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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一条叫父亲的鱼
作者:沈东子

《收获》 2003年 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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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听见一首英文歌,一个叫奎塞拉的小姑娘,问妈妈将来会怎样。你听着听着不由得一笑,因为这样的问题,你小时候也问过父亲,只是那时你问的不是将来会怎样,你所操的南方口语,喜欢把将来说成以后,你问的是以后会哪样。当时父亲对你说,以后会哪样,你活到以后就知道了。
       你不知道你现在算不算已经活到了以后,如果算的话,真的,你还是不知道以后会怎样,可如果不算,那以后到底在哪里呢?将来究竟将何时到来,以后究竟以哪天为后?’ 本来你还可以再问父亲,但你没有问,一来父亲已经不在人世,带着他对将来的预言,顺着他喜欢的漓江,顺着那清澈的河水飘进了大海;二来假使父亲活着,你也不愿再问他,因为问毕竟是一种为难,况且你也已经做了父亲。父亲应该解答,而不是提问。如果一个人成了父亲,还整天问这问那,那他的孩子将来要么是大师,要么是白痴,后者的可能性大概占九成。哪个父亲愿冒这种风险?
       看到这里,读者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人接下来准备给大家讲述他儿子的故事。如今的世上,许多男人只有一个单位,也只有一个儿子,因为活得太平凡,年纪轻轻就开始了唠叨,整天把儿子叼在嘴上,好像世上只有自己的儿子是儿子,儿子也以为世上只有自己是儿子。
       你不是这样的人,还不至于是这样的人。儿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他有他的生活,你有你的。你绝不会因为年纪比他大,就过得比他索然,成为他的累赘或仆从。谁不是从年轻过来的呀,你在他这个年纪,还是全城第一个跳迪斯科的呢。当时你以为自己独领风骚,可父亲说有些曲子他三十年前就听过了。
       将来会怎样?将来有时只是回到过去。
       你想告诉大家的,是一件跟鱼有关的事。
       父亲在大学里学的是中文,可是像许多从不寂寞的男人那样,在追求并拥有过许多女人后,他那活跃的大脑开始思索更深的东西。他不再注视书本,也不再注视女人的身体,而是常常面对春天的雨和秋天的落叶,陷入一种男人独有的沉思中。
       他好像对生命科学格外感兴趣,不止一次地跟你讲述胚胎形成的原理,只可惜你听不懂。他有时还会拉着你一起面对天空沉思,也不管你一个小孩子,哪懂得什么叫沉思。要是你想溜,他的手就会变成铁钳,将你紧紧铐住,眼睛却依然望着天空。
       现在想来,父亲是想锻炼儿子,让儿子早一点拥有沉思的能力,哪怕就早一点点,早三五个月,命运也会发生变化。这是他说到自己二十一岁的选择时,常说的话。他二十一岁那年,加入了浩荡南下的队伍。
       父亲喜欢说,空气其实就像水,我们其实就像鱼,只是水比空气更稠些,我们比鱼更傻些。
       你问我们怎么比鱼傻呢?
       他说我们比鱼傻,我们当然比鱼傻。一边说一边依旧望着天空。
       你问为什么呢?
