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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先生的《答徐懋庸并关于统一战线问题》是左翼文艺运动的一篇重要文献，文中有这样几句话：“……希望巴金，黄源，胡风诸先生不要学徐懋庸的样，因为这信中有攻击他们的话，就也报答以牙眼，那恰中了他的诡计。”对于三位作家，鲁迅还做出了极其中肯的评价：“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胡风也自有他的缺点，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但他明明是有为的青年，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对抗日运动或反对过统一战线……”“至于黄源，我以为是一个向上的认真的译述者，有《译文》这切实的杂志和别的几种译书为证。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经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宣言。黄源也签了名的。这样的译者和作家要求参加抗日的统一战线，我们是欢迎的。我真不懂徐懋庸等类为什么要说他们是‘卑劣’?难道因为有《译文》存在碍眼?难道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也要巴金负责?”就是这几句话，在包括我在内的崇敬鲁迅先生的文艺青年中奠定了黄源的文坛地位，认定他是和胡风、巴金一道，在鲁迅先生身边的，为保卫和推进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由鲁迅所开创的现实主义道路而奋斗的战士。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紧接着“八一三”事变，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上海军民奋起抵御入侵者，黄源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参与了《烽火》等杂志的编辑工作。同年11月，上海沦陷。滞留在上海的文艺家转入地下之后，大体上有以下几种选择：一部分留在“孤岛”(租界)继续“以笔为枪”，艰苦地与敌人进行战斗；一部分后撤到大后方；一部分投奔延安，更多的是参加新四军，走上了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极少数几个人当了汉奸。投奔新四军的文艺家中有不少知名人士，其中就有黄源。抗战胜利后，我才知道作家东平、音乐家任光等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献给了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黄源则继续留在新四军里进行人民解放战争。上海解放后，他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常务副部长。
       1954年，黄源调回故乡浙江，出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那时，省文联和省文化局分了家，文联的办公地点设在杭州西大街138号，由郑伯永任秘书长。郑原来是华东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已在《人民文学》等杂志发表过短篇小说，与黄源同时调回浙江。黄源似乎早知道省文联有我这么一个人。一次，在一家电影院看完新影片试映，文联副秘书长林辰夫对我说：黄部长叫我们搭他的车一起回去。坐上汽车，我才与黄源谋面。当时我是省文联创作组组长。他询问工作情况和我的创作情况。我如实向他作了汇报。汽车把我们送到文联后，他才回家。
       1955年1月，《文艺报》第一、二期合刊将胡风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所谓“三十万言书”中摘出的第二、四部分，以《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为题印成小册子附送给读者，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那时候，对胡风还是政治上肯定的，只将他当做“思想敌人”。林辰夫传话说：黄部长有这样的意思，想让你离开文联一段时间，下到生活里面去，做基层工作。我知道这是部长同志的关心，怕我在一片批判声中难以自处。我当时没有表态，因为怀孕的妻子不久就要生孩子了，她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在家里度产假，难免会顾此失彼。事情也就到此为止。
       春节前后，聂绀弩来杭州作了一次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专题报告，黄源主持大会。两个人都说，自己和胡风是老朋友，有二十多年的交情，因为胡风犯了错误，才批评他。聂最后说，胡风已经写了检讨，现在他很着急，希望早一些发表。“我在这里泄漏天机：胡风的检讨将在五月份发表。”聂的语调很乐观，好像检讨一发表就万事大吉。聂和我在重庆就认识的，现在是省委宣传部的客人，我只是一名听众，散会后，没有迎上去凑热闹。
