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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这个名字有点无聊：别人的故事。这名字没有亲近感，别人的故事，好像与我没点关系。其实大有关系，因为是讲我爹妈的爱情故事，但又不全是讲我爹妈，还有另一个人的爱情故事被我心血来潮地放在这篇小说中一并说，于是就取了这个篇名。
       我写了很多小说，关于爱情的小说我已写了很多篇，生活中到处都有爱情故事，很精彩，但写下来反而就不精彩了。然而，我还是准备再写一篇爱情小说。因为我们黄家镇别的生活不怎么丰富，爱情生活却很多。黄家镇人都比较多情，这是黄家镇人都自我感觉良好，都以为自己是魅力无穷的男人或女人。所以我们黄家镇出了很多“情圣”，那不是假情圣，而是公认的真情圣。著名作曲家王洛宾假如还活着，又碰巧来我们黄家镇体验生活的话，我不敢说他又可以写出十首《在那遥远的地方》或者《达坂城的姑娘》，至少也可以写出两首比较抒情和比较忧伤的爱情歌曲，而让卡拉OK厅里又添新歌。因为黄家镇的男人为了爱情而抛弃财产，或者为了爱情而上吊或呷农药殉情的不说比比皆是，但确实不乏其人。王洛宾如果还活着，又碰巧来了灵感的话，难道不会谱写出更加抒情更加悲壮的爱情歌曲?
       爱情确实是我们黄家镇人的生活主题，而其他反倒是附带的。我的一位“教授”朋友不同意我的这种说法——就是说爱情是黄家镇人的生活主题的说法。他自然也是黄家镇人。他对我的提法报以讥笑，他说爱情是味精，充当的角色仅仅属于生活的补充，绝不是主题。我没跟教授争，这是他没有爱情。他的理由恰恰是因为他没有爱情。他没有爱情也挺过来了，所以他有理由认为爱情不是生活中的主题。爱情是生活中的奢侈品，是年轻人追求的事情。他说。他又强调说：爱情既不能食，又不能用——比如说当衣穿，那算哪号子主题?
       我的这位教授朋友善于提问，这是他爱钻牛角尖。你碰到爱钻牛角尖的人你最好不要跟他争，因为费了口舌还不算，主要是你还说服不了他。爱钻牛角尖的人一般都固执，认定了的事情是不肯改的。我坚持认为爱情是黄家镇人生活的主题，甚至是人类生活的精髓；他认为爱情只是生活的补品，但绝非主题。观念不同，所站的角度和所摆的位置就不同。这个世界最难统一的就是人的思想。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付出那么多精力和努力为的就是想统一人的思想，其结果仍然没有统一，何况现在!
       我早已厌倦了写爱情故事，认真想一下，我其实也没把爱情看成生活的主题。确实有很多其他主题在我脑海里盘旋，例如生存问题、吃饭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等。但这个爱情故事一进入我的脑海，就让我情不自禁地拿起了笔。爱情就有这么伟大!原来爱情不但是发生在年轻人身上的事情，还可以发生在四十八岁的女人和五十四岁的男人身上。我的这位很有文学才情的教授朋友就是五十四岁。他一九四八年生于一个国民党少将军官家庭，他的父亲手上沾满了革命志士的鲜血，就是枪毙一百次也不过分，因为他加入了镇压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行列，还参与镇压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那时候他父亲就是名营长，率领着一个全副武装的营，追杀着工农红军。他父亲现在仍然活着，已是九十三岁的高龄了。在台湾。这位老人曾是陈明仁将军麾下的一名师长，曾与林彪的部队在四平进行过生死搏斗。据说林彪一生没吃过一次败战，于解放战争中他率领的第四野战军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然而在打四平时却遇到了这支国民党劲旅的顽强抵抗，打进去又被打出来，又打进去又被打出来，再次打进去又再次被打出来，四进四出，最后因为“四野”的官兵伤亡过大，林彪只好放弃攻下四平的打算。
       我的这位教授朋友由于有一个这样无耻的双手沾满革命志士鲜血的父亲，一生自然就倒霉透了。想想吧，假如是国民党的天下，那他一生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不说有三四个老婆，至少娶一妻一妾是不会有困难的。但天下是共产党的，他自然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狗崽子。这个狗崽子聪明，读小学和初中时各科成绩都十分优异，按说读高中是毫无问题的，但在我们不懂的一九六四年发生的清理阶级队伍和贯彻阶级路线中，他与中国大地上众多家庭出身有历史问题的子女一并“贯彻”到了农村。于是他成了“文革”前我们黄家镇五名下放改造思想的知识青年中的一员。
       教授姓黄，因年龄比我大，又爱读书和喜欢削尖脑袋思考问题，我们就叫他黄教授，后来觉得黄教授叫起来麻烦，为了图省事索性把黄字减了，叫他教授。教授其实不是正正经经的教授，可以说他除了当知青时胡乱教过两年村小学外，连一天像样的书也没教过。他倒是很渴望教书育人，好把自己于读书中学来的知识教给众多有志青年。教授读了很多书，哲学、美学、心理学、小说、诗歌等等。在我们黄家镇，晓得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人倒是不少——黄家镇的许多大大小小的会议室或教室里都贴着马恩列斯毛的画像，但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的人，在黄家镇除了他，可以说没有第二个。另外，在黄家镇很少有人晓得尼采和叔本华的，也很少有人晓得梅里美和福楼拜，但教授晓得。
       他还晓得巴尔扎克、司汤达、莫泊桑、托尔斯泰及屠格涅夫、普希金、莱蒙托夫、契诃夫等等。他对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和俄国文学颇有研究。这都是让我及我们镇上的美术和文学青年佩服他的地方。
       我很小的时候就认识教授。那时教授可能是十几岁，而我是五六岁。那时候教授在我眼里很高，已是大人了，常常独自站在窗下拉小提琴。那是一个浪漫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我们街上的人都喜欢音乐。拉小提琴、拉大提琴、拉二胡、弹琵琶、弹古筝、打扬琴和吹笛子的人比比皆是。
       三十年前，黄家镇是音乐的海洋。一到晚上，小提琴、大提琴、扬琴、古筝和笛子的声音便在黄家镇的上空飘扬，有的是拉歌曲，有的是拉练习曲，有的是进行合奏。教授只是众多拉小提琴的年轻人之一。我上高中时，教授已是一名老知青了，当时他已经下了七八年乡。许多比他晚下乡的人都比他先一步参加了工作，有的招工到了镇糖果饼干厂，有的招工到了镇陶瓷厂，还有的招工到了镇红旗织布厂和镇面粉厂。但没有哪家工厂敢招教授，因为教授的出身太令人不寒而栗了，一政审，他有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国民党将军爸爸，这就让那些招工的干部都不敢轻举妄动，尽管大队干部见他可怜而竭力推荐他，评语写得天花乱坠，然而那些招工的干部却只能望洋兴叹，最终将他舍弃。
       教授身边有一个爱慕者，那是镇人民医院黄院长的女儿，名叫黄小林。黄小林比我大几岁，长得虽然不是十分漂亮，但用“娟秀”两个字形容是不会错的。黄姐很有些音乐才情，具体体现在舞蹈上。文化大革命中八个样板戏充斥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我们黄家镇人也为八个样板戏所迷醉，从机关到学校都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几乎天天都在排练样板戏。我读初中时，黄家镇中学有一支名气很大的文艺宣传队，后来这支宣传队里有好些人于毕业前后被招进了县花鼓戏团。黄姐那时候就在校文艺宣传队里跳吴琼花。八个样板戏里有一部样板戏名叫《红色娘子军》，其中女主角名叫吴琼花。这是一部芭蕾舞剧，跳舞时要踮起脚尖跳，没有训练过的女孩是没法跳的，但黄小林能跳。那时候，我们看见她，从不叫她的真名，而叫她“吴琼花”，可见她当时在街上的名气有多么大。
       教授于二十多年前是一名很好的小提琴手。他拉得一手好提琴。假如你在半夜里听他拉《梁祝》，你就是再硬的汉子，也禁不住要掉出几滴酸泪。如今已过了不惑之年的中年人都知道文化大革命中，在中国的大地上，最盛行的节目就是玩乐器。那时候我们黄家镇几乎家家户户都拥有一至两件乐器，二胡、小提琴、扬琴或笛子什么的。并不是黄家镇人都酷爱音乐，而是在寻找出路。因为在招工表里，其中有一栏写着：有何特长。假如你在这一栏里填上会拉小提琴或会吹笛子，自己感觉都踏实些。假如你空着这一栏，你就没那么自信。
       那个年代里比的不是钱多钱少，而是比特长。比你的小提琴拉得好还是我的小提琴拉得好；比你吹笛子技高一筹还是他的二胡拉得更行一点。那时大家的耳朵都是为音乐长的，一听就明白。当年大家都公认教授的小提琴拉得最好，坐黄家镇的第一把交椅。
       教授当年一拉小提琴，街上的许多把小提琴就不吱声了。《新疆之春》、《梁祝》和《苗岭的早晨》等等，从别人的琴上拉出来你会烦躁，觉得吵了你午睡。但从他那把琴里拉出来，你会静静地听着，会在听《苗岭的早晨》中回到你的童年时代，而在听《梁祝》中想起你的初恋或旧情人。假如是在夜晚，你会潸然泪下，感叹往事如烟。
       教授本来是可以进县剧团的。文化大革命中，读大学不要考试，只需推荐就可以走进大学的门坎。但进剧团却需要考试，因为不可能什么人都拥入剧团。县剧团在当年是全县最俏的单位，常常于演出中吃香喝辣的。你请县剧团的专业演员来演出，你就得好好招待，而招待中没有鱼和肉，就不叫好好招待。所以那时候县剧团的演员最吃香，一脸骄傲，走路一踮一踮，挺胸收腹，让街上的人羡慕得要死。教授曾经拎着小提琴去考过县剧团，不记得那是一九七二年还是一九七三年，那时他已搞了个病退的手续回到了街上，与母亲住在一起。一九六四年教授考上县一中高中，却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随后街道办事处的人让他下乡扎根，告诉他农村是广阔天地，在那里大有作为，并说这是毛主席说的。办事处的人要他听毛主席的话，他于是扛着背包走进了贫瘠的黄家大队。假如你是黄家镇人，你就晓得，黄家镇管辖着十几个大队，而最穷的大队就是黄家大队。黄家大队的山是金刚石土山。这种土很硬很贫瘠，甚至连最会想办法的树根也生不进去。这种金刚石土假如再过上一千万年，也许就成了金刚石。山是这种土，田自然也好不了多少。同样的稻谷种子，在黄二家大队和张家大队如果全年亩产一千六百斤的话，在黄家大队最多只有八九百斤。
       十六岁的教授一下到这个大队，就知道自己没救了。他见到的农舍没一幢像样的。他看到的山都是光秃秃的山，除了草就是一些不成材的枞树，而枞树的枝也被砍得光光的。教授被安排住进了一家农家，那家农民还算客气，腾出一间正房让他住。他在这家农家住了两年多，后来大队上跟他建了三间土砖房子，建在村道旁。他搬了进去，一住就是六年，自己洗衣自己做饭吃，直到一九七三年他获准病退。这个时候他已经二十五岁了。教授拉小提琴便是在农村里苦练出来的。那时候，除了白天同农民一起出工，晚上他就坐在门口拉小提琴，一支曲子一支曲子拉着，用音乐来打发一天里剩余的时间。假如没有那把小提琴，他都不晓得自己怎么活下去。那把小提琴是他的忠实伴侣，伴随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寂寞的青春骚动的夜晚。在农村里，人就跟动物一样，春天里，男人就想女人，一到晚上就胡思乱想。教授说他曾经动过操母猪的念头，只是他当时太懒，没养猪。他说人有时候是很病态的。
       教授病退回城后，除了背包，手里就是一只小提琴盒。他又跟他的母亲住在一起了。那是个很好的老太太，特别爱卫生。我从没看见她生前穿过一件不干净的衣服，也从没看见她老人家的头发紊乱过。她的头发总是一丝不乱地盘在后脑勺上，她的衣服从来没掉过一粒纽扣，她的鞋子自始至终都是干净的。她就是教授的母亲，一个在那个年代里比较特别的女人。
       二
       我现在要撇下生活多舛的教授，说说我的爹妈。我爹早已去世，死于上个世纪的一九九一年。那一年农历八月，我家门前的桂花树突然没开花。平常年的这个时候，一到清晨或晚上，只要稍有点南风，桂花的清香就徐徐飘入房内，缠绕着你的梦。你的梦也许不美丽，但一闻到桂花的清香，就变得美丽
       了。我就有这种感受，一到农历八月，睡觉时闻着桂花的清香，人都睡得踏实些。那年桂花树没开花，大家都有点奇怪。县电视台来了记者，举着麦克风向我打探情况。我说平常这个时候它都开花，但今年不知怎么没开花。县电视台的记者说，自然界有很多怪事，偏偏这件怪事就发生在我们黄家镇。就是县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的第二天，我爹于早晨起床时在门口跌了一跤，恶根居然是一块橘子皮。橘子皮让他滑了一跤，且让他那天晚上离开了人世。我甚至怀疑他变成了一棵橘子树，因为第二年开春时，我家门前——就在那棵桂花树旁冒出了一棵橘子树苗，大家都没理会它，也没谁特意去浇水栽培，它居然就长得大腿高了，第二年竟长到齐大人的腰高了。五年后开始了结果，果子不像市场上买的橘子那么甜，有点苦涩。但树长得很茂盛，一到四月份就满树的白花，最香，以致我们院子的男人或姑娘会情不自禁地停下来看它几眼，或者索性走上前嗅嗅，陶醉的样子抽一口气，赞叹说：它真香。
       我们家住的是一处大院子，这种院子于解放前是有钱人家的公馆。黄家镇人都喜欢干光宗耀祖的事情，而干光宗耀祖的事具体就体现在于众人眼里建造公馆上。解放前，黄家镇人很热爱建公馆，在外面赚了钱或升了官，第一件事就是回来建造公馆。衣锦还乡是黄家镇人多年延伸下来的优良传统，至今还保留着。你只要看见这里那里突然冒出一栋漂漂亮亮的别墅，三层或四层楼的，屋顶上还有植物如绿色的瀑布样垂落下来，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今天的黄家镇人不再叫建公馆，而叫建别墅。别墅是当下的流行说法。“文革”中没有别墅一词，而公馆一词是解放前使用的，解放后我们镇上的人对公馆改了称呼，叫院子。因为公馆是一家人住，而院子是几家或十几家人合住。
       我们家及另外七八家合住的这家院子很大，栽种着桃树、梨树、桂花树和板栗树，还有一棵玉兰树。这个院子的前主人是国民党原湖南省党部的要人，后来全家人解放前夕去了香港。这一家人原是黄家镇最殷实的大户，曾经威风八面，不但有管家和佣人，还养着七八名家丁。我爹告诉我，他年轻时是这家人的轿夫，轿夫就是抬轿子的。我老爹没文化，一天书也没读过，大字墨墨黑小字不认得，所以就不懂得自己曾经是被压迫和被剥削。文化大革命中，大家一起坐下来搞政治学习，他才发现原来他在旧社会是受压迫的。人家指出说，为什么他们就不能走路?非要你用两只肩膀抬?他们没长脚吗?他们是残废还是病人?他们这就叫做欺压在你头上，在你头上拉屎拉尿。我老爹恍然大悟，接着就愤怒了。原来他不以为然的事情，恰恰是受欺压的。日他娘，我老爹骂道，我要操他奶奶。
       就跟所有的人都有出生地一样，我老爹于一九二O年出生于黄家镇黄家村一个贫贱的农民家庭。。 我老爹的出身一点也不光彩，因为我爷爷和奶奶都是农民，是“文革”中被说成的那种依靠对象。其实任何一个朝代和任何一个社会，生活在最低层的人大多都是最无能的人。我爷爷和奶奶在上个世纪初绝对是没有能力的男人和女人，因为没有能力才被别人欺压。其实任何一个社会，聪明人总是能从困境中脱颖而出。这就正应了是金子总会闪光这句老话。
       我爷爷显然不是一块金子。假如他是一块金子，那么他可能早就走出了黄家镇，就算没走出黄家镇，至少也走出了黄家村。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是很活跃的，只要你有一番抱负，你就可以出去闯荡，说不定就实现了。镇上就有人于那个年代走出了贫穷且浑噩的黄家镇，成了革命者或者反革命者。教授的老爹就是从黄家镇走出去的小伙子，只不过他成了反革命者，如今在台湾养老。教授对他老爹没有感情，如果有什么，也只有恨，因为他老爹把他害得很惨。假如不是那个反革命老爹，他至少是县剧团拉小提琴的，说不定还读了大学，成了名正宗的音乐人。但教授有一个那样的老爹，他就什么都不是了。
       我爷爷是生活的基石，一生种田，注定是劳苦大众中的一员。他死于七十年代，所以我有幸同爷爷生活过一段时间。他没有知识。他很瘦，很黑，脸上有很多老人斑——我怀疑那是晒太阳过多所致，他整天在日光下劳作，日光使他那张干瘦的脸上起了很多紫色的癍。他不爱说话，但他是一个作田和种菜的能人，什么菜籽于什么季节下土他最清楚，什么树苗施什么肥才长得又快又好，也只有他心里有底。我家的橘子、葡萄和桃子总是比别人家结得多，也比别人家的好吃，这都是爷爷的功劳。爷爷一生辛苦，最后就死在自己的床上，死前没有任何征兆，如果有，也只是一只脸盆大的南瓜从瓜棚上突然掉下来，砸烂了。爷爷将那只南瓜捡回家，下令奶奶煮南瓜吃。那只南瓜很甜，很好吃，爷爷多吃了点儿。晚上，他还坐在坪上乘凉，望着一钩弯月和璀璨的星空，边冲自己养的大黑狗喝斥道：还叫?砍死你。
       九点多钟，他上床睡觉，一闭上眼睛就没再睁开。爷爷的一生没有故事，他活得很平凡，也许是我与他之间隔了一代，不知道他有什么好玩的故事。他就这么去了，像一道流星从空中划过。
       爷爷是一块基石，生下了另一块基石我老爹，我老爹又再生下一块基石，那就是美术老师我。这就是传宗接代。我老爹这类人对生活并没多少要求。他们从不思考活着的意义，他们就是活着，吃饭、穿衣、睡觉。我们还思考一下，这是我们读了几本书，书让我们思考一下过去、现在和未来。我老爹他们不思考，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活得很好。
       我老爹生在黄家村。黄家村有一条河，名字很好听，叫仙女河。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美丽动人的名字，仙女河，难道黄家村出过仙女?显然是不可能出的。黄家村很穷，虽然树木成荫，但土质贫瘠，大多是金刚石土，尽管农民们将金刚石土捣碎，掺了沙土进去，且年年都施重肥，但仍不太适合农作物生长。村里的女人，没有几个漂亮的，事实上连一个漂亮的都找不出，几乎是一色的单眼皮女人，额头外突，嘴唇较厚。一到夏天，女人们的身上几乎生满了痧痱子，无一例外。如果有一个不生，那她必定是来走亲戚的外乡女人。然而黄家村的这条河却确实很好，水清清的，可以见底，河床上长着水草，自然也有鱼。那种鱼全身乌黑，只有一根骨头，无论你是水煮还是清蒸或油煎，它都非常鲜美。
       我老爹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贫瘠的黄家村度过的。在他出生及长大的年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但是黄家村属于世外桃源，没有人关心黄家村人的死活，也没有人眼红黄家村人的存在。假如你是生活在被驼峰山与乳峰山包围的黄家村，即使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你也不会有战火纷飞的感觉。就我对历史的了解，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多次遭到日本兵进攻，而在一九四四年夏天，日本人曾经猛攻衡阳，围攻衡阳长达四十七天之久，最后国民党守军才举起白旗。即便是在那个严酷的夏天，生活在黄家村的人仍感觉不到战争的存在。驼峰山将南方的热流挡在了驼峰山的那一面，乳峰山将北方的冷空气截止在山的另一边，因此黄家村虽不说是四季如春，但夏天的时间总是很短暂，即使是酷热的阳历七八月份，晚上睡觉仍要盖薄被，否则你就会梦见冰天雪地。小时候，一到放暑假，老爹就让我去爷爷奶奶家歇暑，而在睡眠中总是能梦见冰天雪地，因为身上的被子被我蹬掉了。我老爹说在他的青少年时期，黄家村真称得上山清水秀，那时候山上不但有树，而且是很大一棵的参天大树。除了大树，就是野猪、獐子、麂子，甚至还有鹿。那时候黄家村简直就没有蚊子，晚上睡觉甚至都不用挂蚊帐。
       在二十世纪初，黄家村只有二十几户人家，一百多口人。人均二十多亩田地。在我老爹的青少年时代，黄家村一年只种一季，即使这样，还有好多田荒废着，因为人手不够也就种植不过来。人均二十多亩地是把一岁两岁的小孩也平均了进去，所以一个劳力要种五六十亩田，当然就怎么也忙不过来。老爹说他七岁就开始下田劳动了，跟在爷爷的身后撅着屁股插秧。老爹七岁就成了爷爷的帮手，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涯。这正应了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的那句歌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的爷爷和奶奶都是生活在大山里的农民，他们对生活不抱任何奢望。他们也不需要幻想，因为村子那么大，要干的活又那么多，腾不出精力来幻想。
       一九三九年，日本兵企图打通京广线，大举向湖南进犯。据我从资料上看到，当年国民党有大量的军队屯驻在湖南。湘西和湘南都有大量的国军，他们在湘南和湘西北摆下战场，与日本兵对垒。日本兵突破了中国军队的层层防线，但当打到长沙时，受挫了。这篇小说不是谈战争。我要说的是黄家镇的人都纷纷逃离了黄家镇，一部分有钱人跑到了长沙，另一部分人就近躲了起来，我母亲就是就近躲藏的人中的一员。她随她爹妈跑到了黄家村，就躲在我老爹家里。我爷爷当年很勤劳，建了一栋很大的屋，正房厢房好几间，建这栋房就是为了给我爹娶媳妇的。日本人来了，镇上的人跑到乡下躲难，有两户人家就躲到了我老爹家里。其中一户人姓张，我妈妈就姓张。那时候我妈十六岁，一张秀秀气气的小脸，一双小脚，两颗眼睛又黑又亮，还活泼泼的。
       张小妹。
       黄大哥。
       他们就是这样称呼对方。
       张小妹你起这么早呀。
       黄大哥你起得还早些呀。
       地里的白菜秧还没栽，我起来栽菜。
       黄大哥，我跟你一起栽吧。
       你是客人呀。我年轻的老爹说。
       我闲着也是闲着呀。我十六岁的母亲说。
       我年轻的老爹不好意思说：不，怎么能用你的劳动呢。我爹说了，你们是客人，不是躲日本鬼子，请你们你们也不会来。所以不敢劳动你们。
       我十六岁的母亲再次强调说：我闲着也是闲着呀，就让我替你干点活好啵?