       他并不正面回答,只是说,我们有时很努力,想得很苦,想解决什么问题,可是很难。我们忘了,时间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时间会帮我们解决。当然也不会白帮这个忙,每次它都要在我们脸上留下一点记号,就是皱纹。
       父亲觉得自己已说得很明白了,但你还是半懂不懂。
       如今在理解了父亲的说法后,你不得不承认,人活在世上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无论夭折还是长寿,在上帝眼里都如同蜉蝣,可是哪怕就这么短暂,也得承受漫长的重负。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就不想活了,不,我们还是很愿意活着的,不但愿意,而且渴望,因为有将来,将来意味着变化,变化意味着希望,所以将来会怎样,是我们内心独守终生的盼望。这是其一。
       其二。既然活着嘛,当然想超越自己生活的几十年时光,去了解以前或者以后是些什么景象。了解以前是比较容易的,毕竟有前人生存的痕迹,通过那些可能真实也可能不真实的文字,多少可以猜到一些事实,猜到山顶洞人的篝火,湘妃的眼泪和荆柯的匕首。可是要想了解以后,那就困难多了,需要非凡的想象力才能知道将来会怎样,也正因为这种想象过于艰难,所以想象将来的人,总是要比回味过去的人少得多,或者说只有那些非凡的大脑,才有勇气揭开时间的窗帘,直面惨淡的未来。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你一开口就咬定未来是惨淡的呢。这句话确实问到了要害。未来是不是惨淡,完全取决于不同个体的感受。虽然我们只活了几十年,可是大家都能看到,哪怕在空前惨淡的岁月,也会有人过得惬意,同样哪怕遇上太平盛世,也有人在惨淡中度过一生。因此在这里惨淡只是一种假设,因为你即将说出来的事情,更接近惨淡,而不是惬意。当然也可能只是你觉得惨淡,而别人听说后觉得很惬意,那没有关系。
       父亲说起那件事时,口气是很轻巧的,宛如不经意吐出一个青色的烟圈,可那烟圈并没有散去,多少年过去,依旧在你的眼前徘徊。如今你渐渐看清楚了,那不是烟圈,是一个绳套,一个在许多中国人的颈项前来回摆动的绳套。
       那时已经是八十年代中期,父亲快满六十了。
       一个冬日的下午,从破损的窗户照进来一丝熹微的阳光,他忽然来了兴致,捂着茶缸对你说,五十年代末他从部队转业时,部队人事干事不知是出于好意,还是因为疏忽,让他自己带着档案袋,去找地方人事部门联系工作。他忍不住拆开袋子,想看看里面写了些什么。其他的材料记不得了,他只记得在组织推荐意见一栏,写着“此人可用,但不可重用”几个字。
       ——此后,我的履历到死,都不带“长”字。
       说完父亲一声冷笑,放下茶缸,搓搓手又去翻看陆放翁的诗。
       你头一次听见档案这个词,是在高二的课堂上,那时大家都快毕业了,面临下乡当新农民的命运,心情自然有些不安,也就无意再关心六的三次方乘以六的三次方的运算过程,只顾与漂亮的女同学打情骂俏。漂亮的女同学虽然漂亮,但还没有漂亮到可以被招进歌舞团或部队文工团,也面临下乡当新农民的命运,所以也愿意与男生打情骂俏。
       有一次男生女生闹得太过分了,那位平日挺温和的女班主任,实在忍无可忍,指着你旁边一个朝女同学扔纸团的男生,说:
       ——你给我老实点,要不然我把情况写成材料,放进你的档案里,一辈子都跟着你!
       大家当时全愣了,不明白这世上除了父母,还有什么东西会一辈子跟着自己?
       确实有,就是屈辱,只是当时谁都不明白。
       档案是什么?档案就是你的背景材料,只是这些材料既不是你提供的,也从来不会让你过目,里面是些什么东西,或者被别人塞了什么东西,只有别人知道。所以档案是别人给你画的一张脸,如果那张脸画得歪歪扭扭,还抹上了黑,那就相当于古代的黥刑。
       古代那些犯法的囚徒,或者被诬犯法的囚徒,脸膛被刺上字,涂上墨,发配到边远地区服苦役。苦役已经是极重的惩罚了,为什么还要在脸上刺字?这是中国人经过长期摸索找到的惩治办法,目的就是要让人人都知道,你是一个作奸犯科的人,永远不许踏上或者重新踏上宦途。不但不能踏上宦途,连做人都难,一定要把人逼到上梁山那一步。
       进入二十世纪,肉体的黥刑已被废除,但对人的甄审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不同的是,甄审的结果,古代刺在脸膛,现代烙在心脏,改名叫内控,于是屈辱成为一种隐形的存在,仿佛总有那么一双邪恶的鹰眼,在阴影中注视着负重爬行的普罗米修斯,明知他永远爬不上山巅,但从来不说,只是在一旁狞笑或冷笑。你孜孜砣砣干活,一次次试图证明自己的品德和才能,一次比一次更刻苦,恨不能下地狱脱几层皮,可在组织的档案里,你已被划为干活的奴隶,永远也不会因为你干活努力,把你提拔为将军。
       男生女生当时哪能想到这些,可是尽管没能想到这么多,但档案两个字已足以对大家产生心灵的震慑。至少有那么十几分钟,所有的男生都收回了自己献媚的目光。