       大约就在这次报告会之后，省文联召开了省、市文艺理论工作者大会，具体组织批判文章。秘书长郑伯永、副秘书长林辰夫分别找我谈话。形式上都是朋友之间的友好规劝，实质上则是拐弯抹角地转达领导意图，要我写出批判胡风的文章和自己接受胡风文艺思想影响的有分量的检讨。这时，黄源改任文教部副部长，还是分管文艺片，批判胡风、反胡风自然成了他当前的工作重点。我接受两位秘书长的安排，“暂时不要管文联的工作”，专心阅读《文艺报》附送的小册子和在报刊上发表的批判文章，写出自己的批判和检讨来。但我写不出一个字。我很苦恼，也很紧张，怕因此引出一条新罪名：顽固地对抗运动。
       1955年5月11日，妻子在医院里生了女儿。我请示林副秘书长：产妇住在医院里，需要照顾，能否让我在家里学习，写批判和检讨?老林答应研究之后再告诉我。“研究”的结果是：同意。但在家里我还是学无所得，写不出一句话，苦闷极了。
       冲破这苦闷气氛的是一声震惊全国的晴天霹雳：1955年5月13日的《人民日报》以显著地位加“编者按”发表了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作为“附录”发表了胡风的“检讨”。时间上虽与聂绀弩泄露“天机”的说法一致，但用这样的方式发表胡风的“检讨”，显然不是结束，而是刚刚开始；细读“编者按”，就更加明确了：“从胡风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吗?从这些信上发出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出的气味一模一样吗?”我不知道黄源读了这段编者按语后是什么样的心情，至少事态的发展完全是他所始料不及的。他自然也无法再来关心我了。
       反胡风运动正式开始后，起初我隔离在机关里反省，随后把我移交给省公安厅，隔离在旅馆里反省。二十多天后关进了监狱。七个月后宣布逮捕，成了正式的犯人。从此脱离了文艺界，脱离了社会生活，处于另一种生存状态下了。
       1957年浙江省的反右运动的全过程我是在监狱里从报上知道的。在大放、大鸣中，我没在报纸上看见黄源写什么出格的文章，说什么出格的话，直到反右运动结束的时候，才知道他被划在百分之五里面，戴上了那顶荆冠，却不知道他是怎样熬过来的。“文革”十年，也没在报刊上读到批判他的文章、斗争他的报导，后来听别人谈起，但也语焉不详。
       他去世后，才从洪蓉芳的《黄源身后的三位不平凡的女性》中读到这样的话：“1957年，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公公成了右派分子，对我婆婆来说真是晴天霹雳，怎么也没想到一夜工夫，鲁迅的学生、最早参加新四军的文化名人，竟变成了右派?而且是第一个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临走前我公公把一枚图章交给我婆婆说：‘我已经是一名‘右派’了，如果你要离婚，盖上图章就行了，我会同意的；小孩子你愿意带就带，如果不要，就送到我母亲身边。这一辈子，我委屈你了，很对不起。’听了这一番话，我婆婆实在忍不住自己的眼泪，失声痛哭。……他没有错!只是在政治、生产和文艺的关系方面和省里某些领导的看法不一样，说不上敌我矛盾；作为妻子的婆婆，非常了解自己的丈夫，所以她坚定地说：‘我不会在最困难的时候和你离婚，再说，我也是参加革命那么多年的老同志，我以我的认识水平坚信你是正确的，希望你相信党相信人民，最终会正确处理你的问题的。”(刊浙江海盐黄源藏书楼编印的《黄源研究》2001年第1期)1960年底，他摘帽返城，但没改变待遇，也没恢复工作，而是晾起来了。1966年，“文革”开始。黄源理所当然地成了“摘帽右派”，被关进“牛棚”，挨批，挨斗。我住在医院里，听一位参加某次批斗会的同室病友告诉我黄源挨批挨斗的情景：黄源被迫低头跪在群众面前，一个当年风头极健现在还活得很滋润的“造反女将”，用一只脚踏在他身上，指着鼻子厉声斥骂道：“你这个老右派……”没有亲身遭受过精神上的凌辱、肉体上的折磨的人，是无法体验这种羞耻和痛苦的；没有亲身参加过批判斗争大会的人，也无法将这种非人化的残暴情景铭刻于心、终生难忘。这都是后话。
       接着前面的话题继续下去：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从报上发现有几位“胡风事件”的“同案犯”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第四次文代会。这对于我是极大的鼓舞，使我不自觉地萌发了再生的喜悦。当时胡风案尚待平反。我便给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写了一封申诉信。他没有回复，大约把信批转给了浙江省委。省文联派了三位同志到我以“内控使用人员”身份工作的劳改农场来看望，我才算“出土”了。那时，黄源参与了筹备召开浙江省第二次文代会的工作，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到整肃而尚健在的浙江省的文艺工作者都作为地区或单位的正式代表，邀请到杭州参加这次大会。我作为省直属单位代表参加了大会，才有了与黄源重逢的机会。他老了，我也不再年轻。不称呼从前的职务或者“同志”，而改称为“黄老”了。大会结束后，作协分会又在莫干山举办“夏令笔会”，邀请“文革’’前发表过作品的包括我在内的老中青会员约二十人与会。黄老也在山上避暑，住在离我们不远的另一处。他偶然发现湖畔诗人汪静之老人自费住在一家不很适宜的小旅馆里消夏，立即通知作协分会的同志，把汪老迁过来和我们住在一起。他对老作家是很关照的。在莫干山上，省文联党组书记高光来看望我们，提出要筹办大型文学期刊《江南》。9月，笔会结束。我被省文联从劳改农场借用，当了筹办《江南》唯一的专职工作人员，同时办理正式调动手续。
