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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中国老一代进步知识分子一贯对苏联多怀有几分好感。解放后，毛泽东提出“一边倒”，广大知识分子对苏联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然也有些阅历较深、视野较宽的老知识分子心中还有所保留。这是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难以想象的。苏联一切都好，“苏联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成了他们的共识。1950年作家丁玲在《苏联人》一文中满怀激情地写道：“每个苏联人，不管是男女，不管是老头子，是儿童团员，不管是机关工作人员或士兵，或者是专门家、集体农庄庄员，都有一副充满了为什么活着，如何活着的自信的乐观的派头。而且是明确的坦白着自己的信仰和努力……他们的人生观是什么呢?是使人类的生活提高，保卫世界的和平和增进人类的幸福。他们不只是要提高人们的物质享受，而是要提高人的思想、理想、感情和行动，人不是为自己，而是有为人类事业乐于牺牲的品质。”(《文艺报》1950年第八期)丁玲蜻蜓点水式的观察，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使我更加热爱苏联。我们读苏联小说，唱苏联歌曲，看苏联电影，并且坚信苏联是我们理想的国家。这是当时的社会大背景。
       如今退休养老的白发老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学生们，有谁没读过苏联小说《大学生》?五十年代前期，《大学生》曾风靡中国大学校园。小说是1952年汝龙先生从英译本转译的，作者是刚刚崭露头角的苏联年轻作家特里丰诺夫。那时，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有一次我从西直门乘公共汽车返校，车上两个女大学生热烈地谈论小说中的两个人物，瓦吉木和巴拉文。她们的看法完全一致，批评巴拉文的个人主义，称赞瓦吉木的集体主义精神。瓦吉木和巴拉文是中学同学，战后在莫斯科相遇，一同考入莫斯科一所师范学院语文系。巴拉文天资聪颖，学习轻松，成绩优秀，特别是外语课。瓦吉木学习扎实，勤奋刻苦，吃力地背英语单词，而巴拉文却在电车上看英语侦探小说。巴拉文追求名利，一心想获得别林斯基奖，采用不体面的手段，甚至利用女友的感情。当初，他复员到莫斯科后，曾经很快赢得医学院女大学生华丽雅的爱情，但不久便抛弃了她。他听说华丽雅的表哥是莫斯科大学语文系的研究生，正在写一篇论述屠格涅夫创作的论文，感到这篇论文对自己正在写的文章有用，又去找华丽雅，通过她把表哥的论文借到手。他把论文中对屠格涅夫戏剧作品分析的三个观点写进自己的文章里。巴拉文的文章在《接班人》杂志上刊登后，在语文系引起轰动，受到同学和教师的一致称赞，成为学院的风云人物。他私生活中不道德的行为和剽窃的劣迹暴露后，离开了集体，一人躲在家里。瓦吉木热爱集体，关心同学，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到工厂去领导工人文学小组。瓦吉木把巴拉文拉回集体，大家欢迎他归队，巴拉文在集体的帮助下，改正错误，又成为集体中的一员。五一节那天，瓦吉木、巴拉文和其他同学参加游行，穿过红场的时候，听到斯大林喊出：“苏联大学生万岁!”的口号，激动不已。小说到此结束。
       小说吸引我们的是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积极的集体主义精神。那些年特别强调集体主义。人不能有个性，个性等于个人主义。个人才智受到“集体荣誉”的制约。学习好的同学被扣上单纯业务观点的帽子，那时还没有“白专”的说法。班上有几名调干生，年龄大，记忆力差，不适合学外语，但集体决不让他们掉队。学习好的有义务帮助学习差的，全班同学必须齐头并进。集体主义不仅包括团体成员相互关心，也包含个人对集体的依赖，用不着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集体反正会帮助你。这同吃大锅饭一脉相通。今天在中国已经比较可以充分发挥个人才智，不再强调“齐头并进”、“永不掉队”了，但俄国人仍不能完全摆脱集体主义精神的桎梏，至今很多人仍旧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生活异常贫困，却不会充分发挥个人才智，想方设法摆脱困境，仍期待渺茫的外来帮助。看来，当年我们学习《大学生》没有苏联青年学得好。