       我老爹在十九岁前，对女人没有感觉，一是他智力发育较迟，其次村里也没一个女人能唤起他那处在睡眠状态中的情感。他的那片情感像一只深藏在丛林里的麂子，他自己都看不见。但我母亲那张秀气的小脸蛋和那双又黑又亮的眼睛燃起了他的激情!就像一只猎狗发现了一只受伤的毛兔，眼睛就一亮。我老爹说：啊，张小妹，你的脸生得好白哦，你的眼睛也生得好。我老爹不会对我妈说你的眼睛生得很漂亮，也不会对我妈说你的眼睛生得很美丽。同样，我老爹不会对我妈说你的脸蛋生得很俊俏，尽管我妈年轻时脸蛋看上去还算俊俏，但老爹不晓得用“俊俏”一词来形容我妈。黄家村的男人形容女人长得漂亮，都是说她的脸生得好白。我老爹自然也不例外。
       我十六岁的母亲脸红了，因为她懂我老爹的赞美。我妈说：咦，我才不白呢。
       白。很白。老爹说，肯定地点点头。我不骗你，你真的很白。
       我妈嘟起了嘴。十六岁的我母亲不晓得如何回答我英俊的父亲。在我妈眼里，这个男人十分英俊。黄家镇的男人个子都不高，但我爹的个头却不矮；在二十世纪初，也可能是饮食问题，还可能是遗传问题，黄家镇的男人十个有九个都是长着一张南瓜脸。这种脸扁扁的，还黑黑的。扁扁的很难解释，但黑黑的却比较好理解，这是日照时间很长的缘故。在黄家镇，太阳往往是早晨五点多钟就出来了，直到晚上七点钟才落山。这么长的日照时间，难道不把人的脸晒黑么?我十九岁的老爹的脸虽然黑黑的，却不是扁的，而是长长的。男人的脸长长的，五官就要抻抖些，而扁的，五官往往就挤在了一起。
       我妈说：咦，你也不错。
       我爹说：我哪里不错?
       我妈不吭声了，她只能说到这份上，再往下说就不是她的事了。我爹继续问：我哪里不错?
       我妈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就说：我不晓得。
       我爹脸上就有了失望。你刚才说的嘛，你怎么就不晓得呢？
       我妈被他逼得没法，又逃不了，因为她是随我外
       公外婆来黄家村躲日本兵的，而偏偏又借住在我爹家里。我妈说：你你你哪里都不错。说完这话，我妈就躲进了房里。
       我妈和我爹并非亲戚，我外公外婆领着我年轻漂亮的妈拎着大包小包，走进黄家村时，遇见了在田里劳作的我爷爷，我外公走上去向我爷爷打探：老哥，我们是来贵村躲日本鬼子的，请问这村子里有空房子吗老哥?我爷爷打量着我外公外婆，见我外公和外婆都慈眉善目，就说：不嫌弃的话，就住到我家吧。我家有一间空房子。
       我爹后来对我回忆说，他第一眼就喜欢上了我妈。当时我爹正坐在门坎上修一把锄头，当他抬起头，看见爷爷领着我外公外婆和我妈走来时，他的目光被走在后面的一个少女深深吸引了，她不像黄家村的姑娘那么矮矮墩墩，也不像黄家村的姑娘长着外突的额头。她的脸那么秀气，她的身材那么苗条，走路亭亭玉立，还有点弱不禁风，甚至还有点警惕，这让我爹觉得挺有意思，忽然就有一种怪怪的美滋滋的感觉——这种感觉从来就没有过，这种感觉仿佛如一股清泉流进了他那茫然、懵懂和干涸的心田。
       三
       教授每天站在门口拉小提琴，拉《梁祝》，拉舒伯特、肖邦或贝多芬的《小夜曲》，这些感情充沛和忧伤的乐曲从他的琴弦上泻出来，像花香一样飘溢，当然就赢得了某个女人的欢心。这个女人就是在镇中学跳吴琼花的黄姐。那时候黄姐十六岁，读高一，但她已爱上了二十五岁的黄文斌。黄文斌就是教授。教授有着一张瘦瘦的忧郁的面孔，还有一双小小的忧郁的眼睛，这最逗爱梦想的姑娘喜欢了。黄小林就是一个沉浸在音乐中因而不断梦想的姑娘。假如你一天到晚跳吴琼花，你也会变得梦想起来。舞蹈是让人浮想联翩的，在让他人浮想联翩的同时你自己也浮想联翩了。音乐就有这种魔力，十个爱好音乐的人有七个是梦想家。黄文斌与黄小林便是七个中的两个。
       教授身高一米七五。这种个头在我们黄家镇算高的了；我们镇上的男人个头都比较矮，身高过一米七的不多，大多是一米六几。九十年代，一批学者寻找苗人的发源地居然寻找到我们镇上来了。他们访贫问苦，找老人谈话，时而用苗语试探老人的反应，结果弄得街上的老人瞠目结舌，因为一句也听不懂。但那些学者很固执，仍断言这一带是苗人的祖先居住过的地方。他们说如果我们的祖先不是苗人，至少也与苗人是近亲，因为看我们的个头和长相，都与苗人相像。苗族男人的个头大都是我们这么高，也长着我们这样的脸型，眼睛也是我们这种内眍的眼睛，鼻子也是我们这种鼻子。这把我们的脸都气歪了。
       讲鬼话。我们中有人对学者们挑衅地指出道。
       如果你们认为我们是苗人的后什么裔，为何我们连一句苗语都不晓得讲呢?我们中有人满脸怒气地向学者们发问。
       学者们的涵养比我们黄家镇人高，他们对我们怒气冲冲的发问一点也不恼，甚至都没表现出任何失态。他们表示理解地微笑着。他们从事的工作就是要颠覆我们心里的大厦，把我们从汉民族改变成苗族。他们说我们的祖先在若干年前就开始改头换面了，因为不改头换面就要遭致杀身之祸。这是我们的祖先太好斗了，杀了很多汉人，致使汉人对苗人大开杀诫，见穿苗服的男人就杀，见开口说苗语的男人就杀，这样就导致苗人纷纷将苗服脱下穿汉服，同时导致苗族人努力学汉语，用汉语交谈。我们的祖先为了活下来，不得不改变自己的面貌。
       一个学者很有把握的样子说：这事发生在七百年前的宋朝。
       另一个老一点的学者说：我研究了苗族人一辈子，据我对你们的身高和面相的观察，我相信你们是另一支苗人的后裔。你们应该姓吴。
       我们中的一个人说：你的意思是你不但要帮我们改民族，还要把我们的姓也改掉?
       老学者抱歉的样儿说：岂敢岂敢。
       我们中的另一个愣头说：可是我们街上没有几个人姓吴，大多都姓黄。
       是的是的，你们是姓黄，但你们的姓氏在若干年前就被你们的祖先改了。那时候你们都姓吴，口天吴。但你们的祖先不敢承认自己姓吴，因为你要是说你姓吴，就有可能掉脑袋。因为汉人见姓吴的苗人就杀，因为那支造反的苗人部队就是捧姓吴的为王。
       这就是说我们都姓吴?
       学者们友好地回答：应该都姓吴。
       姓吴?我们中的人分析着他的话说，按你的推测，我们的祖先都是胆小怕事的怕死鬼?因为想活命就改头换面和改姓是吧?
       学者微笑着说：哪里哪里，也不是怕死，而是人类都有求生存的本能。
       另一名学者表扬我们的祖先说：七百年前，你们的祖先是苗人里一支非常凶悍的军队。
       后来这批学者还来过两次，并且为此写了研究文章，说我们黄家镇人是苗人的后裔。但他们交出去的科研成果遭到了另一批学者的反对和嘲笑，那些学者写文章攻击他们，说他们太自作多情和太异想天开了。这事发生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中期，这事差点让我们成了苗人。这事的后遗症就是让我们从此变得有些迷糊，闹不清自己到底是汉人还是苗人。
       我是苗人，教授。我告诉教授，为此很伤心。
       教授瞅着我：苗人?为什么你成了苗人?
       那些考古的人类学者说。我说。他们说我们是苗人。
       他们有什么证据吗那些学者?教授问。
       我为自己悲观道：他们说我们的个头，还有脸相长得都像苗人。
       教授骂道：什么狗屁学者!
       教授身高一米七五，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一定是汉人。因为按苗人的个头大多只在一米六左右来划定，他已经超出了这条界线。教授长着一张长长脸，这张脸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很帅。教授还很自视清高，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因而这张长长脸还蛮孤傲的，一般人走上来与他套近乎，他还不理。当我们说到某某某时，他只是拿鼻子哼一下，表示不屑。例如那时候我们街上出了名诗人，常常写一些新诗发在县文化馆创办的“文苑”杂志上，有的还是发表在湖南日报上，这让我们为他骄傲，但教授不屑于他的那些诗文。教授说：他那算什么诗?一点狗屁文字。我可以说语句都不通。
       后来我发现了教授的喜好，他只喜欢那些押韵的旧体诗，喜欢李白、杜甫、白居易。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教授说，这才是诗，短短几句话把什么都写了，内涵丰富，又有韵味，这才是诗。
       教授的话，我们不能不信。他能背诵很多诗文，且出口成章。随便我们提到哪位唐朝或宋朝的诗人，他就可以马上背出那位诗人的诗来。这让我们深感他比我们厉害多了。这就是我们佩服他的地方。我们尽管是生长在小地方，尽管都没坐过一次飞机，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就蠢。我要说的是，要让我们从心里佩服一个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教授能让我们佩服，是教授的聪明在我们之上。还在七十年代我们就开始佩服教授了，那时候我们佩服他的不是谈诗论词，而是佩服他拉小提琴。
       黄姐也是佩服他琴拉得好中的一员。教授是我们街上的首席小提琴。他一拉琴，我们院子里另外几个拉小提琴的就会走过来看他拉。教授低着头，闭着眼睛拉着，旁若无人，待他把《梁祝》或欢快的《苗岭的早晨》拉完，才会抬起头觑一眼另外几位拉小提琴的。你们拉吧，他会说。
       但我们大院里另外几名小提琴手只会咧嘴笑笑，表示他们不敢在鲁班面前耍斧子。教授安慰他们说：拉小提琴没什么技巧，主要是手性，手性是练出来的。要多练才会有手性。
       道理大家都晓得，但教授一拉，他们仍然不敢开弓。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当时也很喜欢拉小提琴。事实上我从十岁起就开始拉小提琴了，已经拉了五年了，然而教授一拉，那如泣如诉的琴声从教授的弓下飘扬出来，我就深感自己技不如人。同一支曲子，我拉与教授拉，味道有天壤之别。
       一九七三年底，白水县剧团准备排练大型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这当然就需要几把小提琴。原来县剧团的首席小提琴是名六八年下放的长沙知青，他被省剧团看中，调走了。另外还有一名小提琴手是县长的儿子，县长考虑到拉琴的前途，就把其儿子调到县商业局搞行政。县剧团的首席与次首席小提琴手分别调走后，县剧团要招小提琴手的消息自然就不胫而走，要是县剧团不招几把小提琴的话，《红色娘子军》就排练不下去了。消息传到黄家镇，使黄家镇上那些拉小提琴的青年精神为之一振，仿佛一下子看见了希望。教授也是看见了希望的青年中的一个，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他穿上灰色的四个口袋的文工团服，穿着白跑鞋，拎着小提琴盒去了。他非常大方地走进考室，面对县剧团的五个考官，他不慌不忙地打开琴盒，拿出了小提琴。他把小提琴往下巴下一夹，调了调弦。考官要他拉一首歌，他却拉起了《梁祝》。他拉得哀怨凄婉，如诉如泣，以致他把整支乐曲拉完后，考官们仍坐在桌旁发愣。几秒钟后或者十几秒钟后，一个考官才带头鼓掌，脸上挂着友好的笑容。
       不错不错，很不错。那个考官大声说。
       教授站着不动，不晓得是退场还是再拉一支曲子。另一个考官一脸喜色地瞧着他，他是剧团领导，跳舞出身，说话有点结巴。他结巴着说：你你把《新疆之春》拉拉拉一遍看。
       教授又把小提琴放到下巴下夹着，拉起了《新疆之春》，那欢快的琴声从他的弓下飞奔出来，犹如瀑布奔腾，充斥在静谧的考室里。考官们凝神望着他，觉得他太不简单了。 很很好，我们白水县还有这这样的人人人才，真是万万幸。剧团领导结巴着说。
       他们把教授留下来，让他填表，当他们看到父亲的政治面貌那一栏里写着：国民党一词时，他们脸上呈现了难色。剧团领导瞪大了眼睛说：你父亲是国国国民党?
       教授感到绝望地点点头。
       剧团领导说：在在国国国民党里供什么职?
