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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以所谓“方法”的基准，将韩国诗的现状做了如下分类：1、传统与抒情（传统抒情诗）2、宗旨与观念（观念诗）3、形象与事物（物理诗）4、超观念的冒险（实验诗）5、主知性处理（主知诗）。这可以说是韩国诗的分布图（本文主旨不在划分等级或排名次）。
       分成上述五类的理由如下：第一，为了全面而又容易地认识韩国诗的现状建立体系。过去，对韩国诗存在很多偏见和歪曲的现象，如：用一部分来代表全体。第二，纠正因顺应时代潮流或政治局势的变化，把某一种倾向看作那个时代的全部的错误作法。这与不能仅用台风这一个现象来代表整个一个季节的全部气象状况一样。第三，即使某一个时代存在特别流行或发展的趋势，也会存在其他非常重要的倾向；即便有一部分不明显，也不能说它不存在。这不明显的其他倾向，对韩国诗来讲也是不可或缺的。第四，力图追求韩国诗的全面发展，特别是追求未来需要的类似于诗的当为性（应当那么做）的东西。
       一、传统与抒情（传统抒情诗）
       只把它称为“抒情诗”也无妨，但是，韩国大部分的抒情诗都带有传统的倾向，所以，暂时把它命名为“传统抒情诗”。
       这种倾向曾经跻身于某个时代的主流，但是，其沉浮随着时代而变化无常。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传统从来就没有失传过。传统抒情诗站在诗的概念（诗是情趣的体现）与传统意识之上，确保了自身的正当性。传统抒情诗人的身份和自信心似乎也在这一点上。
       喜悦，爱情，离别，悲伤，绝望，不安，孤独等情感，没有与事物同样的存在性。也就是说，不具备实
       在或实体。严格讲，我们可以把这种情感看作是对象
       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中产生的一种氛围（气氛，ATMOSPHERE）。我们可以认为：抒情诗存在的基础是1、如此感觉到的主体的情感（主体是实际存在的）2、有一种“能量”在调动主体或读者。
       在韩国的传统抒情诗当中，金素月（1902—1934），徐廷柱（1915—2000）是主要代表人物。还可以加上朴木月（1916—1978），赵芝薰（1920—1968）。传统抒情诗具有多种特性。例如：寻找（韩国型的）泪水与悲伤的根源（朴在森，朴龙来等），探求巫俗式的传承（朴栽陵），人伦道德的普遍性，对性本能冲动的重视，自然与心灵的内在交流，寻找民间故事等。
       二、宗旨与观念（观念诗）
       观念诗是在所谓的“诗是思想的表现”这一概念的基础上，主张自身正当性的诗歌。政治性纲领，意识形态，宗教教理，生活中的各种信念，亲睦会或各种团体的目的等都是生成观念的基础。但是，观念与非观念的，特别是，在与传统抒情的关系上，很难画出明确的分界线。非常明确地显现出自身特性的观念诗，似乎与政治有关联。开化期和3.1民族抗争前后，也出现过强调民族独立的观念诗，其中，明显带有政治性质的观念诗，似乎都是民主主义诗和KAPF诗。包括KAPF（1925—1935）的阶级主义在内的，如：选择没有感觉的语言，无序的表达，生硬的逻辑等观念与宣传性相配合，压倒了诗的审美性。
       光复以后，我们经历了左右派的矛盾，以韩国战争（1950—1953）之后的南北分断时代为背景出现的观念诗，可以说是朝着历史意识（参与文学）→市民文学→民众文学（包括劳动文学）的发展过程。与KAPF时期比较的话，把它叫做审美性吧，虽然，那种诗的特性得到了很多恢复，可是，政治气息依然很浓厚。另外，即使是在民众文学盛行的时代，传统抒情诗或现代思潮的诗依然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点是值得关注的现象。
       韩龙云（1879—1944），李陆史（1904—1944），尹东柱（1917—1945），柳致环（1908—1967），金洙瑛（1921—1968）等人是观念诗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此，再加上林和（1908—1953）可能也无妨。观念诗也有强硬与稳健以及其他各种特性。假如，同是以分断和痛苦为主题的观念诗，高银的强硬性和咸东鲜的稳健性，在诗的主旋律，涉及政治的程度等各个方面都形成了对照。申庚林的“农舞”（1973）的观念，是属于乡土性的抒情味道浓厚的那一类。
