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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引
       从去年夏天到今年春天，我又一次受香港凤凰卫视的邀请，驱车数万公里，考察了欧洲九十余座城市，刚刚回来。这一路虽然没有上次考察埃及文明、希伯来文明、巴比伦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河-恒河文明时那样艰难危险，却也因想看的目标实在太多，只得日复一日地翻山渡海、修鞋补轮、问路半夜、留鼾雪野，别有一番劳累。记得在曼彻斯特和斯德哥尔摩都有记者问我，这次旅行与上次相比哪次更辛苦，我说辛苦的形态不同，这次抵达的国家和城市，在数量上都比上次增加三倍。
       每天都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道路，什么样的原野，什么样的城镇，更不知▲宿何处，但临睡前都会涂写一些札记，全程下来倒也积了厚厚一大叠，前两天从箱底挖出下来的随手一翻，只觉庞杂潦草，难于收拾。为了得到读者的指教。先在九十几座城市中选出格拉纳达、柏林和布鲁塞尔四座，再加一个小镇康提奥美克，共二十来篇笔记式小文在《收获》发表一下，以便今后抽时间修改。
       这些小文的篇幅。当然与所写的对象有关，但我主要取决于每天能余留的时间。因此，在无意中也等于留存了每天不同的作息时间，同行的伙伴们一读就能回忆起来。
       近年来我一直都在很远的地方旅行，回来的时间不多，加上以前在国内的旅行，已经走得太久。当初的决心下在一个贫困地区夜间的山路上，那是刚刚看完极俗极辣的傩戏，惊诧于大堆的书面史论与实际发生的文化竟有那样大的差别，便对自己以前的那些学术著作深表怀疑，随即给自己发了一道命令。谁知道腿脚在接受命令后也有自己的逻辑，走了一圈路不仅没有走出结论反而走出了问题，当然就不顾一切地产生再走一圈的冲动。于是越走越远，越走越大，像是在森林里走疯了的人，幸好树梢间还有月光，没有失去回家的方向。顺理成章，终于从国内走到国外，从中华文明走到了其他文明，只要是对人类发生的过重大影响的，一个也不能缺漏。
       这次走了欧洲之后来到北极圈，我站在土著人窝棚边的深雪中突然产生了一种完工的感觉，这是我以前没有过的。此时的北极白天很短，长夜漫漫，我转身朝南，对远处山区的夜路说：这事我总算做成了，前后用十五年。
       格拉纳达
       弗拉门戈
       西班牙的一半风情，在弗拉门戈舞里蕴藏。
       入夜，城市平静了，小巷幽幽延伸。我们徒步去找一个地方，走着走着便疑惑起来：路名不错，门牌号码挂 在一扇老式木门上，门关着。用指背轻叩三下，门开了，是一个瘦小的男人。我们说已经来过了电话预订，他客气地弯腰把我们迎入。进门有一堵很旧的木墙挡眼，地方只容转身，但转身就看到了木墙背后的景象，着实让我们吃了惊。
       一个很大的场子，已经坐了一二百人，都围着一张张桌子在喝酒，谈话声很小，桌上烛光抖抖，气氛有点神秘。场子内侧有舞台，所有的人都是来看一个家庭舞蹈团演出的，包括我们在内。这是他们家庭的私房，所以躲得那么隐秘，塞得那么拥挤，一门之外，竟毫无印迹。
       舞台灯光转亮，演出开始了。婷婷娉娉出来三个年轻女郎，一个温和，一个辛辣，一个略略倾向另类，都极其美丽，估计是这个家庭的女儿和小媳妇。她们上场一派沉静端庄，像刚刚参加过开学典礼，或结伴去做礼拜。突然，其中一个如旋风初起，云翼惊展，舞起来了，别的两位便站到一边，为她让出空间。舞者完全不看四周，只是低头敛目，如深沉自省，却把手臂和身体展动了成九天魔魅，风驰电掣。但恰恰在怎么也想不到的瞬间，她骤然停止，提裙鹤立。应该有一丝笑容露脸，却没有，只以超常的严肃抵赖刚才的一切，彻底回到上场时的矜持状态，使全场观众眨着眼睛怀疑自己：这样雅淑懦弱的女郎怎么可能已经急速旋转过来了呢?
       瘦削的男子一脸愁 楚，一出场就把自己的脚步加速成夏季的雨点，像要把一身烫热霎时泻光。他应该是这个家庭的小儿子，未曾出生便注定了对此矫健的腿脚。如果那么我要修改刚刚作出的判断了，他不会是三位女郎任何一位丈夫，做了她们的丈夫就不会如此激愤和悲苦。当然也许反过来，这夏季的雨是骑者的节奏、勇士的步数，他正以祭拜式的感动来酬谢一天赐予的幸福。
       静静地，仪态万方，一位中年女子上场，她应该是这家的大媳妇。同样的奔放在她这儿归结为 圣洁，同样的激越在她这儿转化为思考，她比年轻的舞者内现出更多怀疑的目光。那么干净利落的一个停顿让人惊叹，但她却在怀疑这样的停顿是否有必要。最的她终于笑了，与年轻的舞者不同，只有她敢笑，但笑容里分明有三分嘲讽隐藏。她是在嘲讽别人还在嘲讽自己?她是在嘲讽世界还是嘲讽舞蹈?不知道。只知道有这三分嘲讽，她便起尘脱俗，进入可以平视千山的成熟之道。
       舞台边上一直站着一个胖老汉，一看便知是家长，家长理应监督演出的全过程。没想到大媳妇刚退场，他老人家却走到舞台中央。以为要发表讲话，却没有，只见他突然提起西服下摆，轻轻舞动起来。身体过于肥硕，难于快速转动，但他有一股气，凝结得非常厚重，略略施展只觉得举手投足蕴含千钧，却又不燥不冽，悠悠地旋动出了男人的妩媚、老人的幽默。此刻我终于明白，对于这么一位老年舞者，表达正常衰迈是幽默，表达不太正常的强健是幽默，表达惊人的娴熟是幽默，表达一时的生疏更是幽默。这位最不像舞者的舞者怎么着都行，年岁让他的一举一动全都成了生命的古典魔术。
       高潮是老太太的出场。这是真正的台柱、今晚的灵魂，尽管她过于肥胖又过于苍老。老太太一出场便不怒自威，台上所有的演员都虔诚地站在一边注视着她，包括那位胖老汉，她的夫君。连后极少数的几个工作人员了齐刷刷出来端立台角，一看便知这是他们家庭的最高仪式。刚才的满台舞姿全由老太太一点一点传授，此刻宗师出马，万籁俱静。老太太脸上，没有女儿式的平静，没有儿子似的愁楚，没有大媳妇的嘲讽，也没有胖老汉的幽默，她只是微微蹙眉又毫无表情，任何表情对她都显得有点世俗。她几十年在家里做饭菜，张罗一切，已经穿越彻底的的世俗，因此一到舞台上太明白应该摆脱的是什么。台上四周端立着的各色舞者如饥似的渴地注视着她的一招一式，这是他们天天面对的经典却又乎永远不可企及。她是不是在为后辈们的一步之差而蹙眉?或者，竟是为自己还未传授到家却已老迈而而惶愧?
