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亲爱的朋友：你看过了我回忆1942年滇缅边境大雪山历险记的文章《从伊江到怒江》(
       发表在《当代》1996年第一期)，很感兴趣，说是惊心动魄，怪我从来没向你们谈起过。回
       想起来，这些年在一起长谈的机会本来不多，谈起来也很少涉及那些年长月久的历史题材。
       我们生活在一个惊涛骇浪的大时代。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者，每个人都有一肚子惊险故事。
       比较起来，我所经历的算不了什么。不过你们既然想听，我就再讲一段。以后说不定还会再
       讲几段。
       1945年秋天，为了逃避蒋家特务的暗害，我曾混入蒋军离开昆明，经广西，下越南，登
       美绕过中国四海，在东北葫芦岛登陆，这年年底到北平。绕过这样一个大圈子，历时两月。
       这确是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值得追忆并记录下来，因为不平凡，许多事情还能记住。究竟事
       隔半个世纪，有些事物的细节，还有些地名和人名，可就记不清楚了。
       因写诗诵诗惹祸
       我曾在回忆李公朴、闻一多烈士的文章中谈到过，1945年日本投降前后，我在昆明一些
       民主运动的群众集会上朗诵了自己的几篇政治讽刺诗：有些诗句直指人民公敌蒋介石。这些
       诗在青年中传开了，引起蒋家特务机关的仇视。大约10月间，公朴先生到重庆开会(其间发
       生的较场口事件中，他被特务殴打受伤)之前，去看望了龙云的副官长杨组庵。杨是我们的
       好友杨一波同志的胞兄，他有时向公朴透露一点内情。这天，他邀公仆同靠在鸦片烟床上，
       小声对公朴道：“你叫张光年快走吧，人家要动手了。”据说，龙云的特务系统跟“中央特
       务”有矛盾有沟通，这是前者从沟通中得到的消息。我当时住在李公朴家，在他创办的北门
       出版社当编辑，编辑部还有一位王健同志(全国解放后曾任民盟中央宣传部长)。公朴回家后
       ，便邀我和张曼筠、王健一同商量，考虑是否先到外县某个地方避一下。战争年代交通十分
       不便，重要关卡有特务把守，要远走高飞是很困难的。
       这时，我少年时候的同乡好友雷任民医生从远郊区来访。他原名雷振。1926、1927年大
       革命期间，我们在湖北老河口镇同属共青团一个支部，怀同手足。大革命失败后他逃出家乡
       ，在某大学念医科，后来在武昌省立医院行医，我们仍是可以谈心的朋友。此刻他在离昆明
       市区很远的一个美军主持的炮兵训练基地(为蒋军训练炮兵官佐的)附属医院主管医务。日本
       投降已快两月，他准备沿贵阳、重庆回到武昌，问我愿不愿意同行。雷医生是个细致谨慎的
       人，而我当时是个危险人物，他伸出这援助之手是很不容易的。可是我前几年(1941年2月)
       好容易逃出重庆特务的魔掌，不愿再取道重庆。我接受了这位朋友的好意，随他同乘美国兵
       开得飞快的吉普车，到远郊炮兵基地他家里住了一个多星期。他说：“我这里最安全。”
       我在武汉念书时候，雷医生的妹妹在汉阳一个教会学校里念书。当时雷医生很想让我和
       他的妹妹交好，一定要我到汉阳去看望他的妹妹，我曾去看过她。其实在家乡老河口我就见
