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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现实的转化
       张弓长要我写篇文章，谈一下自己在诗歌写作中，对现实的发现并将其转化为诗的问题。首先，我声明，在诗歌写作上我确实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如果有，我宁愿相信是长期的训练以及思考的结果。
       这个过程的到来和最后意识到具体现实的重要我觉得是很漫长的，以前，我写诗的时候，诗歌里也有这种因素，但那时是不自觉的，也是无意识，包括今天，尽管知道了这种关系，但诗歌写作时，这种发现与转转仍然不知不觉到来。
       如果真要分析起来，我理解它应该是一种观念一种认识，是个人写作的基准点和立足点。 或者可以这么说，是个人的世界观。
       从诗歌这一点来讲，在写作的时候，我要求自己把语言落实到具体细微的事物上，因为，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我发现，诗歌中所谓的抽象只能表明作者对事物的认识不清，把握不准。这种具体的写作带来了诗歌的可触摸，因为也正是这一点，使诗歌具有了艺术最基本的和所必须具备的“形象”。
       但是，这个世界的事物这么多，这必然涉及到材料的选择和选择什么材料的问题。材料是什么呢，材料就是语言啊，语言又是什么呢，语言就是世界啊，世界是什么，世界就是事物啊。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区别这个事物有意义，而那个没有，因为，它们全是平等的，而语言也一样。
       当然存在对语言的挑选和习惯问题，但一旦具有某种气氛，所有的语言都会具有同等的力量和功效。
       转化，意味着消化，但消化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它不是一个等在那里的胃。比如，我每次写下的一首诗，是瞬间完成的，语言，材料，事物，发现，一起构成全部。没有前后，不分彼此。在这过程中，我感到，发现能力构成了一个诗人彼此之间的区别，诗作水平的高低。这种发现能力也可以说是感觉能力，感受能力。
       直接呈现的诗仍然有赖于发现，比如赵旭如的诗，呈现加发现构成了他诗歌的魅力。即使是夏宏带有变形的诗，其内在的质地，仍然立足于形象本身。
       其实，我觉得，诗是最不好说的一种东西，就像盲人摸象，但既然是摸，就涉及到手，皮肤，毛发，动作，气味等等东西。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化学用品，只有头脑里的某些我们暂时不能命名的基因，给了我们突然的活跃和发现。
       一种呼吸
       
       由于体力的关系，我几乎很难完成一次真正意义的长跑，中学以及大学时代体育课的1500米，对我一直是很大的困难，我的肺活量和耐力不足决定了我不适合长跑，相反，短跑、跳跃这种短暂和瞬间的运动，却十分适合我。在中学，我得过高中年龄组的百米冠军，大学时代的运动会，也得过4乘100接力的第二名，跳高和跳远的成绩在班上也一直名列前矛。而现在，短促的呼吸，瞬间的爆发力，这些和一个人身体机能有关的东西——我的感觉是，似乎已深深地影响到了我这些年的写作中。
       随着年岁的增长，与之相近的，则是呼吸由于缺少运动而进一步显得短促。在日常生活中我发现，自己的呼吸从来就不是绵长和深沉的，有一个时期，尤其这两年，我发现这种短促的呼吸节奏，已经不由自主的融合到了自己诗歌的节奏中。
       和青年时期一口气可以跑出很远或跳跃很远不同，我现在的诗歌几乎很少见到长句（如果有的话大概也是故意的），更多是短句和断句，这种短句和断句显然造成其他人，或者说，造成呼吸节奏和我不一样的读者，带来阅读上的不适。但对于我而言，这些短句和断句，却完全吻合我身体的呼吸节奏和空间跳跃的需要。
       记得有一次和朋友聊天时，我也谈到过自己的这一点。而诗歌节奏来自于一个人的呼吸节奏，多少是一件让人感到有趣和不可思议的事情。面对这些作品，我惟一能够安慰自己的是，这些节奏完全是真实的而非刻意的，它完全是我生理和心理的反映和暗示。
       让我进一步确信“呼吸”和诗歌有这种隐秘关系的，是美国黑山派诗人查尔斯·奥尔森，他主张以诗人的呼吸来决定诗作的节奏，诗行的长短、停顿，完全取决于诗歌的情绪，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将诗的节奏与内容完全结合起来——这和人为设置的，以及传统那些有关诗歌节奏的要求及定律完全不同。对于这种见解，现在我深有同感。我想，将诗的节奏和诗人的呼吸节奏吻合起来，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一件奇妙和不可多得的事情。
       非诗的力量
       在以前的一篇文论里，我曾谈到过自己最近诗歌写作的一些变化，这种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明显，这就是，在写作上我有意识地摆脱以往某种既定的对诗歌的认知，无论形式和内容，很多作品已慢慢向“非诗”靠拢和转移。