       《大学生》获得1952年斯大林奖，刚从高尔基文学院毕业的特里丰诺夫一跃成为著名作家。这本小说是典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引起斯大林的注意。作家笔下的苏联社会，战后苏联大学生的生活，都与现实相距甚远。特里丰诺夫很快便否定了自己的成名作。“今天这本书的任何一页我都读不下去……只是无法不承认这是自己写的书。但可以离它远点——有时离得远远的。”(博恰罗夫《同特里丰诺夫相聚》)自1960年起《大学生》没有再版过，直到作者去世后，他的未亡人才答应再版。这部小说同特里丰诺夫后来写的《换房》、《滨河街公寓》、《初步总结》、《老人》、《另一种生活》和《时间与地点》等作品大相径庭。但细读《大学生》，仍能隐约感到特里丰诺夫的创作倾向，他后来能写出《换房》等作品并非偶然。《大学生》写到批判世界主义运动，考塞尔斯基教授首当其冲，受到批判并被师范学院解聘。考塞尔斯基有什么过错呢?闭口不谈当代苏联文学。战后苏联产生了哪些值得称道的佳作?我仅以1948年至1952年中国读者所熟悉的获奖作品为例，如《幸福》、《金星英雄》、《光明普照大地》、《白桦》、《曙光照耀着莫斯科》、《莫斯科性格》、《斯大林格勒大血战》和《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哪一部不是粉饰生活、图解政策的作品?考塞尔斯基是文化修养很高的老知识分子，怎能认同这些作品?他不承认苏联文学，但也从未批评或否认过。他写了一本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在《消息报》上受到批判。特里丰诺夫并未点明批判了什么，但只要报纸一点名，作者就完蛋了。考塞尔斯基找系主任西索夫申诉，西索夫用拳头轻轻敲着桌子说：“形式主义——过分注重形式，有意无意把内容降低到第二位。这就是你不能理解我们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看不出它比西欧资产阶级文学优越的原因。”这类话我们也听说过。考塞尔斯基没做过损害苏维埃政权的事，只因为不称赞苏联文学，被几所高等学校同时解聘了。特里丰诺夫受导师帕乌斯托夫斯基和费定两位文学大师的影响，同样看不上虚假的苏联文学。他在《大学生》中塑造了一个漫画式的人物拉果简科。拉果简科是海军指挥员，因为喜爱苏联文学，“我们自己的文学”，考入师范学院。他粗鲁浅薄，两次考试不及格，并辱骂教授。他对巴拉文说：“考塞尔斯基不把苏联文学放在眼里，他根本不懂苏联文学——一本书也没读过。”通过考塞尔斯基同拉果简科的对比，还是能感受到作者的创作倾向。
       二
       1976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孙绳武先生约我到编辑部，让我和另一位先生合译同年一月苏联《各民族友谊》杂志发表的特里丰诺夫的中篇小说《滨河街公寓》，作为内部参考书出版。我不明白“文革”期间为什么要翻译苏修小说。回家打开一看，立刻被小说吸引住，但书中所描绘的苏联现实同我脑子里的社会主义苏联相去太远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部小说在苏联乃至欧洲引起轰动。后来读了《生存与命运》和《阿尔巴特街的儿女》等小说，又几次到苏联和继起的俄罗斯的大学执教，进入俄国人的生活，同他们天天接触，对苏联的现实有了较多的了解，我才认识到，《滨河街公寓》是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之前，在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公开发表的第一部真实反映苏联现实的作品。《生存与命运》、《阿尔巴特街的儿女》等作品当时无法发表，都是在实行“公开性”以后出版的。也许，这就是1976年《滨河街公寓》在苏联乃至欧洲引起强烈反响的原因!
