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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11月10日，由武汉市文联主办的“阿毛作品研讨会”在武汉文联东湖文艺创作中心举行。武汉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车延高，武汉市文联党组书记陈元生出席会议。会议由武汉文学院院长邓一光主持。参加研论会的有《诗刊》主编叶延滨、《人民文学》主编韩作荣、《诗刊》编辑部主任林莽、《诗歌月报》主编王明韵，批评家吴思敬、程光炜、王光明、张燕玲、徐春萍、朱小如、熊元义、霍俊明、昌切、樊星、李俊国、蔚蓝、古远清、邹建军、梁艳萍、魏天无、魏天真、李建华、高晓晖、李鲁平、荣光启，参加会议的作家、诗人有刘益善、刘醒龙、董宏猷、梁必文、华姿、田禾、张执浩、王新民、蓝野、杨中标、刘洁岷、沉河、袁毅、汪东喜、汪静玉、江霞、钱忠军、梁玲、周璐等。因故未能出席会议的郁葱、林白、陈应松、刘川鄂、谢克强、李轻松、李寒、剑男、龚纯、涂阳斌则寄来了评论文章、发言观点或贺信。
       与会的40多名资深专家学者、著名作家诗人就阿毛1980年代末以来的新诗、小说和散文随笔的创作情况进行了深入而热烈地讨论。阿毛作为近几年来非常活跃的女诗人和女作家日益受到文坛关注，此次研讨会所涉及到的重要的诗学问题，如口语诗歌、诗人与现实的关系，诗歌的本体依据与小说和散文的差异，女性意识的表述等无论是对阿毛自身的创作还是对武汉作家乃至中国文学界都有着一定的参照意义。
       
       诗歌与小说、散文的相互映照
       在谈到阿毛的“三栖写作”时，王光明（诗评家，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认为阿毛同时在诗歌、小说、散文的田园里耕作，是一只“在三棵树上歌唱”的鸟，都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绩。相比较而言，她的诗最值得注意，它的小说和散文也都受到诗意和感觉的渗透。而她的诗，除体现出她的敏锐、沉静的品格外，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她对诗歌的本质有很深入的认识并表现出艺术上的高度自觉。陈应松（湖北作家、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得主）认为阿毛是湖北文坛的才女也是湖北文坛的多面手。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散文都有不凡的表现。她的先锋姿态，她对城市知识女性内心的洞悉，她的语言深度，她所坚持的艺术理想，都令我们感动并肃然起敬。她无疑是独特的。刘川鄂（评论家、湖北大学教授）强调在诗歌小说散文三棵树上歌吟的阿毛在本质上是诗人。她是一只荆刺鸟，尽管清醒地认识到女性在现实中的命运，但仍在枝头眺望至上的星星，用自己独特的嗓音歌唱。她是一个理想的浪漫主义者和高傲的梦想家。程光炜认为阿毛是新时期以来值得关注的女诗人、女作家，她近年来创作的势头很猛，大有在湖北已很杰出的女作家群体中“后来居上”的迹象。阿毛早期的诗，以个人情感的披露和欣赏为主调，但近年发生了很大变化：诗人艺术表现的宽度展开了，她对文学和世界的把握形成了一个相当清晰和完整的规划。这些变化，在她的新诗和小说中都有充分的体现。李俊国（华中理工大学教授）认为阿毛的作品可以把它当作她的心灵轨迹，和个人成长史，在某种意义上，有一种女性的心灵探讨，个人的存在感知，用诗的形式来表达。阿毛的散文是间接感受充实自我的过程，小说是她不得不在当代的阅读化时代，要获得更多认可的一种个人经验的延伸，所以从这种角度来看，阿毛她最有意义的个人性的延伸，就是她的诗。邹建军（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认为新世纪以来的阿毛是一个越来越有自己的艺术个性、越来越有自己的读者群体诗人和小说作家。她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少有的个性鲜明、有着自己的艺术风格的、杰出的女性抒情诗人。她的三本诗集里面的一些诗，内容相当丰富，情感相当真挚，思想也很深刻，用语也很精致，意象也很有灼伤力，都是精心之作。