       耳边有真正懂行的本城观众在轻声喝彩，还听到有人在说：“整个西牙已经很少有人能像她这样，下肢如此剧烈地舞动而上身没点半点摇摆。
       老太太终于舞毕，在满场的掌声中，台上所有的端立者全都进入舞蹈状态，来为今晚的演出收尾。但与其他舞蹈的收尾不同，场面虽然热闹，每个舞者并不互相交流呼应，也不在乎台下的观众，各自如入无人之境，因此找为到预料中的欢乐、甜媚、感谢和道别，有的只炽烈的高傲、流动的孤独、无言的忧郁。观众观众至此，已经意识不到这是沉沉黑夜中一条小巷里的家庭舞会，只觉得一会儿是地中海冰凉的月色，一会儿是安达卢西亚火热的阳光。在西班南部，阳光、夜色、晨曦、暮霭，大半从舞者的身体迸出，留下小半才是自然天象。
       绝望的凄美
       在很长一个时期，西班牙人每天都在批地到一个废弃的宫苑门口很久排队。好不容易放进去一批，便在荒草、瓦砾中艰难行走，去寻找一座座神秘的庭院。后来，欧洲人也来排队了，美国人也来排队了，有些著名作家还想方设法在里边住一阵，全然不怕无月的黑夜野猫和碎瓦一起坠落在荒草间，而手边又摸不到烛台。
       一年年下来，有关当局终于下决心，投注漫长的时间和大笔的经费来清理这个宫苑。一旦清理立即被公认为世界第一流名胜，当年康有为先生旅行欧洲，特地辛辛苦苦到西班牙南部来看它，看完诗惊叹它的土木建筑水平，我们中国很难比得上。
       这便是阿汗拉布拉宫。
       今天我们一行来这里，首先惊怵它的巨大。每次都是在深深地感叹它的重门深院之后，不料又见一门，伸头一看竟是一片更大的天地。就这么一层层套进去，最后对于能否在一天之内走完它已失去信心。我一次次找岗楼边的墙根坐着着休息片刻，先看宫墙外山岩绝壁之下雾灰色的城市，再转过来看树林丛中迷了路的各国旅行者。几百年过去，在密如蜘蛛网的现代城市街道不会迷失，却仍然迷失在这山顶老宫的颓废中，真是奇怪。
       我带了好几本这个宫苑的地图，因此不会迷失于路线，却被它的历史图像迷失得糊里糊涂。
       摩尔王朝统治这方土地七百年，早已血缘相混、语言相融，他们压根儿没有怀疑过统治的合理性。只有早年的历史记载才告诉他们，自己的祖先当初是如何从北非漂泊过来的。然而，西班牙人没有忘记，他们从开始就酝酿着收复失地的运动，是这个运动提醒摩尔人，事情有点麻烦。当时摩尔人无论从哪一方面都比西班牙人强大，因此也有恃无恃无恐，但那些埋藏于土地深处的种子有的是时间。一百年、一百年地悄悄过去，北方的政治势力此起彼伏，收复失土的运动渐渐拥有了自己的领袖和据点，最的，变成了声势浩大军事行为。摩尔人终于发现，自己已被包围，包围圈越缩越小，不可突围。
       这儿的人要算几百年前的旧帐了，最宽容的方案是自动离开。但是，摩尔人并不是刚刚来了几十年，还能找到出发地点，而是早就在这里代代生根，已经不知道天底下何处可回。于是，于是，雄健得有受地域限制的祖先，造就了一批没有地域安身的子孙，凄怨动人，着实可怜。
       最惊人的事情，是西班牙人打下了南方的绝大多数领土，只剩下格拉纳达一座孤城，而这场包围居然延续了两百多年!历史学家们提出过很多理由解释这场包围延续如此久远的原因，而我感兴趣的则是这两百多年两方面的心理行为。
       摩尔人当然开过很多会议，动过很多脑筋，想过很多活路，但在无数次失败后不得不承认，这是摩尔人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最后一个王朝。这种绝望在开始阶段是悲痛和激愤的，蛤时间拖得太长，渐渐趋于平静，而绝望中的平静是美丽的。
       阿汗拉布拉宫，就是在绝望的平静中精雕细刻。因此，它的一切讲究都不是为了传代，更不显了炫耀，而是进入一种无实利目的的境界，这种境界纯净得如山间的清烟，雪原琴韵。
       什么时候，包围和敌军会把这一切烧毁、砸碎，甚至将我们的鲜血喷酒在上面?可能是明天，也可能再过百年。不管了，只顾一点点建造，一点雕刻。这样的心绪在世界各地著名的宫殿间我没有体会过，惟有在这里体会了。
       举世皆知，艺术在西班牙南部常常表现为一种无实利目的的生命倾泄，一种不考虑时间逻辑的审美创造，现在才知，这种特点形成于百年绝望的包围。
       且来看看城外。
       数百年收复失地运动的坎坷，先驱者抛掷无数生命的惨烈，使包围者们对格拉纳达城有一种潜在的敬畏。其实已经容易攻下，但还是谋划长、发兵数万，甚至御驾亲征。
       亲征的御驾是费迪南国王和伊莎贝女王。他们的联姻失去了西班牙的统一，现在剩下格拉纳达是统一的最后障碍了。在这件大事上伊莎贝充分展现了她的魄力和才智：大方面利用格拉纳达王国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分头击破；一方面又动员各地力量投入战争，甚至为了军费不异典押自己的金银饰。更令人难忘是，在如此繁忙的前线营帐里，她还接见一位希望获得远航支持的意大利人，他的名字就叫哥伦布。
       伊莎贝显然已经预见到破城后西班牙统一的必然，因此正在忧虑当一个多年追求的目标达到之后的下一步出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从哥伦布的滔滔陈述中到处求告无门的航海▲的前途。她给了这位到处求告无门的航海家一种信任的目光，航海家走出营帐时举头四顾，已明白自己的归属。
       此时，在格拉纳达城内，雕栏画栋正簇拥着一个年轻的皇帝，他叫阿卜迪拉有些中国书翻译成阿蒂儿，更显其小。他父亲因爱上了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女性而被废黜，自己即位后就面临着如此危局。父皇的荒唐在于用爱情背叛了政治，明明满城人民要他举起宗教的旗帜来对抗城外，因为此外再也不有没别的旗帜可举，而他却把爱交给了城外的宗教。阿卜迪拉不知道父亲这么做究竟是算和解，突围，还是投降，只可怜自己不明不白地当上替罪羔羊。但既然已经有了这样的父亲，他对自己的职责也就认真不起来了。如果他有更多的学识，又会进一步知道连父亲的不认真也来自于历史的必然，而不是偶然的个性。历史留下了太多交融的缝隙，连那滴最应该纯净的水珠也毫无顾虑地溅到了对方，这实在使一切冠冕堂皇的对仗全都成了自己自欺欺人的表面文章。
        这一切其实决定了阿卜迪拉的最终选择：弃城投降。费迪南和伊莎贝尔的密密层层的营帐，顷刻失效。原准备拚死攻城的西班牙人认为是上帝赐予的奇迹，数万人听到了消息后立即跪于城下谢恩，而实际上，真正需要感谢一声的倒是那位明智的年轻君王。他不可能挽狂澜，但如果头脑不清，或想摆弄几个英勇的身段，也完全有可能导致对峙双方大量伤亡。
       年轻的皇帝找了一个边门出宫，走到远处一个山岗上又回头眺望，不禁暗暗垂泪。据说他母亲当时在边上说：“哭吧，孩子，一个男子汉守不住自己的功业，应该流一点眼泪!”
       一个王朝，一段历史，居然结束得这样平和，因此，连阿汗拉布拉宫里最细微的花纹直到今天还完好无损。这些花纹把西班牙风格和阿拉伯风格紧紧融合在一起，两种风格既然能在对抗中亲热，也就没有理由毁于战火、殒灭于时间。因此，这样的花纹足以使征战的英雄们汗颜。
       那一天，是一四九二年一月二日。
       半年之后，哥伦布的远航船队出发。西班牙开始谋求自己新的形象。
       历史上有一个说法，年轻的皇帝阿卜迪拉弃城出走时对胜利提出一个条件，把他出走的那扇门立即用墙砖封上。他不想为这座醇净的宫苑留下一个政治的伤口。我在宫墙四周细细寻找，想找到那扇被封住的门，但宫墙太长，我又缺少线索，连一点可疑的痕迹都没有找到。
       佛罗伦萨
       深夜小巷
       佛罗伦萨像个老人，睡得早。几年前我和企业界的几位朋友驱车几百公里深诳抵达，大街上一切商店都已关门，只能在小巷间穿来穿去寻找那种熬夜的小餐馆。大街已经够老迈了，小巷更是古旧，脚下永远磨得发滑的硬石，幽幽地反射着远处高墙上的铁皮街灯；高墙上有窗，一眼望去像是关闭了好几百年，从未开启；两边的高墙靠得很近，露出窄窄的夜空，月光惨淡，酷似久远年代的铜版画。路越来越，灯越来越暗，脚步越来越响又悄悄放轻，只怕惊醒一个中世纪。
       突然，在前边小巷转弯处，见到一个站着的小人影，先是一惊，立觉得我们我多，没有怕的道理，便加重了脚步继续前，谁知那个人影纹丝不动，如泥塑木雕。走近一看，是一位上了年纪的日本男人。顺着他的目光往前打量，原来他在凝视着一练老楼，楼房右墙上方垂一幅着一幅布幔，上书“但丁故居”字样。
       我到现在仍想不出，还有另外哪一种方式与但丁故居相遇，比那天晚上的情景更加合适。如此黝暗，如此狭窄，如此寂静，如此劳累，如此饥饿，好像全是为这个相遇作准备。日本人终于转过脸来朝我们点了点头，那表情就像一切全在意料之中，你们也会在这个时候摸到这里。
       但丁就是在这般黝黑和狭窄中走出。他空旷的脚步踩踏在昨夜和明晨的交界线上，使后来一切早醒的人们都能朦胧记起，那个在夜雾中缥缈的身影。
       老楼为三层，窗小墙厚，前门有一盏铁灯，又有一个井台。铁灯无光，井台有盖，管理当局连“但丁故居”几个字都不敢凿在墙上，只挂一幅布幔，是为了彻底保持当日原貌。
       这事几年来一直像梦一样萦绕脑际，有时觉得很有意境，有时却为未能进和入故居而深感遗憾，所以这次来佛罗伦萨，刚刚进城就七转八转又转到故居前，当然不再是黑夜，可以从边门进入，一层层、一间间地细细参观。
       我最感兴趣的是站在各个窗口向外张望，猜度着当年但丁的目光。但丁在青年时代常常由此离家，到各处求学，早早地成了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又眷恋着佛罗伦萨，不愿离开太久。这里有他心中所爱而又早逝的比阿特丽丝(Beatrice)，更有新兴的共和政权的建设。三十岁参加佛罗伦萨的共和政权，三十五岁时甚至成为六名执政长官之一，但由于站在新兴商人利益一方反对教皇干涉，很快就被夺权的当局驱逐，后来又被缺席判处死刑。
       被驱逐那天，但丁也应该是在深夜或清晨离开的吧?小巷中的马蹄声响得突然，百叶窗里有几位老妇人在疑惑地张望。放逐他的是一座他不愿离开的城市，他当然不能选择白天。
