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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拒绝写关于诗歌的东西，因为我自己还没理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知从何说起。
       也一直拒绝别人称我为诗人，因为我只是写了一点点分行的文字，那些文字究竟能不能算诗歌，我不敢肯定。
       五木说写写关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诗歌经历，那么我就从这里开始吧。
       我是1980年出生的，这是个尴尬的年代。各种话语把这个年份及以后出生的人称之为80后，然后给80后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我并不喜欢这种贴标签的游戏，且不说那些标签没有多少可信度，况且这个游戏本身也一点儿不好玩。
       我出生在安徽庐江的一个水乡，那里河流缠绕，鱼米香肥，乡邻温暖。
       我的父亲是一个小学教师，但他只读到初中一年级便辍学了。父亲每次提到他的辍学，都无限感伤。他说，1969年，安徽那一场大水啊淹没了所有的村庄，也淹没了他通往学堂的路，因为我的祖母，年仅48岁，从未与我晤面的祖母在那一场大水中病逝，作为家中最年长的男丁，他不得不选择去皖南谋生计。这些经历使他更加热爱书籍，也成为后来教育我和弟弟要好好读书的经典资源。所以，在我对少年时光有限的记忆里，父亲、母亲、弟弟和我四人晚饭后常围坐于桌子的四方，各忙各的：父亲备课、看书；母亲织毛衣做千层底儿的布鞋；我和弟弟温着课。这场景持续了很多年，直到我成长为一个明媚和忧伤都一样明亮的女子。那年我19岁，结束了我的高中学习生活要赴安庆读书，那是1999年。
       1999年，我开始了我的第一次“远行”：去安庆开始我的大学生活。
       起初并不快乐。因为我的高考没能像平时的各类测试一样顺利，在拥挤的高考队伍中，我被挤到了一个安庆的地方，那里惟一的一所本科院校并不是我想要去的地方，更要命的是，思想政治教育这个专业是我最痛恨的专业。我想过要换专业，比如中文，比如历史，但是没用，个人在僵硬的体制面前永远是个失败者。
       我痛哭过，也放任自流过，一度陷入自我的悲伤与无望中，直到我遇到诗歌。准确地说，是遇到了几个热爱诗歌的人。是的，是那些单纯的热爱诗歌的人让我慢慢喜欢上了安庆，并让我快乐起来。那些让我快乐起来的名字曾一次次在我的叙述中出现：徐勤林、周斌、鲍栋、汪靖、牛慧祥、余怒、沈天鸿、宋烈毅……
       从来没有一个群体像他们那样纯粹，只因为诗歌聚在了一起，聚在了一起只聊诗歌和诗人。
       第一次关于诗歌的活动，是在1999年10月的菱湖边。白鲸诗社的成员们三五成群拿着彼此的诗稿或读或议，或评或品。和我坐在一起讨论的是周斌，那时他读大四，对于诗歌已经有其独特的理解与书写方式，不知诗为何物的我其实并不具备和他讨论的可能，但是他和我“讨论”了：他低头看诗稿(他的?我的?还是其它?已经忘记。)，我遥望湖面，摄像机记录了这个场景，一直珍藏在我的影集里。有一次母亲翻我影集看到那一幕，很紧张地问：他是谁?我禁不住笑出声来。那一次，是我第一次接受诗歌“教育”。我还记得当时徐勤林指着公园里的一座桥问我那是什么，我说桥，他说：“错!那是坟墓!也是其他任何一个词语。”他说得干脆利落，没有停顿，他说话的时候目光如炬，头发竖起，仿佛一头狼，让人奇怪，甚至有些害怕。很多年以后，他那个形象还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曾在拙作《吃法之一》里写：“电风扇呼啦啦转：表达／夏天过分的热情。”拒绝表达／要呈现——“他说话，／头发竖着。他已经不在／这里，电风扇和从前一样：”