       “可用,但不可重用”,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但细细思量,也不难明白。
       父亲既不是旧政权的官,也不反对现政府,为什么会被内定“不可重用”呢?只因为祖上多置了一份田产,自己多识得几个汉字,有可能拥有自己的思想,而思想是历朝历代都不喜欢的东西,因为怎么洗脑都洗不干净,怎么洗都不放心。
       那为什么又可用?还是那个原因,因为多识得几个汉字,个子长得又高挑,是鸡群里的鹤。土鸡虽然永远成不了鹤,但内心还是很想学会鹤的步态的,所以父亲虽然“不可重用”,可启蒙识字的学生中,却不乏各种重要干部,从书记到将军,都有。
       现在想来,那几个字虽然不是铅印的,但比铅更沉重,一定在父亲心头压了许多年。
       那可是沉甸甸的几个字,不知压弯了多少男人的脊梁。
       好在父亲活过来了,他在把这件事。说出来的同时,也从它的重压下走了出来,重新仰望蓝色的天空。这就是他喜欢凝望远方的原因。
       有人说人是有记忆的,也有人说往事不堪回首,两种表述看似不同,但意思是一样的,都想表达一种刻骨铭心的情感。
       一个人如果因为屈辱而把过去深藏起来,那另一些人就太高兴了。
       另一些人是谁?就是往你脸上刺字的人。这些人最巴望受黥刑的男人保持沉默,被奸淫的女人保持沉默,遭损害的下属保持沉默,被欺瞒的上司保持沉默……如果世界一片沉默,他们就可以混迹于人群,消失于历史,作恶多端却不留下任何恶名。
       反抗并非只有一种形式。强人恃强施暴时,最有力的反抗是什么?对打?不,对打只能招致毁灭,让施暴者得以永远逍遥法外。最有力的反抗是记忆,记住对方的面孔,把它描摹下来,送往时间的审判坛。饱受欺凌却没有留下任何记忆,这就是鲁迅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你可以剥夺一个人的种种权利,但是你不可能剥夺他对你的轻蔑,你害怕他轻蔑你,想方设法凌辱他,可他依旧轻蔑。
       那么记忆又是怎样留下来的呢?当然得靠伟大的记忆者。
       俄罗斯人有索尔仁尼琴,捷克人有米兰·昆德拉,智利人有伊莎贝尔·阿连德。他们都拥有非凡的记忆,而且从这记忆中说出了更为非凡的预言。这些民族是有福的,因为拥有伟大的记忆者,不仅没有被苦难毁灭,反而从苦难中复活了旷还有犹太人,为了记住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遭受的屈辱,半个多世纪过去,还在依然寻找,在南美、澳洲的大小城镇寻找逃亡的战犯,让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纳粹分子,为每一次不期而至的敲门声双膝发抖。
       父亲把他的记忆留给了你。
       晚年的父亲是独往独来的,书法艺术突飞猛进,似乎一生的沧桑都在笔底爆发,字迹一下由圆润变得苍劲,常常出现留白的枯笔,仿佛夕阳掠过秋林,留下斑驳的树影。他喜欢用三尺宣书写太公的一首诗。这里的太公不是钓鱼的姜太公,是你的太公。
       风呼呼地吹着/月光明明地照着/我和一棵小树并排站着/却没有靠着。太公八十多年前这样写道。父亲跟太公一样,也没有跟谁靠着。 这是祖训,他说。 父亲会一边书写古诗,一边收听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战况,为阿根廷人击沉英国驱逐舰击掌叫好,或者面对电视上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问你为什么这球踢得这么臭,你还看得这么入迷?他从十几岁开始看球,看到六十多岁,看到的全是耻辱,四九年输给菲律宾,五三年输给印尼,八九年输给香港,没能看到中国队打进韩日世界杯那一天。
       也正因为遭受过心灵的黥刑,才会有面对吃青蛙的权贵当众离席,拂袖而去的勇气。
       父亲对家乡的叙述,是很零乱的,有时说起老宅前厅的字画,有时提到天目山的竹笋,因而你对杭嘉湖平原上那座城市的了解,总是停留在同样零乱的想象中。
       那必定是一座阴柔的城市,在城池西边的
       某个角落里,有一座宽敞的院落,里面住着一户文弱的读书人家,在鱼米的滋养下,身着绫罗的孩子在阳光下琅琅念书。后来太平军的长矛挺进来,日本人的炸弹投下来,前厅成了一片废墟,长满了齐腰高的青草。残剩的东西厢房,没过几年也被收为公有,变成了生产笨重铁器的厂房。侥幸出逃的孩子流落各地,有的往北去南京,有的向东到上海,走得最远的是长子,也就是父亲。
       父亲见识过英人治下的香港,见识过千里冰封的北大荒,最后一直走到南方,走到当年柳宗元、黄庭坚被放逐的地方。不同的是,柳、黄是被朝廷流放的官员,父亲只是一介布衣。
       只要是从江南过来的,哪怕是布衣,也是江南布衣。
       说到索贿的局长,他会说我找只茅台酒瓶,撒泡尿送给他,让他喝!谅他这种土鳖,也没喝过茅台,能知道茅台是什么味?喝了还得说好喝!