       过她，那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长得也很漂亮，英文也说得很好。但当时我的情况是今天
       呆在这里，明天就不一定跑到哪里了，在这样漂泊的生活中根本谈不上婚姻问题。
       一次，我们在武汉街头相遇。我说起我的心情，他不等我说完，就用手轻轻捂住我的嘴
       ，请我不要再讲。我当然是让他很失望了。在炮兵基地雷医生家里住的时候，他的妹妹也来
       了，这时他们的兄妹关系已不那么好了，但对我依然都很友善。后来，我踏上了我的行程，
       雷医生则带着他一家人，按计划要从昆明经过贵州四川一带崎岖惊险的山路到达重庆，又至
       柳州，从那里回到武汉。抗战胜利至全国解放以后，不管是在故乡老河口还是在湖北省立医
       院，我都没有打听到他的消息，担心他们很可能在贵州的山间翻车，全有遇难了，那里翻车
       事故经常发生。我至今仍非常怀念我这位从少年时代起就相识相知的朋友和同志。
       当我从雷医生处回到昆明北门街，公朴先生已去重庆参加民盟中央的会。李夫人张曼筠
       对我说：现在有一个机会。她有个亲戚王参谋在昆明城防司令部任职，是杜聿明司令部下。
       杜调到东三省担当反共重任——东北剿共总司令，他留在昆明的部队也要全部调走，从这里
       到越南，坐美国兵舰到东北。国民党从是贪污吗?他们的军队在昆明大量吃空额，这次行军
       卖空额，说是过上海时停泊几天，想去上海的可以花钱顶个名字一道走，路上点名时应个声
       就行了。曼筠说，王参谋来看过她，表示愿意帮忙。王是中年军官，说话、办事、行动都利
       索。公朴临走时商量过，他的意思是让我和李克金(北门书屋经理)在王参谋照顾下到上海去
       ，为北门出版社在上海开业做些筹备工作。青年友人林季阳也愿同去，做我的助手。林当时
       是在《扫荡报》当编辑的一个华侨青年，原名伍虹，1941年我在缅甸仰光编刊物时做我的助
       手，与我关系很好。他能与我同道，我表示非常高兴。(1988年访海南时我到他家去过，一
       别四十三年，我在赠他的诗中写道：“四十三年一饭香……”)
       这样，张曼筠同志就在家里请客。我和李克金、林季阳、王健同志也参加了，专程宴请
       、郑重拜托了王参谋。王替我们买到城防司令部电讯队的三个空额(印象中每个空额法币或
       关金二十万元)。我们分别做好准备工作，各换上一身黄卡其布中山服。10月25日早上，在
       王参谋带领下，我们不声不响地爬上这个电讯队的一辆中型吉普车，随着前不见头后不见尾
       的长长车队，依依不舍地离开昆明。
       我从重庆逃到缅甸，在缅甸的一年间，办刊物，组织反法西斯的青年团体，然后回到昆
       明，在云南共呆了三年，那里有不少无话不谈的朋友，如李公朴、闻一多、楚图南、吴晗等
       ，文艺界还有李何林、吕剑等同志；因为在那里教书、搞读书会，还有不少学生，我的未婚
       妻黄叶绿也在昆明，离开昆明确实使我有些恋恋不舍。
       走进走出广西十万大山
       这辆中型吉普车里装了不少小木箱，我们七八个人插空坐在小木箱上，就显得局促了。
       头上是帆布顶篷，只有向后看，不能向前面和两边看。车跑得快，公路不平，车内颠簸厉害
       。快到中午时分，据说在曲靖附近。哎呀，不好!咔嚓一声，车子侧翻在公路边，一堆小木
       箱，不算太重，可也有几个人受伤。我的左臂本是残废而僵直的，这时左臂关节第三次折断