       教授这样回答剧团领导：我父亲现在在台湾。
       哦哦哦，剧团领导说，我我们会尽尽尽量帮你的。 教授诚恳地说：那谢谢你们了。 你回去等等消息吧，剧团领导坦白地告诉他，现在还还还不能高兴得太太早。
       教授瞧着剧团领导。剧团领导说：你小小小提琴拉拉得好，我们剧团正正正急切需要一把首席小提琴。但但是，有些事情，我们还得请请请示文化局的领导。一有好消消消息我们会马马马上通知你。
       四
       十九岁的我爹对我妈产生了强烈的爱情。这种感觉让他睡不着。以前他一倒到床上就呼呼大睡，一睡就是整整十小时，直到第二天清早我爷爷将他唤醒。自从老爹看见我十六岁的妈后，晚上就有点失眠了。对于他来说，战争是另一个世界里发生的事情，尽管当时战火已烧到了距黄家村五六十里远的衡阳城郊，但他一点感觉也没有。他只注意一个人，那就是我十六岁的母亲。一早起床，他第一件事就是注视着后面那间厢房的动静。他硬要见到我母亲，他才会安心去田里劳动。我外公晓得我爹的心事，因为他把心事都写在脸上了。外公不喜欢我爹，也不希望我妈嫁给这个乡巴佬。我外公希望他去战场上杀日本鬼子，外公语重心长地说：你为什么不去打日本鬼子?你长得这么结实，应该去打日本鬼子。
       我爹惭愧道：村长见我爹只有我一个崽就没叫我去。
       我爹后来还是去打了日本人，一九四O年底国民党乡公所再次征兵时，还是把我爹征了去。那时候我外公还有我妈早已没借住在他家了，已回到了街上自己的家里。我外公在街上开了家鞋店，只能说是惨淡经营。因为黄家镇人喜欢自己做鞋子穿，我外公在那个年代主要是经营橡胶底的力士鞋。这种力士鞋因为有橡胶底，下雨天穿就比较合适。但黄家镇的农民大多于落雨天气赤着一双脚，也就用不着光临我外公的鞋店。所以外公鞋店的生意一直不好，从衡阳进的鞋子和雨伞半年难走动一双。外
       公希望我妈嫁个有钱人，而不是嫁像我爹这样没文化的乡下汉。外公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相继应征入伍了。外公只有一个女儿，也就特别疼爱这个女儿。外公见我爹常常一脸好色地盯着我妈看，就急忙领着女儿离开了我爷爷家。
       我妈随外公离开后，我爹的心就不在黄家村了。黄家村其实没有任何改变，日本兵的炮火并没落到黄家村的土地上。黄家村还是黄家村，但我爹却觉得黄家村已不是原来的黄家村了。原来觉得溪边很好玩，有甲鱼或螃蟹捉，但自从我妈离开后，他再也不觉得溪边有什么好玩了。原来他觉得山林里有很多够他动脑筋捕捉的野生动物，如野鸡野兔及黄鼠狼或麂子什么的，现在他觉得山林里一点有意思的东西都没有。以前他走进山林，从没空着一双手回家过，现在他常常是空着一双手回家。
       他对爷爷说：今天什么都没有，真倒霉透了。
       爷爷说：明天再去嘛。
       但明天仍然一样。他根本就没心事去与山上的宝贝斗智斗勇，他甚至是有意放它们一马。他毫不在乎它们从他手下逃跑。他的动作很缓慢，野鸡野兔均可以在他举枪的那一片刻溜掉。它们咯咯叫着跑了，或者飞奔而去。我爹一点也没遗憾。回到家里，我爹把一枪未放的火铳挂到墙上，对爷爷说：什么都没有，只有树木和空气。
       爷爷尽管也是个文盲，却有很多人生经验。他看出他这个不晓得掩饰感情的儿子为何而心猿意马，就对儿子说：张老板不会把女儿嫁给我们乡下人的。
       我爹说：咦，为什么不可以呢?
       爷爷说：你还是把心收回来好，张老板不会让他的闺女跟着我们种田。
       我爹看一眼门外，有几只我奶奶养的花母鸡在坪上漫步，在草丛里觅食。这是几只受我奶奶宠爱的下起蛋来没完没了的母鸡，它们自由自在地奔跑着，叫着，不像我爹陷入在苦恼中。我爹生平第一次感到自己的生活还不如一只母鸡自由和快乐。
       次年春天，我二十岁的父亲与他爹不辞而别，离开了黄家村，从此他就换了一种人生。他是在农历四月里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在屋前的樟树完全换成了新绿的时刻走的。他看到最后几片老樟树叶子飘落到地上，就舒了口气，觉得没什么可留恋的了，于是离开了他出生和长大的家。他穿着去田里干活的那身打扮，赤着一双脚，裤腿卷到膝头上，身上穿着奶奶缝制的粗布衣，向村外走去。他不知道黄家镇在哪里，在二十年的生涯里，他还从没走出过黄家村一步。他小时候，爷爷曾告诫他，世界再大，你也只有这块田，这间屋，这张床。其他世界是别人的世界。你的世界就在这里。
       现在我老爹翅膀硬了，他不需要这个世界了。他要到另外一个世界去找我妈。那个世界离黄家村只有一步之遥，这一步是连绵起伏的乳峰山。在上个世纪中叶，乳峰山还是片原始森林，山上生长着许多名贵的树木如水杉银杏等及药材。我爹赤着一双大脚，沿溪边穿过一片片茂密的灌木林，脚被溪边尖利的小石头和灌木刺扎得鲜血淋漓，但他还是提着一双鲜血淋漓的脚坚定地走出了乳峰山，再往前走就是宽阔的田野了，穿过田野便步人了黄家镇。据我爹回忆，当年的黄家镇破破烂烂的，只有一条三里多长的麻石街，所有的爿店都汇集在这条麻石街两旁。我外公开的鞋店只是几家鞋店中的一家。我爹步人外公的鞋店时，外公正坐在店堂里打盹。春天里，大地上有很多催眠的化学分子掺和在温暖的空气中，使镇上的人很容易打瞌睡。我爹见坐在店里打盹的男人正是我外公，就惊喜道：老伯。
       外公抬起头来，见是他就很不高兴。首先他并不老，还不到五十岁，且正在思谋着再娶一个女人做二房。另外，他也不喜欢眼前这个土头土脑的小伙子。在外公眼里，我爹太自不量力了，不过就在他家借住了几日，他就找上门来了，好像来要报酬一样。外公打算把女儿嫁给斜对面米铺的二公子，以求下半辈子有个依靠。街上的人可以不买鞋而赤着一双双臭脚走来走去，但米是天天要吃的，外公早已给女儿和自己预定了未来。因此外公对一脸惊喜的我爹说：天塌下来了吗?怎么会是你这畜生?
       我爹以为外公认错了人而纠正外公说：我是黄大狗呢。
       我还没瞎眼，外公说，你小子来干什么?买鞋子吗?
       我爹说：不咧，我来看小妹。
       外公听我爹叫他女儿小妹，就变了脸色，小妹是你叫的?
       纯朴的黄大狗感到纳闷，没想到住在他家里，对他的父母那么讨好的我外公，会对他这么厉害。黄大狗揉揉眼睛，好看清眼前这个人，为此还咽了下口水。他重新打量了外公一眼，这才发现我外公绷着一张老脸。他不敢恼怒，因为他是冲着他女儿来的。他脸上挤出一点友善说：我说错了什么话吗老伯?
       你走进来就错了，外公绷着脸烦躁道。
       好在这时外婆走了出来。外婆看见我爹，脸上还是有几分高兴。她说：是你呀大狗，请坐请坐。我还想是谁在说话呢。
       外婆不像外公，她没有外公那么势利。外婆充满人情味地冲里屋说：小妹，来客了，泡杯茶。
       我妈就从里面走了出来，穿着红衣服和黑裤子，手里端着一只景德镇陶瓷厂生产的茶杯。她看见我爹，脸上就绽开一朵美丽的红云。她说：呷茶，黄大哥。
       我爹于那天不但呷了茶，还在我妈家吃了晚饭。原因有二，一是我爹赖着不走，他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二是我外婆心地善良，不忍把他赶走。但到了晚上，外婆也不敢留我爹住宿了，因为我爹是个小伙子，而她有一个待嫁的女儿，如果留我爹住宿，闲话会如雪花一样飞舞。街上的人都彼此觊觎着呢。你家有什么动向，他家有什么动作，很容易成为街头巷尾的话题。外公说：大狗，你还不回去?
       二十岁的黄大狗愣了下，左右望望，把恳求的目光掷到我外婆脸上，希望我心地善良的外婆让他住下来。我心地善良的外婆说：走吧大狗，回去吧。我也不能留你住。
       二十岁的黄大狗失望地走了出来，出门时还深深地觑了我妈一眼。我妈也看了他一眼。我妈后来对我说她那时压根儿没看上我年轻时候的爹。如果她觉得什么的话，就是觉得二十岁的黄大狗形迹滑稽。剪着个锅铲头，一张灰头灰脑的马脸，一双赤脚，这不滑稽么?我妈还说那时候她心里装着的是隔壁布店老爹的儿子，那个小伙子喜欢拉二胡，常常没事就坐在门坎上拉，我妈则坐在窗前静静地倾听，随着二胡曲子的起伏而心潮澎湃。但她后来嫁给的是米店老板的二公子，这是我外公的作为。
       二十岁的黄大狗没有回家，对于充满激情和幻想的黄大狗来说，黄家村已经不存在了。他走进了好再来茶馆。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黄家镇街上有很多茶馆，男人都爱拥到茶馆里听人讲古或谈天说地，或聚在一起下下象棋也很好玩的。二十岁的黄大狗走进茶馆，小心翼翼的样子坐在一隅一声不吭地听几个街上的男人聊大天。他们聊的是日本人。他们说日本人在进攻长沙时受挫了，而把日本兵打败的战区司令名叫薛岳。那天晚上，黄大狗就在茶馆的屋檐下借住着，身体缩成一只大虾，以致茶馆的店小二开门时，绊了一跤。店小二爬起来，生气道：你这杂种怎么同鬼一样睡在门口?
       我不是鬼，我叫黄大狗。我爹爬起来纠正说。
       我爹从此就在茶馆里打杂。他身体很棒且有的是力气，茶馆里正需要一个有力气的小伙子打杂，比如赶集时将一捆捆柴禾挑回来啊，劈柴啊，把醉倒的汉子背回家啊等等。茶馆老板见我爹面相老实，就把我爹留下了。茶馆距我外公开的鞋店大约三十米远，我爹只要伸出头就能看见外公鞋店的招牌，甚至还能看见我妈出门或进门。我爹每当看见我妈从茶馆前经过时，就会发愣，呆呆地瞧着我妈年轻漂亮的身段儿。这逃不过茶馆老板娘的眼睛。她以前是干什么的?她以前就是做媒的。她对我爹说：张小妹可不是你这号人能睡到手的。
       我爹满脸绯红，老板娘又说：张小妹是我们街上的一大美人呢。
       我爹说我妈没那么美，当时街上有几个被公认的美人，但没有一个名叫张小妹。茶馆里一些男人最喜欢议论谁谁谁家的闺女漂亮，他从没听到过有关张小妹是美人的议论。这就是说鞋店老板的女儿并不受街上的男人爱戴。我爹在茶馆住下后，一颗心踏实了，觉得这个世界很可爱，因为他离他心爱的女人只有几步之遥。假如他很想看见我妈，就找个借口走进鞋店。茶馆老板开给他的薪水全被他买了鞋子。不到半年，我爹的床下就摆了十几双鞋子，胶鞋套鞋和布鞋，但大多鞋子他都没穿过。每次他走进鞋店，我外公就对他微笑，调侃地问这个乡下汉是不是又想买什么鞋子?
       黄大狗尽管已从我外公手上买了十几双鞋子，仍然会点头说：是的。
       外公就笑，把一口被烟熏得蜡黄的牙齿笑得暴露无遗，边叫我妈出来给黄大狗拿鞋子。
       有一天，我妈对走进店来的黄大狗说：黄大狗，你以后不要来了。我谢谢你的好意。我要结婚了。
       二十岁的黄大狗瞪大了他那双绝望的单眼皮眼睛。结结结婚了?
       我妈低下头，不看他。我爹要把我嫁给米店的黄二哥。她说完这话，转身走进了光线暗淡的里屋。
       那年十月，我十七岁的母亲在二十岁的黄大狗的眼皮底下，穿着红衣红裤，头上盖着红头巾，于鞭炮声中，被黄二哥背进了生意兴隆的米店。黄大狗一脸痛苦地站在茶馆前，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被那个身材瘦小的黄二哥背进米店，真恨不得冲上去一拳把那猴子打死。在黄大狗眼里，黄二公子不过是只身材瘦小的猴子，长着一张猴脸。但黄大狗的胆子很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朝思暮想的姑娘成为别人的新娘。那天晚上，黄大狗就醉倒在米店门口。米店老板在自家门前开了十桌酒席，黄大狗成了贺喜的客人之一，被安排在一张圆桌前喝酒。他喝了很多酒，一杯又一杯，喝得两只眼睛通红，喝到最后他哇的一声吐了。他一边吐就一边哭，呜呜呜地骂着，眼睛却横横地瞪着我外公，恨不得咬我外公一口。茶馆老板怕他惹事生非，忙叫人把他扶回茶馆，将他摔在他睡的草席上，任他去吐啊哭的。
       没有用的，哭有什么用呢?老板娘说，你有本事就把张小妹从二公子手上抢走。
       黄大狗睁开两只血红的眼睛，吃惊地说：你晓得我想张小妹?
       老板娘冷冷道：全镇的人都晓得。你去她家里买那么多鞋子，这已经成了笑话呢。
       黄大狗满脸通红，好像自己的裤子破了，屁股露了出来一样。
       五
       县剧团没录取教授，这使教授有一段时间不再拉琴了。教授明白他的家庭出身是没法让他进入剧团的。他一九六四年下乡其原因就是他爹是国军少将；他之所以在农村里呆了九年也因为他爹是国军少将；这一次县剧团毅然割爱，原因仍然是他爹是国军少将。他想不通为什么他是出生在国军少将家里?以致他拚力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却怎么也改变不了。他对他妈说：因为我的出身，县剧团没录取我。
       他妈很惭愧。这是一张四十多岁但看上去像五十几岁的皮肤很粗糙的脸，这张脸因整天于日晒雨淋中扫大街、拖垃圾，而被无情的太阳晒得黑乎乎的。与黑乎乎的对立面是一头白发。这个女人并没过上几天美好的生活，事实上她一天也没过过。少将娶她时是一名上校，那时她十七岁。那是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向国民政府投降后，上校回来与家人团聚。她当时是他家的丫环，出落得很漂亮。上校看中了她，决定娶她做二房。婚事办得异常热闹，致使整条街都沸腾了起来。但好景不长，新婚的第三天，上校接到命令，令他立即归队，没想这一去就是一年多杳无音信。又隔了一年，上校着一身少将军服回来了，坐着一辆美式吉普，那是打盘古开天地以来，第一辆驶入黄家镇的汽车，车上除了一名司机，还有两名戴着钢盔且全副武装的警卫。汽车的驶入，使全体黄家镇人瞪大了惊奇的眼睛，怎么这四个轮子不要马拉，也不用人拉和推，居然能自己滚动?
       少将跳下车，由两名卫兵保卫着，分开围观的人群，很精神抖擞地走进了家。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回来，他只在家里住了两天，第三天拂晓就动身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第二年，教授的母亲生下了教授，她盼着男人回来见一眼儿子，但她的男人正在与解放军作战，抽不出时间回家团聚。
       全国解放后，教授的母亲一度也有过恋情，与街上一名小学老师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他们相爱了，彼此感觉很好，但由于她已有儿子，加上她身上背着的无形的包袱——国民党将军的小老婆，这段相爱很快就依依惜别了。结束的原因主要是小学老师的父母极力反对。从此，她就再也没有这种轶事了。有人想勾引她，向她表白爱情，但她关闭了自己心灵的窗户，一心一意地拉扯着儿子，直到儿子长大成人。现在儿子责备地瞧着母亲，一脸痛苦：你干吗要生我?你干吗要嫁给那个反动派?
       他妈惭愧道：妈也不想嫁给那个砍头的反动派!但那时候由不得妈自己做主啊。是妈害了你。
       教授本来是想冲母亲大发其火的，见母亲哀怜地望着他，且主动承认错误，就咬咬牙说：算了。
       教授又恨恨地说：我不怪你，我恨那个反动派。
       妈也恨他，他毁了妈的一生。教授的母亲说。
       那年冬天，教授被迎春路办事处安排去做临时工，修防洪大堤。因为前一年湘江涨大水，水涌到了街上，淹了好几条街，致使许多人无家可归。教授就成了镇上组织的修防洪大堤队伍里的一员。那段时间，教授除了修堤，就是与当时尚未满十八岁的黄小林恋爱。黄小林于那年毕业了，跳吴琼花的生涯随着她的高中毕业也结束了。但是在“文革”中，她因在镇中学演吴琼花因而很出名，县里的一些单位都晓得她。当年学校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常常跑到一些厂矿去演出，达到共同交流和学习的目的。白水县有一家铁矿，名叫李田铁矿，在距黄家镇十多里远的县城那一头。这是白水县最大的一家厂矿，有三千多职工，加临时工及家属有万多人，因此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小城镇。
       黄小林那年轻美丽的生命就是在这家铁矿厂终止的。
       黄小林高中毕业了，在家待业，自然就有时间恋爱。我们街上的姑娘都比较早恋，这是受了农村婚嫁年龄的影响，农村里十六七岁的男女就开始看对象了，而乡下姑娘十六七岁嫁人的大有人在。我们镇上的姑娘一到这个年龄就蠢蠢欲动。黄小林不喜欢张三，也不喜欢李四，就喜欢怀才不遇的教授。
       黄小林住在我们大院的对面。她家是她爷爷建造的平房，已经有五六十年了，木质已经发黑，屋上还长着几蔸草。她父亲是黄家镇医院院长，是名专门给儿童看病的儿科医生，同时也是出了名的势利眼。他明显看我们不来，不跟街上的人打交道，只跟镇革委会和镇武装部的干部交往。他看不起国民党前少将的儿子。在他眼里，教授不过是被这个社会踩在脚下的爬虫，一个国民党的后裔，再怎么努力也是白努力。他耳朵不好，自然听不见教授拉琴。他对女儿说：
       我老实告诉你，跟什么人交往我都不反对，就只不能跟这个倒霉蛋来往。
       黄小林很平静地回答父亲：我觉得他人很不错。
       院长说：不错?谁看得起他的不错?人家是他这个年龄早已拿三十六块五一月了，他在干什么?