       《滨河街公寓》以格列勃夫和廖夫卡的命运为主线，描绘了苏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现实。作者着重写格列勃夫和廖夫卡中学和大学时代的苏联现实。格列勃夫和廖夫卡是中学同学。廖夫卡住在滨河街公寓，格列勃夫住在偏僻的杰留金胡同。滨河街公寓俨然是苏联权力的象征，住户都是党政要员以及各界名流。廖夫卡的继父便是克格勃的头目。公寓的住户经常搬迁，老住户极少。今天旧住户押出去，明天新住户搬进来。
       住在杰留金胡同的格列勃夫同几家合住一个单元，有一家姓贝契科夫的，横行霸道，欺负邻居。他们家的两个男孩子明卡和塔兰卡带着大黑狗在胡同里称王称霸，向过路的小孩要钱，不给便拳打脚踢。
       廖夫卡是插班生。他穿戴讲究，神气活现，对同学和老师傲慢无理，不时带些外国玩意儿向同学们显摆。同学们很讨厌他，决定教训他，把他骗到学校后院，扒掉他的裤子。两个同学扑过去，把他摔倒在地，其他同学一齐动手。啪的一声枪响，同学们四散奔逃。廖夫卡握着手枪站起来，原来是支玩具手枪。从此廖夫卡在班上威风大振，没人再敢欺负他。廖夫卡有时邀请同学到家里玩，格列勃夫也去过。宽敞的房间和讲究的装修把格列勃夫惊呆了。
       一天，廖夫卡和同学安东经过杰留金胡同，与明卡和塔兰卡遭遇。廖夫卡和安东当然不买他们的账，于是一场恶斗开始了。贝契科夫家里的其他人带着大黑狗从地下室里冲出来，廖夫卡和安东都受了伤，衣服被撕破。第二天，一个穿皮大衣的人来到贝契科夫家，枪声响起，大黑狗被打死。明卡因盗窃被抓，贝契科夫老头栽倒在院子里，家中其他成员不知去向。
       几天后格列勃夫到廖夫卡家去玩，被廖夫卡继父叫进书房。继父请他帮个忙，告诉他那次在校园殴打廖夫卡是谁带的头。格列勃夫吓了一跳，那件事已经过去几个月了，怎么他还旧事重提。格列勃夫想蒙哄过去，说是明卡一伙。继父立即打断他，对格列勃夫说：“瓦吉姆(格列勃夫的名字)，你十二岁，已是大人了，应该明白打我儿子的严重性。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格列勃夫马上招出最先把廖夫卡扑倒在地的两个同学。一个同学的父母调离莫斯科，他跟他们一起走了。另一个同学因学习成绩太差，被学校开除，后沦为小偷。二十多年前我译书的时候，并没特别留意廖夫卡继父的这段话，直到1995年读了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后，才明白他的话语的分量。1935年6月罗曼·罗兰访问苏联，斯大林曾对他说：“要彻底铲除这些匪徒，我们需要两三年时间。我们一定要达到目的。但为此必须让人人有恐惧感。我们应当通过这项镇压性法律，以死刑威吓自十二岁起的儿童罪犯，尤其是他们的教唆者。”这就是要通过可以判处十二岁儿童死刑的法律。格列勃夫一听到“你十二岁，已是大人了”，连忙招出两个同学，因为他知道隐瞒的后果：廖夫卡的继父随便安个罪名便能把他处死。
       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不到苏联学校的少先队和共青团组织，看不到他们的活动，而格列勃夫和廖夫卡这些同学正是参加少先队和共青团的年龄。
       三
       格列勃夫战后进入大学的时期正是瓦吉木和巴拉文上大学的时期。但在两部小说中，人物完全不同，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完全不同。在《滨河街公寓》里，意识形态化的人物没有了，概括地说，只有心地善良的人和人品卑鄙的人，作者着力展现人性中的善良和丑恶，人物无法简单归入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之列。
