人喝一杯。电视正在播放总统大选的进展。我问D支持谁。他一下酒醒了，嘴一歪，露出亮闪闪的钢箍。他嘶嘶地警告我说，别在这儿问，周围的人会杀了我。原来旧金山是民主党的大本营。
今年D五十岁。生日那天，我们到一家意大利餐馆吃晚饭。D的牙箍终于摘掉，露出整齐雪白的牙齿。他告诉我，他弟弟病危，活不了几天了。他强作欢颜，笑容是一寸寸展开的。他眼角有一滴泪，不易察觉。
二
一个城市对于一个人，往往就是中心，不在于其大小地理位置重要与否。这就好比每个国家出版的世界地图都把自己置于中心，好在地球是圆的，用不着为这打架。北加州的小镇戴维斯(Davis)，对我来说就是世界的中心。这道理也简单，无论我飞到哪儿，最后都得回来——我家在这儿。
如果戴维斯是中心的话，那么我的活动半径就是本文所涵盖的范围。依我看，在这个汽车时代，人的活动半径应在一百二十公里左右，开车往返应在三个小时以内，这意味着对上班族来说每天可以回家。按速度比例，当年在北京骑车，活动半径是二十公里——我最远骑到香山的工地上班。旧金山正好在我的活动半径内，可算作戴维斯的卫星城之一。
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是为工作而搬到戴维斯来的；不同的是，我并没有因失去工作而搬走。从九五年秋天起，我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了两年书，最后老板找我谈话，她神色凝重，鼻子上有一道深深的横纹。我竟对她产生同情，好像被解雇的是她而不是我。我琢磨，她在说这番话前，内心得经受多大的折磨。 ，由于家庭变故，我在外晃荡了一年多，女儿回北京读书，我们把房子租了出去。在此期间，有一次我到湾区出差，从机场租车开回戴维斯。下八十号公路转一一三公路，再沿拉索大道(RussellBlvd)出口。一进入戴维斯，暮色苍茫，华灯初上。突然一股致命的乡愁袭来，我强忍泪水。戴维斯于我意味着什么?这个普普通通的美国小镇，就是我的家，一个人在大地上的住所。对于漂泊者来说，它是安定与温暖的承诺；对于父亲来说，它是守望女儿的麦田。
当年我师傅常对我说：“哪儿的黄土不埋人?”这话虽有穷人的无奈，但也包含了一种绝对真理。说实话离开故乡久了，家的概念变得混乱。有时我在他乡的天空下开车，会突然感到纳闷：我在哪儿?这就是我家吗?
我家，在不同的路标之间。
戴维斯坐落在加州首府萨克瑞门托(Sacramen-to)以西十二英里处。一八六八年，当铁路穿过一望无际的麦田，在这里停留，连车站带小镇得名于本地农民兼财主戴维斯。命名的过程至今是个谜。当一个人成了一个城市，这城市必然会塞进那人的性格。我仔细研究了有关戴维斯本人和这小镇的记载，发现有不少共同点。比如，这小镇正如戴维斯其人，重农轻商。这儿有全美最好的农学院，但市中心一点儿也不繁华，我女儿常抱怨没商店可逛。还有，由于继承农民戴维斯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传统，除了外来的大学生，几乎全体居民都得了嗜睡症，一到晚上九点，家家户户都闭门熄灯。
我家住在戴维斯西边的帝国大道(1mperial Av-ellne)。但愿这街名别给人非分之想，这和纽约那些大道毫无共同之处。本街的居民，多是些对世界漠不关心而过分礼貌的帝国主义者，大家准是被嘘寒问暖这一套礼仪折磨得疲倦不堪，尽量缩在家里，毫无向外扩张的野心。这是条相当僻静的小街，一眼就能望到头；草坪像绿色补丁错落有致，缝补着灰色的道路；我家和邻居的猫窜来窜去，互相串门。七年前我们搬进来时，这里还处于城镇边缘，后院面对另一种历史——风吹草低见牛羊。
我去信箱取信，邻居家的两条狗像往常那样狂吠。我站在帝国大道上，望着冬天苍白的太阳，叹了口气。
三
开车去旧金山。过海湾大桥，阳光明媚，无风也无通常沿海湾涌来的浓雾。十二点整到F家。通过内线电话，女主人请我们在楼下稍候，他们马上下来。见面时难免拥抱握手，由于男女有别内外有别，局面一时有些混乱。若男人抱拳，女子道万福，则会免去不少麻烦。这方面最繁琐的是法国人，见面分手都是左右贴三次腮帮子才肯罢休，助长了流行性感冒的气焰。
我推坐轮椅的F到附近的餐馆。F是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的教授，是中国历史的权威，曾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和美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他夫人H是上海人，意大利文学博士。她心直口快，凡事爱刨根问底。
进德兰西(Delancey)餐馆，坐定。H告诉我们，这家餐馆是由监狱办的，从侍者到厨师都是服刑犯人。这真是个好主意，为他人服务改造自己，表现好的减刑，让他们最终融人社会。F提到上次陪他父亲进餐，一时找不到大衣，问侍者，答曰被偷了。这种犯人的自嘲倒应该广为提倡，尤其在知识圈，他们犯了罪却不自知。
F的表情像孩子，眼睛湿润，时不时闪着调皮的光。他话并不多，而突然爆发的大笑能震碎杯子。H对丈夫情意绵绵，那是令人心动的爱情。她说起在一次聚会上，朋友们让F交代他俩的恋爱史。没想到见过大世面的F，拿着麦克风突然哭起来……
我们点菜时，F打开我送给他们的诗集，翻到头一首诗《岁末》。“白金尺。”他念叨着，像调音师在寻找绝对的辨音力。他是那种很特别的智者。他一生坎坷，涉猎极广。其实知识也是一种权力结构。F既在这权力结构的顶层，又同时置身其外。汉学只不过是为他人生提供了一种向度，并未覆盖一切。依我看，不少汉学家毁就毁在这儿：汉学既是饭碗，又反过来主宰其精神世界；这种互相占有的结果，使他们失去了“白金尺”。
说到真实(truth)，引起一番争论。说来真实是由交叉小径组成的花园。一个人的真实，只在某一点和他人的真实交叉。
F讲起他在哈佛读书时，也写过诗办过诗刊。有一天，诗友戴维(David)拉他去拜访佛罗斯特(RobertFrost)。他们找到他家，敲门。佛罗斯特出来了，他七十多岁，身体硬朗。戴维壮胆说：“我们也是诗人，特地来看望您。”佛罗斯特摇着食指说：“你们不能管自己叫诗人。”他俩愣住了，转身撒腿就跑。
午后时光慢下来，甚至停顿了，杯中的残酒即证明。H提议我们换一家咖啡馆坐坐。起身出门，时间又继续流动了。
我们穿过一片相当豪华的住宅区，全都属于劳改局，犯人们就住在里面。这可是旧金山寸土寸金的地段，连一般中产阶级都负担不起。咖啡馆和那家餐厅一样，都属于劳改局。里面很大，兼卖书。桌椅大小高低不齐，有沙发纵横，可立可坐可卧可打盹儿做梦。我们点咖啡和红茶，F要了杯白葡萄酒。H告诉我们，在这里服务的犯人是属于戒毒中心的。我不禁犯嘀咕，他们自己戒毒倒不要紧，可别顺手给我们下点儿蒙汗药什么的。
说起前两天哥伦比亚航天飞机的爆炸，H告诉我们，F这两天为此很难过；而他的中国学生认为，那是典型的美国式思维，是人类无限度自我扩张的结果。
我说，若生不平等的话，在死亡面前是人人平等的。那七位宇航员至少是自愿去死的，而炸弹下的阿富汗农民和饥饿中的非洲儿童则没有选择的余地。F又提到白金尺。他说，人的很多努力是非实用的，但有意义。他的话有道理。但我接着说，这种死亡是被美国媒体无限夸大了，成为民族国家神话的一部分。这样做，起码是不尊重死者应享有的宁静。
F又要了一杯白葡萄酒。时间不早了，我们还要到唐人街办事。H提议再坐一会儿。在F上厕所的时候，她突然哭了，她为她丈夫的身体担忧。
回家的路上，我记起我那首诗的结尾：“这是并不重要的一年／铁锤闲着，而我／向以后的日子借光／瞥见一把白金尺／在铁砧上”。
四