       被判死刑后的但丁在流亡地入了创作的黄金时代，不仅写出了学术著作《飨宴》、《论俗语》和《帝制论》，而且开始了伟大史诗《神曲》的创作，他背着死刑的十字架而成了历史巨人。佛罗伦萨当局传信给他，说如果能够忏悔，就能给予赦免。忏悔?但丁一声冷笑，佛罗伦萨当局居然于一三一五年又一次判处他死刑。这么一来，但丁也就回来了心中深爱的城市了，只能在黑夜的睡梦和白天的痴想中回来，低头看看井台，抬头看看铁灯，然后悄悄进门，步步上楼。
       佛罗伦萨不可能长久地排斥但丁，很快就用巨大的光辉洗刷了这种耻辱。我在科西莫·第奇的住所见到过但丁临终时的脸拓坯，被供奉得如同神灵。科西莫可称为佛罗伦萨历史上伟大的统治者，那么，他的供奉也代表着整座城市的心意。圣十字教堂(Santa Croce)安置着很多出生佛罗伦萨的名人的灵柩和灵位，大门口只有一座塑像压阵，那便是但丁。
       但丁塑像为纯白色，一派清瘦忧郁，却又不具体，非世间所常见。如果说这是因为历史的负载太重，使他无法轻松，那为什么希腊、罗马雕塑的表情却比他灵动?我无法解读凝冻在他表情里的一 切，只见每次都有很多鸽子停落在塑像上，两种白色相依相融；很快鸽子振翅飞动，飞向四击各条小巷，也飞向远处天宇，像是在把艰难而纯白的但丁化解开去，让天下大众都能明白。
       城市的符咒
       第一次来佛罗伦萨时就对一件事深感奇怪，那就是走来走去总也摆脱不了这几个字母：MEDICI。像符咒，像标号，镌在门首，写在墙面，刻在地下，赵可谓抬头不见低头见，躲来躲去躲不开。昨天写但丁，就没有躲开。
       这是一个家族的名称，中文译法多种多样，我就选用“美第奇”吧。看得出来，现在佛罗伦萨当局并不想张扬这个家族，不愿意把各国旅人纷来沓至的那些文化景点都归诸一个门户，但旅人们只要用心稍细，定晴稍久，便能发现在佛罗伦萨作历史文化考察要想回避美第奇家族确实十分因难。
       一个家族长久地笼罩一座城市，这还不太奇怪，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城市当时正恰是时欧洲文艺复兴的摇篮。难道，像文艺复兴这样一个改变了人类命运的伟大运动，也与这个家族息息相关?回答是肯定的。
       美第奇家族非常富有。祖先原是托斯卡纳的农民，做药商发财，进而开办银行而渐渐成为欧洲最大的银行家。他们在银行中运用阿拉伯人的复式簿记法，效率大大提高，金融业务快速发展，还为罗马教廷管理财政。十五世纪中后期，这个家族在政治上统治佛罗伦萨六十年，这六十年既是佛罗伦萨的黄金时化，又是文艺复兴的黄金时化。
       在我看来，美第奇家族对文艺复兴有支持，有三方面的条件，一是巨额资金，二是行政权力，三是鉴识能力，三者缺一不可。
       文艺复兴之所以雷霆惊人、万人翘首，是由许多大作品来撑持的。这些作品不管是壮丽的建筑还是巨幅的壁画，都耗费不菲，远不是艺术家本身所能应付。因此美第奇家族的资金注入，至关重要。文艺复兴毕竟又是一场历史性的挑战，一系列全新的观念和行为，势必引来广泛反弹，构成一个个创新者的包围。这就需要某种权力背景的保护了，而美第奇族又正巧备了这种权力，给很多艺术家某种安全感。那么，美第奇家族是靠什么来确定帮助对象的呢?靠他们的鉴识能力。这种鉴识能力既包括对古希腊艺术文化的熟知，又包括对新时代文化趋向的敏感，他们通过设立柏拉图学园、雕塑学校和图书馆，从欧洲各地揽集人才研讨琢磨，结果不仅使家族成员，也使佛罗伦萨市民大幅度地提高了文化评判水准。这实在难能可贵，因为历史也出现过不少热心于艺术的权力集团，每每因鉴识能力低下而贻笑大方。
       美第奇家族从这三方面一使劲，在佛罗伦萨造成一种民众性的文化崇拜，这无论对艺术家个人创作心态的提升，还是对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声势的形成，都极其重要。据说当时许多艺术大师在进行每一项创作的时候，最在乎佛罗伦萨广大市民的目光，这真是一种令人神入的景象。
       在佛罗伦萨大街上我反复自省：为什么自己与美第奇家族无怨无仇，却从一开始就在心理上排拒他们对文艺复兴的具大影响呢?也许与中国的某种传统观念有关。中国的民间艺术家则比较彻底地成了应命的工具，描富吟贵、歌功颂德。这两个极端之间几乎没有中间地带。我们似乎很难想象当年佛罗伦萨的那些艺术大师，出入权门而又未曾成为工具。美第奇家族总的说来比较尊重创作自由和艺术个性，并不怎么炫示艺术霸权。他们当然也有自己的艺术选择，例如那位著名的罗伦佐·美第奇非常欣赏米开朗基罗而对达·芬奇比较漠然，而他的儿子对米开朗基罗却有点冷淡。但这一些都无改于这个家族对艺术家群体的整体护惜。米开朗基罗十四岁就被这个家族赏识培养，长大后怀着报恩之心为他们做了不少事，作为一个追求思想自由的艺术家他也曾支持过市民反抗美第奇家族的斗争，对此美第奇家族并没有怎么为难他，因此不管是报恩还是斗争，都没有损害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完整。相比之下政治思想家就麻烦一点，例如《君主论》、《战争的艺术》、《佛罗伦萨史》的作者马基雅弗利(Nicodo Machiaveli)一生就一再遇到是否站在美第奇家族一边的“立场问题”，一会儿以反对过美第奇家族的罪名被逮捕，一会儿又以效力过美第奇家族的罪名而被斥逐，最后竟郁忧而死。在这样的事情上，艺术家决是松脱得多，潇洒得多。
       由美第奇家族联想到，中国古代的“秘藏”、“秘玩”心理实在拖累了艺术文明的健康发展。那些显贵、官僚、豪绅只乐于沉湎器物骨董，把玩诗书琴画，而不愿意在公共领域大规模地优化艺术文明，因此常常奢侈在高墙内，毁弃在隔代间，难于积累成实实在在的社会财富而证庶民共享。
       站立的方式
       光天化日之下的世大身躯，必然会带出同样巨大的阴影。在佛罗伦萨徜徉时间一长，也会品味到美第奇家族难于表述的某种尴尬状态。我从那些欲大而又不能太大的建筑中看出来了，从那些不知与市民亲近一点还是疏离一点的广场上看出来了，也从他们家族各代当家人雕像的神情中看出来了。
       美第奇家族从一开始就比较靠近平民，但一旦掌权就难免与平民对立，这个悖论首先被那位科西莫·美第奇(Cosimo Medici)敏感到。科西莫当时采取的办法是淡化掌权的名义，强化市民的身份，只在幕后控制政局，而他所制定的行为目标又是对内减税、对外和平，合乎市民的根本利益。这种站立方式，聪明有效，似淡实际，为美第奇家族统治的延续打下了基础。
       这不仅仅是谋略。我在他的住所看到，他对艺术文化由衷投入，生命与共，在私人空间处处都是证据。那些讲授古希腊文化的学者，那些才华横溢的建筑师、雕塑家、画家，是他真正的朋友。尤其是那位伟大的建筑师布鲁纳莱斯基，几乎把佛罗伦萨当作自家花园一样重新设计一遍，科西莫在他背后找到了自己的站立方式。现在谁都看出来了，这种站在文化行为后面的身影，比站在政治行为后面的身影更高大。
       在美第奇家族中可以与科西莫相提并论的是他的孙子罗伦佐(Lorenzo Midici)。罗伦佐当政时年纪还轻，不再采取祖父那种谨慎低调的掌权方式，而是果断勇猛、雄才大略。一四八Ｏ年罗马教皇联合那不勒斯威胁佛罗伦萨，罗伦佐面对强大的对手居然只身南行，到那不勒斯谈判，顷刻间化敌为友，成为欧洲外交史上的美谈。这橛一位统治者必然是自信而如强势的，但时间一长，情况有点异常。政治便是这样，低调整维持平静，强势带来危机，佛罗伦萨在不知不觉间变得风声鹤唳、云谲波诡起来。最辉煌的收获季节必然也是多事之秋，聪明的罗伦佐很快就警觉到这一点。他进退有度，并不怎么迷恋权势，愿意分出更多的时间与专家们讨论古希腊哲学，也写了不少既欢悦又伤感的诗，例如：
       灼灼岁序，
       恰似晨露。
       今朝欢愉，
       明日何处?
       落寞心境溢于言表。
       罗伦佐遇到过很多对手，而最大的对手却是他统治下的佛罗伦萨市民。市民是善于厌倦的，因为他们的居息式密集而流通，他们的政治观念天然趋民主，何况说美第奇家族亲于介导了这种风气要质疑这个家族。
       对于在厌倦中培充培育起来的对立，美第奇家族缺少思想准备，只好怪越来越多的市民都向一家修道院拥去，而柏拉图学园早已门可罗雀。市民是去听修道院院长萨伏纳洛拉(Savinarola)讲道的，讲道的内容是批判佛罗伦萨城里的奢侈之风、腐败之气，认为这完全背离了基督精神。这样的讲道契合市民的切身感受，很有鼓动力，而更让人震撼的是，萨伏纳洛拉指各道姓地批判了权势正盛的美第奇家族和罗伦佐本人，而且自诩有预言能力，警告佛罗伦萨如果不改邪归正，必定有灾难降临。于是，佛罗伦萨市民以敬佩和惊慌的心情聚集在他周围，他从宗教净化和社会批判这两条路，成了世俗市民的精神领袖。后来因战事而局势混乱，他也就被市民选为执政，取代了美第奇家族。
       这从政治角度来看，是市民通过选举推翻一个家族专制的民主行为，但从整体文明的演讲上看，却正好相反。萨伏纳洛拉上台后虽然也有利息、债务等问题上作了一些有利于市民的改革，但他的主导行为却是守教极端主义和禁欲主义。市民们原来听他演讲中批判美第奇家族的奢侈时觉得大快人心，现在美第奇家族已倒，那么对不起，请所有市民把家里可能保存的奢侈品全部交出来，当众焚毁；不仅一切娱乐禁止，连正常的结婚也不受鼓励，全面禁欲，其来在厉程度，不但在佛罗伦萨历史上，而且在意大利史上也是从七世纪之后从未有过。文艺复兴涌现的许多艺术作品，也被看成不道德的东西，大批投入火海。于是，一座生气勃勃的城市，转眼成了文化上的死城。
       早就活跃惯了佛罗伦萨市民对这种生活当然更加不能容忍，他们以比厌倦美第奇家族更快的速度厌倦了萨伏纳洛拉。萨伏纳洛拉以前针对别人的演讲，又为自己没置了陷阱。既然他说能被烈火焚毁的一切都是魔鬼，而自己不仅不可被焚毁而且还能创造各种奇迹，那么市民就想看看这种奇迹。正好他所宣扬的宗教极端主义对罗马教皇也持谴责态度，教皇也就反过来判他一个“异端”，在美第奇家族宅院门口的塞诺里亚广场上执行火刑。奇迹没有发生，他立即被烧死。现在这广场的喷泉附近地上还有一块青铜圆基，石碑说明，这是萨伏纳洛拉被烧的地点。
       这块小小的铜基是一个伤疤，两种历史力量曾在这里撕拉出血淋淋的裂痕。今天的游人几乎都不会注意到它，只顾兴高烈地踩踏着它，抬头看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塑。