       格列勃夫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是甘丘克教授，教授女儿索尼娅是格列勃夫的中学同学。通过索尼娅，格列勃夫同甘丘克教授的关系拉近了。教授请格列勃夫到家里喝茶，格列勃夫讨好索尼娅。索尼娅是俄罗斯传统女性，真挚善良，把爱情视为生命，遂以身相许。格列勃夫成了甘丘克未来的女婿。索尼娅是教授财产唯一的继承人，滨河街公寓的住宅和郊区宽大的别墅自然也将属于他。一天，索尼娅举行晚会，“所有妖冶的姑娘和各式各样的小伙子，像通常那样，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都跑到教授家里大吃大喝来了。有的姑娘带来自己的熟人，而熟人又带来自己的熟人。好在教授客厅可以容
       纳五十位客人。”他们唱歌喝酒，很快有了醉意，开始斗嘴吵架，最后大打出手。特里丰诺夫写道：“那时，确有一批叫花子式的大学生，几乎流落街头，因为他们经常被这个或那个学校开除、赶走。他们只好在朋友处借宿，从这个宿舍搬到那个宿舍，或者就在火车站过夜。”这些大学生与《大学生》里的大学生大不相同，他们没有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得过且过，不知明天将会怎样。我的俄国朋友谢尔盖教授是战后大学生，他说他们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但情绪还是很高的。有理想、有抱负的大学生仍然不少。
       不久，全国大张旗鼓地展开批判没有爱国心的世界主义者运动。每次运动都是投机分子施展身手的机会。位置是有限的，而想占据位置的人数永远多于位置的数目。得到位置的办法不是自由竞争，而是“取而代之”。利用运动把一伙人打下去，另一伙人才能上来。
       一天格列勃夫被新上任的教务主任叫去谈话。这位新主任原是军事法庭检察官，不久前才转业到学院来。他问格列勃夫的指导教师是不是甘丘克教授，格列勃夫点了点头。主任说，他听说甘丘克把他列入研究生推荐名单，还听说他是甘丘克未来的女婿。又说：“我们不反对您当研究生，也不反对甘丘克教授担任您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更不反对您同教授结亲。我们从来没反对过甘丘克教授妻子担任语言教研室的教学组长。这些事孤立地看都无可非议，但联系起来看就未免过分了。”主任建议格列勃夫更换指导教师，格列勃夫同意了。
       语文系批判青年教师鲍利斯，给他戴上向西方文化顶礼膜拜的世界主义者的帽子。鲍利斯是甘丘克的得意门生，批鲍利斯是打倒甘丘克的第一步。教务处和语文系周密策划，决定召开批判甘丘克会议。甘丘克并非等闲之辈，是科学院通讯院士，老布尔什维克，参加过国内战争，发表了一百八十多篇著作，打倒他谈何容易。需要借格列勃夫一臂之力，让他在会议上发言。不能泛泛批判，要举出有力的论据。如甘丘克书房书架上摆着的一排石膏胸像都是什么人，有没有资产阶级思想家。这能说明甘丘克的思想倾向。格列勃夫特意到书房里转了一趟，但石膏胸像落满尘土，看不清都是些什么人。星期四召开会议，格列勃夫务必参加。格列勃夫思想斗争激烈。不出席会议不行，出席会议不发言不行，泛泛谈谈不行，尖锐批判甘丘克不行，替他辩解更不行。批判甘丘克，势必同这家人破裂，失去痴心爱他的索尼娅，连同滨河街公寓的住宅和郊外的别墅。替甘丘克辩解，便会从研究生名单中删除，毕业后分配到穷乡僻壤，同学术界永不沾边。权衡双方的实力，甘丘克处于劣势，势必被打倒。万全之策是不出席会议，从斗争的双方都得到好处，可找不到借口。星期三晚上他同廖夫卡一起喝酒，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清早被表姐唤醒，外婆去世了。星期四格列勃夫没参加会议。但他在另一次会议上还是发了言。甘丘克被打倒，调往州立师范学院。甘丘克被打倒后对格列勃夫说：“您知道我们错在什么地方?错就错在1928年我们可怜那些现在打倒我的人，本应把他们干掉。”甘丘克本是文坛叱咤风云的一员猛将，他的一支笔曾经“解决”了许多人。这次他是牺牲晶，可又曾是胜利者。没有永恒的胜利者，同样也没有永远的牺牲品。如果社会提供自由竞争的空间，格列勃夫也许会仗义执言，未必像市侩那样反复考虑利害得失。他作出最后选择时，内心激烈斗争，便证明他良心并未泯没。格列勃夫得到了想要的一切，后来获得博士学位，成为研究所所长。1974年4月，心广体胖的格列勃夫动身到巴黎参加国际文学理论家和文学评论家代表大会去了。
       四