       阿毛谈到文体问题时认为自己开始写诗时，有一种很幼稚的阅读的固执，只喜欢诗，根本就瞧不起小说和散文创作。90年代初无意接触到先锋作家写的小说和散文，大受启发。发现小说和散文在某种程度上有更直接更丰富的表达和描述而并不缺少诗的内核。有此认识后，阿毛就开始写小说和散文了。针对阿毛的多文体写作，韩作荣认为诗人写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占了便宜，因为历史上和当前小说写作比较出色的作家，以前都是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诗人会给小说带来一种新的更接近艺术品质的东西，同时诗的元素不可过度滥用，在小说里面用一点就行了，反之多了就不像小说了。阿毛的小说里面也有诗的东西但她抓的是诗的内核。像阿毛这样又写诗，又写随笔，又写小说，这种多面手在当代诗坛也是不多的。古远清（诗歌史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则认为阿毛是一个严肃文学作家，她现在是左手写诗，右手写散文，还写长篇小说，但是她首先是一个诗人，其次才是散文家，或者小说家。
       张燕玲（《南方文坛》主编）则集中对阿毛的散文创作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张燕玲认为阿毛的散文给她的第一印象更像是散文诗，而从文体来说，散文是最为丰富的，因为从先秦以来散文这个文体发展得已经相当成熟，甚至有了一个模式化的印象。阿毛散文的内容和生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的，她的散文，大多是对经典的事物，经典人物（如杜拉斯、梵高）的追问，在追问中去对现实人性的追问。阿毛的情感是很温暖的，她的文字是有独特性的，她是从女性的视角去拷问历史。她写的很多经典人物就是她散文背后的主张。在追问的时候，她对生命的感受、女性的感受就成了与这些人物心灵进行沟通和对话的秘密通道，在打通这个通道以后，发掘自己的心灵深处的感受。阿毛散文的语言非常温暖，质朴，但是有力。很多的女散文家的语言非常有力像刀锋一样，但是阿毛的语言是温婉的，她始终坚持一种思想的刀锋，而我觉得她的思想的刀锋来自于她的哲学学养。熊元义（评论家、《文艺报》理论部主任）也集中谈论了阿毛的散文随笔，他认为很多人都说阿毛有个性，自我，但是她的随笔却经常从历史上的名人来引发自己的文章，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东西。阿毛是很有思想的作家，是追求完美的作家，她指出了人性的很多荒谬的东西，但是最后她还是觉得“善者的力量多么弱小，但是人类从善的欲望总是大于恶的。” 李鲁平（武汉市文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认为阿毛的散文不好归类而更像是一种优美的文艺批评。阿毛的散文首先有很鲜明的对生命的认识，思考时间与生命的关系，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阿毛有一种高傲的姿态抗争，这既是一种写作姿态也是一种生命的姿态。再有阿毛的散文体现了她对人性的思考和认识，对善良与邪恶，对我们生命中狂热的隐秘的东西的揭示，她认为艺术就是揭示这些非常隐秘的面纱。
       蔚蓝（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认为阿毛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作家，她有自己的内心世界，表达自己的个人情感，同时阿毛还有一个突出性别意识的作家。从性别出发是她的小说的起点，还有就是她对美的追求，这个美使得她的小说不写恶的东西，也不写深层的苦难，她表达的是很好的情感。昌切（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认为阿毛的作品给自己最深的感受有三个：“夜与昼”，“男与女”，“实与虚”。“夜与昼”是指阿毛的作品是夜晚的作品，是静下来以后远离了人世的作品，和白天的喧嚣不一样。