       (第一次在晋西堕马，第二次在綦江翻车)。林季阳是右臂骨折，右臂时肿胀，痛不可忍，只
       好回昆明医治，这一别就是四十多年。李克金要陪我回昆明。我连说：“不用不用，我有经
       验。请军医用小夹板和绷带将关节处缠好，继续前进。”骨折处肿起来，说不痛是假的；说
       回昆明可不干。克金是理解的。
       幸好吉普车没有“骨折”。我服用了云南白药和止痛片，半躺在车里，糊里糊涂随车前
       进。一时说是经过文山苗族地区，一时说是进入广西的十万大山。大山是否确有十万，不得
       而知，反正是荒凉的无穷无尽的山路。山路曲折而险陡，年轻司机太莽撞，我们这些倒霉的
       乘客，又尝到几次各式各样翻车的滋味：东倒的，右翻的，四脚朝天的，一头撞在山腰的。
       幸亏车身轻，乘客也有了经验。每次司机都说声“对不起”，大家也不好说什么。我们三个
       (还有一位西南联大地质系学生张启祉)是冒名顶替的，只要不赶我们下车，就感谢不尽了。
       在十万大山行程中，一件奇异见闻不可不记。我受伤骨折后，途中有时下车休息。不能
       谋几次从前面车队绕过来，表示关心和慰问。我的生命力比较强，大约一周后，肿渐消，不
       痛了，行动也还方便。一次休息打尖时，王参谋高兴地跑来说：“我带你们拜访县政府。”
       我想拍拍身上的灰，梳理一下头上的乱发。他说：“有用了。”他带我们几个沿着公路边上
       的小径，爬过一段山坡，见到坡顶一座破庙的山门。我们走进去，空荡荡厅堂时，并不见泥
       塑木雕。厅后和两边还有些空房，也都破败不堪。那里也有军官在参观，向王参谋介绍说：
       这就是原来的县政府。前几年这一带闹虎。老虎饿了，常到县政府来讨吃的，把县官们和附
       近的老百姓都吓跑了。这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古人说：“苛政猛于虎”，可还有虎猛
       于苛政的例外。当时问过县名，记不住了。
       经南宁、河内到海防
       车队闯出山国，到了广西省会南宁，休息三天。一路吃苦，大家嘴馋了。我和克金上过
       两次“地羊馆”，品尝清炖狗肉的滋味。还好奇地叫过一盘红烧穿山甲，记得像红烧牛肉味
       ，但肉质粗些。克金提议说：这里菜不贵，我们是不是请请王参谋。这是个好主意。我们请
       王参谋上小馆，想不到他还邀来城防司令部(也即行军司令部)的参谋长和副官长，还有主管
       电讯队的孙参谋。我懂得这是王力意为我们拉关系。我在行军中改名张华甫，自称是西南联
       大讲师。闻一多先生当时任清华文学系主任，一直想把我拉到他那儿去做讲师，他与文学院
       长冯友兰几次提起，冯表示同意。但一次我在西南联大大厅举行的三千多人的大会上，朗诵
       了我当时写的一首尖锐锋利的政治讽刺诗《我嘲笑》，却把冯胡子吓着了，他改口说：“以
       后再说，以后再说。”离昆明时我在名片上自称西南联大文学系讲师，心想如果受到追究，
       闻一多先生会认帐的。李克金不用改名，他的名片印上北门书屋经理的衔头。他是经理，又
       是王参谋的苏北同乡，就以他的名义请客了。我和副官长认了河北同乡(我旅行时多次用我
       的好友李九皋医生的籍贯，自称河北蓟县人)，还算谈得来。离开南宁的那天，我们一同在
       街头散步时，他小声对我说：“我真倒霉!我的勤务兵逃跑了，把我装钱的小箱子卷走，不
       知跑到哪里去了。”后来听王参谋说：他损失不小，不过他还有别的箱子。