       1981年，在特里丰诺夫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小说《时间与地点》中，主人公安季波夫陷入同格列勃夫相似的窘境。安季波夫是位青年作家，一天在朋友米龙家喝茶。米龙当律师的父亲请他担任一件诉讼案的文学鉴定人，米龙父亲说：“新人在法庭上容易产生良好印象。”安季波夫并不知道什么案子，觉得是件露脸的事，便轻率地答应了。案件是一家出版社的副社长状告顶头上司、社长德沃伊尼科夫剽窃他人著作。安季波夫刚把自己的第一部作品送交另一家出版社，渴望自己的处女作早日问世。没料到他这本书的编辑萨亚索夫是打官司的副社长的哥哥。他把稿子交给萨亚索夫，编辑说两个月才能看完，安季波夫听了非常扫兴。但编辑知道安季波夫担任文学鉴定人后，马上打电话告诉他，小说两天便读完了，叫他到出版社来听意见。安季波夫兴冲冲赶到出版社，编辑对他的作品轻描淡写地说了两句，便转到弟弟的案子上。他说社长德沃伊尼科夫是个阴险狡诈的人，安季波夫应主持公道，证明德沃尼科夫剽窃了他人著作。安季波夫马上意识到编辑在同他做交易，如果鉴定不是剽窃，他的书就别想出版了。
       安季波夫看过米龙父亲送来的材料，断定德沃伊科夫没有剽窃他人。因为苏联政治理论书都是大同小异，三十年代的同二十年代的没有多大区别，四十年代的又同三十年代的如出一辙。哪本书里也没有独立的见解，全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因此剽窃罪不能成立。安季波夫找老同学米龙商议，问他该怎么办。米龙说：“我的话可能让你失望，你现在的处境只能偏向编辑萨亚索夫，因为他出你的书。出书才是最主要的。你何必把替你出书的人变成敌人呢?没有意义。”米龙让他不要把这些话告诉父亲，“他知道了准宰了我。”萨亚索夫打发安季波夫的另一位老同学威胁安季波夫的母亲和姐姐。那人走后，姐姐对安季波夫说：“萨亚索夫是个非常阴险的人，他不仅会对你报复，还会对全家报复。你也知道，妈妈是惊弓之鸟。”安季波夫的父亲三十年代被清洗，母亲蹲了八年监狱，现在总算有了工作，但一直心惊胆战。安季波夫给米龙父亲打电话，请求不担任文学鉴定人。米龙父亲说，法院即将开庭，让他到哪儿再去找文学鉴定人。米龙父亲又说，如果他确认德沃伊尼科夫的著作不是剽窃，后者允诺奉送他一千卢布。安季波夫断然拒绝德沃伊尼科夫的一千卢布，但陷入两难的窘境。
       开庭的那天安季波夫来到法庭，旁听的编辑萨亚索夫双眼紧盯着他，眼神告诉他确认德沃伊尼科夫的著作是剽窃，否则他的书休想出版。安季波夫权衡利弊，认为公正才是最大的利，确认德沃伊尼科夫没有剽窃，副社长败诉，他的书自然出不来了。说了实话，蒙受巨大损失。
       赫鲁晓夫执政初期，苏联的坚冰出现裂痕，开始了解冻时期。就在这时候，安季波夫的老师、老作家基亚诺夫遭受攻击。作家捷捷林从流放地返回莫斯科，传说三十年代基亚诺夫和捷捷林合写过一个剧本，捷捷林流放后基亚诺夫删去了他的名字。人们议论纷纷，指责基亚诺夫剽窃捷捷林的成果。事情的真相是捷捷林预感自己即将流放，为了剧本能够上演，请求基亚诺夫删去他的名字，把稿酬寄给他妻子，基亚诺夫正是这样做的。基亚诺夫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来见我，我们马上便可以解释清楚。我没有对不起他的地方。他怎么求我，我就怎么做了。”令人不解的是捷捷林一直沉默，不站出来澄清事实。应了“此一时，彼一时”那句话。当时迫于形势，不得不放弃署名，现在形势变了，又后悔了。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只是一味避免同基亚诺夫见面。安季波夫又被邀请担任基亚诺夫剽窃事件的鉴定人。他来到远郊区，四处打听，终于找到捷捷林，劝说捷捷林同基亚诺夫见面，“难道您就不可怜可怜老人?”捷捷林被感动了，终于同基亚诺夫见了面，两人之间的“误会”冰消瓦解了。