“男与女”是指他作品不是男人写的，而是女人写的。在她的诗歌中阿毛表达她女性的立场而且这个立场跟伍尔夫，跟杜拉斯又是不一样的。实际上阿毛是一种退缩式的，阿毛强调女性的柔和阴的一面。“实与虚”就是说她的平凡的生活是和艺术联系在一起的，艺术和现实之间构成一种张力。刘益善（《长江文艺》主编）认为阿毛在她的诗歌小说散文创作上，非常有个性。体现了她生命的一种思考，追求。高晓晖（《湖北作家》副主编）认为阿毛的诗是智性的，而非感性的，她是一个“黑夜里用灵魂写作的诗人”。阿毛的诗很有思辨色彩。思辨当然是冷峻的。她也有描述性的诗，如《当哥哥有了外遇》、《爱情教育诗》等，但这样的诗相对更多思辨的诗，要少些。阿毛的诗是思辨的，同时也是抒情的，阿毛的思辨是抒情的思辨。阿毛的散文很富于书卷气，很睿智，特别是她的一系列的电影评论，几乎篇篇都是美文。她解读电影，实际上阐发了她对人性的解剖。汪静玉（作家、《长江文艺》长篇小说编辑部主任）认为阿毛的诗歌和散文都很好读。散文透着睿智的思想。诗有时古典有时现代，有时口语化有时是典雅的书面语言，有时是中国传统的叙述方式有时又充满西方现代感。写作技巧和表现手法变幻莫测，信手拈来。
       
       梁玲（诗人、华中农业大学副教授）认为阿毛一直以一种水的姿势，在时光的河流中给我们跳出了最为“好看的浪花”。阿毛的文字弥漫着一种“黑色钻石”的光芒。在阿毛所构筑的爱与梦的温馨家园里，所有的文字像是无数个阿毛在纸间闪烁。她们是蝶，跳着最为优美的舞，她们是露，放射着晶莹剔透的光，她们是文字女人一生的童话和梦呓，她们是文字女人所最为倾心动人的现在和永远。阿毛文字的魔力正如阿毛的文字所诉说的，“文字用它的魔力虚构了我们的生活，还有那个女人的美丽，在诗里”。华姿（《电视月刊》主编、散文作家、诗人）认为阿毛的语言非常质朴，但也非常有力量，锐利、坚韧而有质感。有时像玫瑰一样盛开，有时又像火焰一样燃烧。还有些时候，会像锋利的刀刃一样，突然割伤你。但是，这种割伤却依然是美好的，而且，还是温暖的。徐春萍（《文学报》副主编）强调阿毛的文字既有情感的温暖又有思想的刀锋。这既是独特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林白（武汉文学院专业作家）则针对阿毛的三种文体的文字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在阿毛这里，文字是一种利器。就像鱼是一把柔软的刀子，阿毛这位双鱼座的诗人，的确是一位在文字中藏有利器的诗人。“对现实我藏着小人鱼脚底的尖刀，可依然微笑着直立、弓身。”她的文字里藏着的尖刀，或许逼疼了我们的眼睛，撕割了自我和他人的肉身与灵魂，但这并不是阿毛的本意。她文字里的刀，是她为脆弱的生命准备的护身器。她只用这护身器对抗时间与俗世。阿毛是一个温和善良的人，一个有着适度的偏执与丰盈的感恩的诗人。这个诗人外表柔弱，文字里却有着坚硬的思想和原则。一个狂热地爱着文字的人，必然像那个痴迷地爱着王子的人鱼——身心在尖刀般的剌疼中渐成泡沫，而文字却成为波澜壮阔的海——它们永不停息地奢望着无边无际的爱与永生。最后，在阿毛的作品里，文字也熔炼成利器，对抗着时间这个最大的敌人。
       阵痛、孤独的挖掘与智性的“自我”及女性意识
       与会者普遍认为在阿毛的诗歌写作和其他的文体创作中呈现出了一种逐渐成熟的个性，即沉静、孤独、痛苦的品质和深入而智性的区别于女权主义的女性意识，而尤其是阿毛诗歌中的自我问题成为与会者关注的热点问题。
       吴思敬（诗评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首先强调阿毛是一个为心灵而写作的诗人，在她的诗歌当中，她听从了心灵的召唤，面对的是自己的内心。在阿毛的诗当中，多次出现镜中的意象，而她为什么喜欢用这个意象这是很值得讨论的问题。阿毛所写的是一面心灵中的镜子，在这个镜子当中，折射出她心灵的波澜，或者是她稍纵即逝的感受。而阿毛写心灵并不是属于“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中的心灵，因为她写自己内心的隐秘，又同时荫罩着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个世界是她感知的世界，也是她主观过滤的世界。