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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诀别
       一九三六年大半年，我们的日子是在忧喜交错之中度过的。父亲的健康状况起伏很大，体力消耗得多。因此，家里的气氛总与父亲的健康息息相关。
       每天清晨，我穿好衣服去上学。按照过去惯例，父亲深夜写作睡得很晚。今年以来，因为他不断生病，母亲就叮嘱我，进出要小声，切勿闹出声响，以免影响他休息。
       遵照母亲的嘱咐，每天我从三楼下来总是蹑手蹑脚，不敢大声说话。父亲的房门一般不关，我悄悄钻进卧室，侧耳倾听他的鼻息声。父亲睡在床外侧，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声。父亲睡在床外侧，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水中浸着他的假牙。瓷杯旁边放着香烟、火柴和烟缸，还有象牙烟嘴。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让他一展容颜，也算是一点安慰。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面，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这些动作十分轻捷，没有一点声响。也不敢像过去那样每当出门，总要大声说一声“爸爸再见”。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装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父亲往往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嘴里有啥末事?”父亲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姑，香烟是你装的吧。”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比什么奖赏都贵重，心里乐滋滋的，饭也吃得更香了，父亲和母亲也都相视一笑，借此全家人暂离愁城。
       然而父亲的疾病却是日渐加重了。来访的客人不能一一会见，只得由母亲耐心解释和转达意见。每当病情稍有好转，就有萧军、萧红两人来访。这时候父亲也总是下楼，和他们一边交谈，一边参观萧红的做饭手艺，包饺子和做“合子”(馅饼)这些十分拿手的北方饭食，一眨眼工夫就热腾腾地上了桌，简直是“阿拉丁”神灯魔力的再现；尤其是她那葱花烙饼的技术更绝，雪白的面层，夹以翠绿的葱末，外黄里嫩，又香又脆。这时候父亲也不禁要多吃一两口，并且赞不绝声，与萧军、萧红边吃边谈，有说有笑，以致压在大家心头的阴云似乎也扫去了不少。这时，我小小的心灵里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常来，为我们带来热情、带来欢快。
       自六月以后，父亲的疾病更令人担忧了。六月末的这一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追述说，自五日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日记)遂不复记。”连一向坚持的日记都不能记，可见他的病是相当严重了。
       秋天来临，一片萧瑟。因为父亲日益病重，家里寂静得像医院一样。每天要测量体温，医生也有时前来注射(有时由护士代替)。我耳闻目睹的几乎大都是有关治病的事情，因此，心情更加晦暗。每次吃饭也没有过去的那种欢乐气氛了，父亲虽然还是下楼和我们一起吃饭，但吃得很少，有时提前上楼回他的房里去。陪客人同餐，也不能终席。所以大家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正在越来越沉重的向我们袭来。我虽然不懂父亲病情的变化，也不懂什么叫做“死期”，但脑子里影影绰绰的感到它会产生巨大的不幸，而且与父亲的生命有关。只是希望它不要降临，离得越远越好。
       有一天，父亲的呼吸比较费力。内山完造先生得知，就亲自带来一只长方形的匣子，上面连有一根电线可以接上电源。打开开关以后，只见匣子微微发出一种“滋滋营营”的声音，匣内闪出绿色的微光。过了一阵，便可闻到大雷雨之后空气中特有的一股气息——臭氧。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二日，父亲在日记中写道：“夜内山君来，并持来阿纯发生机一具。”说的便是这件事。使用它的目的，是为了使呼吸舒畅一点，但试用了几次，似乎没有明显的疗效。不久，内山先生也就派人取回去了。
       说来也许奇怪，父亲去世前两天，我下午放学回家，突然耳朵里听到遥远空中有人对我说：“你爸爸要死啦!”这句话非常清晰，我大为惊讶，急忙环顾四周，附近并没有什么人。但这句话却异常鲜明地送入我的耳鼓。一个七个岁的人就产生幻听，而且在此后这么多年再也不曾发生过，这真是一个不解的谜。姑且写下，以供研究。当时我快步回家，走上三楼，把这件事告诉许妈。许妈斥我：“瞎三话四，哪里会有这种事。”