       黄小林申辩说：他人很好。
       院长说：我们院里的李医生大学毕业，人也好学，比他好多了。
       黄小林把她那张漂亮的脸蛋一扭说：我不喜欢李医生。
       教授不敢指望黄小林会与他有什么瓜葛。黄小林是干部子女，且重要的是黄小林这么年轻漂亮，怎么会看上他这个倒霉蛋呢?黄小林来找他，听他拉琴，要他拉《梁祝》，要他拉欢快的《新疆之春》。教授就闭着眼睛拉，自我陶醉着。教授不敢看黄小林的脸。教授感觉到黄小林的目光在他拉曲子时始终都落在他脸上，好像一只画眉鸟栖息在树梢上似的。教授不敢与她那美丽的目光遭遇，他害怕遭遇这种迷人的目光而产生新的痛苦。事实上教授已经很痛苦了。痛苦得他的心脏都要爆裂了。
       你不孤独，你有音乐伴着你。有一天，黄小林感动地说。
       那是夏天的晚上，通常夏天的晚上总会有一些如流星飞逝一般的事情发生。这是说，在我们小镇上，夏天里常常会有爱情故事发生。教授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那个夏天。这是因为夏天里行动很方便，障碍物比较少，还因为夏天里人容易躁动也就容易激动。教授受到黄小林的鼓励，就睁开了悲伤的眼睛，于是两人的目光发生了热烈的遭遇战。教授的目光火辣辣的，而黄小林的目光更加炽烫。
       你有我陪伴，你并不孤独。黄小林更加明确地指出。
       教授不敢相信她的话，教授说：吴琼花，你说什么？
       黄小林很兴奋，因为教授叫她吴琼花。她就更加努力地表达爱情说：我会关心你。我喜欢小提琴，我想天天听你拉琴，听你拉《梁祝》，听你拉《苗岭的早晨》。
       教授把小提琴往下巴下一夹，拉起了欢快的《苗岭的早晨》。教授没有闭眼睛，而是用一种痴迷的目光盯着美丽的黄小林，黄小林也用一种热烈的目光瞅着她心爱的小提琴手。教授拉完这支曲子，黄小林一脸崇拜的赞美他说：啊，你拉得真好听。
       教授说：别说话，听。
       黄小林就不说话，听。除了蛐蛐的叫声，还有阴沟里传来的青蛙的叫声，再也没有别的声音了。黄小林听不明白便说：听什么呀?
       教授不回答她，而是放下琴，走上去把她抱住了。我听见了你的心跳声。
       黄小林激动得全身发抖，因为他居然听见了她的心跳声。黄小林说：真的吗你听见了我的心跳?
       教授把她抱到了床上，一句话也不说，吻她的眼睛，吻她的鼻子，吻她的嘴唇，吻她的脖子，吻她的乳沟、乳房，吻她白净的肚皮……
       第二天早上，教授起床时，看见自己的床单上有血迹，那是美丽的黄小林的处女膜破裂时流出的血。教授把床单扯起来，折叠好，这才出门去河边上修堤。
       院长当然不会让女儿与教授的爱情一味地发展下去。教授连一份正式工作都没有，他怎么会把女儿嫁给教授呢?有一天，当他发现女儿忽然于饭桌上呕吐时，他明白事情比他估计的严重多了。他盯着女儿，不敢相信女儿会做出有悖于道德的事情。这是干了什么啊?他尖叫道，你对自己太没责任心了。
       黄小林呕着，顾不得父亲的吼叫。父亲说：明天跟我上医院检查。
       院长没让女儿在镇医院检查。院长感到万一事情败露，丑的是他一家人。院长带着女儿去了十几里外的铁矿厂职工医院。那儿有他的一个朋友，是职工医院的院长，一个长着一张冬瓜脸的中年女人，她拿听诊器听了听黄小林的心跳，然后轻描淡写的样儿对院长说：是那么回事。
        打掉。院长从牙缝里挤出了两个字。
       你不想抱孙子?
       抱个鬼呢，院长黑着脸说。
       黄小林也十分害怕，自然就不敢在父亲严厉的面孔下造次。她也被怀孕的事实吓坏了。她被叫进了妇产科手术室。她们叫她脱掉裤子睡到手术台上，张开两腿。她们将黄小林的腿捆在两边的架子上。职工医院院长让实习医生动手，她鼓励实习医生说，你不动手，又怎么当医生?实习医生对黄小林说那就对不起了，就笨手笨脚地行动起来，结果痛得黄小林尖叫不已。她们无视她的叫喊，直到将一团血乎乎的东西从她体内拔出来。院长才对实习医生说：是的么。
       然后她松一口气，感到轻松地对黄小林说：好好休息几天，这几天最好不要下冷水。
       黄小林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当她再回来时是被一辆救护车运回来的，卸下来的却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一个活蹦乱跳的以跳吴琼花而扬名全镇的姑娘就这么死在铁矿厂的职工医院里了。她死于子宫流血不止。铁矿厂职工医院里都是这两年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他们只会开感冒药或补药。唯一的那个医生于那天下午和晚上都不在医院，而是去乡下的亲戚家做客去了。他们对血源源不断地从黄小林的下身里涌出来这一可怕的事实，束手无策。他们拿纱布和棉花去堵，好像我们扛着沙袋去堵大堤的决口。其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的。
       教授成了罪魁祸首。在院长眼里，教授是祸根，不是教授，他心爱的女儿又何至于怀孕，不怀孕他就不会带女儿去铁矿厂医院堕胎。就是你就是你啊，院长一脸眼泪一脸鼻涕地说，指着一脸苍白的教授。你害得小林怀孕，害得我带她去铁矿厂医院打胎，结果就死在那里了。都是因为你这流氓。
       教授什么也没说，一声不吭，任痛哭流涕的院长辱骂。教授比院长还痛苦，但他没在众目睽睽下将痛苦表露出来。既然院长这么大胆地表露痛苦，他就不好意思再表露了。他摔开院长，走了出去，把院长抛在身后。街上的一些热心人为黄小林搭了个灵堂，就搭在她闺房的窗下，因为大家都记得这个俊俏的姑娘，且都为这个俊俏的姑娘早逝而可惜。那天晚上开追悼会，我们这条街上的年轻人都自发地参加了，因为几乎人人都是她优美的舞姿的崇拜者，致使院长家门前挤满了来吊唁的年轻人。教授没有站在吊唁的行列中，他站在可以觑见这个热闹场面的一株樟树下，一抹浓重的黑影笼罩着他。假如你不走上去看个究竟，你就不会发现是他。追悼会散场，一些人垂头丧气地离开后，我才发现教授站在那株有好几百年历史的樟树下。他看见我认出了他，就垂着头走开了。他的脸上充满了悲伤。
       那天晚上余下的时间，他拎着小提琴走到了湘江边上，他就站在堤上拉琴。半夜里，当喧闹了一个白天和半个晚上的黄家镇沉人到深沉的睡眠中时，河风便很自然地把悲伤的琴声吹进了我们院落。他拉的是舒伯特的小夜曲，这首曲子的歌词是：往日的爱情／已经永远消失／幸福的回忆／像梦一样留在我心里……拉得动情极了。我凌晨起床小便，于晨曦中仍隐隐约约地听到他拉着这支忧伤的爱情歌曲。我晓得他很痛苦，因为他心爱的人死了，他却被心爱的人的父母拒之门外，不准他站在尸体前垂泪和悲伤，他只好依赖琴声来宣泄他的痛苦。如果我没记错，这是他最后一次拉琴。
       六
       我爹于上世纪四O年十一月被国民党乡政府应征人伍，从此他离开了令他伤心的黄家镇，这一离开就是整整五年。我爹应征人伍后被编人到一支军队，那支军队主要是在湘西一带活动，与日本人虽然有过遭遇战，但并非大投入地战斗，都是小规模地战斗，边打边撤。直到一九四四年，也就是我爹入伍近四年的时候，他所在的那支军队才正式与日本兵打了场硬仗。战场设在长沙外围一个名叫板仓的地方。他们奉命阻挡日本兵入侵长沙。他所在的军队在板仓一带摆开阵势，修筑工事，结果还是被来势凶猛的日本兵攻破了。国军被打得七零八落，我爹还挂了彩。但算他命大，不像他的战友纷纷倒在日本兵的榴弹炮、追击炮和机枪口下。他从死亡的怀抱中挣脱了出来。这是他心里挂着我妈。假如他心里没装着我妈，而像他的战友一样打算命都不要的话，那我就不会来到这个世界。因为很多打算不要命的士兵都死在战场上了。我爹生性胆小，且怕死。我长大后，爹对我说，在战场上，死的都是不怕死的人。
       一九四五年，我爹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就脱下了军装。他当时已是少尉，混了个排长当。但我爹对营长也有些意见。一九八五年，我爹与我闲聊时，谈到了他的那段军旅生活，他回忆说，当年不是一个姓王的营长给他小鞋穿，他说不定就当连长了。就是因为王营长压着他，嫌他是个粗人，他就毅然开溜了。我爹一脸认真道：而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想回来看看你妈变成什么模样了。我爹是因为抑制不住对张小妹的思念，才不辞而别的。他开溜的那段时间里，国民党与共产党正在和谈。他觉得既然和谈了也就不用打仗了。我爹于某个白天，就那么大摇大摆地离开了军营。他回忆说，他从哨卡前走过时哨兵没阻止他，执勤的连长也没阻止他。他就这么脱
       离了军队，回到了黄家镇。
       我二十五岁的爹回到黄家镇时已把军装脱了，换了老百姓的衣服。五年的军旅生涯使他变得老练多了。他不声不响地回到了黄家镇，于那年十月里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走进了业已衰败的米店。米店老板于去年日本兵进攻衡阳时，被日本兵打碎了脑袋。大批的日本兵拥到镇上时，他放心不下米店里那一两千斤米，那是他刚从农民手上收购的，他怕被街上的无业流民劫去。日本兵拥到镇上时，他的儿子和媳妇都跑了，但他没跑。日本兵用枪托砸开他的房门，他却站在米店里嘻开龅牙大嘴笑着，手上攥着一把锋利的斧头。日本兵不喜欢他脸上的笑容，因为他的笑容太猖狂了，把一颗颗黄牙及牙龈都笑得露了出来。日本兵一枪打掉了他脸上的笑容，他手中的那把利斧也随着那一声枪响掉到了地上。日本兵撤离后，我妈他们回来，看到的就是这种情形，他倒在血泊中，身旁一把斧头。眉心中有一个结了血痂的窟窿，那一枪迅速就要了他的命，以致脸上的笑容都没来得及收敛。
       米店老板在黄家镇还算比较有势力的人，这是他手中有粮，兜里又有几个钱，自然就有几个朋友。他一死，从前不找他们家麻烦的人就都来找麻烦了。原先大公子二公子都在家里吃闲饭，现在他们得像其他男人一样上战场。大公子因体格壮，被应征入伍。二公子个头矮小，且从小患了小儿麻痹症，走路有点拐三拐四，就进了治安队，从此二公子的肩上就扛着一把汉阳造，于是也有点雄赳赳的架势。
       我爹闯入米店时，我妈正坐在堂屋里喂我同母异父的大哥吃稀饭。那时我大哥三岁。我妈看见我爹黄大狗于傍晚中踉跄着走进来，眼睛就一亮。是你?然而她的目光很快就熄灭了。因为她想起她不但是有夫之妇，还是孩子他妈了。
       那时我妈二十二岁，尽管已生下了我大哥，但还很年轻和漂亮。我爹盯着我妈，他的眼睛里燃烧着两团烈焰。这五年里他之所以能一次次从死亡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就是为了来见这个他朝思暮想的女人。我爹黄大狗咽了下口水，说：张小妹，抗战胜利了，我回来看你。
       妈说：我以为你死了。
       没没没有，爹激动道，有几次差点死了，但老天爷保佑我呢。
       妈说：他爸该回家吃晚饭了。
       爹看了我大哥一眼，再把目光投到我妈脸上。我妈的脸绯红绯红的。爹说：我还会来的。
       妈摇了摇头说：没用的，你不要来了。
       爹目光灼热地表白道：你不能阻挡我来，我就是来看你的。
       我爹又走进了茶馆。茶馆的老板死了，也像米店老板一样死在日本兵的枪下，不过他不是死在店堂里，而是死在街上。他看见日本兵来了，就惊慌地朝前奔跑。日本兵拿他当活动靶子，一枪撂倒了他。老板娘还在，老板娘让我爹继续干过去的工作。我爹就继续干着过去的工作，挑柴劈柴什么的，有时候还拎着茶壶为客人兑开水。我爹生命力强，精力旺盛，当然就难免受老板娘的勾引。我爹与老板娘有过一段风流勾当这是老一辈人曾经于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老板娘并不漂亮，年龄也比我爹大七八岁，当然就没资格成为我母亲。尽管她一度很努力，很想成为。不，怎么可能呢?我爹对老板娘客观地说，我们就这样算了。
       老板娘说：为什么你就不肯娶我进屋呢既然我们相好?
       我爹说：我要是把你带回家，我爹和我妈肯定会气死去。
       老板娘依偎在我爹健壮的胳膊上。老板娘说：也许你爹妈又喜欢我呢?你就那么肯定你爹妈会讨厌我?再说，就算你爹妈不赞成，那也没关系。我是跟你好，又不是跟你爹妈好。
       都一样。我把你带回村，人家会笑话我呢。我爹心不在她身上。
       除了我妈，我爹不喜欢任何女人。在湘西时，有一个妓女很欣赏我爹，曾想嫁我爹从良，但我爹压根儿就没打算娶那个妓女，尽管后来这个妓女为我爹而断然拒绝与别的男人睡觉。我爹回到黄家镇可不是为了娶茶馆的老板娘。我爹不拒绝她，是他觉得男人没有拒绝女人引诱的道理。我爹被她缠得没法，只好向她老实坦白说：
       我们虽然是这样了，但我心里只喜欢张小妹，其他女人我都没放在眼里。
       老板娘一脸痛苦，还满脸愤慨，这是她感到自己被玩弄了。她灰暗的老鼠脸上布满了嫉妒和愤怒，仿佛她被我爹欺骗了一样。她尖声嚷叫：张小妹那骚货就真的值得你那么喜欢?
       我爹说：不。我什么人都不喜欢这总行吧?我爹受不了老板娘的纠缠，临了他恼怒地把老板娘按在床上，一顿抽打，致使老板娘痛哭流涕，求我爹杀死她：你杀了我吧，我想死在你手上。
       我爹不想满足她的心愿，起身说：杀死你干吗?杀死你我脱得了干系吗?
