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公刘——这位蜚声文坛的《阿诗玛》之父，离开我们5周年了。公刘的早期作品表现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热烈直白。新时期以来的作品则风格沉郁，对历史和现实的感悟富有哲理，对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悲欢沉浮进行严峻的反思，感觉敏锐，意象深邃。二十多年的劫难，并没有磨去诗人青春的激情和锐气，却平添了坎坷所留下的沧桑，使我们更加缅怀。
——兰坡
著名诗人公刘在2003年新的一年第7天走完了自己76个春秋的生命里程。他的遗言质质朴朴，明明了了：“惟愿平平常常地来，安安静静地去。”叮嘱的是，丧事从简，有至亲好友相送即可，不另印发讣告，亦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恳辞各方花圈、花篮。这就是公刘！一个连死也不愿张扬的人。
获悉久卧病榻，饱受病魔折磨的公刘先生终已“安安静静地去”了的消息，我的心怎么也无法“安安静静”。我与这位当代文坛德高望重的文学前辈，仅仅有一面之缘，远远在其“至亲好友”圈子之外，但他在我心中留下的深刻印象却永远留了下来。
“在小学的地理课本上／我就认识了你，黄浦江／那时候，海盗的舰队横冲直闯／黑色的炮口瞄准了中国的门窗……当我知道了这一切，黄浦江／我哭了，我把眼泪交给你储藏／我去当了一名为自由而战的兵士／于是，今天我有权写了这骄傲的诗行”。我未能像自己即将在黄浦江畔走出复旦大学校门的女儿那样，在刚上初中时就在语文课堂上学到公刘风华正茂时写的这首充满悲愤的战斗激情的短诗《致黄浦江》。我读到公刘脍炙人口的一些诗作，是在到农村插队后期。那时，我正热衷学习文学创作，到处找寻优秀的文学作品汲取营养。如今，我早已记不清自己是从当时哪本并未开禁的诗集中看到公刘的诗了，诗题也忘个一干二净，但他的诗风却给我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他的诗句实在铿锵有力，充满青春的活力和战斗的豪情了，简洁而气魄雄浑的诗句表达的思想与意境，以及那强烈的节奏感，令人过目难忘；再有就是，“公刘”这俩字组合在一起，实在有点别致，韵味十足。那时，我并不知道能够写出如此佳美的诗作的“战士诗人”公刘，早在1957年出版自己的诗集《在北方》时就被打入了“另册”；而在我读到公刘的诗的时候，公刘正躲在山西黄土塬间的忻县文化馆，与在他蒙难之际出生的连一口母乳也没有吃上的，却有着一个极质朴的乳名的女儿——“小麦”，相依为命，煎熬着屈辱的岁月。若那时得知这些，就真不知那些诗在我心中留下的滋味到底是什么样子了。
是家乡旅游业的开发，还有新诗创作热潮的涌起，使我有了能与自己仰慕已久的公刘先生相见相识的机会。1988年夏天，经我和县文联的同事牵线搭桥，《诗神》编辑部与昌黎葡萄酒厂决定联合举办“昌黎酒神杯”全国新诗大奖赛。大奖赛进行得很顺利，颁奖仪式于转年7月下旬在黄金海岸举行。当时，贺敬之与柯岩夫妇，还有全国诗坛宿将张志民，都被从北京请来参加颁奖仪式。只是，我怎么也没想到，远在安徽的公刘先生，也在他的独生女儿刘粹陪同下，不顾旅途劳顿，风尘仆仆地从合肥赶过来了。
多年来，在我的心目中，公刘是年轻、英俊的，刚毅、豪放的；没想到，莅临昌黎黄金海岸的公刘，头顶秃秃的，满脸都是飘飘微动的银灰色髯须，颇有仙风道骨的神韵。这还是1950年代著名的“战士诗人”公刘么？他的身躯，也不那么挺拔、丰腴，明显带着的是孱弱，行动也似乎不那么便利。当时实在不好细问，如今才知他的身体在长期遭受磨难时早就失去了健壮。那时，他患上脑血栓已有9年，右眼失明也有5年了；出现在我眼前的公刘，已是一个身心均遭劫难，却“安安静静”的老人。他似乎不善言辞，话语总是不多，精神却很矍铄，待人也很随和。我不知公刘平生都到过海内外哪些地方，仅知他来素有“花果之乡”和“文化之乡”美称的昌黎是第一次。见面时，我向他简要地介绍了昌黎的山光水色、风土人情，以及本地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活动开展的情况，并借机请他为县文联正在着手编印的《碣石诗选》题词；同时，送了他一本自己前几年出版的中篇纪实文学《李大钊与五峰山》，请他指教。没有想到的是，转天早晨，公刘就把为《碣石诗选》拟的题词写出来了，写的是诗一样的语句：“作为诗人的曹操是伟大的。证据是：他也像普通人一样爱碣石。”言简意赅，话短语长，是诗又似乎不是诗，极似浅显中透着深邃，充满哲理的思辨色泽的格言。这样质朴、精美的题词，是一般人很难写出来的。更没料到的是，公刘也随笔给我写了一幅题词，是4个刚劲的大字：“五峰最高”。这更令我欣喜异常。望着这4个凝重、淳厚，颇带颜体风味，又有深厚的隶书功底的大字，我顿觉家乡城北那隐峙于古老而神奇的碣石群峰中的五峰山，一下子矗矗高出，显得异常巍峨挺拔、奇险雄伟了。这不正是我心目中多年苦苦追寻的五峰么！从纯自然的眼光看，“高峰峭矗”的五峰山实在算不得最高，然而换一种目光品评，它确实堪称“最高”。