        萨伏纳洛拉在中国史学界的评价差距很大，大陆人有人把化说成是被反动势力杀害的民主斗士，台湾有人把他说成“妖僧”，这两种说法我都不敢苟同。看到过他的画像，黑布包头，眼有异光，瘦颊丰唇，可以想象他在修道院当众抨击文艺复兴中的佛罗伦萨时，一定很有感染力。
       萨伏纳洛拉事件使佛罗伦萨市民的水平有点提高，他们开始以比较冷静的态度来对待美第奇家族。但自从罗伦佐去世之后佛罗伦萨再也没有出现过强有力的统治者，长期陷于内乱必衰落之中。美第奇家族在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又下过一次台，后来还是一直把握着这座城市的统治权，直到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因家族无嗣而自然退出。
       一座城市，一个家族，一场运动，一堆伤疤，就这样缠缠绕绕、时断时续绾接一段历史。时至今日，很多缠绕处已经松脱、脆腐，因此显得特简约或特别晦涩。到佛罗伦萨旅游，就是在一个楼空物非的家族院落里，与历史捉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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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穹顶
       在对圣十字教堂米开朗基罗的灵柩前我想，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开始和终结都有具体的标志，文艺复兴运动退潮的标志，应该是米开朗基罗之死吧?那么这个小小的灵柩，便有点重要。
       米开朗基罗死在罗马，享年八十九岁。比之于达·芬奇死于六十多岁，拉斐尔死于三十多岁，实在是高寿了。他与他们俩人的关系曾出现过一些尴尬，但他们都先他四十多年去巨，留下他一人承了长久缺少高层次朋友和对手的无限孤独。
       记得那时已经画出了《最后的晚餐》的达·芬奇回到佛罗伦萨时何等荣耀，年所盛的米开朗基罗曾经公开冲撞过他；后来米开朗基罗发现达·芬奇被邀为佛罗伦萨国政厅画壁画的报酬是一万金币，心中不平，表示也要画一幅壁画来与达·芬奇指使，使达·芬奇不知如何洗刷。但大师毕竟是大师，米开朗基罗刚想把比赛的那幅壁画从纸搞上画到墙上，却被教皇召到了罗马，等他后来回到佛罗伦萨，发觉达·芬奇早已历的原因中止壁画而远走他乡。他在达·芬奇留下的全部笔触间的稀世伟大。照理此时 他获得了无况争地完成壁画的机会，但达·芬奇已走，自已再画还有什么意思?他也停止了，于是两位大师重新用温和的目光远远地互相打量，霎地和解。
       拉斐尔比米开朗基罗年轻八岁，对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的艺术非常崇拜。便他是当时主持圣披得大教堂的著各建筑师布拉曼特的同乡和远亲，布拉曼特对光芒突现的米开朗基罗心理上的对立面。米开朗基罗怀疑，自己明明是一个雕刻家，教皇为什么硬要自己在西勘探廷教堂的顶棚作大型壁画?很可能是布拉曼特和拉斐尔出的坏主意，目的是让他出丑。他作这幅壁画时拒绝别人参观，但很快发现有人在准备间进来过，一恼。其实拉斐尔是来虔诚学习的，当米开朗基罗这幅名为《创世纪》的壁画完成后，拉斐尔站在壁画前由衷地说：“米开朗罗是用着同上帝一样杰出的天才，创造出这个世纪的!”
       布拉曼特只主持圣披得大教堂工程八年便去世了，拉斐尔继位，可惜他那么年轻工作了六年也去世了，奇怪的是另一位建筑刚刚接手又去世，教廷百般无奈，只好去请七十二岁高龄的米开朗基罗主持其事。米开朗基罗觉得自己只是雕刻家，由于布拉曼特那次别有用心的推荐不得已成了画家，却又怎能在这么苍老的晚年再来变成一个建筑师，更何况要接手的是布拉曼特的工作!因此几度拒绝，后来实在推不过，就提出要改变布拉曼特的方案才能考虑，教廷也居然同意。但是，当他用挑剔的目光一遍遍审视布拉曼特的设计方案后，不得不惊呼：谁想否定这么精彩的方案，一事实上是疯子!
       这声惊呼，是从艺术良知发出的。真正的艺术家之间以互不服气，可以心存芥蒂，但一到作品之前，大多能尽释前嫌。这并不仅仅是艺术功力的征服，而是一种被提炼成审美形式的高贵生命内质，产生了互相确认。
       米开朗基罗晚年的苦恼，在于再也遇不到这种等级的对峙和确认，迎面而来的尽是一些被他称作“卑鄙的造谣者”的群体。从他给侄儿的那些书信看，直到临死之前他还在受他们的折磨。他们的名字，现在还能从史料中查到。我们有时傻想，年近九十而又名震全欧的艺术大师，为什么还会在乎这些卑鄙的造遥者呢?到意大利看了史料才知道，这些人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发言资格，甚至还有一定的运作权力，而谣言的内容无论是教皇还是民众都一时很难分辨。其中最恼火的是有关工程的谣言，不断传播米开朗基罗正在建造的那个教堂大穹顶已留下很严重的技术后果而必定坍塌。这在当时无法验证，想着几百年前米开朗基罗有口难辩的愤怒，于是心中默念一句：“大师息怒，我们头上，只有您的穹顶!
       其实米开朗基罗的这种麻烦，在他完成杰作《最后的审判》时就遇到了。到时大师年近古稀，突然发现这种看似卑琐的的对手比他经历过的各种危难还要凶险，当时有个威尼斯的讽刺作家叫阿雷提诺，兼做两项职业谋生，一项是受人雇拥写诽谤文章，领取佣金；另一项是向艺术家无偿索取作品，如遭拒绝则立即发表攻击性杂文。这两项职业其实都是文化杀手，第二项报复性文化杀手，都为钱财。当然还会有一种嫉妒性文化杀手，他还轮不上。但他在当时十分强大，因为一幅壁画一画几年，他的杂文一天几篇，攻守严重失衡；更因为他有规律地把这两种文章定期付印散发，绍果几乎所有的名人、艺术家都非常怕他，他也就顺当地获得了大量的金钱和其他利益。
       这次了他向米开朗基罗索要画稿，未能如愿，便发表一封公开信，说米开朗基拿了教皇的大堆黄金而没有画成像样的东西，是骗子手和强盗，而且品行不端。米开朗基罗虽然非常生气没理会，阿雷提诺便进一步以传单的方式指责《最后的审判》伤风败俗，“有路德教派的思想”——这个指控在当时有可能引来杀身大祸，幸好教皇保罗三世没怎么在意。
       阿雷提诺竭力想把一个艺术家拉到宗教审判和道德审判的被告席上，即使最后没有成功，也搅乱了社会注意力。连当时为米开朗基罗辩护的人们也没有发现：《最后的审判》在人物刻画和构图上已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主义告别。
       　　大师想探索的命题，还有很多，他时时想从新的起跑线上起步，但阿雷提诺们的诽谤使他不得不一次次痛苦地为自己本想放弃的东西辩护。他多么想重新成为一个赤子来继续叩问世术的本义，但四周的一切使社会气氛已经无法帮助他成为一个轻松的创造都，这正表明文艺复兴的大潮中开始消退。
       一五六四年二月十八日，大师临终前对站在自己面前的红衣主教说：“我对艺术刚刚有点入门，却要死了。我正打算创作自己真正的作品呢!”这话其实他早就想说了，但只有今天，床边没有阿雷提诺。
       笫Φ那资糁挥幸桓霾怀善鞯闹蹲印Ｕ飧鲋蹲硬莶莸匕汛笫Φ*遣体捆成一个货物模样，从罗马运回化罗伦，完成了遗嘱。
       奶姑的比喻
       伽利略赶在米开朗基罗去世前三天出生，仿佛故意来连接一个时代：文芤复兴基本完成，近代科学开始奠基。
       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内的名人灵枢进门右首第一位是米开朗基罗，左首第二位是伽利略，也像是一种近距离的呼应和交接。
       严格说起来伽利略应该算是比萨人。在比萨出生，在比萨求学，又在比萨大学任教。据说他曾在比萨斜塔上做过一个自由落体的实验，现在有人经过考证认为这个实验没有做过，但世界各国旅人仍然愿意把那座斜塔当作他的纪念碑。家乡也愿意，愿意那么大，愿意那么斜，让世人看看一种因长期蒙冤而倾斜的人生力学结构也可能如此宏伟。
       但是，他的灵枢却安置在佛罗伦萨。不仅如此，在佛罗伦萨阿诺河畔的一个要道口，我看到他的雕塑笑眯眯地站在一组指挥交通的红绿灯上方，好像对这座城市，他还要尽一点义务。
       我想这是有原因的。
       那年罗马教廷通知七十高龄的伽利略到罗马受审，伽利略因患严重的关节炎无法长途坐马车，请示就近在佛罗伦萨爱审，但孝廷不许，年轻的托斯卡纳(暨佛罗伦萨)大公费迪南二世派出一乘轿子送伽利略前往，而在罗马第一个迎接这位“罪人”的，是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尼科利尼，尼科利尼还邀请伽利略住在自己的寓所里。
       在如此险恶的形势下，佛罗伦萨能在自己的地盘里保护伽利略已经不易，没想到它居然伸出长长的手臂，把这种保护追随到教廷所在的罗马。这不能不使伽利略重新掂量起友情的重量。
       年迈的科学家对世事天真未凿，他困地问尼科利尼：“为什么我的朋友以前很支持我，现在一看风头都起劲地攻击我?我对他们做错了什么吗?”
       尼科利尼笑着回答：“您对人性的了解，远不如对天体的了解。您的名声太大，这就是原因。”
       伽利略不解，尼科利尼又说：“小时候见到一群鸡狠命地围啄一只流血的鸡，我惊恐地问奶妈怎么回事。奶妈说，鸡和人一样，只要发现一只比较出色又遭到了麻烦，便联合起来把它啄死。”
       这场围啄的主题，是要伽利略读一份“忏悔书”。连女儿出于对父亲生命安全的考虑也来劝他忏悔，他拒绝；但到最后，经过宗教裁判所审问“严厉考验”，他还是“忏悔”了。
       “忏悔”在罗马，而在佛罗伦萨，费迪南二世却说：“我只有一个伽利略。”
        凭着这句话，伽利略愿意在佛罗伦萨大街上站立千年。但此时的伽利略已经懂得，正是这种排它性太强的友好评价”。因此指挥交通，是他对世间的唯一报答。
        人格的颠覆
        伽利略的忏悔，是跪在地上做的。忏悔的中心内容，是他曾在著作中认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并且运动着。这位患有严重关节为的古稀老人下跪时一定十分困难，当终于跪到地上之后，他又一次地感知了地球。据他的学生文钦卓·比维亚尼回忆，他读完忏悔后叹息般地嘀咕了句：“然而此刻地球还是在转动!”
