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他在别处
       我知道不应当。但是克制不住，夜晚开着车去找兰波。还真在录像带店架子中找到了。小女生的集体情人里奥纳多扮演兰波，1995年出品，是《泰坦尼克号》之前拍艺术片时期的里奥纳多。清瘦，稚嫩，瞳孔极淡，更精灵，也更诡秘。模样跟网上的兰波照片挺像的，照片陈旧模糊，于是那个兰波更腼腆，更梦幻，更缺真实。蜷在黑暗中盯着放映屏幕想，假如兰波显世眼前，究竟谁更兰波呢?
       里奥纳多的兰波，叼着烟斗，穿得吊儿郎当，巴黎名诗人聚会时跳到桌上撒尿，光着身子在田野里晃荡。只专注自我，用常人看法就是自私得十分彻底。一点活不干，让人担当着操持吃喝吧。极自私也能挺迷人的，这位兰波表达爱的方法是，里奥纳多突然抽了养活他的同性恋情人—个大嘴巴，手比脑子更快，一脸坏小子机灵天真的笑。到情人实在受不了扔下他逃跑，他咧着大嘴哭，纯粹赖孩子。兰波写作陷入绝境的时候，里奥纳多呆默如死，使你震撼，这家伙怎么可能下沉到深不可测的情绪地狱里，而让感觉在毫无动作中全然浮现?!跟兰波的角色相比，后来那条巨轮上穷画家里奥纳多，从表演到外形，粗糙得像毛坯。今年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提名影片《纽约黑帮》中里奥纳多演硬汉小生，表演虽又脱胎换骨，但比起他的兰波还是大不如。里奥纳多想念扮兰波的时刻吗?那些时刻，在落定的影像里你还能替他感觉到，有某种最周密的表演设计无法包括、无以跟随的东西，灵魂在各层面狂欢着转换着，自我跟在自我后面惊讶不及。而且是如此罕见的机遇，相比有些天才演员一辈子遇不上天才的角色，虽然里奥纳多的兰波绝有可改进之处，但是真再给足他一次机会，不能比当时更好了。就算体验更成熟，演技更丰富，并且减点肥，永远找不回生命那一时，那身少年肌肤的粉嫩质感，还有脆薄的少年神经表膜。
       里奥纳多的兰波的妈妈，古板的乡间妇人，在兰波的写作间——家中牲口圈里，用老式手持镜片贴着手稿，绷紧身子一行行细读，读到终了，她困惑已极地抬头说：“我完全看不懂你写的是什么。”
       里奥纳多的兰波决然回答：“这就对了。只有语言的纯粹性。”
       明知是剧作家的手笔，是演员的台词，加上影像各种诡计的合成赝品啊，明知兰波永远不具体才好，怪的是，这个冒牌兰波也能原始地打动我。
       写，应是本命，而走，也许是从自我逃亡的本能?精通心理分析的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从兰波数起，讨论不断从一个地方奔向另一个地方的气质极端的创作者，说这种人内心都有一支可怕的生命躁动之鞭，有着悲剧性的变化无常的特性，是被某种未知的力量追逐的人，生就注定了无法逃脱奔走的命运。
       但也许是时代转换的预感在召唤?美学评论家罗伯特·休斯在《新艺术的震撼》巨著中指出：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从蒸汽时代过渡到电器时代，科学发展和技术形成中的所有东西，使人们普遍谈论着各个领域包括艺术领域在内的一种加速变化感。定律可能动摇，固有知识将失灵，新的经验，新的要求，给出需要新形式方能容纳的压力。假如没有这种文化前景的神异感觉，兰波那些成为现代告诫的诗篇是毫无意义的玩意。
       顺着这个思路，想兰波(1854胃1891)三十七岁短促生命史：十五岁起笔。二十岁罢笔。逃走。逃走。逃走。他的真实生活，任谁表现得再生动，再逼真，再超他，恐怕无关紧要。某人在新世纪将到之前，以直觉，凭着最少的字，诗性地勾出未来大形象之魂。