1918年和1919年，中国共产生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接连两个夏天来到昌黎的奇险山川，住在五峰山韩文公祠客厅，借到这个他所钟爱的“人间奇境”避暑之机进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拓荒、播种和护种等重要工作。在这里，他潜心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出路，打出了“登高一呼”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演说、文章的腹稿；也是在这里，他寄出了与胡适论战的著名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写出了中国第一部系统评介马克思学说的长篇论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了艰苦卓绝的思想和理论准备，启动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航程。从某种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鲜红党旗的雏型，可以说就是在五峰山上的一个清静幽雅的小屋里勾勒出来的，中国新时代的曙光就是在五峰山上的“孤松”（李大钊于五四运动后喜用的笔名，取意于五峰绝顶的一棵独立不群的劲松）闪现出来的。这不正表明与革命先驱的英名和伟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五峰山，是现代中国最高的山峰么！“五峰最高”——这是对李大钊当年在艰难的国运中，“与时俱进”（李大钊于1917年10月15日发表在《太平洋》杂志的《此日》语），创造的不凡业绩最确切不过的评价了。诗人有诗人的慧眼，诗人有诗人的感悟。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五峰”的真谛，竟让诗人气质极重，刚刚落足昌黎的公刘先生在一夜之间捕捉到了，并用最通常的4个字一语点中了。很显然，公刘先生平素对李大钊的生平与业绩就有所了解，并对开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先驱李大钊一直比较敬重、仰慕；待他连夜翻阅了《李大钊与五峰山》这本书后，李大钊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已经高过自然界中的任何一座山峰。不然，他是很难把多年的情思一下凝聚在这4个字上的。李大钊，是值得中国人永远敬仰的一代伟人；五峰山，是值得中国人永远“仰止”的最高山峰。“五峰最高”
——是中国革命史诗最强劲的回响，回荡的是当代亿万中国人的心音。这是诗人的仰止，也是亿万中华儿女的仰止，是对与革命先驱的伟岸身躯凝铸在一起的一座山峰的最高评价，也是对为开创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洒血捐躯的英灵的最高礼赞。毫无疑义，这又是从公刘的心河中流淌出来的一首最短、最质朴，也最精美的诗了。
公刘仅在黄金海岸逗留有三四天时间。除这两帧题词之外，我不知他还写了那些东西。时过三载，我从当时赴会的著名诗歌评论家张同吾在《作家》发表的一篇记述公刘其人其事的散文中了解到，在颁奖仪式结束后的第二天举行的获奖作者座谈会上，面对来自全国各地渴望汲取他的作诗之道的青年诗人，公刘着重讲的是昌黎城北那不起眼的五峰山，讲的是他从《李大钊与五峰山》一书中了解到的李大钊“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林伯渠题《李大钊选集》诗句）的石破天惊的壮举。那话语中，充满了“高山仰止”之情。读到祖籍是李大钊的家乡——乐亭，就职中国作家协会的张同吾先生写的这篇散文，得悉公刘当时谈的不是诗，也不是海，而是他从未涉足的一座山——他，一直非常敬仰的革命先驱点燃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火种的五峰山，我后悔不迭。张同吾在散文中着意用重墨描绘的那激动人心的场面，令我热泪满盈，心潮顿时就像那渤海的滔滔雪浪一样澎湃不已。当时，由于处理会务上的一些事情，我没有去参加那伴着大海涛声，在与会人员居住的疗养院那临海的秀美圆形楼顶上举行的座谈会，自然也没有听到公刘是如何讲解“五峰最高”的。我原以为，公刘先生来到昌黎海边，出于客情，或出于自己由衷的感受，给我留题一幅“五峰最高”也就足够了。没想到，他来到风光旖旎、充满诗情画意的新兴避暑胜地——黄金海岸，没有谈诗，也没有谈海，而是谈的他从未涉足、刚刚来得及从一本小册子中神游一番的五峰山，抒发的是他对自己一直非常敬仰的革命先驱的挚爱之情。我非常后悔，后悔自己对公刘先生的思想了解不深。不然的话，说什么我也要陪他上一趟五峰山，让这位曾经遥遥仰望五峰山那雄伟身姿的诗坛老战士，好好领略一下留下李大钊不少似水柔情和战斗足迹的奇险山川，聆听他发表更多更加深刻的感悟，以便使自己能对郭湛波先生在1936年出版的《近50年中国思想史》赞扬的“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思潮这样澎湃”的“立其基”、“导其先河”者——李大钊，当年那震惊整个神州大地的壮举会有更加透彻、深邃的体味。