戴维斯人民公社成立于若干年前，这和合作开荒发展农业或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集体谋反都没关系，而是一些住在戴维斯的中国人为了巩固友谊消磨时光而凑成的松散团体，自诩为“人民公社”。主要活动是吃中国饭喝白干嗑瓜子闲聊熬夜打牌钻桌子。X是画家兼美术设计，憨厚正直，助人为乐。他们两口子好客，加上房子大，顺理成章成了公社的据点。每到周末大家事先不打电话，破门而人。满屋欢声笑语，通宵达旦。
B是一家复印店的老板，可算本地侨领了。他为人和善，笑容可掬，说话有时吞吞吐吐，故得“保密”的雅号。他身为老板，克勤克俭，尽买些二手复
印机自己翻修。拆装擦洗中，总会多出些零件来，他顺脚踢到一边，只要复印机运转就行了。要是人的生活在拆装擦洗后能还原就好了，而那多出的零件正是感情中未知的部分，闲置时有潜在的危险。B表面上满不在乎，内心必有疯狂之处，要不怎么无端端信了“天功”，还成了本地骨干。他自以为有了魔法，可呼风唤雨，让外星人调节室内光线，但每回表演都以失败告终。
L曾一度领导戴维斯中国女性时装的新潮流，后来搬到硅谷，眼见着这里女社员们花一般全都蔫了。逢年过节，她回娘家似地风风火火赶回戴维斯，一身时髦打扮，照亮了我们黯淡的生活。她是那种天生不发愁的人，永远乐呵呵的。有人说过，幸福是一种能力。果然如此，她原来那份工作让我羡慕不已——在实验室砸核桃，既轻松又不费神，还能顺手吃俩补补脑子，外加各种福利保险。可人家一甩袖子把那活儿辞掉，转身生孩子去了。
J来自北京军区大院，可一点儿也没染上那颐指气使的傲劲。五年前她来戴维斯考查美国生活，想顺便找个如意郎君。于是公社作为一项重大任务布置下去——纲举目张。当时领导潮流的L正在善于保密的B的复印店打工，引起中国小伙儿H的注意。可L名花有主，于是提到待字闺中的L这一网就捞了条小尾巴鱼。他俩虽住同一小镇，可先通了三天三夜的电话，昏天黑地订了终身，然后再见面约会。说来也巧，这位在美国长大的H用英文写诗，报考加大戴维斯分校是冲我来的，可还没等学生到老师已被解雇了。他边读书边打工铺地板，花钱如流水，欠了一屁股债，满脑子乌托邦梦想。有一回，我们一起去海边野营，他边喝啤酒边开车。他对我说，他要建一座城，把我和别的艺术家养起来……
一石激起千层浪。几年前，从北京来了个跟我们沾亲带故的女人，先住我们家，后搬出去自立门户。她耐不住这小镇的寂寞，于是开始勾引公社的男社员，一度几乎让主妇们人人自危。要说她人并不起眼，打哪儿来的魅力?后来才明白，她在公社分配浪漫梦想。用诸如温莎公爵的故事和巴黎温柔之夜的承诺，拉拢腐蚀革命干部。等大家猛醒把她扫地出门，才意识到，我们这儿缺的就是梦。
去年感恩节，公社社员从美国各地匆匆赶来，男女老少共二三十口子，只能打地铺。这回除了多年的革命传统外，还增加了新节目，由X为女社员拍艺术照。只见个个浓妆艳抹，风情万种。X忙乎了三个星期，用电脑修版配背景，那些玉照最终制成挂历，或买或送，为新的年景增色，一时传为佳话。五
五
常有一些不速之客敲我们家的门。首先是上帝的黑衣使者们，多半在周末，随门铃叮哨一响现身。他们彬彬有礼，诚恳耐心。久了才知道他们来自不同门派，有天主教，福音新教，摩门教，基督见证人，还有些边缘化的神秘邪教。
他们不仅带来各种语言的宣传材料，而且有联合国才具备的众多翻译人才。有一天是刘伯伯开的门，他被黑衣使者说懵了。我赶来解围，说他不懂英文，只会中文和俄文。那人伸出食指问，哪种语言更好?我顺口说俄文。本以为糊弄了事，没想到下个周末人家真带来个俄文流利的教友。我估摸，若说只懂斯瓦西利语，他们也准能从非洲派个黑人牧师飞过来。
一般来说，跟他们谈话无趣，让我想起“文革”期间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其中大都温文尔雅，只是规劝我跟他们一起上天堂。也有极少数狰狞的，嘶嘶地用世界末日吓唬我。我这人心软，从不敢让他们进门，否则每个周末我非得跟他们跪下来一起祷告不可。而东方宗教就没有这样的侵略性——信不信由你。
再就是比世界末日更可怕的推销员。五花八门，卖什么的都有：从杂志到厨刀，从游艇到杀虫剂。他们说得天花乱坠，一不小心就得中圈套。有一回，我被一个模样和善的小伙儿说动了，花七十美元买了一本优惠券(couponbook)。光是其中一张就把我乐坏了：终生免费洗车。
我第二天一早兴致勃勃开车到那家车铺，一头钻进机械旋涡中，但还没等烘干，指示灯就把我赶了出来。我冲进办公室，要讨个人间公道。只见那胖子在优惠券上啪地盖了个“一次性使用，作废”的图章，说他们从来没给任何人永久洗车的特权。这下把我气疯了，发誓不揪出阶级敌人绝不罢休。我按优惠券上的电话号码打来打去，最终发现全都是空号。
去年春天，我贪小便宜，放进个推销吸尘器的壮小伙子，他说可以免费给我洗地毯。我家地毯脏极了，何乐而不为?他让我取来我家的吸尘器，和他带来的吸尘器肩并肩。他拿出一袋细沙，扬手撒尽，再用手拍进地毯。我暗自叫苦。他先用我的吸尘器来往数遍，然后再用他的一带而过，奇迹般，细沙都聚集到那玩意儿透明的肚子里。随后他像刽子手，把电线绕在我家吸尘器的把手上。他对我说，在西部牛仔时代，这样的笨蛋是该绞死的，还不趁早扔了。我虽羞愧万分，但想想这吸尘器是刚买的，真有点儿舍不得。
接下来他用他的吸尘器表演洗地毯。他边说边演示，前后折腾了两个多钟头，大汗淋漓，像刚从海里捞出来的水雷。我心悦诚服。当他开出价码来，吓了我一跳——两千四百五十美元，够买辆汽车的。在我犹豫之间，他痛心疾首，一减再减，似乎为了我的健康和幸福，他得瞒着老板，自己赔本赚吆喝。最后减到一千四。我真怕他因破产而跳楼，刚要开支票，我女儿冲过来，坚决反对。她说我要买，就一个礼拜都不跟我说话。这比什么都管用，我只好谢绝了。
那推销员像泄了气的皮球，闷坐在那儿喝可乐。我过意不去，跟他攀谈起来。他说到自己时为之一振。我俩角色开始掉换，我不再是那个能承受昂贵消费品的有钱人了，而是他。他说，他从十四岁起就当推销员了。如今他开好车，穿名牌，吃香的喝辣的。再过几年他就是百万富翁了。我想起《推销员之死》，看来这出戏该改改了，得有个喜剧的结尾。
六
我家来了个房客。去年秋天，我要去威斯康辛教书，只剩田田一个人在家，不放心，于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P。初次见面印象还不坏。她四十出头，看起来挺文静，细皮嫩肉的。她在大学的生物实验室工作，每天跟细菌打交道。她丈夫另有新欢离弃了她，于是分家卖房。她临时转租了个小单元，居住条件差，空调不灵，每天晚上都一身大汗。我动了恻隐之心，让她马上搬过来，说好先不收她那个月房租。
待我教书回来，为感谢她对田田的照顾，我从巴黎给她带来手绘的丝绸围巾作礼物。她眉飞色舞，转眼和围巾一起飘然消失了。
她是踩着钟点生活的：下午五点半下班，晚九点半睡觉，早上七点半起床，差一刻九点骑车上班。我算了算，加上中午打盹儿，她每天睡十一个钟头，按她自己的说法是“昏吃闷睡”。周末她倒忙起来，把十岁的儿子接来住，围着他团团转。她儿子踢球，几乎每周末都有比赛，她场场必到，为儿子呐喊助威。
我们一起做晚饭。我掌勺她切菜洗碗，配合默契。我说话，她会像回声般应和，就是拖得长了点儿。“这菜挺新鲜，”我说；“可真新鲜，你说它怎那么绿呀，”她说。“进来只苍蝇，”我说；“一只大苍蝇，它还会飞呢，”她说。“下雨了，”我说；“这雨下个没完，天上地上全都是水，”她说。
要说她可算好房客了：从没人来串门，她手脚麻利，爱干净。她轻如风，走路悄没声的，魂儿一般出没，有时怪吓人的。她关起自己房门，毫无动静，好像下决心从此消失了。我琢磨她要么打坐，要么坐在我书桌前向外张望。