       在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我一个人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走着，这又有什么呢?现在，谁又不是孤单地走着，并自认为观看着整个世界?或者，看似在走，其实慢性地死去?感性，超验直觉，生命力，究竟还剩多少?表达了多少?问到此之初，我本还觉着，兰波的“生活在别处”这个短句最让我沉迷的，就是它的不确切路标性。是总有什么地方，是经纬度中难指定的真地方，是虚构的地方，要比这具肉身存在着的时空更真正，更玄妙。你在内心原地做着遥遥的探查，低于诗歌的散文写作，也给着个人精神各种安全的出口。然而，渐渐感到“生活在别处”对我另有一种切实定义：靠着写，我审视着并不断排除着潜伏在昏暗中的无名焦虑，把现刻的自己抓牢一点。
       面对新世界大战和新经济生产工地不断天下大转移，别处的生活，究竟落在哪里?随处默哀
       清洗着人家的厕所，不经意地瞟一眼地上，愣在那里。倒过头来，再看一眼扔在地上的《纽约时报》，是他，是他的名字，还有他的照片。1g78年的诺贝尔奖得主，犹太作家辛格去世了。“活了八十七岁，用意第绪语写小说……”读过一些辛格的书翻译成的中文片段，这里，那里，就浮上心头。拿着清洁剂和刷子，蹲在那里，一目十行地看那篇不长的文章。
       不是初次在人家的角落里悼念什么人。
       那个时候，还没有落到异乡，更没有成为作家，没有出版过任何一本书，没有一本书翻译了十种以上的文字，那时候连大学也还没有考进去，在一家大医院，做一个小护士。
       每天在一条走廊里奔走，对厕所并不陌生，端屎倒尿，对护士是很平常的工作，不过这样的工作，从来不会和父母说，父母会心疼，就这么一个女儿。在一个白底上绿色大字“静”的警告下，来来去去，居然五年。五年，始终怀着一个梦想：当作家。会当定护士，也只是被一个念头鼓舞：鲁迅，契诃夫都是医生，护士离医生不算太远。然而绝不敢露出来。
       想来很是奇怪，那时候，人有比自己的职业高的梦想，是一种很深的罪过。连你自己，似乎也知道自己怀着很深的，很见不得人的罪过。于是，当着同事，既不看小说，也不订报纸。每天，到医院大门口去看别人的报纸。到这时想想仍然惊讶，那时候，偌大的国家，报纸只剩下两种。还有一份小小的《参考消息》，是整个世界的窗户，而整个窗户，只有眼前这份平日也有好几十页的《纽约时报》的一页。而那一页，那时就是全天下。
       在传达室角落里读人家的报纸，是每天下班后的第一件事。那一天，在报纸上，读到一条死讯。一个苏联作家去世的消息。家里书架上，曾经有过他的全部翻译作品，长长的一大排。当然，跟别的书一起，早烧过，卖过，自动交过。他的作品，到这一刻在回忆里排列，表现着赫鲁晓夫时代的知识分子以及政治文化界的生活，也写改革的苦恼。全部苦恼的程度，太粉饰，粉饰到没有什么值得留下，只留下粉饰本身表达的一类所谓灵魂工程师们的懦弱本分。但是，那一刻，坐在传达室里，久久看定报纸上小小的一块。久久地。到这时候才想，在同一个那时，在同一张纸上，世界上一定在发生大事。而中国自己当时也正在干一件大事，批林批孔。父亲就在那时又遇到政治麻烦，不再回家。而我初恋的人，那时被开除党籍、军籍，从军事科学高等学府发配到乡下去了。但是，竟然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事，在那个瞬间，可以分担角落里小小一个我，在内心深处对一个作家死讯的悲哀。
       那同样是一个夏天，窗户外边同样阴沉着，同样是要下雨之前，声嘶力竭的蝉渲染着阴沉沉的绿，人正把私人的话大声嚷嚷在公用电话里，看门老头一丝不苟盘问着来访者。坐在角落里一把没背的木头凳子上，肃穆，在心里完整拥有。