       但是不幸终于来临了。这年的十月十九日清晨，我从沉睡中醒来，觉得天色不早，阳光比往常上学的时候亮多了。我十分诧异，许妈为什么忘了叫我起床?连忙穿好衣服。这时楼梯轻轻响了，许妈来到三楼，低声说：“弟弟，今朝你不要上学去了。”我急忙问为什么。只见许妈眼睛发红，但却强抑着泪水，迟缓地对我说：“爸爸呒没了，侬现在勿要下楼去。”我意识到，这不幸的一天，终于降临了。
       我没有时间思索，不顾许妈的劝阻，急促地奔向父亲的房间。父亲仍如过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那么平静，那么安祥。好像经过彻底的写作以后，正在作一次深长的休憩。但房间的空气十分低沉，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母亲流着眼泪，赶过来拉我的手，紧紧地贴住我，像是生怕再失去什么。我只觉得悲哀从心头涌起，挨着母亲无言地流泪。父亲的床边还有一些亲友，也在静静地等待，似乎在等待父亲的醒来。时间也仿佛凝滞了，秒针一秒一秒地前进，时光一分一分地流逝，却带不走整个房间里面的愁苦和悲痛。
       不一会，来了个日本女护士，她走到床前，很有经验地伏下身去，听听父亲的胸口，心脏是否跳动，等到确认心跳已经停止，她便伸开双手隔着棉被，用力振动父亲瘠瘦的胸膛，左右摇动，上下振动，想用振动方法，使他的心脏重新跳动。这一切，她做得那样专心，充满着必胜的信念，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我们也屏息等待，等待奇迹的出现。希望他只是暂时的昏迷，暂时的假死，忽然一下苏醒睁开眼睛。然而父亲终于没有苏醒，终于离开我们而去，再也不能慈爱地叫我“小乖姑”，不能用胡须来刺我的双颊了……
       我的泪水顺着脸颊倾泄而下，连衣襟都湿了。我再也没有爸爸了，在这茫茫无边的黑暗世界之中，就只剩下我和母亲两个人了。我那一向无所忧虑的幻小心灵突然变了，感到应该和母亲共同分担些什么，生活、悲哀，一切一切。母亲拥着我说：“现在你爸爸没有了，我们两人相依为命。”我越加紧贴母亲的怀抱，想要融进她温暖的胸膛里去。
       过了一会，又来了一些人，有录制电影的，有拍摄遗照的……室内开始杂乱起来，不似刚才那样寂静了。
       这时来了一位日本塑像家，叫奥田杏花，他走近父亲的床前，伏身打开一只箱子，从瓶子里挖出黄色粘厚的凡士林油膏，涂在父亲面颊上，先从额头涂起，仔细地往下，慢慢擦匀，再用调好的白色石膏糊，用手指和刮刀一层层地搽匀，间或薄敷细纱布，直到呈平整的半圆形状。等待了半个钟头，奥田先生托着面具边缘，慢慢向上提起，终于面具脱离了。我看到面具上粘脱十几根父亲的眉毛和胡子，心里一阵异样的揪疼，想冲上去责问几句，身子却动不了，母亲拥着我。她没有作声，我又说什么呢!奥田先生对面膜的胎具很满意，转头和内山完造先生讲了几句，就离开了。
       七八点钟以后，前来吊唁的人渐渐多起来了，但大家的动作仍然很轻，只是默默的哀悼。忽然，我听到楼梯咚咚，一阵猛响，我来不及猜想，声到人随，只见一个大汉，没有犹豫，没有停歇，没有客套和应酬，直扑父亲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般地号啕大哭。他伏在父亲胸前好久没有起身，头上的帽子，沿着父亲的身体急速滚动，一直滚到床边，这些他都顾不上，只是从肺腑深处旁若无人地发出了悲痛的呼号。我从充满泪水的眼帘之中望去，看出是萧军。这位重友谊的关东大汉，前不几天还在和父亲一起谈笑盘桓，为父亲消愁解闷呢!而今也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父亲的感情了。我不记得这种情景持续了多久，也记不得是谁扶他起来，劝住他哭泣的。但这最后诀别的一幕，从此在我脑海中凝结，虽然时光像流水一般逝去，始终难以忘怀。
       关于父亲的突然亡故，后来据日本友人鹿地亘回忆，前一天，父亲曾步行到他寓所访谈，离去已是傍晚，那时天气转冷，以致当晚就气喘不止，并不断加重，引发气胸，仅半天就告别人世。鹿地亘也就成了父亲最后一位访问过的朋友。
       回头再说石膏面膜的事。当时面膜翻注一具，交由我们留作纪念。它上面粘有父亲七根胡子，但已不是父亲生时的模样了，脸庞显得狭瘦，两腮凹缩，我想那是奥田杏花翻模时全局假牙没有装入之故，以致腮部下陷的吧。但不管怎样，它是极其珍贵的。五十年代，上海鲁迅纪念馆落成，我们将这副面膜捐献给他们，现在作为一级文物保存着。
       一九九九年，上海鲁迅纪念馆重建。在新馆落成典礼上，市委副书记龚学平同志和我一起商量，认为胡子里有父亲的DNA，或许若干年以后会有科学研究价值，应该以特殊的手段专门保存。这当然是好事，作为鲁迅后人，我十分感激和欣慰。