她有一种孤独感，同时阿毛的诗中又有一种沧桑感。吴思敬认为阿毛是一个孤独的沉思者，阿毛是有思想深度的人，尤其是和女诗人相比，她写情感，写爱情，都写的非常深刻，能够冲击人的灵魂。从很深的角度用沉思来表现她对世界的思考。诗不单纯是感情的倾泻，它是对人深刻的思考，艺术的思考。在阿毛的身上，表现出她对这种思的深度和思的广度。在女性诗人当中，阿毛是很独特的，而且到目前为止，在阿毛之外的女诗人，像她这样对女性思考，女性体验能够思考的深入，还不多见。王光明（诗评家，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强调阿毛是一个非常自觉也非常自我的诗人。阿毛对诗和诗歌写作有她自己的一些想法，她用自己的精神世界去照亮诗歌。她诗歌的特点是重视用自己的想象去寻找她自己的心目中的诗意，就是她所领悟的生命中的一些东西。王光明同样认为阿毛是喜欢在午夜写诗的诗人，她喜欢从白天抽离出来了，在一个非常宁静的环境里面思考人和世界的关系，这是阿毛最重要的特点。霍俊明（诗评家，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认为从80年代末期开始诗歌写作的阿毛，承担了很多的危险，当时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阶段，但是从诗歌的角度而言，阿毛的女性意识是传承了很多担当的意识，同时又体现了自我的色彩。阿毛的诗歌写作里面，首先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她有一种时光流逝当中非常孤独的个体的经验和想象。记得曾经有人说过，“摄影和电影是一种挽歌的创作”，诗歌也一样，这对于诗人而言非常重要，包括其中阿毛对死亡的想象，都非常的出色。如果对阿毛的诗歌做个简单概括的话有这样几个关键词，真实的思想，现实的认知，和诗意的表述，女性意识。我们看到的最多的就是阿毛感性化的一面，但是由于阿毛的经验知识的特殊的处理，她的诗里面有非常多的智性因素，实际上阿毛诗歌中的女性意识较之80年代的强烈的自白的意识还是不一样的。有舒缓的东西，也有尖锐的东西。阿毛的作品，我看到了叙事的成就也看到了抒情的光辉。而90年代以来，诗歌的叙事性被强调，但是抒情性被无限放逐，叙事性和抒情性应该如何融和到诗歌的写作当中，是非常值得反思的。
       郁葱（《诗选刊》主编）强调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关注阿毛的诗歌尤其是对其长诗《女人辞典》印象深刻，认为这是一首具有震撼性的文本。郁葱认为阿毛不仅短诗写得非常有深度，而她的长诗更能够给人以震撼，从阿毛那些时而尖利时而柔韧的诗句中能够感受到诗人所具有的心灵内涵和审美高度。郁葱认为阿毛是一个相当自觉的写作者，她的心态和姿态是孤傲，内敛，适度的偏执。林莽（《诗刊》编委，下半月刊负责人）强调阿毛的诗歌从诗歌本身来讲，她是从自己的生命感知，从生活的体验来写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诗歌的写作，和这种方式是相反的。有的人是从理论到理论，或者是从想法到想法，或者是对社会的认知，而不是自己的生活体会。而阿毛，从写作的开始就让人感动。林莽就此强调目前的很多诗人则不具备阿毛的这种可贵质素，许多年轻诗人包括写农村题材的，他们诗歌里面有一种复制感，就是无限的生活本身的复制。但是阿毛的诗歌里面没有这种情况，她所有的诗歌都是从自己的生活，对一些事情的认知，自己的一些体验开始写的。她的诗歌不是非常张扬的那种而是为自己说一些自己想说的话，这一点更接近诗歌本身的东西。林莽强调阿毛的诗歌有一种温柔的女性的感觉，她无疑受到很多国外的女诗人的影响，但用女权主义来概括阿毛和阿毛的诗歌是不全面的，她是一种女性的关怀，这是一种人文主义的东西。朱小如（评论家、《文学报》评论部主任）认为阿毛的小说比较生活化，尤其是受实际的生活的磨炼，她的女性立场就可能和时代不太一样，而她的诗歌里面则呈现了一种男性和女性非常强烈的对立的立场，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又表现为一种深刻的后退。还有该如何处理好诗人的个性和社会性之间的关系都是每一个诗人应该反思的。