       又过了十年左右才发现，那位作家和我更心爱的一位苏联作家，持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观点。我读到他当苏联作家协会主席之类的一段简历，立刻地，以我们类似的经验，不难想象他陷害对手时候种种看不见的手段和无须手段的有力效果。你的仿佛只属于你自己的角落，到什么时候，才悲哀得也对了地方?就是一个苏联文学界，在那五年之前，《日瓦格医生》的作者，已经死于病困；在那五年之后，爱伦堡去世了。你怎么能知道?那时候你连他们的书也没有读到过。而现在，那一排的辛格，在你的北京书架上。
       这家主人，不仅在厕所里看报纸，还放了不少书。书扔在马桶前放脚的旁边，在水箱盖上，在窗台上，书翻开着，扣在浴缸窄沿上。不收拾，不移动，我知道，在这种混乱里，有一种自己才看得见的秩序。比起我干活的另外一些受过高等教育却一本书都没有的美国家庭，在这样的厕所里，你会看见以前的自己。
       “辛格喜欢写鬼，写灵魂，他坚信它们与我们同在。”继续干着活，眼睛落回到那条死讯的文字上。我看见，一颗回家的灵魂，此刻正路过头顶，看见一双无形的手，在一个个此地犹太小铺的一份份意第绪文报纸上一行行文字中，来回弹奏华彩。报纸写道，“1904年出生于华沙附近的辛格，曾在神学院接受传统的犹太教育，但是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他作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不做拉比，宁愿成为一个作家。”当你的生命在这条路的边缘上如此走过着，读到上世纪开头时候的一个私人决定，虽然人家后来是个大人物，你仍然会为当初那个不知深浅的年轻人迟迟地倒吸着一口气。
       好个灰姑娘，在没有人的角落里，你可肆意幻想。过去你不敢露出想当作家的想法，现在，你也从来不会对主人们说，我是作家。我感觉丢脸。当你用充满口音、结结巴巴、时态不准确的破英语和人打交道的时候，你不要他们任何人有任何一点想象，以为中文也是如此的语言。换一个角度，换一个身份，便有了从来没有过的这样一种感觉：作家?这词好像很滑稽，很说不出口。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即使在我的作品、我们的作品一次次被批判的时候，我也没有过这种感觉。现在，只在你自己的脑子里，用中文不出声地抠磨着你的小玩意，到生命结束的时候，这种练习便结束。究竟为了什么?没人指定你做下去。只因为已经写了半生，琢磨了半生，成了一种生活习惯?它连生计也不能维持，要做工来“贴补家计”。这是不是近似迂腐?而且明明错了世纪?你在人家进神学院的年龄，做了农工，在人家决定不当拉比当作家的年龄，开始学护士，在人家当报纸编辑的时候，做了舞台导演。现在，在这个地方，在向每一个人宣称同一个有效的句子“重新开始永远不晚”的美国，你也应该重新再开始?写作，就应该是一件个别的，秘密的嗜好而已?
       “然后，他又作了一个更重大的决定。那时他用希伯来文写作，但是当他发现东欧犹太人使用的意第绪语，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犹太人的沉重打击和移民，在他生活的环境里已经没有人再说，一个远古的声音关闭了，于是，他决定用意第绪文写作……”
       读着，心不由地抖起来。于是，在清洗好的马桶盖上坐下，在别人的角落里，为自己沉默了一会儿。
       我的新杂货铺们