       但是此前，我也曾遇到过令人愤慨的事。那是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北京美术馆对面有一家工艺品商店，竟在出售父亲的“再”复制面膜。它在白色的石膏成品上喷涂了墨绿色，手感分量不重。我买了一具，回到家里稍加研究，发现它没有制作单位，也无任何别的标志，可以判断它是从某一石膏面膜上复制的，而不似“再创造”。我经过多方打听，始终找不到它的出处。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如果奥田杏花先生归国时不能多带行李，把这具“原始”阴模留给了谁，这位“保存者”在“文革”后期“生产”了这些“产品”出售，以救穷急，这倒还情有可原；但是，如果它出于某位艺术家的“创作”，那么我不禁要问：拿一个死者的原始面膜翻制赚钱，你的基本道德在哪里?何况这是鲁迅，人们心目中的伟人啊!何况这是鲁迅，人们心目中的伟人啊!我祈愿这种亵渎先辈的事，只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才发生。
       一个长埋于心底的迷
       关于父亲的死，历来的回忆文章多有涉及，说法小异大同，凡乎已成定论。但在我母亲许广平和叔叔周建人的心头，始终存在着一团排解不去的迷雾。到了一九四九年七，那时北京虽已解放，新中国尚未成立，建人叔叔即致信母亲要“查究”此事。这封信至今保存完好，全文如下：
       许先生惠鉴：
       前日来信已如期收到，看后即交予马先生了。马先生屡电催，您究拟何时返平”鲁迅死时，上海即有人怀疑于为须藤医生所谋害或者延误。记得您告诉我说；老医生的治疗经过报告与实际治疗不符，这也是疑案之一。此种疑案，至今存在。令您既在沪，是否可以探查一下，老医生①是否在沪?今上海已解放，已可以无顾忌地查究一下了。不知您以为何如?草此布达，敬祝
       健康
       弟 建人 启 七月十四日
       到了同年十月，叔叔更在《人民日报》著文，对须藤医生的诊疗公开表示质疑。后来听说日本医学界有位泉彪之助先生，曾为此专程到上海鲁迅纪念馆来查阅过有关资料，最后似乎做了支持须藤医生的结论。但这仍不能排除二老的怀疑。一直到晚年，母亲和叔叔仍不止一次地向我谈起此事，叔叔甚至在病重之际，还难释于怀。如今我也垂垂老矣，因此觉得有责任重提这桩公案，将自己之所知公诸于众。至于真相究竟如何，我也无从下结论，只能留待研究者辨析了。
       建人叔叔是这样对我说的，父亲临死前，确实肺病极重，美国友人史沫特莱特请一位美国肺科专家邓(DUNN)医生来会诊。孙夫人宋庆龄也在这里起帮助作用。邓医生检
       ① 老医生：即须藤医生。这是大家对须藤习惯的称呼，其余文亦同。
       查之后对我们说：病人的肋膜里边积水，要马上抽掉，热度就会退下来，胃口随之就会开，东西能吃得下去，身体的抵抗力就会增加。如果现在就开始治疗、休养，至少可活十年；如果不这样做，不出半年就死。治疗方法极简单，任何一个医生都会做。你们商量一下，找一个中国医生，让他来找我，我会告诉他治疗方案，只要照我说的去做就行，无须我亲自治疗。提到是否要拍“X”光片，邓医生说，“经我检查，与拍片子一样。”讲得十分把握。邓医生的诊断是结核性肋膜炎，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才抽积水。我相信叔叔说的话，因为现在我也知道，这种诊断连般医科高年级学生都能通过听诊得出的，而不应当被误诊。况且须藤医生已为父亲看病多年，更不该搞错。
       叔叔接着说：上边这些话，是你爸爸妈妈亲自讲给我听的。那时我还通过冯雪峰的妻子，也同冯(雪峰)先生谈过①，但他仍赞成老医生继续看下去，这样邓医生的建议就被搁置起来。孰料邓医生的诊断颇为准确，十月份父亲死后，须藤写了一张治疗经过，使用的药物等等，你母亲经常提起这份报告，说这不符合当时治疗的实际情况。诊断报告的前段，讲鲁迅怎么怎么刚强一类空话，后段讲述用药，把诊断肋膜积水的时间提前了。这种倒填治疗的实际情况。诊断报告的前段，讲鲁迅怎么怎么刚强一类空话，后段讲述用药，把诊断肋膜积水的时间提前了。这种倒填治疗时间的做法，非常可疑。记得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鲁迅断然拒绝，说：“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个方面做出什么决定呢?再联系到鲁迅病重时，迫不及待地要搬到法租界住，甚至对我讲，你寻妥看过即可，这里边更大有值得怀疑之处。也许鲁迅有了什么预感，但理由始终不曾透露。我为租屋还代刻了一个化名图章。这件事距他逝世很近，由于病情发展很快，终于没有搬成。
       须藤医生在我父亲去世后，再也没有遇到过。当时以为，也许是我们迁往法租界之故吧。但到了解放后，我母亲几次东渡访问日本，在进行友好活动的过程中，曾见到许多旧日的老朋友，里面也有为我家治过病的医生，都亲切相晤各叙别后的艰苦岁月。奇怪的是，其中却没有这位与我家的关系那么不同寻常的须藤医生，也没有听到谁人来传个话，问候几句。日本人向来重礼仪，母亲访日本是媒体追踪报道的目标，他竟会毫不知情，什么表示也没有，这是不可思议的。只间接听说，他还活着，仍在行医，在一个远离繁华城市的偏僻小地方。难道他曾经诊治过的病人太多，真的遗忘了吗?一句话，他怎么会在那多多熟人里消失了呢?