       观念诗的对象，除了分断和统一问题之外，还包括基督教，佛教，儒教（所有的宗教都来到了韩国），生活上的各种道德和信念，政治与经济问题。也包括以自我为主题的存在论式的条件等。还有宗教志向，追求自我的存在论式的条件，集团的传统与土俗，以及生态环境主义等分支。
       三、形象与事物（物理诗）
       长期以来一直满足于情趣与观念的韩国诗，从1930年开始，由于受欧洲现代思潮的影响，刮起了重新反省的旋风。意向主义、周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思潮，一下子洪水般涌了进来，从此，韩国诗也不得不被卷进所谓“现代思潮”的茫然而又笼统的旋涡之中。起到了引进作品和理论这一双重作用的金起林（1908—？）和重新开辟了物理性形象世界的郑芝溶（1903—1953）一跃成了这个时代的主要人物。
       韩国诗歌史或思想史上，开始对事物（THING）给予关注，并将韩国诗置于所谓的“事物”这个不是类似于情趣或观念的主观存在的实体之上，可以说是革命性的进展。可是，所谓的事物是什么呢？正确的事物是什么呢？所谓的形象是什么呢？——在没有弄清楚这些问题的情况下，就消极被动地接受下来，虽然，有“怎么能一口吃出个胖子呢？”这样的谚语来填补其缺陷，可还是有些令人惋惜。所以，事物论、观念论、超观念论等本质性的课题，也就成了后人要继承的遗产。
        以郑芝溶为创始人的物理诗，因朴南秀（1918—1994），金润成、金宗吉、金光林、全凤健（1928—1988）等人，得到了继承。到了最近，物理性特征的各种局面明显地显现了出来。例如：看到大海的波涛，便吟出“用碎瓦片把刀刃/薄薄地竖起/毫无顾及地跑过来”等诗句，（朴明用的“甫吉岛-2”），事物的性质（洛克所说的一次性质），企图从事物当中排放出已有的形象或观念的倾向（吴奎原，曹永瑞等）比喻或象征观念并将其转换为寓意的倾向。特别是，带有比喻或象征的事物形象的诗人正在猛增。
       四、超观念的冒险（实验诗，符号诗）
       超观念的实验性冒险也是1930年代的产物。可以说，现代主义者李箱（1910—1937）是个对诗的符号的过激的冒险家。传统抒情和意识形态观念掌握那个时代的时候，作为异端分子的李箱，比起作为主体的观念或对象的事物，他更关注了对象和主体之间的媒介——符号，即关系。所谓的媒介，就是语言符号。这是在韩国的诗史中，从感受和思索事物自身的本质或事物的强调主体的实体论到关系论的转换。
       1930年代，超现实主义的理论背景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论。他的无意识世界提供了脱离现实的时间和空间，构筑内心世界的契机。（索绪尔的符号学或皮尔士的符号论，也重视称为语言符号关系的媒介存在的意义，并似乎提供了有关语言符号的实验背景理论，可是，索绪尔和皮尔士的理论，对韩国的诗歌理论的前卫性，实验性的影响，到了很长时间之后的21世纪初，我们才明白了这一点。）当时，李箱并不具备有关这种精神分析学或者符号学（或符号论）方面的知识，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的超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是符号的超观念性的冒险，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
       李箱的诗是“反统辞论”的教科书。一个一个分散存在的语言，只有在由纵聚合关系和横组合关系结合而构成的时候，才会以言语的方式显现出来。但是，李箱的冒险似乎是属于超越了破坏这种符号体系自身的超文本。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否定现有的文章结构的运动。结果，企图否定并超越现有文章结构的实验诗，最终，不得不朝着超文本的方向发展。
       
       如果，只有超越观念，才能使依据诗的观念由“数相“（数码相机等）拍摄的影象被摈弃的文字；面向大众的公演性被摈弃的文字诗的概念得到重视的话，那么，李相玉的“数相诗”运动和申奎浩的“公演诗”运动，也可以称为超观念诗运动。但是，应该与我们在这里说的超文本的超观念诗的概念相区别。可是，从这两个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开创诗的物理及科学的环境和诗的大众基础，恢复被孤立的现代诗与读者之间关系的层面上看，似乎是非常重要的动向。