       车队一出睦南关(那时还叫镇南关)，在柏油大道上开得飞快。车里的人都有些。我想我
       这左膀子又保不住了。还好，没出事。我们顺利到达越南北方的首府河内。
       我对河内的印象十分模糊。我好像在街上看到一些红红绿绿的标语；好像听说越南的人
       民军队曾进入市内，又匆匆撤走了。原谅我吧，我们只是从这里路过，以我这时的身份，也
       不好打听什么。对商业城市海防的印象也模糊的。不过在海防等船，等了一个星期。有时逛
       逛街，看到有些华人开的商店、旅店和餐馆，不少人会说广东话。我们随司令部的一帮人似
       乎借住在一所学校里。已经认识的几位军官邀我们打扑克。副官长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副麻将
       牌，邀我和李克金、王参谋一起打小牌，混混时间。
       记得刚到海防时候，各部门曾经分别在各个马路上、大道上整队点名。我也站队充数，
       死记住自己的名字冯x x。点到这名字时候答应一声，就算过关了。我顶的名额是个通讯兵
       。在海防时候和在海上航行时，主管电讯队的孙参谋客气地分配我收听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
       广播，记录下来供长官们阅览。那时的收音机是笨重的，有时不大清楚，还占用我不少睡眠
       时间。可是我对这工作很感兴趣，甚至感谢他们分配我担当这一重任。要知道，电讯队是个
       机要部门，他们却分配我这个危险人物来收录战讯；可见行军司令部跟昆明的特务机关没有
       经常联系；他们的贪污、腐败与官僚主义，对革命人民未尝不是好事情。那时候，正是国内
       全面内战的前夕，是蒋政府制造全面磨擦、爱国军民奋起斗争的重要关头，我能够从他们的
       电讯中每天听到一鳞半爪的信息，也是十分难得的啊!
       在美国兵舰上的奇异遭遇
       终于到了登船的时刻。我们登上的是一艘庞大的空旷的运输舰，那军舰停在岸边好像一
       座山。我原以为美国军舰是有座位的，比较舒适的。谁知分配我们的一层，是昏暗的像足够
       场那么宽大的平面货舱，可容几百人打地铺。我不知舰内共有几层(至少三四层吧)，也不知
       这舰队共有几艘。只见我们已经熟识司令部的几位军官，也在我们行李旁边，骂骂咧咧地打
       地铺躺下，一点也不受到礼遇。不仅如此，我们刚排队进入舱口，就有两个美国大兵喝令我
       们站住。他俩每人身前一个装满药粉的大口袋，不停地从袋中抓一把白粉塞进我们每个人的
       脖子前后，滑石粉式的水毒剂从内衣里面滑下去，全身里外弄脏了。这些美国佬毫无礼貌，
       管你是官是兵，是贵是贱，一律按照亚洲土人或东亚病夫待遇。这使口口声声夸说美国好的
       孙参谋也气得骂娘。海湾风景好。开船时王参谋邀我登上甲板看看，只见不岛不少，白鸥翻
       飞看不出什么名堂。
       这里写一段插曲。1962年7月，我曾经作为中国和平大会的代表，应邀参加越南“反美
       斗争月”活动。主人多情，邀游旅游胜地海防下龙湾。我在这迷人的海湾畅游半日，看到海
       湾里千奇百怪的小岛翠屿星罗棋布，惊醒了沉睡已久的回忆：——这岂不是十七年前我混入
       美舰从这里出海的所在吗?我在1962年所写《越南组歌》之一的《下龙湾放歌》中有这样的
       诗句：“一湾绿酒一船诗，遥想十七年前亡命时，敌舰载我出南海，可怜路过仙乡我不知!