       一位科学家当然来会在内心彻底放弃自己经经过长期研究得出的结腐化 ，但他当时是否真的说了这句话，我们还没有看到其他证据。我们能看到的那份忏悔词是老人逐句大声宣读的，当时曾教散发到整个基督教世界。忏悔书中最证人伤心的一段话，是他不仅承认自己有“异端嫌疑”，而且向教廷保证：
       ……当我听到有谁受异端迷惑或有异端嫌疑时，我保证一定向神圣法庭、宗教裁判员或地点最近的主教报告。
       这样的话无疑是一种最残酷的人格自戕，因为此间描述的伽利略己经不是一个忏悔者，而是“自愿”要成为一个告密的鹰犬。但这正好暴露宗教裁判所所做的手脚。
       西方的宗教裁判所一向以残酷著称于史，动不动就把一批在宗教观念上有“异端嫌疑的人送上火刑柱，但我觉得比火刑柱更恶劣的是普及了一种人格灾难。鼓动人们为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观念疑点，毫无顾忌地告密、揭发、反咬、围攻、卖友。只要做了这样的恶事，不仅能自保，而且还能瓜分受害者的遗产；如果不肯这样做，则迟早灾难临头。这就以生命最终威胁方式培植起人性深处的恶，使之蔓延膨胀，颠覆全社会的人格系统。到了这种时候一切胡作非为为都随心所欲人了，如果看到某些人还有人格残存，就呼拥而来，全力摧残，直到那个人当众放弃人格。
       伽处略当众放人格，除了愿意成为告密者的“保证”势必与具体的生理摧残有关外，忏悔却是确实的。伽利略为什么作这个选择?历为各国思想界有过多次痛苦的讨论。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有一个令人费解的说法：伽利略“因为自己有理，而不得不请示恕”。
       　　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在《伽利略传》里把这位科学家的忏悔写成一个人格悖论，即他在科学上是巨人，在人格上是泥人；但也有其他可能，例如他有一位学生凭借着他晚年所写的一部著作证明，老师也可能是故意避开人生的直线在走一条曲线，因为没有先前并不代表布莱特本人，布莱希特更意于一位巨人的复难解。
       不管伽利略是自持有理，还是故意走曲线，忏悔的后果是可怕的。就个人百言，多年办禁，终身监控，女儿先他九年而死，后又双目失明，在彻底的黑暗中熬过了最后五年；就整体而言，诚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这个案件“结副业了意大利的科学，科学在意大利历经几个世纪未能复苏”。
       事情很大，但我总觉得伽利略的心理崩溃与尼科利尼向他讲了“鸡群围啄”的原理有关。尼科利尼作为一个外交爱虽然勘破尘世却有自己广阔的流转空间，他不知道作为一个科学家的伽利略并没有这种空间，一旦看穿便无法超拔。既然友情如此虚假，他它肯面对敌人，用一纸自辱的忏悔来惩罚背叛的“鸡群”失察的自己，相当于用污泥涂脸，求得寂寞与安静。他这样做不是为了保存生命来继续专心地研究科学，而是故意让自己作为社会人的一部分彻底死亡。后来他又有了新的科学著作，只是残存生命的一种惯性动作。
       正是这样的事件，使我在欧洲期间不管到哪儿都放不过宗教裁判所。看得多了，明白文艺复兴虽然以理想方式提出了“人”的问题，却还远没有建立一个基本的人格环境，因此科学文化的近代化无从起步，即便出了伽利略也无济于事，这就给后代一批批人文主义大师提出了艰难的课题。他们在人权和法制上所做的数百年的努力，都是从宗教裁判所的反面行径中起步。
       那时候佛罗伦萨已不再耀眼，它只是守护住了自己那些冤屈的儿子们的遗体遗物，静静地等待历史返还公道。
       柏林
       追问德国
       只有柏林，隐隐然回荡着一种让人不敢过于靠近的奇特气势。
       我之所指，非街道，非建筑，而是一种躲在一切背后的缥缈浮动或寂然不动；看不见，摸不着，却是一种足以包围感官的四处弥漫或四处聚合；说不清，道不明，却引起了各国政治家的千言万语或冷然不语……
       罗马也有气势，那是一种诗情苍老的远年陈示；巴黎也有气势，那是一种热烈高雅的文化聚会；伦敦也有气势，那是一种繁忙有序的都市风范。柏林与它们全然不同，它并不年老，到十三世纪中叶还只是一个小小的货商集散地，比罗马建城晚了足足二千年，比伦敦建城晚了一千年，比巴黎建城也晚了六百多年，但它却显得比谁都老练含蓄，静静地让人捉摸不透。
       成为德意志帝国首都还只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第二世界大战结束，已几乎夷为平地。纵然这样，当时新当选的德国领导人阿登纳还是要躲开这个废墟，他说：“一旦柏林再度成为首都，国际间的不信任更是不可消除。谁把柏林作为新的首都，精神上就会造成一个新的普鲁士。”那么，什么叫做精神上的普鲁士，或者叫普鲁士精神?更是众说纷纭。最有名的是丘吉尔的说法：“普鲁士是万恶之源。”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正义的声音，战后盟军正式公告永久地解散普鲁士，国际间也没有什么异议。但是五十年后两个德国统一，国民投票仍然决定选都柏林，而且也不讳言要复苏普鲁士精神。当然不是复苏丘吉尔所憎恶的那种酿造战争和灾难的东西，但究竟复苏什么，却谁也说不明白。说不明白又已存在，这就是柏林的神秘、老练和厉害。
       当我们的车队缓缓驶入柏林的时候，我想，既然这里又成了统一德国的首都，那么我们就要用自己的脚步和眼睛追问一些有关德国的难题。例如——
       　　人类一共就遇到过两次世界大战，两次都是它策动，又都是它惨败，那么，它究竟如何看待世界，看待人类?
       在策动世界大战前艺术文化已经光芒万丈，遭到惨败后经济恢复又突飞猛进，是一是什么力量，能使它在喧嚣野蛮背后，保存起沉静而强大的高贵?
       历史上它的思想启蒙运动远比法国缓慢、曲折和隐蔽，却为什么能在这种落后状态中悄然涌出来莱辛、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这样的精神巨峰而雄视欧洲?有人说所有的西方哲学都是用德语写的，为什么它能在如此抽象的领域独占鳌头?
       一个民族的邪恶行为必然导致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在世人面前大幅度贬值，为什么惟有这片土地，世人一方面严厉地向它追讨生存的尊严，一方面又恭敬地向它索求思维的尊严?它的文化价值，为什么能浮悬在灾难之上不受污染?
       歌德曾经说过，德意志人就个体而言十分于理智，而整体却经常迷路。这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问题是，是什么力量能让理智的个体迷失得那么整齐?迷失之后又不让个人理智完全丧失?
       基辛格说，近三百年，欧的稳定取决于德国。一个经常迷路的群体究竟凭着什么支点来频频左右全欧，连声势浩大的拿破伦战争也输它一筹?
       俄罗斯总统普京冷战时代曾在德国做过情报工作，当选总统后宣布，经济走德国的路，世人都说他这项情报做得不错。那么，以社会公平和人道精神为目标的“社会市场经济”，为什么偏偏能成功地实施于人道纪录不佳的德国?
       ……
       这些问题都会有一些具体的答案，但我晰的回答都会与那种隐隐然的气势、冥冥间的精神有关。
       世上真正有大问题都蒙鸿难解 ，过于清晰的回答只是一种逻辑安慰。我宁肯接受像赵鑫珊先生那样的诗意的说法：“在德意志民族的性格里头，好像有种大森林的气质：深沉、内向、稳重和静穆”。
       泰勒说，德国人有过空前的自由，又有过空前的专制，却未曾有过温和、中庸。这就很像森林，而不像不畴浅草、春光柳岩。有冲天乔木忧郁问天，也有荆棘藤遍地蔓延，有神性，也有魔性，都是极端化的存在，可以敬之仰之，恨之斩之，却很难找到一个庸俗无卯的巨大平台。至于迷路也只有在森林里才迷得生死予夺、地覆天翻。
       现在，这个森林里瑞气上升，祥云盘旋，但森林终究是森林，不欢悦、不敞亮，静静地茂盛勃发，一眼望去，不知深浅。
       墓地荒荒
       问了好多德国朋友，都不知道黑格尔的墓在哪里。后来一位长期在这儿工作者的中国学人通电话，反倒打听到了。这位中国学人叫于兴华，我没见过，于是约好在勃兰堡门附近的国会大厦门口见面，他与太太开车来接我。
       费里备利希大街往北走，一条泥地小巷通向一个极不起眼的公墓，杂乱、拥挤、肮脏，很难相信这是欧洲陵园，如果不是他们夫妻带领，我即使着地址也不敢进来。
       我在密密层层地墓郎间行走，等着出现一个比较空阔的墓地，谁知正是在最密集的地言停了下来。于兴华说这就是，我将信将疑地看了他一眼，然后看墓碑，将黑格尔的全名按安母排列拼了两遍，没错，再细看生卒年份，也对，那么，十八号墓穴安葬的果真是黑格尔和他夫人。从公墓路边张贴的一张纸上知道，茨威格也在里边，找了三圈也没打到 。
       这些大师在人类文化领域都顶天立地，外势高远，想到在这里却摩户接踵，拥挤于如此狭窄的空间。我不知道事事认真的德国人，为什么这件事做得这么潦草?大概有一个特殊的历史原因，因为我在别的地方也看到过一些不太重要的文化人的墓地，德国人都做得很讲究。相信这里不久就会有一次重大修缮。
       我们三人在墓地间转悠了那么久，只在长长的杂草间见到一个活人则一个埋头读书的男青年。问他茨威格的墓，他立即礼貌地站起来摇头，然后向东边一指，“我光知道布莱希特在那里。”
       布莱希特的墓稍大，却地外边角。忽然杨想，那个读书的男青年身边的杂草间，还安置着一辆小小的婴儿车，里边有一个婴儿在熟睡。是这位男青年的孩子吗?他为什么愿意把小生命停歇在这么冷僻而阴森的所在?这不便问，我只知道今天下午在这里见到的活人，不是一个，而是两个。
       墓园、荒草、婴儿、书籍，再夹杂几声鸟鸣；看书看到一半左右环顾，一个个惊天动地的名字从书本滑向石碑，这儿是许多文化灵魂的共同终点。我重新远远地打量了一下那个男青年，然后与于兴华夫妇一起轻声交谈起来。
       国家理念
       黑格尔的美学，我曾研习和讲授多年，但今天站在他的墓前，想得最多的倒是他的国家理念。这是因为，我现在正旅行在荣辱交错、分分合合的德国，有太多的信号天天从正面和反面诱发着这个话题。
       欧洲历史上有很长时间实行教权合一，很多人只知教，不知有国。大约从十七世纪的“三十年战争”开始，互相之间打得热火朝天，打得教皇权威大损，打得人们重新要以“民族国家”的内涵，最早是由炮火硝烟来填充的。经过拿破仑战争，这一切都被描绘得更加浓烈，但当时在黑格尔的视野中，法国、英国、俄国都已经成为统一的国家，而他特别寄情的日耳曼民族居然还没有。这使他产生了一种焦灼，开始呼唤国家，并对国家注入一系列终极性有理念。他认为国家是民族精神的现实化，因此应该享有最终决定的意志。他甚至肯定普鲁士是体现“绝对精神”的最好国家。
       我在黑格尔墓前想到他的国家理念，也由于看到与他相邻的是费希特。对民族感情的直露表现，费希特更强过黑格尔。拿破仑入侵普士，对他刺激极大，并由此人德意志人的天 职就是建立一个正义的强权国家。这位哲学家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社会责任，经常走出书斋和课堂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费希特最典型的演讲词是：朋友，偿胸中还存在着德意志的心脏吗?那就让它跳动起来吧!你身上还流动着德意志的热血吗?那就让它奔腾起来吧!