她虽住在书房，可没见她读过一本书。有时我跟田田看录像，她会探头探脑，可一见暴力镜头，她就大呼小叫，落荒而逃。她更怕我们家的两只猫。一天早上，田田看见P带领儿子像两个蜘蛛人紧贴墙壁，蹑手蹑脚侧行，屏住呼吸，满脸恐惧，原来是哈库四脚八叉躺在过道呼呼大睡。
她有一天兴致勃勃喊道：“北岛，你来看。”原来她从北京拍了一本艺术照。她灿若明星，令人刮目相看。她不停说：“你看看，这多像我，跟别人的艺术照就是不一样。”
我问起她的爱好。她自豪地说：“我嘛，最喜欢古典音乐和芭蕾舞。”可她既无录音机也无随身听，对我那几百张古典音乐唱盘不闻不问，来美国十好几年了，甚至连场音乐会都没去听过。“票太贵了，好几十，你说那玩意儿谁听得起呀?”她解释说，“赶明儿吧，我回北京去看芭蕾舞，那什么气派；再不，买唱盘回来好好享受享受……”
我发现有两个问题是碰不得的。一是嫁人。“美国人只知道SEX，好可怕呦!”她眼镜片愤怒地闪亮。我说那就回国找吧。她跳起来，脸憋得通红，缩着肩膀，脖子往前伸，斗鸡般怒斥道：“没门儿，那些人动机不良，利用我来美国，休想!”再就是房子。因地价攀升，我劝她早点儿买房子。她嘴角倒勾下来反驳我，好像我在跟房地产商串通起来给她下套。
若田田不在家，晚饭变得越来越安静，能听见厨房挂钟嘀哒走动和那只总也打不死的苍蝇嗡嗡盘旋。我对她产生某种同情。她的世界又小又封闭：没有朋友，除了儿子就是住在北京的父母，外加那离弃她的丈夫。“不管怎么样，”她对我说，“我认为他永远都是我丈夫。”
今年年初，P从北京探亲回来，因房租问题变得暴躁。她整个变了个人，头上顶雷脚下带火，动辄拍案而起，嗓门儿大，跳着脚跟我们嚷嚷。最后不欢而散，她搬走了。我回到我的书房，会见那些久违的中英文书籍。我坐在书桌前，忽然想到P和她的寂寞。从这儿望去，绿树红瓦在闭合的百叶窗后隐隐闪烁。七
c和夫人女儿一起来我家做客。他夫人漂亮高雅，有四分之一中国血统，还有墨西哥和白人血统，是混血中成功的例子。c在波士顿的赛佛尔(Zephyr)出版社工作，出过我的散文集《蓝房子》英译本和《今天》的英文选集。其实这家出版社就他这么一位专职编辑。Zehpyr是从希腊文来的，意思是西风。这西风从俄国诗歌刮向中国文学，于是c从编书进入我的生活。
午饭后，我们开车去萨克瑞门托。老城沿萨克瑞门托河散开，码头与火车站相连，当年忙于向外输送黄金和小麦。那昔日的繁荣，折射在西部电影中常见的老朽的木头房子和艳俗的旅游纪念品上，显得有点儿凄凉。
我们直奔老城边上的加州铁路博物馆。这是我保留节目之一，但来的次数太多，以至于到了痛恨的地步。
十九世纪的高科技无疑是火车，它彻底改变了人类地理和文化的概念，使东岸的美国人开始往西眺望了。那时从东岸到加州，乘船要五个月，乘马车日夜兼程也要好几个礼拜，且路不好，非颠得半死不可。
一八五四年，当朱达(Theodore Dehone Judah)收到信，请他去设计加州第一条客运铁路线时，他年仅二十七岁。他有个梦想，有一天成为贯通第一条州际铁路的工程师。同年五月，他和他夫人安娜(An．na)长途跋涉抵达萨克瑞门托，一到马上开始投入工作。第一段铁路从萨克瑞门托向东，铺到内华达山脉脚下。而内华达山脉是铁路通向内地的主要屏障，下一步可就难了。
一八五九年，朱达前往华盛顿寻求支持。他和妻子在国会山布置了一间展览厅，展示各种图表草案和调查报告，向议员和官僚们解释太平洋铁路的重要性。但他的提案最终搁浅。一年后他无功而返，回到加州。
朱达进山勘测。当地居民都认为在山里修铁路根本不可能，只有他的好朋友，住在荷兰平台(Dutch Flat)小镇的药材商支持他。他们俩一起翻山越岭，实地考察。有一天，他们和风雪搏斗，从山上扛着设备回到荷兰平台，疲惫而兴奋，他们终于确定了铁路过山的路线。
带着勘测报告，朱达开始到旧金山和萨克瑞门
托寻找投资，但他的游说往往被痴笑。甚至有人说，朱达发疯的巨大铁路计划将会消失在内华达山脉的云端。他一再碰壁，终于出现转机。在一次小规模的演讲会上，他以最快的回报及最小的风险，说服了在场的萨克瑞门托的商人，六人同意组成加州中太平洋铁路公司，其中四位实力雄厚，被称为“四大亨”(Big Four)，包括两年后当上加州州长的斯坦福(Le．1and Stanford)，斯坦福大学就是他用铁路赚的钱建的。
一八六一年十月，朱达再次到华盛顿的国会山游说。太平洋铁路法案终于通过了，由林肯总统签字生效。贯通州际铁路的庆祝典礼在萨克瑞门托河边的泥泞的岸边举行，很多市民都来参加，朱达也在其中。他准是在暗自微笑——在奋斗了七年后，他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
但在修建过程中，朱达看不惯资本家的贪婪做法，据理力争，最后他和他的支持者被公司辞退，他只拿到十万美元的股份。一八六三年十月，他和安娜乘船离开。四天后，中太平洋公司第一辆火车头“斯坦福州长号”卸在萨克瑞门托的码头。经过巴拿马运河时，朱达染上黄热病，几周后死于纽约。当他下葬时，铁轨正沿他设计的路线深入内华达山脉。 进博物馆不远，有三个留辫子的华人泥塑在峭壁上运送一桶炸药，他们正准备炸开内华达坚硬的花岗岩，为火车开道。因劳动力短缺，当时主管建筑的老板打算用失业的中国矿工来填补，遭到他助手的反对，理由是他们没有开山凿石的经验。老板反问道：“他们建造过长城，对吧?”事实证明华工吃苦耐劳，出勤率高，工资待遇低。那时他们的月薪只有三十到三十五美元，还不管吃住。华工曾一度占修筑铁路劳力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干的是最苦最危险的活儿。据统计，自一八五四年到一八八二年，有三十万华工在美国修铁路。在铁路带来的美国的繁荣后面，有多少辛酸的故事?如今只剩下一些数字，还有这三尊泥塑——无名无姓。八
田田的笑那么清纯自然，会让人惊奇。不，我是说让我惊奇。
她十八岁了，生日正赶上周末。星期五晚上，她要请朋友来聚会，望我回避。当天中午，我请芥末帮忙做寿司，买来酒水鲜花气球。布置停当，老父告辞了，到一个美国朋友家过夜。我每半个钟头给她打电话，以确保无酗酒吸毒火灾之意外。当聚会顺利进行，有一刻田田躲进自己房间。“真无聊!”她在电话里叹了口气，对我说。
田田从我这儿继承的是流浪的命运。她三岁就随我们到英国住了一年，并去了欧洲八国。过海关时她总是昏睡不醒，对国界基本没概念。八九年后，她三次到欧洲来看我，跟我周游列国。九五年全家团聚，她从北京搬到美国。她那年十岁，英文一窍不通，在学校的喧嚣中沉默了一年半才开口，没想到初中毕业她竟拿到总统奖。紧接着家庭破裂，她随母亲回北京，上了两年国际学校，去年夏天再搬到美国，和我在一起。
去年夏末，我从机场接她回家，她坐在厨房炉灶旁吧嗒吧嗒掉眼泪，想念北京和那儿的同学朋友。两天后她和朋友到伯克利过夜，喝得酩酊大醉。我正要去中西部教两个月的书，不禁忧心忡忡。每次打电话回家，她都安慰我：“我挺好的，你就放心吧。”待教书归来，果然云开雾散，她笑盈盈围着我团团转。她已有不少新朋友，功课也跟上了。
她很久不弹钢琴了，这回从北京带来一首电影主题歌《星语心愿》的琴谱，有空就反复练习，只弹这一首。乍听起来这是首挺欢快的曲子。她弹得遍数多了，我都能背下那旋律。
我乐观得太早了。我们聊天时，她对人生意义提出怀疑。我想起我们年轻时，外在压力大，反而缓解了内心焦虑。我给田田讲我们时代的故事，似乎离她的现实太远。在她看来，毛泽东得算古代人物了。有一天，她坐桌前望着窗外发呆。树影摇曳，午后的阳光闪烁。我摸摸她的额头，她凄然一笑，指指电脑上的一首英文诗。写的是季节转换与生死，红叶与青春血液，风与虚无。我问谁写的，她不好意思地点点头，“我。”
我琢磨是田田的天性救了她。我正读星相学的书。说到田田，那位隐身的星相学家忍不住赞叹：“世界上没有比O型双鱼座更好的人了。”“双鱼座女性拥有流水般柔软且纯朴的性格……适应力好到令人吃惊的地步。”我信。