       这里的他就是徐勤林，也就是把我“逼”上诗歌写作的那个人。我将要读大二、他将读大四，也就是2000年暑假的时候，他说他不管白鲸了，要我和阿牛去管。他用了“管”这个字，我想他是累了，还是因为和他有话语的鲍栋、周斌毕业离开了。我不知道，也问不出原因所在。就这样，还没写过一首成形的诗歌的我成了白鲸的第十一任主编；啊牛，话语不多、性格有些内向、似乎经常陷入深思的啊牛成了白鲸的社长，并很快进入了白鲸“招兵买马”的繁忙状态中，我们仿佛养家糊口的小生意人，在新学期开始的那一个月里，每晚必到学校的英语角“练摊”，每来一个人，我们就抓住他／她说白鲸这样好那样好，曾经是高校文学社团擂主啊，曾经出过很多写得很好的诗人啊，如此等等极尽游说之所能。在我们的辛苦游说之下，那一年社员达一百五六十人，勤林说是历史上社员最多的一次。第一次开会，选择了理科楼的阶梯教室，黑压压的一片，挤满了人。我们笑了。但勤林泼冷水了，他说，你们没有几个可以写下去的。后来的事实证实他的话是无比正确的，写诗的人越来越少，到最后又只剩下啊牛和我以及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了，连勤林自己也不写了。
       真的要写诗了，我对自己说，因为当主编了吧。白鲸曾经有邵勇、漠子、冰凌、周斌、鲍栋那么多优秀的诗歌写作者，我尽量跟上去吧。这就是我最初写作诗歌的动因，说出来很多人不相信。
       最初写的诗如《晚年》和《日子》像青涩的花儿，还不知道怎样让自己开放，却着急地先撑起了自己。现在想来，这就是当时的我的状态吧。主编沈天鸿是一个写了多年诗歌与诗评等文字，在上个世纪80年代颇有盛名的作家，似乎比我父亲小一些，但像父亲一样鼓励着我要坚持写下去。他说，你只要写下去，你会写得很好的。时至今日，我依然感激他，却辜负了他当年的期望，我并没能如他所想的那样写得很好。实际上在平淡且愈加繁忙的日子里，我连不像样的东西也很难写成，每每想起便惭愧不已。近日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他去年刚出了一本新书，想打个电话祝贺一下，却不知从何说起，再想着自己如此不堪的现状，终是没能拾起电话，只能在心底默默地祝福他。
       就这样不了了之。
       认识余怒，是在1999年冬天鲍栋、周斌、勤林组织的诗歌沙龙上，当晚还有宋烈毅、沙马、沈天鸿、金肽频等十几个人。当时就想，安庆怎么有那么多写诗的人啊。当时年少，根本不知道写诗是怎么回事，只觉着挺好玩的一件事儿啊也不知道那些诗人里有很多都是当今写得很好名声在外的诗人。那晚，我们这群人聊着聊着就到下半夜了，还出去吃宵夜了，我没去。那时我还是个乖巧的小姑娘，习惯了午夜之前要回到宿舍的生活，单纯而美好；还没敢一个人去上通宵网吧更没学会在校门和啊牛比赛抽烟。啊牛一直讷于言而敏于行，当晚带着《秋树上的风筝》给大伙儿看，余怒等人都夸他，他就这样写得越来越带劲儿了。最近听说他出家了，原先很心疼他，直到读到他的近作，方心安很多，并相信他是个坚持自己的信念不随波逐流、真真正正的人。而我只带了一只胃，在人群的角落里喝水吃瓜子，并未深入词语的“意义”与“意境”的毁灭与建构中。
