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OO三年的元旦，中国的北部世界，照例是处在冰雪覆盖的严寒之中。
扬扬洒洒的雪花，从二OO二年的年尾，不歇气地一直飘进了新年的早晨，连休息片刻，让人把路上的积雪铲铲的空当都没有。报纸称，这是一百多年来最为缠绵的连续降雪。网上的说法，就更加言之凿凿，说是天文学者们仔细查过，应该算做一百八十年来的头一遭。
南方人，遇到如此寒冷的季节，一般不敢在北国多住，即使碰上出差，办完事情，也就赶紧往回开溜。我因为学习的原因，走不了，只得久久地在那里欣赏奇妙的雪景。
其间，偶然逮着机会，与几位朋友去了趟西安。在零下十几度的日子里，冻得牙齿格格打颤，竟然还要去攀登鬼斧神工的天险华山。旅行车吃力地往上爬，绑着铁链的车轮，将盘山的雪路碾得咕咕响；狂暴的风从山峦高处卷起大片的雪瀑，白茫茫地砸向孤零零的车身。这真是过去想也不曾想过的奇事!那时新奇的感受，倒也不必多说了。隆冬之旅，印象特别深刻的，却还是在下了华山之后，顺路拜访了神往已久的佛教圣地法门寺。
被那次旅行激发的灵感，最后导致了本文的写作。
法门寺在佛教界的特殊地位，是保存着释迦牟尼的佛指舍利。两千五百多年前，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圆寂，肉身火化后的舍利分成八份，由重要佛寺供奉。沧海桑田，而今除了法门寺等个别地方尚存零星舍利，其余已经无从查考。
佛教产生于印度，但在其母国，早就式微。释迦牟尼身后千八百年，也就是距今七百余年，很不幸，佛教在印度遭遇大劫，寺庙凋零，僧侣云散，几乎是连根拔掉了。其原因，细说起来很复杂。一般认为主要由于异族入侵印度，毁灭了原来的宗教。我不反对这一显性的原因。但是，也还可考虑当时印度社会文化多方面的因素，在我看来，释迦牟尼信徒们的内部纷争和分裂，同样是决定性的打击。
这是高超的思想被沉重的现实挫败的显著事例!
佛学提倡四大皆空，平和无争。“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但是，佛教思想中玄妙的无常无我的空灵，普度众生的博大心胸，消弭不了近乎你死我活的沉甸甸的教义之争的内讧。在祖师离开人间后的一千多年里，追随者们各自高举捍卫真经的旗帜，在无休止的争吵及分化中，削弱了佛教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最后在外力的压迫下，零落星散。恐怕是开创者释迦牟尼始料所不及的。
幸亏在此之前数百年，佛学已经向东传人华夏，并向西向南传人其他亚洲国家，总算保存了创始人的精神遗产。今日印度的佛教，是后来由新加坡等处倒传回去的。当然，在那大劫之际，祖师的舍利，也就难以保全，大量消失在时间的溪流中，于今经得起考证的，实在是风毛麟角的稀罕物了!法门寺之藏，恐怕属于其中最没争议之物!没有争论的原因，完全托福于中国历史的详细记载。
读过《
西游记》的人，知道唐僧师徒之所以不怕千辛万苦，目的乃是为了取回西天的真经。这段神话，反映了大唐盛世的某种文化倾向，即对由印度东传的佛教的无上尊奉。从唐代开始，佛教在中国的势力日益壮大，将原来土产的道教挤到了社会边缘。其缘由，限于篇幅，这里无法详细讨论。提起这段史实，仅仅是为了说明当时的情形。从朝廷到民间，全把佛抬到了至尊的地位，因此将由印度请来的佛舍利高高瞻仰着，钦定供奉处就在法门寺，皇家或者浩浩荡荡列队去那里拜谒，或者旌旗骏马迎请到长安城里做排场。现在，从西安城区开车飞驰去法门寺，还要走两个多小时，当年只有马车，或者是人抬的轿子，威武豪华的皇家车队，是非常招人现眼，也非常费时费力的。