田田的朋友圈几乎清一色亚洲人。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在北京的朋友倒有不少欧洲白人，但就是受不了美国人。这不是种族歧视吗?在她看来，除了在国外住过的，美国人脑袋总体出了毛病。美国病的主要症状是感情肤浅表面化，视野狭窄，极度自我中心。她说她自己就得过美国病，不自知，两年前回北京被朋友们一通修理才治好。最近在学校讨论课上，大多数美国同学都支持打伊拉克。“美国就是要当超级大国!”“为了石油流点儿血也是值得的。”田田真想大喝一声：要是把你们都送上战场就不会这么说了。
友情可替代家庭的温暖。田田的朋友遍天下，但在戴维斯，她的友情尺度不得不重新调整。l是个皮肤黝黑的日裔女孩子，她生活中最大变化是从四十英里外的城市搬到这儿。她俩一起开车上学吃饭逛商店，形影不离，但几乎天天吵架，都是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她至今还没有男朋友，理由是他们又丑又没意思。我跟她开玩笑说：“你这辈子可别嫁不出去了。”
自田田出生到现在，我们分开的时间加起来有八年，今年秋天她就要上大学了。心中难免戚戚然。我开车送她上学给她做饭熨衣服。有朋友说：“女孩子就是要惯的。”此话有理，当然也不能过头。最近我开始教她烧菜，逼她学开车，把我写的东西念给她听。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在美国报考大学可谓人生大关，其程序之复杂表格之繁琐，让人发疯，更何况对一个生活巨变中的孩子。我硬着头皮读那些城砖般的参考书，跟她一起彻夜填表，请懂行的美国朋友做参谋……我自幼不喜欢上学，跟高等教育更是绝缘，可传统正召唤我带女儿回到人间正道上来。
我刚摆好饭莱，田田突然跳到我跟前，用她的小哑嗓朝我高唱《星语心愿》：“……怪自己没有勇气/心痛得无法呼吸／找不到你留下的痕迹／眼睁睁看着你却无能为力／任你消失在世界的尽头／找不到坚强的理由／再也感觉不到你的温柔／告诉我星空在哪头／那里是否有尽头／就像流星许个心愿／让你知道我爱你。”
九
O马上要搬回上海了，临走前我下厨掌勺为他饯行，另请了几位朋友作陪。席间我打开瓶“五粮液”，他滴酒不沾，今晚破例，让我斟上小半杯。他抿了一口，叹息人生短促，老之将至。说到此，在那风吹日晒的黝黑脸膛闪过一丝无奈的自嘲。
他原是上海造船厂的工程师。九六年搬到萨克瑞门托，和表妹表妹夫合开了一家生物切片公司，但生意不好，他们只好各干各的，凑钱纳足美国的苛捐杂税，以营造公司正常运转的假象，为了合法居留，盼着有一天能拿到绿卡。表妹夫无一技之长，去餐馆打工；表妹学过中医，在一家中国人的诊所扎针灸；O则是能工巧匠，又身强力壮，从铺草地粉刷墙到修汽车跑单帮，从上房揭瓦刨地三尺到自动化发明精密仪器设计，他无所不能。
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在美国买房子置家产负债累累且不说，维护它比治国还难。单安装椅子就把我治了，那说明书看似简单，越琢磨越糊涂，颠来倒去，不是螺丝拧歪了，就是腿装反了……O成了我们家的上帝，几乎所有比安装椅子更复杂的活儿全都包了，只见他挥手之间，万物各就其位。
可每回结账都闹得面红耳赤：讨价还价是反向的——我坚持多付他非得少要。三年前，他买房子时有两个月无住处，我正好出门，请他和表妹来看家。此后收费就更难了，有时只好自己动手，对付对付算了。
他虽脑力劳动出身，却是那种毫不惜力的人：早出晚归，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从不休息。九年来他只歇了三天，在朋友裹挟下去了趟迪士尼乐园。我估摸，那疯狂过山车让他对美国的印象更加眩晕。留在国内的妻子女儿都以为他在公司上班，衣冠楚楚，哪儿想到他整天日晒雨淋苦力地干活。他和家人分开了九年，这离愁别绪会乎添多少白发。幸好这世上有电话且美国电话费便宜，他们彼此越洋呼叫，甚至连女儿做算术题都要由他指点。
女儿是我俩生活的共同主题之一：我跟我女儿分开了六年，他跟他女儿分开了九年。每回他笑谈起他女儿，我的心都会紧缩。他表面上是个乐观的人，总笑呵呵的，恐怕内心苦不堪言。他说他现在什么都信，无论何方神圣。
劳累之余，他纵身投入股票市场，把钱压在电子股上。在股市上扬的好年景，他日进斗金，每天出门干活前打开电脑，暗喜。谁知道其凶险深不可测。转眼间美国泡沫经济衰微，首先始于电子股，只见他买的股票直线下跌。其中一家让他热血沸腾的公司，从六十多美元一股的高峰先跌了一半，喘了口气，再一路下滑到每股五十美分的谷底，最后索性倒闭，血本无归。那阵子他每回上网都两眼发黑，一身冷汗。有时一天损失五千美元，干活挣的那点儿钱连零头都够不上。碰到抠门压价的，他干脆说今天义务劳动，分文不取，让人家目瞪口呆摸不着头脑。后来他不敢轻易上网了，偶尔为之，要先服镇定剂，打坐运气祈祷，免得犯心脏病。
再就是美国移民局和律师的“合谋”。移民局明知道这类小公司的困境，却照收苛捐杂税。他为了办绿卡，不得不请号称成功率百分之百的名律师，但费用昂贵，每小时二百五十，连打电话咨询都掐着表。终于熬到和移民官员面谈那一天，律师坐商务舱住高级宾馆好吃好喝好招待，费用计算精确，连打喷嚏在内，那一趟总共花了近万美元。最后移民官员摇摇头，让他回家等信。这一等就是半年多，税照缴不误，律师费一分不少。最后律师出主意，让他再花五千美元向最高法院上诉，讨个公道。三个月后被驳回，他只好卷铺盖回家。
那天在一家日本餐馆吃午饭，我们相对无言，像两台旧蒸汽机对着叹气。美国是许愿的土地，但对多数受苦受难的人来说却不肯兑现。当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梦想”时，他内心充满了绝望。O也有一个梦想，就是在美国合法留下来。我想所谓命运，都是一种对失败者结局的合法化解释，其中包含强权的意志。O是个真正的发明家。由他设计的家庭自动音乐喷泉很受欢迎，完全应申请专利；他边干活边通过电话指点在美国造船厂的上海老同事，帮他解决难题……关键是他没有合法身份，只能处于地下状态。他告诉我，这些年他在美国损失了五十万美元，那都是按钟点挣来的血汗钱，如今两手空空，无颜面对父老乡亲。
酒酣耳热，他说临走前会把我家草地的喷水系统修好，另外他有个聚宝瓶传给我，叮嘱我多扔些硬币进去会带来财运。临近启程的日子，我多次打电话，只有他怪声怪调的英文录音：“这是某某生物切片公司，我暂时不在……”那天我回家，一个聚宝瓶立在我家门口。
十
戴维斯的历史有很多疑点。比如，一八五O年，当J．C．戴维斯娶了J．B．查尔斯上校的小女儿玛丽(Mary)，有多大成份是政治与经济的联姻。从照片上看，玛丽可以说相当丑。来自俄亥俄州的戴维斯，仅十来年的工夫已成了本地首富之一。除了上万公顷的农场，他开了本县第一家乳酪厂，又和查尔斯上校等人经营过河的缆绳摆渡，仅此一项，他每个月所得近万美元。缆绳摆渡使他跨越了阶级界限，成了查尔斯上校的座上客，转而娶了比他小十二岁的玛丽。但不幸接踵而至。他们的独生女三岁早夭；连年的干旱和病虫害，加上内战后的高税收，逼他陆续把地卖掉，搬到萨克瑞门托，晚年当了个小芝麻官，郁郁而终。
戴维斯有一种农民的纯朴和狡猾，这两者在某些关键时刻相得益彰。但可悲的是，他即使爬到他
家后院那棵最高的树上，也无法看见地平线以外——干旱病虫害南北内战，还有老年的孤寂。
我在市中心溜达，琢磨一个人和一个城镇的关系。自J．C．戴维斯在这儿定居已有一百五十多年了。由于铁路，戴维斯从一个人成为村落；二十世纪初，由于教育(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农场变成农学院)，戴维斯从村落成为小镇；从五十年代至今，由于美国战后经济的繁荣，戴维斯从小镇成为城市。而戴维斯本人早就被遗忘，在人口急速而盲目的流动中，历史正被消解。