       对我这样的外国人来说，汽车加油站，是美国时尚最便捷的介绍，也是古典的象征。在加油站停一下，你就知道，随着电脑化的普及，信用卡自动付款机流行的速度，店里卖的含高碳水化合物的新饮料，还有不需医生处方的新药，最流行的电视剧附带的偶像产品什么的，路边大牌子上的汽油价格变化，连接世界经济和战争风云，提示着季节的变化——在旅行的夏季汽油贵起来，冷清的冬季油价低落。在我看来，加油站的古典性在于，换一种目光，它分明是儿时小街上的杂货铺，我把这里的快餐食品看成果丹皮，把琳琅满目的饮料换算成酸梅汤，加汽油，等于打酱油和醋?是的，加油站，英译中就是杂货铺。
       想一想美国百分之八十的家庭拥有汽车，瞟一眼公路边的杂货铺，你能看出好多东西。我住处的附近有四个加油站。四个开在一条路上，每一个相距不过百米。你会不会觉得这简直是没有生意眼光?一眨眼的工夫，就会被竞争对手踢出加油的买卖?!其实不然。这些加油站，或者被全国性连锁店拥有，或者是全国连锁店的地方同盟，每一个都针对不同的顾客，每一个都活下来，每一个都是社区的一面小镜子。
       最老的一个加油站开在路边角落里，卖咖啡，也卖各种小报，店里好多货物大概从开张的时候就呆在架子上，落满了尘土。店主操本地南方口音，这二十年来，随着商业的发展，大量的北方佬涌人，我听这种音乐性的当地声音很是悦耳。来这里的顾客大半是本地农户，早先这些农户占据当地，现在，这里，被办公楼、商店群和居住小区不断侵蚀，本地老住户不再耕种，改当建筑工。老住户们爱到这个看着又老又破，名叫“飞快”的加油站来，而这里动作实在缓慢，人付完钱，都不急着走，多半再和收银员聊会儿天。收银员叫小乔伊，是位个头一米高的侏儒，一个饶舌的家伙。他特爱和我说他老婆和六岁儿子的种种破事，并且，总不忘记提他们都比他个高。这店挣钱不多，话挺多，我觉得来这里的人都欣赏谈话的乐趣。这里与其说是杂货店，不如说是乡间小俱乐部。
       如果说“飞快”名不副实，那么，它隔壁的店与其名字的“迅速”相比可谓实超其名了。这是一家开张不过两个礼拜的新加油站，一副少年派头。头发染成绿色或紫色的少年在加油站外成群结伙。夜间时候，加油站被炫目的灯柱照耀通明。这里什么都卖，每样东西都颜色鲜艳，简直一个光怪陆离的小好莱坞。少年们喜欢来这地方，不过，“迅速”没卖出多少汽油，因为少年们还不能自由掌握父母的汽车钥匙。这里大量卖的是其他玩意儿。看着在?迅速”周围摇晃的青少年，你就明白多少家庭搬人这一片，没错，六个月里，两所新学校建起来了，以收容这些调皮捣蛋的小家伙。老天爷)
       再远一点(其实也没多远)的加油站是Chevmn(在广东我发现它很讨巧地译成中文的“喜润”)。和五光十色的“迅速很不一样，它装饰得十分冷峻，就白和蓝两色“喜润”的汽油比“迅速”贵，不过有质量好的名声，这个加油站以吸引青少年的父母为生意眼雅皮士父母们开着“奔驰”或者“宝马”来加油，也来洗车，这里有个自动洗车库。来这个加油站的人大都行色匆匆，穿着上班的西装，后车座里挂着从洗衣店取来的衬衣，使用的信用卡是金色的。
       第四个加油站叫“赛车道”，这个地盘巨大的加油站和“迅速”一样才开张，不一样的是，“赛车道”不展示社区的现在，而是预言未来。“赛车道”也属于全国连锁，不同于其他加油站，它不收信用卡，这里所有东西都付现金，当然，这里的汽油也就比别处都便宜，因为这店不用向信用卡公司付费。“赛车道”瞄准的顾客是住公寓的人。大多数拥有信用卡的美国人拥有住房，每个家庭至少有两辆车，而住公寓的人，相对而言是年轻的、从一个工作到另一个工作的流动性工人，由于漂泊的生活方式，还没建立起借贷的信用。自然有地方抓住这些漂流者，“赛车道”就是。不过，我想我住的地方并没有公寓呀。前几天，我开车出门迷了路，当然，我是一个没有方向感的人，经常在家门口迷路，我想找自己一向喜欢的那片森林，前一阵在北京，没有机会看见树，找来找去，我发现我没迷路，路对，树不见了，代替森林的，是一片正在修建中的公寓。于是我恍然悟道，“赛车道”是为未来社区预设的服务。