蓝野（《诗刊》下半月刊编辑）认为阿毛的诗里面有非常美好的价值取向。田禾（湖北省作协专业作家）则强调阿毛的诗在80年代就有了一种充分的准备，90年代在进一步的思考中走向了成熟。阿毛的诗歌是她内心情感的表达，她是善于表达内心情感的诗人，她的诗歌语言非常放松，自然流畅，她的诗歌简洁，简练，干净，具有许多想像的空间。她的诗歌就是她心灵的写照，来自灵魂深处，心灵深处的经验感知，体现了女性诗歌的一种智慧。张执浩（武汉文学院专业作家）认为阿毛还操守着我们一些已经丧失的东西。阿毛的词根是她的自我反思意识和她的孤独体验，她更多的是肉体和精神上的交流、纠结，焦虑感，自我拯救，爱，对生命对温暖意象的渴望，这些构成了阿毛写作的非常重要的个人经验和复杂性。张执浩认为阿毛的语言方向非常好，敢于撕破，从开始对词语的迷恋到生活的热爱，慢慢树立一种生活的强大的信心，然后再构成一种写作上的雄心和野心。这就使阿毛成为一个自觉的写作者，而不是一个自发的写作者。梁艳萍（湖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认为阿毛作品关于疼痛的叙述也好，关于身体感也好，她一直在诗歌中间进行价值判断，现实存在的扑朔迷离的分崩离析和多元化建构的过程中阿毛有一种恐惧，这样就导致了阿毛写下了像杜鹃泣血的作品。阿毛在内心深处有一种对爱的渴望，因为她好多的诗歌就是写到灵魂就是爱，这实际上是一种灵魂的倾诉。
       
       荣光启（诗评家，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认为阿毛作为一个女性她寻求一种生命的自我超越，阿毛有很多丰富的想像，这与女性心理的创作有关系。阿毛在写作当中有一种文化创造力，她表现出女性写作者少有的坦然。阿毛对写诗的有一种神圣的期待，她完成了自身某种人格超越性的倾向，这是对自己身份的一种想像，把世界变成诗人的午夜，照亮了世界，也温暖了自己。龚纯认为阿毛对“诗人”这个角色有她自己独特的定位、与责任认同，在平易、琐碎的底色下，以集美丽、温柔、坚韧、顽强为一体的个性，明确而且毫不迟疑地表达对诗歌写作的热烈投入、坚守、期待与炽热之爱。我们可以将她诗歌写作分为三个内容：一，她将自己的身世、生活与诗结合在一起，自领诗歌使命，自行对诗歌“负责”；二，即将失去或已经失去诗意的时代背景之下，追寻诗歌的意义，并试图以一己之力重获诗歌失去的尊严；三，在自己的诗歌写作之中不断地论及诗歌的重要性、及个人付出的巨大努力，在类似于叹惋的哀悼里，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力量对诗歌进行救赎。
       魏天无（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说阿毛经常写痛苦的感受，比如《偏头痛》和《我不抱怨偏头痛》等，阿毛这个既是对于身体本身感受的一种描绘，同时也是一种隐喻的偏头痛，是很有意味的。魏天无认为我们不能说阿毛的诗里面的自我是代表什么，但阿毛的诗确实是很个人的。魏天真（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则强调阿毛用女性视角写出了悲愤的东西，这是她非常推崇的。樊星（武汉大学教授）认为阿毛的诗歌与那些或以绝望的晦涩去掩埋诗情、释放粗暴情绪的“先锋诗”、或以狂欢的姿态去张扬欲望的“布波风格”（ “布”即“布尔乔亚”，也就是“小资”；“波”即“波希米亚”，也就是放浪不羁的姿态）诗歌区别了开来。她的写作追求因为与喧嚣的时尚保持了距离而分外动人。这样的追求表明：在古典的诗意与情怀似乎已经被先锋的怪异与粗砺冲击得支离破碎的年代，仍然有人在固守着古典的梦想，并因此而显得难能可贵。剑男（诗人、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认为阿毛的写作和80年代的女性诗歌是有区别的。80年代的翟永明、唐亚平等特别注意女性自身的经验，主要以“黑夜意识”来阐释女性生命深处的激情，而阿毛并不特别注意女性自身的经验，她的女性特征体现的是作为一个女性诗人的气质：柔弱，敏感，对爱情的珍惜、对生命和死亡难以把握的深深犹疑。她在夜色进入自己的肉体，进入自己的灵魂，进入自己的思想。她深陷其中，迷恋词语，温情地回忆，疑惑地思考，却并不试图揭开白昼世俗的面纱，充分体现出作为一位女性的温和与智慧。