       老板娘哭了：黄大狗，你不要走，你走了我一个人活着没意思。
       黄大狗坚决要走道：我就是要走。我不想吃你的饭了。
       老板娘说：黄大狗，你真的走，我就一头撞死在墙上算了。
       黄大狗晓得老板娘是个贪生怕死的女人，不会为他撞死，拍了拍身上的灰，拂袖而去。黄大狗在街上走了几步，记起早两天黄公馆的管家来茶馆喝茶时，向他打听轿夫，说黄公馆的一个轿夫年纪大了，该换一个了，就大步流星地走进黄公馆，向管家毛遂自荐，管家觑黄大狗一眼，满意地拍拍黄大狗宽阔的肩膀，让他留下了。就这样，我爹黄大狗成了黄公馆里一名悠闲自在的轿夫。
       身为轿夫的我爹，身份和地位似乎比在茶馆里当店小二时高了一个档次。这是狐假虎威的缘故。黄老太爷的儿子在国民党市党部工作，这是真正的财大势大。出入黄公馆的人都是县里和镇上有身份和地位的要人，基本上都是坐四人抬的轿子进出，最差也是两人抬的轿子。黄公馆的任何一个人都没人敢惹，因为黄公馆的小儿子在县里当保安团长，手上有几百杆枪，那可是真正的荷枪实弹。我爹黄大狗尽管在黄公馆抬轿子，也被别人高看了几分。我年轻的爹成了轿夫后，对我妈就有些动手动脚了。以前他不敢，那是他觉得自己没人庇护。我爹是农民，农民的胆子都比较小，这是农民深感自己没有靠山。但成了轿夫后，我爹走在路上就雄赳赳的，胆子也大些了。
       我爹骂道：操，狗婆养的。那是他骂挡着他去路的农民。我爹说：滚你娘的蛋。那是骂另一个挡着他去路的乡下人。我爹既然敢骂乡下人，当然敢走进米店动手动脚了。二公子在街上被称做二拐子，二拐子是镇治安队里的小队长。不过他这个小队长是用一百块大洋买的。他给了治安队长一百大洋，治安队长就把一个小队长撤了，换上他当。二拐子当了小队长就不怎么回家了，而喜欢走进迎春路上的迎春楼瞎胡闹。迎春楼是镇上一家最大的妓院，迎春楼里尽是一些大城市里拥来的女人，她们都是被战争赶来的，有上海的、南京的、杭州的、武汉的，最差也是长沙市的。她们花枝招展地站在妓院门前，与什么人都可以睡觉，只要你口袋里能掏出大把大把的钱。
       二拐子是个败家子，口袋里有的是光洋，那是他爹开米店赚的。他已经接受了醉生梦死的理论，战争让他接受了这种理论。生命太脆弱了，一声枪响就可以把一具活生生的肉体从这个世界上消灭。二拐子读了几年私塾，晓得曹操说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还晓得“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样充满豪情和人生哲理的诗句。所以他迫不及待地奉行着及时行乐的政策。迎春楼就是他及时行乐的场所。二拐子做梦也没想到他一个黄家镇土生土长的土芋头，竟可以睡到上海南京武汉杭州和长沙的女人，甚至连新来的北京和哈尔滨市的姑娘他也睡了个其乐融融。他真是忙不过来，搞脚手不赢，这就给我爹黄大狗留下了很多机会。
       我妈张小妹是个恪守妇道的女人，但恪守妇道和守活寡是两回事。我妈张小妹愿意守妇道，但她并不情愿守活寡。二拐子把精力都消耗在迎春楼的妓女们身上了，一周里难得有一个晚上回家，即使回家也是半夜三更，身体也空了，倒头便睡觉。我妈张小妹可不是个傻女人，也没老。她最开始只是生气，怒斥丈夫，但久而久之她就产生了找顶绿帽子给丈夫戴戴的报复心理。我妈张小妹左思右想，毅然选中我爹作为她“红杏出墙”的对象。我妈张小妹那时候确实是一枝红杏，二十三四岁，虽然不再亭亭玉立，却仍是一朵盛开的牡丹。这朵牡丹开始向我爹投桃报李了。我妈张小妹对我回忆说她十六岁时到我爷爷家躲日本鬼子，就看上了我年轻英俊的爹黄大狗，但那时候的婚嫁大事往往是由父母们包办，她的爹让她嫁给了二拐子。二拐子成了迎春楼的常客后，我妈张小妹的眼里自然就跳出了我爹黄大狗。
       黄大哥你坐，你呷茶吗黄大哥?我妈张小妹瞅着身为轿夫的我爹黄大狗说。
       黄大狗那天在街上闲荡，享受着春天的阳光爱抚，路过米店时，他犹豫了下，还是坚决地走了进去。他太想看看他心爱的女人张小妹了。黄大狗见张小妹开天辟地第一次这么热情，就说：呷杯茶也可以。
       这是一九四七年的春天，那一天蝴蝶在大街小巷里飞来飞去的，到处都充满了阳光且盛开着花朵。那时我爹黄大狗二十七岁，说来说去还是个精壮的小伙子。我妈张小妹端了杯茶递给我年轻健壮的爹。我爹接过茶，咕嗵一声呷了个底朝天。我妈觉得我爹的动作真帅，我妈说：你真帅。
       黄大狗咧嘴一笑，露出一口坚硬的牙齿。我妈张小妹第一次觉得黄大狗的牙齿生得真好。张小妹后来对我爹黄大狗说，就是这口牙齿征服了她。你的牙齿生得真好，我妈表扬我爹的牙齿说。
       我爹又露齿一笑。
       二拐子一口牙齿生得歪歪扭扭的，且藏满烟垢。我爹不抽烟，一口牙齿就白白的，且整整齐齐。我妈有一个怪癖，看男人不看脸，只看牙齿。我爹的牙齿是她觉得生得最好的。我曾问过我妈，她为什么会愿意嫁给我爹。这个话题是在我爹去世十年后，我起意写这篇小说时问的。此时，我七十八岁的老妈的牙齿几乎全掉光了，吃饭要靠那副假牙帮助，但是她仍很乐观，针对我提出的疑问面带微笑，并拚命回忆着往事，回忆了很久后便皱纹满面但一本正经地回答我说：你爹年轻的时候牙齿生得好。谁也不会因为一口牙齿而去爱某个人，但我妈却倾心于我爹的那一口牙齿。在一九四七年春天的那个下午，我已作古的爹的嘴丝毫也不敢合拢，因为他要让我妈迷恋他那一口牙齿。我妈盯着我爹那口牙齿，痴迷地看了整整一个下午，然后相信自己彻底爱上我爹了便说：晚上你来。
       晚上?我爹担心二拐子。
       张小妹看出了黄大狗的忧虑，一笑，问：你怕二拐子?
       黄大狗可不想在他心爱的女人面前呈现软弱，我怕那个狗杂种?不怕。
       我妈张小妹粲然一笑，交代说：晚上你看见我窗户上挂着一件衣服，就推门进来。
       这不是我的想象。这是我老爹在临死前的那段时间里告诉我的。那段时间，我老爹整个就跌在回忆的泥塘里了，对他逝去的年华充满眷恋，尤其对他与我妈偷情的那段岁月更是眷恋无比。那是他一生里最美好的时光，也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从此他再也没有过那种充满激情和思恋的好时光了。一九四七年四月里的那天晚上，据我老爹回忆说大约是九点钟，他从黄公馆出来，在街上走了一圈，走到了米店的门前。他闻到了一股橘花香，那是从遥远的镇尾飘来的，他深深地吸了口，使自己激动的心镇定下来。他的脚碰响了一只破瓦罐，他定神看了看，见没什么反应，这才走近我妈睡房的窗前，窗户上果然挂着一件衣服。一盏煤油灯使纸糊的窗户呈一片黄色，但那件衣服却是一个生动的黑影。我爹简直不敢相信。我爹说生活中有些事情来得太容易了反而就跟假的一样。我爹在窗外迟疑了下，这种迟疑并不是害怕，而是紧张。我爹说害怕和紧张是有区别的。我爹推开了虚掩的门，门发出吱扭一声。我爹在这一声中停顿了一分钟，那是他感到最紧张和最兴奋的一分钟。那一分钟以后他就是另一个人
       了。
       就在那一分钟里，我妈的房门开了，我妈用一种庄重的声音问了声：谁呀?二拐子吗?
       我爹无比激动地小声回答：我，我是黄大狗。
       我妈自然就看见了一脸激动的黄大狗。对于我爹黄大狗来说，那一天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黄大狗迅速走上去，大胆地搂住了我妈张小妹。黄大狗表情坚决地说：为了你，我黄大狗什么都敢做。
       张小妹提醒黄大狗说：你不怕二拐子杀了你吗你敢搞他的女人?
       不怕，黄大狗小声说，怕我就不来了。
       我妈很欣赏我爹黄大狗的勇敢道：你真是条汉子。
       在二九四七年四月里的那个春风沉醉橘花飘香的晚上，他们剥去了各自的衣服，露出了两具年轻且充满激情的身体。他们都很激动。一个是面对自己爱慕已久的女人；一个是面对自己男人之外的另一具鲜活且热情的男人的身体。这是一具比她男人标准和健壮的身体，这具身体让她联想到戏班子里那个扮演常山赵子龙的演员。在我妈张小妹做少女的年代里，只有一个男人真正进入过她高傲的心扉，那就是县城戏班子里那个演常山赵子龙的演员，在许多个阴雨绵绵的春夜里，那个常山赵子龙的扮演者随着泥土和树木的芬芳不请自来地飘入过她的五彩缤纷的梦乡，让她醒来后对未来充满了许许多多美好的憧憬和不切实际的向往，但是在生活中那个常山赵子龙的扮演者却以我爹黄大狗的肉身出现了。
       七
       一九七七年，教授遇到了他一生中最好的一个机会，那就是考大学。一九七七年全国恢复高考了，教授听到这消息，心里颇振奋。当时教授被招进了红旗竹器厂，他的工作是做竹躺椅和竹靠椅。他的手因为整天与竹篾打交道都生满了茧和倒刺。他非常讨厌竹器社，但他却无力反抗他那可悲的命运。他整天同一些所谓的能工巧匠混在一起，但那些能工巧匠都是些自以为是的老头子，口里骂骂咧咧的，痞话连篇。教授没想到他心里的工人阶级就是这么一副德行，他看不起这些传授手艺给他的工人。他想考大学，远走高飞，摆脱他骨子里一百个看不来的篾匠生涯。他捡起了丢失多年的功课，请了假，在家里没完没了的复习。他只是复习了两个月，就考了全县第一名。他写的作文连阅卷的老师读了都目瞪口呆，接着就赞不绝口。我听说那年高考，整个衡阳地区，就只他的作文得了满分。
       但是上天要选中他扮演悲剧人物，那他就无力反抗。一九七七年，也许在北京上海或省会长沙已经不看重家庭出身了，但在我们白水县，观念一时还没改过来。这很好解释，那时候“右派”还没摘帽，地富反坏右分子还戴着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那时候人们还被“文革”的思想所影响，还被成份论所左右。教授的父亲乃国民党将军，这是不容篡改的历史事实，所以他尽管考了状元，县里的招生办却不把他的成绩当回事。他们说：他是国民党高官的崽，这样的人知识越多越反动。
       说这话的是县招生办的主任。他姓严，曾在黄家镇当过武装部长，并且当过镇革委会副主任，他晓得教授这个人。有时候一个人的命运其实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上，而是掌握在某个人手上。教授的命运就是掌握在县招生办的严主任手上。假如当年严主任不是用成份论的观点看人，而是用惜才的赏识的眼光看待教授，教授就读大学了。因为在长沙也有他这种人考了大学并被录取的。但在白水县，那个造反派出身的招生办严主任的一句话就断送了教授本来可以远走高飞的前程。教授的梦想和那两个月里没日没夜的复习就葬送在被左的思潮浸透了的严主任的手上。
       教授是后来才晓得自己没被录取的原因，告诉他这个原因的人也是招生办的一个同志。那个人后来在县志办工作，有点文化，曾经当过县一中学的语文老师，自然就有些惜才。就是他把当时的真实情况告诉了教授。不过，当他把有关情况告诉教授时，已是一九八二年初，距教授当年考试已是整整四年后的事。
       假如这话是在四年前告诉教授，教授会去找严主任理论，求他开恩，他甚至会在严主任门前跪三天三夜，只要严主任不如临大敌地看待他的出身。但在一九八二年初，他已是一个一岁半的孩子的爹了。他已三十四岁。他不再奢望读大学，心态也比五年前平和多了。他老婆是黄家村的一个女人。那个女人是他教过的学生。他曾在黄家村小学教过两年书，那是上个世纪的一九七一和七二年，这女孩是在他手上小学毕业的。三年前，她来街上卖鸡蛋，提着两篮鸡蛋，就摆在距我们大院不远的街边上。教授经过时，她叫住了教授。教授一时没认出她来，这是她长大了。当年她只十一二岁，现在她十八九岁了。但她认出了教授，认出了这个教过她朗读毛主席诗词的于一九七三年病退回城的知识青年。
       黄老师，她腼腆地叫了声。
       教授黄文斌停住了脚步，对于叫黄老师的声音，他真是久违又久违了。他盯着这个卖鸡蛋的姑娘，搜索着自己的记忆。在他丰富的记忆宝库里，这个姑娘没有档案。他疑惑地瞪着她，以为她叫错了人。姑娘又羞涩地说：黄老师，我是刘映。
       刘映刘映，教授黄文斌大声说，他当然想起了这个学生，是他让她当班上的劳动委员。她当时很爱劳动，学校里摘劳动，她总是很积极。你长这么大了?你不说你是刘映我都认不出你了。
       刘映笑笑，满脸羞涩道：我快十九岁了。
       哦，教授很感兴趣地瞧着她，是啊是啊，当时你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现在是大姑娘了。
       大姑娘刘映长着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这双又大又圆的眼睛里蓄着两汪亮闪闪的秋水。教授觉得她这双眼睛很美，有点像他记忆里黄小林的那双眼睛。教授的心情当然就猛地好起来，请大姑娘刘映上他家做客。大姑娘刘映欣然答应了，脸上浮动着灿烂的笑容，于中午时探头探脑地走进了大院，手中拎着两只篮子。其中一只篮子里还有一些鸡蛋。大姑娘刘映到水龙头下洗了手，甩了甩她脑后粗壮的大辫子，很理直气壮地坐到了教授家那张没做油漆的杉木饭桌前。那是教授亲手做的家具之一。教授自从弃下小提琴不拉后，就开始了木匠活儿。他完全是自学成才，没有师傅教的。如果曾经有什么师傅教，那也是农民土木匠。他自己说他当知青的时候曾跟一个农民木匠学过几个月。就凭那点底子，他给自己打了一房漂亮的家具。大姑娘刘映走进他家那天，那房家具刚刚做完不久，还飘扬着木质的芳香，还在等待着教授去油漆。大姑娘刘映非常欣赏教授打的这房家具，觉得新颖、别致，不像农村里的家具那么生硬和粗笨。大姑娘刘映坐在床上，甩着两条腿说：你家里几好的啊。
       大姑娘刘映摸着刨得很光滑的桌子角说：我喜欢你打的家具，好秀气的。
       大姑娘刘映望着教授的母亲对教授笑笑说：你妈妈几好的啊。
       大姑娘刘映临走时转过脸来冲教授天真的样子问道：我以后还能上你家来玩吗黄老师?
       教授觉得她真可爱，回答说：可以。我欢迎你来玩。
       从此大姑娘刘映就常上教授家来，送她亲手栽的菜，送她家喂的鸡生的蛋。有一天她忽然帮教授洗衣服了。教授却站在一旁抽烟，跟她说话。教授说：随便洗洗就行了，用不着那么讲究。
       大姑娘刘映说：那要洗干净才行，不然你会说我不能干。
       那是秋天里一个阳光姣好的下午。大姑娘刘映洗衣服时，衬衣的一粒纽扣掉了，自然就露出了一截白净的乳房。那截乳房白白的，不是她脸上这种黝黑色。教授觑着她的胸部。她感觉到了教授的目光。教授的目光有些炽热，像一只，熨斗在她胸上熨着，使她的胸脯有些发烫。大姑娘刘映脸红了，抬头默默地看了眼教授。两人的目光相遇了，又急忙闪开。教授痴迷了，说：刘映你真美。
       黄老师你笑话我了，大姑娘刘映说。
       教授赞美大姑娘刘映说：你真的很美，你不是那种娇艳的美，而是朴实无华的美。
       大姑娘刘映感到幸福地瞧着教授。黄老师你说的是真话吗?
       教授认真的模样点点头：是的，我不喜欢女人娇艳，我喜欢女人朴实。
        大姑娘刘映脸上有了光彩，却谦虚说：我不晓得我是什么。
       你是朴实美。教授指出说。
       那天晚上大姑娘刘映就留在他家里了，睡在教授母亲的床上。不久，两人于一个桂花飘香的夜晚在桂花的馥郁中睡到了教授亲手做的四尺五宽的高低床上，再不久就结了婚。
       一年后他们的儿子呱呱落地了。
       教授一度很幸福，但他的幸福是纸做的，风一吹就会跑。这是说他的老婆在嫁给他时，没遇上我们街上那个姓陈的青年。那个姓陈的青年比教授更有手腕，懂得讨女人欢心。但是教授看不见，教授太自我为中心了，自然看不见他的幸福是纸做的，他觉得他的这个学生愿意嫁给他，那是老天爷对他的怜悯，他很感激老天爷的厚爱。一开始两人很好。两口子同进同出，一起去买菜，一起去看电影，一起去县城里玩。后来教授还给老婆做了个冰棍箱，让老婆于炎热的夏天坐到街边的树荫下卖冰棍。这是教授的工资太低了，要养活一家三口人显然是很困难的。迫于无奈，教授才让他漂亮的老婆卖冰棍。
       事情就是出在教授的老婆卖冰棍上。
       有的婚姻注定是半途而废的。这是没法解释的。刘映是个什么女人，教授对我只讲了两个字：淫妇。其他就留给我去想象了。而我的想象力是有限的，所以就没法想象。两人是一九七八年底结的婚，而离婚是一九八四年的十二月，两人整整生活了六年。这一年教授三十六岁，忽然又成了单身汉。而他的老婆刘映却跟街上那个姓陈的年轻人跑了。姓陈的年轻人一开始并不急着向教授的老婆表白爱情，只是常常在教授的老婆手上买冰棍吃，一天要买四五次，后来变成一天要买七八次。接着又变成把他的朋友叫到刘映的冰棍箱前，请人一支又一支地吃冰棍。他显得很有钱，还显得很大方，而他的那帮朋友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冰棍，一边却在刘映面前不遗余力地夸姓陈的仗义疏财什么的。再后来，眼睛又大又圆的刘映就成了我们街上这个姓陈的年轻人的俘虏，愿意抛弃现有的一切，跟随他去天涯海角……
       教授很痛苦，这很好解释，因为他没想到。教授想女人理所当然应守妇道。守妇道应是女人的基本法则。在教授过去读的书里，女人无才便是德。刘映一个农村里出来的女人，才肯定只那么多，德应该是“首当其冲”的。但教授没想到刘映的品德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当他发现老婆与街上姓陈的青年有一腿时，正所谓已经晚了。这是刘映觉得陈比教授更逗人喜欢。陈比教授活泼。陈比教授爱玩。在她眼里，陈比教授更懂得生活。刘映是个热爱生活的女人，这样的女人一旦认准了什么就不肯回头。教授企图力挽狂澜，这是他觉得自己在邻居面前非常没面子。他把她锁在家里，跑到陈家去吵事，结果他被姓陈的一家人打得鼻青脸肿。陈家有三兄弟，都是在街上打架长大的，他们三拳两脚就将自以为有理走遍天下的教授打趴在地上了。教授吃了亏，把痛苦发泄到女人身上，要老婆发如果怎么怎么就天打雷劈的毒誓。但这个女人比教授固执一百倍，无论教授怎么拳打脚踢或苦口婆心，她就是不发这个毒誓。她咬牙切齿地回答教授说：你是这样打老子!老子就是要那样，就是要跟陈哥好。他就是比你强。
       教授瞪大了痛苦万分的眼睛说：你再说一遍?
       女人一心要刺伤他道：黄文斌，老子要操你的娘。是的，我告诉你，他就是比你强。
       教授像一只受伤的老虎一样咆哮道：老子杀了你。老子杀了你坐牢去。
       女人像刘胡兰一样临危不惧说：你杀吧，反正我已经被你搞臭了，不想活了。
       教授当然不敢杀老婆，但他把老婆锁在家里，不让老婆出门。然而有一天，他去竹器厂上班时，他的老婆用菜刀撬开了教授花了半个上午才钉牢的窗户，爬了出去。
       八
       我爹与我妈偷情的那些故事，渐渐传到了二拐
       子的耳朵里。有人看见我爹于半夜溜进了二拐子家，还有人走到我妈的窗户下听壁角，果然就听见我爹与我妈在房间里说话。他们没有想到二拐子的老婆居然与黄公馆的轿夫会有一腿。他们说：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他们说：二拐子晓得了会一枪打死黄轿夫的。
       他们说：这事二拐子迟早会晓得的，没有不透风的墙。
       这事传到二拐子的耳朵里，已是大半年后。假如那时候二拐子一枪崩了我爹，并不会有什么事发生。但二拐子高估了黄公馆的态度。我爹既然是黄公馆的轿夫，他就不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二拐子晓得我爹与我妈有一腿后，从此就再也不愿碰我妈了。二拐子横着两只眼睛冲我妈说：贱妇。没日得的贱妇。
       我妈张小妹恨死了二拐子，恨他不把她当人，也就理直气壮地说：我是贱妇，但你也不是好东西。你跑到迎春楼里玩女人，你以为我不清楚?!