写到这儿，我上网打开邮箱，有一封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姆伯基(Mbeki)先生的电子邮件，标明为商业机密。最近我交了财运。电子邮箱尽是非洲来信，有前总统的侄子，流亡将军的寡妇，被迫害的民主斗士的女儿。在悲惨故事的结局都有笔巨款，要通过我过户转到美国来，提成比例高达四分之一。眩晕之余，我也有些含糊。眼前这位发信人是津巴布韦黑人农民的长子。由于慕加贝(RobertMugabe)总统推行的土改政策，很多富裕农民被杀害，他父亲也在其列。不知怎么回事，姆伯基先生现在跑到荷兰政治避难。他告诉我，死前父亲带他去约翰内斯堡，在一家私人保安公司存入毕生的血汗钱，折合为两百三十万美元，这笔钱将用来在瑞士购置农场。看来只要我点头配合，就能发笔横财。
这封信就这样进入我的写作——一个被谋杀的黑人农民试图取代我的J．C．戴维斯。而连接两者的是历史的虚构性：一个是美国西部开发时代的老掉牙的传说，一个是非洲动荡政局外加金钱诱惑的电子版演义。若戴维斯当年收到这封来自非洲同行的信的话，他肯定会上当受骗的。有意思的是，电脑这个虚拟空间让J．C．戴维斯和我，外加个身份不明的国际骗子聚首，而戴维斯的版图也因而扩展到非洲和欧洲，而政治避难国际资金流动正改变土地这传统话题。
我因分神而苦恼，也为某种共时性的幻觉而激动。可能的话，我想给戴维斯本人写信，问问他娶查尔斯上校的小女儿的动机。
十一
盖瑞·斯耐德(GerySnyder)在我们小镇的索嘎斯(Soga’s)餐馆门口等我们。他刚从日本开会回来，坐了十几个钟头的飞机，却毫无倦意。待坐定，女招待旋来转去，展示她那美好的身材。盖瑞先声明今晚由他请客，他在日本挣了一大笔日元。他知道，中国人会为争抢付账恨不得打起来。我说了声“好吧”。
当年在北京的旅馆房间头一次见到他和金斯堡，屈指一算快二十年了。记得他们行色匆匆，一个小时后要去机场。谈话是通过我的英译者杜伯妮(BonnieS．McDougall)进行的。翻译是过滤，使对话变得像纯净水般单调乏味。他和艾伦有一种互补关系：艾伦好奇多动，像水银；盖瑞沉静自持，像水银容器。
没想到自九五年起，我竟和盖瑞成了同事——在同一所大学教书。我们可算得君子之交，打电话写信寄书致意，偶尔见见面。当我九七年夏天丢了饭碗，他拍案而起，联合其他英文系的教授上书给校长，未果。
他多次约我到他家做客，却一直未能如愿。首先是山高路远我没方向感不认识地图；再就是我们俩都是世界旅行者，很难找到重合的时间；接着他夫人得重病，不便打扰。这七年前发出的邀请至今有效。
盖瑞从这次的日本之行讲到《
论语》，说到他最近重读时的感受。他说他年轻时就迷上了《
论语》，其影响甚至超过了佛教道教。“那是一部伟大的书。”他感叹说。他是在西雅图祖父的奶牛场长大的，每天除了挤奶，就是面对单调的风景线。他对东方宗教感兴趣完全是偶然事件。十二岁那年，由他亲自喂养的小母牛生病死了，他悲痛欲绝。去教堂问牧师，小母牛能不能上天堂?牧师摇头说，动物是不能上天堂的。他很生气，既然小母牛不能上天堂，他也不想去了。而听说佛教强调众生平等，于是他转向东方。他自幼喜欢爬山。当看到几幅中国古代山水画时，他大为震惊：中国人画的山水才是最真实的——大概是，由于西雅图的山和中国的山相似。
他大学毕业后，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人类学和日文。在那儿结识了艾伦。一九五六年春，他在“垮掉一代”运动趋向高潮时急流勇退，告别了女友，东渡日本，在京都削发为僧，一待就是十二年。他本想去中国，但中国当时不开放，后听说日本仍有辩经的传统，这一点深深吸引了他。杰克·克鲁亚克(JackKerouac)以他为原型写了本小说《佛法游荡者》(DhamaBums)。
女招待出现了，问是否可以收走盘子。她面无表情，涂红的嘴唇像冰雕一般。若她读过《佛法游荡者》不知会有何感想。
说起那些穷欢乐的日子，他眯缝的眼睛亮了。去日本前不久，他和艾伦一路搭车从伯克利向北。到了西雅图，他们走进华盛顿大学英文系，向在场的教授说：“我们是诗人，想为你们免费朗诵。”幸好那教授听说过他。朗诵会来了三百多人，艾伦朗诵了他的《嚎叫》。那时候除了年轻，他们什么都没有——身无分文。朗诵全都是免费的，好歹学校管饭，有热心人安排住处。第二年春天，他和艾伦又去印度朝圣。他从日本乘客船，艾伦从埃及搭汽艇，在庞培汇合后他们一起前往尼泊尔等地……
问他为什么不再当和尚。他神秘一笑，说：“我太喜欢女人了。”他在京都和一个日本女人结婚还俗，师傅为他取名“听风居士”。搬回美国，他们在内华达山上自己盖房子建禅堂，生活多年后离异。前妻和他的好友结为连理，就住附近，一直还有来往。他和一个美国女人的婚姻没维持多久。在禅堂打坐时他认识了卡柔(Carole)——在美国出生的日本女人，终成眷属。卡柔不仅信佛，且喜欢爬山，可谓志同道合。他俩经常打背包上山数日，餐风饮露，听八面来风。
问起他是否有出世人世的困惑。他摇头否认说：“这是中国文人的问题。”看来远来的和尚好念经这话是有道理的，他不会受限于经文与社会传统之间纠葛不清的互文关系。他是本地反砍伐林木运动的倡导者，经常开会演讲谈判，把那些私人木材商送上法庭；同时他也是国际环保组织的发言人之一。在他看来，环保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全球化不仅破坏每个角落的生态平衡，也在消灭所有的区域性文化和弱势文化。”他警告说。他从日本给我带来礼物，是一块长方形的布，上面印满带鸟字部首的汉字。“天空鸟飞绝”，我想其中很多鸟已绝种了，这是篇悼文。
女招待闪现出来，问要不要甜点。这回她极力推销，好像她是那冰冷世界派来的代表。我们选了块巧克力蛋糕一起分享。
说到中东危机，他认为“只有时间可以溶解(dis-solve)仇恨，只有通过一代代人的共存才能达到和解。而现任的美国政府是愚蠢到家了，他们只相信武力”。
最后说起他的青年时代——革命、性和毒品。我讲到自己抽大麻写诗的经验，当时觉得挺棒，醒后发现什么都不是。盖瑞笑着说：“大麻狡猾狡猾的。看来你是个好诗人，没上当；而大多数抽大麻写诗的人醒后照样自以为了不起。”
餐厅空了，只剩下我们和几个坐在旁边叽叽喳喳聊天的女招待。门外，灯光与夜交融。我说好这个星期天上山到他家做客，以践七年之约。
十二
我跟S是在汉娜(Hannah)家认识的，那是九六年夏。女诗人汉娜曾做过钢琴老师。由她召集的诗歌小组，平均一两个月在她家聚一次。后来不知打哪儿来的加速度，大家都越来越忙，很难凑上合适的时间，只好散伙了。
S是那种一见难忘的人。她眼神坚定，面部线条明确生动；她说话快，似乎为证明语言的局限。她的诗中混合着女人的温情和伤痛。
诗歌小组解散后，我和S的联系如虚线般断断续续，但却有所指向——我们在互相辨认中老去。她长我两岁，转眼已满头花白。去年春天我参加代表团去看望围困中的巴勒斯坦作家，随后她代表一个国际诗歌网站采访了我。我女儿报考大学遇到危机，绝望中我想到S，她做过私立学校的学生顾问。头一次她跟田田谈话，仅三言两语，就解除了孩子心理上的紧张状态。我和田田都被美国大学的表格吓坏了，在S的引导下，我们终于走出了迷宫。
那天下午我们说完田田的事，S讲到家世，让我想到她那些让人心疼的诗句。秋天阳光没有穿透力，停留在我家白纱窗帘上，随风飘荡。