       后来每隔一段时间，就和啊牛去余怒家，和一群诗人在一起聊聊诗歌。我从不带自己的诗稿，我害怕自己的东西在我面前被肢解被粉碎。我总是那个安静的聆听者，默默地坐在他们身后的角落里，偶尔看看怒兄的儿子调皮地跑进跑出，偶尔也开开小差发发呆。有时也偏过头来听他们聊诗歌、吐烟圈。怒兄的烟圈吐得很出色：圆且不易散，
       总要飘起好一会儿才不舍地淡去。
       即便如此，还是不可避免地要受余怒的影响(任何一种能力的获得最初都来自模仿才能，所以写作者曾受别人影响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可以说，在安庆不受余怒的写作影响是件很难的事，几乎不可能。尤其是他的“诗歌游戏论”——人类在劳动之余有足够的闲剩精力和创造冲动，因此他们可以来游戏，可以用文学或艺术方式来调谐自己的生活，给我们单调乏味的日子带来欢乐、享受或审美愉悦……2003年在《诗歌月刊》上发表的《个体游戏》就是典型的“游戏论”产物。时任《诗歌月刊》“先锋诗歌”栏目编辑余怒这样评价：“……而刚走出校门的夏春花却有着与其年龄不相称的智性和冷静，实施着她的语言游戏……”对他的歧义、误义和强指等感觉多向性的语义负载也充满兴趣，并力求能在文本中呈现。所以在2002年当我的《以蜗牛的速度》、《经验》等诗出现在网络上的时候，网友波佩说我模仿余怒的痕迹太重，好在阿翔给了我鼓励。他说：“应该说，她受到余的影响是没错的，在这里关键是，夏作为女性诗人在写作上放弃了女性写作常见的写作方式，这本身需要很大的勇气。口语写作伊沙之后出现了女性诗人贾薇、巫昂，那么余之后夏就是女性第一个人。毕竟大家读惯了‘女性写作’，谁能会想到另一种写作上的可能性。”
       阿翔一眼就看到了我的书写特质。我并不明白“女性写作”这个概念究竟如何定义，但从一开始尝试诗歌写作，我就不愿意当别人看到我的东西的时候，首先想到的这是一个女性写作者。我是谁，是男性还是女性并不重要，我只希望我是隐身于词语游戏背后的那个自娱自乐者，我甚至希望我可以制定只属于我的游戏，陶然其中，无关风月。
       同时，作为初写者，我一直努力努力摆脱语言惯性和自身的书写惯性，所以，我的诗歌里也不可避免地有着一些刻意而为的痕迹。直到现在，我仍然写不出非常“女性”的东西来，即便写了，也不好看。但并不拒绝其他女性诗人的佳作，比如毕肖普、翟永明，比如希梅纳斯。我读的书不多，更多阅读记忆还是来自学生时代。大二那年暑假借了一本史蒂文森的诗集，很喜欢他笔下安静、空旷的画面感，几乎每天带到公园里读。大学毕业时开始喜欢策兰，倘若时光长满洞眼，他的诗便是从洞眼外伸进来的花朵，在月亮的血的光线中，死去还在呼吸。工作之后，很少读诗，买过几次书，每次拿回家的都是卡尔维诺的书，只因为他深信童话是真实的这样一个尽善尽美的梦想。
       读书的时候，我从没使用网络书写，偶有片言只语出现在网上，也是啊牛代我贴的。工作了，虽整天对着电脑，但要写点东西，还是习惯用纸笔，这是我最信任、最踏实的写作方式，纸笔是有质感的，有质感的东西容易引发有质感的东西，我一直这样固执地认为。我总是写得很慢，撕撕改改得差不多便放下，我坚持“我正在写几个东西”而不是“写了几个东西”的说法，诗歌于我永远在路上。所以得空时把那些永远无法完成的东西只晒到自己的博克上而非论坛，哪怕是不解。偶尔会去不解的论坛上去看看朋友们，随意看看，很少说话。别的诗歌论坛几乎不去，想不起来。曾尝试着去过几个还比较有意思的论坛，一两次下来就又想不起来了。想来我不是特别热衷写字的人啊，相较于诗歌写作，我更喜欢那些浮在生活表面的东西，比如美食，比如K歌，比如幻想，比如发痴。