       安季波夫和格列勃夫不能简单地归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之列。两人在紧要关头都权衡过个人得失，都犹豫过，安季波夫战胜私利，格列勃夫则在私利前跌倒。不同的结果是个人品质问题，并非政治教育的结果。苏联树立过许多英雄模范人物，号召人民向他们学习。工人学习斯达汉诺夫，集体农庄庄员学习帕莎·安格林娜，少年学习帕夫利克·莫罗佐夫，还曾学习过保尔·柯察金、卓娅、马特洛索夫等英雄人物。但他们的精神无法改变人性中的善恶。斯大林等领导人过分看重意识形态的作用，忽略了物质生活对人品的影响。几户人家挤在一个单元里，他们日夜盼望的是得到一个单独栖身的地方，而不是斯达汉诺夫的工作方法。报酬同付出的劳动不相称，人民生活水平长时期得不到提高，房荒一直闹到今天。在同样的条件下，有的人善良、正直，有的人凶狠、狡诈。这是人性的表现，而人性又早已被强大的政治势力扭曲了。
       特里丰诺夫触及到苏联出版界的黑幕。编辑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主编和社长了。大型刊物的主编多是中央候补委员，他们对作品有生杀予夺之权。有才华、思想开放的主编，不遗余力地挖掘优秀作品，发现有才华的作家，惺惺惜惺惺，如《新世界》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他为发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癌病房》，真可以说跑细了腿。也有另一类主编，如《十月》主编潘非洛夫之流，本身是庸才，只能赏识、发表庸才的作品，作者如敢违拗他们的意志，作品决无问世之日。出版机构不考虑市场需求，根本也没有图书市场。出版的书卖得出去卖不出去，同吃皇粮的社长、主编毫不相干。出版什么读者就读什么。这种做法对民族素质造成多大戕害这里就不细说了。
       五
       苏联社会市侩化，知识分子市侩化，是特里丰诺夫《换房》、《初步总结》、《老人》、《滨河街公寓》和《时间与地点》等作品的另一主题。《换房》和《老人》里的主人公们为得到住宅(交换或获取)勾心斗角，不择手段。苏联长时期不建造百姓住宅，只对已有的住宅实行再分配。沙皇时代的贵族、地主、银行家、高级知识分子、资本家等从自己的住宅里被赶出去，大批工农干部搬了进去。一座邸宅住几家以至十几家。大家共用一间厨房、一个厕所，极为不便，摩擦不断，纠纷时起。作家左琴科小说《肝火太旺的人》写的是几户共用一间厨房，一家主妇误用别家的刷子，刷子的主人同她争吵起来，各家男人出来助威，结果大打出手。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只为特权阶层营造住宅，修建别墅(每个政治局委员在各疗养地都有别墅)，其余的钱用于发展重工业，平民百姓的住房不在计划之内。赫鲁晓夫盖了一批简易的五层楼住宅，老百姓欢欣雀跃，总算有了一个自己独立的单元。这种楼被称为赫鲁晓夫楼，尽管极为简陋，至今仍住满了人。1989年我第一次到俄罗斯远东海参崴市远东大学执教，十二年之后再次到该校重执教鞭，我发现俄国朋友住宅毫无改善。老友谢尔盖教授仍住在两室一走廊的单元里。远东大学除校长外，教职员还居住在狭窄的旧住宅里。
       《换房》中的主人公德米特里耶夫副博士是油泵专家，在天然气仪器研究所工作。母亲克谢尼娅是图书编目专家，在科学院图书馆编制书目。妻子列娜精通英语，担任科技翻译。一家都是知识分子。列娜和婆婆无法相处。德米特里耶夫一直希望与母亲同住，搬到母亲那套二十平米的单元里去。母亲孤独一人，年老体弱，又特别疼爱孙女，他们搬过去对她也有个照顾。但德米特里耶夫每次提出，都遭到列娜的反对。母亲病重住院后，列娜忽然提出同母亲一起住。原来列娜预感母亲不久于人世，搬过去拿到房产证，加上他们现有的住宅，可以换一套三居室住宅。德米特里耶夫开始反感，枕边风吹多了，也就按列娜的计划行事。列娜在电话里对丈夫说：“你就这样说：你非常想在一起住，可我反对，但你坚持非住在一起不可，就是说违背我的意愿，往我身上推，明白吗?这样才自然，你母亲才不会多想……”为了达到目的，列娜使出浑身解数，德米特里耶夫亦步亦趋，终于达到目的。列娜等人的小市民心态暴露无遗。书中还出现了德米特里耶夫的爷爷。“老