       记得早年在一本书上读到，有一次费希特患病的夫人出现了危险的信号，他本该留下侍候，便原先约定的一次重要演讲来来及推掉了，只得忍育前往。没想到等他心急火燎地回来，夫人的病情居然有所好转，他激动地流着眼泪与夫人拥抱亲吻。人们说，正是这种新热使他很快传染上了夫人的病，而且因此去世。我看着他们夫妻俩的合葬墓想，世间多数广场演讲者的家里总有一位妻子等者，等得非常殷切，绝不会不等他回来就独自离去；一次次等待，直等到长眠在一处。
       他们无法预料的是，长眠在他们隔壁的是黑格尔夫妇，黑格尔生前把费希特的激情演讲凝炼成了国家学说。这两家的小小墓区所迸发过的情感和理念，曾对德国产生过巨大的负面作用，尤其是费希特对于国家扩充欲望的肯定，黑格尔关于战争是伟大纯洁剂的说法，增添了普鲁士精神中的有害成分。但总的说来，墓主对以后的灾难没有太大的责任，因为他们不能想象由此而发生的极端性行动。
       费希特的老师是摩德，但康德与他们有很大的不同。康德终生静居乡里，思维却无比开阔。他相信人类理性，断定人类一定会克服社会倾向而实现社会性，克服对抗而走向和谐，各个国家也会规范自己的行为，逐步建立良好的国际联盟，最终建立世界意义的“普遍立法的公民社会”。正是这种构想成了后来欧盟产生的理论根据。
       康德的世界蓝图没有国界，结果他的居息地也就早早地划出了德国。
       其实“民族国家”观念和“欧洲统一”观念，看似抵悟，却组成了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悖论结构，两者互为基础，互为前提，相反相成，蜗旋滚动。目前看来，原先东欧一些国家，往往更侧重于民族国家观念，而欧洲的其他部分，则更侧重于康德的理念。
       我本人也更喜欢康德，喜欢他跨疆越界的大善，喜欢他隐藏在严密思维背后的恢宏。
       这次我去不了康德家乡，只能在黑格尔的墓地抬起头来，向那里遥望。但我己找听清楚了去的路线，下次即使没人带路也能直接找到。
       黑白照片
       由黑格尔想到了柏林大学。黑格尔是在柏林大学校长任内去世的，而在黑格尔去的世的二十年前，费希特也担任过该校校长。当然，这个学校还出现在很多其他文化名人的履历中。我前些年来柏林匆匆忙忙，想到柏林大学看看，问了两位导游都茫然不知，也就作罢了，但这事使我十分奇怪，如此鼎鼎有名的学府既不可能停办也不可能迁走，导游怎么会不知道呢?
       这次刚开口一问便有了答案，原来它早已改为洪堡大学。
       这所大学没有校门，城市的街道直穿校区，各系各科的楼房就散在街边，任何人抬脚就可以进入，没有警卫来阻拦。多数房屋都很有年代，那幢主楼显得更有历史，我进进出出、上楼下楼无数次，几乎把每个角落都走遍了。走廊间有一扇扇木门，都很高，有些新装了自动感应开关，有睦还须用手去推，很重。想当年黑格尔和爱因斯坦他们，总得先把厚厚的皮包夹在臂下，然后用力去推。还是这些纹饰，还是这些把手，从未更改。欧洲人对传统的触摸，总是非常质感。
       也有一些中国人推过这些木门，像蔡元培，作为留学生在这里轻步恭行，四处留心，然后把威廉·洪堡的办学主张带回中国，用容而又独立的多元文化论成轼地主持了北京大学。还有陈寅恪，不知在这里推了多少次门，回去后便推开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大门。
       二楼门廊前有一个上型的教授酒会，好像是在庆祝一项科研项目通过鉴定，却没有什么人致词，各人来到后便在签到簿上签上个名，然后拿一杯酒站着轻声聊天。他们缺乏 的过道墙上，随意挂着一些不大的黑白照片，朦胧中觉得有几幅十分眼熟，走近一看，照片下有一行极小的字，小得几乎看不清楚，仔细辨细才明白，原来这所学校获诺贝奖的多达二十九人。这是许多大国集全国之力都很难想象的数字，这里却不声不响，只在过这留下一些没有色彩的面影，半句若有若无的说明。
       这种淡然，正是大学生等级的佐证。想到这里我笑了起来，觉得中国大学的校长们能到这里看看，回去也许会撤除悬挂要校园里的那些自我陶醉的大话和官员们来房的照片。外涂的脂粉证明不了身份，涂得太浓，倒会成为反面证明。
       空空的书架
       从洪堡大学的主楼出来，发现马路斜对面是图书馆，便觉得应该去看看。
       图书馆靠马路的一边，有一个石铺的小广场，我正待穿越，却看见有几个行人停步低头在看地下，也就走了过去。地下有一方石块，上面刻了几行字，是德文，便冒昧的请这上的一位观看者翻译成英文。原来石块上刻的是：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一群受纳粹思想驱使的学生，在这里烧毁了大量作家、哲学家和科家的著作。
       石块的另一半刻的是：
       烧书，可能是人们的自我毁来的前奏。
       ——海涅
       就在这块刻石的前面，地面上嵌了一块厚玻璃，低头探望，底下是书库的一角，四壁全是劫烧之后的空书架。
       我不知道这是当年真实的地下书库，还是后人来纪念那个事件所设计的一个形象作品，但不管是哪一种，看了都让一人震撼。心与书架一样空了，随即又被揪紧。反处处地从四个方向看仔细了，再移步过来把海涅的那句话重读一遍。
       一所世界级的学府在自己门前留下如此一景，是一种铭记，一种警示，也是一种坦陈：烧书的是我们自己的学生，一切文化毁损行为，都有文化的名义和身伦，因此匆匆路人啊，不要对这里过于信任!