       叔叔又讲，鲁迅死后，你病了想找医生诊治，那时还没有离开虹口大陆新村；问内山完造先生该找哪位医生，内山讲了一句：“海婴的病，不要叫须藤医生看了吧!”那意思似乎是已经有一个让他治坏了，别让第二个再受在了。
       商务印书馆一位叫赵平声的人曾在“一·二八”前讲过，须藤医生是日本“乌龙会”的副会长，这是个“在乡军人”团体，其性质是侵略中国的，所以这个医生不大靠得住。叔叔听了就对父亲讲，并建议现在中日关系紧张，还是谨慎些不找须藤医生吧。父亲当时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叫他看下去，大概不要紧吧。”
       也许是多疑，还有一件事，母亲也对我说过多次。她对用药虽是外行，有一件事却一直耿耿于怀。她说，肺结核病在活动发展期，
       [注解：中日关系紧张时，要想和冯雪峰、周扬商量一件事，他们都不露面，甚至递传点消息都不易。叔叔找冯雪峰的妻子递话，就是当时的实际状况。叔叔还讲到过，在十九路军抗日时期，冯雪峰住虹口离鲁迅的家不远，北四川路邮局旁的永安里，形势刚刚开始有紧张，他就不见踪影。为此，鲁迅很不满，就连通知也不通知一下。几天以后，由内山先生代雇了一辆汽车，我们全家才被送到四马路的内山书店二避了四十天。——海婴附]
       按常识是应当抑制它的扩展。虽然那时还没有特效药，但总是有治疗的办法，例如注射“空气针”等。但是，须藤医生却使用了激素类针剂，表现上病人自我感觉畅快些，但促进了疾病的发展蔓延。这种针剂是日本产品，我国的医生并不熟悉，又时过几十年，要寻找了解当时日本对此类疾病的治疗专家来鉴定恐怕是很难的了。我在此只是将母亲的疑问记录下来。
       母亲还说，父亲临死前一天，病情颇为危急，呼吸局促，泠汗淋漓，十分痛苦。问须藤医生病情的发展，老医生说：“过了今天就好了。”母亲后悔地讲，我总往好缓解的方面去想，不料这句话是双关语，我当时太天真了。到了凌晨，父亲终于心脏衰竭而亡故了。母亲当时的伤心悔恨，我想谁都能想象是出的。
       综合以上事实，作为一个负有全责的、人命关天的抢救医生，须藤医生在这两天里采取了多少积极措施呢?这在母亲的回忆录里叙述得很清楚，不再重复。我还有进一步的疑问：父亲是肋间积水，去世前发生气胸，肺叶上缩压迫心脏，最终是心力衰竭而停止了呼吸。我当时站父亲床前，看到日本女护士，两手左右摇晃父亲的胸部，力图晃动胸中的心脏使它恢复跳动。这仅是“尽人事”而已，毫无效果的。使我怀疑的一点是：须藤似乎是故意在对父亲的病采取拖延行为，因为在那个时代，即使并不太重的病症，只要有需要，经济上又许可，送入医院治疗总是为病人家属所愿意的。须藤为什么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而只让父亲挨在家里消极等死?
       如今父亲去世已经一个甲子，这件隐藏在上辈人心中的疑惑，总是在我心头闪闪烁烁不时显现。是亲人的多疑还是出于莫须有的不信任?我以为否定不容易，肯定也难寻佐证。但我想还是抛弃顾虑，将之如实写下来为好。我绝无以此煽起仇恨的意思，祈愿日本友人，不要以此怪罪。我只是实事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