       人七十九岁，这样的老人在俄罗斯不剩几个。而彼得堡大学毕业的法学家更是寥若星辰，他们当中年轻时代从事革命工作，蹲过监狱，流放到西伯利亚，逃亡国外，在瑞士和比利时工作过，认识维拉·扎苏利奇(民粹派，1849-1919年，刺杀沙皇时代彼得堡市长特列波夫)，现在只剩下一两个了。”爷爷说，没有比往昔寻求理想更愚蠢的了。革命老人的理想破灭了，白白为之奋斗了一生。“爷爷回到莫斯科，病得很重，需要休息。”爷爷革命后再度流放，苏共二十大后才回到莫斯科，已经百病缠身了。爷爷的出现似乎与情节无关。但连九死一生的老人都悔恨自己的理想，认为做了傻事，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理想，只顾眼前利益，便容易理解了。丧失理想是市侩化的开始。
       《老人》的情节由两条线索交叉展开：革命老人列图诺夫的儿女们想方设法争夺住宅，列图诺夫独自反思国内战争，竭力弄清国内战争英雄米古林的冤案。老人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以及他们周围的人都是一群没有理想、没有抱负、只图眼前利益的庸人。老人的儿女一心争夺阿格拉费娜的住宅，除了商议如何把住宅弄到手，看不见他们的其他活动。他们是没有精神生活的知识分子。其他争夺住宅的人，如暴发户康达乌罗夫，是全无心肝的市侩。他的情人斯韦特兰娜问他：“世界上有你正在享受的各种各样的幸福和你所希望享受的幸福……比如像我这样的女人，你不是享受过我的肉体吗?还有家庭，给你带来另一种享受。还有阿格拉费娜的住宅，你希望得到它，把获得住宅看作你最大的享受……还有去墨西哥，我知道你已争取到名额，还有谋取莫斯科的其他职位，将给你带来更大的享受。实话告诉我：如果在所有享受当中任你挑选一种，你会选择哪一种?”康达乌罗夫回答道：“所有的我都要……”一副典型市侩的面孔。特里丰诺夫在《大学生》以后的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多数是正在市侩化和已经市侩化了的人物，有点像俄国古典作家笔下的人物。民族性非一日形成，也不会一夜之间改变。今天的俄国人是历史上俄国人的延续。一旦狂热过去，压力消失，俄国人身上的劣根性便显露出来了。革命后失去了贵族视为生命的个人尊严，，增添了风靡几代的全民告密。在革命政权下维护个人尊严是不可能的，诗人古米廖夫便是例子。他不允许革命工农侮辱他的人格，革命工农马上把他枪毙了。三十年代初树立告密少年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为榜样，号召全民，特别是青少年，向他学习。告密是升迁、获利的捷径，一时成为风气。正直善良的人只能默默坚守自己优良的品德。今天俄罗斯的风气已有变化，告密的人不多了，因为已无市场。尊严又渐渐回到人间。
       六
       《老人》的另一个主题是反思国内战争。特里丰诺夫摆脱《联共(布)党史》的束缚，在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的1978年，第一个公开发表反思国内战争的小说。革命老人列图诺夫1919年在红军部队同白军作战，目睹了逮捕、审讯战功赫赫的红军将领米古林的经过。他一直弄不明白方面军革命委员会为何如此对待米古林。米古林原是哥萨克中校，十月革命后倒向红军，指挥第九集团军。他在哥萨克人当中享有崇高威望，所到之处，白军将领邓尼金、弗兰格尔、克拉斯诺夫的部队望风披靡。米古林击溃克拉斯诺夫部队，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不幸的是米古林同自己部队的政委们发生激烈冲突，称他们为假共产党员。同他合作过的政委有流放的革命者、年轻的工人和大学生，都没有指挥作战的经验，一个个左得要命。担任过第九集团军政委的希贡采夫，对军事一窍不通，不分青红皂白地枪毙人，是个狂热分子。他刚从流放地回来的时候，暂时住在列图诺夫母亲家。母亲和舒拉舅舅把希贡采夫比作涅恰耶夫。1980年特里丰诺夫写过一篇与《老人》相呼应的文章《涅恰耶夫，韦尔霍文斯基及其他人……》，从不同角度剖析涅恰耶夫。涅恰耶夫是何许人?涅恰耶夫(1847—1882)参加过俄国革命运动，组织秘密团体“人民惩治会”，撰写《革命者教义问答》。1869年怀疑“人民惩治会”成员、大学生伊万诺夫背叛团体，将其杀死，受到沙皇政府通缉，逃亡国外。