       二拐子睁着两只愤恨的眼睛，逼视着我妈：我不是看在毛团的份上，我早杀了你。
       毛团就是我大哥，那时已五岁了，可以单独坐在门口玩了，还可以参加年龄比他大几岁的孩子玩的游戏了。他长得很像二拐子，斜眼睛，尖鼻子，一张老鼠脸。
       我妈张小妹毫不示弱地回答二拐子说：老子不是因为毛团，早跟他私奔了。
       二拐子冲我妈脸上吐了口痰，吐了我妈一脸。我妈抬手抹痰时，他冲动地踢了我妈一脚说：老子杀了你。说着，他掐住了我妈的脖子，把我妈的脑袋顶到墙上。但他不会杀我妈，倒不是出于爱，而是考虑到毛团失去了亲妈会痛苦万分。二拐子一家人极看重毛团。二拐子的大哥生的是两个女崽，大哥如今生死不明。二拐子就一个儿子，这是家里的香火，自然就备受全家人的重视。就在二拐子双手掐着我妈的脖子的当儿，毛团玩累了，跑回家呷茶，他当然就愤怒地大叫一声：干什么呀爹?
       二拐子就松开了青筋直暴的手。
       二拐子将一腔仇恨都集中到了我爹身上。二拐子叫了三个治安队员，让他们潜伏在他家门前，等候着我那个不怕死的爹光临。但我精明的老爹已听到了风声，晓得二拐子准备暗算他。那段时间他除了抬轿子外出外，其他时间都呆在黄公馆那黑森森的大门里。二拐子与他的三个治安队员，天天晚上都在街头巷尾与西北风打交道，渐渐就厌倦了这种守株待兔的形式。他们骂我爹说：黄大狗这狗婆养的怎么不来与你老婆幽会了?
       二拐子也觉得奇怪，摸摸头皮说：会的，放心，是猫总要吃腥的。
       二拐子坚信我爹于这几天里的某个晚上一定会出现在他家门前。他的三个队员觉得很无趣，还觉得很累，他就一人发一块光洋，对他们说：都跟老子精神点。
       三个治安队员受到犒劳，当然又精神了。他们在一个个月黑风高的晚上蜷缩在墙角守候着，最终一个个都患了重感冒，鼻子严重堵塞，头重脚轻，到后来站也站不稳了。
       我爹就是在一个这样的晚上出现在他们眼里。我爹没想到他们会有这么长久的耐心，因为我爹有三个月没来米店会我妈了。我爹于那天晚上觉得身上充满了激情，而且浑身是劲，难熬得要死，就不顾一切地来了。我爹的感觉都是张开的，这是说他很警惕。他只是刚刚走到米店前，忽然就听见身后一声“哎雀”，那是有人打喷嚏。我爹晓得不好，马上就转身向另一个方向走去。二拐子又一个“哎雀”打出，这才尖叫道：站站住，你他妈给我站站住。
       我爹头也不回地朝前猛走，一个守在那儿的治安队员扑上来，一把抱住我爹。他已经患了重感冒，当然就不是我年轻力壮的爹的对手。我爹一个背包就把他摔在地上了。那个治安队员叫了声哎哟。另一个治安队员冲上来，从身后箍住了我爹的脖子。我爹一弯腰又把这个治安队员摔在了地上。第三个治安队员大喝一声，冲上来想抱住我爹的腰，我爹借他的力一拉，他一个趔趄就跌倒了。他叫了声咦呀，那是他没想到。其实他应该想到，我爹黄大狗当过五年兵，那是在国民党的正规军里操练，那五年里他没事干就是学摔跤和格斗。这几个在黄家镇土生土长的治安队员又哪里是他的对手?
       二拐子见他雇的三个治安队员都被我爹抛在地上，就叫了声我日你的娘，举枪向我爹射击。一声尖利的枪响划破了阒寂的夜空，那一颗子弹不负二拐子重望地打在我爹肩上。我爹感到肩膀一阵剧痛，为此还一个踉跄，差点摔倒。我爹顾不得伤痛，迅速跑了。
       二拐子开的那一枪将我妈张小妹从二拐子的身边打跑了。那一声尖利的枪声吓得我妈张小妹打了个寒噤，尿都打了出来，同时也使我妈张小妹变得更加勇敢。我们黄家镇的女人都比较固执，往往一认准什么事就勇往直前。这一点有点像苗族人的性格。就我所知，苗民一认准了什么事就一竿子插到底。此前，我妈与我爹相好，事出有二。其一，我妈被我爹那持续了多年的爱情感动了。不要以为只有今天的女人才会被恒久的爱情打动。那个年代的女人也一样；其次，我妈之所以把自己给我爹，也是对二拐子整天呆在迎春楼进行报复。二拐子把一点钱都扔在妓女身上，这让我妈张小妹怒火万丈。但张小妹红杏出墙，也只是出出墙，气气二拐子罢了。据我妈后来对我说，她当时并没打算真的跟我爹过日子。一切都是因为那关键性的一枪，那一枪使我妈张小妹感到不能再迟疑了，她应该给予回报，而最有价值的回报就是离开阴险的二拐子，与我爹黄大狗过日子。
       我妈于次日一早穿着大红棉袄，敲开了黄公馆黑森森的大门。看门的家丁问我妈找谁，我妈张小妹说：我找黄大狗。他们就再一次打量我妈一眼，因为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听到了一些我爹与我妈的风言风语。他们告诉我妈我爹住的房间，我妈就径直朝我爹住的房间走去。我爹当时正躺在床上，苦皱着一张脸，露着膀子，管家叫来的医生正在为我爹敷药。子弹已取出来，丢在地上。我爹的眼睛就盯在那颗血乎乎的弹头上，就是这么一个东西险些取走了他的命。我妈张小妹叫道：黄大哥。
       黄大狗抬起头，看见了穿着大红棉袄的张小妹，眼睛立即湿了。你你你来了……
       我妈张小妹说：黄大哥，是我害了你。
       我爹说：不，不，这没什么。
       我妈张小妹忿然道：二拐子不是人，我恨死他了。
       我爹觉得他这一枪挨得很值，假如不是这颗被取出来扔在地上的子弹，张小妹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来看他吗?我爹将他的大拳击在凳子上，发誓说：我会杀了二拐子的，会的。我发誓。
       张小妹欣喜地瞧着我爹：你真的愿意为我杀二拐子?
       我爹说：愿意。
       我妈张小妹觉得自己报仇有望了，因为二拐子把她折磨得很惨。她做梦也想杀死二拐子。我妈张小妹感到高兴道：有你这句话就行了，我就爱听你说这样的话。但我不要你杀他，他那身体横行不到哪里去，我相信他就快死了。我昨晚做了个梦，梦见他被人拿斧头砍死了。
       我爹横一眼墙角说：我正是想拿斧头砍死他。墙角那儿立着一把锈斧头。
       我妈张小妹觉得我爹应该是一个敢说敢干的大男人，就疼爱地拍拍我爹的大腿，觉得自己有靠山了。不急，等你把伤养好了，还等他没有防备时，我要你杀他的时候你再下手杀他。
       我爹终究没有杀二拐子，以致二拐子一直活到一九九五年八月而被炎热的夏天无情地热死。而这个时候，我爹已去世四年了。一九九五年黄家镇的夏天是一个巨大的火炉，气温始终坚持在四十度左右，最热的那天室内的气温都达到了四十一度。二拐子老人就是于那天去见的阎王。阎王爷很不高兴，因为他迟到了几十年。为了惩罚他的迟到，让他的尸体腐烂发臭了五天后，才派人去收尸。二拐子后来还结过一次婚，那女人于一九六一年过苦日子时弃他而去了，从此二拐子一直是单身一人过日子，这也是他死了一个星期后才被人发现的原因。一九九二年时我曾跟二拐子谈过一次话，那时我并没打算写这篇小说，所以谈话很不深入。假如那时我打算写这篇小说，我就会从这个老人嘴里多掏点东西，可惜那时我的思想还不在文学上。当时他坐在门坎上晒太阳，那是四月的太阳，阳光里飞扬着橘花的馨香。那段日子经常下雨，那天出了太阳，二拐子就坐在太阳下，让阳光爱抚他那颗长了疮的有苍蝇绕着飞来飞去的秃头。他的头发差不多都掉光了。我说：老爹，你现在生活还好吗?
       还好。二拐子老人谦虚的样子回答。
       我说：好像你以前与我爹有过不少过节?
       那还不是因为你妈。二拐子老人说，脸上是那种苦难的表情。
       我说：我爹说他差一点被你一枪打死了。
       二拐子老人咧开一口牙齿稀疏的嘴说：我当时就没打算打死你爹，我那一枪完全可以打在你爹的脑袋上，但我放过了他的脑袋。因为在当时打死人也是要坐牢的，我不想坐牢。
       原来你是怕坐牢才不敢打死我爹?
       就是就是。二拐子老人回答。打死了你爹，谁来跟我说话啊。
       二拐子老人很孤独，没人理睬他。我不禁又扫了他一眼，我看到他的脸上生满了老人斑，一双眼睛透射出来的是那种饱经沧桑的浑浊而猥琐的目光。他有七十好远了，头发花白花白的，衣服破破烂烂的，没有人关心他，也没有人爱他。他的儿子——我大哥，于文化大革命的武斗中被另一伙造反派打死了。他只身活着，生活在肮里肮脏的环境里，但活得很顽强。二拐子老人问我：你妈还好么?
       我说我妈还好。
       二拐子老人就一脸冷漠道：替我向你妈问好。
       九
       我们镇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建了个火葬场。那是非建不可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黄家镇还不到两万人口，到了七十年代，镇上已有四万多人口了。假如不建火葬场，那就意味着死人与活人争抢地盘。基于这种情况，镇政府作出决定，建火葬场和公墓。火葬场建在镇尾，前后都是荒山坡，正好做坟山。几年后，那儿遍地坟墓，一块一块的石碑鳞次栉比。晚上走过时，感觉上很有点阴森森。
       教授的第二个老婆就是在坟山上结的良缘。教授的第二个老婆姓马，马姓在我们镇上是冷僻的姓，就我所知，镇街上好像就只有马寡妇姓马。马寡妇三十岁，她的老公在她二十九岁生日那天去世了，患的是肺癌。她老公从不抽烟，也不喝酒，却患了肺癌，这真让人匪夷所思。她三十岁生日那天，穿着一身黑衣服，拎着一只竹篮——竹篮里装着红烛、鞭炮和纸钱，伤心地来到了火葬场的坟山上。那一天是清明节。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街上流行着这样一首歌：清明节的早晨来到了火葬厂，哭哭啼啼的声音凄厉又悲伤，年轻的寡妇们哭呀么哭丈夫，亲爱的丈夫放心吧永世不嫁人。这首歌不是什么大作曲家所作，词也不是什么名人所写，是我们街上的人瞎编的，反正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是小孩子的时候就晓得唱。而且镇上流行着这首歌。要是是王洛宾谱写的歌曲，也许这首歌就不是在我们镇上流传了，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就像那首《在那遥远的地方》一样。
       教授与马寡妇邂逅的那一天就正是清明节，那一天不但是清明节，还是马寡妇的三十岁生日。马寡妇来坟山上祭亡夫，而教授来坟山祭已死去多年的黄小林。黄小林死于一九七四年，而教授来祭他心爱的黄小林却是一九八九年，距黄小林死去整整十五年。
       据教授后来说，那段时间他总是梦见黄小林。他自己也觉得奇怪，推算起来黄小林已经死了十五年了，而那段时间他却经常梦见与黄小林相处的每一个日日夜夜，她听他拉琴或她偎在他怀里。有一个星期他一连三个晚上梦见她，其中有一次还梦见黄小林跳吴琼花，不是在学校里跳，而是在他插过队的黄家村小学的水泥坪上跳，而很多村民都坐在下面看着。在梦里，他还在黄家村当知青，住着那间破屋子。醒来后，想想自己的这一生，不禁潸然泪下。他忽然感到他应该去圆这个梦，而圆这个梦的唯一途径就是扫墓，去看看因他而死的黄小林。他心里
       一直有一种内疚。不是他，美丽善良的黄小林又何至于死呢?十五年来他从来也不敢面对黄小林的死。那天他就是去面对。他比马寡妇早半个时辰到了坟山。他寻找着黄小林的墓碑，他找了很久，最后找到了。他磕了三个头，打开琴盒，拿出了他多年没拉过的小提琴。他对着墓碑调了调弦，然后悲伤地说：黄小林，我拉琴给你听。
       他拉了一首《梁祝》，但没拉完，因为多年没拉，手法已松疏了。他叹口气，一抬头，他看见了马寡妇。他当时的位置是在山上，而马寡妇是在山下。她徐徐向他走来，一身黑，因而就显得格外端庄而窈窕。教授说他当时心里就一颤，也不晓得怎么回事，那一片刻他似乎很有感觉，好像有什么事情会发生。马寡妇走上来时瞟了他一眼，他已呆呆地看了她很久，她瞧他时他把目光移开了。
       她男人的墓离黄小林的墓只有五十米远，也许还不到五十米远。那是一座新墓，墓碑白亮亮的，除了白亮亮，墓前也不像黄小林的墓杂草丛生。他又开始了拉琴，拉着舒伯特的小夜曲，心里回忆着十五年前的那个黄小林。他相信，假如黄小林不被她的院长父亲逼着去铁矿厂医院打胎的话，那就一定还活着，且一定是跟他生活在一起。而他们的儿子也有十五岁了。
       马寡妇点燃了红烛，放了挂一千响的鞭炮，把寂静的坟山炸响了好一阵子，使阴湿的空气里弥漫着难闻的硝烟。教授早晨出门时手上是擎着一把黑布伞的，当时天上下着小雨。空气湿度这么大，硝烟自然散得很慢。南风把硝烟直往教授面前吹，教授尽管捂紧鼻子，硝烟还是直往他鼻孔里钻——不管他愿意不愿意，致使他呛得咳了好几声。接着他隔着飘飘绕绕的硝烟瞥见马寡妇蹲下来燃烧纸钱。教授心里原谅了她。他想她一定是个好女人。教授闭着眼睛，低着头，一遍一遍地拉着舒伯特的小夜曲：往日的爱情，已经永远消失；幸福的回忆，像梦一样留在我心里……
       下雨了。雨把马寡妇烧的红烛和纸钱都淋灭了。马寡妇出门时天空那一刻很亮，好像不会下雨了一样，所以她没带伞。雨迅速就落了下来，不大，却很讨厌。教授停止了拉琴，拿起扔在地上的黑布伞，感到此刻它会有大用途地撑开，向着马寡妇走过去。马寡妇看了眼走近她的教授。教授笑笑，让马寡妇站到他的黑伞下。他是谁?他瞥着一脸忧伤的马寡妇，问睡在墓碑下的人。
       马寡妇垂下了悲伤的面孔，低声回答：我老公。你的那个呢?
       教授深深地吸了口湿度很大的空气，回答她：我以前的女朋友。
       马寡妇昂起悲伤的脸，望着他。他叹口气，告诉她：她死了十五年了。
       她很惊讶，一个男人为一个死去了十五年的女人拉琴，而且还拉得那么真挚，那么忧伤和那么动听。这是真正的爱情啊。十五年了?她是得什么病死的?
       她爸爸当年极力阻止她和我好，后来带她去铁矿厂职工医院堕胎，结果……
       他用不着说完她就高兴地插嘴了，像遇见了多年不见的老熟人。她说：我晓得。我哥哥跟她是同班同学，她叫黄小林，跳吴琼花的。我哥哥那时候就跳洪常青。那时候她跟我哥哥很好。她忽然叫道：这么说，你是那个拉小提琴的?难怪你跑到坟山上来拉琴。
       教授难过极了。我已有十五年没拉小提琴了。
       马寡妇说：我觉得你的琴拉得好听。
       教授笑笑：我发誓不拉小提琴了。
       马寡妇的眼睛转了个圈。假如我想听你拉小提琴，你会拉么?
       教授又笑笑说：小提琴由于多年没拉，音质差多了，不过你想听，我愿意拉给你听。
       真的吗?马寡妇很高兴，忘记了自己是来扫墓的，清澈的眼珠滴溜溜转。那你拉《十五的月亮》给我听好吗?我最喜欢听《十五的月亮》了。
       教授觉得这太简单了，就笑笑，捡起小提琴，站在坟山上拉起了《十五的月亮》。
       马寡妇听完之后还想听，又说：我想听《在希望的田野上》。
       教授就头一歪，于凄风苦雨中拉起了轻快活泼的《在希望的田野上》。
       教授还拉了好几首歌给马寡妇听，马寡妇听得人了迷，后来雨下大了，两人就一并下山，沿着来的路一脚高一脚低地缓缓走去，两人谈得很投缘，一时都把死者抛于脑后了。
       分手时，马寡妇居然有些依依不舍，瞥他一眼说：啊，我们再联系。
       教授很高兴，也说：再联系。
       马寡妇在红星民族乐器厂工作，她小时候弹过琵琶。红星民族乐器厂是家大集体工厂，从前以生产乐器为主，进入八十年代后没人买乐器玩了，黄家镇的街头巷尾已不再歌舞升平。于是转型以生产铜制品，铜火锅铜炒锅铜壶为主，附带还生产点笛子和二胡什么的。当然，这一切是两人增进友谊后，她告诉他的。马寡妇迅速就爱上了他，他也迅速爱上了马寡妇。
       一个星期后，两人见面了。马寡妇向他咨询道：我们这是一见钟情吗?