       开车走过不同的加油站，你在一一目睹美国城镇的历史，所有美国城镇是被汽车和加油站连接起来的。就不用说，你目睹着美国以外，目睹到地底下的石油。败落小镇上的名画馆
       长夏里我喜欢做两件事。其一是伪造。更精确地说，是对名画的伪造。我的凉亭也是画室，周围被花环绕，阳光充足，还有什么比午后坐在画架前，伴着收音机里的天下话题，偷窃着故去的毕加索、塞尚的思维更妙的时刻?临摹躲避了原创的混乱和艰苦，在大师的笔色痕迹里，琢磨着人家固化的思索。另一件夏天里我爱干的事情是，从完美无瑕，过分修饰，飞速扩张的中产阶级小区逃走。逃到衰败、真实的小地方。一感觉到小区窒息，我就打开地图任意一指，开车走上一遭。当我发现，有个家伙在亚特兰大南边一小镇上开了博物馆，展览他自己伪造的古典名画时，我来了情绪。报上说，他临摹了二千五百幅世界名画，包括十九世纪法国印象派雷诺阿的《船上的午宴》，十六世纪西班牙维拉斯奎兹的《卖水的老人》。这两件都是我正在临摹的。我得去看看这位同伙手艺如何。
       干热。烤得公路和树发白。把地图铺在方向盘上，在高速公路上开了一个半小时之后，拐进乡间的小路，看到镇子的路标了。我经过高大的房子，廊下竖着高大的柱子，是所谓庄园式，还有维多利亚式的房子，耸立着三角尖顶。我立刻到了镇中心，因为认出一家电影院。这么一闪神，开过了头，过了一条火车道，即刻开出了镇子，栽进破烂小房子中。路上没车，索性看着后面，把车倒着，又开回镇中心。这是南方小镇到处一律的结构和景象。一头庄园里住着阔人。穷黑人住另一头。而穷白人和黑人隔开，又住一头。隐约着，你好像脱离开中产阶级充斥的当今美国，进了中世纪贵族与农夫的欧洲。谁在这种地方开绘画博物馆，有点邪门。
       小镇中心，一条短街，一个老旅馆，木雕细花的前廊。隔窗看，有茶室，没客人，也没有侍者。古董店。古董店。还是古董店。摆着些仨钱不值俩子的几十年前的小盘子、小碗、布娃娃和旧家具。作为镇中心标志的老电影院烧毁了，旁边的房子伸着个旧招牌，是镇上的老报馆，不知道关张多少年了。铁轨生锈，候车室门窗都没了。曾经，来往于道的生意人，下了火车，在旅馆里住上一夜，继续赶路。古董店的地方，站立过笑嘻嘻的烟花女子。这种南方小镇一百年前着实繁荣，四野种棉花，镇上开纺织厂，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棉虫灾害毁了棉田，纺织厂转移墨西哥，远至中国。而小镇们，立刻地，全部地，衰败下来。在老旅馆后面，透过倒塌的仓库，可以看见生锈的滚筒机里残留着棉花。我沿着洒满阳光的小街慢慢走着，拍着照片。街边一座木房，墙上残留着老商标，改作黑人教堂，布道人的声音传出来，浑厚如歌：赞美上帝!放逐恶魔!阿门!跟我一起说，阿门!信徒众声合歌：阿门!在门外侧耳倾听着，看着小街的对面。
       一个造型典雅的新招牌：“国际艺术博物馆”。
       里面很大，只有一位小个子金发女子。不是做画人，是管理员。门票四块五。她接过钱的时候，我似乎能感觉到她的心绷得很紧。她给我做解说，而满墙伪作没什么好解释的，她解释环境，解释小镇。说这镇上没录像带店，没音乐带店，连大型超级市场都没有，小加油站卖百货，也卖乐透大奖券，小镇人人买奖券，街上的生意人都恨这个新开的博物馆，因为门票钱会抢走人口袋里的小钱。“我们希望吸引小学生来参观，”她说着，偶然看我一眼，眼睛回避接触，“县上开设了挺不错的艺术专题课，小孩比家长们更懂得艺术，真希望通过孩子能把家长们带进来，可是，当春天开馆的时候，学校已经把这一年外出的钱全都花光了。我正在寻找基金会赞助。”她企图幽默，可幽默充满恐慌。我一边打量画，一边打听做画人。这人是摄影师，也是作家，周游世界，在存原作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中临摹名画，常住迈阿密(啊，黑手党出没的地方)，巴黎出生(哦，这就解释了他为什么用波德莱尔式的字眼儿自称“游手好闲的游荡者”)，眼下人在伦敦。