她父母相遇在旧金山，婚后第二年S出生了。父亲刚从欧洲战场回来，因战争创伤开始酗酒。S出生后不久全家搬到夏威夷，和一些画家住在一起。自然风光与画的互相投射，加上家庭危机的阴影，构成了她早年幻觉的来源。“那儿甚至有个茶楼(TeaHouse)。”她突兀地说，显然那是她童年生活的高光点。她后来成了画家，无疑与这一经历有关。
他们搬到南加州。因经济犯罪，父亲带全家逃往俄克拉荷马，那年S仅八岁。警察找上门来，押送父亲回加州服刑。保释出狱后，他在一家电台工作。母亲改嫁，弟弟跟父亲住在一起。父亲酒后越来越狂暴，追打虐待弟弟。当时刚上大学的S赶去，坚持要把弟弟带走。父亲威胁说，如果把弟弟带走，他就会死。S还是把弟弟带走了。一个月后，父亲因心脏病去世，年仅四十九岁。
说起父亲，S的脸被痛苦与骄傲的双重光芒照亮。“不喝酒时，他是个了不起的人，聪明能干。他没受过多少教育，却创办了北加州第一个脱口秀。”她转而感叹道，“我们家有那么多灾难和恶梦。”她父母双方都有家族精神病史，那是个巨大的阴影。
也许是自强不息的个性拯救了她。由于家庭动荡，从小学到中学她转了十三次学。六五年高中毕业后，她先上社区学院，再转入大学，半工半读，直到七七年才大学毕业。又花了十年工夫，当她拿到英文与创作的硕士学位时，已四十岁了。她成了她的家族头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后，S在一家书店打工时结识了楼下开餐馆的D，他们很快就结合了。他们家庭和睦美满，一儿一女，已长大成人。“可就在结婚两周后，我年轻的丈夫患心肌梗塞，做了搭桥手术。”S补充道。
他们住在萨克瑞门托市中心一个安静的地段。那是个美国普通人的住所，陈设简单舒适。让客厅生辉的是S的画和雕塑。她画的是那种稚拙画，多为人物肖像，由响亮的平涂色块构成。这或许是再现童年经验的努力——重返半个世纪前的夏威夷，让那个在茶楼观景看画的小姑娘沉湎于奇妙的幻觉中；或许是她内在的光明，使她最终能过滤苦难的重重阴影。
D人高马大，慈眉善目。我们喝加冰的苏格兰威士忌，佐以饭前开胃小菜。D是一家厨具公司的经理。他总是笑呵呵的，能看得出他对S的百般呵护和由衷欣赏。他说他是“艺术的守护人”，这话是三十年前结婚时跟S说的。由于对艺术女神的爱，这三十年前的诺言至今有效。在他的支持下，S辞去了私立学校的工作，致力于写作画画，并照顾母亲。五年前她母亲中风，住进老人特护中心。S是我见过最孝顺的美国人，她每天早晚两次去医院陪母亲。
S为女为妻为母，养家写诗画画攻读硕士，其性格坚韧可想而知。我想是她从父母的悲剧中认知，必须保护自己的孩子不重蹈覆辙。那是历尽苦难的女人的心——宽厚坚强而无私。
“我有个秘密，不想带到坟墓里去。”她突然压低声音对我说，“孩子们不知道我的第一次婚姻。今年圣诞节他们回来度假，我打算告诉他们。”她显得有点紧张。我劝她说，孩子们会理解的。
今年除夕，我请S夫妇及其他朋友在中餐馆吃饭。我悄悄问她是否透露了那秘密。她眼睛一亮，徐徐舒了口气。“他们真伟大，一点儿也没责怪我。”
十三
一八二六年秋天，在瑞士一个小镇举办一场静
悄悄的婚礼。这婚礼是必要的，因为孩子第二天就要出生了。孩子他爹叫约翰·萨特(Johann AugustSuRer)，儿子跟他同名同姓。老萨特那时只有二十三岁。他曾在出版社学过徒，热爱书籍华服和各种娱乐。后来做干果布匹生意，都失败了，因债台高筑而面临牢狱之灾。一八三四年五月十三日，他越过边境进入法国，再乘船到美国，留下债务、老婆和五个孩子。
他在新大陆到处闯荡，寻找机会。伪造了个军衔，他转身成了“萨特上尉”。一八三九年六月他乘船抵达现在的旧金山，那时还只是个小村子。墨西哥总督会见他时，被其殖民梦说服了，把方圆几十英里未开发的土地许给他。同年八月中旬，他和手下人乘帆船沿萨克瑞门托河(SacramentoRiver)逆流而上，在与美国河(AmericanRiver)的交汇处落脚。接着他用土地为信贷，买下一家快要倒闭的俄国皮毛公司，连同牛马枪炮一起运到定居点。为防范持敌意的印第安人，他决定建造要塞，并用拉丁文命名他的王国为新瑞士(NewHelvetia)。
我们一行三人来到萨特要塞(SuRer’s Fort)。四年前德国的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一家来做客，他的德文导游书把我们引到这儿。顾彬把解说词咀嚼—番，长叹了口气。顾彬叹气是常事，但那回特别。我琢磨，准是老萨特的非理性精神和虚荣心让他恼火。说来这要塞甚至比不上一个中国的地主宅院。土坯围墙约摸十五六英尺，其中包括面包炉铁匠铺木工房酒窖马棚。午后的阳光让人困倦。我们最后进入位于要塞中心的三层楼房，这里是制高点。
老萨特坐在他的办公室。他是个殖民时代的梦想家，其梦想是辽阔的疆土。在鼎盛时期，他占地近五万公顷，有牛马羊无数。他慷慨大方，为那些新移民免费提供食宿，派人上山营救困在风雪中长途跋涉的队伍。而瑞士的老婆孩子却挣扎在贫困线上，没任何资助。他感到内疚，以长子的名义要求扩充地盘。战乱爆发了，他为墨西哥出钱卖命，从冒牌上尉摇身一变成了民兵将领，总督赏给他更多的土地。墨西哥战败。一八五五年，美国联邦土地局起诉他，没收了三分之二的土地。
一八四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下午，老萨特午睡后正在写信，只见他派去建锯厂的马索尔(JamesMar-shall)匆匆赶来，神色怪异。他把一包金矿石放在桌上，说是在挖漕沟时发现的。老萨特叮嘱他千万保密。但这消息不胫而走，于是浩浩荡荡的淘金大军从四面八方拥来。
那黄金照亮的瞬间，成了老萨特一生的转折点。这种稀有矿石，本来能让他成为加州首富，最后却毁了他。转眼间，刚建立的帝国秩序土崩瓦解。他手下人纷纷辞职去淘金，外来者任意侵占他的土地；要塞成了输送矿工的中转站和各种交易的集市，人们顺手牵羊偷走他的财产。
同年九月小萨特抵达，目睹了席卷大地的淘金热。在被遗弃了十四年的儿子面前，老萨特感情复杂，让他羞愧的是其王国的衰败。他债台高筑，当年向俄国皮毛公司借的钱一拖再拖，对方要求以土地抵偿。他不得不把其财产转给小萨特。一八四九年年底，要塞以七千美元的低价卖掉。不久他妻子和另外四个孩子从瑞士来，全家团聚。老萨特决定退休，和家人住在他的豪克农场(HockFarm)，直到一八六五年夏天他们的房子被大火吞噬。
由于淘金热，萨克瑞门托河的码头附近日趋繁华。小萨特接手父亲的产业后不久，动了修建城市的念头。他出售土地，开始着手城市规划，大兴土木。他本想命名为萨特市(Sutterville)，遭到另一地产商的反对后随即放弃。一八四八年年底，这未来的加州首府正式得名萨克瑞门托市。
消息传来，退隐农场的老萨特气坏了，他朝思暮想的王国——萨特市，因为这个不争气的儿子而灰飞烟灭。他试图从中作梗，但为时已晚。为此他一直不肯原谅小萨特。
小萨特不断出售土地以还清债务。他和父亲一样毫无商业头脑，不知道梦想与现实的界限。他的律师和地产商合伙坑骗他。病困交加中，他离开萨克瑞门托，在墨西哥一个港口城市定居。一八五五年，他回到加州，通过律师提交了一份完整的陈述，说明他和父亲是怎么上当受骗的。它六十年后得以发表，描述了淘金热中那些肮脏的交易，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老萨特去华盛顿告状，他想索回被剥夺的土地，并试图得到因当年帮助移民的某种补偿。这位殖民主义的冒险家，离开加州时一名不文。他和家人定居在华盛顿附近的小镇。这场官司旷日持久。一八八O年六月十六日，国会休会，并未通过萨特法案。两天后，他死在国会山附近的小旅馆里。六个月后他的妻子病故，和他安葬在一起。
一九一五年夏天，小萨特的遗孀带女儿来到萨克瑞门托。小萨特的女儿写道：我和母亲作为墨西哥革命的难民回到萨克瑞门托，这实际上由我父亲创建并得益于他捐赠公园的城市，不仅没有对我们的某种认可，甚至可以说对我们关上大门。十四