辑入公刘和贺敬之、张志民，以及时任河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省文联党组书记的文学评论家周申明的题词，由诗坛泰斗艾青先生题写书名的《碣石诗选》编印出来以后，我给公刘先生寄了一册。很快，就接到了他的回信。信写得很平实，话语不多，显得很谦和。
那年10月29日，正值李大钊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与公刘先生话别两三个月后，我先后去唐山和北京参加了河北省和全国纪念李大钊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并有幸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中共中央举行的纪念李大钊诞辰100周年大会。在赶写去唐山和北京开会的论文时，我把公刘题赠的条幅挂在了自己办公室写字台右上方的雪白墙壁上，不时望上一眼，悉心领悟这力鼎千钧的4个大字所凝聚的深情，所蕴藏的深思，所闪烁的真知灼见。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这个条幅又陪伴我继创作出长篇纪实文学《铁血先驱》之后，接连写出《李大钊的审美历程》、《伴铁血先驱长眠香山的芳魂》等书稿，写出辑入《李大钊研究辞典》、《李大钊与故乡》等书籍的一些辞条和文章，及一些研究李大钊生平和思想的新的论文。1994年5月，正上初一的女儿在课堂上学到公刘的《致黄浦江》，问我认识不认识，见没见过公刘。我舒心地笑了，当即翻出新的一期《随笔》在封二发的公刘画像，告诉她，公刘来过昌黎，公刘虽然早已不像写《致黄浦江》时那样年轻、健壮了，但他人老心不老，思想依然像30年前写《致黄浦江》时一样敏锐、坚毅，并显得分外深沉、厚重；1989年7月 30日，他在渤海之滨也写过一首短诗，一首只有4个字的短诗，题目堪称《致五峰山》，或曰《致李大钊》。那年谷雨时节，我把读到张同吾的文章之后赶写的一篇记述公刘昌黎之行的散文，已经编入了自己交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秦皇岛思绪》；女儿的问话，又引得我把那篇散文再写了一遍，使文章的切入点显得更加自然、贴切。重新写就的散文在当年7月20日的《秦皇岛日报》发表以后，我给公刘先生寄了一份剪报；公刘先生复信略略表示了“谢意”，字里行间透出的主要是关心自己当年写的诗，在现在孩子们的心中还有没有比较强烈的共鸣。又接到公刘先生的信，我的心一下子飞到了远在几千里之外，年愈古稀仍在笔耕不辍的公刘身边。我多么盼望有朝一日，他能再来昌黎，我们一同攀登五峰，去追回那伟大革命先驱的战斗身影，去唤回那飘荡在深山幽谷的划时代最强音啊！
“不是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也不是不管它往哪儿开／生活像恶毒的后娘／时不时变着花样将我虐待……”前年11月，就在公刘先生躺在安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病床上，看到老友曾卓写的《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一诗，写出表达自己对“生活”际遇无奈的《不是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短诗时，我为同样在昌黎留下踪迹的音乐大师、著名指挥家李德伦撰写表达怀念之意的散文，请同在一个楼层办公的一位同志拍摄李老题赠的一幅书有“惟乐不可以作伪”的遗墨，随即也把公刘的题词拍了下来，一同扫描进我在电脑里建的影库之中。当时，我有一种不该有的预感，总觉得世上留给疾病缠身，且已高龄的公刘先生的时间恐怕也不会太多太久了。没想到，一年没多多少时间，这一天真的来了。一生写出不少凝炼、沉烈的诗篇，晚年又写出一些针砭时弊的随笔，原名刘仁勇，又改名刘耿直，用《
诗经》诗题作笔名，经过炼狱炙烤的诗人公刘，带着他的一颗赤子之心，一身正气与烈骨，独立不移的人格，还有那充满才气与正义的诗魂，终于去了。得知这一天的到来，我欲哭无泪，但愿公刘真的能像他自己希望的那样，“平平常常地来，安安静静地去”。而我们每个依然健在的人，在有一天也不得不告别这个人世时，倘若也能够像公刘先生这样想，那人生就显得坦然多了，也就有了难得的生命的音响和光华。
诗人小传：
公刘（1927～2003），当代诗人，原名刘仁勇，又名刘耿直， 1927年3月7日生于江西南昌。11岁时在地方报纸上发表致日本小朋友的公开信，宣传抗日爱国思想，1939年写了第一首诗。1946年正式使用公刘的笔名创作杂文、诗歌。1948年到香港，从事进步文化活动。1954年出版诗集《边地短歌》，后又出版《神圣的岗位》、《黎明的城》。作品把西南特有的神奇美丽的自然风物与人民战士英勇豪迈的精神气质融于一体，创造了清新而凝重的抒情风格。1957年出版诗集《在北方》，创作题材和诗情有了很大拓展。1962年后任《火花》月刊编辑、安徽文学院院长等职。1979～1991年，出版《尹灵芝》、《白花·红花》、《离离原上草》、《仙人掌》、《骆驼》、《公刘诗选》、《刻骨铭心》、《梦蝶》等诗集13部，诗论集《诗路跋涉》、《乱弹诗弦》等5部。