       这便是大学的良心。
       由烧书不能不想到中国的“文革”。那样的空收架在中国的哪个地方都出现过，而且比这里的更近了三十年，我不知道我们中国为直么不能像他们这样铭记、警示和坦陈。前些天正在与国内的一些朋友一起叹息“文革”才过支二十年，它的真相却已被有些人用“文革”的方式胡乱搓捏。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起因就在在于人们迟迟不敢用坚实而透明的方法把灾难的史迹何存下来。对于重要的历史，任何掩饰的后果只能是歪曲。灾难是一部历史，对灾难的阐释过程也量部历史，而后一部历史又很容易制造新的灾难。要想避免这种新的灾难。要想避免这种新的灾难，唯一的办法是不作掩饰，就像在这儿哪憎爱分明发生在地下书库，也要开一个天窗，证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裸呈于后代子孙眼前。
       可以想象，一切刚刚考入洪堡大学的各国学生都学会来看看学校的图书馆还没进门就发现了这块铭石，这个窗口。他们似懂非懂，注视半晌，然后进入书库，俯仰今天的书架。他们中的部分人也许会由此研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德国史，即使不去研读，绝大多数人也会对今天社会上一切讨伐文化的行为产生警惕。这些行为未心是烧书，现在连德国境内的“新纳粹”也不再烧书，需要警惕的是那些激口号下的毁损，批判面具下的暴力，而这睦又经常与学生们的青春活力和争斗欲望互依互融。因此，这块铭石，这个窗口，可看作是洪堡大的第一师训，首项校规，不容轻视，无可辩驳，凿石坦地，刻拆对天。
       就这样，这个学府用一页污浊，换来了万般庄严。
       落伍的疯狂
       除了洪堡大学图书馆的烧书遗迹，在柏林街头还能找到很多更重要的纳粹活动遗址。留下的遗址，也就留下了记忆。
       一切有纳粹记忆，并不仅仅是一场偶然的恶梦。这是历史的产物、民族的产物，具有研究的普遍价值。要不然，这些古老的街道和坚固的房子，这个严肃的人种智慧的群体，不会无缘无故地突然癫狂起来。
       我认为，这是欧洲社会从近代走向现代的关口上一种撕裂性的精神经望，这是社会各阶层失去愿意有价值坐标后的心理灾难纳粹氢这种绝望和灾难，提炬炼成了集团性的破坏行为。
       一九二四年，还没有成事的希特勒在狱中写了《我的奋斗》，书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概念是所谓“生存空间”。这个概念在他笔下有一种“你死我活”的性质，表达了因失支空间而难以生存的的危机心理。问题是当时有这种心理的远不是他一人，否则不可能有十分之九的公民投票拥护他的独裁政权。为什么呢?唯一的答案是，社会正在转型。
       在社会转型中感受到了生存空间的危机，只能产生两种可能，第一种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来扩大空间；第二种是毁损别人生存空间来扩张自己。显然，第一种是良性方式，第二种是恶性方式，希特勒和他领导的纳粹选择了第二种。
       他们首先通过毁损犹太人的生存空间来验证自己的概念，这一招很有迷惑力。因为一般民众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时代的落伍者，很希望把自己的困境归因于某个个人或某个群落，于是，比较崇尚实利主义、娴于商业运作的犹太人成了替罪羊。明明是自己受到了时工的挑战，却被解释成一个高等民族遇到了低等民族的侵害。多年来压抑心的嫉妨之火、无望之火、失落之火一时被堂皇的理由点燃，仇恨也就立即上升到围攻，上升到暴力。
       剥夺了犹太人的生存空间，纳粹又要向扩大生存宽间了。
       纳粹的这种行为逻辑至今人还发人深思。任何社会转型落实在人群人，主要表现为生存空间的盈缩，生存方式的转移。这虽然不无残酷，却是历史的必然，旧结绝的代表者只能在破釜沉舟，决绝方式来抗拒转型，因些会出现一种惊人的整齐和残暴。
       现在德国又出现了“新纳粹”。几乎都是年轻人剃平头，着靴子，成天用仇恨的止光面对世界，一意要寻找击对象。人某种形态上，他们有点“朋友”，便“朋友”只表现生态上反叛，不怎么攻击他人，而新纳粹则以攻击他人为一特征。他们已杀害大量的外籍劳工，但即便是本国的正派人也不愿与他们靠近，怕他们寻畔攻击。我们的德国朋友郑碧婵(Sigrum Garthe)小姐这次从西部赶到东部来接我们，路上就遇到好些新纳粹。碧婵说，这一带的新纳粹有点特殊，是原东德地区经历大幅度社会变型所产生的社会渣滓。本来可以依赖的势力系统解体了，自己又没有学会谋生的本领，完全无法面对两德统一后按照市场规律而进行 的正常竞争，只好诬赖外籍劳工把他们的工作夺走了，便反过身来去进行伤豁。因为伤豁的是“外籍”，便重新标榜起了纳粹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大耳曼主义。
       碧婵问：“本来西方政论早习惯把极端分子分成左翼和右翼，但他们这批人，本质倒退，形态时髦，已经说不清是什么翼了。”
       听她这么谅，我心里想，中国的“文革”在本质上也是反现代，尽管那些红卫兵、造反派都举着“破旧立新”的大批判旗帜；而结束“文革”的最和要标志，就是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
       碧婵问：“现在你们中国进入了社会大转型，这样的群体也会不少吧?”我不知从何说起，只好漫应之曰“晤晤”。
       由此开始我们在德国期间对新纳粹一直比较留心，密切审视它与波荡不定的群体心里是否会构成危险的交接点。为此，我还特地关注了一下希特勒当年在民众中演讲的状况，看看一种错乱的恶性，在民众心里爆炸过程。
       早就知道希特勒当年在纳粹党内初露间角是因为他的演讲，连他自己也惊讶自己怎么会有控全场听众的本事。我这次在欧洲几次看到希特勒演讲的电影资料片，知道了他受到欢呼的愿意因。每个演讲现场都是社会情绪的浓缩，每一个听众都是一张绷紧的弦索，只需要敏感部位挥动几下就嗡嗡响成一片。希特勒的演讲不在乎逻辑，不在乎论证，却有一套有效的心理鼓动程序，在这方面实在堪称专家。他一般都是哑着嗓子开头，似重病在身，似喁喁私语，与慷慨激昂的其他演讲者一比好像不地家，但这种反差却立即打破了听众对演讲惯性的厌倦，全都提起精神不侧耳细听。就这么讲了一会儿，冷不丁地，他突然咆哮，一声比一声响，似口号，似反间，似呼呈，这自然把全场搅得掌声如潮。掌声未落地他又轻声，没几句又转向洪亮。些后，高低声腔更替的频率加快，最后几乎全身用力，手舞足。这等于在一把把揉压全场听众的情绪，但是，正因为被揉压的万千心灵在当时有共同的脆弱 、共同的敏感、共同的亢奋，才会贪婪地吸食他那些并不连贯的句子而陷入集体疯狂。
       虽然是陈旧的电影资料片，看了不叫人害怕。即便是那么讲究理性的民族也会突然去理性，被一种急切想通过伤害他人来扩张自己的卑劣情绪所裹卷，只待有人把这种卑劣美化成正义，便血脉贲张，摩拳擦掌，不再有志码的逻辑判断和道义防范。
       历史，该如何避免或绕过这样的泥潭?
       理怀的启蒙、良知的传递、文明的呼呈，能在多大程度上阻止这类灾难?
       不知道。大有家多加小心吧。
       布鲁塞尔
       男人的血
       我终于来到了滑铁卢。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下擀，一头雄狮在这里倒下。欧洲的王室松了一口乞，重新从这里抬起骄傲的脚步。
       古战场的遗址上堆起一座山丘，山丘顶上铁狮威武。但这头铁狮并非纪念那头雄狮，而是相反，纪念对他的制伏。山丘的泥土全部取自战场，这小小的两公里拥挤过十几万厮杀的人群，每一寸都浸泡过鲜血。当时刚刚获胜的威灵顿将军长长一叹，说：“胜利，是除了失败之外的最大悲剧!”
       山丘由列日市的妇女背土筑成的，因为她们支持过拿破仑，这是惩罚性的劳役。为 以独独要让妇女们来承担这个劳役。有人解释说她们的男人正在受更大的惩，但在我看来，那是出于胜利者对于那个失败者残存的嫉妒。男从间的嫉妒往往与女人有关，因此必然会让支持过他、崇拜过他的她们，来确认他的失败，这可能是对他最大的羞辱。
       嗣怯萌崛淼乃峙跗鹉嗤粒睦锘狗值们迨裁词し桨芊*?只知道这是男人的血，这是不干的土。加几滴我们的眼泪进去拌一拌吧，至于这座山丘的含义，我们心量清楚。
       美的征战
       滑铁卢战场遣址，自然由当年的胜利者保存和修复，但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游人在心中祭拜的，都是那位骑着白马的失败者。那座纪念山丘，两百多级高高的台阶，连小也在那里步步攀登。一队比利时的小学生居然全部爬到了顶部，一问，他们只知道拿破仑，不知道威灵顿。他们是小孩，而且并不是法国的，因此，当年垒筑这座山丘的意图，已经全部落空。
       以往我们习惯于把争分作正义和非正义两种，说起来很明快，其实事情要比这种划分复杂得多。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是非分明的战争比较好办，第一次世界大战分起来就有一点麻烦了。如果分不清就说成是“狗咬狗”，那么，多数古战场就成了一片狗吠，很少找得到我的踪影了。
       战争双方，如果没有逾越人类公理的底线，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留下的只有意志的比照、智谋的竞赛、人格的对垒，而这一一切都具有审美价值，成为永久的话由、写作的题材。三国时代的马蹄硝烟，苏东坡如此悠悠怀，罗贯中如此娓娓道来，只因为那已是审美意义上的征战。
       滑铁卢的战事之所以以与敦刻尔克大撤退、诺曼底登陆不同，是因为双方都没有逾越人类公理，因此一起成了后代的审美对象。审美一旦开始，胜败输赢立即退居很次要的地位，人们投注的是人格视线，即便是匹马夕阳、荒原独吼，也会笼罩着悲剧美，因此，拿破仑就有了超越威灵顿的巨大优势，正好与那场战事的实际胜败相反。
       审美心理曲线是一条长长的抛物线，以值得注的奇异强势作为起点。人们关注拿破仑由来已久，尤其是他从放逐的小岛上直奔巴黎抢回皇位的传奇，即使不喜欢他的人也会声声惊叹。滑铁卢只是那个漂亮行程的一个终点。可怜砘灵顿，虽然胜利，却只有点而没有线，至少在滑铁卢之彰没有证人注意的线。谁有那么好的视力去关注一个孤零零的亮点呢，因此难怪比利时小学生不知道他，反而爬着他的胜利高坡，不怀念他的手下败将。
       其实岂止是今天的小学生，即便是战事结不不久，即便不是法国人，大家说起滑铁卢，也已经作为一个代表失败的词汇。可见，人们都把拿破仑当作了主体，都不自觉地站到他的一边。
       亚里斯多德说，诗比历史更真实、列普遍。他所说的诗，泛指美学行为。小学生的回答代表了一种真实、一中普遍，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学好历史，却已经接受了社会性的审美遗传。
       在这样的关口上很多历史学家会非常恼怒，但小学生背后站着亚里斯多德，因此这些历史学家也就陷入了自己的“滑铁卢”。
       对此我比较平和，认为历史中的滑铁卢和诗中的滑铁卢属于两个范畴，两个范畴加在一起，互相辉映，便使这个地方成了永久的旅游景点。
       滑铁卢遗址中有一所房子是雨果构思《悲惨世界》的地方，那么对了，诗中滑铁卢也 有一个自己的指挥前沿。
       雨果提起拿破仑时总是反复地念叨着“那个巨人”、“那个巨人”，其实发出这个声音的也是巨人。“那个巨人”不知道身后会有一个文化巨人对他那么关注，这关注将把隆重地送入另一部历史，一代代观者如堵，恰似仪仗万千。
       蓝旗是结论
       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大堂门口，一束灯光照射着那面静静垂落的蓝旗。在它后面，一排排国旗相拥而立，做它的后盾。这些国旗原先高高地飘扬在各自的国界羊，自从有了它，大家都纷纷收回，到这里来享受清静。
       这面旗帜来得悠远。来自康德的沉思、雨果的呼喊，来自欧洲大地千百年来无法弥合的裂痕。几十里外滑铁卢人仰马翻、旗起旗落，胜利者总是要用大量鲜血的代价证自己的旗帜来做历史的结论，而失败都地时准备用更多的鲜血来否定这个结论。结论做在滑铁卢附近，这片土地写清楚了“因为”和“所以”。
       原来只是为了反战而结盟，不料却给世界带来了新的结构、新的衡，对引我们似乎不缺少关心。昨天晚上我请教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宁江明先生：当前欧洲什么事情最应该引起中国人重视?