大文学家韩愈看不过，一时兴起，为此写过劝喻皇帝的名文，希望皇帝不要为一段小小的骨头而耗费民脂民膏。皇帝当然很难劝得动，伴君如伴虎，龙颜大怒，管你什么一代文豪，朱笔一批，便将韩愈由刑部侍郎贬到偏远的小地方，到几千里外的潮州去当刺史，伺时我行我素，依旧把大量的金银扔向法门寺。今天法门寺所藏珍贵文物之精之多，在华夏大地应算罕见。可见当时皇帝的奢靡，也让我们明白韩愈为何看不下去，要提着脑袋写那样的文章。释迦牟尼一段寸把长的指骨，当年在皇帝眼里，似乎和大唐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些记载，也就让人相信法门寺珍藏的可靠。而后的一千几百年，中国战火不断，法门寺亦屡遭磨难，佛指骨竟不知去向。直到“文革”祸乱结束，因为法门寺古塔意外的塌落，在修塔的过程中，人们才从塔下地宫里重新发现了泯没的宝物。其间自有经过文学加工且神话了的种种奇事逸闻，诸如每当有外力想要染指舍利，总有奇人奇事出面保全。本文无意渲染此类民间传说，也就略过不表。
那天，我们在地宫里看到了这传存两千五百多年的神奇之物。今日的法门寺地宫，已经修缮得非常现代化，灯光的明暗折射相当科学讲究，使保存在玻璃柜中的各种文物，在晶莹剔透的氛围中显得越发迷人。与佛指骨同时发现的皇家金银器具、珍稀陶瓷、精美织锦，如同红花旁鲜艳的绿叶，互为映衬，令参观者为古代文明的辉煌而感叹不已，乃至流连忘返。
我在小小的佛指骨前伫立了很长时间。精心设计的灯光，令珍藏之物果然产生透明闪亮的效果，陪同参观的朋友，自豪地再三描绘这指骨的神奇。他介绍说，古人为了保护佛指骨，另备了三份赝品，外面套的箱盒，比装真晶的更加讲究。但真的到底是真的，光泽就是与众不同，比比色泽，立分高下，等等，说得头头是道。出于礼貌，我认真听着。但是，我的思绪已然顾不上沉溺于这些有趣的介绍，我的目光似乎停留在闪亮的指骨上，精神却渐渐远去，飘得不知去向……那一刻，我深深感悟到的，是思想穿透时空的能力——
那是产生思想巨人的时代。当释迦牟尼不情愿当他的王子，执意要探究人生的真谛时，在古印度的东面，中华的土地上，几乎同时诞生了两位了不起的思想家：老子和孔子。这样，此后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文明发展的儒道释三家，其创始人似乎约好了一起登场。他们处于同一时代的不同空间，这本身就是很奇妙的事情。当然，把老子作为道家的祖师，是民间的一种说法，学界不以为然。这里，我们仅仅是顺势借用，并无考辨真伪的企图。
儒道释三家学说，各有深不可测之处，研究者众多，成果洋洋大观，轮不到我再来唠叨，我久久无法释怀，总想弄个明白的，是三位宗师的相似点。
我固执地认为，作为世界史上真正了不起的思想家，在他们的灵魂深处，在思想的基本层面，应该有相通的地方。
二
：
释迦牟尼，是悟道后获得的尊称，此前，他是一个小王国的王子，名叫悉达多。他父亲的小王国，位于今天的尼泊尔境内，但庇护他悟道的那棵菩提树，则在印度的土地上。古代的疆域，比现在要松弛得多，人们的流动比较方便，当然，版图的变化也是常事。
因为是很小的王国，王子的生活虽然优裕，却也不至于与世隔绝，经常能看到百姓社会的真实情景。这小王子自幼多愁善感，对民间的疾苦尤其敏感。辛苦劳作的农夫，穷困交加的病人，充满悲嚎的葬礼，乃至自然界的弱肉强食，全都引起他的冥想，且百思不得其解。敦煌莫高窟中，有悉达多在树下苦苦求索的彩色雕塑，悲天悯人的庄严像，看了不由得令人肃然起敬。按现在学界时髦的说法，他苦苦思考的问题，应当属于人类的“终极关怀”的内容。
悉达多最后发大愿，不参破人世间的难题，就不起身了，颇有将地球坐穿的气概。几多日夜，终在菩提树下顿悟，构建出独特的思想体系，其思维基础是个“苦”字：人生即苦。于是，其教义的取向就是如何摆脱苦难，倾向于在对来世的希冀中，以行善止恶求得内心的宁静。后人有一个通俗的说法，将这庞大的论证体系，归结为“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实在是非常聪明的对复杂思想的简约。
本文的目的，当然不是讨论佛法，简单论述上面的情形，目的是想通过释迦牟尼顿悟的逻辑，去考察老子、孔子思想的缘起，并由此寻找宗师们的相通之处。