       我的好奇心并没被见不到人的沮丧打消：为什么选在这个地方开绘画博物馆?就算是假的，也该把假名画放在不太离谱的地方。管理员跟在我身后报告故事，说当这人偶然游走到这个地方，和一个穷学生聊天，一瓶酒下肚，学生悲叹，真想到欧洲亲眼看看古典名作。
       “去就是了。”这位世界旅游者回答。
       “太贵了。”学生说。
       “不算贵呀，”世界旅游者说，“有个几千美金就能把欧洲绘画馆逛上一遍。”
       “但绝大多数人付不起这样的旅行费。”学生回答。
       据说这位世界旅游者受了震动。他从来没有意识到穷人不能自由旅行。我在伪作前被震动着，我也从来没有想到，居然有人不知道这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不可能自由行走。不论是经济的，还是护照的原因。不过，这位游手好闲者生出一个念头，既然穷人被隔绝在穷乡僻壤，不能贴近伟大艺术，为什么不把伟大艺术带到人跟前?哪怕是仿制的。他搬到小镇来了，买下一座庄园，他说服同样住庄园的邻居，捐出小街这栋旧房，曾经是卖衣服的商店，他把自己的伪造画陆续搬来。我复制过的许多画，包括十五世纪荷兰画派博尔霍斯的《乡间的婚礼》也在这里。诚恳地说，他比我技法熟练，但我的伪造品比他这件好，看笔触，他画得太快，不够古朴。在曾经挂过领带、短裤的地方，现在悬挂着梵高、毕加索、比沙罗、达利，让我一一回忆我看过的原作。除了我，馆里没有其他观众。据说节日和周末来少数外面的人。这位不停说话的女人学的是艺术史，从精妙、世故的北方波士顿来。我看看她，也避免过久观察。显然，从那个文明老城到这个不能再偏僻的地方来的小个子女人，怀着巨大的梦想。因为她说，她希望不断会有艺术家来探访，这样，她就能开个艺术材料的商店，这里从来没有这种商店。在十三英里之外，有个大学，学生会成为艺术支持者，镇子外有个废弃的运动场，可以改造成希腊式的露天剧场……她不停地说着，我不断倾听着绷紧的内心。
       我走了出来。开着车又过小镇外的黑人住宅区，然后过穷白人的住宅区，再次被潦倒的烂屋顶震惊。穿着破裙子的黑女人坐在廊下瞪着我，挺着啤酒肚的白男人也坐在廊下瞪着我。我很困惑，精神同处困顿中的穷人要看贫穷的《卖水老人》吗?真正的艺术是不是只能产生在艺术群体的高度碰撞中?艺术是不是只能在有着艺术品味的地方存在?困扰我的是，当那个曾经的中心，在我眼中已不再是艺术灵感的中心，我究竟到哪里寻找?
       车转上高速公路，混人干热、白色的午后。所有高贵的、效果可疑的精神呈献都留在脑后，那位学艺术的女人神经质的肖像在眼前晃动。半调歌手 这个机会来得很偶然。人家找我的时候，只叫我译歌词。发现我做过戏剧，顺便问了一句，能不能把歌唱下来?
       能不能唱——我无法表达，我有多么爱唱歌!
       少年时代在乡下干着活，我常在茫茫原野上一个人大唱。在大学集体宿舍里写着小说，周围乱糟糟，我带着耳机，听着歌走笔。突然，看到同学们眼神极怪地冲我乐。艺术学院里个个半疯，但这些神经超常的家伙，全都惊奇地跟着歌星乱哼着我的声音。
       我的正常声音，比正常人低四到六度，不要说在少年合唱队争领唱了，小时候，我总是眼巴巴站在窗外，看着一排排整齐升高的红领巾，羡慕人人高亮着小嗓子。不过，我肯定是生逢其时，听听天下吧，我这样的半调子低沉，如今在流行音乐里多红!