       大使说：欧盟。
       孩子的眼神
       按照一般观念，布鲁塞尔哪里有巴黎、伦敦、柏林重要?但正是它的不重要，造成了今天的重要。任何大国都都不可能把自己的首都作为像欧盟好样的国际协调中心而取信于其他大国，因此，小得不可能对虽人构成威胁而又地处中心的比利时，正当其选。
       在目前，欧盟大行动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着力于营造一个共同大市场。为眼，连货币也要趋于统一，实在是大手笔。在当前这样的经济时代，货币是体现一个国家主权的重要方面，这些国家连这份主权都愿意受到冲刷，切莫小看了它们联合的决心。我们一路看到那么多欧洲国家已完全不在乎边界防守，所有的车辆长驱直入，遇到的唯一障碍就是货币了。如果欧元全球通行，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畅快?
       一路上还看到，欧盟也步履谨慎，便一直没有后退。对于从未退的小步子，好莫小看，日积月累，转眼间就会跨上一个大台阶。
       政治家们会注意欧盟的每一个动作带来的实际后果，而像我这样的人关心的，是它对传统国际政治概念的摇撼。很从习以为常的范畴需要另起炉灶，很多目为经典的命题需要重新寻找内涵的外延。前些年一直担扰信息革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世界的人文均架还那么老旧，现在看到欧盟的稳步前进，才发现欧洲已经用一个真正的大行为迫使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不能不以新的形态进入新的时代，这才知道，我们应该担扰自己，是否有脚力追赶。
       朋友们一直觉得我到欧洲旅行一定会醉心于它的历史文化，其实我一路上倒是特别留心当前的发展。到了布鲁塞尔就像提纲挈领，豁然开朗地看着洲如何在脱胎换骨，挥别昨天。中国人初到欧洲容易看到传统文化的良好保存、古才能生态的我方缅怀，这并错，但细看下支才会现，这土地的社会支柱，正在发生巨变。昔日的高贵，只是支柱上的陈年装饰，不能看走了眼。
       记得在斯特拉斯堡欧盟的另一个办公处，我曾联想到都德在《最后一课》中刻画的小佛朗士和一个后来为欧洲联合作出过巨大贡献的路易·韦丝。他们都生长在欧洲中突的拉锯地带，是锯齿底下最微小的木屑，只知看着锯齿发呆，祈盼哪一天锯齿不再拉动，木屑不再飘浮。我因此感叹人类的一切崇高理念，也许都来自麻烦之地男孩和女孩痴想的眼神。没想到来布鲁塞尔欧盟的最高总部一看，门口铁栅栏上竟然真的爬着一群男孩女孩的雕塑。
       看上去他们都是那样调皮、野泼，大大咧咧爬到欧盟大门口来了，而且都抬头仰天，说说笑笑，几年都不下来。我真佩服雕塑家们的设计深意：成人们最大胆的政治构思，无一不暗合孩子们的幻想；大凡孩子们无法理解的弯弯曲曲，成人们迟早也会摆脱出来。这些孩子没有一点小绅士或小骑士的老成姿态，而是头发不理、衣服不整，全然拒绝旧时代对自己的打扮，扭头只顾与新世纪来改造他们。我想，如果有谁还在取笑欧洲老旧，看到这些孩子才会觉得自己才是被取笑者。
       因此，欧盟总六大门口的这些孩子，是雕塑，是装饰，是门卫，更是理念。
       康提奥美克
       从北极圈南下，没想到天气越来越冷，风雪越来越大，我们好几辆车已经被冻得发动不起来。在奥卢看地图，发现从这里到赫尔辛基不仅距离遥远而且地形复杂，再加上这要瓣气候，如果开车，不各半路上会遇到什么情况。思考再三决定搭乘火车。
       奥卢有火车站，但我们车队的五辆车要由火车拖载，只能到始发站申请增挂一节平板车。那个始发站叫康提奥克(Kontiomaki),在奥卢东南方向一百八十分里处。于是想方设法把车发动起来，小心翼翼地冒着风雪开到那个从来没有听过的地方去。
       康提奥美克连一个小镇也算不上，当地人说这和的居只有十人，我想这种说法有点夸张，但到顶也就是几十人的人村落吧，居然按下了一个火车始发站，大概与铁路网络的整体布局有关。
       离铁轨不远处有一间结实的木屋，门外有门亭，窗里有灯光，墙上的字是芬兰文，不认识，但可以猜测是一个公共场所。如遇救星般地推门而入，里边果然温暖如春，一步便遗忘了门外的世界。
       说不清这是什么场所，反正什么都有。台球、游戏机、简单的餐食、厕所，每个窗都严严实实两层，各种摆设陈旧而舒适。见我们进去，里边的几个老人两眼发光，定定地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一数，他们也有七八个人，我由此证明当地只有十个居民的说法不确。伙伴去问屋中唯一的一位中年女服务员，谁知她笑着说：“差不多都在这里了，过一会儿还会来几个老太太。”
       一个车站小屋，居然把全的人都集中了，我想主要原因并不是它暖和。在冰天雪地的北欧，又是这么一个僻远小村，人实在太寂寞了，总想找一个地方聚一聚；尽管由这里始发的列车很少，旅客不多，但说不定也能看到几张生面孔，这就此村民聚会更丰富了。今天我们这一哨人马吵吵闹闹蜂拥而入，在这里可是一件不小的事情，据那位服务员说，有两位老人已经急急地摸回家去通知太太了，要她们赶快来凑热闹。
       伙伴们快速地进入了各项游戏项目，有的打牌，有的打台球，有的玩游戏机，老人们都兴致勃勃地围在一旁看着，很想插话又觉得不应该干扰。我离开台球桌上厕所，一位老人跟了进来，大概他觉得这里总没有什么不可干扰的正事了，是一个开始谈话的好地方。他大声地用芬兰话与我聊天，我用英语搭话他听不懂，一上来就撞到了死角。但他不相信有人竟然完全不懂芬兰话，正像我不相信这儿的人完全不懂英语，彼此寻找最简单的字句努力了很久，最后他只能做起了手语。他用双手划了一个方框，然后又窝成一个圆圈放在中间，我想了想就明白了，他在比划日本国旗，是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的否定他听懂了，但他居然听不懂“中国”的英语说法，我当然也无法用手语来表现图案相当复杂的中国国旗。
       他很遗憾无法交流，但仍然在滔滔不绝地讲着。这使我想起童年时的家乡老人，他们也不相信天下竟然有人完全听不懂本地方言，总是在外地人面前又反复讲，加重了语气讲，换一种方式讲，等待哪一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从厕所出来，我看到了另一个苦口婆心地现场。我们的摄像师东涛前些天不小心在北极村滑了一跤，脚受了点伤，拄了拐杖，也就不去玩那些游戏项目，坐在一角喝茶。这也被老人们看出是一个没有打扰嫌疑的谈话对象，三位老汉两位老太全围着他，老太显然就是刚才被紧急召唤来的。老人们用手势问东涛受伤的原因，东涛无法向他们说明白除了不小心没有别的特殊原因，他们比划来比划去，终于比划出了一个不容申辩的理由：一定是滑雪摔伤的。然后请老人争先恐后地比划自己滑雪的经历，有一位老人似乎也受过伤，他已在教育东涛一个受伤的人该怎么自我护理了。
       在语言不够而热情足够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糊里糊涂地随顺对方，千万不要把事情解释明白。看到眼前这个情景我突然开悟，发现自己平日太想把有些事情讲清楚。今晚的老人要的是一个陌生人谈话，与一个受了伤的陌生人谈话，与一个他们估计是滑雪受伤的陌生人谈话，与一个能让他们回忆起自己的滑雪经历和受伤经历的陌生人谈话，谈话在寒冷的冬夜，谈话在他们的家乡，这就够了。我们可怜的东涛如果在不懂芬兰话的前提下非要把事情讲清楚不可，一是艰难无比，二是扫了老人们的兴，何必叫。由此我懂得了在很多情况下，兴致比真实更重要。以前纳闷为什么我坚守某些事情的真实反而惹得那么多的人不高兴，现在懂了，人家兴致浓着呢。
       这些老人今天晚上比划得非常尽兴，这种比划就是他们的享受，包括比划他们根本不认识、而且很快就要离去的陌生人。旅行使我们永远地成为各地的陌生人，当老人们在比划我们的时候，突然想到我们其实也一直在比划自己不熟悉的人。互相比划，不断告别，言语未畅而兴致勃勃，留下彼此的想头，留下永恒的猜测，这便是旅行。
       就这么颠颠倒倒、迷迷糊糊三个小时，终于传来一声招呼，火车来了。我们告别老人来到屋外，这才发现这三小时完全忘记了天气与环境。贬骨的寒冷立即使我们的手脸发痛，痛过一阵后又彻底麻木。这么绝望的寒冷中，只有那样一间温暖的公共活动房屋，人与人的相聚真是极其珍贵。对此，我们这些来自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方的人常常忘记。感谢这次旅行的未尾遇到的这个车站，它以超常的冷清总结了我们一路的热闹，它在大雪深处告诉我们人类最饥渴、也最容易失去的是同类之间的互遇互温，哪怕语言不通，来路不明。
       当深夜列车启动之后，我们会熟睡在寒冷的旷野里。一定有梦，而且起点多半是那些老人，至于梦的终点，或许是一声汽笛鸣响，或许是一次半途停车，惊醒之后撩窗一望，目力所及杳无人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