老子孔子生活的年代与释迦牟尼相仿，尽管相隔千山万水，社会状况其实十分相近。生产力的低下，让多数人无法获得最基本的温饱，而社会统治者们必须进行不问断的掠夺性的战争，才能决定各自国家包括自身的死活命运。这样的社会，必然是尸骨遍野，哀号不绝于耳。作为社会良知代表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处于知识分子顶尖的思想家，其关注的焦点，也就大同小异。老子与孔子，像释迦牟尼一样，正是在直面人间苦难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体系。他们之间的区别，则主要在于如何解决人类困境的道路的选择。
出发点相似(人间的苦难)，目标相近(摆脱苦难，期盼幸福)；从起点到终点，大师们分别自信地画出了路线图。看来，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用在此处正合适!至于谁的路好走，谁的路走不通，在短时间内难以证伪也难以证真，便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分歧了。
孔子周游列国，类似释迦牟尼的四处说法。当然，他们教育的对象不尽相同。孔子的苦口婆心，主要针对各国的统治者，希望把他们教化好了，建立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规范而美好的社会。释迦牟尼则努力劝戒天下芸芸众生，力图由人人行善止恶而最终达到世界大同归一。
老子以及稍后的庄子，则好像比他们看得悲观些。大约觉得人心险恶，人间的苦难已经无可救药，只好将一些玄而又玄的哲理空口说说而已，对教化世界已经丧失信心。老子连著书立说也懒得多做，一本《
道德经》，有人认为还是后世伪托的。我们且算在他老人家身上。《
道德经》号称八十几章，按结构是鸿篇巨制，可惜的是，老子惜墨如金，总共没写几千字，并且是让人不知所云的话居多。你可以说那是朴素的辩证法，你也可以认为那是绕口令似的狡黠。“道可道，非常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如此等等。我不是否定这部伟大的个性卓著的文稿(其实按老子的逻辑，否定即肯定，因为“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我只是觉得老子看得太穿了，容易飘然出世。后人将老子的思想抽象为“无为而治”，当是读懂了老先生的内心。既然治不好，就不治少治吧。他开出的解决人间问题的药方，听上去很不是滋味：“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翻译成通俗的语言，就是让老百姓做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并且没有欲念的机器。这最后一点，看来倒是和释迦牟尼“空”的意思相近。不过，老子对自己开列的药方未必真有信心。根据传说，老子最后干脆倒骑毛驴出关，不知所终，留下悬念给世人猜想，也让道家奉他为宗师有了自由发挥的空间。这传说挺符合老子的思想：“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由上述三位大人物推而广之，我们发现，世界史上绝大多数的思想家，全对人类的现实和未来深深忧虑。他们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基本集中于改善人类的生存状态方面。
三
沉溺于物质的人，一般总是希望财富越多越好；同样，迷恋于思想的人，渴求于发现天地间全部真理。然而，正像如山的财富容易压垮渺小的躯体，企图描绘终极真理的思想家，也难免暴露出可笑的褊狭。思想能力的无限，与思：想结果的局限，是金币的两个面。
尽管如此，孜孜不倦的思考者依然令人高山仰止!