尽管阿毛的诗歌近期来的诗歌有很大的改变，但他觉得阿毛这一贯穿她诗歌创作始终的女性特征依然是最值得我们重视和加以关注的，她的这一写作姿态在为数不多的湖北女性诗人中独树一帜，在整个当代诗坛中也是有着她的独特性的，可以说阿毛是当代诗歌中少数几位能够潜心坚持自己诗歌审美理想的女性诗人之一。沉河（诗人、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认为阿毛是一个诗人，一个真正的诗人，诗人合一的诗人。从她的诗里，不难看出，她是如何让自己的生命与诗歌融为一体的。因此，她的诗歌本真，直观，有着女性诗人共有的婉约与深情，而也不乏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她自身的成熟带来的对事物更透彻的理性认识与思考。她的诗歌中有一个重要意象：镜子。镜子是最具有繁殖能力的事物。镜子不仅是具有无限的繁殖能力，更因此拥有无限的有待发现的秘密。特别是对于旋转的镜面而言。所以阿毛的诗歌是具有无限的秘密的，具有某些神秘和不可思议的情感和感觉，是一种具有诱惑力的诗歌。谢克强（湖北省作协诗人）认为生命意识的觉醒，是现代诗的主要特征之一。诗人们再也不将诗仅仅作为载道工具和渲泻情感的工具，而是认为诗是诗人灵魂的撞击，诗就是诗人生命存在的方式。也就是说，诗是诗人生命体验的艺术转化的结晶，而诗人价值又与诗人生命体验的深度与广度有关。《为水所伤》之后，阿毛的诗作，更是强调生命体验在创作中的根本意义。无论是后来在诗坛引起广泛争论的《当哥哥有了外遇》，还是《我们不再靠爱情活着》、《我和我们》、《女儿身》、《两性战争》等，最典型的《女人辞典》，都是阿毛作为女性生命体验与感悟的结晶。这些诗，就是诗的语言，也弥漫着她生命体验的阵痛。可见，用生命意识去观照题材、提炼意象，才能升华诗美。王新民（武汉作协副主席）认为阿毛诗歌中的思辨形态从整体结构和抒情方式上可分为两类。一类可称谓写实式思辨，如《当哥哥有了外遇》、《我和我们》等。这类诗歌一般取材于现实的实象，在生动真挚的描述中，逐渐从现实实象中升华结晶出包含哲思的意象。阿毛的另一类诗歌可称为象征式思辨。这类诗歌是诗人将一种精神或理念“寻找客观对应物”所致。这类象征式思辨，是当代诗歌建构哲理性深度模式的隐喻结构，是一种意象化的智力空间，它与思辨抒情相结合后，具有更大的哲理容量。这两种思辨形态，在阿毛的诗歌创作中，随处可拾，而阿毛无论采用哪种思辨形态，都力戒了以往某种思辨情感过分宣泄，理性脱离形象，过于赤裸的弊端，而创造了一种通过意象化象征与哲理相结合，具有深层哲理含量的新型思辨形态。杨中标（诗人、《芳草》杂志副主编）认为，许多年来，阿毛一贯坚持的诗歌写作始终是一道令人眩晕的风景——在我们寄生于这个“伪先锋”泛滥的时代，她以平静、理性、肃穆的方式出场，反倒让我们有了追赶阅读的欲望。她是一位女诗人，也是一位女性写作的颠覆者。由长诗《女人辞典》到《仿特德·贝里根<死去的人们>》，别的女人常有的日常经验和别的诗人自以为是的精神向度，在这里都被她无情地剥离了，抽空了，仅仅剩下了一群由她自己苦心选择、读者却无法释怀的句子：“天空从哪里开始，女人就从哪里开始/……而男人的爱，早晨吃下，/晚上就成了排泄物/……她凋零着，让灵魂最终跨出肉体/还原成来处的一朵花/或一只鸟，栖息在时间里”（《女人辞典》）。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了由这种颠覆所带来的思想震荡。长久以来，诗歌艺术表达方式的私人化、自闭性，导致了诗歌语言的晦涩，与读者思想感情的脱节，这种状态确需一场解构与颠覆来完成。阿毛首先从文本的角度反观诗歌艺术的困境，从而有了一个诗人应有的反省态度和责任意识。她的诗好读，是对汉语文字的忠诚与坚守；更为重要的是，在她的文字表达体系之中，有一种理由或者说力量充分证明了思想体系的直接建立并且始终在场。
       李轻松（专业编剧，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则认为阿毛是一个沉思默想的感恩者，阿毛的诗歌是关于生命、命运与感恩的诗歌，是关于流逝与缅怀的回想。李轻松强调阿毛的姿态是独特的，她不过分地夸大自己的痛苦或幸福，也不过分地强调自我的在场，她很快地越过女性诗人的生理性激情与偏执，理性地处理纷繁的事物，以她独到的视角体察人情百态，不疏离、不泛滥，有着清醒的纹理和必要的节制，在貌似平静的叙述中透出巨大的力量。