       红色的摩托车在飞奔
       屁股喷着雪白的浪花
       奔驰在夏日的海上
       海边的孩子们挥着手跑过来
       ——摘自沈相运的“摩托车在飞奔”
       沈相运的“摩托车在飞奔”（《诗文学》2007.6）虽说不是百分之百地满足了超文本原理的作品，但是，显然是根据超文本的原理创作的。这首前卫诗是由“兰色的摩托车在飞奔”，（第一话素）（*注：话素是指在文学作品中，构成故事的最小单位）“红色的摩托车在飞奔”，（第二话素）“白色的摩托车越过山脉奔驰在都市上”，（第三话素）“黄色的摩托车奔驰在原野上”（第四话素）等话素构成的。每个话素都让人联想到现实中的某种事态，但是，看起来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即，是丧失了现实的虚拟世界的形象。虽然没有明确的历史性的形象，可是，显示了自身的真实感，而不是对现实的弥补或代理现实。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电视机、因特网、手机普及的多媒体时代，这种超文本的符号，在某种意义上更具现实性。
       无论把这种诗称为“数码诗”也好，还是叫做“解体诗”也好，不管叫什么，显然具有现代的前卫性的先锋派的性格。笔者愿意将这一系列的诗统称为“符号诗”。这种符号诗是由赵乡（1917—1984）、金春洙（1922—2004）以及笔者的拙著（诗集）《线-空间》发展而来的。黄芝雨、朴南吉吉、沈相运、吴南球等人也属于这个系列。
       五、主知性处理（主知诗）
       韩国的主知诗，与其说是现在进行时，还不如说是将来时。尽管前面列举了各种诗的存在形式，也无法抹掉希望实现某种类似于新的合并的“囊括诗”形态的愿望。主知诗的源头当然应该是金起林的长诗《气象图》，其后，得到了金显承（1913—1975），金王光燮（1905—？）宋（1925—1980）等人的继承与发展，但是，除了气象图之外，其余的只不过是局部的尝试而已。
       虽然，对《气象图》也有不同的见解，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尽管不成熟却是韩国主知诗的一个模型”这一历史性意义。没有哪一位诗人能抹杀其历史性的意义。之后的金显承虽然显示了形而上的认识（金显承曾是基督教徒）和思想感觉化的手法，可是，从东洋式的观点来看，还未脱离局部性。宋类似于形而上认识的理念性的内容无关，主要坚持了对现实的批判，讽刺以及其他各种指责机制的实验。朴镇焕的一系列的“讽诗调”的创作，也在运用讽刺，批判，隐喻，幽默等指责机制。特别是，他的“三行诗”在体裁方面的成果也很值得关注。金南祚（1927—？），洪允淑（1925—？）的形而上的认识，具有符合他们信仰的视点的高度。我认为，指责类推的机制，对于思考的时空性的超越等，这些也可以称得上是贡献于主知诗的资源。但是，我们不能否认金显承以后的所有的尝试只属于局部性的事实，不过，他们的成果将起到韩国主知诗未来的垫脚石的作用。
       韩国的主知诗应具有如下的框架。1、设定高视点。需要设定一个能把意识与无意识、中心与周边、韩半岛与亚洲以及全世界、细部与极其细微、能看到的世界与看不到的世界、虚拟空间与现实、模拟与数码、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等都能置于射程之内的高视点。儒教的“天”和佛教的“空观”也可能属于这一视点之一。2、应该能够根据需要来调节远近法。固定不变的远近法是视点的坟墓与堕落。我们需要为了接近生动性和真实的变化以及能够克服狭隘和歪曲而调整远近法。3、应开发多种多样的主知主义的方法。“形而上诗”强调的思想的感觉化，也可能属于其中之一。回顾过去，以下的例子都属于顺应感情性的流行现象，特别是最近的民粹主义现象，素月与未堂流派的感情的过分扩散，政治性的扇动，知性的急剧下降。阶层、地域、学派、感情也是反知性的现象。在此，主知诗不可避免地需要发现类似于能够囊括和统合的原理。还应该考虑定立类似于均衡，协调和调节的原理，批判、讽刺、幽默、摈弃、意识的动向、反语、超文本的原理等指责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