我想起了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
有一句耍弄作家的笑话。先问作家是干什么的?然后答日：作家就是把别人的故事写下来，讲给别人听，同时向别人收钱。我首先承认，创作这段幽默的人很懂得作家行当的情形。我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一般的故事讲述者与大作家的重要区别，在于是否具有独立而系统的
思想。老托尔斯泰在《复活》中讲述的妓女的故事，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讲述的婚外恋的故事，以及在《战争与和平》中讲述的欧洲宫廷的阴谋和爱情的故事，仅就“别人的故事”这点来说，实在和众多的故事讲述者没多少差异，然而，由于故事在托尔斯泰的思想库中发酵成熟，就成为了不同凡响的世界名著。因此，要把别人的故事拿出来卖钱，也不是一项轻松的活儿。
文学家像社会学家一样关注人类的生存状态。区别在于，前者主要通过感觉人物活动进入思考，后者则常常依赖逻辑，将现实抽象后分析解剖。思考形成的成果也就有了不同。文学家经常表现个体的“怎么办”，社会学家往往醉心于普遍适用的生存真理。托尔斯泰写作《安娜·卡列尼娜》过程的细节，，很能说明文学家追求的目标。他本来希望写作一部劝世作品，奉劝女子好好过日子，不要被外界的引诱坏了自己的名声。这个目标比较小，仅仅是关注男女婚姻的环境。但是，由于作家是通过活生生的人物进行思考的，当安娜以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女子在托尔斯泰的脑海中成熟后，托尔斯泰的立场就不断被她左右，最后完成的作品，已经大大偏离了作家的初衷，其视野已经扩展到俄罗斯广阔的上流社会的沉沦与挣扎。所有的阅读者，在掩卷之后，被对女主人公的同情(甚至迷恋)以及她生存的庞杂世界搞得心潮起伏，哪里，还晓得作者的本意是劝人做良家女子!
在非现实主义的现代派文学问世之前，博爱是优秀文学家共同的旗帜。爱人类，爱生活，爱自然，无论社会如何阴冷，作家们在自己营造的文字世界中守护着理想。即使对于生活中的反派角色，也不无同情地祈祷他们的回归。就像普希金的诗句所言：“在这残酷的世纪，我歌颂幸福和自由，并为那些没落的人们，企求怜悯和同情。”
托尔斯泰是这种文学的代表。作为当时俄罗斯社会上层的一员，他将自己的信念始终寄托在广大民众的命运里。甚至连可怜的妓女和被流放的囚犯的生存状态，也没有离开他的关切的目光。他用自己的作品为他们呼喊，慰藉他们的心灵，他还在现实世界里以自己的财产救助底层的穷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托尔斯泰们的努力，和释迦牟尼、孑L子们的辛勤耕耘，是一棵大树上发育出来的不同枝杈。
社会始终在朝前走。不幸得很，一句残忍的名言，渐渐为多数人无奈地接受：“人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人们发现，靠教化和博爱促使人人向善，最后难免让教化者本身陷入深深的失望中。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人类，一直努力地让自己区别于动物界。可惜，几千年的文明，常常敌不过几十万年几百万年基因的力量，传播光明的使者们，最后因为极度的失望而愤世嫉俗者并不在少数。托尔斯泰的晚年，心境非常灰暗，高龄的他，乃至离家出走，几乎病死在偏僻寒冷的车站上。如果再细心些阅读历史，我们沮丧地发现，无论中国还是世界，文学家们不得善终的，为数其实不少。除了因社会压迫而英年早逝者之外，自己在烦琐生活中选择结束生命的，竟也可以开列长长的名单。
仅根据我的零碎的记忆，就可想起若干自杀的世界级文豪，而且限于因为文化思想破灭为主要原因而自杀的文豪，如美国的海明威、日本的川端康成、英国的伍尔夫、奥地利的茨威格等等。中国历史上作家自杀的，以社会政治原因居多，从屈原到老舍都是，但清末民初的大学者王国维似乎是个例外，他的自杀有不解之谜，但一种观点认为还是和思想的困境有关。读到这些史实时，我的心中充满了对人类精英命运的悲哀。
托尔斯泰之后的世界文学，诡异的现代派、先锋派作品，慢慢大行其道。我曾经非常诧异，文学何以如此冷酷地逃离大师们的轨道?多年间，在反复阅读了许多艰涩难懂的离经叛道文字以后，我才逐步体会到，一方面，是数千年文明中，诱导人类亲密向善的理想抵御不了生死争斗的蛊惑；另一方面，迅速膨胀的城市经济怪物完全打碎了田园诗的梦境，个人显得更加渺小和孤立无助，两大因素叠加，压迫得敏感的文学人士喘不过气来，他们无法顺着现实主义大师们的轻车熟路往前走，只能从变形的骨骼里挤出古怪的杂音。奥地利的卡夫卡，典型地说明了问题。他的代表作品，以第一人称出现的知识分子，最后变成了爬行在天花板上的硬壳虫。从这个角度分析，现代派作家，与倒骑毛驴出关的老子气息相通。既然自认已把人生看破，且又无奈无可为，剩下的法术就只是逃遁了。
这样看来，在任何困境中勉力支撑而决不逃遁的强者就更为难得。鲁迅深沉地说过，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像鲁迅那样，把人世间的毛病看得透透的，而坚持着呐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实在让我们佩服得无话可说!