1872年在瑞典落网，瑞典政府把他移交俄国，被判二十年苦役，死于彼得保罗要塞。这是十九世纪末俄国轰动一时的案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群魔》便是根据涅恰耶夫案件创作出来的。韦尔霍文斯基是《群魔》里的人物，原形即涅恰耶夫。涅恰耶夫在《革命者教义问答》中写道：“革命者是注定灭亡的人。他既无个人需要，也无个人事物、感情、依恋、财产，以至名字。他身上的一切都被唯一的兴趣、唯一的思想、唯一的热情——革命所代替。”希贡采夫对母亲和舒拉舅舅说，人类如果不改变心理气质，不摆脱感情和激情的束缚，就将走向毁灭。特里丰诺夫让列图诺夫的母亲和舅舅把希贡诺夫比作涅恰耶夫含有深意。米古林同希贡诺夫的冲突首先表现在对待哥萨克人的态度上。顿河革命委员会下达命令，征用哥萨克人的大车和挽具，头脑清醒的舒拉舅舅认为决不能这样做，大车和挽具是哥萨克人的命根子，执行这种命令会造成难以估计的后果。但命令还是执行了，引起顿河哥萨克的暴动。南方方面军派布拉斯拉夫斯基到顿河地区，同希贡诺夫一起管理民政。他带来方面军．的命令：凡同反苏维埃政权活动有关的人，一律审判；凡藏有武器的人，一律枪毙。自古以来哥萨克人都携带武器，难道把他们通通枪毙?布拉斯拉夫斯基被哥萨克杀死。希贡诺夫说：“布拉斯拉夫斯基是出于什么原因而被杀死的呢?因为哥萨克人暴动。哥萨克人为什么会暴动呢?就是因为布拉斯拉夫斯基对他们烧得不够，杀得不够……都怪他自己不好。”希贡诺夫要杀更多的人，自己也被哥萨克砍死。米古林完全不这样看哥萨克，他主张：“不要触动农民的宗法制度，不要破坏他们的生活习俗，要用自身的榜样引导他们走向美好的生活，而不是用那些不高明的共产党员的刺耳的讲话……”米古林同政委们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他申请入党，遭到拒绝。米古林被调离前线，担任闲职，邓尼金的军队逼近罗斯托夫等大城市。米古林为挽救革命，组织“铁军”，擅自重返顿河前线。他因此被逮捕，送交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执行前莫斯科来电赦免。
       特里丰诺夫对国内战争格外关心，有个人原因。他父亲曾是一名红军政委，无故被自己人处死。我们在《老人》中看到的内战，不像以往苏联电影和作品里所表现的内战。红军同样凶残，同样枪杀百姓。红军内部矛盾重重，自相残杀。由城市工人和农村游民组成的红军，缺乏军事知识，无指挥作战能力，不得不使用沙皇军队的军官，但又不信任他们，处处监视他们。内战双方到底死伤多少人，没有精确的数字，哪怕是粗略的数字，也不可能有。但对生产力的摧毁是无疑的。红军最终战胜白军，建立了新社会。但我们在《滨河街公寓》、《换房》、《初步总结》、《另一种生活》和《时间与地点》所看到的苏联社会，仍是一个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生活贫困的社会。为了改变停滞的经济，不得不实行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红军与白军作战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现在又发展资本主义，绕了一个大弯又回到原地。代价何其惨重!
       特里丰诺夫是位讲真话的作家。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居然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意识形态控制最严的年代，讲出了别人无法讲出的真话。他的作品里没有耸人听闻的事件，曲折的情节，只有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然而正是平凡的生活和普通的人物，才能展现出苏联真正的现实，引起我们深思，产生进一步认识苏联现实的愿望。也许，这就是特里丰诺夫至今仍拥有广大读者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