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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诗近三十年，编诗近二十年，如果现在让我必须选择一项，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编诗。
       一个编辑当他发现一组好稿子时，那种快乐比童年时过年看到桌上有好吃的还要高兴，完全可以得意忘形，而且会一生铭记。面对一摞诗稿，像面对一个个陌生的世界。一首好诗读下来，好像正与朋友半醺而谈。即使有些不是很好的稿子，读下来也会让我感受到一些人间的冷暖善恶。
       每天读好诗，就是每天在接受真诚与善良的教育。
       好诗读多了，编发多了，对自己的创作也形成了压力。常常对自己说：一定要写得比自己毙掉的那些稿子好。因由这个自律，一段时间里竟羞于动笔。后来，自己慢慢体会到，赏花和种花完全是从两个不同的地方发力。于是，我又开始写，虽然写的不多，却对自己的作品要求苛刻了许多；但，我在种花的时候尤其是面对自己种的花，还是无法完全回到我赏花的状态上。（看来孤芳自赏是通病。）相反，在赏花的时候却常常想到自己是怎样种的花。好在我是常赏而不常种，不至于让自己常常处于暗自神伤的境地。也好在我从写诗那天起，就没想过要用写诗来追名逐利。我一直把写诗当记日记，求真而不苛求精彩。
       工艺精良的假花可以骗过一般人的肉眼，绝对骗不了蜜蜂。编辑就应该是那个可以甄别真假花的蜜蜂。
       近些年我对写诗下了一些功夫，也是编辑这个身份的压力所致。我很爱编辑这个职业，爱我们那本杂志，我生怕我的作品的拙劣会丢我们那个集体的脸。可是，“诗有别才”，写诗肯定不会像种花那样，有好种子，合适的土地，充足的阳光雨水，适当的养料再加一点经验，就能种出好花来那样容易。（我丝毫没有低估种花的技术含量，此处只是借来一比。）所以写出来的诗歌，自己没看出多好，也感觉不到多坏。
       我一向认为诗歌不是去寻找读者，而是去寻找知音。可是作为文学杂志的编辑又必须争得读者。所以，我在写诗的时候就可以率性而为；在编诗的时候既要考虑诗人的号召力，又要看作品的艺术质量，还要顾及读者群。诗人是我们的上帝，读者更是。我宁愿一万个人说我写的诗不好，不愿意有一个人说我们杂志编发的诗不好。就像我自己的孩子长得丑俊不会影响整个中国人的面貌一样。
       我编诗很自信，写诗也不自卑。面对一些诗稿，我会编出我们杂志需要的好诗；当然，我们没法要求听惯了美声唱法的人一定要他说通俗歌好听，就像不能要求爱吃粤菜的人去赞美川菜。我写诗时不会考虑美声、通俗，粤菜、川菜，只想表现真我。我写诗时，会想到观念、对象，感性存在和形象。
       我常常会把我们杂志编发的诗与其他杂志编发的诗去对照，去总结得失；而我写的作品从来没去和任何人的任何一首作品比较。读到好诗我会悉心学习，汲取我所需的营养，读到不好的诗我也不会嗤之以鼻。每首诗都是诗人的劳动，对劳动的尊重是每个人应有的品德。
       编辑不可能没有作家朋友，但一个好编辑的作家朋友基本都是出色的作家，所以有人说编辑只编发朋友的稿子，这种论断基本是盲人摸象。我的经验恰恰告诉我，越是好朋友的稿子要求越严格。我每每把我的稿子给一些杂志的编辑朋友时，都要说上一句：“可用便用，不好，弃之便是。”至少也要附上一句：“画眉深浅入时无”。
       编辑有编辑的操守，与推杯换盏时的哥们间交流不能等同。没见过哪个编辑拿自己的职业、声誉当鼻涕乱甩。
       我是编辑时，只看稿子，不看“英雄出处”。我写诗时，不会考虑这首诗给哪个编辑。我也写过“命题作文”，但我基本不把“命题作文”当作自己的作品。
       编诗和写诗同样有苦乐，我希望编诗多一些乐，写诗多一些苦。“苦其心志”时，方能“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