       我这样做有足够的理由，首先，我对自己以往的写作不是十分满意，这并不是说它们不好，而是说，以往的写作，我可能只是遵循了某种人们或自己认可的对诗歌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我们已有的阅读和交流，来自于我们的写作习惯，而可能极少来自于个人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和感知，正是在这一前提约束下，决定了所有的写作，可能都是在某种预定的框架内进行，它也因此导致诗歌，无论在形式和语言上，变得毫无新奇和惊讶可言。
       这种状况很可能会导致诗歌写作对真实生活的隔离和干扰，也最大限度消解了作为一个诗人应具有的创造力。我开始考虑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诗歌写作不能够做得更直接一些？直率一些？放肆一些？更贴近日常和心灵一些？为什么诗歌写作非得去遵循什么？而不能有所突破和违反规定，即在一般人看来那些属于“非诗”的突破。为什么非得把一首诗写得像诗？或者，我努力写得像诗的果真就一定是诗吗？我现在写得不像诗的东西难道就能一口咬定：这不是诗？谁赋予了判断一首诗的权利：经典？过去？现存经验？对于写作来讲，如果它具有足够的开放性和创造性，谁又能说，这些判断就一定正确，而不是自由艺术的毒品。
       我想起以前，在《荷兰现代诗选》里读到的荷兰诗人温肯努赫为荷兰一九五十年代突然崛起的诗人群所写的一段精彩论述：
       “……我们仍然不熟悉我们生活的结构及其价值。在这一方面，我们与几十个世纪前刚开始成为“文明人”时的我们站在同一起点。科学似乎失败了，宗教不再揭示任何东西，这样看来保持与生活的联系将成为艺术的特权……我们生活于虚无，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寄生于一个早已结束并已瓜分的文化遗产。一个会招致激烈辱骂的词汇已经无法避免：我们生活在混乱和无意义之中…… 我们还没有权利为此而谴责诗歌艺术，即使新一代诗歌长着一副非诗的面孔。信号灯不是红色，也不是绿色，根本没有点亮。不再有任何原因，没有出路，我们既不能跳跃，也不能跌倒。”
       在这段论述里，温肯努赫详细地谈及了荷兰五十年代诗人群诗歌变革的基本因素，一种有违于传统审美的“非诗”因素，这种因素，即使在今天看起来，也还有它存在的意义。它告诉我们，那怕现在（当然包含将来），我们也必须以一种新的、变化的、和不确定的眼光，看待当代诗歌写作，那怕一些现在看来完全属于“非诗”的写作。因为，在这些常人看来属于违法和违背常规的东西，却很可能隐藏着最大的创造可能，提供给我们许多陌生，新鲜和不熟悉的东西。它呈现的，很可能就是一些正在生长的东西。
       对于温肯努赫的这一段话，以前我也有所认知，但由于某些方面认识的不到位，或者说，还是由于自己的写作过于正规或保守，相对来讲，感受并没有那么深。在最近一段时间，随着自己写作的转变和对诗歌写作要求的提高，我越发明显感觉到，以一种“非诗”的态度面对诗歌写作对诗人是重要的，因为它意味着，这是对诗歌写作中一切教条的破除和摈弃，意味着诗人创造力的全方位解放。
       “当代生活”中的诗歌位置
       回过头去看自己的写作，我发现有一条明显的直线，在六年前将自己的诗歌和以前的写作划分开来，这种变化的最大根源，首先是作者自己有意无意地开始将镜头，从虚无抽象转向自己个人熟悉的生活，并以极度的热情，将镜头向一切可以靠近的事物靠近过去。这种面对世界方式的转变，也直接带来写作的变化，即，所有看似毫无意义和司空见惯的东西，在作者这里，重新获得一个位置。而作者个人，也在这种位置中找到自己希望言说的痛苦和喜悦。
       对于作者本身来讲，“当代生活”只是一个宏大的被虚拟化的背景而已。而过于宏大的东西只会带来一种深度迷失，这有点像一个人站在巨大无比和空空荡荡的广场，因为缺乏坐标而很难发现自己相对准确的位置。因此，在一种所谓“当代生活”的呼声和题目中，我更愿意让自己，回到一种相对更小尺度的空间。这种空间因为事物的可触可感而使写作变得有意义和可以被理解。
       因此，对我来讲在诗歌写作中需要拒绝的，也许就是那种人在巨大广场时的空洞回音。或者我可以这么说，所谓的“当代生活”只有植根于个人生活和事物存在才具有意义。因为，在一种普遍焦虑中会有真正意义的“集体记忆”和“当代生活”存在吗？我认为，没有。
       对于诗人来讲，在不断涌现的新兴文化和不断变化的当代生活中，如何通过艺术语言和手段表现复杂多变的世界仍然是一个值得永远探讨的问题。而且，由于这样的问题多少总会涉及到了“人”在这个时代的存在而具有了非同一般的价值和意义。不过，由于在人与世界沟通的方式上，存在着许多变数、方式、方法和理解，诗歌，也会最终表现出它不同形式和面貌。
       但不管怎样，“当代生活”在诗歌中的位置，可能只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一幕：它只是一张椅子，靠在一面它应该靠近的墙壁。无论时光如何流逝，“当代生活”仍然依赖于人而不是空气，被感知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