       说到粗俗的市长,他会说什么东西,工人阶级念成二人阶级!二人能成阶级吗?
       说到毛泽东,他就直呼老毛!整天老毛长老毛短,把母亲的脸吓得惨白,她每次不待他说完,就会四顾门窗低声说:
        ——哎,你小声点,小声点,人家听得见!
       还有呢,聚餐时看见餐桌上出现青蛙肉,他要服务员撤走,见服务员面露难色;也不管就餐诸公中坐着顶头上司或当红权贵,他便拂袖而去,扔下一句话:
       ——青蛙是益虫,你们吃,我不吃!
       当然这都是以前的事了,以前是指他活着。
       终于有一天,父亲把你叫到了床前。
       他的身上插满了各种胶管,有的输液,有的导液,有的输氧,有的鼻饲。但是他的眼睛仍旧闪烁着狡黠的光泽。
       他问你今天给儿子吃鱼了吗?
       你说给了。
       他点点头。
       他慢条斯理地说,我们要吃鱼,我们比鱼傻。我们看上去好像比鱼聪明,其实比鱼傻。鱼生活在河流里,我们生活在陆地上,各有各的天地,可是人觉得自己很聪明,用一根线和一只小钩,钩上一点诱饵,就把鱼从河里抓了上来。这是我们人看得见的,是我们人的观点。可是鱼呢,你知道鱼怎么看?你知道那些风干的鱼眼,在被风干前,对你有过怎样的看法?你不会知道。你没有想过。我想过。它们是用眼睛思索的生命,所以眼睛一生都睁着。
       他没有看你,只是看着窗外的天空,那情景就像当年站在河边,攥着你的手。
       他说,人在改良鱼,鱼其实也在改良人。它们同样在想办法,通过改变自身的营养结构,让人食用后减少钙质,增加脂肪,变得胖乎乎的,这样就削弱了他们的攻击能力,抓不住渔网,拿不稳钓竿,捉不到用作鱼饵的小蚂蚱和小蚯蚓,到后来走路都嫌累,连河边也懒得去,整天软软地陷在沙发里看电视,在电视里梦想捕鱼的情景。
       他睃了你一眼,接着说,你听得懂吗?有点怪,是吧?人胖了,鱼就自在了,如果有哪个人因为吃得太饱不想活,或者病得太重熬不住,一头扎进春天的河水中,鱼也是同样乐于享用他身上的营养的。进人现代社会以后,这种乐于为鱼提供养分的人,越来越多了,而且以肉质鲜嫩的年轻女人居多,这说明什么?说明鱼的战略获得了成功。鱼的反抗,人是看不见的。等我死了,就把我撒了,喂鱼吧。从哪里来,还得回哪里去。
       你守在床边说:
       ——爸,骨灰一半撒漓江,一半撒西湖,好吗?
       他继续看着窗外,说,太麻烦了,都撒漓江吧。我并不要你总是这样想问题。这样想很累的,就像斜着身子走路,走久了会觉得比萨斜塔没有斜,是世界斜了。
       他为自己的这个比喻感到很得意,说完嘴角露出一丝笑。那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丝笑。
       
       
        2003/6/20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