       ”这首诗的引言中也说：“我于1945年冬逃亡越南，混迹蒋军中，登美舰穿四海而北上。当
       时由此出海，竟木然无所觉。”(见《光未然诗存》228、229页)还是那一处美景，还是这一
       双眼睛，不同心情下的感受却是不同的。
       参谋们告诉我，我们这舰队一出海湾，是沿着南海和东海的远海向北行进的。因为近海
       还有日本海军布下的不少水雷，只得绕过它。一天上午，我听说我们的航道已经靠近菲律宾
       ，我随大家登甲板▲望。除了乌海白浪，什么也见不到。海湾的水是翠蓝的。一出海湾，蓝
       色越来越深，这以后我们一直在乌黑的远海破浪前进。远海偶尔也飘过来零散的水雷。所以
       船队两边，有扫雷舰护航。又是一天上午，我们在甲板的边上▲望时，忽听一声尖叫：“水
       雷!”伸着脖子下望，果然见到一个红色圆桶的东西从不远地方飘过来，又从容地向后面飘
       去，看出我们这艘船身是这么高大宽长，仿佛白色的海上城镇，我们都被这钢铁巨怪吞吃了
       。
       远海上也即大洋边上的风浪是吓人的。这是个阴雨天，舱里颠簸得厉害。反正坐卧不宁
       ，我坚持抓紧扶梯，登上甲板见世面。刚走上去几步，一排白浪扑过来，把我全身淋湿、蒙
       头盖脑地打昏了。我极力镇定，抱紧钢柱张眼望去，哎呀了不得!无边的黑色巨浪耸向天际
       ，像重重群山巨峰变成小摇篮，随时会被巨峰埋入深谷!地球要毁灭了!人类要毁灭了!昏迷
       中又一排白浪打过来，从船右扑向船左，把右倾的甲板扳向另一面。这时我从钢柱边滑倒，
       被好心人拖走背回自己的舱位……
       大舱里的生活是极其枯燥极其无聊的。官后们都有一个从呕吐到不呕吐、从不适应到逐
       渐适应的过程。而一经适应，就更加感到无聊。于是从铺位上的小型纸牌戏发展到小型纸牌
       戏发展到小型赌博，从小型赌博发展为几十人上百人的大型赌博。玩的是名为“小韩”(Sho
       w Hand)的简易纸牌戏，赌注可小可大。可怪的是，在蒋军部队里，上下级的界限本是森严
       的；可是一到赌博场，管你是将、校、尉、士以及普通士兵、司机，都一律平等相待，输赢
       不认人，只认钱。当然，大兵参加的极少，司机有钱，参加的就不少了。行军司令部的官佐
       们，也被吸引进去。我那位“河北同乡”副官长，一路上跟我谈得来，生活上对我很照顾，
       也好意拉我参加。我会打点桥牌，对这样的赌博，只能说“不会。不懂”。“你先看人有怎
       么玩法嘛!”这就不好自命清高了。我本来是在副官长背后看他玩牌下注的。这天夜晚，他
       硬要交换座位，把我拉到前面。“我没带钱。”“我借你!”“我不会呀。”“我保你!”他
       小声在耳边嘱咐我：“我在背后顶你一下，你就下注。顶得厉害，你就多多下注。大胆些!
       ”我听人说过：初学打牌、初次赌博的，“手气”都好。这天夜晚，我算亲手证实了。真怪
       ，十回中的七回八回，开头到手的三张就惹眼。我主动下注(当然下得不多)。随后一张又一
       张，我接连着背后挨，一回比一回厉害。到最后两三家拼牌时候，我的老乡用膝盖一再下命
       令要我加注。一摊牌，我就把地摊上零零整整的纸币双手揽了过来。这样经过一两个小时，
       我成了喜出望外的大赢家。到快天亮时候，赢的赢疯输的输疯了。一位牌友押上金表，另一
       位押上了手枪，这才把我从沉醉中唤醒。我不动声色地提醒自己：我是来逃难的，不是来闯
       祸的。摊牌后我把散钱收下，把他俩的宝物推回各自的腿边。我笑着说：“要看得起我，就
       交个朋友吧。”这以后，我故意跟背后的膝头闹别扭：该下注的不下注；不该下注的猛下注
       ，特别着意输给那三位前一阵输给我很多的人。我的老乡生气地哼哼，后面似乎猜到我的用
       意，抽身回去休息。想输钱还不容易?我把刚才喜极苦狂地赢到双腿前一大堆傥来之物轻松