四
前文已经简略地说明，关切人类的生存状态，希冀改善人类的生存处境，是古往今来思想家(包括文学家)的大心愿。所有的资料又表明，导致人类坠人困境的原始病根，基本是由于感染了私欲和贪欲的病毒。可惜，劝人远离病毒，虽能教化一时，却难以教化一生；富有讽刺意味的还在于，私欲和贪欲甚至往往显示了推动历史进程的强大能力。因为欲望可以把人的创造能力成倍地激发出来。恩格斯在他晚年的重要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也坦率地说到了此点。于是，可敬的思想家们陷入两难的境地：劝人向善不能，劝人向恶不愿!思想思想，你何以安身立命?
我们不由想到将东西方两大代表宗教的思维作一比较。
基督教比佛教晚起数百年。公元既然以基督为源头，生活于公元前五六百年的释迦牟尼，与基督创教的时间差距也就一目了然。基督教晚生了几个世纪，对人类社会的体验也更深沉些。尽管我们没有资料可供查考，说明基督教创立过程中批判扬弃过佛学的思想，但是，作为那个时代最为博学的基督教的宗师们，完全没史悠久的中国文化走在了创造力的前沿。事实上，在这方面，西方的文化人有意无意在追随我们。文艺复兴之后，特别是现代派艺术渐渐成为主流以来，西方的艺术已经明显地脱离摹仿自然的轨迹。充沛的想象力乃至幻想力，让我们叹为观止!我们在前文说起过，现代派艺术思想与老子对世界和人生的认知更加接近。事实上，欧洲的许多大思想家一直欣赏老子和庄子，说明他们从中获得了教益。
我们将这些现象作为本文的结束语，目的不是为了说明方法上的孰优孰劣，只是想提出一个值得继续讨论的问题。正像中国的“吃”文化，几千年发展下来，精妙到让外宾们目瞪口呆，烦琐到不亚于制造电子仪器。中国思想文化的积累，其体系的庞杂，是整屋的书架也难以容纳的；其语言技术的巧妙，则是面对任何问题都可以拿出成十上百的说法。我们文化的毛病，或许是太丰富、太成熟了!丰富到“剪不断，理还乱”；成熟到我们能够方便地摆脱现实的束缚而挥洒自如地思考。相比较，西方的文化习惯更多地是考虑具体问题，是从摹仿自然发端的一套实用逻辑，所以，他们尽管不够高妙超脱，但相对比较实在。他们也许写不出“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样空灵的诗，但他们制定的法律条文，可以细致到使人不敢扬起尘埃来污染空气!
在我的感觉中，双方交流时彼此的“听不懂”，与这样的差异关系甚大。我们想让对方清楚地明白我们的意思，了解他们的思考习惯是必要的。我们的复杂玄妙的分析推理，可以留在自己整理学术时使用，对老外宣讲，还是尽量少一些虚的，多一些实的。顺便说个小小的例子。我曾经问一位华人学者，他如何为英国的大出版公司写作中国文化的读本。他提起一本关于中国风水的书为例。他说，若把从天干地支开始的烦琐体系写进去，英语读者早就吓跑了。他得意于自己的高度简化。他做了一只八卦转盘放在书中，让老外看了好玩，并对这玩意有个直观。至于风水的原理之类，他简约地写到，朝太阳的一面，山上绿树茂盛，背阳的一面，自然阴森得很。如此等等，结果人家一看就大叫有道理。
社会学者们的文章不去多说了，即便是科学技术方面的专业论文，如果少一点开头结尾的滔滔不绝的理论，开门见山地讨论相关问题的独到见解，也许，我们和世界同行的沟通将更加迅捷。
在文章开头的地方，我记录了那天在法门寺面对佛指舍利的心情。对于宗教，我向来以文化人的眼光来看待。我从不盲目崇拜超自然的力量，但是，千年宗教所容纳的广博文化，一直让我肃然起敬。那天，令我折服的不是一小节世代传承的佛指骨，而是具有跨越时空力量的人类智者的思想。巨人思考的具体问题可能为历史所局限，思想成果的实际承载体也可能被时间逐步异化，然而，思想的光辉永远温暖着人类不安的心灵。 思想者的思想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