       于是，叫我译歌词的人，一边给我传真过来歌词，一边便把我的电话号码转给了音乐技师，说是技师要听听我的声音。
       说唱，还立刻就得唱。
        唱个什么呢?《跑马溜溜的山上》?还是《十五的月亮》?在电话上给一个美国技师唱中文情歌，有点可乐!
       技师的电话来了。说了没两句，通过了一半。因为他立即给了我一个试声的地址。
       这时候，歌词也从传真上过来了。一看歌词，我从头傻了，我敢说，任我们谁，一看都傻。把歌词大意翻译下来：脚趾骨连接着脚掌骨，脚掌骨连接着腿腓骨，腿腓骨连接着膝盖髌骨……这么一直连接到头颅骨。一副完整的骨头架子。歌名叫做《骨头歌》。这歌是为一个节目设计的。中国恐龙骨架到了科学博物馆，博物馆在电视里打广告，构思是配合动画的恐龙，用英文，也用中文唱《骨头歌》。我这活儿属于广告的背景音乐，还是之一。
       我从不怠慢任何活儿。把骨头翻译出韵来并不容易，在骨头的连接中，原歌词还有对造物主的反复赞美。拿着这个稀奇古怪的歌问人，古怪不稀奇的是人人全都张嘴就唱。原来，这首黑人蓝调歌曲，也是美国人的儿歌，仿佛学A、B、C，他们在幼稚园里，唱着，数着，认识着自己的身体。
       这歌的旋律非常简单，但我决不掉以轻心。我进了音乐店，根据索引，查到歌，戴上耳机，一边听歌，一边看CD盘的说明。一看，一听，眼泪汪汪。
       CD是男声合唱的，是一支监狱犯人乐队，声音平和，稍带亲切，却能听出大地、烈日，听出生命的承受。
       转天，一手地址，一手CD，我去试唱。
       试唱的地方在一个小商业中心里。我穿过修指甲店、洗衣店，到一个全看不见里面干什么的门口，应该是了。
       我敲门。敲出一个瘦嶙嶙的骨头架，这人是电话上谈过话的音乐技师杰克。要不是看清楚里面有一堆专业器材，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录音棚。门边竖着两张弹簧床垫，既管吸音，也管挡外面的声音。麦克风后面就是厕所，杰克告诉我，那门关不紧，录音时会带上漏水马桶的声音。不过他是临时在这里为我试声。
       我发现碰上了同类。在漏水马桶和弹簧床垫之间的瘦子杰克，追求完美，比我还操心他全然听不懂的中文歌词。英文原文每句六个韵，他总觉得，我的音韵对得不够尽善尽美。
       中文歌词能不能也加些铺垫的“小砖头”?他皱着眉头问。
       行呀，我说，中国民歌里有的是“哎呦喂”。
       说改我就改。杰克用电子合成器为我伴奏。在我唱的尾音上，他微笑着一敲电脑键盘，即兴跳加个古筝风味的花儿!瘦子杰克二十年前提着一把吉他，来到这个南方摇滚中心，这里有《飘》的传奇，十足乡野气息，有的是贫穷加上最炎热的气候，然而这里的摇滚音乐却散发着大众普遍顺其自然，看似悠闲的感觉。我可以嗅出那个杰克内心多热多狂。二十年之后，他认了，他改了，干电脑合成音响的吃饭差事。他说等“头儿”来了就试录。
       头儿来了。是个女的，是给我传真歌词的那位。她模样挺酷，进了黑乎乎的录音间还不摘墨镜，出口也不俗，跟杰克聊的全是大歌星的动静。奇怪的是，她对我全无动静。听了一会儿，我大致勾画出这位穿得像《纽约时报》星期天杂志版时装的墨镜了，这是位跟着丈夫的职业打北方挪过来的常青藤毕业的知识妇女，做自由撰稿设计。不过，她只是一“头儿”，是节目设计，我们还要等另一“头儿”，等节目主管。
       这头儿接着也来了。头儿一只耳朵上塞着应答器，边打招呼，边在应答器上跟手机那边说话，转告瘦子杰克说，他那边又来其他方案：除了设想英文和中文，也许是拉丁文和中文，或者是爵士乐和中文。一秒钟闲不住，这头儿转腰问我，是说广东话?还是普通话? 嘿，还挺博学! 我回说，我们刚合作出一种国际中国话，哎呦喂。
       说完我就开唱，一唱就让他直喝彩。瘦子杰克冷峻地打断，行了，到正式录音的时候，不断转调上升就成了。 转调，天知道要砸锅， 正式录音的时刻在夜晚。又换了一个地址。按照地址，我开车经过脱衣舞夜总会，车到地方的时候，直让我想起电影里街头贩毒的场景。大着胆子钻出车，有两个黑人跟我打招呼，路灯底下，满脸灿烂。我认出来了，这是只有我能识别的自己人，也许犯过罪，有过前科，但都是歌手，白天打零工，半夜来唱歌!