       地输掉。输到只剩下副官长借给我的一小叠老本的时候，我告辞退席，邀请我的朋友、在身
       后一直冷眼旁观的李克金，一同到甲板上呼吸新鲜空气。老李小声称赞我：“张先生，你真
       高明!”我来不及向他解释什么。我俩正赶上看到海上日出的奇景。一轮特大号刚出熔炉的
       火红朝阳刚刚离开水面，映照得半边天、半个海、半个世界一片通红。我感觉胸中也是一片
       通红，把夜间的惊喜、惊慌与惊险的心绪抛到九霄云外。
       绕过中国四海到北平
       乌浪般的日子，一天天滚流过去。滚过多少天了?远海上、大洋边，看不到一线岸影，
       一片鸟影。我们被人世间抛弃了。终于听说：兵舰靠近上海。舱里人有些兴奋。我和老李也
       心情激动起来。一向沉默寡言的参谋长走过来，微笑着对我说：“上海是快到了，可我不能
       停啊。现在官兵都有点钱，都想家，谁想打仗啊?船在上海停下，人跑掉一半，我可负不了
       这个责任。张先生，跟我们一起到葫芦岛登陆吧!”这时候，王参谋也过来说：“张先生，
       委屈你了。到了葫芦岛再想办法。好办!”葫芦岛在哪里?还要在船上呆多少天?我傻眼了。
       我邀李克金到甲板上商量。老李小声说：“这不是上了贼船吗?”我说：“船到岸边总有路
       。你我是大命人，到时候总会有办法的。”
       这是个奇异的旅程。我这个反蒋的共产党人，蒋家特务机关猎取的对象，却成为蒋军剿
       共部队的客人，反共援蒋的美舰乘客，随舰出航北部湾，经过南海、东海、黄海，终于进入
       蓝得可爱的渤海，终于在辽宁省的葫芦岛登陆了。新近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九十年代葫芦岛
       已变兴旺的工业城市。可那时的这个半岛，却是一片荒凉!登陆放眼，几乎是没有人烟。人
       烟都逃走了吧?逃走了好!
       这时，东北的大片土地和几个大城市，还掌握在我人民解放军手中。以杜聿明为首的东
       北剿共部队的司令长官部，偏安在锦州城内。我和老李到锦州后，被安排到一片民居临时住
       下。我对锦州有什么印象呢?记得清楚的就是到过两次日本俘虏营。郊区的一所多层大楼，
       是原来的日本军营吧?数以千计的日本(军政人民)俘虏及其家属，暂时安置在那里。我们随
       同船的军人们将换下来的脏衣服交给俘虏们洗涤，过两天又去那里，将洗得干净的衣服取回
       ，人点洗衣钱。这些日本鬼子当初中国人是多么凶恶，甚至杀人不眨眼；现在收下几块小钱
       ，竟这般点头哈腰连连称谢不已，使我也分享到东北抗日军民的自豪感。
       我前此没有到过东北。我于三十年代中期为自己的剧团写过两个独幕剧以及歌词《五月
       的鲜花》，都是以东北抗日军民的斗争为题材。抗战初期，我结识了萧红、萧军等一批东北
       作家，读过他们的作品。我于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的大好河山，可谓向往已久了。这次在这
       样特殊情况下踏上东北的土地，当然没有条件没有心情游览。但是从葫芦岛到锦州，正是大
       雪之后，山林间、旷野里，无尽的白银铺地，反衬得河流泛黑。我真正体会到白山黑水的奇
       景。朔风吹来，刺人耳鼻，我感到痛快；解衣挺胸，恨不得引吭高歌番。
       王参谋大忙几天后，偕孙参谋来看我。我要求为我和老李办个路条，帮我们购票乘车，
       经天津到北平。孙参谋好意插嘴说：“我劝张先生留下来，我们司令长官都部缺少文墨人才
       。留下吧!哪儿不是混饭吃?教书太辛苦了!”我感谢他的好意，不知怎么辞谢。王参谋用话
       岔开了。
        我们于1945年12月下旬到北平，离昆明出发时间(10月25日)，正好两个月。暂住在前门
       外一家旅馆。忽听得邻近房间有熟人声音。循声探望，原来是电影界友人金山同志。见到他