十四
去年春天，艾略特(Eliot)从纽约来伯克利开会；我们一起去旧金山看望他的老朋友G。他住在离金门公园不远的住宅区，相当僻静。C长我一两岁，小个儿，蓄着胡子，说话快，多少有点儿神经质。他夫人D是尼加拉瓜诗人，雍容大方，有一种难以捉摸的美。那是两室一厅的单元，陈设简单，有一种匆忙的痕迹。原来他们刚搬家，书还没来得及拆包。聊了一会儿，我们去附近一家上海馆子吃午饭。G送给我他刚出版的诗集，以及他翻译的D的诗集。
一个月多后，我接到C的电话，他们夫妇要来戴维斯朗诵，约好一起吃晚饭。我们在“芥末籽”(MustardSeed)意大利饭馆见面。由大学请客，连主宾带学生外加我们跟着蹭饭的，满满一长桌。一个尼加拉瓜女学生坐我身边，对D充满景仰，说是她心目中的女英雄。席散兴未尽，我请他们夫妇到我家再喝一杯。杯觥交错中，只见他俩眉目传情，心有灵犀，要说岁数可不小了，竟有年轻人一般的恋情。那一晚，从美国底层生活到诗歌，从越战到拉丁美洲的革命，词语跳跃闪烁，在昏暗中拉开一幅历史的长卷。
G出生在匹兹堡一个工人家庭。爷爷是钢铁工人，因工伤失去了两条腿，却未得到赔偿。父亲是运送冰块的卡车司机，自幼他就常跟着父亲干活。他是个梦想家，常去博物馆图书馆闲逛。有一天，他从图书馆书架上抽出一本绿色封皮的书，装帧精美，让他叹为观止；这是十九世纪版的惠特曼的《草叶集》。就这样，一个大诗人和一个穷孩子相遇，前者把后者照亮。就在那一瞬间，他决定以后做个诗人。
由于跟父亲关系不好，他十二岁离开家。头两年还时不时回家看望母亲，以后就慢慢断了联系。他露宿街头，靠干各种苦活维生，但一直坚持上学。他常常泡在图书馆。在惠特曼的指引下，他开始写诗。十八岁那年他决定去当兵，这是继续受教育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
作为医务护理员，G先在利比亚的美军基地待了一年半。一九六九年三月，他被转到越南的野战医院。刚一到他就对那场血腥的战争充满厌恶，在每天的死亡面前，国家的谎言是多么苍白无力。这厌恶很快转变成行动：从秘密张贴反战标语开始，到拒绝每天早上的出操。一九七O年年初，他被送上军事法庭。
“自一八九八年美国出兵跨过自己国界，这战争从来就没停止过，从媒体到政治家谋略，模式相似，但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残酷。”G感叹道；
他在军事法庭上赢了。退伍后，他回美国上大学，最终拿到文学硕士，他搬到旧金山。他热爱东方文化，从中国古诗词到日本俳句，又从日本俳句转向武术。一九七八年，他去日本京都拜师习武一年，靠教英文维生。后来日本一家基金会请他去做访问学者，又是一年。
除了写诗教书办文学刊物，他还从事一项庞大的计划，即把诗歌贴在全美十六个城市的十四万辆公共汽车上。我就参与过这种集体阅读活动。由于车厢拥挤一旦你被卡在某个角度，那非读不可。
六年前，C在一个诗歌活动上遇见D，坠人情网，使两个传奇故事连在一起。
D出生在马那瓜(Managua)的一个文化世家，其家族成员几乎个个对尼加拉瓜的政治文化都有影响。她是在天主教学校那保守刻板的气氛中长大的，十七岁刚上大学她就卷入政治旋涡。在反对索摩查(Somoza)独裁统治的革命期间，作为民族解放阵线的战士，她一直从事地下斗争，最后成为流亡的山第诺电台(RadioSandino)的播音员。革命胜利后，她进入尼加拉瓜新政府，做了文化部副部长。“那时我们的内阁成员大都二十多岁，每次出国开会都让人眼睛一亮。”她骄傲地对我说。
她在任期间，和当时的文化部长著名诗人卡丹泰尔(EmestoCardental)密切合作。她主要负责的是拯救尼加拉瓜艺术，开展全国性的识字运动。他们组织各种诗歌工作坊，甚至连拳击手都在学写诗。这一传统持续至今。
他们告辞了，平行的车灯在黑暗中摸索。此后都忙，除了寄书写信发电子邮件，一直无缘见面，直到前不久，我们在爱尔兰的诗歌节上重逢。我朗诵时，由C介绍我并读我的诗的英译文。我们一起泡酒吧，在喧嚣中干杯。
我路上正好带着D的英译本诗集《凶猛的泡沫》(TheViolentFoam)，这书是他俩合译的。G在序言中这样写道：“D和我在本书互相转换，几乎可以说融化在一起，以至于她的童年成了我的童年，她的家庭成了我的家庭，反之亦然，在我们相遇之前，我们已有交融艺术理想的特殊经验。当我们相遇，诗歌成为我们双方生命的基础与动力……”
十五
去年春天，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Berkeley)分校教了一个学期的课，用中文教中国当代诗歌。三十来个学生多是华人子女，仅四五个美国人，都是学中文的研究生。据说伯克利分校亚裔已超过一半，而华人又占亚裔中的大多数。我这些年一直在英文的旋涡中挣扎；这回改用母语教书，踏实多了，像在浴缸泡澡。
我每周开车去伯克利两趟，课集中在周二周四。去时顺，回来因高峰时间堵车。倦意袭来，我掐大腿拧耳朵都无济于事，只好高唱革命歌曲。
伯克利校园西门总是热闹非凡。一路排开各种摊位，从环保宣传到反战呼吁，从学生会竞选到同性恋团体摇旗呐喊。，大门外临街处，每天都有个瘦小枯干的中国人，像个北京七十年代的上访者。他站在凳子上，搂着个糊满莫名其妙的中文字的木头支架，声嘶力竭地用英文重复叫喊：“HappyOHappy!”细听下去，让他如此幸福的是中国加入联合国主办奥运会，故伯克利理应多用中文授课。常有个美国流浪汉跟着凑热闹，指鼻子破口大骂。但“上访者”骂不还口，继续为幸福呼喊。要说这类怪人多了，都集中在那一带，以上岁数的白人为主，或演讲或唱歌或自说白话。在我们办公楼前的草坪上，几乎每天有两个老头，用类似智力游戏的圈套把旁观者卷进去，乐此不疲。我估摸，这是六十年代造反的后果，那些在新时代找不着北的人无所适从，最后疯了。
美国政治主流总体来说是温和保守的，但也另有一种激进的传统，六十年代伯克利的学生运动即证明。六十年代是美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美国随着战后国家秩序的重建而进一步体制化，使年轻人在物化世界的压力下寻找内心资源。而大学生的成份也发生了变化。五十年代末，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取代了免费上学的二战老兵，他们有更多的精力与时间从事课外活动，关注社会与政治，内心骚动开始向外寻找出路。矛头最先指向的是工作歧视，示威者们冲击旧金山的大百货公司，和警方发生冲突。一场波及全美国的人权运动开始了。
一九六四年秋，不顾校方严禁政治结社的规定，一个名叫言论自由运动的组织(SFM)在伯克利分校成立了。十月一日，一个原伯克利学生杰克·温伯格(JackWeinberg)，拒绝从学校行政大楼前的一张桌子上离开，被校警逮捕。于是上百名学生包围了警车，双方僵持到第二天晚上，温伯格被困在警车里长达三十二个小时。最后校方和SFM的谈判代表达成了协议，主修哲学的学生马瑞奥·萨维欧(MarioSavio)作为SFM的发言人，站在警车顶上让示威者“平静地站起来，有尊严地回家”。
不久，由于校方勒令SFM的领袖停课而导致新的冲突。十二月二日，在SFM的号召下，上千名学生拥进行政大楼静坐。第二天下午加州州长命令清场，六百名警察把学生一一抬出来。接着SFM号召罢课。十二月七日，校长在全校和解大会的讲话后，学生领袖萨维欧冲向讲台要求发言时被校警拦住并架走。第二天，校方放弃了严禁集会结社的禁令，SFM赢了这一仗。
造反运动开始从校园转向社会。作为电视时代的第一代人，他们懂得如何用这种媒体。比如他们的集会通过电视台的晚间新闻深人人心，而杰克·温伯格那句名言“绝不信任三十岁以上的人”(Nevertrustanyoneoverthirty)，也是通过电视广播而家喻户晓的。