       我讨厌战争，哪怕是网络上的口水战，所以我几乎不参加任何一场口水战。只有一次，为了邵勇，我戴起了红头巾但没穿马甲和一个叫张后的人小闹了。一下。亲近诗歌，远离诗坛，不媚俗，不愿意卷入无聊的网络口水战可能是不解所有同人的共识吧。所以我讨厌浮躁的诗坛，也讨厌像口水一样一点语感也没有的所谓的“口语诗”，从口水到口语也许只有一步之遥，但不是每个人都走得过去。我只希望自己能在缓慢的书写中发现词语的秘密与无限可能。“说时迟，那时快”词语稍纵即逝，所以要抓住那些看起来处于惰性状态的词语并不是件易事，这也是我的诗从未写好的原因所在。也因此，我几乎不对任何一首诗做好坏评价，且不说什么审美原则和写作观点都不一样的套辞，我更愿意相信，那些在别人眼里看起来是“不好的诗”还处于未竟状态。所以，我更愿意用喜欢与不喜欢来描述我当下的阅读体验。当时喜欢的，当下来再读读；不喜欢的，看过自然也就忘了。
       写作本身就是虚构与真实相互交替与渗透的游戏，所以个人情感对其写作多少是有些影响的。学生时代曾偷偷喜欢过一个现在看来也不过是凡夫俗子的男生，在当时的写作中时常会有那些情愫的影子。
       我写：“以蜗牛的速度／一只蜗牛迅速抵达冬天的树梢／抵达一场雨的根尖／以一个动词的高度：爱。”
       我写：“许多年了／你成为手中的袋子／秘密地占据自己。／你以为这只是一个袋子／或者袋子的一部分／黑黑地空白着。”
       我还写：“像我们细瘦的步子／紧凑，令人担心／一朵花在春天和夏天的缝隙里／走过潮湿的下午／走过一丝不乱的风／无数双盲目的眼睛／轻轻抖落多余的花瓣／抖落两个季节的秘密和不安／花蕊紧张着虚弱着的名词。”
       也许我想说我就是那只看起来坚硬实际却无比柔软的蜗牛，就是那个一直秘密地占据着自己的、等待着填充的空袋子；就是那深藏于花朵深处的紧张着虚弱着的名词花蕊……如同对待自己的诗稿，在情感面前，我再度成为那个有些羞怯、懦弱、缺乏勇气的陷入失语困境的孩子。整整四年，我和他一直像哥儿们一样布施着彼此的亲友之爱，直到毕业离开，直到数年以后各自有了自己亲爱的另一半甚至孩子，在网络上联系到彼此，除了祝福，再无其它。
       2003年，我第二次远离家乡，到上海做了一个小教师，从此安徽成为我的故乡。职业需要，我每天要写字，钢笔字，粉笔字，但都与诗无关。这里只有高楼大厦和拥挤不堪的欲望，没有诗歌，更没有一群人坐在一起只因为诗歌就可以长谈到天明的诗歌写作气场。惟一在这里联系过的诗人，是安庆籍诗人杨过；现在也因生活里添了无赖小儿而疏于联系，即便联系了，更多的时候是拉家常，我说我儿子如何如何调皮捣蛋，他说他工作怎么怎么紧张无味。人大了，少了单纯的可爱，多了繁琐的唠叨，世俗像风雨一样刮进了我们的生活。
       当我问我的夫婿：为什么会娶我呢?他回答：因为你清楚生活是怎么一回事。第一次听到这答案，我很诧异，我不知道我应该高兴还是应该难过。他说我清楚生活是怎么一回事，实际上我自己并不清楚，生活于我是混沌的，诗歌也是。然而一花一世界，多想也枉然。循着平淡的生活，我不再刻意回避“女性写作”，我开始写《良人语录》、《与良人语》以及与小儿嬉戏的小片段。偶有闲暇，便打打80分，或一个人在词语中游戏。如此，我还是个随遇而安的女人，没有锋芒，没有铮骨。
       现在，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我突然很想念安庆，想念那些曾无数次温暖过我的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