       ，就见到徐冰同志，见到文化界和民主同盟一批朋友。我被留在北平协助开展文化工作和民
       盟活动，李克金同志应邀去《解放三日刊》协助发行工作。在北平一段的活动，我曾在《说
       起本司胡同》一文有所记叙(见拙著《江海日记》231页)，就不用多说了。
       初到北平，我见到一些奇异的景象：前门外有骆驼队缓缓走过，不知是不是从塞外牵来
       的；我们随徐冰派来的美国新闻处的汪骏同志到他的宿舍去时，车子经过天安门广场，那一
       带显得非常壮美神奇，好似人间仙景。那时的北平，是个很安静、漂亮的城市。
       我一见到徐冰，就说：“我好不容易逃出来了，我是投奔解放区的，你赶快派我到张家
       口去。”他说：“我可不能当家，你是归恩来同志管的(1940年以来，我的组织关系一直和
       恩来同志单线联系)。”然后他马上打电话给在重庆的周恩来。第二天他来找我说：“不行
       ，恩来同志说北平正缺人来打开局面，让你就留在这里。”当时北平有张东荪、张申府、吴
       晗、曾昭抡、张恨水、马彦祥、盛家伦等一批党外人士，但徐冰的身份不宜跟他们多接触(
       他是中美调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与美方、蒋方代表同住北京饭店)，我对文化界熟悉，正
       好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这样我在北平就留下来了。我们办报刊、搞讲演、座谈、演剧、歌唱
       活动，非常活跃。我的未婚妻黄叶绿在一年多以后，经过很多波折艰险也来到了北平。我和
       叶绿于1946年11月1日在北平结婚，婚后同去晋冀鲁豫解放区。
       我刚到北平时时，东单一带，到处是日本鬼子在街头游逛，夹着带不走的东西，以极低
       的价钱卖给地摊小贩。曾昭抡先生和新闻处的几位年轻朋友曾陪我上街逛摊儿。那时在今天
       的体育场附近的广场上，有几百个小摊儿，都是日本鬼子逃离时留下的在中国搜刮的各种宝
       物，我花几角钱买到的一只端砚，到现在还在使用。
       我一到北平，就到曾先生家里去，在那里见到闻一多先生写给曾和我两个人的来信，说
       昆明盛传我随蒋军到了葫芦岛，正赶上解放军包围了葫芦岛，把从昆明撤退的蒋匪全部俘虏
       了，把我也俘虏了；我称自己是光未然，是《黄河大合唱》的作者，张华甫是我的化名，然
       后即被待为上宾，送到北平。闻一多问情况是不是这样?我给闻、李各写一封回信，向他们
       略述了这一段奇异的经历。
       1996331写毕
       ［殿尾诗］
       化身博士*
       不怕毒龙正在张牙舞爪，
       我要钻进你毒龙的腹心，
       随你滚过那十万大山，
       　　
       随你钻进这海上钢城。
       
       我化身为一个赌徒，
       在海上跟你们拚个输赢。
       把你们的金银搂入怀抱，
       又将这战利品扔还你们。
       
       我要登上这贼船的甲板，
       看一轮朝阳照红了洋面。
       这里是四海之外的四海，
       看不见地平线一丝一片。
       
       乌黑的海浪突然暴怒了，
       洋面倒立起像一座高山；
       高山大海一起扑打过来，
       像要埋葬这花旗巨舰。
       
       我这化身博士法力无边，
       让敌人护送我逃出牢监。
       我要在北国放声歌唱了，
       看你蒋家王朝拿我咋办!
       2000930上午
       * 少年时候读过一本童话《化身博士》，现抓来作为这首诗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