       口语诗歌、现实问题
       2002年，阿毛因《当哥哥有了外遇》而引发中国诗坛关于诗歌的讨论。由此阿毛的名字及其作品频繁出现在全国众多文学期刊、新闻媒体和大学讲堂上，被评论界称之为“阿毛现象”。其中《当哥哥有了外遇》因其“新鲜的口语和锐利的锋芒”等被卷入“新诗有无传统”、“口语诗是不是诗”的争议中。此争议从2003年5月一直持续到2004年底，被相关媒体称为“2004年最重要的诗歌事件之一”。
       吴思敬认为阿毛引起争议的《当哥哥有了外遇》揭示了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重要的是，揭示了主人公在遇到重大的家庭变故时心灵起的波澜，所以阿毛多数作品虽然她面向心灵的，但她并不是一种没有社会内涵的。叶延滨（《诗刊》主编）认为阿毛的诗写的确实非常好，她那首引起争议的诗（《当哥哥有了外遇》）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尽管诗句可能有些直白，但是是发自内心的。在对《当哥哥有了外遇》这首诗的理解上，韩作荣认为这是像吴思敬先生说的是一首不大像诗的诗，把一首诗写的不像诗确实不容易。像《当哥哥有了外遇》这样一首诗，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小说的架构，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在根本上阿毛还是采取了诗歌高度概括力的方式。韩作荣强调阿毛的诗非常简洁，干净，其中一些口语化的诗特别的干净利落，表现出了汉语的丰富性。针对口语诗歌，林莽则认为阿毛的诗歌基本上是用口语写作的，而且她写诗是有节制的而非滥情易感，而现在很多网络上的诗人是无节制的口语化，这对诗歌是一种损害。程光炜表示自己认可阿毛的口语诗歌，显示了阿毛创作的另一种能力。霍俊明（诗评家，北京教育学院教授）则强调自己在参与《当哥哥有了外遇》的论争中认为这是一首近年来非常优异的口语诗作。这首诗引起争议一定程度上与这首诗的题材和社会现实问题有关，还有一个就涉及到了口语诗歌的问题。阿毛是一个宁静自足的诗人。这在一个科技图腾、物欲霸权、感官膨胀、快感泛滥的削平深度的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弥漫的今天是尤其难能可贵的。阿毛的诗曾专注于抒情隐喻质地的追附，沉浸于一方情感的天空，低郁地言说失落的痛苦和敏感的尖锐，带有乌托邦的遥远希冀与不可知的偶然的破碎感，而近年来阿毛的诗作则用优异而老到的“口语”更为细腻地擦拭尘世中生活的纹理和细部，这种写作的转向和对当下时代“噬心”主题的深入挖掘、勘探和楔入，是诗人在这个非诗的时代艰难地展开诗歌的勇气。而目前北京现在却又一些所谓的诗人把口水诗作为自己的诗歌追求，这都是相当可疑的，这也可以从赵丽华的“梨花体”诗歌事件中寻到端倪。我只想再次强调的是，《当哥哥有了外遇》是一首优秀的口语诗，但同时我想强调的是口语诗写作更具有难度。
       
       杨中标认为，“先锋写作”作为一种超级文本，一个幻想之物，在当今早已是裂纹四布了。某些诗人的私欲撑破了其虚伪的外壳，自大自妄的姿态取代了终极关怀，神圣的价值世界不过是一堆电脑词汇的随机抽签，人为的深度意义经不住任何现实问题的轻轻一击。所以，我们不得不提到《当哥哥有了外遇》这首引起“新诗有无传统”|、“是不是诗”等等争议的诗。“绝不是绯闻/但的确是灾难/当哥哥有了外遇//谁也没有想到/他会扔出一颗炸弹……//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严重到成为一个灾难/我并不想当一个道德的裁判/只想当一个杀手（《当哥哥有了外遇》）”。有人说这是“连散文都不够格的东西”，阿毛说“要批判，要表现愤怒，我得找到一颗最迅疾的子弹。所以，我用了诗这个载体。”与风景作战，唐·吉诃德就是这样。那些由大师们多年处心积虑创造出来的诗歌神话，被阿毛这样的一个小女子轻而易举地击碎了。从文本否思到人性考察，这是一种超越很多人意识形态以及阅读水平承受力的写作，于是，那些“是不是诗”的争议也就不难理解了。