一九六五年，约翰逊总统决定出兵越南。反战把伯克利的学生运动推向高潮。示威者们涌向奥克兰(Oakland)军事基地，要给那些即将上前线的官兵上课。与此同时，黑人运动从南方农村向全国大城市蔓延。一九六六年，“黑豹党”(BlackPantherParty)在伯克利附近成立，提出暴力革命的主张。
与政治对抗相伴随的是文化及生活方式的反叛。有些年轻人提出用“性、大麻和摇滚乐”代替革命，由此形成的嬉皮运动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这无疑与诗歌的影响有关。自五十年代起，旧金山就成了“垮掉一代”的大本营，包括金斯堡、斯耐德、邓肯和克鲁亚克等人。金斯堡和斯耐德还是在伯克利相识的，那时盖瑞·斯耐德是伯克利东亚系日本文学研究生。
由学生积极分子、露宿街头的嬉皮士和黑豹党成员共享的领地中，最著名的是人民公园。这块属于加州大学的空地，临时用作停车场。一九六九年春，一份当地最有影响的学生报纸，号召把它建成西方世界的文化政治的另类中心。五月十五日凌晨，人民公园四周被拦了起来。响应学生领袖号召，大家出发去占领公园。冲突中，一个围观者被警察开枪打死，上百人受伤。当时的州长里根宣布在伯克利戒严。五月三十日，大约两万五千人参加了盛大的和平集会。那更像狂欢节，大家唱歌跳舞抽大麻，把鲜花插在土兵的枪口上。我在一部纪录片中，看见蓄着大胡子的金斯堡在那游行队伍中。
那年夏天，一些理想主义者创建了一系列免费服务项目，造福于社区。其中最重要的是免费诊所(FreeClinic)，一直持续至今。人民公园一案多年悬而未决，如今成了流浪汉的栖息之地。
进入七十年代，造反运动开始退潮。大多数学生积极分子毕业、后成家立业，重新加入美国中产阶级行列。“性、大麻和摇滚乐”所代表的是一种在资产阶级内部的波西米亚式的反抗，对整个西方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其后的西方主流文化都不得不作出相应的调整，包括多元文化等。以至于今天新一代的资产阶级形象，都带有六十年代经历的痕迹，融合了波西米亚人生活的风格与品味。这种只有六十年代形式而缺乏六十年代精神的整合，骨子里是相当保守的。当钟摆朝激进一方摆动时，它将会成为未来反叛的目标。
十六
早九点我和D开车出发，沿八十号州际公路转四十九号公路，过幽巴河(YubaRiver)穿内华达城(NevadaCity)，在山里绕来绕去再上土路。按他事先传来的手绘地图和指示，还是迷了路。里程表显示为一百零五英里，即使刨去弯路，也超出了本文原定的范围。但盖瑞·斯耐德是例外，他生活在常人的想象以外。
盖瑞身穿牛仔裤棉坎肩，正在扫地。他夫人出远门看女儿去了。这是栋木结构的日本式房子，周围是附属性建筑，诸如劈柴棚工具间洗衣房和厕所。近有池塘，远有谷仓改建的书房。他说他有一百顷林地。“那么谁来照管呢?”我不禁问。“自然本身，”他说，再用中文重复：“自——然——。”
他把我们让进屋，以茶待客。老式火炉烧着木柴，噼啪作响。室内高大宽敞，房顶呈圆形，是用红松圆木搭建而成的，光从天窗漏进来。D是建筑商，对其结构叹为观止。这房子是一九七O年夏天他和几个朋友亲手建的。当时他们住帐篷生篝火做饭。五年前这房子翻修扩建，加出两间卧室和现代化浴室厕所。盖瑞领我们参观。卡柔患癌症多年，她的书桌上悬挂着各种颜色的纸鹤，共一千只，是她的亲戚们叠的，祝愿她早日康复。几幅唐卡十分醒目，主卧室挂的是药师王。他对唐卡中的每个人物及细节都了如指掌。
出门，细雨润无声。一种石兰科灌木含苞欲放，是春天最早的信号。穿过树林，我们来到一栋日本式的禅堂。脱鞋入内，宽敞明亮，可容百余人打坐。多是本地人，也有远道来的。这禅堂二十年前由大家义务劳动建成。
盖瑞走到香案前，燃香，双手合十，盘坐，击磬摇铃敲龟壳，念念有词。他用日文背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完毕起身，再用英文解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form is exactly emptiness／emptiness exactly form／sensation，thought，impulse，coseiousnessalealsolikethis)．．．．．．”
我们来到由谷仓改建的书房，摆满书架。他的书桌井然有序，中间是笔记本电脑。盖瑞有五本书的计划，把我吓了一跳。他说每本书几乎都是靠长期不间断地写笔记完成的，前两年出版的长诗《无尽的山河》(Moutains and Rivers Without End)先后花了四十年工夫。
我们参观了金斯堡当年盖的房子。和盖瑞的相比，简直像个小土地庙。八十年代初，这小庙刚盖好后艾伦还常来小住。后来他从师于一位喇嘛，每年夏天改去科罗拉多州包德尔(Border)修行，于是连房子带地转卖给盖瑞。现在由他儿子住。D问起他当年为什么会选中这块地方。一九六六年春，他、金斯堡和另一朋友开车上山，到这里转了一个钟头，当场决定由他们三个人共同买下这块地，每公顷仅二百五十美元。
回到家中他准备午饭。我们围坐在火炉旁，吃火腿三明治外加朝鲜辣白菜，喝我带来的德国啤酒。说到即将来临的战争，他那饱经风霜的脸蒙上层阴影。他写了反战的诗，参加了东京的反战游行。但显得多少有些无奈，这毕竟不是六十年代了。我提到我女儿对美国病的诊断，他完全赞同。
谈到美国诗歌，他认为有两个传统，即理性的幻想(rational fancy)和诗意的想象(poetical inlaglnation)。前者倾向于智力游戏，较抽象，使用文雅的书面语，从T.S．艾略特到纽约诗派；后者往往处于边缘，时不时卷入政治，挑战正统与权威，使用活生生的口语，从布莱克(William Blake)、庞德(Ezra Pound)到邓肯(Robert Dlmcan)，也包括垮掉的一代。说到时髦的语言派(Language Sch001)，盖瑞认为他们先写理论再写诗，其理论比诗有意思。
他刚退休不久，我问起他的教书经验。他告诉我说，即使他在学院里教书，仍是旁观者，英文系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教授不理他，他倒也无所谓。他上创作课先告诉学生，别把写作当成职业，那最多只是张打猎许可证而已。
盖瑞说到东岸人和西岸人的区别，首先是地理位置。由于离欧洲近，东岸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受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影响大，尤其在新英格兰，以中产阶级的白人为主，教育程度高，注重书本。而西岸和墨西哥接壤，与亚洲隔岸相望，受西班牙和东方的影响大。移民多，再加上印第安人，带来文化风俗上的多样化。再就是由于空间广大地势起伏，耕种采矿伐木等各样的体力活，使西岸人更注重和土地的关系。
他走到一张大幅的加州地形图前，从腰间抽出把折叠刀，用刀尖引导我们从地处平原的戴维斯出发，最终深入到他那隐藏在大地褶皱中的家。内华达山脉像人脑的沟回般展开。那刀尖又往重重高峰上移动。他和卡柔经常打背包爬山，到人烟绝迹的地方去。
临走，他送给我和D各一本他的选集。他先认真试笔再签名，字体苍劲有力。他说当年做守林员独自在瞭望台时，自己研墨，苦练中国书法。翻开这本厚厚的选集，扉页的英文题记来自《
论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