       1980年10月，省文联、中国作协浙江分会在党内传达平反胡风一案的文件，我作为当事人之一，被通知听传达，并给我看了文件。我认为，我的冤假错案从这天起平反了。11月份发工资，我还是四十七元。这是劳改农场定下来的科员级工资。我想，这原因黄老总知道，便去问他：“我的问题难道还没解决?”黄老回答：“听说没有找到你的档案……”省第二次文代会后，他只有省文联副主席、作协浙江分会主席这两个虚衔，仍然处于无权状态，无法把事情搞清楚。
       1983年，中共杭州市委统战部为方然举行追悼会，骨灰盒里没有骨灰，装的是逝者用过的眼镜、钢笔之类遗物。会上，黄老垂涕而道：“当年反胡风运动，浙江是我主持的，怎么也没想到方然同志竟弄得家破人亡……”黄老承担了不是他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会的方然生前好友无不为之深深感动。
       清除“精神污染”时，《江南》被指为搞“精神污染”，停刊整顿。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一言未发。黄老找到我，说：“感到紧张吧?不必。上面有精神：再不搞政治运动……”我是《江南》编委之一，挨批的几篇小说，是轮到我值班的时候发出的，我就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我的“承担责任”并不被认可，这才悟到省内“清污”是有既定方针和既定底线的。
       1984年岁尾，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黄老以第四届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文艺界领导人、老文艺工作者、浙江省文化名人的身份参加了大会。会上唐达成传达了胡耀邦总书记对作协书记处关于开好这次大会的讲话，体现了党对作家的高度信任，使全体与会代表受到极大的鼓舞，感到文艺的春天又来到了。诗人流沙河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那首诗，表明了这种心情。
       浙江省广大文学工作者都十分关心和翘首期待传达大会精神，并希望贯彻大会精神，彻底改变本省文艺界的状况，以期实现大会提出的“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担任作协主席的黄
       老为此而积极操劳。他提出召开主席团会议。本来中国作协开了代表大会，浙江分会贯彻传达，是很平常的事，可是因为分会主席团内部对许多问题看法上存在分歧，事情就复杂起来。从1985年1月下旬起，连续三次通知几位副主席开主席团会议，每次都有人不来。大家对主席团迟迟不能开会十分着急，不少中青年作家跑到黄老家里表示自己意愿，更多的作协会员则联名写信给黄老。黄老被大家热情所感动，但有人就是避会不来，于是黄老发脾气了，“我这个主席通知副主席开会都开不成，只好辞职了!”他要省文联办公室的负责人拿着他签名的通知一一登门拜访各位副主席。可是到红楼招待所来开会的还是只有四位。黄老认为已符合法定人数，于是决定开会。会议通过召开理事扩大会议。在理事扩大会上，黄老作了近三个小时的发言。八旬高龄的黄老，正患着感冒，讲话不看稿子，差不多就是即兴式的，但条理清晰，语言流畅，热情洋溢，一改他过去在大会上作报告时语助词过多，内容前后重复的习惯。黄老的长篇发言，主要是讲了自己学习中央精神的体会，尤其强调了政治上“左”的思想给文艺工作带来的影响和危害。黄老说这番话时感情激动，这大概与他自己的经历有关。他五十年代来浙江担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时，兼做文化局长，在任时所兴文化之事颇多。结果“左”的干扰一来，不但文化事业受到折腾，自己也遭劫落难，从此蛰居葛岭二十年。拿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在一场场政治斗争的狂风暴雨中，无所作为地捱日子。”现在到了垂暮之年，看到党中央再一次纠正“左”的偏向，所以抚今思昔，感受深刻。
       红楼会议后，黄老又具体指导浙江分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当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已经一切就绪时，不料中间又生波折，说是上面意见要推迟会议日期。黄老闻知后很恼火，就和省作协常务副主席高光面见省委书记王芳，详细陈说经过。经王芳书记的亲自关心和过问，省作代会如期召开。八旬高龄的黄老，为推进浙江的文学事业，如此不辞辛劳地工作，他的“壮心不已”的精神，令人起敬。