       可不要小瞧给我录音的公司，墙上挂着他们上了全美流行榜的不少碟，好几位歌手的大名我也眼熟。而三位头儿：墨镜、应答器和瘦子杰克，都在这儿候着我了。
       这真是美式的哕嗦，一个几十秒的项目，也要几方当场认可才算完成。
       到此时刻，动画恐龙已经在电脑里神气活现地摇头摆尾了，英文那一半歌也录完了，万事俱备，就差一个我。
       我钻进录音棚，戴上耳机，跟着录音助手给出的配器音乐，在巨大明亮的场地中间，高唱不说，还手舞足蹈给自己加油。耳机里直听见大玻璃窗那边监控室里应答器大叫：“原来中国人不是只会卡拉OK!”听见瘦子杰克说：“你放尊重点!”在这地界杰克是头儿。
       我一定唱得人人都挺满意，大窗那边个个都观礼似地站直了朝我微笑。这时候，转调来了。完蛋了。我用中文怎么都转不好洋调!
       杰克进来了，弹起钢琴，叫我转调。这一手在大学声乐课上我跟老师练过，这个我会，起码我转的模样像专业的。杰克一出去，我又不会转了。这一下那边全体急了。在大窗那边紧商量，弄电脑，可能怕我慌了神连基本调都跑了，于是关了监听。我只见大窗子那边一片人串来串去，串得我直替人家犯难。这地方抓个真歌手真不难，难的是，大半夜到哪儿找个会中文的?!
       绝望之中，慌乱中谁错按了开关，我在耳机里听见，墨镜在监控室那边嘟囔：“要不，要不，叫她听一听乔治是怎么唱的?”
       乔治，是唱英文《骨头歌》那一半的人。那边的窜动稳了稳，乔治，从耳机里来了。
       这是真正的歌手，他声音浑厚，并且温和，听口音，是位黑人，奇怪的是，我能感觉到这人个子非常高。他唱着，我跟着，随着他的声音，随着他的不断转调，做我的转调。他数脚趾，我也数脚趾，他数脚踝，我也数脚踝，啊，他唱得那么轻松，我也随着放松。这是真正的歌手，旋律从心里自然流出。唱歌就是这样啊，是这样快乐，这样玄妙，这样自由自在。
       对着想象的乔治，我脚尖、脚后、脚跟踢着，我翩翩起舞，好个黄种小个秀兰·邓波儿和高大黑舞星对比。
       唱歌就是这样啊，没有方向，没有实体，灵魂飘摇在躯壳之外……
       录音助理们一一和我握手，并且安慰我说，不要紧，电脑能把我唱的一句一句接起来，保证天衣无缝。
       我要报—下成果：十六岁不到下乡时候我第一次拿到的钱是二十五块人民币，这晚上二十五秒钟，刨了税，我挣了一百九十二块五毛五美金。我的歌声，按着合同写的，在电视台广告缝里飘了整整两个礼拜。
       在录音公司门边分手的时候，果然如我感觉的，瘦子杰克告诉我，我的歌伴乔治个头两米二。一边说，杰克伸手在空中比划了一下。
       夜色空茫，旋律悠然，感激无名，给我独一却非无二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