阿毛或许在这种所谓“先锋主义”的重围之中，要解放自己的创造力、重写“人民的记忆”，于是，和解之声已经成为了她的标准的生活诗学——它是精英与大众的和解、官方与民间的和解，历史与现实的和解、空间与时间的和解。可以说，阿毛精心编码的“人民记忆”，既是对大众生活空间的渗透，又是对大众价值观和精神生活的引导，她的作品可以不被“新卫道士”们承认，但在公众和社会中产生了普遍的相信。当她在大众制度之中以大众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时，诗歌的生存方式和价值策略也就得以重建。像《感恩》那样反思性的主题在阿毛的诗歌作品中随处可见，它的艺术真实性也就由此可见一斑了。阿毛在生活的面前永远保持了一种谦恭的态度，她是生活的孩子，因而她总能在钢铁丛林般的城市听到人类心灵的呻吟，总能在众声喧哗并混为一体的“先锋写作”中发出自己的一声惊叹，总能在汉语诗歌陷入后殖民流水线生产时努力挽回它的本土记忆。这些主题的获得可以说是诗歌艺术存在的最终理由，它们将是诗歌艺术重新衡量社会道德水准、人性标准和诗人精神症候的一种尺度。
       刘洁岷（诗人，《江汉大学学报》编辑）认为阿毛是湖北非常有代表性的诗人，在中国诗坛也是独特的。从80年代末写作至今一直保持着少有的热情，留下来持续的成果，而阿毛90年代以来的诗歌有一个方向的转变，即自我审视，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阿毛的诗加入了很多的现实因素。这个方向是对的。另外还有就是在诗歌中如何使用口语和处理现实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流水帐，因为我们需要一个诗意的量，反之现实只能成为一个素材，换言之虽然我们有现实生活的经验，但是我们能不能把它构成一首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摆在我们大家，也是阿毛面前的一个问题。林童（北京诗人，剧作家）认为有必要再来看看她诗中镜子的意义，因为她在不少诗中写到了镜子。比如《镜子的眼睛》，从中能看到什么呢？“琐事淹没了我的一生”，这几乎等同于一生都在无所事事，曾经内心的波澜呢？谁都可能有过“激扬文字”、“浪遏飞舟”的少年情怀，但又有多少人真正能够成为转折时代的转折人物呢？特别是女性，相夫教子的浸润，与时俱进的认同与比附，早已将诗意人生磨成了经济动物，于是黯然喟叹：这是一个缺乏诗意的年代！哪个时代又有现成的诗意呢？是否具有诗意，并不取决现实，而在于诗人的创造！如果诗人的创造力强，就能成为诗意的时代；如果诗人普遍平庸与萎缩，即使这个时代再波澜壮阔，也看不到诗意。在阿毛的诗里呈现出：“我能送给你的唯一奢侈品/就是记忆”。这是多么残酷又令人伤悲的理想与现实啊！只有在记忆里才能开放的花朵，真的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通过这镜子一照，什么东西都成哈哈镜里的映象了，而且它们不但已成过去，还是风中之景，有着某种病态——带菌的盆景。所以，虽然在不断地寻找，但从寻找的对象与现实的关系考察，差不多就是自寻烦恼，因为矛盾冲突是那样的大，甚至是不可调和的。同时，这镜子还起着坐标的作用，而且这坐标并不平衡，几乎只在一边做功，全是负数。王明韵（《诗歌月刊》主编）说引起争议的《当哥哥有了外遇》就是在《诗歌月刊》上首发的，当时争议非常大。他认为在当前混乱的中国诗坛上，阿毛是一个非常安静的诗人，非常宝贵的诗人，是非常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去品读她作品的一个诗人。
       在诗人与现实的关系上，口语诗歌的问题等与会者发表了诸多引人深思的建设性意见。评论家昌切教授认为阿毛以后应该多向像她否定的一面靠拢，多思考她所否定的那一面。李俊国认为阿毛的作品怎么样能够从生命的负荷度上再提高。邓一光（武汉文学院院长）认为阿毛近几年写诗比较多，也很有影响，但她实际上是和现实生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是有危险性的。阿毛需要一种自我的觉醒。
       （本栏主持：黄玲君 ahszh@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