       教授想了想说：应该是一见钟情。
       马寡妇说：我梦见过你。
       他很欣喜地盯着这个女人。梦见我什么?
       梦见你向我求婚，马寡妇嘻嘻一笑说，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啊，真的吗?教授说，我很爱你，真的，我以为我再也不会有爱情了。现在爱情又萌芽了。
       马寡妇觉得耳朵很受用，就做出天真样子问他：你这么灵泛的人，怎么那么悲观呢?
       教授说：因为以前我没有遇见你。
       马寡妇抿嘴一笑，抬手妖媚的样子打了下他的肩膀。你真会说话。
       他们说这番话时站在湘江边上。他们是于那个星期天的下午不期而遇，然后散步似地走到湘江边上的，结果就站在绿青青的柳树下抒起情来。这儿没有人。这儿只有柳树、杂草和石头，还有飞来飞去的蝴蝶和充满温情的阳光。清凉的河风徐徐地吹抚着两人的脸蛋，把两颗孤独的心吹到了一起。四月的太阳是那么充满诗意，把湘江两岸的景物照耀得既生动、明丽又妩媚、妖娆。
       两人觉得这个世界真是太美好了。
       和你在一起，我心里很甜。教授表白说。
       我也很甜。马寡妇对着美丽的湘江抒情道。
       教授深深地吸了口气，仿佛把一千年前飘荡在这里的爱情气息也吸进了他的肺叶。他隐约感到一千年前，有一对恋人也像他们此刻一样，彼此于四月灿烂的阳光下倾诉着爱情。我相信一千年前，一定也有一对恋人，也像我们此刻一样谈情说爱和欣赏自然风光。他说。
       马寡妇甜甜地一笑。你真有想象力，文斌。
       黄文斌非常激动，因为很久没有人叫他文斌了，他立即借景抒情道：这柳树真是婀娜多姿啊。
       啊，马寡妇有同感道：真是婀娜多姿。
       黄文斌又把欣喜的目光投掷到野山茶花上。这花真美，太美了。
       马寡妇也欣赏着山茶花，注视着，充满爱地说：啊，真是太美了。
       黄文斌感到很有劲地猛吸了口气，这一口气吸得很好，把飘荡在旷野中的阳刚之气吸进了他的肺叶。肺叶马上将旷野中的阳刚之气转换成勇气输给了他的大脑，他的大脑受到这股勇气的鼓励，马上就作出了大胆的反应，那反应就是把马寡妇搂到了怀里。他热烈地搂着马寡妇说：什么是最伟大的?过去我们以为理想是最伟大的，其实不是，爱情才是最伟大的。
       马寡妇感到非常幸福，她多么想同这个男人一并飞上天啊。她说：要是我们有一对翅膀多好啊。
       会有的，黄文斌说，将嘴唇凑到了她的啊字上，把那个啊音拦截在她嘴里，不再让她啊了。
       两人的唾沫相融到一起，彼此都品尝到了爱情的蜜汁，于是更加努力和热烈地吻着。
       不久，两人结了婚。马寡妇带着她五岁的女儿走进了黄文斌那杂乱无章的生活，马寡妇不叫马寡妇了，而叫马春燕。
       只能说黄文斌注定要跟第三个女人相遇，或者说注定是要离两次婚的。我认识马春燕，我不能说她是个坏女人，但马春燕是个很轻率的女人。她是个非常爱玩的但从来就是个虎头蛇尾的女人，做任何事都是凭一腔热情，但热情很快又会消退，而且会消退得无影无踪。
       马春燕嫁给了教授这让我有几分惊讶。我的惊讶不是妒忌，而是想教授能“呷住”她吗?呷住是我们街上的土话，是管住或镇住或欺负的意思。我相信家庭里很少有真正的平等，情况往往是一个呷住另一个，假如你呷不住你的女人或者你呷不住你的男人，就会有问题发生。问题总是出在平等上。因为平等是水涨船高的，到后来水会溢出河堤，最终造成河水泛滥。教授在他新组成的家庭里开展民主运动，施行平等自由那一套。这一自由马春燕就认识了另一个男人。比教授年轻几岁，也比教授英俊，这个男人还比教授有钱。这个男人在我们街上开了家典当行，口袋里装着大把大把的钱。是我们镇上最先拥有摩托车的几名个体户中的一员大将。
       他们都到镇电影院的舞厅里跳舞，我想和他们一起去跳舞，马春燕撒娇的样子望着教授说。
       教授很尊重她，还相信她。你想去就去吧，教授鼓励她说。
       她反而对自己不放心道：文斌，你真的放心我去跳舞?
       教授温和地笑笑，我信任你，如果我不相信你我又怎么会爱上你呢?
       你真好。马春燕说，在教授的脸上亲了口。我爱你。
       马春燕欣然去了，和我们街上的另外两三个女人。马春燕被新装修的舞厅里五光十色的灯光和很烂漫的气氛迷住了。她十分喜欢被男人搂着在舞池里旋转，她喜欢踩着音乐的节拍，与那些在她眼里很潇洒的男人相视一笑。其中有一个经常对她笑且喜欢邀她跳舞的就是开典当铺的老板。老板姓刘，是个情场老手，只喜欢丰姿绰约的妇人，对年轻女孩反倒没半点感觉和兴趣。
       你的舞跳得真好，刘老板表扬她，你的音乐感受是一流的。
       不行不行，我只是喜欢跳舞。马春燕说。
       你是跳舞的身材，刘老板含情脉脉地瞧着她，在她腰上拍了拍，又在她肩膀上捏了捏。你的腿很长，啊，真是修长的腿，跳舞很好看。她们跳舞一点也不好看。
       马春燕不好意思地一笑。我晓得你是恭维我，我晓得。
        刘老板认真道：没有没有，我从来都是说大实话的人。
       他说这话时，目光炯炯有神地盯着马春燕。马春燕低下了头，把目光抛到了另外的舞友身上。她看到了这种目光里的诱惑。她害怕这种诱惑。她已经是有夫之妇了。假如镇电影院的舞厅提前一年装修好，那么她就可以考虑和迎接他的诱惑。
       你结婚吗?
       我有老公，马春燕说。
       刘老板不肯放过她。你老公是干什么的?
       马春燕晓得老公没眼前这个男人混得好，就不愿意回答。马春燕说：你是查户口吗?
       刘老板笑笑，好，我们不说这个讨厌的话题。
       两人继续跳舞，两人于旋律与舞步中心与心越靠越拢了。刘老板说：我们变个花样，你转一个圈吧。
       马春燕就转了个圈，并对他展开了喇叭花一样的笑脸。
       刘老板拿好话淹她：你的音乐感受是一流的，你笑起来更迷人。
       教授不晓得。教授不跳舞。她去跳舞，教授用微笑的目光送她出门。她回来，教授就用热情的目光迎接她回来。教授问她跟谁跳舞，她老老实实地告诉教授，并对教授说那个人想勾引她。教授大度地笑笑，教授说：有些男人去跳舞就是想占女人的便宜。
       我不会让他占我的便宜。马春燕回答。因为我爱你。
       教授很感动。我相信你。你是小姑娘我会不放心，你这么大了，我相信你的目光很清晰。
       教授丝毫也不警惕，仍然让她上舞厅跳舞。教授相信自己不会看错。她那么懂事，那么爱他，怎么会红杏出墙呢?但是教授错了，首先教授并不是非常出众的男人，就算比较出色，也不是方方面面都很出色。其次，天下的女人往往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抵挡一次又一次的诱惑。那个男人是一个诱惑!那个男人的那双眼睛，那副身材都是诱惑。她想抵
       制，她不愿意被诱惑。但是，另一个她却被刘老板的大胆和猛烈的爱情深深诱惑着，以致她一走进舞厅，目光就在暗中寻找这个一心想勾引她的男人。
       有一天跳舞，刘老板于跳情调舞时，突然将她紧紧搂着，她还没来得及拒绝，他的嘴唇就凑到了她嘴上，并吮住了她张嘴说话的舌头，吮着不松。马春燕想走开，但他把她搂得动都不能动。马春燕被他吮得浑身酥软，最终就倒在了他怀里。马春燕屈服道：啊啊……别、别，你真是个魔鬼。
       刘老板玩的女人多了，晓得她开始动摇了，就抓住她的动摇，说：我们出去走走。
       马春燕扭扭捏捏地跟着当铺老板走了出去，走到了她与教授一并散步的湘江边上，走到了悄无声息的黑麻麻的柳树林里。那儿除了有一弯月亮悬在高空，再也没有东西打搅他们了。他又开始吻她和吮她的舌头。马春燕体验到了偷情的快乐，体验到了一个比教授更勇敢和更有激情的男人的抚摸。她在这种无休无止的抚摸中缴械投降了。
       十
       我爹和我妈的爱情并不那么顺利。我妈是去黄公馆看了我爹，怎么说我爹是为她挨了一枪，如果她不去看那就太没良心了。她以为我爹会是这样认为，所以她冒着很多危险走进了黄公馆，并目睹了我爹肩膀上的枪伤。但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直到三年后即一九五O年春我爹才重新见到我妈。那时我爹三十岁了，而我妈也是二十七岁的女人了。如果二拐子不弄得这么神秘，我想我爹和我妈也可能不会走到一起。任何事物都是你越想这样它就越要那样，力总是朝反方向运动。你在拚命想获取什么东西的时候，你总觉得自己得不到，当你有了打算放弃的想法或者已经放弃时，它会突然而至，让你感到你原来那么想得到的东西也不过尔尔。
       二拐子并不在乎我妈，事实上他早已厌倦我妈了。他和我妈不是自由恋爱，是父母指派为婚的。当然也不能说他压根儿就没爱过我妈，但很爱我妈也不是那么可能。二拐子之所以要暗害我爹，事实上是嫉妒心所致。嫉妒心让二拐子走火人魔了。二拐子见我妈居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径直向黄公馆走去，肺都气炸了。他这张男人的脸怎么放?我们街上的男人最讲脸面了，觉得脸比命都重要。现在，他的老婆明目张胆地走进黄公馆，去探望那个被他一枪打伤的奸夫，他还要在街上混吗?想想街上的人看见他老婆去黄公馆见一个轿夫，他就想一头撞死。
       我妈从黄公馆走回米店收拾行装时，他一脸讥讽和恶毒的样子冲着我妈说：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可以去，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我不高兴你上天堂，也不喜欢你下苏杭。对于你来说这间房就是你的地牢。因为我已经把你打人地牢了。从今天起，你莫再想走出这间房门一步。
       二拐子感到很惬意地退出了我妈的房间，把门锁了。我妈捶门，叫嚷：开门开门。
       二拐子吩咐家里人说：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门。哪个敢给她开门，我就要他好看!她是个淫妇。我要让她自己吊死在这间房里。
       我妈叫嚷：开门开门，放我出来。
       二拐子冷笑一声说：你就是把嗓子喊哑，把手捶烂，也没人敢开门。
       我妈晓得这张门是捶不烂的，她还不具备把这张门捶烂的力气；她确实无法走出这间房。窗户是很结实的梨木窗户，为了防贼，又做了扎扎实实的楠木护窗。我妈是小姐出身，手虽然不能说无缚鸡之力，但要想从窗户里出去，那也不是她这等小女人能做到的事情。
       我妈说：二拐子，你好毒啊。
       我妈骂他：二拐子，你不得好死。
       二拐子不计较我妈骂他，为了气我妈，他把迎春楼里一个四川妓女赎了出来，把她安排在家里住下，让她与我妈对骂。她用四川话骂我妈，尽其能事地骂着，骂得我妈觉得自己根本就不是这个妓女的对手。这个妓女还把自己拉的屎尿倒进我妈的房间，让我妈闻她的屎尿。这个妓女对我妈说：你吃屎吧。
       我爹等了我妈一个星期，他也做好了私奔的一切准备，甚至把私奔中的任何一个细节都想了遍。他很激动地等着我妈，但他等了一个星期也没见我妈露面，就派黄公馆的吴妈出来打听。吴妈出来了一个上午，回来后很同情我爹，并说：大狗，没戏了。二拐子把张小妹锁在家里了。
       黄大狗瞪大了眼睛：怎么可能?
       吴妈说：你打消这个念头吧。天下有的是女人，何必就硬要张小妹呢?
       黄大狗望吴妈一眼，吴妈就更加热烈地瞧着黄大狗。想通点，俗话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呀!
       吴妈把自己看成了芳草。就这么回事。
       吴妈比我爹黄大狗大两岁，她是黄公馆里的女佣。她十二岁被她爹妈卖进黄公馆做丫头起，直到一九七四年她五十六岁因患食道癌离开这个尘世止，她从没离开过她十二岁时迈出的这一步。她正是那种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女人。吴妈死的这一年我已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了。直到她死后我才听妈说她曾经很想和我爹好。从我妈说话的语调里，我感觉吴妈似乎一直爱着我爹，直到她死。我觉得很好笑，觉得这不可能，我妈就举例说就在她死的前两天她还提出她想见我爹一面。我妈表情和善但却很肯定地说：你爹到她病床前跟她见了一面。
       我觉得这不好笑了，因为这让我一下子感觉到太严肃太压抑了。我对上辈人的爱情从来都是抱着怀疑的态度，这是我觉得上辈人太不可理喻了。人怎么可能那么执着?很多事情发生在我们这辈人身上随时都可能改变，但发生在他们那辈人身上就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怎么一个人爱一个人就那么执着地爱呢?是不是上辈人都缺了一根筋?在我看来，吴妈身上就缺一根筋。她不缺一根筋她就不会这么冥顽不灵地固执地活着。
       吴妈死后，我妈才告诉我吴妈爱过我爹，并且为此终身不嫁。吴妈确实爱过我爹。但老爹不同意我妈说的吴妈为此而终身不嫁。老爹说吴妈是自己把自己耽误了。她做女佣人的时间，没有人关心她的婚姻大事，所以一晃就是三十岁。在旧社会，三十岁还没嫁人已经被视为老处女了。在上世纪初至上世纪中叶，在我们黄家镇，女孩子十五六岁就嫁人了。而吴妈到了二十八九岁才想到该嫁人了，于情急中她相中了我爹。在吴妈突然向我爹谈及天涯何处无芳草的那一年，我爹是二十八岁，吴妈已是三十岁了。吴妈等待我爹的反馈，但我爹黄大狗对她的话毫无反馈，对她明显表示出来的关心也反应麻木。这是因为我那个没文化的爹也是死脑筋，心里只装着我妈，其次，我们亲爱的吴妈年轻时的长相实在没人敢恭维。
       吴妈身高一米四八，这样的身材距侏儒只有一步之遥。我爹那么高傲，怎么会对吴妈发生兴趣?其次，吴妈的长相像一只兔子，这也是她迟迟没男人关心和没男人求爱的另一个原因。我爹说如果她当年没那么矮，或长得可爱一点，不会没人要的。关键是她两样都没有。我爹不承认吴妈是因为他而没结婚，我爹说吴妈是自己错过了自己的婚姻。我爹说，一九五五年，街道办事处的刘主任跟她做介绍，介绍一个老婆死了的男人给她，她嫌那个男人邋遢而不要。又比如一九五七年，镇上一个五十五岁的男人愿意娶她，常来她家坐坐，她却把人家赶走了。原因是他在她家里打了个臭屁。类似的事情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在她身上发生了好几起，进入六十年代后就没人再关心她的婚姻大事了。这时她已四十好几了，在我们镇上，好心人尽管不少，但没几个好心人会去关心一个四十几岁的性格孤僻的老处女。
       十一
       教授黄文斌于一九九二年与马女人离婚了。这一次离婚的性质与上次离婚的性质不太一样。黄文斌与刘映离婚是刘映要跟他离婚，而这一次是黄文斌毅然提出离婚。他于一九九一年十月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向马春燕正式提出离婚，但直到一九九二年六月一个阳光炽热的日子里才办完手续。他提出离婚的理由是感情合不来，而实际情况是马春燕让他戴了好几顶绿帽子。女人是不能过一个什么坎的，一旦过了那个坎，她的裤子就不再系皮带了。这是形容，但一点也不夸张。马春燕就是那样的女人。她从刘老板身上开始，一开始就没有结尾，不断与男人勾搭，甚至变成了一个主动与男人眉来眼去的女人，致使黄文斌感到自己是一名戴绿帽子的将军。他想来想去，取下这顶绿艳艳的帽子的唯一办法就是离婚。他当然就坚决要离婚，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马春燕曾经想重新做人，派她的姐姐和妹妹来做他的思想工作，希望他回心转意，但黄文斌没有给马春燕洗心革面的机会，反而鼓励她轻装上阵地玩个饱。
       黄文斌对马春燕的姐姐说：离了婚，她可以自由自在地玩。
       黄文斌对马春燕的妹妹说：离了婚，对于你姐姐和对于我都是一种解脱。
       教授黄文斌这一次离婚后，有整整十年没再碰过女人，他一心埋头工作。他在九十年代初时因感叹人生而写了几篇散文，发在《湖南日报》上。就是这几篇散文改变了他的命运。我们县于九十年代初来了个有文化的新县长，在他的提倡下成立了白水县报社，打算办一份周报，每周出一张报纸，目的是客观地报道县里发生的重大事情。县领导把这个重任委托给县里一个老秘书，让老秘书组织几个人编写报纸，其指导思想很明确，就是要把报纸办好。老秘书在酝酿这事的那几天里，恰好在《湖南日报》上读到了教授写的感叹人生苦短的文章。老秘书很欣赏教授的文笔，一见教授写的是黄家镇的生活就打电话来询问了，当然就找到了文笔优美的教授。教授是读屠格涅夫和契诃夫长大的，文笔不但优美，还很诙谐。老秘书很想见见他，但教授没去接受老秘书的召见。这是他不愿意被人差来遣去。几天后，老秘书屈尊降贵，来黄家镇找他。老秘书着蓝色的中山装，脚上一双锃亮的皮鞋，在镇政府办公室的彭志主任陪同下，走进了竹器厂，与正在做竹躺椅的教授历史性地会晤了。
       我姓吴，老秘书自我介绍说，读过你的文章，你的文章写得很不错。
       教授很感动：不行不行。我是吃了饭没事做，好玩写写。
       不错不错，老秘书说，黄家镇总算出了一个文人。
       那一天，教授与老秘书谈得很投机，跟下来他的生活就改变了。他不再做竹器，而是被老秘书借调到县报社做文字工作。一篇嗟叹人生苦短的散文改变了教授的命运。那几年教授便成了县报社的一员得力干将，老秘书指东教授不往西看，老秘书指西教授不向东走。老秘书很欣赏他，到处说他的好话，说他能干，说他是个人才。但老秘书也只能走到这一步，过了这一步老秘书就没能耐了。这是说老秘书并不能改变教授的命运。借调就只能是借调，尽管老秘书很想改变教授的身份，多次向县委宣传部领导说情，但教授是工人编制，且是大集体的编制，要进入县政府部门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白水周报》尽管在老秘书和教授的不懈努力下办出了起色，受到了上级部门的多次表扬，教授仍然只是一名借调的编辑。教授的企望一次又一次地落空后，到了九十年代末，尽管他自视自己怀才不遇，也向残酷的现实低头了，因为活到一九九九年，他已经五十一岁了，已是孔子说的知天命的年龄了。
       二OOO年在令人担忧中来了。大家都以为二OOO年是世界末日，结果还不是。我们又松了口气，觉得还可以玩，还没有到死的时候。在本世纪初的我们街上，在我们的生活圈子里有了一种新的阐释，那就是多玩点，想玩就不要克制，以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像吴妈，就是虚度年华的活生生的例子。像教授，这几年在爱情方面可以说是被后悔和害怕而荒废了。我们觉得教授划不来，教授自己也觉得自己划不来。教授说他有整整十年时间没碰过一下女人。教授说这话当然是在二OO二年过春节的那几天里。自从他与马春燕分道扬镳后，他就再也不敢与女人相爱了。他犯了一年遭蛇咬十年怕井绳的错误。我们觉得他吃了大亏，教授也承认他虚度了整整十年，且真有点悔恨年华被虚度什么的。
       教授之所以有悔恨之心是因为他枯木逢春了。
       命运多舛的教授与马春燕离婚后，从此就成了个不近女色的男人。刘映给他带来的是背叛，马春燕给他的是比背叛更可耻的一顶又一顶绿帽子，他当然就视女人为洪水猛兽了。这几年里，也有好心人提出要替他介绍女朋友，然而他总是很干脆地拒绝。他公开说：不，我怕女人。或者说：我已经被女人害醉了。
       教授的噩梦于上个世纪的一九九一年里就结束了，虽然到马女人同意离婚是一九九二年夏天，但他在一九九一年就主动结束了他的噩梦。他用十年时间等待，也不是着意等待而是消极等待，结果就等来了他一生中的第四次爱情。这一年他五十四岁，而女方则是四十八的女人。你们听过那首歌吗——《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个女人写了一篇散文，散文是写她回忆她在农村小学教学生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那时候她只有二十一岁，是县城下放到乡下的知青。她初中毕业就下乡了，那时她十六岁，现在她四十八岁了，在县教委工作，是办公室主任，工作之余，她就想写点东西打发无聊的时间。她写了几篇，最后将自己觉得写得最好的一篇寄给了《白水周报》副刊部，尽管来去不到半里路，她仍然采取了投寄的方式。一个月后的一天，她路过报社，忽然决定进来看看，于是她带着几分成年女人的好奇，还带着几分犹如一名女文学中年的心理，有点儿紧张地走进了《白水周报》副刊部，当时副刊部里就坐着教授一人。教授正在改一篇稿子，抬头看见一个长发披肩的女人走进来。这是二OO二年的元月，这一天的太阳很好，白亮亮的。有一瞬教授以为是黄小林显身了，因为这身材这脸型分明有点黄小林的味道。但这只是一瞬，仿佛一个白日梦。他马上看出这个走进来的女人比他记忆里的黄小林老多了。教授起身叫她坐。女人有点拘泥地坐到一张木靠椅上，女人手上拎着一只黑皮包，女人把包搁到腿上，望着教授。教授说：请问你有什么事?