       1987年1月，胡耀邦辞去党的总书记一职。一时谣言蜂起，两年前召开的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也被有的人说成是摘自由化的恶果。作协浙江分会第三次作代会自然被视为恶果之一。面对有形无形的压力，黄老开始沉痛地检讨了，而且每次大会必检讨。我想，大约黄老从反右、“文革”的苦难生活中以另一角度切人，接受了经验教训，这也可以理解。但反复检讨，总觉得未免太过。
       我和黄老有了认知上的距离。遇见他时仍然毕恭毕敬地趋前问候，叙谈，却再也不讨论问题了。黄老以望九高龄动了一次大手术之后，就住在浙江医院三号楼重点保护对象的病房里。开头几年，每逢双休日或节假日，尚能乘车到山麓，慢慢跨上数十级台阶，回到葛岭半山腰的绿树掩映，傍着流泉潺缓的家里休息一些时日。最近几年，乏力再跨石阶，便长期住院了。
       从1996年起，我也每年住进医院“冬眠”。我总是住在三号楼第十一病区。我出入都要经过第十病区的大堂，往往在这里遇见黄老。他由保姆陪着坐在靠墙壁的一排沙发上休息，或者坐在轮椅上看电视。老人目明、耳聪，看见我就伸手招呼。我必趋前问好。医院就在风景区内，医院里面也有几处宜人的风景点，我也常在这些地方遇见坐在轮椅上由保姆推着活动的黄老。我照例趋前问候，或随着轮椅走一段路，说些闲话。在医院里，黄老一直孜孜不倦地读书。黄老一生自奉甚简，买起书来却从不吝啬。据他家里人说，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就是带着一麻袋书下放农村劳动的。每月领了津贴就是买书。回来的时候竟挑了一担书。他的阅读范围很广，不止限于文艺类、社会学类，也涉及自然科学类。
       1989年10月，原山东大学浙江校友会四位校友，拜访1949年带领他们南下的文学院院长黄源老师。黄老对他们说：“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美国等发达国家已进入信息时代，现在向你们介绍一本书《知识经济》。我看过了，写得不错。现在，我们要学习经济、科学、技术、信息等新的知识和理论，才能赶上时代，永葆青春。”(胡文礼《第一次文化高潮的掌舵人》，《黄源研究》2000年第2期)当时已是耄耋之年的黄老，看书范围还在继续扩大，可谓真正地与时俱进。在病房里，黄老还为别人的纪念文集和著作写过好几篇序言，文字中间表露出他的思考。他写的《郑伯永纪念文集》的代序，题目是《{十五贯)的改编成功归功于郑伯永同志》。郑伯永是黄老的属下和得力助手，反右派斗争中同时遭难。郑伯永对改编昆曲《十五贯》有特殊的贡献。“这只有我知道，他自己从来没有表达过，而他的错误处分却比我还重。最后他死得很惨。这些情况都记在我心中，无法抹去。”黄老在郑伯永去世三十七年之后，长夜不眠，写出事实的真相。黄老为《汪静之先生纪念集》作序，序文说到1983年老友楼适夷来信求托，帮助把汪静之的组织关系从北京转人浙江。“我把信交给文联具体负责的同志后不久，他的关系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后来，汪静之为重建湖畔诗社事，几次去黄老那里要求支持。“然而，我的支持多半只能在心底里。”序文道出了黄老当时的无奈。而且上面所说的“他的关系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事实并非如此。实际情况是，黄老虽亲自出面干预，做具体工作的人也作了努力，汪静之的组织关系终未解决。黄老写此序文之时，已是九十七岁高龄，难免记忆有误。我从黄老最后几年所写的文章里，觉得他在求索和反思，试图从以前的郁闷气氛中突围出来。
       2002年，我又人院“冬眠”，却不能再在大堂里遇见他了。我到病房里看望。老人睡着了。保姆说，最近精神很不好，躺着就睡着了，又睡不沉，常常惊醒。果然，老人惊醒了。我问候之后，便回到了第十一病区自己的病房里。
       省作协党组书记黄亚洲在北京参加党代会后回来，同办公室主任邹海良到医院看望我。随后，我和他俩去看望黄老。这天黄老的精神很好，和他俩谈了很多话。临行，他把我召到身边，轻声问道：“批评《这里没有冬天》，我写过文章没有?”我说：“你没有写。《解放日报》打棍子、扣帽子的批评长文，《浙江日报》也没有转载。”老人听了，脸上绽开了一丝宽慰的笑容。老人似乎明白时日不多了，在静心回忆自己的一生哩!当时，《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机关报，它发表的重要文章，华东六省、市的报纸都要转载，《浙江日报》没有转载的原因不是我能说清楚的。2003年1月2日，黄老以九十八岁高龄与世长辞了。
       我怀着尊敬的心情写这篇纪念文字，未为尊者讳，因为我认为这是人皆有之的，黄老也未能避免的个人历史局限性，丝毫无损于他作为鲁迅先生身边的，与冯雪峰、胡风、巴金、周文等许多作家一道，为保卫和推进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由鲁迅所开创的现实主义道路而奋斗的战土形象。黄老，灵魂安息吧。2003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