       女人说：我姓李，名红。我写了篇稿子《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寄给了贵报，不晓得……
       教授刚才看的稿子正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教授说：真巧，我手上看的就是你说的这篇稿子。你看。教授拿起她的稿子给她看。你写得很不错，只是有两个错别字。
       李红一看，果然是她用派克钢笔写在材料纸上的稿子。她谦虚道：我写得不好。
       你这篇稿子够在《湖南日报》上发表的水平。教授看着这个女人说。先在我们《白水周报》发一下，我再帮你推荐到《湖南日报》上发表。
       真的哎?李红喜形于色地叫了声，还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她没想到她的文章会赢得编辑同志的嘉奖。那太谢谢你了。她说，请问老师您贵姓?
       教授笑笑，免贵姓黄，名文斌。
       黄文斌?李红高兴道，久仰久仰，我看过你发表在《湖南日报》上的大作。
       教授于这一两年常在几家报纸上发表随笔或散文，教授谦虚地问道：你是看了哪一篇?
       李红说：那篇《烧饭的故事》。
       教授是写了篇这样的东西发在《湖南日报》上，说的是他在农村里有一次煮饭把饭烧焦了的故事，那时候他十六岁，是名知青，自己一人搞饭吃。两人顿时觉得找到了知音。如今这年月很少还有文学爱好者，写文章和发文章都没人关心了，能找到一个爱好文学的人是很不容易的。教授说：那是好玩写的。
       很见功底的，李红赞美教授的文章说，真的写得好。
       不行不行，教授说，我那是乱写的。
       李红脸上展示了一片灿烂的笑容：你就不要谦虚了。
       两人谈了很久很久的文学，时间在两人畅谈文学中一分一秒地逝去。他们谈自己读的书，谈这个作家那个作家，谈散文谈小说谈诗歌，不觉天就黑了。浓重的黑夜笼罩着这间简陋的编辑室，像墨汁于宣纸上漫溢开来一样。但他俩还觉得不过瘾，还觉得没有谈够，还觉得有话要说。他们就一起吃了晚饭，当然是在街上的一个小饮食店里吃的。他们在吃饭时谈到了家庭。他告诉她，自从他一九九二年与老婆离婚后就一直是单身，因为他的兴趣都放到清苦的文学上了。她告诉他，她两年前也离了婚，前夫爱上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女人，那个二十几岁的女人是爱她前夫有钱。她前夫是县城街上做生意的。
       男人有钱就变坏，真是一条可怕的真理。李红说。我老公以前对我很好，但早几年在县城搞汽车配件生意赚了钱，人就一天天变坏了。我恨你们男人。
       教授憨厚的模样笑了下。我以前很恨我老婆，我那么爱她，那么尊重她还那么相信她，然而她却背着我同别的男人幽会。我太尊重女人了，以为人都是一样的。结果我发现人和人就是不一样。人权这个东西给了我，我会很珍惜，但给了有的女人，她就会滥用。
       啊，还真是的。有的女人就是不自量。李红说。
       他们又谈了很多，直到饮食店打烊。他们走出来仍在街上不停地说话。这是一条宽广的县城大街。这条街上已没了什么人，只有昏暗的路灯在青墟墟的柏油马路上闪烁。还有西北风徐徐刮在两人的谈兴正浓的脸上。偶尔有一辆汽车驶过，大灯雪亮地在他们脸上一晃，马上又是一片深沉的幽静。他们走到了一栋六层楼下，那儿有几株樟树。他们就站在其中的一株樟树下说话，说自己的故事说已经发生过的故事还说朋友的故事，顺便又谈起了文学。他们觉得真好，什么都可以谈，什么都是那么生趣盎然。
       李红说：真有意思啊，黄文斌我发现你很健谈。
       黄文斌也反过来表扬她：啊，你也很健谈。
       李红说：那是因为你，我平常不怎么跟人说话的。
       黄文斌也说：我也是我也是，平时我跟很多人都没话说。
       那天晚上黄文斌失眠了，很久以来他都没失眠过了，这是他第一次失眠。他觉得这个名叫李红的女人真好真可爱。他们有谈不完的话，有那么多共同语言，而且，最重要的是都是只身一人。
       早晨的阳光在他窗帘上闪耀，他睁开了疲惫的眼睛，新的一天来了。他起床，洗脸漱口，然后到街上吃了一碗甜酒和两根油条。一个白天他都在工作，但这个白天他的工作是心猿意马的，他的心不在工作上，而在那个名叫李红的女人身上。她四十八岁了，然而在他眼里却是个很烂漫的姑娘。他对自己说我原以为我这辈子不会再恋爱了，但看情形恋爱又要来了。我对她很有感觉。
       晚上来了，比平常寂寞一百倍地来了。吃过晚饭，他实在忍不住了，打电话到她家。她接了电话。他问她可不可以出来散散步。她在电话那头说：干脆你来我家吧，黄文斌。
       黄文斌犹豫了下：方便吗?
       她说：有什么不方便呢?你还担心什么吗?
       他去了。昨天晚上她已经告诉他她住的房间了。她开了门，穿着枣红色的棉质睡衣。她脸上化了些淡妆，因而看上去比昨天又漂亮几分。她说：你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黄文斌笑笑回答：睡得不好。
       李红瞅他一眼，说：我也睡得不好。
       他看她的照片。茶几上有一块与茶几同样大的玻璃，压着她的一些照片，有单人照还有她和她儿子的照片。有现在的，还有过去的。他说：你很漂亮。
       她说：四十大几的女人了，还谈什么漂亮不漂亮!
       黄文斌笑着望着她：在我眼里，你比任何女人都漂亮。
       李红的脸红了下，那是一抹微红，就像妩媚的晚霞，很快就隐退了。但是黄文斌看到了。黄文斌有一双远视眼睛。你把什么东西放在距他一尺内让他看，他倒可能什么都看不清，但你将东西放在一米以外，那却休想逃离他那双敏锐的眼睛。他看见了她脸上的微红，还看见她的目光含着喜悦。
       她有些害羞的样子说：你是讽刺我吧?
       黄文斌态度十分诚恳道：不。我是说真话。
       她脸又红了下，斜着眼睛瞧着坐相拘泥的黄文斌。你们男人总喜欢给女人灌蜜汤。
       黄文斌很文气地笑笑：我是说真话，我这人很笨，最不会哄女人了。
       你哄得我很高兴还说不会哄女人?李红说，斜瞟他一眼。
       还说什么呢?一切都有它的自然规律。教授黄文斌与李红的感情也是顺其自然规律而发展。两人都是干柴烈火。两人都是被爱情抛弃多年的男人和女人。两人都渴望重新获得爱情。爱情来了，犹如雨水降在两片干裂得冒烟的土地上。于是稻子抽穗了，变成了迷人的金色。枯木逢春了，绿叶茂盛茂盛的，在春光下动情地摇曳。
       十二
       前文说了，我爹再见到我妈时是一九五O年。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我爹还没见到我妈，这是二拐子仍然将我妈关在家里。那时我妈还不知道黄家镇已经解放了，还以为这个对她很狠心的二拐子是黄家镇的一个人物。黄家镇很小，身为治安队副队长确实称得上镇上的一个人物。但进入一九五O年，二拐子被县革命政府捉去了，被视为有历史问题的街上的几个坏人物之一。好在二拐子身上并没血债，假如有血债的话，那年他就被人民政府镇压了。二拐子一被抓去，我妈就重见天日了。
       重见天日的我妈找到了我呆头呆脑的爹。那时我爹黄大狗生活得很沉郁，是个老单身汉。那时黄公馆的老一辈人还在，虽然气焰没过去嚣张，但仍然是大树不倒的情形。我爹黄大狗仍然是他们的轿夫，只是他们出门不大坐轿了，毕竟时代不同了，从前在镇上很猖狂的走路目空一切的人，如今都有点龟孙子味道了。黄老爷家是个大家庭，留下的部分家人在后来的几十年都很惨，死的死伤的伤，这不能怪哪一个人。其实在我们街上，细算起来还没几个人与他们家真有什么仇。他们家是读书人出身，一直是在外面做官。在我们街上，他们并非像电影里的黄世仁或南霸天那么无恶不作。但在那个左的年代，人都疯了，没几个人有同情心或爱心，所以他一家人在劫难逃也就在所难免。“文革”是个斗来斗去的疯狂年代，镇上革命组织风起云涌，你革命他会比你更革命，为了体现更革命，对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人也就变得穷凶极恶什么的。有人说“文革”最大的特点就是把人性中的恶发扬到了极致。姑且不论这句话是否正确，有一点可以肯定，没有“文革”，这个世界会相对文明和美好一些。
       话回到我爹和我妈身上。有一天，我爹黄大狗正蹲在门坎上吃晚饭，就见一个女人大步向他走来。我爹一眼就认出了她是张小妹，愣了。张小妹说：黄大哥。
       我爹黄大狗不敢相信地扔下碗筷，站起身，迟疑了下，还是毅然走上去，搂住了我妈。小妹小妹，真的是你真的是你啊。我爹黄大狗脸上激动得肉都颤抖起来。
       是我是我，二拐子被解放军抓走了。张小妹说。我可以出来晒太阳了。我好开心啊。
       啊，你瘦了你瘦了。我爹黄大狗心疼地摸着张小妹的脸说。
       张小妹的脸苍白苍白的，这是她几年里没见一点阳光所致。除了脸色苍白，人也很清瘦，显得弱不禁风。这是被可恶的二拐子饱一餐饿一餐折磨出来的。张小妹一见到阳光就很激动，又见到她朝思暮想的我爹就更加激动，所以张小妹就激动得晕倒在我爹身上。我爹见她身体一软就不省人事了，便慌了，忙把她抱到树荫下，放在绿青青的草地上。我妈回忆说那是四月份，因为当她醒来时，她看见樟树上长出了绿嫩嫩的新叶，而老叶全掉在她躺的地上了。空气中阳气很充沛，所有的植物都在用力生长。我妈说她是自己醒来的，当吴妈见状而去叫医生时，我妈的身体动了一下。那只是脚动了一下，但被我细心注视的爹觉察到了。
       小小小妹，我爹唤了声。
       我妈好像听见了一样，眼皮动了动。我爹又叫道：小小小妹，你醒来啊。
       我妈真的听见了，睁开了无力的眼睛。我这是在哪儿?
       你在黄公馆呢，我爹告诉她说。
       我妈不相信地说：我不是做梦吧?
       我爹激动了，大声说：咦，你不是做梦呢。
       我妈还是拿不准，你真的是黄大狗?
       我爹肯定地点点头，是咧是咧，我是黄大狗。
       
       我妈那张苍白的瘦脸上展开了点笑容，就像一本书打开了一样。扶我起来好吗?
       我爹黄大狗就扶张小妹坐了起来，随后他搀扶着孱弱的张小妹，在众目睽睽下走进了他睡的房间，让张小妹坐到他的烂木板床上。我还以为这一辈子再也看不见你了。我爹觉得很幸福地说。
       张小妹温柔地一笑：我不是来了么?
       我爹点点头。是啊是啊，你来了。但你刚才吓死我了。
       张小妹又笑笑说：我是被一口气憋晕了。
       我爹关心地盯着张小妹，焦虑道：你身体很虚咧，要补补身体呢。
       那天晚上，我妈张小妹就睡在我爹那张邋里邋遢的床上。
       我妈回忆说，过了几天，我爹上理发店理了个发，将乱长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穿上一件新做的蓝粗布长衫和一条黑裤子，与我妈一并走进了镇人民政府。那时候镇人民政府里都是一些南下的解放军，他们都是北方人，听我们镇上的土话不懂，而那时候我们镇上的人还不晓得讲普通话。我妈回忆说，接待她和我爹的是一个年轻军人，大约是二十一二岁。他非常和气，他一眼就看出我爹妈是他要解放的劳苦大众，尽管我爹穿得像街上的小商贩，我妈穿着红绸布衣裤，但劳动人民的脸相不会轻易改变。他说：大哥大姐，你们有啥事?
       我爹非常激动，因为他非常明白走进来的意义。我爹瞅着这位英俊的军人，好半天才红着脸说：我们听说如今结婚要登记就来登记。
       年轻军人没有听懂，瞪大眼睛看着我爹说话，但他仍然不懂我爹在说什么。他从抽屉里拿出纸笔给我爹，我爹摇头，说他不通文字。年轻军人说：哦哦哦，你没文化。
       我爹点头，又大声说：我我我们来办结结婚。
       年轻军人费了点劲才从我爹那乱舞的手势上判断出我爹妈来的目的，高兴道：哦，我明白了，你们来登记结婚，是吗?
       我爹点头道：对咧对咧。
       年轻军人很满意，因为他们宣传的政策在镇街上起到了作用，忙语重心长地解释说：如今不再是国民党的旧社会了，是新社会，新社会是一夫一妻制，结婚都要登记。
       我爹嘻开嘴巴说：是咧是咧，我们来登记结婚咧。
       年轻军人姓黄，名迎春，河北人。他后来成了黄家镇一镇之长长达二十多年，娶了个一并南下的女兵为妻。也许他当时并不知道他这一生已注定要在黄家镇开花结果。他养了三个漂亮的女儿：黄琳、黄娟、黄艳。不过，他为我爹黄大狗和我妈张小妹开结婚证的那天还是个光棍。他很高兴，忙着为黄大狗和张小妹登记，然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枚公章，对着嘴哈了口气，啪地盖在结婚证书上，笑着说：现在你们是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的一对夫妻了。
       黄大狗捧着结婚证书仔细看着，虽然他一个字也不识，也不知上面写的是什么，但他觉得纸上写的每一个字都重要，因为有这么一张写着他和张小妹名字且盖着镇政府公章的纸，他和张小妹就是名正言顺的夫妻了。他一本正经地向年轻军人作个揖，便领着东张西望且满脸羞色的张小妹走出了简陋的镇政府。那天的太阳很明媚，大地上开满了各种各样的花，一派争妍斗艳，处处展现着醉人的盎然春色……
       
       
       
       
        200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